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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蚕丝公司即全面衰落。943 年 月华中蚕丝公司清理结束，残存资产转让给汪伪政府设立的中华蚕丝公司。中华蚕丝公司资本，汪伪政府占5％，日方占49％。
华中蚕丝公司登记的上海缫丝厂只有闸北两家。937 年淞沪抗战时，原上海华商缫丝厂除被战火损毁外，纷纷迁入租界。当时丝贵茧贱，缫丝生产可获厚利，投资者纷设缫丝厂，到939 年底，缫丝厂增至43 家，缫丝车794台。华中蚕丝公司统制蚕茧，禁止运入租界，租界缫丝厂以贿赂、走私等办法取得原料，但日益困难。940 年，日方加强统制，上海租界茧源断绝，缫丝厂被迫纷纷停工。943 年华中蚕丝公司结束后，日本对蚕丝的统制也随之松弛，上海和江浙的缫丝业有所恢复。战时江浙丝产区的另一现象是小型丝厂的兴起，这说明日伪无力全面统制缫丝生产。
广东丝厂规模较小，战前约有缫丝厂58 家，缫丝车3 万台。沦陷后，日军强迫各厂复工，由日商以军票强制收丝，丝厂损失甚大。日商将丝偷运香港获利。香港沦陷后，日商也停止收丝，生产停顿。
中国厂丝本供外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销断绝，各厂生产大减，纷纷倒闭。
4.火柴业。
华北、华中沦陷区原有华商火柴厂约00 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和广州有些厂受战火损毁，华北有些厂被日军管或改为“中日合办”。华北、华中各厂原与日厂有联营关系，战起停顿。938 年8 月，日方发起恢复联营。广东的火柴厂，原独自联营，沦陷后，日方设华南燐寸会社，分配各厂产额，配给化学原料，并统收产品。火柴联营原为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刘鸿生所倡办，抗战爆发后，日军要求刘鸿生合作，刘拒绝去了香港。大中华火柴公司所属火柴厂，有的被军管交联营社代管，有的被日商收买，有的被定为“嫌疑”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加强对火柴生产的统制，因原料奇缺，又削减产额，实行火柴配给。937 年，华北、华中和广东各厂生产火柴80 万箱，943 年生产24. 万箱。大中华公司各火柴厂，937 年生产火柴8.4405 万箱，943 年才生产.082 万箱。加强统制生产后，各地小型火柴厂兴起，有的是手工生产。这些厂生产的火柴在黑市上售卖。
5.造纸业。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华商造纸厂集中在上海、浙江和平津，有3个厂，资本332 万元，年生产能力.5297 万吨。战时损失严重，总计8个厂，资本088 万元，占原设立资本的82％，年生产能力4387 吨，占原生产能力的7％。其中被炸毁的3 个厂，被日军管占用的 个，被日商收买、合办、合作、租用的8 个厂，被拆迁无下落的 个厂。内迁 个厂，仅存下2 个厂，也未全部复工，估计生产能力仅及战前的8％。但战时洋纸进口减少，940 年后仅数万吨，而需求增长，但敌伪统制限于新闻纸、模造纸，其他并不严格，因此上海、青岛等地在战时新设造纸厂25 家，到945 年实存造纸厂37 家。厂数虽超过战前，但新厂均小型厂，年生产能力2.3 万吨，只及战前年生产能力的/3 强。
.制药业。
抗战前华商制药厂集中在上海，又大都在租界，战争爆发后受损失不大。中法、五洲、信谊、生化等药厂均将部分设备内迁，但工厂在上海继续生产。欧战爆发后，西药来源日少，而战时需要又骤增，故抗战时期，上海华商制药业还有发展。943 年日伪加强统制后，始稍衰。
大后方的民族资本抗日战争时期，约有00 家民族资本工厂历经千辛万苦迁往大后方。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部分民营工厂，第一次迁徙到武汉，武汉垂危时，又第二次迁徙到四川、湖南、广西、陕西等大后方。944 年春，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湘桂工厂又紧急迁往贵州。这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一次壮举，内迁的工厂数虽不多，但对于工业基础极其贫乏的大后方来说，这00 家民营工厂、0 余万吨的机器设备和万余名熟练技工，立即成为大后方发展工业的骨干力量。如范旭东、侯德榜组织入川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不下200 人，在四川建立了化工和科研基地，发明了举世闻名的侯氏制碱法。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基本上解除了洋货和外商厂的压力，各地的资本和技术力量又向大后方集中，同时人口和军需的增加，都迅速扩大了市场的需求，民营工业因此得到了蓬勃发展，对抗战和民生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改进了生产力的布局，对西南、西北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现将937—944 年大后方民营工业的情况，按年份、地区、行业分别列表如下（）按设立年份分类金额单位百万元 下表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 卷，第537—538 页。表列工厂系有工人30 人以上，或使用动力，或资本在 万元以上者，故小型厂以至一些工场手工业亦包括在内。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平均每厂资本（万元）
93 年以前270 9.3 9.3 33.8937 0 2.9 2.3 35.5938 82 9.4 9.7 38.3939 34 8.2 53.7 5.5940 49 55. 30.3 .94 738 280.8 2.7 2.9942 077 33.7 8.5 0.8943 977 49.3 9.2 0.9944 533 809.8 .9 0.4年份不明85 75.3 8.4 9.9合计474 325.3 3.*（B）按设厂地区分类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工人数重庆4 89.4 0.0 470四川83 858. 93.7 524贵州83 00. .0 34云南42 24. 2.5 9277广西343 202.2 2.7 33湖南870 45.4 23.7 48400陕西325 27. 28.7 232其他27 25.4 28.8 37034合计474 325.3 3. 254597（）按经营行业分类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工人数冶炼3 3.2 8. 923机器95 48.7 32.4 33425五金32 0. .9 78电器04 00.3 .3 353化学353 2.7 0.8 4530纺织880 50. 58.9 79877服饰品73 .9 5.2 94饮食品588 427.4 3. 7254印刷文具44 79.9 .2 9004杂项工业95 8.0 5.2 4539合计474 325.3 3. 254597*因进位关系与分年数之和有0. 差额。
从上列各表可总结出以下几点（）抗战时期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必须把每年的资本额折成战前币值才能作比较。从折战前币值栏中可以看出，投资最多的是938 年和939 年。从940 年起，投资逐年减少。迄944年，合计设厂474 个，资本额折战前币值3. 亿元。（2）从设厂数来看，939 年起大增，但资本额从939 年后反而缩小，说明设厂规模日益小型化。942 年以后开设的厂，平均资本已不到战前币值 万元了。944 年，后方工厂雇工不到30 人的占4.5％，不到50 人的占7.8％， 500 人以上的仅占2.8％。后方设厂规模的小型化，主要是适应战局不稳、器材缺乏、需求变动等战时环境。后方许多工业几乎是从无到有，它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物力条件，迅速投产，适应战时需要，并随时调整，小型厂有它的优越性，并且是工业起始阶段的必然现象。（3）从后方民营工业设厂分布看，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湖南、广西、陕西、云南、贵州等地，投资的0％以上集中在重庆和四川的川中、川东、广元一带。战时工业生产力的重新配置具有重大意义，它改变了战前以东南沿海口岸和外国租界为基地的布局，在广元、昆明、桂林、衡阳、宝鸡、兰州等地形成了新的工业区，并依地方特点，各有偏重。但是随着942 年以后民营工业的衰落，尤其是抗战胜利后政府复员政策之不当，这些新工业区也大多衰落了。（4）战时后方民营工业的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即民营重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冶炼、机器、五金、电器、化学5 项即占资本总额的0％。这些产业有较大发展的原因，一是战时军事上的需要，二是在新厂纷设阶段，需要大量的建材和机器设备，战前依靠进口，因战争阻塞了进口，只能自力更生求之于国产，从而刺激了后方 宫韵史《937—945 年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状况》，《历史研究》90 年第3 期。重工业的发展。
上述材料不包括采矿业。后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民营矿业也有发展，特别是民营小煤矿。民营矿业投资无系统统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计，944 年民营工矿业资本折战前币值共3.58 亿元，与官僚资本为52％与48％之比。此数包括民营工矿业中的官股。
战时后方工矿业有迅速的发展。据对煤、生铁、钢、有色金属、石油及其制品、电力、酒精、代用油、酸、碱、水泥、机电、棉纱、棉布、面粉、火柴、纸等7 项产品产量和产值（按933 年不变价格估计）统计，938 年产值093 万元，939 年294 万元，940 年579 万元，94 年20957万元，942 年23330 万元，呈逐年上升趋势；943 年2237 万元，944 年207 万元，945 年8205 万元，呈逐年下降趋势。内民营938 年产值87万元，占全部产值的78.8％，939 年970 万元，占7.5％，940 年425万元，占72.3％，94 年3432 万元，占4.％，942 年3294 万元，占57％，943 年25 万元，占50.5％，944 年9308 万元，占4.3％，945年8820 万元，占48.4％。可见民营工矿业的产值从942 年即呈下降趋势，而民营工矿业所占的比重也一直是逐年下降的。这说明官僚资本的不断膨胀和对民族资本的排挤。这7 项工矿产品的产量和产值的详细数字见下表抗战后方主要工矿产品产量和产值估计（938—945）
产值按933 年不变价格估计 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 卷，第542—545 页。
938 939 940 94 942 943 944 945煤产量（万吨） 470 550 570 00 3 2 550 524产值（万元） 2350 2750 2850 3000 357 3309 275 29内民营（万元） 998 2530 2582 253 258 2523 203 94生铁产量（吨） 52900 2730 45000 337 9000 70000 4034 48495产值（万元） 270 320 229 325 490 357 205 247内民营（万元） 254 295 203 275 34 75 90 87钢产量（吨） 900 200 500 20 3000 800 33 8234产值（万元） 9 2 5 20 30 8 34 82内民营（万元） 7 8 9 9 7有色金属产量（吨） 40392 38903 3909 39437 3944 774 0730 4347产值（万元） 457 4289 4940 4845 449 2879 55 723内民营（万元） 3038 2535 2720 238 8 978 33 3石油及其制品（无民营）
产量（石油吨） 75 559 2 2984 0888 7035 75723 7233产值（万元） 40 233 28 3 30 53电力产量（万度） 732 949 93 2730 385 444 5422 970产值（万元） 73 95 9 273 39 44 542 97内民营（万元） 9 89 008 098 23 92 02 2酒精产量（万加仑） 30 8 459 935 072 073 22产值（万元） 73 95 02 478 2245 2572 2575 3893内民营（万元） 55 25 77 079 40 44 48 2258（续表）
938 939 940 94 942 943 944 945代用油产量（万加仑） — 4 4 20 3 80 372产值（万元） — 2 8 43 78 42 70 45内民营（万元） — 8 28 44 5 3 58酸产量（吨） 272 98 595 85 00 007 93 00产值（万元） 4 3 9 8 7内民营（万元） 4 3 9 0 4 4 5 碱产量（吨） 520 940 48 2079 223 325 0 3342产值（万元） 3 23 3 50 54 78 4 80内民营（万元） 3 23 35 47 5 73 35 72水泥产量（吨） 2498 48794 50479 25429 39843 35088 4044 42230产值（万元） 8 95 202 02 59 40 3 9内民营（万元） 8 95 202 02 5 3 43 44机器电器产值（万元） 57 48 224 353 407 47 345 289内民营（万元） 472 995 374 84 832 830 37 987棉纱产量（件） 2455 2745 2958 500 400 8 45000 9200产值（万元） 50 57 4 239 2373 2427 30 439内民营（万元） 383 37 338 020 830 84 557 403棉布产量（万匹） 40 57 8 22 280 233 207 产值（万元） 39 479 58 2470 234 299 94 57内民营（万元） 99 30 359 853 833 398 32 050面粉产量（万袋） 5 93 324 45 488 43 288 20产值（万元） 340 433 729 05 098 929 48 43内民营（万元） 340 433 72 980 999 97 47 324（续表）
938 939 940 94 942 943 944 945火柴产量（箱） 2000 2000 4000 9000 2000 24000 33000 22000产值（万元） 0 0 70 95 30 20 5 0内民营（万元） 57 57 79 3 00 32 84纸产量（吨） 492 52 0 4200 4250 3580 39 3990产值（万元） 7 8 23 47 49 25 28 40内民营（万元） 5 5 5 94 99 85 83 84合计产值（万元） 093 294 579 20957 23330 2237 207 8205内民营（万元） 87 970 425 3432 3294 25 9308 8820民营比重（％） 78.8 7.5 72.3 4. 57.0 50.5 4.3 48.4战时后方工业确有发展，但其发展规模有不同的测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认为“总的看来，后方工业的规模约仅合战前全国的％强，专就华人工业说约合7％。”对战时后方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样有多种不同的估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测算，抗战头几年后方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20.9％，其中官营工业高达44.3％，而民营工业只有.4％。但942 年以后的几年是负增长，后方工业平均年率负7.9％，其中官营工业负0.2％，而民营工业负2.8％。民营工业即以抗战头几年的.4％的增长率而论，也是历史上较低的。战时民营工业的命运远不如战前二三十年代。尽管一时工厂内迁，投资踊跃，实际上938—945 年民营工业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3％，而官营工业却是22.％，整个后方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7.％。942 年后，民营工业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通货恶性膨胀。（2）
政府的统制政策，统制最早的有色金属钨、锑、锡，最早出现生产衰退。减产原因是政府压低收购价，以至不敷成本。942 年开始盐、糖、烟、火柴专卖。943 年 月开始实行限价， 月并行议价。政府收购价、限价、议价过低，成为民营生产衰退的重要原因。（3）国家官僚垄断资本的侵夺。后方原属农业区，农民购买力极低，工业品市场有限。战时官营工业大发展，政府又推行统制政策，必然要挤掉民营工业。官营工业的大发展是在940 年之后，官营工业原占官私营总产值的/4 左右，94 年占3％，943 年即增至50％。酸、碱、水泥，原无官营，至943 年，官营已占产量的7％—3％。面粉、火柴历史上原无官营，到943 年，官营已占产量的25％—27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 卷，第54—547 页。
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 卷，第547—548 页。
％。棉纺织一向是民营最重要的行业，938 年官营厂还只占纱布产值的3.5％，943 年竟达5.％。国家官僚垄断资本的膨胀，注定了民族资本的衰败。
后方主要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概况.钢铁业。
七七事变前，民族资本钢铁厂寥寥无几，因需求增加和进口断绝，战时后方钢铁工业发展起来了。大后方有民营炼铁厂00 家，集中在四川，942年有37 家，资本5 万元，工人5023 人。炼钢厂5 家，集中在重庆，有4家，资本85 万元，工人89 人。渝鑫钢铁厂是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联合企业，由上海大鑫厂迁渝，故称渝鑫钢铁厂，以制钢见长。938 年民营厂生产生铁近5 万吨、钢约700 吨。到94 年钢增至900 吨，942 年生铁增至7万多吨。这几年官营钢铁业也迅速发展，942 年生产生铁2.4 万多吨，钢2400 吨。942 年之后，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民营厂受严重打击，944 年生铁下跌至.8 万吨，钢产量尚能维持原水平。
2.机器业。
机器制造是后方发展最快的民营工业。944 年后方有民营机器厂95家，资本折战前币值3240 万元，工人3.34 万余人，有车床、刨床、铣床等工具机3423 台，已超过战前全国（不包括东北）之规模。在939 年以前，以承制军事订货为主，此后大厂主要制作动力机、工具机、作业机等，小厂承制零配件或翻砂、冷作。
四川有民营机器厂470 余家，内400 余家集中在重庆，有各式机床2400台。湖南有民营机器厂200 余家，内90 家集中于衡阳。广西有民营机器厂近00 家，内88 家集中在桂林。陕西的民营机器厂集中在西安，有78 家。后方民营机器业生产的衰退较其他工业要迟，但幅度更大。944 年产值猛跌/4，许多机器厂歇业倒闭。
3.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是后方民营工业中最大的工业，有353 个厂，资本额.27亿元，折战前币值.08 亿元，工人.453 万人，这是因为它包括了制药、橡胶、水泥、火柴、染料、窑业、日化、炼油、酒精等众多行业。但基本化工即酸碱工业为数有限。战时后方，除原有陕西集成三酸厂、四川彭县碱厂外，另有0 余家酸碱厂兴起，但都规模很小，半手工生产。惟吴蕴初的天原电化厂迁设重庆及宜宾，有电解槽00 余具，产盐酸、烧碱、漂白粉。电解法产品纯良，为后方工业增添光彩。范旭东经营的久大、永利沦陷后，久大在四川自贡设精盐厂、电厂、机修厂等。永利在四川犍为设碱厂和侯氏制碱法试验厂等。酸、碱生产以民营为主，且产量增长较快。酸938 年产量为272 吨，944 年为93 吨，增加3 倍多。碱938 年产量为520 吨，944年为0 吨，增长近 倍。
4.棉纺织业。
后方原有纱厂4 家，仅西安大华厂较大，余均小厂。后方棉纺织业的兴起，主要靠内迁厂，内迁纱锭约5.7 万枚，占后方民营纱锭总数的0％。后方纱厂数无确切统计，《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统计，944 年后方有民营纺织厂880 家，资本额5. 亿元，折战前币值5890 万元，工人近8 万人。942 年后方民营纱厂有纱锭25.30 万枚，布机925 台，这个数字不包括民营小型厂。后方民营纱厂无不盈利。942 年政府加强统制后，停止发展。
5.面粉工业。
后方原有民营面粉厂 家，资本22 万元，钢磨35 台，日产能力9240包。战时新设厂8 家，日产能力.4 万包。官商合办厂5 家，钢磨20 台，日产能力3420 包。小型面粉厂4 家，日产能力737 包。据统计，942 年面粉产量488 万包，内民营厂产量为444 万包，是抗战时期产量最高的年份。抗战初期各厂利润优厚。940 年5 月，政府实行面粉统配，核定粉价；94年7 月，实行面粉统购统销；942 年7 月改为委托加工。因原料不足，加工量递减，加上加工费又偏低，各面粉厂陷于困境。
.航运业。
七七事变后，中国轮船遭重大损失。937 年有轮船027 只、.8484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5.489 万吨，民营.3795 万吨，到94 年只存下轮船309 只、4.54 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2.273 万吨，民营2.3827 万吨。后方轮船业以民营为主，但战时民营轮船吨位减少。不过，就轮船业的经营说，不能只看轮船吨位的增减。战时后方疏浚嘉陵江、金沙江、綦江等水道，轮船航线有所增长。后方客运繁忙，轮船的客运量一直是增长的。民营航运业在担负军公运输和抢运内迁工厂设备、物资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最突出的是卢作孚经营的民生实业公司。战前民生已收买、合并了39 只川江上的中外轮船，共有轮船4 只、.87 万余吨，垄断了川江航运。战争开始后，它紧急运输川军出川作战，在武汉撤退中，又以低价承办军公运输和抢运迁川工厂的物资，并损失轮船0 余只，伤亡近百人。939 年，民生共有轮船37 只、3. 万吨，占到后方民营吨位的90％。以后，民生的船只减少，但在其他方面仍有发展。943 年民生再增资为8000 万元。民生公司的成功，与卢作孚的政治眼光、企业家胆略和他的一套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7.商业。
七七事变前，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9 省，约有人口.5 亿，战时迁入后方约有70 万人，兵员00 多万，非农业人口的剧增，国际和国内新交通线的开辟，新工矿区的建设以及大小新城镇的兴起等等，都扩大了后方的市场。当时大后方兼有战争和建设的双重任务，华北、华中沦陷区的很多资金也集中到后方。后方各省地方政府原来的财政支出不会减少，中央政府迁重庆后财政支出则大部转入后方，942 年约达245. 亿元，折战前币值.28 亿元。政府财政支出扩大了市场的需求，转化为市场上的有效购买力，促进了战时后方商业的繁荣。除后方生产发展和需求增加外，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投机盛行、囤积居奇、黑市炒作也促成了商业的虚假繁荣，或称为商业的畸形发展，大大小小的发国难财者，比比皆是。战时后方商业活动无系统资料，因战时金融业、工业乃至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也都参与商品买卖和囤积，又有逾百亿元的游资在后方市场上兴风作浪，更无法入任何统计。重庆成为西南的商业中心，据统计942年有商业2.592 万户，资本49535 万元，占全部资本的72.7％。花纱布是战时管制最严的商品，也是投机最盛行的行业。凡是管制的物资和黄金、美钞、英镑都有黑市炒作，重庆也成了最大的投机市场。战时滇越、滇缅、中印各路以昆明为起点，昆明成了对外贸易中心。战时昆明有私营进出口商00 余家。西安则成为西北一大商业中心。
8.银行业。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金融垄断资本膨胀，后方国家银行、省市银行、县银行纷纷设立。945 年8 月后方有国家行局7 行，分支机构853 处，合计80行、处；省市银行、县银行304 行，分支机构27 处，合计43 行、处。商业银行有5 行（内有0 家总行不在后方），分支机构595 处，合计70行、处。5 家商业银行中，中国实业、中国国货、四明、新华均有大量公股或国家银行投资，除中国实业银行战时扩大业务、投资中国兴业公司等外，其余并不活跃。上海商业、浙江兴业、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著名大银行，战时都将总行迁往后方。其中金城经营最积极，并投资民生公司和一些工矿企业。战时后方发展最快的仍属川帮银行。战时币值混乱，私营银行的资本无正确统计。但有材料说明战时后方国家银行和省市银行的家数和分支机构都大大超过战前全国数，但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数却较战前全国数（32 家、分支机构54 处）减少了。在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的膨胀下，后方私营银行虽有发展，但很有限。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算，93 年产业资本总额，关内与东北合计，达99.9 亿元，而关内是55.4 亿元，这里没有考虑币值变动的因素。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只有5.50 亿元（按947—948 年国统区93 年币值），仅及93 年关内和东北总额的5.％。这有资料上的原因，使战后资本估值偏低。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的衰退是肯定的。93 年，关内的民族工业资本有4.48 亿元，连同东北的华人民营工业，共8.89 亿元，成为历史上的最高峰。抗日战争中，民营工业在后方有很大发展，资本约合战前币值3.58 亿元，但已逊于官僚工业资本的3.85 亿元了。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借接管敌伪工矿而进一步膨胀起来，工业资本达战前币值5.99 亿元；而民族工业仅恢复到93 年的78.％，即4.85 亿元。就整个产业资本说，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消失，在947—948 年，民族资本在全部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93 年的20.50％增为战后的24.％，但它同官僚资本相比，则由93 年的50.7％比49.3％改变为战后的27.8％比72.7％（93 年不计东北）了。
第四节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张，它通过美援、借款、投资和签订“中美商约”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948 年美国资本已占全部外国投资额的44.％。大量美国商品和资本流入中国，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据估计，国民政府所接收的敌伪资产约值战前法币23.02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4 亿元，国民党官僚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同美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垄断了中国的经济。
中国浴血奋战八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资本家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积极筹划恢复和重建自己的企业。当时，民族资本家在收复区的企业，大部被毁被占，损失严重；在后方的企业大都因陋就简，且深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打击，需要作重大的调整，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十分艰难。但是，在胜利之后，他们受到种种阻挠和打击，整个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
后方民营工业的没落后方在抗战之前，只有少量的近代工矿企业，经济极不发达。据统计，937—944 年先后向政府登记设立的民营工矿企业，总数达457 家，后方的军需民用主要靠这些民营工矿企业。但是，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一响，这些对抗战有功的民族资本家，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厄。由于胜利的突然到来，物价出现反常状态，从狂涨到暴跌，整个后方市场发生极大震动，直到9 月底才稍稍稳住。在这一个多月里，重庆的大多数商品，少则跌价40％—50％，多则跌价70％—80％。例如棉纱、生丝、绸缎、布匹、百货、纸张、药材等，跌幅均在50％—0％以上，油糖类跌幅在40％—50％之间，甚至民生必需品的粮食类跌幅也在30％以上。不仅一般商品暴跌，连黄金、美钞的价格也狂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重庆的金价跌了70％，美钞价也跌了0％。物价狂跌，对民族工矿企业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货价暴跌，商品滞销，货币不能回笼，不但无法继续生产，连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加上资金大量东流，市场银根奇缺，债务催逼，周转失灵，战时生产局又停止加工订货，工矿企业以致陷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停产倒闭。据统计，到94 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390 家会员厂仅存00 家，开工者只20 家；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所属工厂470 余家，停工者达2/3；四川中小工厂联合会的200 家工厂，停工歇业者达80％。当时重庆有405 家工厂，停工倒闭者竟达千余家；成都从抗战胜利到94 年7 月，工厂停闭了2/3；昆明停闭的工厂，约占工厂总数的0％；贵州全省在抗战胜利前有大小工矿企业500 家，到945 年 月初，停闭的已达0％以上；西安工厂也大量停闭。国营厂矿也减产停工。据经济部所编后方工业生产指数，945 年第四季度较第二季度下降20.9％，其中机器类下降5％，钢铁类下降45.％，水泥下降44.7％，酸碱类下降4.％，日用品类下降8.％，燃料类下降4.9％。94 年起经济部就停止编制后方工业生产指数了。后方各地厂矿纷纷倒闭的结果是失业工人日益增加。据统计，当时重庆失业工人约 万人，昆明约5 万人，贵阳约4 万人，成都约3 万人。
在工矿企业一片停闭声中，民族资本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后方工业界曾为此发表《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于兹两月又半，吾人由狂欢而彷徨，由彷徨而焦忧，今则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后方工业是抗战中适应战时环境创建起来的，它的总产值虽只有战前全国工业的％强，但在开辟内地工业基地和改变工业结构中有重要作用。当时后方交通已开辟，市场已初步形成，且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若政府能善加整理和扶助，发挥其优势，必有可为，但国民党中枢无意于此。945 年8 月下旬，内迁工厂代表30 余人群集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据称院长宋子文答曰“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②对此，请愿者满腹抱怨，后又求见蒋介石，蒋担心事情闹大，勉强答应贷款38亿元。38 亿元贷款分给300 个厂家，每厂所得无几。等到各厂贷款到手时，法币币值又江河日下，各厂还得变卖资产，以了债务。
沿海城市工业的恢复抗战胜利之初，上海等沿海城市的物价也猛跌，市场不景气。但因后方大量法币涌至，抢购商品，上海物价在抗战胜利后第三个月即回涨，并因政府当局规定法币兑换中储券（伪币）的比率过高，中储券持有者转向囤购商品，市场出现虚假活跃。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民族资本家曾要求政府以一部分敌伪产业作为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经济损失的补偿和战后重整企业的补贴。其中以棉纺织业的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由他们接收敌伪纺织厂的事例最为典型。茂新、福新、申新面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尔仁于945 年0 月5 日向宋子文提出《接受日本纱厂及人造纤维厂的建议书》，建议不仅要求接收日本在华纱厂，还要求从日本国内拆迁400 万至500 万枚纱锭和一部分人造纤维厂设备至中国，分配给战争中受损失的各民营纱厂经营，以资补偿。但国民政府行政院于945 年 月27 日通过决定，全部敌伪纺织厂由国营中国纺织建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辑第244—24 页，引自《中国工业》第3 期。② 胡西园《抗战胜利内迁工厂陷入困境》，《工商经济史料丛刊》983 年第2 辑，第98—99 页。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0 年版，第400 页。
设公司经营，两年后再归民营。已被各民营企业接办的日本纱厂，也只得忍痛让出，民族工业资本家大失所望。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称“没收的大批敌伪产业，原皆我国人民血汗，被敌攫取，转而向我榨取倾销，作经济侵略之资本。今我一旦获此，洵属可喜。但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为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②所谓“两年再归民营”是国民政府欺骗搪塞之词，棉纺织业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分享抗战胜利果实的活动，前后闹了两年，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厂也没有到手。在当时也有某些行业的民营资本家分得一杯残羹，使得少数沿海城市局部性的行业和企业，一度出现过短暂的繁荣现象。据统计，国民党统治区947 年2 月工厂登记有5048 家，职工00 万人，比战前厂数大增，但民营厂恐怕不会比战前增加。948 年以后，国统区日益缩小，国统区的工业也全面衰退，已无统计发表。但此时发生北方资金南流现象，故上海一带设厂仍盛。到949 年，大量资金外逃，上海的工业迅速衰败下来。据解放后953 年的调查，949 年全部私营工业（指4 人以上的户，3 人以下者划为个体户）有2.35 万家，职工4.3832 万人，资产净值20.08 亿元（人民币），总资产8.28 亿元（人民币）。据推算，949 年0 人以上私营工厂有.478 万家，职工92.5477 万人，资产净值4.05 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5244 万元，总产值4.35 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854 万元。这个调查数字大于947 年底公布的工厂登记数，这可能是计算标准和方法不同的结果。但即使949 年全国有民营厂近.5 万家，职工近百万人，其资本额恐怕也达不到93 年民营厂的水平。
战后农业的衰退战后农业生产逐年下降。与93 年比，947 年粮食产量减少7.％，油料作物减少24.％，棉花更减少了35.％；948、949 年因受战争影响，情况就更坏了。这几年无特大自然灾害，农业反而衰退，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政策所致。其中继续实行田赋征实和内战中的征发为害最甚；大量进口美国粮棉又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使城乡贸易失衡。农民购买力的急速递减和粮棉等原材料的缺乏，不仅是战后民营工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国家垄断资本和国民党政权终于崩溃的原因之一。
美货大量倾销压得民企透不过气来② 《乐农自行纪事续编》，945 年8 月0 日纪事。《申新系统企业史料》第 编，第2 期，第23 页。 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 卷，第45 页。
战后美货大量涌进中国市场，把疮痍尚未愈复的民族资本压得透不过气来。据海关统计，94 年美货已占中国进口贸易总额的53.9％，如加上美货走私贸易数字，其所占比例还要高得多。94 年中国进口总值合5090 万美元，947 年合4420 万美元，948 年合2030 美元，三年合计29340 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美货。美货倾销，不仅造成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大量入超（94—948 年三年入超7250 万美元），而且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对民族资本工业更是巨大的灾难。上海是美货倾销的主要基地，民族资本所受打击也最严重。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记载，94 年7 月，上海有大小民营工厂349 家，受美货倾销冲击，倒闭停工的竟达2597 家，占7％。上海全市有200 多家制药厂，在美国西药倾销下，94 年先后倒闭了0 家。全市有袜厂240 余家，在美国尼龙丝袜冲击下，有72 家被迫停工。上海有近百家奶牛牧场和乳品工厂，因竞争不过美国奶粉和乳制品，纷纷停工关场。上海的民营面粉厂本来就开工不足，94—948 年的三年间，每年平均进口美国面粉444 万余包，最多的947 年竟达85 万包，等于那年国产面粉总量的70％，严重威胁了民族面粉工业的生存。这个时期，美国水泥充斥上海市场，每袋（50 公斤）只售.8 美元，而刘鸿生经营的上海水泥厂所产水泥每袋成本要合到3 美元，无法竞争，只得关门，改为堆放美国水泥的仓库。上海的大大小小马路上，到处是美国的罐头、巧克力、香烟、玻璃丝袜、火柴、手纸等等。当时整个民族工业绝大部分都遭受美货不同程度的打击，美货成了“美祸”。
官僚资本的垄断独占和敲诈勒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庞大的敌伪资产，仅工矿企业即达24个，估计价值达20 亿美元，为官僚资本垄断工矿企业奠定了基础。资源委员会隶属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从945 年的28 个增加到947 年的29个，并改组建立了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水产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华北盐业公司和台湾糖业公司等。94、947 年两年，官营厂矿产品价值，按美元计算，即比945 年增加了20 倍。当时官营厂矿在国统区所占比重如下煤炭80％、钢铁98％、石油和有色金属00％、电力78％、机械72％、水泥7％、纱锭0％、机制糖90％。再加上金融、交通运输、商业方面的垄断，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形成垄断独占局面以后，便利用手中的种种政治特权，变本加厉地与民争利，在资金、原料、能源、市场、价格等方面加强控制，使得民族资本走投无路。国民政府的官吏贪污**，对民营企业横加干涉和限制，以至借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更成为民族资本家的沉重负担。
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祸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以致军费开支大增，财政赤字节节上升。94 年的财政赤字已近4 万亿元，947 年上升为27 万亿元，948 年竟达900 万亿元。这样庞大的财政赤字，依靠美援和官办企业收入作抵补，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得不大量印发钞票以资弥补，于是法币发行量便毫无限制地膨胀，945 年底为039亿元，94 年底增至372 亿元，947 年底又增至33885 亿元，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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