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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儒密室有二人也。”由此观之，则溥为昌时所毒死。是为一说，姑以存疑。
黄道周《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卷四七《哭张西铭二章》，清道光九年刊本。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第二节张采张采（59—48），字受先，又字来章，号南郭，与张溥同里③。因张溥居西郊，张采居南郊，人称西张、南张，合称“娄东二张”。张溥重名义，张采尚节概，相得益彰，砥濯自励，同斋共学，关系最好，且为姻家；又两人志向相同，共倡复社，世称“复社二张”。与张溥一样，张采也是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其一生主要事迹，除见于前篇介绍张溥中所述，尚可记者有如下数端。
天启七年（27），张采中举人。崇祯元年（28）春，在京应会试，及榜发得第三名，成进士，已而归里。时昆山县士民积怨魏忠贤党人顾秉谦，“聚众焚掠其家”。顾秉谦为邑人所逐，仓皇窜匿太仓。张采素恨其“庸劣无耻”，与张溥率里中诸生将其赶出太仓，人心大快。同年十一月，授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令。张采的性格与张溥有所不同，“溥性宽，泛交博爱，采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尝面叱之。知临川，摧强扶弱，声大起”。崇祯三年秋，以疾乞假归家，“士民泣送载道”②。可见，他在临川任上颇有一番政绩。
有明一代，转输漕粮入北京和支付各卫官军粮食，是江南人民最为繁重的赋役负担。是时，仓粮以养本地之军，名曰军储。它与漕兑不同。漕兑苦于运军勒索，耗赠日多，而军储则在地方交纳，绝无耗赠，小民利之。崇祯六年秋，太仓州大风杀稼，米价腾贵，斗米值千钱，漕粮无输。知州刘士斗，“廉明仁恕，为立州以来第一人”，欲纾民，乃与张采、张溥共谋救荒之策。张采以民命为重，深入实际，广咨博访。苏州府胥吏宋文杰言苏州府属县八，太仓、镇海两卫独隶娄卫军，军储四万九千石，分支长洲、吴县、昆山、嘉定、吴江、常熟、太仓七邑。考军储旧制，其初两卫之军原在本地支销，后来分支各邑。诚能使支独归太仓军储，越岁而收，又无增耗，即可减漕粮十分之七，此目前救荒之善策也。张采得之大喜，即著《军储说》一文，甚言散征各邑之苦，独归太仓之便，建议太仓州以军储代漕兑。张溥以为可，为作跋语于后。并与张采一起共谒刘士斗而详言之。张采的建议有益于救荒，是可行的。当时太仓州民王延等人条陈荒政亦以请复军储旧额为言，主张将各邑额派太仓、镇海两卫军储抵本州之漕兑。刘士斗也积极支持张采的意见，申文上司，认为太、镇两卫坐居本州，如以太仓州军储代漕兑，即以本州之粮给本州之军，军民两便，而官军就近支领尤乐从。而内阁首辅温体仁党、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应监兑，得刘士斗申文，欲借此陷之，并倾两张，遂竭力加以攻击，甚至“干戈横起”，诬张采、张溥“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指责刘士斗“行媚乡绅”。刘士斗为此被连降四级，改署昆山县事。张采对此大为不平，说是“梦想不到”的怪事，表现出他强烈不满晚明黑暗统治的鲜明立场。其后，周之夔还秉承温体仁等人的旨意，多次借张采的《军储说》③ 蒋逸雪《张溥年谱》载万历三十年张溥出生时，其“友人张采已七岁”。据此，张采当生于万历二十四年。
此事，《明史》卷三○六《顾秉谦传》系于崇祯二年。
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附张采传》。
以上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大做文章，于崇祯九年八月和十年二月分别到应天府和京师讦奏二张，阴谋置其死地。
崇祯十四年五月张溥殁后，与周之夔同为温体仁党的刑部侍郎蔡奕琛，以薛国观案被捕入狱，而不知张溥已死，乃讦溥“遥握朝柄”，怀疑他坐罪系出于张溥之所为，因言张采“结党乱政”。于是崇祯皇帝下诏严责二张回奏。张采以“溥实臣至交，生同砥砺，死避罗弋，负义图全，臣不出此”的明确态度，上疏辩诬，备述复社端倪，指出周之夔的《复社或问》和徐怀丹的《复社十大罪檄》都是有意陷害。疏曰“窃维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义所不废，推广溥志，不过楷模文体，羽翼经传耳，未尝有一毫出位跃冶之思也。至于《或问》及《罪檄》，此忌溥者罗织虚无，假名巧诋，不惟生者不闻，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怀丹果有其人，臣愿剖心与质；倘其人乌有，则事必诬构。独念溥日夜解经论史，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虽与世隔越，孤立杜门，而兢兢勉学，颇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岂敢一字欺皇上。谨据实回奏”。疏上，崇祯帝以“书生文社不足究”，降旨勿问；又得首辅周延儒从中帮忙，事即得脱。
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朝灭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起张采为礼部主事，寻进礼部员外郎。后，乞假去。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45）五月，清兵渡长江，福王出逃，南京陷落。奸人素衔张采者，群击之死，复用大锥乱刺之。已而苏。同年八月以后，曾与陈子龙一起在浙江嘉善水月庵避难。顺治五年（48）卒，时年五十有三。其著作今存者有《西晋文》二十卷等。
以上见《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和蒋逸雪《张溥年谱》四十岁条。第三十五章刘宗周黄道周第一节刘宗周刘宗周（578—45），初名宪章，字起东（启东），绍兴府山阴（今绍兴）水澄里人。自号秦望中山人、还山主人、读易小子、山阴废主，晚年更号克念子、别号念台，又以迁居山阴蕺山之麓，自称蕺山长、蕺山长者、蕺山长病夫宗周。人称念台先生、蕺山先生。弟子称蕺山夫子、蕺山刘子、子刘子。友人称其念台子。父亲刘坡，为诸生。母章氏妊五月，刘坡去世。万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578 年3 月4 日）生，为遗腹子，因家贫，依母居外祖父章颖家。在外祖的培养下，七岁入塾，学习勤奋，手不释卷。十八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二。二十岁举乡试。万历二十九年（0），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会母丧，居家守制三年。三十一年八月，拜本省德清县许孚远为师。孚远，是与王守仁共倡心学的湛若水的四大弟子之一唐枢的学生，“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信仰王学，反对王学与佛学合流，认为后之学者所言的“良知”，是不明王学之宗旨，“非文成之正传”。刘宗周、冯从吾、丁元荐三人是他最得意的门徒。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宗周得官行人司行人。
刘宗周步入政界之日，恰是皇帝深居宫苑、不视朝事，国势日衰之时。
为了挽救明皇朝的危亡，他抱着“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的忠君思想，立朝守正，事君不以面从为敬，始终“清直敢言”，前后上疏凡百余次，指陈时政得失，崇正辟邪。虽所论皆深中时弊，然往往以忤旨而被黜，三次革职为民，排斥在野。
万历四十年（2）正月，入东林书院谒高攀龙，结为道交。四月，奉命往江西建昌册封益王朱常■。翌年四月，以“今日宗藩之困亟矣，国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上《万世治安疏》，请行议爵、议禄、议官、议教、议养、议制六事，曰“臣观今日之势，盖已岌岌乎尽踏汉、唐季世之辙矣。爵滥而轻，禄侈而匮，官不惟贤，制不尽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乱乎。”②疏入，不报。神宗反于同年五月下诏堵塞言路，谕内阁和都察院“年来议论混淆，朝廷优容不问，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伤国体。自今仍有结党乱政者，罪不宥。”③时有宣城人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与昆山人左谕德顾天峻各“收召朋徒，聚集讲学”，攻击东林，人称宣党、昆党。御史徐兆魁、乔应甲等亦力排东林，与宣、昆两党“声势相依，大臣多畏避之”④。宗周为人尚气节、重操守，乃上疏为东林鸣不平，反对门户之见，反对党同伐异。谓“迩者，皇上于人才进退，章疏是非，一概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公车之章至有 以上参黄宗羲刘宗周《行状》和刘汋；刘宗周《年谱》，分别见《刘子全书》卷三九、四○，清道光十五年刊本；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商务印书馆933 年版。
《明史》卷二八三《许孚远传》。
② 《刘子全书》卷十四。
③ 《明史》卷二一《神宗纪二》。
④ 《明史》卷二二四《孙丕扬传》。
以东林为语柄者，臣窃痛之。”又云东林高攀龙等有“真切学问”；“从之游者多不乏气节耿介之士”。“是故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也，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也”。此疏一出，昆、宣两党大哗，飞章攻之，诬其“颠倒是非”，是效少正卯之所为，“足以乱天下而有余”，甚至请诛宗周，“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四十二年正月，宗周以“群小在位，党祸将兴”，愤然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准之，五月抵家。
刘宗周一生从政时间名义上长达四十余年，实际上在官之日极少，仅四年有半，绝大部分时日都是被斥落籍，教授乡里，读书著述。经过这次打击，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回家之后，遂集同志会讲于蕺山解吟轩，“欲明人心本然之善”，并撰《心论》，曰“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一心”②。实质上，与王守仁“心外无物”或“心生万物”说并无两样。“蕺山之学，专言心性”。宗周如此重视“心性”，并不是偶然的。其为学，从师于许孚远，推本于周、程，得源于王守仁。其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而他与王学又凡三变，始疑之，以为近禅也；中信之，以为圣学也；终而辩难不遗余力。早年崇尚程、朱，不喜陆、王之学。中年遭受官场的磨难，始以“慎独为主旨”，认为“慎独之外，别无学也”，企图从内心世界寻找人生的出路。这一时期，他大谈心性之说，把“心”、精神视为天、地、人以至万物的本原，正说明他已经从尚程、朱而转向了王守仁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逝。八月，光宗嗣位，在位一月而死。九月，熹宗继位，改号天启，重用太监魏忠贤，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由于言官交章论荐，天启元年（2）三月，召刘宗周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十月入京。不久劾奏魏忠贤“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并请行明太祖铁榜之制，以防止重演王振、刘瑾宦官擅权误国之祸。疏上，魏忠贤大怒，熹宗责其“出位妄言，好生可恶”，本欲重治，因阁臣叶向高力救，改为廷杖六十，罚俸半年。天启二年正月，后金军队陷广宁，举朝震恐。宗周请诛丧师失地诸臣，建议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并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以及谏臣杨涟等人。熹宗得疏大加训责，但以“语言无忌，姑不究”。六月，命为光禄寺丞。三年五月，升尚宝司少卿，九月改太仆寺少卿。此时，刘宗周以“一岁三迁，义难拜命”。尤其是看到魏珰与客氏“专权日甚”，衣冠之祸莫测，而大小臣僚又争相攀附权势，置国家安危于度外。加以身患疾病，遂连告三疏，于十一月获准回籍调理。四年九月，吏部题缺官事，奉旨起宗周为通政司右通政。十月，杨涟、左光斗等人相继因抨击魏忠贤被削籍。宗周以正直诸臣被逐，不顾吏部行文促其赴任，拜疏固辞，乞继续以原官在家疗养，并论魏忠贤误国之罪。次年正月，熹宗斥宗周久不赴任是“藐视朝廷，矫情厌世，好生恣放”，第一次将其革职为民。这时正是明朝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烈的年代，大批正直有为的廷臣， 《刘子全书》卷一四《修正学疏》。
② 《刘子全书》卷二三。
引文据《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详见《刘子全书》卷十四《感激天恩疏》。 刘汋刘宗周《年谱》，天启五年条。
或遭杀戮，或被下狱，或削籍闲居，阉党特务遍天下，人人自危。宗周在家一方面注视着朝廷的斗争和同僚的命运，对被害诸臣寄以深切的同情，闻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被杀，作《吊六君子赋》，述诸子正直之业绩，数阉党矫横之涂毒；一方面自己做好随时被捕入狱的准备，将儿子托付门徒，把著作转寄于友人家里。天启七年八月，熹宗死，朱由检即位，更号崇祯，清除阉党，起复被斥诸臣。
崇祯元年（28）十月，刘宗周任顺天府尹。其时，“名为反正”，实则秉权者多魏忠贤余党。为此，他于崇祯二年正月以病不能任事为由，乞以原官致仕，不允。九月，至京师视府尹事，寻于会极门批评皇帝求治之心太急。皇帝因登极伊始，为表示圣心宏阔，虽以所论“迂阔”而不听，然叹其忠，亦未予惩罚。在府尹任上，宗周兴学校，育人材；行保甲，戢奸宄；锄豪右，安良善，恤下户；惩贪官，减赋役，振风纪。同年十一月，后金军队抵德胜门外，京师戒严，崇祯帝闻警即不视事，一切章奏皆留中不报，人心惶惶。宗周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上言“国势之强弱，视人心之安否”，请安民、军、士、大小臣工和远近地方之心，上亦要自安其心。又云“吾守土官，义当与城为存亡。”最后到午门伏阙叩曰乞崇祯帝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以定人心，固守城池。又请罢九门税，平物价，节财用；安抚入城流民，立粥厂养老疾；巡视城防，慰问守城军士；集士民祭于谦，要求发扬于谦精神，誓死保卫京城。人称“刘顺天”，这是对他守京城有功的最好评价。三年五月，后金军队东归，京师取消戒严，朝廷又宴然不知后患。宗周对此十分忧虑，上书曰“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厚民生”，请省刑罚、减赋税，爱惜民力，直接批评崇祯帝即位以来“重典绳臣下”、“重敛责小民”的错误做法，认为这种做法难“以回厄运以巩皇图”。周延儒、温体仁见疏，以其语侵内阁而大恨，遂以时方天旱求雨而刘宗周称疾不修职事为借口，故意激怒崇祯降旨切责。九月底，刘宗周即被逐出都门，时守京兆甫一载。离京之日，行李萧然，都人罢市而哭，千余人遮道相送，至十余里不去。
刘宗周既归里闲居，忧王守仁之心学“杂于禅”，与佛学合流，乃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作《证人社约》十则。又著书进一步阐发心性之说，曰“盈天地间皆道也，而统之不外乎人心。人之所以为心者，性而已矣。”“然性是一，则心不得独二。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能以为性也”②。认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是统一的，“天理”与“人欲”亦非对立，否定了程、朱视两者为对立的观点。
崇祯八年正月，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陷凤阳。言官劾首辅温体仁入阁以来“专以繁刑厚敛为先务，致民穷盗起”。崇祯帝也不得不承认“前此置相不得人”，命吏部议在籍堪任阁员者。吏部尚书谢升会同廷臣举礼部左侍郎林釬、礼部尚书孙慎行以及刘宗周三人以上。诏从之，并命长吏疾驰促上道。十月，宗周抵京。由于承旨使范仁误传令，和在文华殿召对时不合帝意，加以温体仁忌之“借端以沮”，而未能入阁。九年正月，改为工部左侍郎。 《刘子全书》卷一五《祈天永命疏》。
② 《刘子全书》卷八《中庸首章说》。
二月，上《痛切时艰疏》，历数从前弊政，“请上更调化瑟”，以图“转乱为治”。从而引起崇祯帝不满，传谕内阁，欲予重治。后反复再三，而意稍解，降旨诘问，奖其清直，且拟大用之。温体仁闻而惧甚，于六月嗾宗周同乡许瑚上疏论短，谓宗周“才谞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崇祯帝以许属其同乡，“所言如是，遂不果用”②。宗周不堪侮辱，连上三章，恳乞回里。诏许之。七月出都门。临行遗书温体仁，痛责其“罔上”、“诬下”、“卖友”、“阴挤同官”，“借皇上之宠灵，为驱逐异己之地”的种种罪行。是月，清军自宣镇入昌平，皇陵告急，都城被兵。刘宗周于天津途中闻警，曰“国难崩摧，非臣子接淅时”，乃入津城助抚军贺世寿筹集兵粮。京师士民亦请召还刘宗周，又因温体仁从中阻挠而罢。九月，南行至德州，疏陈时事，斥崇祯帝用人失当，“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温体仁左右朝政，排陷异己。疏入，崇祯帝恼羞成怒。温体仁更火上加油，上章诋毁刘宗周。遂加重处分，改成革职为民。
十一月，刘宗周回到故里。始幅巾野服，“亦无再仕之意”，闭门著述，辑《刘氏家谱》七卷，定《经籍考》、《古学经》，辑《古小学集记》和《古小学通记》，删定王守仁《传习录》并作《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等。为了挽救王守仁心学危机，刘宗周在提出“慎独”之后，这时又以“诚意”之说示学者，谓“天下国家之本递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处已无可推矣。”自此专举立诚之旨，希望人们以至诚的精神进行内心省察，以求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崇祯十四年九月，崇祯帝以刘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授其吏部左侍郎。疏请收回成命，不允。次年五月，接邸报，闻清兵破宁远，入锦州，李自成农民军进围开封。面对着清军的强大攻势和农民起义军的熊熊烈火，刘宗周终于抛弃了个人恩怨，改变了“无意再仕”的想法，奋起曰“际此时艰，岂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②，遂风风火火带病束装入道。至淮安，献圣学三篇，凡数千言，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曰崇圣学以需治化③。八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入朝，上振肃风纪之要，曰建道揆、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④。又上《辟门大典疏》，请严考选，劾纠御史喻上猷、河南巡按严云京，荐旧给事中袁恺、戍籍御史成勇。首辅周延儒得疏，“怏然不悦”。十一月，清兵再次入口，京师戒严，崇祯帝令大小臣工上言献策。刘宗周应诏陈言备边大略，认为一切当“以安人心为本计”。而欲安人心，应首旌血战阵亡卢象昇，急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逮捕跋扈悍将左良玉，并献防止清兵南下，召募勇士诸策。闰十一月，崇祯帝在中左门召见廷臣，议督抚去留事，诸臣以次奏对完毕。御史杨若侨荐西人汤若望制造火器，上许之。宗周先后两次出班奏言，极力反对。说自古以来用兵之道，在于行仁义，有节制。火器无 《刘子全书》卷十六《痛切时艰疏》。
②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九年条。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九年条。
②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十五年条。
③ 《刘子全书》卷十七《不能以身报主疏》。
④ 《刘子全书》卷十七《条列风纪之要疏》。
《刘子全书》卷十七《应诏陈言疏》。
益于成败，且将来必为中国之害。“汤若望西番外夷，向来倡邪说，以鼓动人心，已不容于圣世。今又创为奇技淫巧，以惑君心，其罪愈不可挽，乞皇上放还彼国，以永绝异端，以永遵吾中国礼教冠裳之极。”崇祯一听甚为不怿，曰“火器乃国家长技，汤若望非东寇西夷可比，不过令其一制火器，何必放逐。”②刘宗周在朝不畏权贵，不计个人安危，屡屡上书，匡救时艰，揭露晚明苛政，有时还敢于为民请命，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经世致用之学方面，尤其是在对待外国科学技术方面，他居然比不上一个封建皇帝。与其同时代且同成长于江南大地的徐光启、宋应星、陈子龙等人注重国计民生、致力科学研究相比较，就显得更加可悲了，说明他的思想极端保守和落后。
在这次中左门召见中，刘宗周还单枪匹马，出面申救因言事而入狱的给事中姜埰和行人司副熊开元。曰皇上方下诏求言，乃一日而逮二言官下诏狱，“甚伤国体”。崇祯向来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二言官下狱是他亲自定夺的。所以刘宗周的意见更加惹火了他，怒曰“朕处一二言官，如何遂伤国体。”严厉责备宗周是“藐视徇私，大负委任”，“如此偏私，岂堪职宪”。同时怀疑熊开元上疏是出于宗周之指使。实际上，刘宗周与二言官素无关系。崇祯帝不容分辩，遂下“革职下理之旨”，欲予以重处。后因辅臣奏其年老，才减为革职为民。这是刘宗周入朝以来，第三次遭此重治。十二月初，辞朝出京。
次年六月抵家门，次第成《读易图说》、《古易钞义》、《证学杂解》、《良知说》诸书，继续阐明心性之说，为王学补偏救弊。在《读易图说》一文中，刘宗周针对宋元以来老生常谈而又各执一说的“理”与“气”关系问题，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②。认为“气”不仅是构成天、地和万物的本原，而且也是产生精神的“理”的根源。“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离气无所谓理”，有是气，“才有是理”③。从而否定了程、朱的“理本气末”论。但是他又把“理”与“气”混为一谈，曰“盈天地间一气也，气即理也。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也”④。可见他的思想又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继承王学，又修正王学。在《良知说》一文中，刘宗周反对王守仁“不虑而知”的先天论，因此在赞扬王守仁“致良知”说的同时，颇有贬斥王学之语。谓“阳明子言良知，最有功于后学。然只是传《孟子》教法，于《大学》之说终有分合。”“只因阳明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种种矛盾，固不待龙溪（按王畿）驳正，而知其非《大学》之本旨矣”⑤。明末王学的没落，同它在明中叶崛起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刘宗周一生辟佛，晚年尤其反对佛学的玄虚，力图使王学从与禅学的合流中摆脱出来，恢复王学的统治地位，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为王学辩难，其结果只能是一番徒劳，“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门人董玚说他对王学“信② 《刘子全书》卷十七《敬矢责难之谊·附召对纪事》。
参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0 页。
② 见《刘子全书》卷二。
③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④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⑤ 《刘子全书》卷八。
之笃，故其辨之切”。这说明刘宗周的整个思想倾向，直至最后还是属于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的学术思想对清代浙东学者，如黄宗羲等颇有影响。
崇祯十七年五月，刘宗周在家闻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大申所谓“讨贼”之义。请绍兴知府“起兵勤王”，不敢应。即亲赴杭州，鼓动浙江巡抚黄鸣骏，并贻书左良玉、刘泽清、郑芝龙诸将领，冀求会师北上“讨伐”李自成。明亡已成定局，刘宗周竟如此到处奔走呼喊，诚可谓“不识时务”，充分暴露出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比之当时一般人尤为顽固。同月，福王监国南京，起他为原官。当时李自成已经撤离北京，京城已为清兵进占，清军已成为主要的敌人。刘宗周却以大仇未报，不敢受职。六月，由绍兴抵抗州，自称“草莽孤臣”，再次重弹“讨贼”之义，曰“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建议福王据形胜以规进取，重藩屏以资弹压，慎爵赏以肃军情，核旧官以立臣纪②。又请诛内外不职诸臣。疏上，福王没有予以施行，仅令宣付史馆，而马士英、高杰、刘泽清等人则因此恨甚，滋欲杀之，反诬刘宗周“自称草莽孤臣，不书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又云劝上亲征是“谋危君父”，企图发动兵变，与史可法另立潞王于杭州。同时派人往丹阳行刺之，未成。宗周见状，连疏请告，不允，乃于七月中至南京，八月初入朝受事。尔后，劾马士英专权跋扈，重用亲信阮大铖。在南京小朝廷里，福王不过徒有其名，实权操在首辅马士英手里。宗周既拜命，士英忌而欲去之。刘宗周上言坚决反对阮大铖知兵，福王不听。刘宗周遂于九月出朝，驰驿归里。行前，陈五事曰修圣政、振王纲、明国是、端治术、固邦本。
清顺治二年（45）五月，南京陷落。六月，潞王降，杭州失守。刘宗周在家见大势已去，叹然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遂出辞祖墓，投水寻死，被救出。自是绝食二十三日，后勺水不下者又十有三日。六月二十四日作《示汋儿》，曰“子职未伸，君恩未报，当死而死，死有余悼。”越五日，作《绝命辞》曰“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②闰六月初八日（ 7月30 日）卒，终年六十八岁。鲁王谥忠端，唐王谥忠正。清乾隆四十年追谥号忠介。
刘宗周存世的著作主要有他的门徒董玚编辑的《刘子全书》，计四十卷，分为语类、文编、经术三大类，收有学术专著、奏疏、书信、序跋、传、论、议、题、揭、诗、词以及行状年谱等，可谓大全，其中仅奏疏即有九十八篇，刊于清道光十五年。此外尚有清沈复粲编的《刘子全书遗编》（二十四卷，道光二十九年刻版）、水澄《刘氏家谱》（十二帙，一九三三年绍兴广文印书馆铅印本）等。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三年（83）出版了日人桑原忱编次的《刘蕺山文钞》二册，共收奏疏、书信、序跋等四十四篇。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十六年条。
② 引文据《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详见《刘子全书》卷十八《恸哭时艰疏》。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② 见《刘子全书》卷二七。
第二节黄道周黄道周（585—4），字幼玄（又作幼元、幼平），又字螭若、细遵，人称石斋先生。漳州漳浦（今属福建）铜山人。先世“世代业儒”。其能“学贯古今”，除父母通经史外，他自己从小善攻读。五岁入学，凡数年，自经传子籍、诗赋声律、阴阳之学，无不耽精。及长，“直以行王道，正儒术为己任”。十四岁时，“便慨然有四方之志”，第一次离开家乡外出游学，投奔广东惠州府博罗县士大夫韩日缵。他“年少轶才”；日缵“贤而好士”，家中藏书宏富，与黄道周语而大悦，谓“此儒者也，今日任斯道者，非子其谁？”遂“得尽观所未见书”②，开阔了眼界。居粤一载有余，还家改习举子业，然于时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画。
自十九岁起，黄道周两次献时政策于布政司和按察司，皆不用，由是“知王道之难行”。二十八岁，补漳州府学生员。同年，入省城福州应乡试，不第，归而杜门著述，先后完成《易象》、《畴象》各凡八卷，并开始撰写《三易洞玑》等书。其时，因家贫益甚，曾在漳州和广东潮州收徒讲学，借馆谷■口。万历四十六年（8），三十四岁中乡试，名列第七。次年，应会试，落榜。天启元年（2），再次公车北上。二年，举进士。寻以成绩优异，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馆课，由此踏上仕途。
黄道周进入仕途之时，正是明代历史上最**、最黑暗的年代。皇帝昏庸，官吏贪酷，民不聊生。后金崛起，对明边虎视眈眈，整个明皇朝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黄道周性存忠孝，尚气节，贱流俗，不媚权势，立朝守正，清直敢言。因此，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几经浮沉，屡受挫折。
为庶吉士时，值魏忠贤一伙左右朝政，虐焰方炽。道周愤其祸国病民，与同列文震孟、郑鄤相约“尽言报国”，揭露魏鄤擅权，挽救皇朝危机。天启四年，庶吉士散馆，他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参与国史、实录的编写工作，并充经筵展书官。按制度规定经筵展书官奉书“必膝行前”。黄道周以为经筵道尊，不应如此，独以平步而进，触怒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四月被迫离京归里。
崇祯二年（29），魏忠贤已除，黄道周起原官。他以为这时当可以实现其事君报国之志，便风尘仆仆于次年四月抵京师。未几，出浙江主持乡试。他典试态度认真，秉公办事，不受请托，豪门子弟不得志，多恨之。事毕还都，逢《神宗实录》告成，晋右春坊右中允。八月，前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以杀毛文龙罪被诛，故相钱龙锡受到牵连，被逮入死牢。对此，廷臣无复言者。黄道周得悉愤愤不平，“不惜身家，不爱通显”，于十二月十三日连夜草疏，犯颜直谏，冒死申救，曰“陛下御极以来，辅臣获重谴者九人矣，一代之间有几宰辅乎？”②疏呈上，崇祯帝不仅不听，反而斥为“诋毁曲庇”，著令回疏。他遵命三奏，而崇祯帝之疑犹“未释”，令停职四十日。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二下《黄道周》，浙江古籍出版社98 年版。② 洪思《黄子传》，见《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卷首》（以下简称《黄漳浦全集》），道光九年刊本。 《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
② 《救钱龙锡疏》，《黄漳浦全集》卷一。
崇祯四年五月，钱龙锡获释，改戍定海，黄道周则为此降秩三级。此时，礼科诸臣又落井下石，数次疏参他典浙江乡试事，“千敲万挝”②，以发泄和报复对他主持浙江乡试的不满情绪。在这种环境中，他见朝廷上下一片黑暗，没有容身之地，连上三疏恳请乞休。同官倪元璐抗疏，称黄道周为“古今第一词臣”，愿以职相让③。皇帝不听，于十一月降旨准行。
崇祯五年二月，黄道周于临行之前上《放门陈事疏》，谓“臣自少学《易》，以天道为准”。“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帝不怿，借“葛藤”、“株连”数语，令具陈。于是再上《放门回奏疏》，曰“迩年诸臣所自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自前岁春月以后，盛谈边疆，实非为陛下边疆，乃为逆珰而翻边疆也；去岁春月以后，盛言科场，实非为陛下科场，乃为仇隙而翻科场也。此非所谓‘葛藤’、‘株连’乎。”又曰“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同疏还荐马如蛟、惠世扬、徐良彦等十人以上④。此疏，不但批评崇祯帝用人失当，重用小人，而且荐举人材，又语刺内阁权臣周延儒、温体仁辈，故疏呈入而崇祯帝益为不怿，斥为“滥举逞臆”，削籍为民。是月，他出京南下，游览东南名胜，在杭州附近之大涤山书院讲学数月，年底到家。
黄道周家居时，与诸弟子谈经之余，屡屡劝人读史。并从历代史籍中筛选汉至宋代名人诸葛亮、寇准、李泌等十二人，人自为传，以行事相比，辑为《懿畜》前编。又取明代解缙、薛瑄、杨士奇、于谦、王守仁、商辂等数十人，各立为传，名曰《懿畜》后编。二编皆寓意于史，通过昭彰历代封建士大夫文治武功之业绩，激扬后人忧国忧民之精神。
崇祯九年（3），以荐用，恢复黄道周官职。经过前两次的打击，他对于为政已经毫无兴趣。本拟上疏请假，因有司敦促赴任，不得已于秋天心郁郁而就道。十年正月，入朝。四月底，又具疏乞休，连上数次皆不允。六月，崇祯帝以久旱下诏求言。他上《慎喜怒以回天疏》，曰“陛下焦劳于上，小民展转于下，而诸臣括囊其间，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他与复社、东林诸人关系甚好，被江南学子尊为名士。同月，他针对温体仁方招奸人构复社、东林之狱，上《求言省刑疏》，曰“当此南北交讧，奈何与市井细民，申勃谿之谈，修睚眦之隙乎”②，反对加罪于复社与东林党人。旋升谕德，掌司经局③。这时，他见朝廷内外交困，崇祯帝刚愎自用，延臣树党营私，以 《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
② 《引罪告病疏》，《黄漳浦全集》卷一。
③ 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崇祯四年条（以下简称《庄谱》），见《黄漳浦全集》。④ 以上两疏引文据《明史》本传，文字与《黄漳浦全集》卷二所载原疏，略有不同。 《庄谱》卷上，崇祯五年条。
② 以上两疏引文据《明史》本传，原疏载《黄漳浦全集》卷二。文字上，两书互有差异。③ 《庄谱》卷上，崇祯十年条谓“五月升谕德”，时间上有误。据黄道周本人疏文，升谕德应在六月上《回天》、《省刑》两疏之后，《三罪四耻七不如疏》之前。又道周自云升“左谕德”，《明史》本传作“右谕德”。
邪压正，无意受命，具疏辞职，并自劾有“三罪四耻七不如”。用自陈不职的形式，进一步指斥朝政，希望崇祯帝能有所醒悟。十二月，升少詹事协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经筵日讲官，纂集经书，为太子讲读。然而时过数月，黄道周又因上书言事被赶出都门。十一年七月初，他同时上三疏，一劾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入阁；一劾陈新甲夺情起宣大总督；一论辽东巡抚方一藻和议失算。是时，崇祯帝正为清兵频频进攻和明末农民大起义南北交攻，弄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凡事更加一意孤行，不听劝谏。杨嗣昌等人又恃上怙宠，借机对黄道周的《三罪四耻七不如疏》断章取义，大肆攻击。八月，遂以“朋串扰乱”的罪名，将其连降六级，贬为江西布政司都事②。这次，他没有遵旨赴任，而是以养病为由请求回家。当时他已年届五十四，南归途中思绪万千，萧然感叹，对送别他的朋友吟了这样四句诗“从此辞君各千载，故园门前千尺海；海中疏岛千高驼，记得投竿双膝在。”③准备自此之后，要在山里老家谢绝一切宾客，不事应酬，安安静静地闭门守家，研究经史，著书立说，用笔墨伴随度过了“残生余年”。
可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很快就使黄道周隐居山林的生活愿望成为泡影，随之而来的是血淋淋的严刑拷打的监狱生活。崇祯十三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举荐地方人材时，对黄道周推奖备至，而大学士魏照乘因甚恨道周而指责解学龙“滥荐”。崇祯帝邪正不辨，偏听偏信，也认为解学龙是“党庇行私”，将解学龙与黄道周加上“党邪乱政”的罪名，立削其籍。四月，解入诏狱。黄道周亦于七月被捕至京，与解学龙各杖八十，下镇抚司狱论死。此时，与黄道周素无往来的户部主事叶廷秀等抗疏力救，也被逮入狱。在狱中，黄道周惨遭掠治，备受折磨，遍体鳞伤。但他意志刚强，宁死不屈，仍然坚持日夜著述，手写经书一百二十本，并研理极数，成《易象正》十二卷。十四年三月杨嗣昌死，刑部的官员亦认为所加黄道周的罪状证据不足。十二月，得旨赦出，谪戍湖广辰阳②。十五年六月，赴谪抵江西九江。八月，崇祯帝召见阁臣，再度入阁的周延儒欲用黄道周，乘间上言道周家贫子幼，生活清苦，事亲极孝，学无不通。十月接旨“念其清操力学，尚策励，特准赦罪还职。”③此时，黄道周“通籍二十载，历俸未三年”，一再忤旨被罢，再也无心继续供职。由江西返回南京之后，于闰十一月，遣义男上《免戍辞职疏》、《乞赦解学龙叶廷秀疏》，即告病从南京径直回家④，重操旧业，次第完成《孝经集传》、《坊记》诸书。
崇祯十七年春，风云骤变，皇朝更迭。黄道周在家闻明亡如丧考妣，“袒发而哭者三日”。五月十五日，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建立南明第一个小朝廷，以翌年为弘光元年。因众望所归，黄道周被命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六月二十二日，他遣义男上《时务疏》，献进取之策，谓“窃意今日之事，类多伏莽，不设重臣，不能复驭。盖以南都 《庄谱》卷上，崇祯十一年条。
② 《明史》本传作“照磨”。“都事”，从七品；“照磨”，从八品。此处依《庄谱》所载。③ 《庄谱》卷上，崇祯十一年条。
《明史》卷二七五《解学龙传》。
② 《明史》本传作谪成广西。详参《明史》卷二五五“校勘记”第四条。③ 《庄谱》卷上，崇祯十五年条。
④ 《明史》本传云道周既还，北上“见帝而泣”、“请假，准之”云云。不知所记有何根据。定鼎，则福建、江右皆为首藩。”应以闽之建阳、赣之雯镇、浙之衢州作为根本重地，积极组织力量，反击清军。疏呈上而不见施行，黄道周不欲出。首辅马士英讽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潞王耶？”②乃于九月十五日出山入道，途中又忽萌回车之意，为人所劝，方继续往行。十月二十一日抵衢州，闻升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上《衢州闻升辞职疏》，不准，始决意入南京。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45）正月入朝，见诸臣措置乖方，又闻刘宗周被逐，不欲久厕朝班，二月底疏请奉敕赴绍兴祭禹陵。祭祀毕，于四月就地疏请致仕，未得可否而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此时，黄道周毫不畏惧，“誓死反清复明”，上疏潞王朱常涝及当时逃亡杭州的邹太后，令闽、赣、浙三省之兵奋起抗清。又草檄谕数千言，皆持而不下。已而，杭州亦失守。六月，黄道周在衢州劝唐王朱聿键驻跸衢州，以号召两浙，联络江右，以期中兴，恢复大明江山。而镇江总兵郑鸿逵等人则一味退却，拥兵自重，于是月底挟唐王偷安入福州。黄道周看到自己的主张不为所用，无奈尾随入闽，至浦城获悉唐王已于闰六月初八日在福州就监国位，因与诸臣政见不同，不想去福州受命，仅派人往贺，而己取道还山。唐王得报，遣使往迎之。“时百事草创，危疑未定”，人心涣散，大江江右诸臣又皆“拥众横行，蓄威自卫，而抱妻携子，藏马于舟，掠盗于道，经都越邑，嗷嗷瞻乌”③。黄道周以为不早正帝位，难以挽回民心，号召天下，于七月奉唐王即位，改元隆武。唐王以道周区划裁定大小礼节事务有功，升他为少保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寻加兵部尚书。在隆武政权中，唐王徒拥空名，实权掌握在福建总兵郑芝龙手里。道周观郑氏日图不轨，无法共事，上疏乞归。唐王留之再三，道周还是认为在朝廷中决不能有所作为，于是转而复请行边，督师征战。
从军事上看，福建东南际海，事可无虑。其余三面环山东北有仙霞岭作屏障；西北一路，经光泽出杉关，可入江西建昌府，但道路遥远，馈饷艰难；正北由崇安，出分水关，可入江西广信府，联络徽州抗清义军。而三路通道皆在福建建阳，是为闽北重镇；关外要害，则莫急于广信，可谓全闽北门。
据此，黄道周决定由正北出闽。七月二十二日朝饯启行。第二天，他即带着“三五秀才”离福州，经延平，至建宁，先后募得闽、浙诸门人子弟及各地乡兵四千人，九月抵崇安扎营待饷。上疏唐王，郑芝龙拒不发饷。十月一日，黄道周至广信，闻徽州已于九月二十三日为清军所破，乃分兵三路，一出抚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宁。起初，出婺源之军尚有捷闻。可是，由于清军步步增兵压境，攻势凶猛；隆武小朝廷兵饷俱操之郑氏，他们不仅不抵抗，反而处处掣肘，多方刁难。黄道周名为少保兼太子太师、吏兵二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有“一意报主”之心，但无调动兵饷之权，“于饷部实未尝有一毫之饷，于兵部实未尝有孑体之兵，于府库实未尝有一锥一粒火药器械之助”；各地兵、饷又皆不继。因此，很快就陷入兵单食尽的困地。另外， 《庄谱》卷下，崇祯十七年条，原疏见《黄漳浦全集》卷三。
② 《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传》。
③ 《庄谱》卷下，弘光元年条。
《谏亲征疏》，《黄漳浦全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