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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懿辰的《半岩庐遗文》、潘曾莹的《小鸥波馆文钞》、冯桂芬的《显志堂稿》、方浚颐的《二知轩文存》、薛福成的《庸庵文编》、黎庶昌的《拙尊园丛稿》、徐宗亮的《善思斋文钞》、叶昌炽的《齐觚庼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文集》等，这样的题名和文集内容并无联系。至于现在重新整理出版的，直书作者之名，如《龚自珍文集》、《魏源集》、《何绍基诗文集》、《郭嵩焘诗文集》等，一看便知是谁的集子，对于读者是方便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新文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抱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志向，写文章，作宣传，以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先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小册子单行，而后才汇编成集。如谭嗣同、刘光第、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陈天华、章炳麟、禹之谟、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蔡锷、马君武、熊希龄等人的文集，近年来已陆续编辑出版，其内容主要是政论文章。这类政论的文章，就其内容之丰富和影响之大来说，可以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孙文的《孙中山全集》为代表。
诗集，常常和文集合编在一起，如刘蓉的《养晦堂集》、戴望的《谪麟堂遗集》，内收文集，也收诗集。又有书名“文集”，但里面也收诗集的，如朱一新的《佩弦斋文存》、史念祖的《俞俞斋文稿》、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皆收有诗集。诗集单行的也很多，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诗钞》、张维屏的《松心诗集》、张际亮的《思伯子堂诗集》、金和的《秋穗吟馆诗钞》、黄遵宪的《入境庐诗草》、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康有为的《南海先生诗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张謇的《张季子诗录》等。词，有附编在诗集之内的，也有单行的。
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日益严重，也就日益激发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思想，从而产生充满爱国主义**的大批诗篇。阿英辑有《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等，收录爱国诗歌甚多。
有一类可以称之为“纪事诗注”体的诗，多为五七言律绝句，于字句间加注，或于题下加叙，或于每一诗后附以较长的说明。例如贝青乔的《咄咄吟》，对鸦片战争时期江浙战场清军之腐朽乖戾有具体揭露。如记太平天国时事的有佚名的《粤西独秀峰题壁三十首》、海虞（常熟）学钓翁的《粤氛纪事诗》、陈庆甲的《金陵纪事诗》、秦荣光的《上海竹枝词》等。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胡思敬的《驴背集》、高树的《今銮锁记》、龙颙山人（郭则沄）的《庚子诗鉴》、洪寿山的《时事志略》等。刘成禹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注记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许多史事。后来又有张伯驹撰《续洪宪纪诗补注》。
书信近代距今不远，书信流传下来的也多，有的早已编印行世，有的近年才整理出版，有的还收藏在公家或私人手里，其总量是很大的。近代书信编印行世的，大致有以下各种情况。一般文人的文集中收有信稿，其内容有许多是说经论史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全集中，书札很多，单编为多卷。
书信编集单行的，有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左宗棠的《家书》，李鸿章的《尺牍》等。
后来陆续出版的书信集，多是作为商品或史料编印出来的。如《何桂清等书札》、《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未刊信稿》、《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左宗棠未刊书牍》、《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荣禄存札》等。近代印刷技术进步，有些书札是影印的，如林则徐致刘建韶（闻石）的《林文忠公尺牍》（北京懿文斋本）、故宫博物院藏的《林则徐书札手迹选》、《陶风楼藏名贤手札》、于式枚拟稿李鸿章审定修改的《李文忠公尺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清代名人书札》等。这样的影印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写信人的手迹，比排印本更可靠。
上述这些排印的或影印的书信集，都是就收藏者（私人或单位）所藏书信稿编印的。也有多方搜集编印成集的，不过这类搜集整理的书信单独成书的少，大多编入作者的文集中。如王栻主编的《严复集》、李有明等编的《刘光第集》、汤志钧编的《陶成章集》等，皆收有多方搜集来的书信。
不论是官方通信或私人通信，凡当时并不公之于众的，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而人们最为注意的，是那些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的秘密信件。近代最著名的是与8 年“辛酉政变”有关的《热河密札》，是咸丰皇帝死后，有人从承德行宫向北京发出密信，报告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和企图揽权的皇太后之间的冲突。又如《袁世凯致徐世昌函》、《端方密函》、《张勋藏札》等，可以看到这些政治事件中的里层情况。
和密信相反的是公开信，例如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是以给康有为公开信的方式来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的。又如孙中山的《讨袁宣言》，也可以说是直接诉之于公众的公开信。
还有晚清一些革命志士的遗书，在慷慨赴死以前，留给家属、朋友、同志的，如《吴樾遗书》、陈天华的《绝命书》、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方声洞的《致父书》等，充满爱国**，令人感动。
总之，我们要注意各类书信的特点，并要了解这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事、以什么方式、写给什么人的，了解了这些才能知道该信的性质，才能判断该信内容讲的是真话、是假话，或有哪些是真话，然后才能准确地评估其文献价值。
日记近代知识分子，很多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自己日常生活的记录，大多是为自己备忘而不供别人看的，所记的是当日的行事、见闻、思想、心情，比其他私人撰述更具有真实性、原始性。
公开印出来流传的，较多的是记行程的日记。当时在士人和官员中有一种风气，一上路就写日记。赶考的、上任的、出差的，乃至被罪赴戍的，都写日记，可以出示亲友或印出来馈赠亲友。这类日记主要记沿途所经的山川名胜，间及风土人情，有的也要记及这次旅行的任务。
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是遣戍新疆时从西安到伊犁的日记，是由他的后人在光绪三年（877）刻印出来的。不过据《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92 年出版）所收这段日记的原稿对勘，可知刻印时颇多删改。
派赴各省的主考和学政，几乎无例外地要写日记。如潘祖荫《秦輶日记》，瞿鸿 《使豫日记》和《使闽日记》，皆只记行程，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吕佩芬《湘轺日记》，除记行程外，并记考试诸事。
考生赴试的有，云南新平举人马太元的《北游日记》。官员入都或赴任的有，黎庶昌《丁亥（887 年）入都纪程》，记由黔川陕晋北上；保廉《辛卯（89 年）侍行记》，随其父陶模自陕入觐又赴新疆巡抚任。这两种日记，详记沿途山川道路等情，并予考订，号称博雅之作。
还有其他出差日记，如聂士成的《东游纪程》（893 年），李树棠的《东缴纪行》（898 年），皆自天津至黑龙江的往返考察日记。
近代中国派员出国考察或派出驻外使臣及其随员多有日记，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搜集整理，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已出第一辑0 册，收3 种，其中主要是外交使者的日记，记有斌椿《乘楂笔记》、志刚《出使泰西记》、张德彝《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随使法国记（三述奇）》、《随使英俄记（四述奇）》。祁兆熙《游美洲日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英轺私记》、何如璋《使东述略》、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欧游杂录》、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此外尚有黄山书社出版的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记》。
还有一类专题日记，是专记特定事件的一些日记。鸦片战争时有张喜奉派赴英舰接洽议和的《抚夷日记》，曹晟记英军陷上海的《夷患备尝记》，朱士云记英军陷镇江的《草间日记》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记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有不著撰人的《庚申都城戒严事记》，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等。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日记更多。如陈徽言《武昌记事》，记太平军第一次克武昌；周邦福《蒙难述略》，记咸丰三年（853）太平军克庐州府（合肥）事。松江姚济《小沧桑记》，秀水（嘉兴）沈梓《避寇日记》，皆记咸丰十年（80）太平军东下苏浙等地情况。中法战争时期，有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的日记，以北京、天津为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卷记事》，不只记“拳匪”，且记八国联军；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作者系教民，记避入使馆被围困情况。仲芳氏《庚子记事》、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华学阁《庚子日记》、高楠《高楠日记》等，记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
多年连续不断的日记，特别是重要人物的常年日记，记录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始末具备，最有价值。近代重要人物的日记主要有《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其中他领导的禁烟运动和反抗英国侵略期间的日记最有价值。《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这是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九年（840—849）李星沅历官豫、陕、川、苏、云南、两江监司、督抚的日记，所记颇详。曾国藩日记，先有809 年据手稿影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95 年台湾又出版手稿影印本，增添了道光十九、二十两年的日记；近年岳麓书社编印《曾国藩全集》，《日记》部分据以上两本校点排印出版。《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980 年版。他的日记自咸丰五年（855）起，至光绪十七年（89）止（缺三段约39 个月）。翁同龢日记，925 年有影印手稿本，名《翁文恭公日记》，中华书局近年编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出版标点排印本，名《翁同龢日记》。起咸丰八年（858），至光绪三十年（904）逝世止，前后4 年（只缺咸丰九年四月以后9 个月）。另有《军机处日记》，为他第一次充军机大臣时（883—884）的办事备忘手记，有938 年影印本，现亦校点整理附印在《翁同龢日记》中。《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830—908），字燮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历官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其日记起自同治六年（877），止于光绪二十八年（902），稿本有缺失，大部分完整。记事比较周全，内容丰富。
还有些常年日记，作者并非身居要职的达官显宦，但所记者抑或涉及大事要事，特别是数十年不断，遂亦为世所重。这样的日记有赵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记》（852—85）和《能静居日记》（858—889）；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83—889）；《赵缦堂日记补》（854—82）；《郇（荀）学斋日记》（889—894）；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89—9）；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870—97）；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仅存光绪十九年至三十四年（893—908）间的十年的日记。
宋教仁的《我的历史》，是他留学日本时的日记，起904 年0 月30日，迄907 年4 月9 日（缺905 年9 月22 日至2 月），多记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920 年在宋氏故乡湖南桃园石印出版。近年收入陈旭麓主编之《宋教仁集》，中华书局出版。
还有一些从常年日记中分类摘抄（不是全抄）重行编次的有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这样的分类日记其好处是便于按类查找材料。
野史、回忆录、笔记等野史，也叫稗史，是相对正史而言。大多是作者回顾某一历史事件中的经历之作，凡属个人经历的，就是回忆录，也有于个人回忆之外，兼采其他材料的。近代这类野史很多，比较有史料价值的，大都已能择要稍作介绍。甦庵道人（杨綮）撰《出围城记》（《鸦片战争》第3 册），作者镇江人，此文记鸦片战争时英军陷镇江事，于乱离之状言之甚悉。
涤浮道人撰《金陵杂记》、谢介鹤撰《金陵癸甲记事略》、张汝梅撰《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 册），太平军攻占南京时，作者皆在南京城里，所记为亲身见闻，为研究太平天国建都初期情况的重要史料。
陈思伯撰《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 号），作者在武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军北伐进至天津附近，又40 年后写成此文，这是从太平军内部记述北伐全过程的回忆录。
李召棠撰《乱后记所记》（《近代史资料》总34 号），作者是安徽贵池人，是他在当地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写的回忆录。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录。庚子年（900）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时，吴永正官怀来知县，于混乱中接驾，并随扈西行，“回銮”时又自西安随行至开封，亲见往返情形，并得与闻行宫琐事。所记慈禧太后的多次谈话，为其他记载所不及。
《辛亥革命回忆录》，是解放后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撰写的回忆录的结集，间亦有写于解放前的，共300 多篇，编为 册，9 至93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文史出版社有增编。作者各据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撰写，有很多是过去未曾见于记载的。
近代笔记甚多，内容亦杂，记人，记事，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记典章制度，记风俗人情，总之，所记内容并无限定。其中，以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者可信性强；记间接传闻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况来判定了。亲自经历和见闻的笔记，如《水窗运呓》2 卷，上卷湖南湘潭欧阳兆熊撰，下卷浙江嘉善金安清撰，内容记述道光、咸丰、同治各朝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等情况，共约00 条。《梦燕亭杂记》2 卷，陈燮龙著。作者以兵部司员追随荣禄，庚子之变时以顺天府尹留京，此后十年间外任督抚，杂记所记其这段时期内亲身经历闻见之事，多涉及清末政局。内容既有直接见闻，也有兼采其他材料写成的笔记。又《革命逸史》 集，冯自由著，中华书局98 年新版。此书记述清末革命党人的种种活动，根据作者的亲身见闻，并参考一些当时报刊等文字材料，所记内容丰富，翔实具体，为治辛亥革命史者所不能不读。
有些主要是根据过去文字记载抄撮而成的笔记，如《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42 卷，又《四笔》 卷，陈康祺著。此书记述清初以来掌故，属于近代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都是涉猎书籍，摘抄而成。但多不注出处，文字亦随手变动，不是第一手资料，其价值较差。《花随人圣盦摭忆》，黄浚著。他在南京时，以《摭忆》为总题撰写遗闻轶事，连载于《中央周报》，943 年集印成书，983 年上海古籍书店又影印出版。书中所记以晚清史事居多，间亦述及更早的和民国初年的人和事。作者生活的时代较晚，书中所记大多是他不能亲历的；但他多引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日记、书札、公牍、密电，所以所记的价值并不低。
近代笔记完全来自亲身经历的或完全不是亲身经历的并不多，大多数是既有亲身经历的，也有间接的；其价值高低也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来自亲身经历。
以下大体按内容先后举出比较著名的笔记梁章钜《归田琐记》、《浪迹丛谈》，黄钧宰《金壶七墨》，薛福成《庸庵笔记》，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徐宗亮《归庐谈往录》，王之春《椒生随笔》，史念祖《弢园随笔》，龚淦《耕余琐闻》，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刘体仁《异辞录》，文廷式《闻尘偶记》，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胡思敬《国闻备乘》，魏元旷《坚冰志》、《光宣佥载》，金梁《四朝佚事》，继昌《行素斋杂记》，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朱彭寿《旧典备证》、《安乐康平室随笔》，夏仁虎（枝巢子）《旧京琐记》，汪东（旭初）《寄庵随笔》，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等。
搜集多种野史笔记，将其中之遗闻轶事逐条抄出，分类排列，是为笔记汇编。其优点是材料集中而又分类，便于查阅；缺点是不注出处，无从考核其来源和可靠性，这样的笔记汇编，有以下三种。
《清稗类钞》48 册，徐珂编，商务印书馆98 年出版。徐珂自清末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作编辑，他搜集大量野史笔记，包括辛亥革命后报刊上有关清朝的遗闻轶事，雇人分条抄出，再由他润饰文字，分类编辑，共.35万余条，92 类，例如时令、地理、园林、外交、度支、考试、战事、宗教、会党、戏剧等类。中华书局于八十年代重排出版。
《梵天庐丛录》37 卷，柴萼编，925 年石印本。此书辑录明清朝野遗闻，而以近代者为多。共898 条，分83 目。各条皆不注出处，也有少数是他自己的见闻。
《清朝野史大观》2 卷，93 年中华书局出版，98 年上海书店据其旧版复印。分编为清宫遗闻、清朝史料、清人逸事、清朝艺苑、清代述异等共五类。书前列有引用书目49 种，但每条并不注明出自何书，仍不便于考核。此书内容和《清稗类钞》重复者不少。
第五节人物史料人物史料，主要是人物传，其次还有人名录（表）。
人物传人物传就体裁来分，有传记、碑铭、行状、年谱和弟子记，以及遗事、轶闻等。
年谱，是一种编年体的人物传。有自撰的，有后人撰的。自撰的，自己记述自己的生平经历见闻，史料价值高些。例如张集馨（800—878）的《道咸宦海见闻录》（98 年中华书局出版。又名《张集馨自订年谱》）；段光清（798—878）的《镜湖自撰年谱》（90 年中华书局出版），对所见之官场黑暗、社会矛盾，记之甚详。但也并不是所有自己写的年谱，其史料价值就一定高。如潘世恩（79—854），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以状元出身，官至大学士，充军机大臣，前后服官0 年，且久处机要，其政治经历可谓极丰富，而其《潘文恭自订年谱》，仅历述升迁，详记恩赏，大事如鸦片战争，竟无一语及之。
年谱于身后由别人撰写的比自撰的多。有由其后人编写的，如《湘绮府君年谱》，是由谱主王闿运的儿子代功编写的。有由其门生故吏编写的，如《曾文正公年谱》，编者黎庶昌是曾国藩门下有名的四弟子之一。而如《左文襄公年谱》，则是由左宗棠的后人请友人罗正钧编纂的，并为之提供家藏的左宗棠留下的全部材料。这样的年谱，编者和谱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而且这样的年谱大都有纪念性质，编写者郑重将事，所以质量较高。
还有于其人死后多年为之编纂年谱的，这多系后世学者研究性的著作。
如吴大澂（835—902）的《吴愙斋自订年谱》（曾连载于《青鹤》杂志第—2 卷），记至光绪二十一年（895），叙述较简；又四十年代有顾廷龙编的《吴愙斋先生年谱》问世（935 年哈佛燕京社出版），广泛搜集材料，内容远比前者丰富清楚。林则徐逝世80 年后，魏应骐编《林文忠公年谱》（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在就有关史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该书有一定价值，但限于史料，尚有考订不准处。又过了40 多年，来新夏著《林则徐年谱》（98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材料丰富，考核精详。
名公巨卿的门生弟子为之撰述生平行事，间有称“弟子记”者。阮元（74—849）晚年退居扬州雷塘，其门生张鉴等及阮元的几个儿子撰《雷塘庵主弟子记》，按年代顺序记述阮元一生仕历、著述及家事甚详。此记又名《阮芸台相国年谱》，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年谱。求阙斋是曾国藩的斋名，其门下王定安撰《求阙斋弟子记》，也是按时间顺序纪事的年谱。到了袁世凯，其门客沈祖宪、吴闿生也为之撰《容庵弟子记》，记事至宣统三年（9），出版于袁世凯做大总统势焰正盛的民国二年（93）。还有一种《抱冰堂弟子记》，分条记述张之洞的政绩，实际是张之洞写的自我吹捧之作，托名弟子记。
关于查找年谱的工具书，最新的有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983 年出版），详载年谱版本著录情况、谱主简历和对该年谱的评述。
重要人物传记，主要有《清史列传》，私家撰述的主要有几家《碑传集》，还有属于正史型的《清史稿·列传》。
《清史列传》80 卷，不署编纂人，928 年中华书局出版。987 年，中华书局又出版王钟翰以此为底本的点校本。王钟翰在《点校序言》中认为，该书的稿本来源有三（）出于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2）小部分抄自《满汉名臣传》；（3）大部分抄自《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全书人物约3000，近代者几占一半，有较高史料价值。
嘉道间钱仪吉辑《碑传集》，收清初至嘉庆朝私家撰述的碑版状记之文。继之者有缪荃孙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汪兆镛的《碑传集三编》等，近代散在各处的私家撰写的碑铭传记之文，主要收在这三种书里。
钱仪吉辑《碑传集》0 卷，又卷首、卷末各2 卷。有光绪十九年（893）刻本。内容共有2000 余人，分类编次。
缪荃孙以《碑传集》止于嘉庆朝，乃继续搜集编成《续碑传集》8 卷，卷首 卷，光绪末江楚编译书局刻本。共收录099 人的传，几乎全都是近代的，但未及收录死于光绪末和宣统朝的，间有重见者（如何秋涛）。援《碑传集》体例，也分类编次。
钱氏《碑传集》中，有一小部分“有删节而无点窜”。缪氏沿其例，“亦或删节，而无改易”。但既删节文字，事实也就难保尽如原意。又经过抄写、刻印，总不免又多一些讹误。所以使用《续碑传集》，应再找该碑传的出处原文。
闵尔昌搜集缪荃孙未及见之碑传，编成《碑传集补》，以补《续碑传集》为主，《碑传集》所未收者间亦补之。932 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共0 卷，又卷首、卷末各 卷。共收834 人的传（间有重见者，如戴熙），分类编目。《碑传集补》所收人数虽不如《碑传集》和《续碑传集》多，但对两集特别是续集作了重要的补充。例如张之万、李鸿藻、王文韶、翁同龢、孙家鼐、荣禄、鹿传霖、张之洞、陆润庠、瞿鸿 等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龚自珍、魏源为近代影响很大的思想家，《续碑传集》均缺，《碑传集补》给补上了。
汪兆镛编的《碑传集三编》意在续《碑传集》和《续碑传集》。他在《自叙》中说“近有补编别出，采及时流，以媚浊世，此则非愚瞀所敢知矣。”所谓“时流”者，主要是指《碑传集补》中革命党人诸传，他是不承认补编且要取而代之，才辑录此三编的。《碑传集三编》50 卷，卷首 卷。汪兆镛生前仅编成清钞稿本，978 年由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影印出版。此书共收450人的传，也是分类编目。所收集不如前几种丰富。但毕竟又多搜集到了一些人物传，其中也不乏重要的和有用的人物传，如丁日昌、邓世昌、盛宣怀、陈宝琛，如《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左文襄公年谱》的作者罗正钧、《镜湖自撰年谱》的作者段光清，以及监督第一批赴美留学生的陈兰彬等。
以上几种碑传集中，还有一些从方志中钞来的传，也算是公家立传，但为数不多，主要的，绝大多数是私家撰述的碑传事状。它们都是为使传主留芳后世而作，充满了尊敬的称呼和颂扬的词藻，不免虚夸，若传主有不光彩 《碑传集》卷首，校刊者诸可宝写在《沈吉士书》后边的案语。
缪荃孙《续碑传集序》，按此序写于宣统二年。
的事，或曲为掩饰，或根本不讲。而其褒贬标准，除少数几篇清末党人传之外，几乎全部都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来立言的。不过，这些私家撰述的碑传毕竟记载了大量的近代人物事迹，是清国史馆传所不能代替的又一类近代人物史料群。
《清史稿》53 卷，是记载有清一代历史的大型断代纪传体史书。自94年设清史馆，由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馆长），延聘清朝遗臣及旧文人00 多人先后参加编写，920 年写出初稿，至92 年始着手修订定稿，而“以馆长病故，北伐日亟”，北洋政府摇摇欲坠，修订工作尚未完成，即于927—928 年仓促印出。出版后曾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因它站在清朝立场上反对和污蔑革命党。有的批评者则认为它撰述不合史法，内容未经考核，等等。然而它毕竟汇集了有清一代史事成此一部大书，没有别的书可以取代它。六十年代台湾出版补充修改本，删去“稿”字，径名“清史”，但仍不能取代原书。98 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出版《清史稿》的影印本。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中华书局组织史学专家整理“二十四史”，同时也按同一规格整理《清史稿》，并且采用“二十四史”同一版式于977 年出版，这就是中华新版标点本，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
《清史稿·列传》部分（不包括土司、藩部、属国等传）中之人物约一半属于近代，有500 多人。这些人物传，特别是重要人物如高级官员的传，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清国史馆传稿，也参考私家撰写的碑传事状。但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人物的根据来说，它不是第一手史料。近代距今不远，比这些列传更原始的记载尚不难寻见。
其他传集，有朱孔彰撰的《中兴将帅别传》30 卷，收曾国藩等0 余人，光绪二十三年（897）辽宁刻本；又续编 卷，收李鸿章等后死者0 余人，光绪三十二年（90）江宁刻本。此书内容主要是湘淮军将领的传，又有僧格林沁以及华尔、戈登、勒伯勒东等洋将的传。出版以后，一时风行。上海书商改名翻印，有名《咸丰以来功臣别传》者，有名《中兴名臣事略》者，后者又与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合为一书名为《续先正事略》。
所有上述人物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即作者很少反映近代中国的新思想、新事物。例如冯桂芬传中不谈他的《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根本无传，他如唐廷枢、朱其昂虽也已官至道员，亦均无传。其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人物传集，如徐世昌编的《大清畿辅先哲传》，马其昶撰的《桐城耆旧传》，杨昌濬等撰的《甘肃忠义录》，王国均等纂的《沧城殉难录》等，为数不少。而地方性的人物群传，更大量地存在于各省府厅州县的地方志中。
人名录人名录不同于人物传，它不像人物传那样记述传主生平事迹，而只记录人物的姓名、籍贯，或再加上其人的简历，至多包括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人物传一般单独成篇，人名录则必须是某方面、某范围的人物群，能向人们提供该方面、该范围的人事信息。
人名录主要分两大类一是职官录，一是科名录。前者是政府官员的人 朱师辙《清史述闻》，三联书店957 年版，第75 页。
名录，后者是科举中式的人名录。近代学堂兴起，又有毕业同学录。
职官录职官录有全国范围的，有地方范围的，也有只是某某衙署的。其中，以全国范围的职官录为最重要。
清代全国职官录的正式名称为《爵秩全览》，这是吏部官刻本的名称。
坊刻本或名《大清缙绅全书》，清末还有题名《大清日新职官录》、《大清最新百官录》等。这类开列全国官员名单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具体的职官志，能使我们一目了然地了解各衙署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各省的行政区划及其隶属关系。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民国，“爵秩”、“缙绅”之类的称呼已不合时宜，于是继之而出的名为《职员录》，由中央政府的印铸局负责编印。书内开列除大总统和副总统以外的自中央的国务总理到各省县知事的全国文武官员名单。开始由于编制未全，常有空缺。后来由于政局动荡，北洋政府不能控制的省份，也常常空缺。到北洋政府后期，因经费拮据，已不能按时出版了。以上是全国官员人名录，尚有各省官员的人名录，当时大都名之为“同官录”。但也不是作为一种制度按期编印，而是或有或无。就现在各图书馆收藏来看，尚不能说各省皆有，更不能说每年皆有。
衙署题名录，一般是记载本衙署自清初到编纂当时的官员名单，按到任先后排列，注明字号、籍贯、出身及简历，兼有注明后官至某官者。
这类衙署官员的题名录，也不是定制以内的事。有的记载本衙署全体官员，有的只记载该衙署的某一类或某一小单位的官员。例如《枢垣题名》是军机处全体官员题名，而《国朝御史题名录》（又叫《谏院题名》）则只载历年补授的御史名单，不载都察院正副都御史，也不载六科给事中，即不载“谏院”（都察院）的所有官员。
辛亥革命以后，直至现在，陆续有后人编的清代或晚清某些衙署重要官员的年表。
首先是《清史稿》中的重要官员年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交聘年表（上编为中国遣驻使，下编为外国遣驻使）。932 年出版《清代征献类编》，严懋功纂，其中有年表四种宰辅年表2 卷、八卿年表、总督年表3 卷、巡抚年表4 卷。
建国后出版的有钱实甫编的《清代重要职官年表》、《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章伯锋编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年表》，最后钱实甫编的《清代职官年表》四册于980 年出版，可谓有清一代重要官员人名录的总汇了。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于985 年出版，备载中国派驻外国的使臣和外国派驻中国的公使，兼载中外领事，可为《清史稿·交聘年表》和《清代职官年表·出使各国大臣年表》之补充。
建国后新编出版的还有刘寿林的《辛亥革命后十七年职官年表》，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92—928）的职官年表，包括中央和各省中级以上各衙署官员的人名录。
所有以上建国后编印的诸职官年表，后面都附有“人名录”，注明各该官员的简历，还附有“字号索引”。
科名录通过科举制度的各级考试取得功名的人，如秀才、举人、进士等等的人名录，总称之为科名录。
同科考中的人彼此称“同年”，把他们编在一起的科名录，一般称之为《同年录》。最低一级的院试考中的新秀才，地位尚不高，编刻同年录者尚不多。新科举人通常都有《乡试同年录》，内载名号、籍贯、生辰、简历、三代及家世情况。最高一级的考试是各省举人齐集京师参加的会试，包括殿试和朝考。会试发榜后，中式者称贡士，官方照例刻印本科《会试录》。新贡士接着应殿试，成进士，官方及书坊随即刻印本科《登科录》。再经朝考，然后授职，照授职情况编印《同年官职录》。还有一种《会试同年齿录》，按年齿（龄）大小排列。
还有地方性的历届科名录全编，单独成书者不多，但大量存在于各省府州县的地方志中。
明清两代历科进士题名碑，现仍存于北京国子监。近由朱保炯、谢沛霖编成《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备载明清两代20 科取中的524 名进士名单。道光朝以后的共39 科，进士9980 人。每科一碑，分科列名，下只注籍贯，在各种科名录中这是内容较简略的，但也为我们查找人物材料提供了线索。
民国年间，最后一科即光绪三十年（904）甲辰科榜眼朱汝珍辑的《词林辑略》出版，有清一代历科翰林全收在这里。所记除姓名、字号、籍贯外，并记始终官阶、封爵、谥号以及著作，较以前诸书为详。
清末学堂渐兴，学生毕业时有编印《同学录》。
近代人名录，包括职官录和科名录，在传世的近代人物史料中占有很大的分量，除有很多单独成书的以外，还大量存在于近代地方志的职官志和选举志中。它们虽然不像人物传那样为我们提供比较完整的记载，但却可以提供人物生平线索。近代人物之留有传记的和在各种人名录中之留有姓名及简单记载的相比，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占有数量优势，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足资利用的人物史料群。
第六节经世文选编《经世文编》和《补编》清代至乾嘉之际，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于是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经世思想也日益兴起。乾隆年间陆燿辑成《切问斋文钞》，选辑清人经世致用的文章于一编，为清后期经世文选编之先驱。但还未太引起人们的重视。道光初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有志于此，延请魏源辑成《皇朝经世文编》，这是清代以《经世文编》命名的第一部书，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皇朝经世文编》20 卷，魏源辑，于道光六年（82）成书，选录自清初以来的经世文章293篇，作者450 余人。不论其身份地位，只视其文章内容，“凡俾世用者”皆选入文编。分为8 纲5 目，卷前有总目，还有所收文章的作者及其论著的简单介绍，供读者了解作者简历及查找文章出处。道光七年（827）刊出后，深受世人重视，影响很大，陆续有多种版本重刻重印。此书是在鸦片战争前编成的，但所论列的问题大都到近代也还存在，或更有了发展，为治近代史者不可不读。
道光末，有张鹏飞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补》，又名《补皇朝经世文》。
他推崇魏源编的《经世文编》，但认为其选文有“详东南，略西北”的缺点，于是增补重刻，增补计35 篇，多为西北人士之文。此书成于道光二十九年（849），已在鸦片战争之后，但并无涉及鸦片战争的文章。该书仅有张鹏飞的束鹿堂咸丰元年（85）刻本，流传不广。
洋务运动时期的《经世文续编》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动荡，清政府展开了洋务运动。在此时期，主要有饶氏、葛氏、盛氏三家《皇朝经世文续编》。其中颇多有关洋务的文章。这是接踵《皇朝经世文编》而来的《续编》，但却有了不同于《皇朝经世文编》和《补编》的时代特点。
饶玉成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20 卷，有光绪八年（882）刻本。
共59 篇，其中有33 篇抄自《皇朝经世文编补》。补录了一部分道光以前的文章，主要是选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50 多年间的经世文章。有关洋务的文章不少。一如魏编体例，分8 纲3 目。此书对所选文章有妄加删略之处，且校印不精，为时人所讥。
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20 卷。此书于光绪十四年（888）由上海图书集成局出版，以后又有数种翻印本。主要收录鸦片战争以后到光绪初年的文章，也补选了少数近代以前的文章，共30 篇，其中有和饶玉成《续编》重复的24 篇。其编例沿袭魏编，大体反映了中国近代前期社会大变动的情况，在三种《皇朝经世文续编》中，以这一种的影响最广。但因成书当嫌仓促，选文间有删节不当或校勘不精之处。
盛康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20 卷。其子盛宣怀也参与编辑工作。
所收道光至光绪近80 年（820—897）间文章，其编例仍沿袭魏编，共8纲7 目（有关对外交涉的文字，拟辑为外编别立纲目，故未编入），989篇。作者达538 人，编列作者生平简介及文集名，以便追索原出处。奏议皆注明日期。有光绪二十三年（897）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木刻印刷的数量受限制，又成书较晚，所以流传之广不如葛编。但因内容丰富，校刻精审，再加编者之声名显赫，故仍得到当时社会的重视。出书时已至戊戌变法前夕，但不收维新派的文章。
甲午战后至戊戌时期的经世文选编甲午战争失败，人们产生了急于救亡图存的危机感，维新变法运动也迅速进入**。在这一时期出现下述一些经世文选编，有的仍承袭上一时期的洋务内容，有的则选收资产阶级维新派鼓吹变法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