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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江苏武进县刘文龙将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德山，价银七两，雍正七年又立下“找契”，找银一两。其契为“立找契刘文龙，向有惊字号平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名下收租，今因原价轻浅，央中找得一两整..”。乾隆十四年，刘再向陈家索找，“又立找契”，复“找银七两”。“绝卖”之原意是永归买主管业，不能找价回赎，契上写明“杜卖契”、“绝卖契”，规定永远不许找银回赎。安徽合肥县雷相明所立之杜卖契载“立杜卖田房契人雷相明，今因手头不足，情愿将父遗实种一石在册弓口八斗六升半田..出卖与许康元名下子孙永远为业..永不加找回赎..”②押租制，是在清代迅速发展的新的剥削方式，档案对此有大量的载述，其名称就有押租银、押佃银、保租银、压佃银、庄银、进庄银、寄庄钱、上庄银、顶头钱、顶手钱、顶耕银、揽佃银、批耕银、佃价钱、坠脚银、批头银、田根银、田脚、粪土银，等等，多达六十余种。在许多州县，出现了佃民必交押租的“乡例”，如江西石城县，温海标佃种杨升远七石租的田，“原照乡例，去坠脚银十两”。浙江“鄞县乡例佃户都有顶头钱分，名为田脚”。福建长泰县，“乡间俗例，佃户租种田亩，先给地主保租银子，若有欠租，便可扣抵”③。至于押租的数量，押租的增长，地主为增押租而夺地另佃， 乾隆朝“刑科题本命案土地债务类”（以下简称题本）乾隆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钟晋题。② 题本，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九日浦霖题，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舒赫德题。③ 题本，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英廉题。
④ 题本，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杨景素题。
题本，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明德题。
② 题本，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高晋题。
③ 题本，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岳濬题，乾隆十七年六月九日阿克敦题，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吉庆题。
收取押租实质上就是增加地租，等等情形，皆有大量材料，前人罕能知晓。永佃权是清代又一迅速发展的一种重要制度，档案对此提供了其他文献没有的大量、详细、具体、可靠的资料。永佃权之名称就有“佃业”、“质业”、田皮、田面、小苗、田脚、田脚小业、小租等等。许多州县形成了公认的永佃权“乡例”。浙江临海县，“地方乡例租人田种，原有佃价与田主的。..若田主把田卖与别人，仍旧是旧佃户耕种还租，叫做卖田不卖佃”。浙江庆元县，“这里地方乡风俗例凡佃户耕种田地，出银顶买，名为田皮，可以顶卖的”。“凡卖田皮，只要还人家租谷，原可自种”②。广东惠州府，“惠州府乡例凡买田收租纳粮的，叫做粮业，买耕交租的，叫做佃业”，地主不能夺佃自耕③。福建宁德县，“乡例收了佃户的钱，田主不得另佃”④。福建平和县，佃户交过“粪土佃银”，业主就只能“卖租不卖佃”⑤。
佃农与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但又很难弄清的问题，清中叶以后，有无松动，以往由于缺乏材料，难以论述。现从档案知悉，乾隆年间的刑部档案中，逐渐出现了地主与佃农“无主仆名分”的记载，嘉庆时更为增多。如，乾隆十七年，山西岚县佃农李京打死地主温尧士，巡抚审案时认为，李京是普通佃户，“并未立有雇工文券，应以凡论”。乾隆四十一年，山东沂水县佃农刘玘山殴死地主马进朝，官府断为“刘玘山虽系马进朝佃户，并无主仆名分，应以凡论”⑦。湖南宜章县，“曹戍昌佃种尹申开田亩，每年还租谷四石五斗，并无主仆名分”⑧。河南正阳县，业主邢建功与佃户刘荒之间，业主胡养心与佃户袁德海之间，“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山东日照县，业主秦子焌与佃户于鹤年之间，“平日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②。嘉庆、道光年间档案所载主佃之间平等相称无主仆名分的省府州县，已知者有河南、江苏、山东、广西、云南、安徽、浙江等省州县。这对研究清代租佃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大量的可靠史料。
不仅八百多万件汉文档案非常有用，一史馆藏存的一百五十余万件满文档案也十分珍贵。例如，满洲人丁数目，尤其是顺治、康熙时期的人丁数目， 题本，乾隆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稽曾筠题。
② 题本，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九日，熊学鹏题。
③ 题本，乾隆九年六月十二日，策楞题。
④ 题本，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苏昌题。
⑤ 题本，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官保题。
题本，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阿思哈题。
⑦ 题本，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杨景素题。
⑧ 题本，乾隆六十年二月七日阿桂题。
题本，嘉庆五年八月十二日董浩题。
② 题本，嘉庆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章煦题。
对研究满族历史、研究清史极为重要，但因其关系清政府机密，汉文文献没有记载，致人们只能根据八旗佐领个别时期的数目而加以估算，不太准确。现一史馆公布的雍正元年五月初四日和二年十一月初七日怡亲王允祥密奏入关时和近日八旗男丁数字，就解决了这一难题。允祥奏称，顺治五年编审丁册载，满洲八旗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蒙古八旗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汉军、台尼堪四万五千八百四十九丁，满洲蒙古的包衣汉人二十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七丁，八旗总共有三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一丁。康熙六十年八旗编审丁册载，满洲八旗男丁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丁，蒙古八旗男丁六万一千五百六十丁，汉军、抚西尼堪、拜唐阿尼堪、台尼堪二十三万九千五百一十丁，满洲蒙古的包衣汉人二十四万一千四百九十四丁，八旗共有六十九万六千六百八十一丁③。又如，多年来红学家普遍认为曹雪芹家庭被抄，是由于曹家是皇八子廉亲王允禩党羽，因而受到雍正帝迫害，不相信史书记载中曹■因亏空钱粮而抄家的说法。近来一史馆公布了满文档案，据载称“查曹■因骚扰驿站获罪，现今枷号，曹■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随赫德。”总而言之，数逾千万件的档案，记述了清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等各个方面的详细情形，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必须大量阅读充分利用。
③ 《历史档案》988 年4 期，《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
《历史档案》983 年 期，《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档案》。
第四节地方史志中国有长期撰修地方史志的传统，清代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很重视编写方志，现存全国地方志的八千一百余种之中，清代修的方志约有五千六百种，占总数百分之七十。
地方史志的种类相当多，大体有一统志、通志（省志）、府志、州志、县志、厅志、卫志、所志、土司司所志、合志（原为一县，后分两县，联合修志），以及乡镇志。另外，还有专志，如山志、水志、湖志、堤志、水利志、盐井盐场志、宫殿志、寺观志、祠宇志、陵墓志、名胜古迹志、风俗志，等等。
官修方志清代的方志，多系官修。中央设有一统志馆，总裁官一般系大学士兼任，第一部《大清一统志》于康熙二十四年开始修纂，至乾隆八年始成，三百四十卷，乾隆四十九年又奉敕修成第二部《大清一统志》，五百卷，道光二十二年再修成第三部《大清一统志》。省府州县厅志由地方官府主持，设立志书局，主要官员任总裁，聘请学者文人任总纂和纂修，如乾隆《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大学士阿桂等奉敕修。乾隆《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大学士兼浙江巡抚稽曾筠、闽浙总督李卫为总裁官。雍正《河南通志》八十卷，总裁为河东总督田文镜、王士俊，编修孙灏为撰修，嘉庆《扬州府志》，主修是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状元姚文田为主纂。一些文人有志于修方志，如乾隆《无锡县志》比较简略，县人秀才黄卬花了十六年，写出十二卷《锡金识小录》，作为县志的补充。书名“识小录”，是因为私人写的不能成为官定的志书，是野史，不能叫“无锡县志”。
方志的体裁从一统志到县志、镇志，各有自己的体裁。一统志汇载全国各地情况，以省和特别地区立卷，先京师，次直隶，然后分列各省。各省通志多以府直隶州为单位，分述各项制度和人物传记，也有以志传为纲，下面分叙各府州县之情。各种方志大都沿用正史体例，采用志、传、图、表的表达方式，大都有疆域、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桥梁、隄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烈女、仙释、土产、公署、水利、盐法、艺文、物产等等分类。
清代方志的繁富清代方志甚多，内容非常丰富，记载的范围极广，有自然现象、地面概貌、地下矿藏，有政权机构、社会组织，有军政要员、文人学士、释道隐逸，有赋税徭役人丁田地，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风土人情，可以说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因而为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史、科技史、文学艺术史、地方史提供了多门类的详细的广泛的资料。比如，大事记、武功、寇乱、堡塞、祥异、人物等门，保存了大量反封建、反侵略史料，光绪《广州府志》及其所属包括《佛山忠义乡志》在内的州县、镇志，记述了广东人民在鸦片战争中奋起反抗英国殖民军的事迹。方志中有大量经济史料，如山西等省方志中有煤，《新疆图志》、《玉门县志》有石油，四川方志有天然气史料，十分丰富。田赋、徭役、盐法、户口等门类，是极好的经济史料。乾隆《威远县志》卷四记录田契房契至三十二页之多。水利门是很有价值的水利史料。物产、人物门有大量关于中草药及医理、医案、医方和名医高尚品德的记载。方志中的地图史料甚多，乾隆《浙江通志》有地图一百五十一页，光绪《繁峙县志》有历代疆图边关图。风俗门记述了各地时令节气和人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交往来、宗教信仰、文化娱乐等风俗习惯，是其他文献较少记载的珍贵史料。
第五节清人边疆史地书籍边疆史地，特别是西北、东北和西南史地，是清代兴起的学科，成就很大。所有著述，既与一般地方志有很多类似之处，也有不少差异，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方志。
由于清政府长期开疆拓地，版图扩大，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不断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同内地民族的联系空前频繁，漠西蒙古一度势力十分强大，对清朝西北、北方地区带来严重影响，俄国沙皇政府又猛烈向中国扩张，不断蚕食我国北方、西北领土，故清政府非常重视边疆史地的研究，主持撰修了一批边疆史地著作。在此影响下，一些学者从事元史的研究，撰写了《元史氏族表》等书，也促进了西北史地学的形成。
清人边疆史地著述清人记述清代历史的边疆史地著述，大致有下列书籍刘统勋等撰《西域图志》五十二卷；祁韵士撰《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西陲要略》四卷，《万里行程记》四卷，《西域行程记》一卷；张穆《蒙古游牧记》十六卷；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八卷；王文锦《西域南八城纪要》一卷；关凤楼《新疆大记》六卷；盛绳祖《卫藏图志》五十卷；佚名《卫藏通志》十六卷；黄沛彪《西藏通考》八卷；佚名《西藏考》一卷；佚名《西藏志》，不分卷；王我师《藏炉述异记》一卷，《藏炉总记》一卷；何秋涛《朔方备乘》八十卷；严如煜《洋防辑要》二十四卷；林谦光《台湾纪略》一卷；卢坤等《广东海防汇览》四十二卷；图理琛《异域记》二卷；还有胡建伟《澎湖纪略》十二卷等书。
《皇朝藩部要略》这些书中，以《皇朝藩部要略》等书影响更大。其作者祁韵士，任翰林院编修，参加了乾隆帝敕令纂修十二卷《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的工作。他翻阅档案、实录及蒙古书籍，积累了大量资料，历时八年，始完成《要略》。此书十八卷，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喀尔喀部、漠西蒙古厄鲁特部、回部、西藏五个要略，另有藩部世系表四卷，对各部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如归附、叛服、封爵等，以及该部的历史，作了较好的说明，被学者李兆洛赞为“如读邃皇之书，睹鸿蒙开辟之规模焉，乌可不令承学之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了然于天人之故哉。” 《养一斋文集》卷5《外藩蒙古要略序》。
《卫藏通志》《卫藏通志》，作者不详，有人认为是乾隆末年赴藏督运粮草台站乌拉之钦差大臣工部尚书和琳。卷首为御制诗文，下分考证、疆域、山川、路程、喇嘛、寺庙、番目、兵制、镇抚、钱法、贸易、条例、纪略、抚恤、部落、经典十六卷，引用了大量西藏藏文档案、西藏各种旧志、乾隆时西征廓尔喀及安藏之各种公文、历代碑文资料，叙述了汉唐以来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着重记载了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西藏社会的各种制度，生产、经济、风俗，如驻藏大臣职权、驻藏官兵分布、藏中各部落名称、山川形势、金奔巴掣签制度，蒙古人赴藏熬茶制度，**、班禅遣使入朝制度，藏民信仰及生活状况，入藏道路，藏兵，等等，是一部关于西藏史地的重要书籍。《朔方备乘》《朔方备乘》，作者何秋涛，原系刑部主事，正六品，“以俄罗斯与中国壤地连接，宜有专书资考镜，始著《北徼汇编》六卷”，继而扩充到八十卷。其中，卷首十二卷，录上谕及钦定书籍有关文字，自撰六十八卷，为《圣武述略》、《北徼界碑考》、《北徼条约考》、《俄罗斯馆考》、《雅克萨城考》、《汉魏北徼诸国传》、《国朝北徼用兵将帅传》、《俄罗斯互市始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图说》，等等，详细记述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清朝对东北、北方、西方边疆的经营和治理，当地少数民族的情形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沙俄之情及中俄关系。咸丰帝奕詝赞扬何秋涛“通达时务，晓畅戎机”，其书“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将他升为从五品的员外郎。
《新疆识略》《新疆识略》，作者松筠，久任伊犁将军，政绩卓著。此书卷首为清帝所写平定准噶、大小和卓木之乱的诗文，十二卷卷目是新疆总图、北路舆图、南路舆图、伊犁舆图、官制兵额、屯务、营务、库储、财赋、厂务、边卫、外裔。道光帝旻宁对此书叙述“山河之襟带，城郭之控制，兵食财富之储备，田野畜牧之繁滋”，表示满意，此书确实提供了详细的清代新疆地理和社会经济资料。这些著作，为研究清代民族史、民族关系史、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关系史、边疆地方史，汇集了丰富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清史稿》卷485《何秋涛传》。
第六节文集清人文集，大体上可分为别集和总集两类，但具体名目不一，或称集、文集，或称别集、全集，或称稿、文稿、剩稿、类稿、未定稿，或叫文存、文钞，或名遗书、遗集，有的更采用其他书名，如包世臣的《安吴四种》，形式上看不出它的性质，实即文集。清人文集的题名，或用作者的别号、官名、谥号，或以其故里命名，或因特点题写。别集系个人著述汇编，总集系汇辑多人的文章。
清人文集数量极大，仅《清史稿》的《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补编》，就著录了总集书目八百五十七部，别集书目五千四百三十二部；因总集中包括了清人编辑的前人文集，扣除之后，清人文集也在五千部以上。但此数很不准确，不少文集未收录入《清史稿》。据近人柯愈春研究获悉，清人文集目前存放于各大图书馆的约有一万三千种。
文集之多，即意味着作者众多，而且成员也很广泛，上自天子，以及八旗王公贵族、文武大臣，下及举人秀才一般文人，多有著述。康熙帝玄烨有《御制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避暑山庄诗》二卷。雍正帝胤禛有《御制文集》三十卷、《悦心集》二卷。以后仁宗、宣宗、文宗、穆宗皆有文集，而以高宗弘历最多。乾隆帝弘历有《御制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三集十六卷、《御制诗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一十二卷、四集一百一十二卷、五集一百卷、《御制乐善堂文集》三十卷、《余集》二十卷、《全史诗》二册、《全韵诗》二册、《拟白居易乐府》四册、《圆明园诗》不分卷。
八旗王公大臣多有著述。勤郡王蕴端著有《玉池生稿》，安郡王玛尔浑撰《宸萼集》、《敦和堂集》，果亲王允礼有《春和堂集》、《静远斋集》，果郡王弘瞻著《鸣盛集》，和亲王弘昼有《稽古斋全集》，怡亲王允祥撰《明善堂诗集》。大学士、三等伯鄂尔泰有《文蔚堂诗集》八卷、《西林遗稿》六卷，大学士尹继善著《尹文端公诗集》十卷，大学士明珠之子纳兰性德著《通志堂集》十八卷，协办大学士、尚书阿克敦有《德荫堂集》。
文集体例各有不同。孙奇逢之十六卷《夏峰集》，卷一、卷二为语录，卷三是记、论、说、辨、议，卷四、五系序、跋，卷六、七为书，卷八、九、十是传、志、行述，卷十一杂著，卷十二赞、铭、杂文，卷十三、十四诗，卷十五、十六为补遗。傅山的四十卷《霜红龛集》，一至十四卷为赋、诗，十五至二十六卷是传、叙、题跋、墓铭、碑、记、书札、家训、杂文，卷二十七至三十系杂著，卷三十一至三十五为读经史子，卷三十六为杂记。魏象枢之十卷《寒松堂集》，前四卷为奏疏，卷五是书序、传记，卷六、七为书简，卷八系碑志、表状、祭文，卷九杂著，卷十庸言。
数逾万种的文集，各有偏重，体裁不尽相同，有的奏议为主，有的偏于传记，也有的重在学术研究，但大体上包括了以下十种文体奏疏、颂赋、论说、序跋、记、书启、传记、诗词、家训、家传、杂著。另外，还有表，谢恩表、朝贺表、策问、策论、拟诏、文告、赞、铭、箴、详谘、批详、示檄，等等。
文集因其作者众多，成员广泛，题材多样，数量庞大，包罗万象，故而史料价值甚大。归纳起来，文集之作用大概有三个大方面，一是文集提供了清代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各方面的大量的、详细的、珍贵资料，二系今人可以利用文集作者关于前代前人的研究成果，三为便利今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
以乾隆皇帝弘历的御制诗文集为例，虽然不少诗文是逢场作戏或敷衍成篇，但也有许多文章诗词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论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或嘉奖贤臣名士，促进臣僚效忠朝廷，争取汉族名流学者，为了解当时社会及乾隆帝本人，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乾隆五十八年所写《御制喇嘛说》，简述了佛教传入西藏之沿革，论证了活佛转世纯系迷信，阐明了清为安蒙古而承认其转世之旧俗，并非谄敬番僧，讲清了兴黄教以安蒙古之基本政策，姑引一段如下“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始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再看其乾隆五十七年《重华宫茶宴联句诗》之自注“户部总册奏，上年各省实征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余，内俸薪、兵饷、驿站等费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余两，余银一千八十一万余两。”这为研究清朝财政，提供了极好的具体数字材料，十分有用。
蓝鼎元之《鹿州初集》载其于雍正二年所写的《论边省苗蛮事宜书》，揭露了土司制度的野蛮，要求将西南土司改土归流。其文说“愚闻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民岁输土徭，较汉民丁粮多加十倍。土司一日为子娶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姻。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缚而杀之，其被杀者之族，尚当敛银以奉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下亦二十四两，名曰玷刀银。种种朘削，无可告诉。”土民对土司“无官民之礼，而有万世奴仆之势，子女财帛总非本人所自有”。这为了解雍正帝之决心大规模地在云贵五省改土归流，提供了很好的资料。雍正帝于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谕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省督抚提镇“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此谕与蓝鼎元之书，显然可以互为印证。蓝之《鹿州全集》，收有其任普宁县令、兼摄潮阳县令时判案的文书，名为《鹿州公案》，是了解地 《上谕内阁》，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谕。
方刑政的典型资料。他还在《鹿州初集》卷三《论江南应分州县书》，谈到江南应多分州县之事。他说苏、松、常、太三府一州，每年赋税正额三百五十五万两，其中一个县的正税额比边疆一个省还多，赋多事繁，州县官忙不过来，民便逋赋，官员因而收不足税，致遭处罚，应把县化小，使官员易办好事。不久，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在江南分置州县，因“额征赋税，款项繁多，狱讼刑名，案牍纷织，为牧令者，即有肆应之才，亦难治理”②。可见《鹿州全集》，为了解江南分设州县，提供了重要材料。蓝鼎元还著有《平台纪略》一卷、《东征集》六卷，详述康熙六十年清军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及当时台湾情形。一部文集就可以反映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
历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的陶澍，对多年以来困扰官民的两淮盐法和漕运之弊政，作了大胆的改革，成效很大。陶澎办理此事的有关奏疏，分别收在其《陶文毅公全集》的《漕务》、《海运》、《盐法》卷中，提供了这一改革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文集中有大量的传记。任至侍郎的方苞，在其《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八《传》、卷十、十一《墓志铭》、卷十二《墓表》集外文卷七和集外文补遗中，为张廷玉、杨名时、汤斌、法海、蔡世远等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为梅文鼎等学者，为一般的文人、中下级官员、命妇、仆妇、贞女、僧道仆役等一百余人写了传。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中更为王掞、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孙嘉淦、岳钟琪等大批文武大臣作传写铭。文集的传记文，书写的人物，官民释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从其生平言行，可以了解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形，如文官之施政，武将的军功，学者的著述，地主商人的经营，妇女生活，僧道情趣，名人事迹，等等，很有史料价值。
文集中反映经济的史料很多。包世臣之《安吴四种》，详述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问题，还对当时出现的人多地少缺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海珊的《小安乐窝文集》，总结了农业生产的某些经验，如《讲粪》篇讲施肥的作用、粪的种类、蓄粪方法、运粪工具、施粪办法。《积谷会议》、《甲子救荒私议》两篇，讲备荒救荒。他谈到致荒之因时说“今苏松土狭人稠，一夫耕不能十亩，又大抵分佃豪户之田，一家八口，除纳豪户租，仅得半，他无所资焉，于是下户困。困则不能不抗租，而豪户下以佃户抗租无米之田，上供国家之赋，于是上户亦困。而诸无田不耕之人，又无虑十人而六七。荒形甫见，则徒手待哺之民遍郊野。”
总的来看，上万种文集，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民族等等方面，提供了大量详细、具体、生动、可靠的好材料，必须认真阅读。
② 《清世宗实录》卷24，页5。
第七节笔记笔记是作者随笔记录当时见闻，阅读古今图书、鉴赏文物的心得，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它具有两大特点，一系内容广泛，涉及当时和历史上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典章制度、政治事件、重要政策、内外战争、经济情形、天文地理、文物典籍、金石书画、诗词歌赋、人物轶事、少数民族、社会异闻、风俗民情、他国知识，等等。二是不拘形式，随笔所记，杂乱无章。笔记有多种名称，如笔谈、随笔、杂录、丛谈、丛话、随录、随钞、杂识、杂记、杂笔、杂著、杂忆、札记、丛录、琐言、琐谈、见闻录、记闻、旧闻、新语、客话、纪闻、偶谈、新语、述闻，等等。
清代是笔记集大成的时代，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多达数百种。比较有名质量较好的清人笔记，有《广东新语》、《浪迹丛谈》、《履园丛话》、《啸亭杂录》等数十种。
《广东新语》《广东新语》，二十八卷，广东人屈大均著，以所叙的事物性质分类，每卷述事物一类，共分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学、文、诗、艺、食、货、器、官、舟、坟、禽、兽、鳞、介、虫、木、香、草、怪二十八卷，凡广东之天文地理、经济物产、人物风俗，无所不包。屈大均生于明末，卒于康熙中，明生员，时以反清复明为念，痛百姓遭受战乱流离失所，故本书着重于经济效果与民生的关系，如实反映当时社会情况，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暴政，记述特产民俗，资料丰富。如对广东沙田、洋田、坑田、萍田、旱田、碱田、潮田等各种田土的形成、生产与占有状况及其主佃关系，对清初迁海之情，皆有详细记述。其言迁海康熙元年首下迁海之令，居民“弃资携累，仓卒奔脱，野处露栖，死之载道者以数千万计”。第二年再迁，三年又迁，民人飘零日久，养生无计，“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有误出界墙而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实系难得之史料。
《池北偶谈》《池北偶谈》，作者王士禛，进士出身，康熙时以“诗文皆优”为圣祖玄烨赏识和提拔，擢用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著述甚多，仅刊行者即有三十六种二百七十卷，其诗词造诣尤深，“诗格风流，吐辞清雅，倡为神韵之说”，“主持风雅近五十年”。《池北偶谈》分为“谈故”等四类二十六卷。“谈故”四卷，记叙清代的典章、科甲制度，以及衣冠胜事，间及古诗；“谈献”六卷，主要记述明中叶以后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谈艺”九卷，评论诗文，采撷佳句；“谈异”七卷，记述神怪传闻故事。它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笔记。比如，“谈故”中“八旗开科”、“台湾开科”、“满洲乡试”等条，记顺治康熙时乡试会试制度；“殉葬”条记清初“八旗旧俗，多以仆妾殉葬”，经御史朱裴奏准禁止；“官年”条记“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伐木”条记江南造战舰，下令郡县伐木，官吏逼洞庭一孀妪伐木运郡，因候验收，“动淹旬月，妪计无所出，乃鬻女以偿诸费”。此书还几次专述世祖福临书画之事，如西山新法海寺有一巨碑，“刻‘敬佛’二字，笔势飞动，世祖御笔也”。京城西之善果寺，有世祖赐弘觉禅师之御书“洞房作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戊申（康熙七年）新正五，过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皇帝画渡水牛，乃赫蹄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风竹一幅，上有‘广运之宝’”。《池北偶谈》还载录一县令残酷之极，竟击杀小儿食其脑。顺治中，安邑知县鹿尽心，得痿痹病，一方士自称乩仙刘海蟾，“教以食小儿脑即愈。鹿信之，辄以重价购小儿击杀之，所杀伤甚众，而病不减。因复请于乩仙，复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凿小儿脑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随彰闻，被害之家，共置方士于法”②。这一骇人听闻丧天害理之暴行，藉诸《池北偶谈》之记载，始得传闻于世。
《读书堂西征随笔》汪景祺著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雍正二年成书，多记时事，间及古史。书中之《遇红石村三女记》、《记蒲州常生语》等篇，反映了素称富饶的山西运城地区，由于三十年来“有司朘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以致百姓卖妻鬻子，群起反抗，出现了以女子为首领的“姻脂贼”。《熊文端与明史》，言致仕大学士熊赐履在南京监修明史，既无卓见又收贿赂。《高文恪遗事》，说高士奇奸险，先倚附大学士索额图，后联合大学士明珠反索。《程如丝贪纵》，记川东道程如丝贪财，杀人害命。《上年羹尧书》等篇、歌颂年平定青海之功及论功臣处事之法。后雍正帝以其党附年羹尧及讽刺康熙帝书法“皇帝挥毫不值钱”等犯上之辞，将其处斩籍没，书藏宫中，民国时始出版其仅存之上卷。
《檐曝杂记》军机章京、探花、道员赵翼，著述甚多，计有《廿二史札记》等八种二 《池北偶谈》页2、8、287、295，中华书局982 年出版。
② 《池北偶谈》，页53。
百余卷，其所著《檐曝杂记》六卷、续一卷，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笔记。卷一主要记述朝廷政事，尤以对军机处、木兰秋狝和皇帝、皇子情形，更为令人瞩目。其《军机处》、《廷寄》等条载称，军机大臣皆系亲臣重臣，故“承旨出政”，皆在于军机处。“拟旨”是“军机大臣之事”，世宗时，“皆桐城张文和公廷玉为之”，乾隆初，廷玉“以汪文端公由敦长于文学，特荐入以代其劳，乾隆十二三年间金川用兵，皆文端笔也”，后“相沿日久，（拟旨）遂为军机司员之专职”。先前仅讷亲一人见帝，“一人承旨”，后傅恒于平金川后为领班军机大臣，“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对军机处之定制、职权、办事等情，记述明确具体，素为治史者重视。本卷还叙述了乾隆帝勤政早朝，御撰诗文，善射爱射，皇子皇孙自幼即每日早晨进入书房，读书习射，“薄暮始休”，“日日如是”，故“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皇次孙绵恩八岁三发三中，等等。此皆他书未曾涉及。本卷对木兰秋狝之起因、目的、主要项目及其驾驭蒙古诸部的作用，对乾隆十六年太后六十寿典、内府戏班之情，皆有生动、具体、切实可靠之记述，实系极好史料。本书卷二记述了一些大臣的行迹轶事、科举考试、官场宦海、军务政事、京城社会风貌、奇闻异事，如述傅恒、观保爱才，尹继善肃清江南漕政，王杰中乾隆二十六年状元之因，京官趋炎附势，争吊傅恒之兄广成之丧，“舆马溢门巷，数里不得驱而进，皆步行入”，高士奇交结内监，侦悉帝之情形，预为准备，故奏对悉中帝意，蒙受特宠，权势赫赫，广受贿赂，等等，于史均有裨益。尤其是其详述乾隆军费，一征金川，用银七百七十五万两，平准定回二千三百一十一万，征缅九百一十一万，二征金川六千三百七十万。用兵台湾，银米约一千万两，更为绝好资料。其他各卷，有用材料亦不少。
《啸亭杂录》、《续录》《啸亭杂录》十卷、《续录》五卷，昭梿作。昭梿原袭礼亲王爵，后因故被削爵圈禁三年，释后仅赏宗人府候补主事。昭梿幼喜读书，爱好诗文，后为王爷，与当时八旗王公大臣名人学士，以至下层市井优伶往来结交，熟悉宦海风波和民情土俗，他又阅读过很多历史典籍，细心研究，反复考证，故写成了这部三十二万余字的著作。此书详细、具体地叙述了清朝前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典章制度等情，以及王公贵族、文武官员的遗闻轶事和社会风俗习惯，内容丰富，记事一般比较谨严，行文流畅，表达清晰简练，在众多笔记中名列前茅。魏源的《圣武记》、李桓的《国朝耆献类征》和《清史稿》等书，都从《啸亭杂录》中选用了大量材料，现代研究清史的学者，也将此书列为必读之历史文献。
此书对清初至嘉庆大的战争和重要政治事件人物皆有记述，尤其是乾隆朝，更为详细具体。其记“三藩之乱”时，图海统领八旗家奴兵，平定察哈尔蒙古布尔尼亲王之乱的详细经过，及孝庄文皇后之建议用图海，可补《清史列传》、《清史稿》之不足。雍正九年清军惨败于和通泊，乾隆年间两征金川、平准定回、征缅攻安南、两剿廓尔喀、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十全武功”，本书皆列专条记述，多有珍贵史料，比如，雍正帝拒臣之谏发兵征准，傅尔丹不听诸将之言，轻进中伏惨败；萨喇尔陈奏准部内乱，汗臣之间争斗不息，为乾隆帝之决策用兵提供了依据；帝破格优遇阿睦尔撒纳，“赐上驷与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之被削去三等公爵革职下狱，系得罪了一个满洲小武官；乾隆帝谕将军常青率兵从台湾府城撤回内地，总督李侍尧以此举将使台湾尽失，“非十万兵不易取”，“因将谕节去数语，录寄常青，然后具疏请罪”，帝乃取消前旨；等等，皆其他书所未有，极有补益。
此书对一些大臣的贪婪、骄淫、怯懦、残暴，直言不讳地记录了下来，如《权贵之淫虐》记某宗室“于街衢间睹有少艾，即掳归”，“任意宣淫”，“某公爵淫其家婢，不从，以鸡卵塞其**致死”；“某驸马家巨富，尝淫其婢不从，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挞死女婢无算，皆自墙穴弃尸出，其父母莫敢诘也。后卒以劳瘵死”。此书先后有四十余处讲述权相和珅之专权贪婪倾陷直臣，致“政以贿成”，“官以资进”，朝政败坏，其他任何文献皆无如此详细具体事例。
《阅世编》上海人叶梦珠的《阅世编》十卷，对明末清初以松江府为中心的这一地区之自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人事各方面之情形，尤其是社会经济，记述甚为详细，其《田产》、《食货》门，详记土地、米、布、柴、盐、烟、茶、糖、肉、药材、纸张等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艺品的价格，为治史者必读。近人赞其书说“是书所记，大而郡国政要，世风升降，小而门祚兴替，里巷琐闻，旁及水旱天灾，物价低昂，举凡涉世六十余年间，阅历之所及，无事不书，有闻必录，而于松江一郡之沿革创置为特详。”
此外，法式善之《清秘述闻》，十六卷，专记科举考试制度，起于顺治，止于嘉庆四年。徐锡麟、钱泳同辑《熙朝新语》，十六卷，杂录清初至嘉庆各朝史事，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水利、农艺、人物轶事等各个方面。王应奎之《柳南随笔》六卷、续笔四卷，书中很大一部分是记士大夫文人的遗闻轶事、社会习俗、风土人情。龚炜著《巢林笔谈》，六卷，续编二卷，按时间为序，起于康熙末年，止于乾隆二十八年前后，记述内容甚广，凡江南社会民情，风俗掌故，天灾**，官吏贪诈，戚友往来，皆为录述，提供了大量经济史、社会生活史资料。嘉庆进士、军机章京、知府、布政使、巡抚梁章巨，著书数十种，其《浪迹丛谈》、续谈、三谈，二十七卷，主要记述道光时期人物、时事、扬州一带的地方名胜、清代的某些典章制度，也涉及古代名物、史事的考订，古代诗歌、碑铭、书画的评介。嘉庆进士，道光咸丰时任至四川总督云南总督的吴振棫，所著之《养吉斋丛录》二十六卷、余录十卷，记述了同治以前清代政府、宫廷的典章制度和宫殿园苑。道光进士陆以湉之《冷庐杂识》八卷，主要记述清代文人学者的学行经历、交游、三吴地区山水名胜及反英鸦片战争和太平军的一些事件。李光庭之《乡言解颐》，记述北京及附近风土人情。这些笔记，皆有参考价值。
第八节记事本末体史料清皇朝一向重视使用记事本末的体例，记述重大军事行动，常在一次大的战争结束以后，就由“方略馆”或指定专人组织修书班子，搜集这次用兵的有关上谕档案、将帅奏折、地方官员报告，以及其他资料，采取编年体，分年系月，详细叙述全部过程。前后所修方略，有数十种，例如《皇清开国方略》三十二卷，阿桂等奉敕纂，记述清朝兴起到顺治元年定都北京的过程；《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勒德洪等撰，康熙二十一年修成；《平定罗刹方略》四卷，敕撰，康熙二十七年修；《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温达等康熙四十七年修；《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乾隆十三年来保等纂；《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正编、续编，共一百七十二卷，傅恒等乾隆三十七年修；《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阿桂等撰；《廓尔喀纪略》五十四卷，乾隆六十年敕撰；《巴布勒纪略》二十六卷，敕撰，乾隆末年修；《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前编》、续编、附编，共四百零九卷，庆桂等修，嘉庆刻；《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卷，奕等撰，同治十一年刊；等等。领衔主修者，皆系大学士或军机大臣。这些方略，基本上叙述了清朝历次重大战争，很有参考价值。
一些文人学士也对某些事件、战争进行了专题写作，出了一批记事本末体书籍。如邵廷采撰《东南纪事》十二卷，记南明唐王、鲁王政权之情及黄道周、金声、张煌言、郑芝龙、郑成功等人之事，其《西南纪事》十二卷，记南明桂王政权之史。曾任汉中知府，陕安道员之严如煜，著《三省边防备览》十四卷，详载四川、陕西、湖北三省地理、经济、军制、风俗，提供了大量地方史、经济史、社会史资料。
尤为重要的是《圣武记》一书。作者魏源，道光二年举人，二十四年中进士，历任知县、知州，著有《海国图志》等七八种书。《圣武记》共十四卷，前十卷用记事本末体将清朝兴起，入主中原，直至道光之对内对外主要战争，归纳为“开创”、“藩镇”、“外藩”、“土司苗瑶回民”、“海寇民变兵变”、“教匪”六个专题，详述其始末经过，问题集中，条理清楚，可以由此了解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历史的梗概。后四卷《武功余记》，分为“兵制兵饷”、“掌故考证”、“事功杂述”、“议武”四个专题，是魏源自己对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圣武记》的取材十分丰富，有经书、正史，有实录、方略，有地方志及各种私人著作，也有实地采访来的父老传说，他还充分利用了边疆史地学的研究成果，经过分析考证，再予撰写，故其书所提供的大部分史料是可靠的，改正了一些传统错误，它虽有不足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研究、学习清史的必读考参书。
第九节契据文书契据是契约凭证，是某种经济关系的证据，种类很多，如土地的买卖、典当、佃种、顶耕契约，房屋的买卖、典当、出租、转租契约，人口买卖文书，银米借贷契约，分家文书，合伙经营文书，征收租、赋文书，等等。这些契据文书大都有一定的格式，其内容包括当事人双方、中证人、所议物品的数量、价格，立约时间，双方之义务权利，违约时的制裁，等等。
契据文书是研究经济史、民族史的重要史料，它记述了大量正史、野史、文集、笔记、方志未曾谈及的重要事实，十分具体，相当准确，是非常必需的有用史料。
契据文书数量庞大，散藏于各单位，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就藏有徽州明清两代契约上万件。台湾也出版了《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载录了数千份文契。现简要摘录部分关于台湾土地认垦、典当、买卖的契约，供读者了解。
先引台湾收藏乾隆五十三年一份招佃认垦执照如下本业户有明买杨梅埔报垦课地，今佃吴奇俊前来认垦，给出杨梅山下□埔犁分三张，每张以六甲为淮，内扣屋场禾□□田水圳车路，经踏明四址..付佃前去自备工本开垦耕种，田园所种□豆杂子，照例一九五抽的，业得一五，佃得八五，早季收成，运至本庄公所，风干精净，平量交纳，以供国课社租。至筑埤圳乡勇公费，业三佃七匀派，俟三年垦成水田，量丈按甲八石纳供，如埤水佃人自筑，按甲六石完收，其高阜无水□□不能成田者，仍照例一九五抽的。自给垦后，务须勤耕勤种，毋致抛荒误课，三年后不去垦种，有误供租，应听业主另招别佃，不得籍阻。该佃并不得窝匪聚赌，如有此等情事，禀逐别招。..今欲有凭，给此执照。业主图章。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九日给。永字第十九号。再引台湾典地文契一份立典契人颜识山，有阄分承受父典得番园一段，坐落土名北势寮，年载番租二石，四至界址登载原契。今因欠银别置，先问兄弟不肯承受外，托中送就与爵武兄弟典出，契面银二百三十大员，银两即日同中交足收讫，园付银主前去管掌耕种为业，历年对番纳租二石。三面约定，不拘远近，备契面取赎，不得刁难。此园系父承番典的，其原价银二百大员，时典的典银三十大员，日后番满期备银取赎，山应备银三十大员凑额取赎。此系甘愿言定，不得反悔，保此园是山阄物业，并无重典交纳来历不明并父母弟兄争执为碍等情，如有不明，山自抵当，不干银主之事。恐口无凭，立典契一纸并缴番原典契一纸共二纸付执为照。
代书中见王若修（押）知见父文道（押）
再见兄识力（押）再见侄友奎（押）
嘉庆二十六年九月日立典契人弟识山（押）清代的土地买卖，有“活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②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卖”与“绝卖”两种。所谓“活卖”，是卖地时业主于契上载明“卖活契”、“不拘年月远近，银到归赎”等字样，或未注明“杜绝”等字句，这样的卖田叫做活卖，卖主有权随时备足原价银钱向买主赎回此地，或要求买主“补贴价银”。这种补贴价银，也叫找价银，理由是“原价轻浅”。活卖经过找价之后，便变成“绝卖”。有的业主一开始便将地“绝卖”，立下“杜卖契”、“绝卖契”、“杜绝田文契”，载明自卖之后，不得找价归赎。
找价亦需立契，名叫“找契”或“杜绝增契”，现引台湾一契为例立杜绝增契人杨奕（治）资，先原有□父在于海丰庄自垦有水田一分，情因不能自耕，出退与卜柔（芳）山兄弟，又不能自耕，出退与林匡麟承买，田甲界址，原契载明。今奉宪例，请得管甲僯亲分处，向得匡增出原田增价员银四员正，即日银契两交明讫，中间并无准折短少，亦无上下手来历不明等情，自增之后，一增千休，永断葛藤，日[后]不得言增言赎等，情。如有上下手来历不明及房族借端滋事，系卖者一力抵当。二比甘愿，两无迫勒，今欲有凭，立增契一纸付照。
在见姊夫何相锦（押）
经增亲何相荣（押）
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立增契人杨奕（治）资（押）“绝卖”之契甚多，今引台湾一份乾隆十六年之契为例立卖断根田契人谢元万，今有先年自己续买得水田一处，坐落土名蓝兴庄桥你头庄背，奉宪经丈田甲三甲六分，后丈新甲六分正..四址分明。今因乏银应用情急出卖与人，尽问房亲伯叔人等，俱各不愿承领，情愿托中送至与刘怀顺前来出首承买，当日凭中三面言定时值田价番钱员银三百五十六两正，即日契价两交明白，中间并无短少，其田要系自己物业，不曾包卖别人田地，亦无重复典当等情，如有此情，系卖人一力抵当。其田自卖之后，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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