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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募之兵多为“君子之军”，督阵诸将也多数是秀才用兵，“调度无能”。至十一月，抚州、婺源、休宁三军相继溃败。为报效唐王，黄道周欲决一死战。十二月初六日，复自广信进攻婺源。至童家坊，闻乐平县失守，广信成为一座孤城，当地官绅纷纷要求回师守城。此时，尽管他只余下三百之兵、三日之粮，仍义无反顾，于二十四日进抵婺源城外十里处之明堂里。次日清晨，清军骑兵数千，乘雾奇袭，黄道周督众死战，顷刻大败，与内弟蔡春溶、中书舍人和门人赖继谨、户部主事赵士超、通判毛玉洁等同时被俘。入婺源县城，清军备酒席，劝之降。黄道周不屈，骂而不食，吟诗八章，神态自若。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4）正月二十四日，黄道周等人被清军解赴南京，幽于禁城中，绝食十有四日。在狱中，著诗文数卷。清朝招抚江南经略洪承畴以同乡劝其降，道周拒不答。操江巡抚陈谦以剃刀、满帽见遗，亦不受。书绝命词十二字“防风虽倒，犹留一节，以问孔丘”，藏于衣带。黄道周以身殉节，视死如归。三月初五日（4 月20 日）赴刑场路过南京西华门，突然止步，坐地不起，曰“此与高皇帝（指朱元璋）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从之，遂英勇就义，年六十二岁。同时被害者，还有蔡、赖、赵、毛四人。唐王闻黄道周死，震悼罢朝，赠文明伯，谥忠烈。清乾隆中，改谥忠端。

    黄道周博学多才，是明季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精道经史、诗赋、天文、历法、数学，书法妙绝、绘画亦见功力。尤其是他以数明理，以理明数，潜心研究《易》学，对后来的一些学者颇有影响。其奏疏、诗文、杂著，多由后人编入《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刊行于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二下《黄道周》。另，关于黄道周遇难的时间和地点，《清世宗实录》卷二三，谓顺治三年正月斩于徽州军前。似属误记。

    第三十六章李梦阳第一节官场险恶，四度入狱李梦阳（473—530），字天赐，后改献吉，号空同子（崆峒子），陕西庆阳（今属甘肃）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为“前七子”之首。

    少年时代生活于庆阳。弘治初，李梦阳父亲李正被聘为明藩周王府教授，全家移居河南开封。弘治六年（493），逢科举，他本想在河南应试，未成，不得已回到庆阳，“而棘围且闭。梦阳拦监场使者，大言‘梦阳不入试，是科无解首。’使者勉收之，果举乡试第一”。狂傲自信之态，跃然纸上。弘治七年（494），李梦阳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这时才二十一岁。此后十二年间，他除户部主事工作之外，主要活动于文学领域。他“居燕中，社集四方名士，兴复古文词，与信阳何景明互旗鼓，时人称李何”。“抗论古今，傲绝一世”②。此时，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为文坛盟主，“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③。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号“七才子”，史称“前七子”。弘治十八年（505），李梦阳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极论时政得失，其大致内容为()官场风气日下，“廉耻道丧”。“张拱深揖，呐呐不吐一辞，则目为老成；遇事圆巧，则以为善应。转相则效，翕然风靡，承讹重弊，言行无实”。(2)宦官之祸。指出国家之仓厂场库、腾骧四卫、锦衣卫及团营等被宦官掌管，为社会稳定、社稷安全之隐患，提请孝宗要加倍留意。本来，这都是些切中时弊的言论，但因文末语及孝宗张皇后的父亲寿宁侯张鹤龄的不法行为，而以“疏末斥后，大无人臣礼”的罪名下锦衣卫狱。后来虽经大学士刘健、谢迁求情，得以官复原职，但仍被罚俸三日。李梦阳气愤难消，“一夕醉遇寿宁侯于道，以鞭梢击堕其齿二”②。张鹤龄愤极，但“为前疏未久”，毕竟有些心虚，遂“隐忍且止”。

    武宗继位以后，李梦阳升任户部郎中。正德元年（50），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等大臣联名上疏弹劾以刘瑾为首的“宦官八虎”，试图除掉他们。李梦阳在其中推波助澜，并代草疏文。因消息泄露，刘瑾先发制人，韩文等均被赶出京城，李梦阳也被降为山西布政司经历，并被勒令致仕。不久，刘瑾又以其他借口将李梦阳逮捕入狱，“将杀之”。经好友翰林院修撰康海冒险营救，才幸免于难。事后，他因感而作《去妇词》，其中写道“孔雀南飞雁北翔，含颦揽涕下君堂。”“妾悲妾怨凭谁肖，君舞君歌空自怜。”“郎乎幸爱千金躯，但愿新人故不如”。③曲折婉转地表达了对皇帝的不满情绪。

    正德五年（50），刘瑾被诛，李梦阳官复原职。不久，起江西提学副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③ 《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②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③ 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四○。

    使。他虽已两次下狱，但似乎并没有丝毫改变其性格。“往往负才气自高，弗能下人。”副都御史俞谏，“总督江西，欲用两广例屈体诸司”，李梦阳长揖廷抗道“公奉天子诏督诸军，吾奉天子诏督诸生，何所不如公？”②又明代官场惯例，监、司官员每五日“一会揖御史所”，李梦阳又不往揖，并且喻“诸生亦毋谒上官，即谒，长揖毋跪”③。因此而得罪了俞谏和御史江万实。他们即借李梦阳鞭笞淮王府校一事，将李梦阳“御史按治”。李梦阳不服，援结宁王朱宸濠和他们互相讦奏，最后惊动了皇帝，派大理寺卿燕忠“即讯”，“召梦阳羁户信狱。诸生万余为讼冤，不听”。终以“陵轹同列，挟制上官”之罪而被勒令致仕。

    罢官以后，李梦阳返回开封。少却了官场的桎梏与同僚的构陷。他“益跅弛负气”，尽享自在闲适生活之乐趣。他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④。离开官场，并不等于远离了政治漩涡。正德十四年（59），宁王朱宸濠叛乱事败，李梦阳因曾为其作《阳春书院记》，为御史周宜纠劾，以“党逆罪”被第四次关进了监狱。经大学士杨廷和、刑部尚书林俊力救，才得再度幸免于难。

    此后的十年，是李梦阳一生最为沉寂，但仍然狂气十足的时期。有的记载称“自后交游断绝。大梁贾客求文，赍金为寿而已。梦阳得金，复集宾客，治供帐园林，为富贵容，殊骄奢。”⑤嘉靖九年（530），李梦阳在郁郁寡欢中病逝，终年五十八岁。

    李梦阳一生命运多舛，风险迭起。虽少年得志，但因才高气傲，不懂权谋，故难容于官场而四次下狱。就其性格和气质言，他更宜做个纯粹的诗人。从历史实际看，亦正是如此。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其在政治史上的地位。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②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③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④ 《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

    ⑤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第二节“今真诗乃在民间”

    李梦阳是明中叶迁延百年之久的文学复古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明史》本传称他“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因而被视为复古派。但人们往往忘记了他也曾提出过“今真诗乃在民间”这样反复古的口号。

    自宋代理学盛行，性理诗连绵不绝。这种诗“尚理而病于意兴”，“言理不言情”，甚至“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扩大了诗的表现手法，但严重阻碍了诗的健康发展。至明初，则一变而为以“三杨”为代表的一味点缀升平的“台阁体”。李梦阳正是针对这种近世俗体而提出了复古的主张。他说“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②面对这一历史现实，李梦阳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山人尝以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矣。”楚骚、汉赋、唐诗是骚、赋、诗三种文体的典范，分别代表着这三种文体的最高成就。李梦阳要求骚学楚，赋学汉，诗学唐，就是要求以各种文体的典范作品为榜样，创造出典范的封建文学。对于诗，他要求既要学习古代优秀作品的高尚风格，即“格古、调逸”等等，又要出于真情，即“情以发之”。只有“情以发之”，才能成为真正的诗，这是诗的生命；只有“格古”、“调逸”，才能成为最好的诗，这是诗的高格。显然，李梦阳的文学理想，就是克服后世各种卑格俗体，全面振兴封建文学，使之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这种理想虽美好，但却无法实现。因为仅从它的理论内涵来说，就有着尖锐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这就是“情以发之”同合于高格的矛盾。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情，不同时代的诗也会有不同的格调。因此，要合于古之高格，就往往不能“情以发之”；要“情以发之”，就往往不能合于古之高格。

    而李梦阳的文学理论，就是在这对矛盾中发展的。沿着提倡古之高格的方向，他走上了摹拟古人的道路。所谓“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仅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②这是他遭受时人及后人非议的主要原因。但是，从强调“情以发之”出发，他却又得出了“今真诗乃在民间”的结论。他在《诗集自序》中写道“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为李梦阳晚年之作，因而这是他全部诗歌理论的总结。

    明代已进入戏曲和小说繁盛期，正统五七言诗已不再是文学主流。在这 严羽《沧浪诗话》。

    ② 李梦阳《空同集·缶音序》。

    李梦阳《空同集·潜虬山人记》。

    ② 李梦阳《空同集·再与何氏书》。

    种状况下，李梦阳等倡导复古，力图振兴正统封建文学，自然属于徒劳。但是，他晚年提出的“今真诗乃在民间”却颇值得重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新兴的市民文学迸发了强大的活力。这时，提出“今真诗乃在民间”，就不仅仅只具有提倡向民间文学学习的一般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具有了面向新兴的市民文学，否定振兴正统封建文学的意义。

    第三十七章王世贞第一节身世和宦历王世贞（52—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苏州太仓（今属江苏）人。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王倬曾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亲王忬曾任蓟辽总督、右都御史。他少年有才名，史籍称“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②。“年十五，咏宝刀诗，师为之避席”③。嘉靖二十六年（547）二十二岁中进士，次年授刑部主事。由于他爱好诗和古文，加入了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人组织的诗社，又经常同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往来唱和，“绍述何、李”，“名籍公卿间”④，很快升迁刑部员外郎、郎中。

    王世贞是一位忠于职守、精于吏事的合格官员。有人称他“日坐公署，剖决案牒。所谳狱，度得情，辄手录付吏趣书之。各以轻重决遣，不三日而毕”⑤。“奸人阎姓犯法，匿锦衣卫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陆炳、严嵩在当时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王世贞不畏权贵，伸张正义，确属难能可贵。

    嘉靖三十二年（553），兵部郎中杨继盛上疏揭发严嵩十大罪、五大奸，被下狱论死。王世贞挺身而出为之发丧“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由此结冤于严嵩。严嵩即借口将他调离刑部，贬为山东青州兵备副使。

    青州多大侠巨盗，他们杀人越货，扰乱治安，地方当局无可奈何。王世贞到任以后，“集强壮，教之射。申饬保甲，重捕盗之赏。又于州邑画地为界，以义官统之”。规定盗当时捕获者为上，不出境获者次之，拒不能剿者又次之。申令“凡盗从其所起而不觉察者，经其所过而夜巡不传捕者，罚。释盗而党者立杖死。”这一系列措施行之有效，仅一年，“盗尽解散”。嘉靖三十八年（559）五月，鞑靼辛爱等入潘家口，掠迁安、蓟州（今河北迁西）、玉田，在边墙以南停留五日，京师震动。王世贞的父亲，蓟辽总督王忬因滦河作战失利，被下狱问死。王世贞知悉，立即从青州赶到北京，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不果。“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叩头求救，但亦枉然。嘉靖三十九年（50）十月，王忬被杀。“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

    隆庆元年（57）八月，王世贞兄弟上书讼父冤，经大学士徐阶相助，得以昭雪。王世贞也被起用为大名副使。父亲的悲惨遭遇，深深地伤害了他的心，“不堪追往昔，醉语亦伤神”，但他一到任上，仍一如既往，尽职尽责。大名风俗，逢婚丧之事，姻族相聚吃喝，“多者匝月不止”。置办一次， 《明史》本传卒年作万历二十一年。今据钱大昕撰《弇州山人年谱》。② 《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③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④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⑤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八，王世贞诗《乱后初入吴舍弟小酌》。

    “而中人之亏去半矣”。王世贞到任，定婚丧礼，力求简约，“其俗至今守之”。大名府下属州、县十一个，真定府三十多个，但“以军兴论供输，则大名与真定等”，极不平等。经过王世贞力争，“乃不果增”②。

    隆庆二年（58），王世贞先后任为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母忧归”，又补湖广按察使，旋改广西布政使。万历二年（574）一月，升任太仆卿。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在任期间他“为纠劾贪纵，咨访将才，刷军政，清屯田，郧遂隐然为重镇”。

    此时张居正当国。王世贞对张居正改革，是支持的，“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③。但张居正的骄横跋扈，他又极为反感，“臣道太盛，坤维不宁”。张居正的妻弟辱江陵令，王世贞“论奏不少贷”。因而张居正很忌恨。万历四年（57），王世贞调任南京大理寺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张居正即借机“取旨罢之”。六年，起用为应天府尹，又被劾罢。十二年，又起用为南京刑部右侍郎，他称病不赴。万历十五年（587），王锡爵秉政，起用他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书。但又遭御史疏劾。王世贞无奈，被迫于万历十八年（590）辞官回乡。同年冬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②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第二节文学理论王世贞博学多识，著述甚丰。有《弇山堂别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觚不觚录》等，在文学、史学上均有很高造诣。

    自明中叶发端的文学复古运动，至王世贞生活的时代已近百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出现，是该运动的第一个**。以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则将其推向了第二个高峰。尤其是王世贞，他以自己卓越的理论建树，成为这一运动的集大成者。

    王世贞曾回顾过自己走上文学复古道路的历程“王氏世以政求显，余龀时，业好闻人名卿大夫之业云。弱冠举进士京师，且十载，所目睹乃大谬不然者。夫武吏以力进而文吏由经治，此其其然独身与世致赫赫也，殆以数会尔。”这无疑是对当时政治**的深沉感慨。他出身于世代“以政求显”的官宦人家，从小渴望作一番“名卿大夫”的事业，但政治现实却有“大谬不然者”。官场的腐朽使他失望，也使他不得不另寻出路。他不屑与那些“独身与世致赫赫”的庸官俗吏同流合污，又不能去征战沙场“佐马上之治”，于是只有“敛而为言”，把儿时的理想寄托于文学了。

    王世贞总结了明中叶以来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历程，发现自“前七子”

    以来，复古思潮虽曾绵延不断，并曾两度勃兴，但文学复古的目的却并未达到。有鉴于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即实现“有物有则”与“无声无臭”的统一。②法则内含于事物本身，离开事物，就学不到法则。此即“有物有则”。但学习法则，又应达到超越事物本体、由乎自得、浑然无迹的程度，此即“无声无臭”。为实现二者的统一，王世贞提出了三条途径其一，“分途策驭、默受指挥”③。王世贞要求把古人的作品当作平时的修养，而不是创作时的蓝本。平时“熟读涵咏”，“令其渐渍汪洋”，创作之时则“一师心匠”，仅从自己的情境出发，这样产生的作品，既完全是自己的创作，又完全合于古人的高格。此即“分途策驭”而“默受指挥”的意义。强调从自身的情、境出发去进行创作，这就把自李东阳起，整个明中叶文学复古思潮中包含的追求真艺术的倾向推到了顶点。

    其二，“法不累气，才不累法。”王世贞称“吾于诗文，不作专家，亦不杂调。夫意在笔先，笔随意到。法不累气，才不累法”。他认识到拘守前人的格法，就会影响自己才情的发挥，使作品徒具形貌而无生气，“前七子”即病于此；但如放纵自己的才情，又会叛离前人之格法，而有格卑调劣之失，反“前七子”者往往如是。因而，他要求从自己的意出发，“来自意而往之法”，同时又要求意之行乎自然，且合于法，即所谓“意至而法偕至”，以便达到意与法相互为用，两不干扰。“法不累气，才不累法”是对“前七子”格调说的发展与修正。它原格调说之本意，纠正了损才情而就格调的弊病，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坚持了“前七子”格调说的基本思想。

    其三，“师匠宜高，捃拾宜博。”师匠不高不能成高格，故前后七子都 王世贞《金虎集自序》。

    ②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参见成复旺等编《中国文学理论史》（三）。③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

    强调以盛唐为法，以李、杜为师。但只注意师匠之高就不能广泛汲取，所以王世贞又提出“师匠宜高，捃拾宜博”。他说“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②“骨格既定，宋诗亦不妨看。”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放宽学古的范围，并不意味着复古基本思想的转变。就诗而言，论格调，他还是古体尊汉魏，近体尊盛唐。有取于宋只是“语于格之外者”，那不过是以博济专罢了。因而，这种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说明了复古思想在王世贞那里更臻成熟。

    王世贞“有物有则”与“无声无臭”相统一的文学主张，既深入地贯彻了文学复古运动的基本原则，又全面地纠正了复古运动开始以来的弊病，从而把明中叶的文学复古理论发展到了最成熟、最完善的地步。

    ② 王世贞《宋诗选序》。

    ③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王世贞《宋诗选序》。

    第三节史学理论与文学上主张复古相一致，王世贞在史学上也是古非今。他十分推崇汉以前的史书，尤其服膺司马迁的《史记》。他说“呜呼，子长不绝也，其书绝矣。千古而有子长也，亦不能成《史记》。”②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对秦汉以下的史书都一笔抹杀，“《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稗官小说也；《新唐书》，赝古书也；《五代史》，学究史论也；《宋（史）》、《元史》，烂朝报也”③。与此同时，王世贞也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明人所修的史书“国史之失职者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④与文学上的纯粹复古不完全一致，史学上，王世贞主张博古通今，反对食古不化。他说“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于今也，古则何有？我以古而诮人，人亦以今而诮我，其失究同也。今夫夏敦商彝，牺尊兽罍，窾识奥奇，文画深巧，天下之瑰器也，以烹以盛则不若敝釜瓦缶之便。何者？适于用也。由古道无变今俗，然则通今之士可少哉？”正由于此，他才以国史自任，立志撰修当代史。

    史贵实，史家贵直笔。王世贞继承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大量搜集史料的同时进行了严肃的鉴别。他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②认为人们只有弄清楚每类史籍的优劣，加以综合，才能弄清历史的真相。在《弇山堂别集》中，王世贞为了揭发“国史”的讳笔，在被朱元璋诛杀的诸臣传记中，大胆指出其中的隐讳，以恢复事实真相。如该书卷二十《史乘考误》中对傅友德、王弼、冯胜等人的“暴卒”，作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所谓“暴卒”，即是赐死。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史学主张。

    王世贞生活的时代，是处嘉靖、万历两朝。这一时期，政治**，官场黑暗，党争剧烈，少有忠于职守的官员。对此，王世贞虽深感失望，且其家庭和他本人都曾蒙受过巨大的灾难，但他仍兢兢业业于职守，尽心竭力，努力奉行着“成则兼济天下”的古老信条。

    在文学和史学上，虽有复古的一面（且是主要的一面），但他的强调从自身的情、境出发进行创作的追求真艺术的文学倾向，主张博古通今、反对食古不化的史学思想，又自觉不自觉地与嘉靖、万历年间勃兴的市民文学及思想界萌生的启蒙思潮遥相呼应，透露出了些许新时代的曙光。

    ②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③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王世贞《弇山堂识小录》。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史乘考误》。

    第三十八章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第一节罗贯中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是我国章回小说开山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的作者。关于罗贯中的生平材料，现存者很少。贾仲明（名）《录鬼簿续编》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根据贾仲明的记载推测，罗贯中为山西太原人，生卒年约在30 至385 年之间。罗贯中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过戏曲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戏曲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但主要成就还是在小说方面。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和《三遂平妖传》。另一部与《三国志通俗演义》齐名的历史小说《水浒传》，或说是出自他的笔下，或说由施耐庵编，罗贯中续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叙述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政治历史，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历史小说的第一部。它通过对三国时代各种人物的刻画，写出政治上、军事上复杂曲折的斗争。它持封建正统思想观点，奉刘备为正统，以曹操为欺君罔上的“乱臣贼子”，因而着力刻画了刘备的仁厚，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关羽的忠肝义胆；而同时也刻画了曹操的奸诈狠毒，司马懿的阴险狡诈，这些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三国志通俗演义》，在题材和描写艺术上，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作品，并且在对历史人物的处理上也影响了后来的读者对三国历史的看法。《三国志通俗演义》在艺术形式上，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贯中在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了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有关历史记载经过综合熔裁再创作，编写了这部精采纷呈的长篇历史小说。它的酝酿过程，经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火热斗争的洗礼，也因此作者得以开阔了眼界，写出这样的作品。这书有很大缺点，最显著的是鼓吹封建正统的忠君思想和反映小生产者意识的“义气”。在明初的政治条件下，这书同《水浒传》都是很难流传的。一直到了十六世纪前半叶，它们才得以刻版传世。

    《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本。全书分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清初康熙年间，毛宗岗对此书又作了一些修改，这成为后来最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文主要参考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七编《明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979 年版及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有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980 年版。

    第二节施耐庵和《水浒传》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时出现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又名《水浒忠义传》），是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文学巨著。关于这部书的作者，一说是施耐庵，一说是罗贯中，也有说是施耐庵编，罗贯中续。关于施耐庵生平，历史资料记载绝少。②据《兴化县续志》载明人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和发现的《施氏家簿谱》、《施子实碑》载，说他名子实，字肇端、彦端，一说名耳，原籍苏州，后迁扬州兴化（今属江苏）人。生于元贞二年（29），约于洪武三年（370）去世。

    相传施耐庵生于船家，从小就熟悉河湖港汊的水上生活。十三岁他入浒墅关（今属江苏）读私塾，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岁中举人，三十五岁中进士。后来在浙江钱塘（今杭州）做官二载，因秉性耿直，与当道不合，乃悬印弃官而去，寓居苏州，与江浙儒学提举副使刘基相往还，结下深厚的情谊。③苏、杭二郡，素为繁华之府，民间演戏、说书之风颇为盛行，各地艺人丛集于此，表演历代故事；坊巷间也流传着许多生动的传说，绘声绘影，引人入胜。其中关于北宋宣和年间宋江起义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施耐庵。为了寄托自己反抗腐朽黑暗势力的叛逆情感，他决心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写一部反映宋江起义故事的白话小说，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赞扬农民英雄的反抗斗争。

    施耐庵用心搜采民间传说、话本、杂剧，对宋末以来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加以研究，铺衍其中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刘唐下书、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又在《宋江三十六人赞》的基础上，运用惊人的艺术才能，创造了一百零八将的姓名和绰号，使宋江起义故事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他还参阅了《宋史》中《徽宗纪》、《侯蒙传》、《张叔夜传》等文献，来充实自己对民间传说的再创作。

    经过不懈的努力，施耐庵对宋江及其同伙的起义故事加以文学的提炼，寓以丰富的想象，初步塑造了林冲、鲁智深、武松、宋江、李逵、孙二娘等一批替天行道的英雄形象，创作了以描写农民起义为中心内容的长篇小说《水浒传》的初稿。

    正当施耐庵沉酣于笔墨之间时，江南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反元斗争，群雄并起，逐鹿天下。张士诚的反元武装驰骋太湖流域，割据苏州一带；变幻动荡的政局使施耐庵难以静心修改《水浒传》，他以博学被张士诚部将卞元亨荐举，入张士诚幕府。但是施耐庵见张士诚胸无大志，知他事不可为，不久便托辞照顾老母，避居兴化白驹镇老家，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小说创作。施耐庵回到白驹镇后，筑舍于四面围水的施家垛上，避开战乱的纷扰和尘俗的嚣闹，在这水网交错、芦荡连绵的水村中，尽心从事《水浒传》的修改。

    施耐庵敢于打破世俗的封建陈见，大胆地借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 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302 页。

    ② 见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 册，第30 页。

    ③ 据刘冬《施耐庵》，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985 年版，第92 页。以消自己痛恨**社会的块垒。他构筑以宋江等一百零八位好汉建立的水泊梁山，那里人人有平等的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个个有独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施耐庵在书中宣扬平等、民主，讴歌自由，并且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哲理。他笔下的“强盗”，急公好义，他们路见不平则拔刀相助，为了正义而不顾生死，成为人民所喜爱的英雄，成为献身于真理、正义的楷模。《水浒传》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使那些帝王将相在农民英雄的正直形象面前，黯然失去虚伪的光环，显得卑鄙、丑陋，这不能不说是思想文化史上的伟大创举。

    明洪武初年，天下鼎定伊始，人才奇缺。这时任翊运守正文臣的诚意伯刘基，受朱元璋之命，网罗四方才士，以匡助明室。他钦慕施耐庵的才识，乃亲赴白驹镇，欲罗致施耐庵入朝为官。

    然而年逾七十的施耐庵却无意轩冕，他喜欢在林泉之间过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因以年迈谢却了好友的荐举，并把刚完稿的《水浒传》拿给刘基看。刘基阅读了《水浒传》后，也就不再勉强施耐庵出仕了，他回去禀报朱元璋道“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矣，用之何益！”不久，施耐庵染病而悄然逝去，享年约七十五岁，葬于家乡施家桥畔。

    施耐庵的《水浒传》成书后并没有立即刊行，直到正德、嘉靖年间才得以付梓，以后又经李贽、金圣叹等人的修改，由最初的一百回本而形成通行的七十回本。全书环环相扣，波澜起伏，情节生动，紧张曲折，如武松打虎、林冲夜奔、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精彩动人，出人意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书中语言洗炼明快，酣畅活泼，通俗而富有表现力。施耐庵凭着他对水乡生活的丰富感受，向读者展现了“纵横河港一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的梁山自然风貌，描绘了梁山水泊英雄们活跃于河湖港汊的侠义生活。他对人物的刻画，无论外形或内心，皆十分成功。施耐庵或以浓墨重彩，精心细描；或烘云托月，借客喧主，使之个性鲜明、呼之欲出。如李逵的忠诚不二、鲁智深的见义勇为、武松的正直英勇、林冲的不甘屈辱、杨志的刚烈、阮小二的机敏、花荣的骁勇、石秀的忠义，皆栩栩如生，脍炙人口。即使一些反面人物，如高俅的奸险、高衙内的荒淫，亦刻划得入木三分，令人读后留下一连串可憎的回忆。

    虽然后来不少统治者因《水浒传》的民主性而感到惶恐不安，明令禁毁，但这部思想性与艺术性极佳的小说却禁而不止，在民间不胫而走，以致家喻户晓，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同被誉为明代文学的奇葩。近代以来，《水浒传》还被译成多种外文，而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被称作“农民革命运动教科书”。除《水浒传》外，施耐庵尚著有遗曲《秋江送别》②，另有《志余》等，惜佚。

    顾公燮《丹午笔记》五一《施耐庵》，江苏古籍出版社985 年版，第8 页。 刘冬《施耐庵》，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985 年版，第2 页。② 刘冬《施耐庵遗曲三读》，见《江海学刊》983 年第2 期。

    第三节吴承恩和《西游记》吴承恩（约504—约582）③，字汝忠，号射阳居士、射阳山人。祖籍涟水（今属江苏），后迁淮安山阳（今淮安）。出生于破落的小商贩家庭。父亲吴锐，原为儒生，喜好读书，凡经史百家，莫不浏览；又好谈史谈政，但迫于生计，弃文从商，却不善经营，朴实木讷，以致家境清寒，被人视为迂阔的“痴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吴承恩少年时就爱读稗史小说，喜听奇闻怪事，养成爱好文学的习惯；另方面亦饱受势利之徒的侮辱，被称作“痴人家儿”。受此刺激，他发愤苦学，决心走科举入仕之路，以雪屈辱。吴承恩十多岁时以文名而闻于淮上。②嘉靖八年（529），就读于淮安知府葛木所创办的龙溪书院，受到葛木的赏识，成为书院里的“法筵人”③。然而他虽有下笔立就之才，却迂疏漫浪，屡试不中。他时时与友人朱曰藩把臂入酒垆，跅弛自放，诗酒寄趣，以宣泄怀才不遇的牢骚，将自己譬喻成不合时宜的山公。尤其是在父亲和恩师葛木相继去世之后，他更有寂寥之感，觉得“岁华推移如弈棋，今我不乐将何为”④，厌倦孜孜经营的举子之业，疏放不羁。虽然每逢应举之年他都要怀着虔诚与鄙夷的矛盾心情去南京应试，但每次都是垂翅而归。

    科场的失意，使“泥涂困穷”的吴承恩转而回复到自己所嗜好的小说上来⑤；善诙谐戏谑的气质，又使他对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元杂剧《西游记》中猪八戒等形象发生浓烈的兴趣。于是他悉心搜采有关唐太宗时，僧人玄奘西行取经，历尽千辛万苦，耗时十七年，终于从天竺（今印度）取回佛经的有关民间传说、话本、杂剧等，汲取佛教故事、道教传说，约于嘉靖二十一年（542）前后撰成小说的初稿。

    这部融神话、传奇、志怪、演义、童话、谐■于一炉的长篇小说，以奇突铺张、神奇变幻的描写，浪漫多姿的色彩，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牛魔王等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歌颂了孙悟空的机智、勇敢、乐观、幽默和野性不驯、蔑视困难，借神怪英雄的斩妖伏魔，以表达作者的爱憎，和对理想与自由的追求，寄寓了挣扎在功名线上的吴承恩的玩世不恭之意。

    为了使小说的创作更为完美，吴承恩还游览了云台山（今属连云港市）

    等名胜，从大自然奇美无比的景色中获取写作的素材，并且向友人李春芳讨教有关道教故事，以使生花妙笔愈呈异彩。

    《西游记》初稿完成后，吴承恩暂时收起了自己的笔墨游戏，继续练习八股文，不得不走科考之路。然而他依旧蹭蹬功名，直到嘉靖二十九年（550），才补为岁贡生。此时吴承恩已过不惑之年，犹抱着一线希望赴京③ 据苏兴《吴承恩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982 年版。

    吴承恩《先府宾墓志铭》，见李征等《吴承恩撰书的＜先府宾墓志铭＞在淮安出土》，据《文物》975 年第0 期。

    ② 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见吴承恩《吴承恩诗文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958 年版。③ 吴承恩《忆昔行赠汪云岚分教巴陵》，见《吴承恩诗文集》。

    ④ 吴承恩《赠友人》，见《吴承恩诗文集》。

    ⑤ 吴承恩《祭卮山先生文》，见《吴承恩诗文集》。

    应试，迢迢千里，乘兴而去，却失意而归。而这时他的友人朱曰藩、李春芳皆先后中举，金榜题名，李春芳后来还当上了青词宰相，成为皇帝的宠臣。“世味由来已备尝，鸥心宁复到鹓行。纵令索米容方朔，未必含毫象子长。”他感叹自己的不遇，又不甘放弃入仕的奋斗，于是只好到那六代繁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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