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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人前去耕管为业，一卖千休，异日不得言赎言增等情。此系二比甘愿，两无逼勒，恐口无凭，立卖田契付照。
说合中人谢百辉、朱多文（押）
在场见陈远学，兄元儒（押）在场侄巧琳（押）
依口代笔弟元京（押）
乾隆十六年八月日立卖田契人谢元万（押）。清代有很多土地租佃契约，例如，雍正五年福建永安冯九珠向其族兄冯上玉租地耕种，立下佃契。其契如下立承佃人族弟九珠，今来要田耕作，托保前在上玉兄佃得谷田一段，坐落土名黄历车头，原计实在正租并小租谷共计六石五斗，其谷递年到秋熟之日，备办好谷，送至兄家下风扇交量明白，不敢拖欠升合，卖弄界至，抛荒丘埆水浆等情，如有此色，应兄改佃，弟不敢阻占。今来二家甘心，立承佃为照。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雍正丁未五年十一月日立承佃弟九珠（押）
代字保佃九环（押）。②契据不仅记述了大量经济事情，而且也提供了许多人们罕知的少数民族史料。例如，《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中，载录了一大批关于高山族社会发展、经济实情的契据文书，现举三契为例。一是雍正八年汉民杨道弘向高山族社认垦荒地之“招垦字”、“合约字”同立合约人武捞湾社土官君孝、欧湾及业户杨道弘、甲头七哥、阿八、买那、捞允、卓论、白番武使、斗仅、卖阵、大里兴等兹因本社课饷无征，孝等会同众番议妥，除本社耕种外，尚有余剩荒埔一所，坐落土名兴直..。众等俱各甘愿将此荒埔贌与垦户杨道弘前去招佃开垦，除升科报课外，三面议定每年愿贴本社饷银五十两。此雍正九年起，约定八月交完饷银，其后逐年循例，不敢拖延短欠。立约之日，通同周围四至定之界限，永为照例，后日不得争端易界。
雍正八年九月日同立合约武捞湾社土官欧湾、君孝。
再引一份台湾县新港社之高山族将地典与汉民之典契如下立典契人新港社番卓阿丝、卓罗立等，有承祖父自垦沙园一所，年带番饷银一大元..。今因乏银费用，先尽问番亲叔兄弟侄无力承受外，托中引就新港社内郑伯教、郑明显出头承典，三面言议，着下时价佛头二百八十大元正。其银即日同中文讫，其园随付银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挡。限至六年终，听罗力等备足契面银取赎原契，如是至期无银取赎原契，将园仍付银主掌管耕作，不敢阻挡刁难，亦不敢异言生端。保此园系罗力等承父自开垦之业，与番亲人等无干，..。
嘉庆四年正月日立典契。
高山族也存在土地买卖行为，下引一份绝卖文契立卖杜绝尽根契人卓猴社番妇力毛雍等，有承祖父母业园一所..今因乏银费用，先尽问房亲叔兄弟侄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卖与本社番妇买犹里、夫阿莪出头承买，三面言议，时价银一十八大元正。其银即日同中交讫，其园随即踏明界址，付与银主前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当，亦不敢异言生端滋事。..园一卖千休，日后子孙不敢言赎，亦不敢言找。
道光十四年四月日立。
这类契约文书，清楚地反映了土地买卖、典当、出租的详细情形及台湾高山族受汉族的影响不断发展的状况，说服力很强，史料价值很高，研究人员必须充分运用这类契约文约。
② 转录于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第十节类书和丛书类书，是采集各种图书的资料，按其反映事物的性质，分类编辑成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类辑各种事物的资料成为一书，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一是专辑某一事物的资料。现存的类书，以前者为主。类书汇集了大量资料，可以作为资料书阅览，也可作为工具书以备查检。
《古今图书集成》清代的类书，以《古今图书集成》最为有名，共一万卷，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帝玄烨谕命皇三子诚亲王允祉主持编辑的，实际主要编撰人是大学者陈梦雷。陈梦雷勤奋聪颖，未及二十岁便考中进士，授编修，因故含冤发往东北给披甲新满洲为奴，后在玄烨东巡时御前献诗和陈述冤曲，蒙恩召还，命侍允祉读书。陈梦雷于康熙四十年十月开始编辑，历时五年完成，奏呈御览。康熙帝大喜，特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命儒臣校订。雍正帝继位后将陈梦雷谪戍关外，命尚书蒋廷锡等修订，蒋只作了极少的部分修订工作，于雍正六年刷印六十四部。全书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零九部。六编为历象编、方舆编、明伦编（包括皇极、宫闱、人族、人事等八典）、博物编、理学编、经济编。编下为典，典下为部，部下有的亦分项目。每部叙事，依时间顺序，一条一条分述，每条先书资料出处，次书摘录的文字，叙事起于上古，止于康熙。此书既提供了大量清史资料，又汇集了历代有关该事的资料，便于作纵贯研究，很有价值。例如其《方舆编》之《职方典》卷7 的苏州府部嘉定县志载称“嘉民十室九空，然刁而健讼，其风大半起于田土。夫时值有贵贱，岁月有远近，贱价而添，年近而赎，亦恒情也。乃有田价每亩贵至六七两，岁月远至二三十年者，在时值每亩不及二三两，一种刁徒吓诉求添，动以侵占为名，甚至捏称人命，一词在官，草野愚民其家立破。但使得主不愿添者，止许回赎，则刁风自止，此亦息讼之大端也。”这对研究嘉定土地买卖找价回赎之情，极为可贵。
另外，陈元龙编著《格致镜原》，一百卷，康熙四十三年成书。王初桐辑《奁史》，一百卷，嘉庆初成书，罗列了自上古到清代有关妇女的史料。光绪时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五百卷，记述清初开国至光绪间的历史。9 年徐珂编成《清裨类钞》，计有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五百余条。这些类书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四库全书》丛书是汇集两种以上著作按一定体例编辑的图籍，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包含各个学科的综合性丛书，一是专类性丛书，或是断代性，专刻一个朝代的著述，或是地域性，合刻一地之人的作品，或为专人，汇集某人的各种著作，或系专门学问，合刻某一学科之书。丛书或录收录之人的全部著作，或加删节，或只收录一小部分，它将零散作品汇于一处，保存了书籍，便于读者阅览，对保存史料起了很好的作用。
清代编撰丛书之风很盛，其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下谕“搜辑古今群书”，以备编辑《四库全书》之用。他在谕中提出对此书的要求及目的是，“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即利用“大清国全盛之势”来编纂历史上罕有的巨型丛书，以衬托国强，并为进一步富国强国提供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他针对《古今图书集成》虽然“兼收并录”，但“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之不足，命尽载引录之书全文。乾隆帝特于乾隆三十八年设立“四库馆”，先后委任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舒赫德、皇六子质郡王永瑢等人为总裁，授海内名流学者纪昀、戴震、王念孙、姚鼐等人为纂修、总纂、分校，从人员、经费、条件等方面提供了保证。
实际主持此书工作的是大学者、编修纪昀（后因书编成，晋至尚书）。
在皇上亲自关注和编纂人员辛勤工作下，历时九年，编完书稿，又经过检查内容校错补漏和缮写复本，到乾隆五十八年才最后完成，共抄正本七部、副本一部。《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编排，收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多达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书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被誉为传统文化的总汇和古代典籍的渊薮。然而，由于乾隆帝囿于统治者的成见，在收集和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全国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禁止、销毁和删改，仅被销毁之书即多达三千余种六七万卷，又对古代文献作了较大的破坏，且还制造了一些文字冤狱。
此外还有一些好的丛书，如乾隆时鲍廷博辑鲍志祖续辑的《知不足丛书》，选收唐代至清图书二百零七种。乾隆中吴有兰辑道光中钱熙辅增辑之《艺海珠尘》，收书二百一十七种。嘉庆刻张海鹏辑《借月山房汇钞》，基本上收明清著作一百三十五种。光绪时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三十六帙，专收清人关于中国和外国历史地理、游记、风土记、边疆史地的著作，兼有外国人关于中国及世界各国史地的著述。光绪溥乂辑《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收清人边疆史地著作二十一种。
关于丛书的阅读利用，可参看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了古代文献丛书二千七百九十七种，从各方面予以说明。
第十一节文物文物的类别清代的历史文物甚多，有地下埋藏的，也有地上遗存的，更多为民间散存者。按其类别可以分为五种一为散存文物。散存文物较多，有玉器、瓷器、铜器、铁器、金属器、景泰蓝、骨角器、石刻、漆木器、织绣、玺印、书画、舆图、货币、文献、以及少数民族文物、外国文物等等。二系古遗址。由于清代的散存文物较多，因此清代的遗址多不为人们所重视。其实有很多遗址能够补充史料记载不清楚和说明历史问题，如反对沙皇俄国入侵我国的上坚乌黑战役战场遗址；反对准噶尔反动贵族进行分裂叛乱的乌兰布通战场遗址；反映满族建立后金政权的辽宁新京老城遗址；苏州盛泽镇机房遗址；盛泽镇收购丝及丝织品的“庄面”遗址等。三为古墓葬。清代的墓葬很多，较有历史价值和保存文物较多的仍为帝王及贵族墓葬，如河北遵化县清东陵、易县清西陵、沈阳盛京三陵等。四是古建筑及园林。清代的古建筑仍以北京的故宫、天坛居首位。此外，还有王府、苑囿、寺庙、佛塔、桥梁、街署，如承德外八庙、苏州的西园、留园等。五系石刻及其他。包括不可移动的石碑、石柱、石华表、大佛、以及大型铜、铁铸造物等。
清代的历史文物浩如烟海，各类文物按其不同的时间、性质、历史价值，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说明和反映某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可以利用历史绘画的形象及文字题记，也可以利用碑匾之记载，还可以利用农民起义遗物，以及各民族的历史绘画等等来研究清代的历史问题。
《北征督运图》清代的准噶尔问题，是西北的边疆问题，也是民族关系问题，有不少史籍记载，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绘画及文物，如《北征督运图》等。对军粮的供应，在中西两路，清皇朝组织了庞大的运输队，责成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龙总理其事，并兼管中路，“命通政司左通政喀拜，协理中路运务”，“命光禄寺卿辛宝（即辛保）、内阁侍读学士范承烈，督运西路军粮”。
至于督运军粮的详细情况如何？史籍记载过于简略。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北征督运图》，正好从形象和文字记载方面补充了它。《北征督运图》是多幅画面缀成的图册，原为二十四开，现存十九开，绢本，每半开工笔设色绘图，半开范承烈自题画面内容梗概，说明负责督运的始末，所经地点，和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督运军粮的情形。每半开纵38.4、横4. 厘米。末 《清圣祖实录》卷9。
开有“广陵禹之鼎绘”数字和印记。
《北征督运图》的第一幅画页所描绘的就是范承烈带领随员，由北京广安门外出发前往山西的情况。
范承烈出发往山西后，图册中有几开散失。再往下画页所描绘的是西路运粮队出杀虎口，过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附近），经由艾济喀村、毕七七、迈达里，再经昆都仑（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到十四台的情景。台相当于现在的兵站，至今当地仍有某某台的地名。自杀虎口到前线每百里各设一台。当时中西两路运粮队，每路各分为若干“运”，每“运”又分若干“营”。以中路督运官宋大业所分管的“二运二营”为例，“所领运官八员，赎罪人二员，笔帖式二员，游击一员，车夫二百名，兵一百七十名，车二百辆，地方骡马七百匹，捐纳骡马二百匹”，每二十五辆粮车有运粮官一员负责，一车装载二千斤，全营二百辆负责运军粮四十万斤。每辆车上插飞熊小旗一面。每一营“车徒绵亘二十里”。当时仅中路准备出发的运粮车就有五千辆，可以运粮一千万斤。这样大的运输量，又要走遥远的路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
范承烈所管的这一营运粮队，刚过了乌兰急里密，到达查汉托罗海。这时图册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一辆辆独轮车满载着军米，由许多壮健的民工推挽，在满目黄沙中行进，为支援平叛清军而紧张地战斗。有些车辆正停在路旁，督运官员也在路旁席地而坐，一些士兵或行或立在车前车后，他们准备在稍事休息后继续向前挺进。这一页图册的题记说“夏六月七日次乌兰急里密，甫闻上亲抵厄鲁特贼巢，逆酋噶尔旦挟妻孥窜往，王师追摄，大将军（费扬古）邀击于召木多大破之。..至查汉托罗海，与辛光禄会，知大将军前锋已旋，后骑将发，乃疾驱粮车，运至那拉他饷之”。清军在昭莫多（召木多）给了叛军以决定性的打击，运输军粮的后勤人员对胜利作出了贡献。图册下半部描绘的就是范承烈于康熙三十六年再次督运军粮的情景。据范承烈在图册中的题记说明，这时“载惟骡马驴，不复用车”。由于瀚海缺水草，画面中有运粮大队“刈草结瓣载马上，解鞍以食之，马食得不乏”的图景。反映了参加平叛斗争的各族人民在同艰难的自然条件作斗争的智慧。
在艰苦的长途跋涉中，运载军粮的马驼有很大的损耗，运粮队“乃购蒙古马车复经湖滩河所运粮”。图册中有满载军粮，翻山越岭的蒙古车及赶车的蒙古族人民的画面，这也是蒙古族人民参加平定噶尔丹的生动记录。《北征督运图》的前半部，还有一幅在运粮队所过的路边，有一堆堆白骨的画面，题记说“途中见髑髅暴砂砾间者累累，询之向导，为厄鲁特败喀尔喀处。”即噶尔丹汗残杀的喀尔喀蒙古族人民。图册有一幅运粮大队正通过翁金河边的画面，题记说这里“土沃草茂，本为北人（指喀尔喀蒙古人）牧放地，至和尔海图已入厄鲁特境矣”。
宋大业《北征日记》，见《边疆丛书续编》之一。
《花盆行历例工价列》乾隆六年的《花盆行历例工价列》，是记的广东佛山石湾陶瓷行业的内部分工，这个“花盆（盘）行”是一个专门从事生产花盆、金鱼缸、花垌、陶瓷建筑装饰部件等陶瓷制品的行业，故其名称叫“花盆行”。《花盆行历例工价列》的记载，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反映出到了乾隆初年，石湾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存在了。
《花盆行历例工价列》中首先写明“大清（辛亥革命后，该行业将原雕版的“大”字改做“满”字，故后的工价列上多“满清”）。乾隆六年八月吉日，联行东西家会同面议各款工价实银，不折不扣，永垂不朽，胪列于左。”以下便分上、中、下三等列出了三百四十多项不同的产品名称，每项名称的后面，根据各项产品的简单、复杂、规格大小、技术要求的难易，总之花费劳动时间的多少，逐项列出了不同的工价，例如上等价列大花塔每只银贰钱壹分五厘贰二号花塔每只银壹钱四分七厘三号花塔每只银九分四厘五珠象古每对银壹两零贰分九厘光象古每对银九钱四分五厘对于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到窑内进行高温操作，还特别规定“大师傅入灶肚作双计”，即工价加倍。
这个《花盆行历例工价列》的主要内容，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就是一张根据以往惯例规定下来的计件工资表。
文告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义军，攻下彰化后，建立了政权，以林爽文为这个政权的“大盟主”，定年号为“顺天”，出了“安民告示”，颁发了“军令”，任命了许多官员，颁发了印信和“委札”，如颁给沈得将军的“委札”为顺天大盟主林札，委子龙庙沈得即便任理（镇海节度使兼理驿政）将军之职。督率该旗兄弟奋勇立功，著有劳绩，另行升赏。
须至札者。
右札委沈得顺天丁未年月日。
在林爽文发布的《告示》里明确提出“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因贪官污吏剥民脂骨..共举义旗，剿除贪污，拯救万民”，并号召大家起来，“剿除贪官”。起义军镇压贪官污吏，没收地主土地和浮财，将官僚地主分子“俱缚坐堂下”。顺天政权没收的田地“多在嘉、彭两县”。这些田地分给参加起义的农民耕种，每户向顺天政权交纳田租二石②。起义失败后，凡是起义军和农民群众所得到的土地都被统治阶级夺了回去，“乃籍其田亩入官”③，“其数多至数万石”。
许多《文告》明确规定“本帅（大盟主）严谕军队，不许丝毫妄取”，“查封粟石以应军需，不许众兄弟滥搬星散”。违法则“按法究治，决不姑宽”。杨轩说起义军发布《告示》“安谕民人，那示内写的是不扰民的话”④。在《安民告示》里还提出了“保农业”的政策。林爽文还设有“巡城将军”，维护社会秩序和纪律。由此可知这个政权对待贫苦人民的态度。
白莲教首领之一张汉潮，七十三岁，湖北枣阳县庄子山人，嘉庆元年三月率领所部人马在湖北襄阳黄龙垱起义。嘉庆三年五月，张汉潮率军进入陕西，初三日在陕西兴安发布了一道《告示》钦命东土兴汉灭满张汉朝（潮）子为招讨扫北都督大元帅，张月梅，年二十七岁，统领兵丁，为天承运事。示谕军民人等知悉，勿听传言，不分清浊，更见吾等旗衣俱白，目为黄金赤眉之流，皆因吾主父考各营服孝之故尔。今真明天子已出，观气运既衰，天心不顺，已归我汉家之天下。吾主本大明之脉绪，尔等皆大明之故民，独不思水源木本之报，扶老携幼，何必远逃，各存通权达便之见，尔小民目观吾等焚杀俱全，实非本帅本意，皆因尔等立卡房，助官血战。尔等实系真心逃难，各安本业，勿助官兵，勿结乡勇，吾自测（侧）隐难昧，拔救尔等同逃目前大难，得受吾主日后重思（恩），谨遵勿违。..这是研究白莲教川楚陕农民起义的极好史料。
《东宁陈氏番俗图》、《台湾风俗图》在大量的历史绘画中，有不少反映我国各兄弟民族的历史绘画。如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和《台湾风俗图》，就是反映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社会生活的形象记录，它最具历史的和直观的效果。惜前者已失传。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纸本设色，三十二开，其中反映社会风俗的十八幅二十四项内容，十八幅题词，植物十一幅，动物三幅，题跋三幅。每开纵25.9、横34.7 厘米，每幅题记文字与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大同小异。除《台湾风俗图》外，台湾还有三种台湾风俗图。台湾省台北图书馆藏《六十七两采风图合卷》，纸本设色，前一部分 王芦荪《渊雅堂集》。
② 《林茂供词》，《台湾档》七。
③ 《婆娑洋杂咏》，泰州新华书店抄本，973 年。
④ 《杨轩供词》，《台湾档》七。
描写高山族的社会生活情况，计十二幅，就是《番社采风图》，后一部分描写台湾物产，计十二幅，就是《台湾采风图》，两者合在一起称为《六十七两采风图合卷》，前一部分每图均有汉文题记，与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另一种是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台湾图说》，纸本设色，共十八幅，第一幅绘的是高山族分布地理位置图，其中十二幅与台北图书馆所藏的前一部分完全相同，另有五幅不同。每图的汉文题记与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第三种是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台番内山番地风俗图》，绢本设色，共二十四幅，其中一大半是描写高山族社会生活的，也有几幅是前面几种都没有的，每图均有题记，比较简略，与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
台湾高山族主要种植水稻，其“耕种，如牛车、犁、耙与汉人同”，而且耕田、种地以妇女承担，《东宁陈氏番俗图》题记说高山族“以女承家..番妇耕稼，备尝辛苦，或襁褓负子扶犁，男则仅供馌饷”。
高山族是“集通社阄定日期，以次轮获”。收割时，“各家皆自蠲牲酒以祭神，遂率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镰铚。或以车运，或以身担”。收割回来，各户“相劳以酒”。收成后，“于屋傍围以竹箙，覆以茅苫，连穗倒而悬之，令乾为粮”②。《图册·刈禾》画面上描绘的肩担车运正是高山族全社各户男女共同协作收稻的情景。
图册大部分描绘高山族的风俗习惯。《东宁陈氏番俗图·番戏》就是描绘他们歌舞的情景，画面展现在高山族公廨前的空地上，一队高山族男女，各着盛装，手戴铁臂环，两耳穿孔，用篾圈抵塞，耳大垂肩。男子头着髻发，插雉尾及五色鸟羽。女子盘发，头戴纱头箍。男女皆戴贝制项珠。腰下以色绸锦缎重叠围之，另缀绮罗于肩之左右。男女皆光脚。他们翩翩起舞时，年长的高山族，一执羽幡，相引以为进退之节；一执锣，鸣金以为起止。跳舞时男女无定数，以手相挽而相对，举身摆荡，足下轩轻而应，循环不断，为两匝圆井形。正是黄叔璥所记“携手环跳，进退低昂，惟意所适。”高山族的婚姻比较自由，这时，大部分地区实行母系氏族的族外婚制，即“入赘”婚。女子受到重视，《台湾风俗图》题记云“番重生女，赘壻于家，谓之有赚；生男出赘，谓之无赚。”女子长大之后，就“构屋独居”，每当月白风清之夜，高山族的麻达（未婚青年）吹奏着娓娓动听的鼻箫或口琴，在社内漫步。少女如果喜欢，就“和而应之”。“久而意谐，乃告父母”。六十七有一首诗描写道“鼻箫清响遏行云，有女东墙侧耳闻，何心蕉桐传蜜意，数声吹出卓文君。”②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5。
② 《东宁陈氏番俗图·刈禾》题记。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
② 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和《台湾风俗图》所提供的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同胞耕耘、收获、纺织、围猎、筑屋、婚礼、娱乐、课读等生动场面，为研究高山族人民当时经济发展和社会风俗之珍贵的形象资料，是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的一部形象生动的社会生活史。
第二章研究概述第一节辛亥革命（9 年）以来的清史研究有清一代，私人不准撰写国史，只能论述具体问题，仅官方的国史馆、实录馆才能编写皇帝之实录和王公大臣传记，所以对清史的综合、系统、正式的研究，主要开始于清亡之后，即9 年辛亥革命以后。开始，由于清亡不久，对清史研究基本上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种是一些前清遗老仍站在清王朝立场，为清帝歌功颂德，对其灭亡十分惋惜，蔑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这主要表现在《清史稿》的纂修上。
妄图称帝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拉拢网罗了一些前清遗老，于94 年成立了清史馆。当时的国务院申请立馆的呈文称“大清开国以来，文物灿然，治具咸饬..。洎乎末叶，孝定景皇后尤能洞观世势，俯察舆情，宣布共和，与民更始，用能成德美文明之治，洵足追唐虞捐让之风，我中华民国追维让德，于大清皇帝特颁优待条文，崇功报德，无微不至。”故要为之修史，以报其恩。
当时的国务院聘请曾任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为总裁（后改称馆长），延聘光绪进士任至湖北提学使的柯绍忞和于式枚、缪荃孙、秦树声等一百余人为总纂、纂修、协修等。于式枚、缪荃孙等六人在联名合上《谨拟开馆办法九条》中，公然申称“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令之臣，固属前代所希有，而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急宜及时记载，足以信今传后。”这明显系欲借修史歌功颂德，以报旧主皇恩。《清史稿》从94 年开馆到920 年写出初稿，927 年第一次初版，后经改删，于934 年再次出版，共五百二十九卷。928 年国民党政府进入北京以后，清史馆被故宫博物院接收。929 年2 月，故宫博物院聘请部分专家审查《清史稿》，给它定上错误、罪状十九条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颂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体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传表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事迹之年月不详载，泥古不化，简陋，忽略。他们认为此书作者“自翊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遂至乖谬百出，开未有之奇”，“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请列为**。②第二种倾向是带有革命党人偏激的民族情绪，抨击清皇朝，不少作者甚至把满族视为外族。较早出版之书是汪荣宝、许国英合著的《清史讲义》二 本节参考了陈生玺、杜家骥著《清史研究概说》一书。
朱师辙《清史述闻》。
② 朱师辙《清史述闻》。
册。此书于93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分四编开创时期；全盛时期；忧患时期；改革时期。作者认为，清朝的灭亡，系由于民族歧视和**之压迫。作者明确指出“其灭亡之原因，至为复杂，而最初之恶感，则在满汉待遇之不平，和厚己族虐使汉族，实为总因，加之前此诸帝之极端**..而清所必亡也。”另一部书是刘法曾的《清史纂要》，94 年出版。此书共七章，分为崛兴、极盛、衰弱、改革及灭亡四个时期。作者写道清与北魏、北齐、辽、金、元诸外族入主中国者不同，它“传绪至二百余年，于西域拓疆，方域殆数万里，则前古外族占领中土未有之奇”。它之灭亡，在于残酷的民族压迫，从国初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惨无人理”，迄康熙乾隆之朝，“辄复大兴文字之狱”。
这一年（94 年）出版的日本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影响更大，此书虽认为满族系外族，但“其统治得宜，享国历年之久”，远比元朝更强，对清朝的历史地位作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是当时唯一的一部对清代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研究的学术著作。
另外，还有吴曾祺的《清史纲要》，上海文明书店编辑的《清鉴辑览》，黄鸿寿的《清史记事本末》（80 卷）等书，亦于93—98 年之间陆续出版。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清史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其主要代表作为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萧一山（902—978）江苏铜山县人，他读了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后，即以中国史学界未能写出一部清史而深为遗憾，于920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后转入历史系，发奋要写一部清史，923 年写成《清代通史》上卷，起自后金建国，止于雍正，五十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92年完成中卷，六十万字，930 年出版下卷，三卷共约二百万字。948 年萧一山到台湾后，对其书进行修改补充增订，共五卷，约四百余万字。
萧一山就读北京大学时，正值五四时期，学术空气较为自由，接受了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他在923—930 年出版的三卷《清代通史》中，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有清一代的历史，是满清入据中原统治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民族革命的历史。他将文化置于特殊的地位，统率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思想，学术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他把民族革命置于首位，对与民族革命有关的秘密结社，如三点会、天地会、洪门等，叙述较为详细。这些皆是本书的特点。他自称“本书参考书籍，不下六七百种”，“所述为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室史也”。此书上卷出版时，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蒋梦麟、朱希祖，清华大学教授梁启超，日本教授今而龙等，纷纷为其作序赞扬。
此书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如其受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影响太深，有些地方照抄《清朝全史》，《清朝全史》错了，它也跟着错。它的取材，多为转手材料。对一些史学界已证明纯系传闻附会之遗闻野史，如陈圆圆之事、顺治帝出家、雍正帝之即位及暴崩、乾隆帝为海宁陈姓之子，等等，此书仍坚持原述，不予更改。后来他在台湾出版的修改版中，又将北伐和抗日战争也写入，并作了错误的评述。
对清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工作且取得重大成就的是孟森（ 88 —938）。孟森，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日本政法大学，辛亥革命后当选国会议员，923 年起专心研究清史，93 年就任北京大学教授，直至逝世，先后发表出版《心史丛刊》一、二、三集、《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明元清系通纪》、《明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等论著。
《心史丛刊》包括《奏销案》、《科场案》、《朱方旦案》、《董小宛考》、《金圣叹考》等十五篇文章。《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包括《太后下嫁考实》、《世祖出家事考实》、《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三文。《明清史论著集刊》是959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共有四十四篇，收录了前述两书及其他文章，如《八旗制度考实》、《建文殉国事考》、《清太祖起兵为父祖复仇事详考》、《清太祖杀弟考实》、《清太祖由明封龙虎将军考》等等文章。这些文章对清朝开国史和明末清初史的许多重大问题给予了深刻的分析论述和考证。《明元清系通纪》原名《清朝前纪》，已印出十六册，计九十余万字，系用明代的纪元叙述清朝的世系，起于洪武四年，止于嘉靖三年（37—524）。它论证清楚了清之先世和清朝兴起的历史进程，也说明了元明时期东北女真族的发展变化。《明清史讲义》是孟森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讲义，上册为明，下册为清。清史主要分为开国、巩固国基、全盛、嘉道守文四章，特别肯定了康熙帝削平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收抚外蒙古、亲征噶尔丹的重大功绩，对雍正帝也作了“好名图治、于国有功”的正确评述。此书对清朝前期二百年之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简要叙述，为研究清史者必读之入门书。
总的来说，孟森提出、论述和解决了许多历史上存疑的问题，开拓了清史研究的一些领域，以及他所提倡客观求实的学风，成为辛亥革命以来清史研究之先驱者，形成为清史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学派，并且影响了后来的一批清史学者，如郑天挺、谢国桢、罗尔纲、李光涛、谢兴尧、商鸿逵、王钟翰等教授，使之进一步推动了清史的研究工作。
郑天挺（899—98），福建长乐人，92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任北京大学教授、秘书长、历史系主任，后为南开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著作有《清史探微》、《清史简述》等。《清史探微》收有《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墨勒根王》、《释阿玛王》、《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后几种礼俗的变迁》、《清代的包衣制度与宦官》等文章，科学地评价了满族和清朝的历史地位，阐述了清朝的历史。此后郑天挺又发表了一些新作，收入《探微集》中。郑天挺是继孟森之后最著名的明清史学者，其《探微集》和《清史简述》备受学术界推崇，蜚声海内外。
谢国桢（90—982），河南安阳人，历任北平图书馆编纂、中央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谢国桢既是明清史专家，又兼长于目录学和史料考证。有《清初开国史料考》六卷和《晚明史籍考》二十卷，著录了清朝开国史和南明史、清朝前期史的大量史籍，是两本具有学术价值很高的资料工具书。还著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初流人开发东北考》、《顾宁人学谱》、《黄梨洲学谱》、《孙夏峰、李二曲学谱》等书。
第二节949 年以来的清史研究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尤其是978 年以后，清史研究蓬勃发展，论著累累，进展迅速，成就远逾昔日。
建国后四十年里的清史研究，显现出五大特点。第一，人员众多。以前从事清史研究之人寥寥可数，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专门研究清史的研究室，而现在，比昔日人员增数十倍，并有一批专门研究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清史研究室，人员最多时达到二十四人，其中有研究员（教授）、副研究员十九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也有一批研究清代民族、经济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特设清史研究所，研究者约四十名，其中有教授、副教授二十余人。南开大学的历史研究所，专研清史者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十余名，历史系亦有清史教授、副教授、讲师近十人。辽宁大学设立的清史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辽宁社会科学院、吉林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简称一史馆）、北京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亦各有一些以研究清史为主的教授、副教授，每当开全国清史会或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时，与会代表通常都有一百余人。
第二，思想明确。大多数清史研究人员在继承严谨求实学风传统的同时，重视理论修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领袖的科学论著，力图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分析历史问题，理论探索和分析水平大大提高。
第三，史料丰富。清史资料浩如烟海，大多数清史研究人员长期辛勤搜集史料，阅读清实录、方志、文集、笔记、契据，特别是大力查阅以往罕为人用的巨量档案资料，发现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出版了许多资料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和反封建斗争》，合译的《满文老档》，一史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5 辑）及《历史档案》杂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档案系合编的《清代的矿业》，等等，这些都为清史研究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史料基础。
第四，领域开拓。前人的研究虽也取得不小成绩，但总的来说，过去的清史研究仍处于开始阶段，涉及的方面和问题并不多，清史园地中仍有许多**地。四十年来，情形大变，原有的重要问题在不断的深入，又开辟了许多新领域，对一批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清朝开国史、清前期的历史地位、清朝的官制兵制与政治制度、康乾盛世、清太祖至乾隆帝等诸帝之评价、资本主义萌芽、租佃制、重大战争、社会生活、饮食文化、中外关系，等等，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五，成果累累。由于上述原因和清史研究人员长期努力钻研著述的结果，四十年来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一大批学术专著、论文集和资料集，不管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远逾昔日，在国际清史研究中也不落他人之后。现将99 年前部分专著和论文集列述如下清朝前史（入关前）《清朝前纪》，孟森著，商务印书馆930 年版，十四万字。《明元清系通纪》，孟森著，北京大学934 年版。《清朝开国史研究》，周远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98 年版，二十二万字。《清朝兴起史》，周远廉著，吉林文史出版社98 年版，三十四万字。
清朝通史《清史讲义》，汪荣宝、许国英著，商务印书馆93 年版，二十一万字。《清朝全史》日本稻叶君山著，但焘译，中华书局95 年版。《清代通史》上卷，萧一山著，923 年商务印书馆版，后陆续增补，93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共五册四百余万字。《明清史讲义》，孟森著，中华书局98 年版。《明清史》，李洵著，人民出版社95 年版，十九万字。《清史简述》，郑天挺著，中华书局980 年版，七万字。《清史简编》（上编），该书编写组编写，辽宁人民出版社980 年版，三十四万字。《简明清史》，戴逸主编，分第一第二两册，人民出版社980、984 年分别出版，七十二万字。《清史》（上编），郑天挺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989年版，四十七万字。《康雍乾三朝史纲》，朱诚如著，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988 年版，二十一万字。
官制、刑法、科举、宫廷《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张德泽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8 年版，二十七万字。《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李鹏年等编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983 年版，三十二万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商衍鎏著，三联书店958 年版，二十四万字。《清代法制研究》，张伟仁辑著，第一辑，三册，一千五百余页，台湾永裕印刷厂983 年印刷。《清代捐纳制度》，许大龄著，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950 年版，十万字。《清代宫廷史》，万依、王树卿、刘潞著，辽宁人民出版社990 年版，五十一万字。《盛京皇宫》，铁玉钦主审，紫禁城出版社987 年版，三十五万字。
军事、兵制《绿营兵制》，罗尔纲著，中华书局984 年版，三十一万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庄吉发著，台湾故宫博物院982 年版，四十七万字。《明清战争史略》，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合著，辽宁人民出版社98 年版，四十二万字。《清初军事史论考》，日本阿南惟敬著，东京甲阳书房980 年版。《张献忠大西军史》，王纲著，湖南人民出版社987 年版，二十六万字。
经济《清代租佃制研究》，周远廉、谢肇华著，辽宁人民出版社98年版，二十九万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罗仑、景甦著，齐鲁书社985 年版，二十四万字。《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98 年版。《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李文治、经君健、魏金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3 年版，四十二万字。《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人民出版社985 年版，五十八万字。《清代经济史简编》，郭蕴静著，河南人民出版社984 年版，二十二万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杨端六著，三联书店92 年版，二十八万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傅衣凌著，分别为95、9年版。《清史治要》，黄冕堂著，齐鲁书社990 年版、四十一万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陈支平著，厦门大学出版社988 年版，十九万字。《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何龄修、刘重日、郭松义等六人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四十三万字。
民族《满族简史》，本书编写组编写，中华书局979 年版，十八万字。《满族史论丛》，莫东寅著，人民出版社958 年版，十四万字。《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胡庆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98 年版，二十万字。《准噶尔史略》，本书编写组编写，人民出版社985 年版。《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杨学琛、周远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98 年版，三十五万字。《清代民族关系史》，杨学琛著，吉林文史出版社990 年版，二十二万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赵云田著，中华书局989 年版，二十四万字。
中外关系、文化、学术、史料学及其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97 年版，十九万字。《一六**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编写，人民出版社977年版，二十五万字。《清人社会生活》，冯尔康、常建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990 年版，三十七万字。《清代饮食文化研究》，林永匡、王熹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990 年版，三十九万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黄爱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89 年版，三十一万字。《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杨向奎著，齐鲁书社985 年版，五十二万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中华书局93 年版，二十八万字。《明末清初的学风》，谢国桢著，人民出版社982 年版。《清史述闻》，朱师辙著，三联书店957 年版，二十四万字。《清史史料学初稿》，冯尔康著，南开大学出版社98年版，二十八万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叶显恩著，安徽人民出版社983 年版，二十六万字。
人物传记《努尔哈赤传》，阎崇年著，北京出版社983 年版，二十五万字。《努尔哈赤评传》，滕绍箴著，辽宁人民出版社985 年版，三十万字。《清太宗全传》，孙文良、李治亭著，吉林文史出版社983 年版，三十二万字。《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周远廉、赵世瑜著，吉林文史出版社98 年版，三十六万字。《康熙大帝全传》，孟昭信著，吉林文史出版社987 年版，五十一万字。《雍正传》，冯尔康著，人民出版社985 年版，四十五万字。《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杨启樵著，三联书店香港分店982 年版，二十五万字。《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990 年版，六十三万字。《乾隆传》，白新良著，辽宁教育出版社990年版，四十一万字。《吴三桂大传》，李治亭著，吉林文史出版社99 年版，五十三万字。《贪污之王——和珅秘史》，冯佐哲著，吉林文史出版社989 年版，二十二万字。《清代人物传稿》上编—5 卷，清史编委会编，中华书局984—98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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