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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是以奏议专集的形式流传，约有300 余种。
个人奏议专集，或称政书，或称奏议、奏疏，或称奏折，或称奏稿、奏牍，前面冠以作者名号。有谥号者，那时认为这是最高荣誉，均以谥号题名，如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奏稿》等。有以爵号题名的，如左宗棠的《左恪靖侯奏稿》，李鸿章的《李肃毅伯奏议》，这是因为编集出版时他们都在世，还没有谥号。有以官衔题名的，如张亮基的（左宗棠代撰）《张大司马奏稿》，程德全的《程中丞奏稿》。有以籍贯题名的，如徐致祥、宝廷的《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有以别号题名的，如贺长龄的《耐庵奏议存稿》，徐继畲的《松龛奏疏》。有以治地题名的，如李嘉端的《抚皖奏稿》，张凯嵩的《抚滇奏疏》。有以住所题名的，如宋晋的《水流云在馆奏议》，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辑要》。至于现代整理出版的，则径以其人的名字题名，如《锡良奏稿》、《郭嵩焘奏稿》、《袁世凯奏议》等。
个人奏议不单独成书，编在他的全集、遗集、文集中的为数也不少。近代著名大官显宦，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均有全集或遗集出版行世，奏议编在最前面，数量且较大。就曾、左、李三人来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30 卷，收录折片897 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4 卷，收录折片34 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80 卷，收录折片92件。名为全集，实际上并不全。现在着手搜集增补。已经增编出版的有《林则徐集·奏稿》，计收587 件，为《林文忠公政书》50 件的39 倍，无关重要的尚未编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袁世凯，这些重要人物的全集均已开始进行增编，陆续出版。其他将奏议编入个人文集者，如徐鼒的《未灰斋文集》、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等，通常是其人官不大，奏议不多，不能单独成集，甚至不能单独成卷，便和其他文稿编在一起，但大多数也是照例把奏议编在文集的最前面。
至于电奏，由于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视之为“私文书”，不像奏稿那样受重视，刊印传世者较少。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锡良、徐世昌、杨文鼎等人的全集、遗集、政书中收录了一些电奏，《张文襄公全集》中有电奏3 卷，数量较多。
晚清官员的上奏情况清朝对于什么人可以上奏是有严格限制的。京师的阁部大臣、各衙门堂官和科道言官，外省文官自道员以上、武官自总兵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其他下级官可以呈请其上级主官代奏，一般民人可以具呈都察院代奏，但很少见。各类官员的职掌不同，奏议内容不同，编集传世的多少亦不同，大体情况如下.京师的阁部大臣及院寺堂官的奏议，约近百种。如刑部左侍郎黄爵滋的《黄少司寇奏疏》，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许太常奏议》，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知止斋折稿》，户部尚书孙瑞珍的《孙文定公奏议》，内阁学士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的《袁侍郎奏稿》，都御史陆宝忠的《陆文慎公奏稿》等。
2.科道言官的奏议，约有四五十种。如尹耕云的《心白日斋集》，赵启霖的《静园集》，江春霖的《梅阳江侍御奏议》，胡思敬的《退庐奏疏》。3.各省督抚的，如前举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奏议都是。他如马新贻的《马端敏公奏议》，曾国荃的《曾忠襄公奏稿》，沈葆桢的《沈文肃公政书》，刘岳昭的《滇黔奏议》，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谭钟麟的《谭文勤公奏稿》，陶模的《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刘铭传的《刘壮肃公奏议》，李秉衡的《李忠节公奏议》等，为数很多。近代督抚共有四百六七十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余人有奏议留下来，各种结集和版本总算起来，共约二百六十余种。
4.边疆地区的将军、大臣、都统、副都统等，和内地督抚一样，掌管该地区军政事务，其奏议结集的也有二三十种，如驻藏大臣景纹的《驻藏奏稿》，归化城副都统兼署绥远城将军文瑞的《光绪绥远奏议》。
5.钦差大臣的奏议，为数不多，如《向荣奏稿》，《僧格林沁奏稿》，又《僧王奏稿》。
.驻外使节的奏议，约计三十余种，如出使英、法、俄等国大臣曾纪泽的《曾惠敏公遗集·奏稿》，出使法、德、奥、俄等国大臣许景澄的《许竹筼先生奏稿录存》，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大臣薛福成的《庸庵全集·出使奏稿》。
7.其他各地文武官员，包括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提督等，传世的奏议亦有数十种，但各人的奏议篇数并不多。
上述情况表明，近代各类官员的奏议分布不均衡，督抚奏议最多，约为近代奏议总数的一半，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是由近代特殊的内外权力结构和各类官员的实际地位形成的。
其他公牍各级官员的公牍，除给皇帝的奏疏以外，还有日常处理政务的其他各种公牍。其内容一般说来不如奏议重要，但就其记述下层事务的具体详尽来说，又往往超过奏议，可补奏议之不足。
辛亥革命后废除皇帝，奏折亦随之消失。至于各级官员的办公文书，民国初年大体沿袭清末习用的格式，变动不大。
近代海关的重要官员任用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从而形成了主要以英文书写的海关档案。实权操在洋员手中，但它在名义上是中国衙署，从海关总税务司起所有海关都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所以他们办公留下的档案也应当视为中国官员的办公文书。
晚清各级官员来往文书晚清各级官员奏议以外的办公文书，不像奏议那样被重视，因而保存下来或编刊问世的不像奏议那样多，但也有相当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公家贮存的公牍档案保存下来的不多。四川巴县档案，从康熙以后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是全国仅有的一份。至于个人居官积存的档案，有些高级重要官员的保存下来了，如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端方全宗》、《赵尔巽全宗》，现存上海图书馆的李鸿章、盛宣怀的档案，现存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吴煦档案等，但为数也不多。一般中下级官员的档案能够保存下来的更是绝无仅有了。
各级官员办公文书之编刊行世者可分为衙署公牍和官员个人专集两大类。
京师各部院衙门的公文大都以官署而非个人的名义收发，因而也多由官署编印。例如《清国史馆移咨札示汇送文》 册，光绪年间刻本。又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是该衙门清档司日常整理的专题公文汇编，现已开始作为史料出版问世，如《教务档》、《四国档》等。
各省则由于办公的需要，有的编刊《省例》，如《粤东省例新纂》8 卷，道光二十六年（84）刻本。又如《江苏省例》4 编，陆续编刊于同治八年（89）、光绪元年（875）、九年（883）、十六年（890），内收自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83—889）的督抚藩臬的文件，意在举例示范，“俾各属遵守奉行，免致歧误”。其中所收文件虽不多，但可看出该省日常公务中的各种问题及处理原则。
到清末最后十年间，受近代报纸、期刊的影响，从各省到京城又排日或定期发刊《官报》，直隶发刊《北洋官报》（902 年），两江发刊《南洋官报》（903 年），其他湘、赣、川、豫、皖、粤、鄂、鲁、桂、甘、浙、黔、闽和东三省相继编印《官报》，即各该省政府的机关报，仿照中央政府《邸报》的形式，报导政务活动，刊登奏折、上谕，还刊登该省各级官员的其他公牍。此外，从京师到各省，还有各衙署编刊的《官报》，如学部的《学部官报》、农工商部的《商务官报》、邮传部的《交通官报》；各省“三司”（提学使司、提法使司、交涉使司）“二道”（巡警道、劝业道）也多编印《官报》。不过，从政府各衙署到各省府州县日常办理公务所产生的文件数量来说，发表在《官报》上的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机密文件或因他故尚不便公之于众的文件，在《官报》上也看不到。
京官公牍之编入个人专集者不多，有之如黄云鹄的《兵部公牍》2 卷，收入他于同治初年任兵部司官时所撰拟的咨文，禀稿等三十余件；又如周家楣的《欺不负斋全集》，前三卷收他充总理衙门章京时所拟的有关对外交涉的文稿。
出使大臣的有《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是许景澄出使俄国、德国时发给总理衙门的咨文和信函；《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系出使俄国大臣杨儒与沙俄交涉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有关文电和谈判记录。
地方官员的一般公牍编印行世的，还是以总督巡抚这一级的高级官员为多。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公牍，其后人编成《信及录》一书于929 年出版。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林则徐集》，《公牍》 册93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信及录》之外又增添了五十多篇。这大约是晚清公牍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
稍后曾、胡、左等人的公牍亦知名于时。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8卷，奏疏5 卷外，书牍批札等35 卷，其中尤以书牍为主。他自称其“军事精神思虑多注于往返书札之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奏稿30 卷，而公务书札33 卷、批牍 卷，其杂著2 卷亦收有告示等公牍，总数且超过奏稿，惟其中由幕府代拟者不少。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开雕本）收书牍28 卷，批札7 卷，咨札、告示、说帖各 卷。近年岳麓书社编印《左宗棠全集·札件》，多方搜辑，仅增补了38 件。该社又访得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藏左宗棠函札原件辑印为《左宗棠未刊书牍》 册，计7通，绝大多数是谈公务的。
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全书》，奏议80 卷之外，朋僚函稿20 卷、译署函稿20 卷、海军函稿4 卷、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 卷，又电稿40 卷。这是吴汝纶为之编定的。李鸿章自同治九年（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一般公牍或假手幕僚，而有关外交之“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光绪六年（880）起，“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惟吴汝纶意在为李鸿章“止谤”②，有些文件删而不录，收录者亦间有删改。至于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牍如批札咨文等，因“已离本任，无从搜罗”，遂一概从略了。但在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光绪三十一年刻本）中却保存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自广东到北京议和时的一些代李起草的文件，折奏之外，其他咨、批、照会等有74 件，可以看出李鸿章处理直隶地方洋兵、拳教、赔款等问题的情况。
曾、胡、左、李之外，较重要者尚有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和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刘集又有959 年中华书局新版本，改名《刘坤一遗集》，共 卷（略去文集 卷），奏疏、电奏之外，有书牍7 卷、电信3卷、公牍2 卷。张之洞遗集先有许同莘编辑本，其中奏议、公牍、函、电四种于98—920 年铅印单行出版；后由王树枬增补，编为《张文襄公全集》229 卷，928 年木刻行世，其中公牍3 卷，电牍（兼收来电）80 卷、书札3卷。
以上诸人是晚清数十年间特别重要的封疆大吏，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在他们的全集中都先后有所涉及，奏议固属重要，而其他公牍与奏稿相表里，奏议语焉不详或未曾语及之有关情况，每可于其他公牍中得之。
官至督抚每重奏议，其他公牍单独编集问世者较少。除前述《信及录》外，其后较著者有丁日昌的《抚吴公牍》50 卷，皆下行文，涉及面很广，可以说是一省长官率属官办理庶政的有代表性的公文编集。
专谈军事的，有反映从金田到永安和太平军作战情况的《乌兰泰函牍》（内收向荣、姚莹的来信），湘军将领王錱的《王壮武公遗集》和李续宾的《李忠武公书牍》，抗法名将冯子才的《军牍集要》和其时任浙江提督守宁波的欧阳利见的《金鸡谈荟》。有些地方官遇上战事，也有把有关公牍编为专集的，如同治中任山东东昌知府兼山东抚标营务处的龚易图的《东昌军中牍稿》和同时署山东汶上知县的张锡纶的《军书汇钞》，都是有关堵御捻军的文件。地方官亲理庶政，不止是军事，上述两书是特例。
地方中级官即道府之公牍，近代著名者当首推胡林翼之《宦黔书牍》7卷，已编入《胡文忠公遗集》中，为胡林翼自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时写给上级的禀报和给下级的指示，其中有许多是有关办团练、镇压苗民起义和防备太平军入黔的。易佩绅于同治九年（870）署安顺府时的《安顺书牍摘钞》3 卷，主要涉及镇压乌束陇仲家族起义事。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第48 页。②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第48 页。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午汝纶致周玉山（馥）书，见《吴挚甫尺牍》，宣统二年国学扶论社石印本，卷下，第20 页。
又易佩绅于光绪二至六年（87—880）任贵东道时的《贵东书牍节钞》4卷，时在贵州苗汉各族历时20 年的抗清起义之后，其辖区又是苗族聚集地，故涉及剔析弊政、总结教训者颇多。
方浚师著《岭西公牍汇存》 卷，为方氏于同治八年至光绪五年（89—879）任广东肇阳罗道时的公牍，大多数是肇庆府、罗定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的民事刑事案件公文。其地州县官的公牍有，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2 卷，光绪三十一年（905）刻本，内收作者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七年（873—88）历署广东遂溪、海康、陆丰、南海等县知县，并奉委办理肇庆后沥厂厘金时的办公书牍。再后有李锺珏光绪二十年（894）署理广东陆丰县的《圭山存牍》（光绪二十一年刻本）、二十一年（895）署理广东新宁县的《宁阳存牍》（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和二十五年（899）署理广东遂溪县的《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95 年第4 期），后者有关于法帝国主义强占广州湾和当地人民反抗的记载。从以上诸书中可以看到晚清广东沿海地方上的许多情况。
《山东义和团案卷》2 册，齐鲁书社98 年出版。原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容是山东各府（缺登、莱、青三府）县给巡抚的禀报，报告各该府县地方的义和团情况，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899 年9 月）至二十七年二月（90 年3 月）。罗正钧的《劬盦官书拾存》2 册，920 年潭乡罗氏养正斋刻本。光绪二十六年（900）上半年，罗正钧署理直隶定兴县知县，正值京保地区义和团兴起，本书所收全是禀报当地义和团兴起情况的。晚清各级官员文书，材料较丰富，内容较具体，在近代史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中能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这些官员文书也有其弱点。有上奏权的高级官员重视奏报，很少亲自处理一般公文。中下级官员，许多咨、札、批、禀等公文的拟稿、誊正、收发、登记等工作，主要由幕友或书吏承担。幕友书吏师徒授受，父子传袭，盘踞衙署，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实际的封建行会。他们援引例案，套用框式，所办公牍，往往流于官样文章，内容虚实不一，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时有所鉴别了。
民国政府官员文书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以及其他好多行省先后组成军政府，军政府在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中形成了一些公文。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临时中央政权在其政务活动中也形成了一批公文。
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军政府的公文函电，一部分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分藏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一部分刊载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等出版物上。以文书编集形式传世的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约有一二十种。比较重要的有《革命文牍类编》，上海时事新报馆民国元年（92）初出版；《民**政文牍合编》，广益书局民国元年出版；《革命军文牍初集》、《二集》、《三集》，光汉学社出版；《共和关键录》，上海筑艺书局民国元年出版。这些文牍汇编的内容更为集中，为我们查找辛亥革命历史文献提供了方便，有些文件还是在别处很难找到的。以个人集著行世的有李烈钧的《武宁书牍》，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集著中，也都收有公文函牍，其中有许多是和辛亥革命有关的。《孙中山全集》第2 卷（中华书局982 年版）收录孙中山92 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各种文件四百数十件，其中函电占多半，另外也有咨、批、令等正式公文。这些文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活动，记载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34 卷，前8 卷为他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时的来往电文，约计800 件。这些电文反映了黎元洪“军民分治”等政治主张，记载了湖北方面的军政情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情况、南北议和的情况，等等，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不见于他书的。
袁世凯建立起北洋军阀政权后，继承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也定期印发《政府公报》，不过内容远不及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丰富活泼，实质上是清代《邸钞》的继续。各省有些也沿袭清末之《官报》而出《公报》。虽然当时机密公文不会在这些官方《公报》上发表，但也毕竟积存了一些文件。
民国初年继续有一些公牍汇编之类的书出版，如《中华民国新文牍》、《中华新文牍类纂》、《通电汇钞》等。这些类纂汇钞保存了不少北洋政府官员的正式公文，但更多的还是官员间的来往函电。
北洋政府官员个人的文件编集行世者，中央有《袁大总统书牍汇集》，民国三年（94）出版；《黎大总统政书初编》，民国五年（9）普益书局出版；等等。
地方长官者有四川民政长、巡按使陈延杰的《川牍存要》（93—95），广东省长朱庆澜的《粤东公牍辑要》（9—97），陕西省长李根源的《秦中文牍》（9—97），自民国元年（92）起久任新疆都督、省长等职的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等。不过为数不多，不像清末督抚那样大半有公牍编集行世。
袁世凯当政后，废府并县，知县改称县知事。他们也有印行其公牍的，但为数不多，大抵为自我宣传其政绩而付印，如周大封的《莱阳录》即如此。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宋教仁被刺后爆发“二次革命”，继之以“护国”、“护法”，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参与反对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也留下不少公务文书。《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3、4 卷，内收93—98 年孙中山的著作，其中大多数是和反袁、护国、护法有关的文件。《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84 年版），曾业英编，其中有关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的文件。又梁启超的《盾鼻集》、唐继尧的《会泽首义文牍》，皆为“护国”之役的有关公牍史料。唐继尧的《会泽靖国公牍》，则为“护法”时期他乘机向四川进攻前后的文件。
海关档案及其编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在处理各种公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批公文档案。其中有各种报告、咨、呈，以及大量的来往函电。这些文件的形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建立新式海关起，直到民国年间。它们过去一直由各海关作为档案自行保存着，解放后被我们接收过来，称之为海关档案。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海关总署的档案。
海关档案是一种特殊的公文史料。一方面，中国近代海关作为近代中国的政府机构之一，它所使用的公文函电，和我们前述的咨札函电一样，也应属于近代各级官员文书之列。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虽派有海关监督，而实权操在“募用”洋员税务司之手。海关职员大多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他们的办公文书主要使用英文，也有法文、德文的。虽有汉文的，但为数不是很多。所以，海关档案又与一般中国政府官员的办公文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在公牍领域的特殊产物。建国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对海关档案进行整理编译，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 辑，包括中法战争、缅藏问题、中葡里斯本草约、中日甲午战争、英德续借款、义和团运动、庚子赔款、近代邮政、辛亥革命、938 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等 个专题。近代中国发生的历次大事件，在海关档案中无不有所反映。通过出自在中国海关供职的洋员之手的这些文件，使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渠道，得以从某一侧面了解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事件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阴谋活动和真实意图。
九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陈霞飞主编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874—907）》，分为9 卷，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入赫德与金登干往来信件3528 封，电稿449份，另附赫德与其弟赫政往来电报42 件。赫德，英国人，从83 年到908年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达45 年之久。金登干是赫德的亲信，874 年被赫德派任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历时34 年。这些函电指示了许多迄今还不大为人们所知道或者知之不详的晚清外交秘密，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份重要记录。
第三节典章制度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其成套的典章制度，反映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统治特点。中国近代包含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政府和民国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这时的典章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有属于封建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也有属于半殖民地的。记述清朝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典制资料很多，这里只扼要介绍几种最主要最常见的专书。
大清会典会典是从明朝开始修撰的，它是从“会要”发展而来的。“会典”、“会要”名称不同，内容相似，都是当时现行制度的总汇。
《大清会典》从康熙朝开始编撰，雍正朝又续修，主要是将清朝开国以来的统治经验制度化，便于官员遵守，提高统治效能。书有典有例，典例结合。典是正文，不能变。例是则例，是对典的补充或说明，是可以变通的。乾隆朝第三次修订，以典例合辑，使“典例无辨”，谕令将典和例分卷纂辑。嘉庆朝第四次重修，在《会典则例》基础上补入逐年事例，改名为《会典事例》，又增修《会典图说》。
嘉庆以后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都没有续修会典，直到光绪十二年（88）才开始第五次重修。这次修纂主要以历朝实录及国史馆所藏有关资料和各部院则例为依据，先由各阁部院府守监等各该衙门起草，最后由会典馆总汇。其断限上起清初，下迄光绪二十二年（89）。光绪二十五年（899）书成，计《光绪会典》00 卷，《会典事例》220 卷，《会典图》270 卷。光绪朝修的《大清会典》是清代五朝会典中最详尽的一部，不但增加了嘉庆以后有关典制的新内容，也补上了前此历朝会典之不足。新增的有咸丰十一年（38）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补充的有军机处。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年间，但《雍正会典》和《乾隆会典》未收，《嘉庆会典》收而不详，《光绪会典》弥补了这个缺陷。
在记述各衙署典制时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凡例》）的方法，即各衙署首列最高长官的职掌，并对其职掌范围内的各种规章制度详加解释，然后分列所属机构、官员、职掌、编制等。例如吏部，首记尚书、侍郎，“掌天下文职官吏之政令”；再记所属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的官员设置并详叙其职掌。以下详列全国地方文官及其职掌。
本书有光绪二十五年（899）成书的清缮本，二十八年（902）石印本，三十四年（908）商务印书馆据原写本的影印本，该馆后又将影印本收入《万有文库》。
康熙、雍正两朝会典是将典和例编为一书的，《乾隆会典》起典例分辑，“以典为经，以例为纬”（奏定凡例），以后遂成定制。《光绪会典事例》是清代诸会典中保存典制方面资料最丰富的一部。
《会典事例》也是以各衙门（缺军机处）为纲，其次序，完全照会典。
在每个衙门下，又分若干目，目下又有细目。事例辑录的是清朝开国至光绪二十二年（89）前的有关谕旨，按不同的部门、事类、逐年排比，主要说明现行制度是经过怎样的“因革损益”而形成的。例如内阁，分建制、典礼、职掌三目；建制一目又分内三院沿革、设官二细目；职掌一目又分进本、票拟、票拟加签、御门进折本、巡幸发递本报、勾到、收发红本、收存揭帖、颁发书籍、收存副本、恭拟谥号、撰拟制诰、撰拟匾额字样、承宣谕旨、记载纶音..等27 个细目。每目之下，将有关该项制度因革变化的谕旨按时间先后扼要列出，清楚明白。
但是，会典和事例都只记到光绪二十二年（89）；鸦片战争后新增机构只辑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亦嫌简略。光宣之际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事在本书修成之后，便都没有记述了。
光绪《大清会典图》，沿嘉庆《大清会典图说》，有图有说明文字，又有所订正和增益。计天文图32 卷，从《嘉庆会典图》之57 图增至333 图；冠服图20 卷，从2 图增至285 图；礼图30 卷，从227 图增至28 图；舆卫图4 卷，从82 图增至24 图；乐图（包括谱表）2 卷，从84 图增至38 图；武备图 卷，从248 图增至3 图；舆地图32 卷，33 图，完全是新增的。这些图说，主要也还是记录清朝典制，但有些具体事物仅靠文字不易说清楚，绘图再加说明，便可一目了然了。
舆地图是新添的。计全总图 幅，百里开方的各省全图27 幅，五十里开方的府和直隶州图335 幅，皆有文字说明。惟缺基层州县图，这是自嘉庆《大清一统志》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绘制地图，比上次绘的好一些。这些图是行政区划图，可与《会典》之记各省府州县职掌部分对读。这些图，详水而略山，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比较详细的全国河流图。
清修《文献通考》清乾隆时，继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由政府组织人力先修《续文献通考》，继修《续通典》、《续通志》，并另修清朝（原称皇朝）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以上六书至乾隆五十年（785）陆续完成，其中《清朝文献通考》对研究清代典制最有参考价值。
《清朝文献通考》，300 卷。内容主要记有努尔哈赤始建后金国起至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清代制度，分2 门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群祀考、宗庙考、群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
此书记的虽是清代前期事，但由于到乾隆后期，清代典制已经过百余年的调整而基本定型，以后大都遵行不变，所以此书对于了解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制度仍是重要的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所记止于乾隆五十年，嘉道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激烈变化，典章制度也不能例外。单靠《清朝文献通考》来了解清代典制已远远不够，刘锦藻编纂的《清代续文献通考》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先着手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计划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78—904）间事，宣统二年（90）完稿。第二年便爆发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刘锦藻遂又补辑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905—9）事。共400 卷。有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除仿照《清朝文献通考》之2 门外，对清政府在近代采取的新措施新制度用两种办法补入一是附入已有各门，一是另增新门类。前者如银行、海运附于国用考，厘金、洋务（鸦片）附于征榷考，团练、练军、巡防队、海军等附于兵考。无可附入者，另列新门类，计有外交考包括交际、界务、传教、条约4 目。
邮传考包括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5 目。
实业考包括总务、农务、工务、商务4 目。
宪政考不分目。原2 门加新增4 门，共30 门。对了解近代洋务运动及光宣间的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等，尤为不可缺少的系统资料。
类似的书还有《皇朝掌故纂编》00 卷鄞县张寿庸等编。分内外编，内编以帝系冠首，以吏、户、礼、兵、刑、工六官为纲，分述各部规制。外编以外务部为纲，以各国立约年月考弁首。本书有光绪二十八年（902）求实书社铅印本，错讹太多。
《清史稿》 志《清史稿》中记述清代典章制度的志有 种，共42 卷。 志是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交通、邦交。
《清史稿》编纂工作组织得不好，完稿后未认真复核，又仓卒付印，以致存在不少问题。如职官志竟缺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这是重要疏漏。《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记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典制的有政府公报、年鉴及公布的各种法令规则，但很分散，也不易找到。目前比较系统全面介绍这时期典制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一书。此书上、下两册，钱实甫著，中华书局984年出版。作者在本书例言中说“本书主要说明民国元年（92）四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开始，至民国十七年（928）六月张作霖逃出北京为止，前后共计十六年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也可以简称为‘北洋官制’。”“南京临时政府、护**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广州大元帅大本营等，虽不属北洋政府的范围，但这些政府大都存在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或多或少各有一些不能完全割断的联系（特别是‘法统’上的关系），所以在本书内也一并说明，以便参考。”本书对每个政治机构的说明，既注意其职掌的性质，又不忽视其历史的变化，既详尽，又全面。此外，可与刘寿林编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互相参用。
第四节私家著作私家著作所记载的是私人的活动、感受、见闻、议论等，能够反映官方文件所涉及不到的许多方面。也有使用官方文件记述官方事务的私人著作，乃是事后的追述，与事发当时起政令作用的官方文件是不同的，其价值也就在于事后下笔，可作综合叙述并评其得失。
近代去今不远，私人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多。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专著、诗文集、信札、日记，以及野史笔记等，并各具特色。
专著近代专著为数不少，大体可分为记事和记言两大类。
记事专著有魏源的《圣武记》，内容却是近代以前清朝的“武功”。作者眼见鸦片战争失败，感愤时事，藉此书以抒发如何图强御悔的思想，当时影响颇大。
近代大事头一件是鸦片战争。记此事的著作有一批，主要的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以上三书的作者都未出国门，故所记外国情事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处。
从鸦片战争开始，国人了解外国情况成为时代的需要，这时有两部著名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魏书博大，徐书谨严。虽仍有对外国情况叙述不尽准确之处，但在闭关一百多年的中国，使国人开始得以窥见外部世界，其影响是很大的。此外，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
近代初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这次起义**是被清朝镇压下去而结束的，统治阶级方面为此而编撰的书很多。记事首尾齐全的先后有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和李滨的《中兴别记》。为湘淮军“记功”的有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钱勖的《吴中平寇记》、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等。记左宗棠进军陕甘、收复新疆的，有易孔照等编的《平定关陇纪略》、黄丙煜等编的《戡定新疆记》等。上述诸书，《湘军志》文字雄劲，间有直笔，最有名。《湘军记》记叙更详赡。其他则率由军中幕僚引录有关谕折文报按时间顺序连缀而成。又有记各省区战事的专书，主要有张曜主编的《山东军兴纪略》，尹耕云主编的《豫军纪略》，罗文彬、罗秉恩编的《平黔纪略》。
记中法战争的有罗惇曧的《中法兵事本末》，记中日甲午战争的有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记戊戌变法的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另有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光绪一朝清廷大事。
有关辛亥革命的记事专著较多。孙中山的《革命源起》（即《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8 章《有志竟成》），是他自述革命活动之作。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记事自894 年兴中会成立起，至925 年止。其他如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陶成章的《浙案纪略》、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等，则是记有关辛亥革命的各地各事的著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记大事的著作主要有，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曾毅的《护**纪事》，马震东的《袁氏当国史》，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记张勋复辟的有许指严的《复辟半月记》、天悔生的《复辟之黑幕》等。
记言专著有《校邠庐抗议》，冯桂芬写于8 年的政论，影响颇大。
《弢园文录外编》，王韬撰。本书所收大半是他在香港主持《循环日报》时写的宣传变法自强的文章。
《盛世危言》，郑观应著。此书对戊戌维新运动影响较大。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观应集》收入此书。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戊戌维新造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
《变法通义》，梁启超著。89 年发表于上海《时务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仁学》2 卷，这是谭嗣同的哲学著作。899 年梁启超将其中一部分在《清议报》上发表，后来全文出版成书。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收入此书。
《訄书》是章炳麟（太炎）早期政治社会思想论文的结集。初刻于900年，计50 篇。后又重订，删去一些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的论文，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计3 篇，另有“前录”2 篇，904 年于日本出版。94年更名《检论》，2 篇，另有正文附录7 篇。比较研究，可以考察章太炎思想发展的脉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收入此书。
《革命军》，邹容著。903 年出版之后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
《警世钟》和《猛回头》，陈天华著。后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天华集》。
《建国方略》，孙中山著。本书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著作，写于97—99 年，后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
诗文集近代文人的诗文集很多，难得有精确统计。有的学者据各大图书馆藏书存目计算，清人诗文集约有.5 万种，这还不是完全的数目。其中，属于道光朝以后的在半数以上。至于民国年间属于近代的诗文集有多少，尚无统计，其下限也不易确定。
诗文集中的诗和文，一般都是分开编辑的，我们这里也分开谈。
文集不同于专著，是把作者不同时间、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诸篇文章编在一起的。其内容的特点是散，杂。因为文集内容散而杂，所以也难有概括其内容的题名。有的冠以作者的名号，如龚自珍的《龚定庵文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文集》、贺涛的《郝先生文集》、章炳麟的《太炎文录》等，为数较少。大多数冠以作者的书斋或住所的名称，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文集》、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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