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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迫害“东林”党人魏忠贤与外朝官僚的斗争，比起明代任何一次类似的斗争，更具有党争性质。

    天启初年，标榜清流的士大夫都以东林党人自居，或被认为是东林党人。经历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他们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舆论的力量，而且占据了一些重要的位置。天启元年（2），叶向高又成为内阁首辅，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任都御史；天启二年，孙承宗入阁，兼掌兵部事，**星任都御史，第二年改吏部尚书。此外，高攀龙任左副都御史，杨涟也升至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升至佥都御史。

    开始，魏忠贤与这派官僚的关系还不太紧张。他敬重**星，在熹宗面前对他大加称赞。二人并坐弘政门议事，**星郑重告诫魏忠贤“主上冲年，内外臣子，会各努力为善。”这话虽使魏忠贤心中不快，也还没有到翻脸的程度。

    天启三年（23）是个重要的年份。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顾秉谦、魏广微等选入内阁。顾、魏不断受到言路的弹劾，不为清流所容。**星与魏广微之父魏允贞是朋友，但他三拒魏广微于门外，公开说魏允贞无子。魏忠贤需要外朝官僚的配合，不为清流所容的官僚也需要投靠魏忠贤，他们很自然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天启四年（24）四月，给事中傅櫆等上疏，称左光斗、魏大中等与内阁中书汪文言交通。六月，杨涟疏劾魏忠贤，列数他迫害朝臣、迫害太监、迫害妃嫔、蓄养内兵、罗织狱案等罪状，共二十四条，其他大臣也纷纷弹劾，不下百余疏。魏忠贤与外朝大臣的斗争，或者说，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公开的阶段。

    从当时的形势看，反对魏忠贤和阉党的力量还很强大，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魏忠贤找到阁臣韩爌，希望他从中调解。这是一种妥协的姿态。韩爌不肯合作，其他大臣也不肯息战。魏忠贤只能依靠他和客氏摆布熹宗的能力。熹宗年少好游戏，魏忠贤等引导他于陆地走马行猎，于池中窍水泻珠为乐，又利用他喜爱木工的特点，每在他手操斧锯时奏事，在熹宗的眼里，国事远不如他引绳削墨、营筑小室重要，他不等听完，便说“好自为之。”朝政的议决权逐渐为魏忠贤把持。

    魏忠贤的同党把反对派官僚开列名单，括入百余人，称为邪党，而将阉党六十余人列为正人，以此作为黜陟的根据。给事中阮大铖别出心裁，作《点将录》，以《水浒传》中的聚义领袖的名号排东林党人，如天罡星三十六人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鄤、霹雳火惠世扬、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地煞星七十二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②天启四年七月，叶向高被迫去官。此前，中官为了搜寻一个被缉拿的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星传》。

    《明史》卷三○五《宦官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下《魏忠贤传》。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点将录》。

    史，闯入叶向高宅邸，鼓噪谩骂，这也是历代首辅从未受过的大辱。十月，**星、高攀龙致仕，杨涟、左光斗削籍。在魏忠贤打击东林人士的活动中，汪文言是个重要人物。他不由科举出身，初为县吏，豪侠机智。入京后，与太监王安倾心结纳，在王安与内阁间进行联络。为叶向高所器重，用作内阁中书，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及**星等均有来往。魏忠贤痛恨杨涟、左光斗，必欲置之死地。他选择汪文言这条线索，把他下诏狱，严刑拷讯两个多月，定要他供出杨涟等受贿情状。汪文言很有骨气，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最后受刑气绝。负责审狱的锦衣卫官许显纯自造狱词，把杨涟等下狱。同时下狱的还有经略辽东军务的兵部尚书熊廷弼。熊廷弼得罪过朝中权贵；又倡议放弃辽东，撤回关内，负有失地之责；且有人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由他起草，于是他在劫难逃。魏忠贤认为，仅以移宫一案定杨涟等罪，尚难以昭彰，且牵涉的人员太少，而若以交通边帅，收取贿赂定罪，则死有余辜。天启五年（25）八月，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月间，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

    受杨涟等狱牵连，被逮被杀的官僚尚有多人。魏大中被逮，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派缇骑前去逮人，在苏州引起骚乱。聚集的群众为周顺昌乞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周顺昌下狱被害。在处理苏州民变时，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五人论死。他们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②。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斗争已超出朝廷的范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魏忠贤在用刑狱对付反对派官僚的同时，还命其党羽编纂《三朝要典》，重新记述和评价“三案”，为打击异己制造舆论。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② 《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

    第三节阉党与生祠魏忠贤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当一部分官僚出于各种原因，向他靠拢，协助他控制局面，打击反对派，他们被称为魏党或阉党。

    天启五年（25）以后入阁的大臣，大多为魏忠贤的党徒。这里包括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以及魏忠贤被罢以后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等人。表现最突出的当数顾秉谦和魏广微。顾秉谦为首辅，掌拟旨批答，朝廷有一举动，则归美魏忠贤。魏广微呈寄魏忠贤书札，称“内阁家报”，当时人叫他“外魏公”。

    魏忠贤的党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一年内由太仆少卿六迁至工部尚书的吴淳夫、一年内由太常少卿升至兵部尚书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左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厂理刑官孙云鹤和田尔耕的心腹杨寰。居“十狗”之首的是周应秋。此人善烹饪，魏忠贤的侄子、肃宁伯魏良卿最喜欢吃他烧的猪蹄。他升至左都御史有赖于此，被人称作“煨蹄总宪”。十孩儿四十孙更是人品繁杂。如李蕃、李鲁生由知县分别擢御史、给事中。他们先投靠魏广微，魏广微失宠，改投阁臣冯铨，冯铨失宠，又投靠崔呈秀，因而被讥称为“四姓奴”②。

    魏忠贤的党羽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最先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

    他假借机户恳请，建祠于西湖，建成后上疏，请熹宗赐匾额。熹宗名之曰“普德”。作为对此举的鼓励，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而浙江巡按的奏疏晚到一天，竟被罢官。

    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

    一名叫陆万龄的监生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祠，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甚至尊贵如楚王也为魏忠贤建起生祠。

    主持制造生祠的官员不一定都是魏忠贤的党徒，如袁崇焕是明末颇有见识的边方帅才，未必有心投靠魏忠贤。只能说，建生祠形成了一种潮流，即使为了自我保护，也不得不随潮流而动。

    生祠“极壮丽庄严，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埒帝王”②。每建一祠，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开封建祠，拆毁民舍达两千余间。生祠飨祀，按王公规格。祠内供像，以沉香木雕刻，外部镀金，工艺精细，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转动，有如生人。外则衣服奇丽，内则以金玉珠宝为肺 《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 《明史》卷三○六《阉党》。

    《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 郑仲夔《玉麈新谭》卷七《丑媚》。

    为肠，发髻上有一空穴，不断更换四时香花。明人对权势者的奉承阿谀，至此而极。

    第四节厂卫刑狱魏忠贤亲自提督东厂，锦衣卫官多是他的亲信和党徒。厂卫是魏忠贤专权的主要工具。

    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僚系统。魏忠贤时代，豢养厂役数百人，在东厂抽签，分派各衙门。监视审狱的厂役叫听记，监视其他官府和各城门的厂役叫坐记。厂役将所探得事项汇报东厂叫打事件。有这一类情报，不论昼夜，都可直接从东华门投入。许显纯掌镇抚司，每审狱，魏忠贤必派人坐其后，“其人偶不来，即袖手不敢问”。至于社会上层人物的**，以至“家人米盐猥事”，很难躲过厂卫的耳目，多在宫中传笑。如宁安大长公主（兴献王女）之子李承恩，藏有公主所赐器物，也被发现。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还不敢与他人交谈，只是击节称叹，被家人告密，死于非命，家亦被抄。工部郎中叶宪祖见内城建内祠，颇有感触，窃叹“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②把魏忠贤神像称作土偶，大不敬。魏忠贤闻知，把他罢官削籍。厂卫的触角也深入到民间。下面一件事很有代表性“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③三人始则“噤不敢出声”，继则“魄丧不敢动”，显然不是预先布置的圈套。

    厂卫对民间的监视，尤其是针对富民的监视，也无孔不入。吴养春靠黄山收息，是徽州有名的富户。他的家仆告他私占黄山，历年所得租税计六十余万金。吴养春被逮至京，照数追赔，他本人被拷打而死，妻女自缢，家产尽收。郡中许多富户也因受牵连而破产。一般来说，专权宦官同外朝官僚、同民间富户的关系都是很紧张的。

    另外，魏忠贤专权期间，还在社会上造成了相互监视的风气。如“有徐生者，偶过渡，逢一京师人同舟。生问曰‘魏监荼毒朝绅，公复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举朝奉为天生圣人，汝一小书生，敢妄诋毁，何胆大如斗也！’”再如“南昌书肆中，有一生阅《三朝要典》，偶发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挟以见杨抚院。众为解劝，俾生与多金，始获免”。前一京师人和后一人肯定不是厂卫探事人员。对魏忠贤的不满和抨击还要受到此辈凌辱和威胁，或许是更大的悲剧。

    作为封建**工具的厂卫系统，在魏忠贤擅权时期，造成很多冤狱。扬州知府刘铎，试图收买有关方面，救援被押狱中的国戚李承恩，为东厂太监张体乾缉获。张体乾进一步诬陷刘铎勾结道人方景阳，诅咒魏忠贤。事实上，方景阳与刘铎根本不相识。刘被斩于市，方被毙于狱。处死民人，就更简单了。魏良卿旧宅有两大狮子，目下视，“魏太监怒之，榜石工至死”②。魏忠贤统领下的厂卫，所用刑罚之酷，更是令人发指。被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都受过全刑，各打 《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③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郑仲夔《玉麈新谭》卷七《奸恣》。

    ② 谈迁《北游录》纪闻上。

    四十棍，拶敲五十，夹杠五十。杨涟受刑最多，五日一审。许显纯令将他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烂如丝；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最后用铁钉贯顶，立刻致死。死后七日，方许领尸，止存血衣数片，残骨几根。左光斗估计，锦衣卫狱对他，或是“亟鞫以毙之”，或是“阴害于狱中”，如果送到法司，或无死理，于是“靡焉承顺”。他也被五日一审，“诃诟百出，**辱之。弛镣则受拶，弛镣则受夹，弛拶与夹，则仍戴镣以受棍”。另如周顺昌在狱中大骂许显纯，许显纯用镣铜锤击周顺昌齿，齿俱落。周宗建骂魏忠贤不识一丁，魏忠贤命以铁钉钉之，又使他穿绵衣，以沸汤浇之，顷刻皮肤卷烂，赤肉满身。

    魏忠贤专权时期，厂卫横行，造成了超过历次宦官专权的恐怖环境，这恐怕也是魏忠贤给后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五节从九千岁到败亡魏忠贤本人、他的亲属和党羽，利用一切机会，谋求显赫的地位，阁臣和部院大臣按照常规，可得到公孤加衔，自不必说。像田尔耕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许显纯加太子太保，却是不多见的。魏忠贤的族人中，荫封锦衣卫指挥使的有十七人，他的族孙和姻亲中有多人官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佥事等。他的侄子魏良卿地位最高，封宁国公，加太师。另一个侄子魏良栋封东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孙魏鹏翼封安平伯，加少师。后两人都还是襁褓中稚子。

    在名义上，魏忠贤本人除了司礼太监和提督东厂太监职务以外，还进上公，加恩三等。再者有熹宗所赐印鉴，文曰“顾命元臣”。而实际上，他的权势远不止这些。对他本人有九千岁的称呼，对他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礼。最轰动的事件是魏忠贤去涿州进香，“铁骑之拥簇如云，蟒玉之追随耀日，登跸传呼，清坐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双遮，则已俨然乘舆矣”。凡朝中草疏，李永贞必遣人急速驰白，即百里外，亦一日往返，传达魏忠贤之意，票拟始敢批发。

    魏忠贤是否有心篡位，这并不重要，而他权势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皇权，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他的命运了。

    天启七年（27）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崇祯皇帝。无疑，魏忠贤也想要控制崇祯皇帝。据说，他曾进献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香”②。他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崇祯皇帝初即位，小心谨慎，无所举动。九月，他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把客氏赶出皇宫。十月，弹劾魏忠贤和魏党的奏疏突然出现。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谪发凤阳守祖陵。这是一个试探性的决定，没有引起大的骚乱。于是，崇祯皇帝命锦衣卫擒拿魏忠贤治罪。魏忠贤行至途中，接到密报。当夜，他听到外边有人唱道“随行的是寒月影，■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③想到昔日的荣华富贵，魏忠贤也感到真个不如死，他上吊了。随后，对魏党进行清理。“定逆案”是明末，也是整个明代最大的一起党案。

    崇祯皇帝轻而易举地除去魏忠贤这个权势至高的宦官，当然表明了他的镇定和干练。不过，明朝的宦官政治从来也没有威胁到皇权和皇帝本人（只是传说仁宗为宦官所杀，极不可靠），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里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心理上的原因，甚至没有一个宦官，包括魏忠贤，曾经产生过废立皇帝的念头。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二十四大罪疏》。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闻香心动附记》。

    ③ 《明季北略》卷三《魏忠贤自缢》。

    第三十二章顾宪成李三才杨涟第一节顾宪成顾宪成（550—2），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

    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团体“东林党”的创建和发展，是晚明党争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顾宪成为人耿直，很有主见，不肯委屈求全，一旦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据传他小时候听老师讲《孟子》，老师认为要培养一个人的良知，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自己的**，即所谓“去人欲，存天理”。顾宪成却不以为然，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的观点。

    万历八年（580），顾宪成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专擅朝政，文武百官对他都是顺意奉承，唯恐得罪这个实权人物。一次，张居正有病，朝士们争先恐后为他求神祈祷。唯有顾宪成不肯去。一位好心的同僚怕顾宪成由此遭张居正忌恨，便悄悄替他在来宾名单上签了字。顾宪成得知此事后，一点不领情，硬是跑去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这种刚直不阿，不事权贵的性格决定了顾宪成今后的仕途充满曲折、坎坷。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王锡爵等内阁首辅在朝中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败坏吏治。明神宗荒淫好色，专宠郑贵妃，多年不过问朝政。甚至视国家安危于不顾，意欲废长立幼，以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明朝政治更加**，昏君权相的种种劣迹，深深刺激了顾宪成。

    万历二十一年（593）正月，神宗因迟迟不立太子遭众臣非议。为了搪塞舆论，内阁首辅王锡爵承神宗旨意提出了“三王并封”作为权宜之计。顾宪成识破了神宗的用意，立即上疏反对。他指出“太子，天下本。预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对于神宗提出的种种借口，顾宪成在疏奏中也一一加以驳斥。同时他又写信给王锡爵，指责他“排群议而顺上旨”，是负国误君。神宗和王锡爵看后十分恼火，但迫于时论的压力，只好放弃了“三王并封”的打算。事后，王锡爵对顾宪成耿耿于怀，一天下朝之后，王锡爵故意走近顾宪成，恶狠狠地说“当今所最怪者，堂庙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立即反唇相讥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②义正辞严，一点也不示弱。

    为了澄清吏治，顾宪成坚决主张罢黜奸佞之徒，启用正直大臣。万历二十一年（593）京察，顾宪成协助负责此次京察的吏部尚书孙■和考功郎中**星秉公执法，裁革了一批有权势的不合格官吏，内阁首辅王锡爵庇护的官吏也在裁革之列。这一举动触怒了当朝的权势，他们勾结起来，在神宗面前搬弄是非，诬陷孙■和**星。结果**星被贬三级，孙■以不引罪夺俸。顾宪成见正直之士反遭贬斥，不由得义愤填膺，毅然请求同罢官职，没被批准。

    不久，顾宪成迁吏部文选司郎中。王锡爵为了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示意吏部侍郎赵用贤推举自己的密友礼部尚书罗万化入阁，以取代孙■。顾 《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② 蒋平阶《东林始末》。

    宪成得知后立即上疏揭露其阴谋，指出“往者内阁之推不专在翰林，今已专据之矣。而复兼冢宰，是翰林之外虚无人矣。此决不可。”王锡爵见顾宪成处处与自己作对，暗暗在心中打定主意伺机报复。

    机会终于来了。次年，顾宪成受命会推阁臣。在报上的名单中，有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孙丕扬、故大学士王家屏等。这些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正义之士。尤其是大学士王家屏当年力主早定国本，不惜封还御批，大忤帝意，弄得神宗十分难堪。现在神宗见顾宪成推他入阁，心中十分不快。王锡爵见有机可乘，便在朝中散布流言，说顾宪成等会推王家屏是为了徇私植党。神宗一怒之下，将顾宪成等降职问罪。不久，因有人上言疏救顾宪成，神宗更疑顾宪成植党，便将顾宪成废籍，斥为民。

    顾宪成被罢后，其不畏强权，敢于犯上的性格颇受朝野内外正直之士的敬重，声望很高。很多大臣都上书举荐，要求召顾宪成归朝复职。然而仕途的挫折使顾宪成看透了明皇朝的**，他再也不愿混迹官场。但长期的儒家传统教育又使他不可能完全放弃对现实的关注，归隐山林不问时务。强烈的责任感使得顾宪成选择了另外一条参与政治的道路，即通过著书办学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时政，以社会舆论的力量左右朝政。

    在顾宪成的家乡无锡东门内，有一座东林书院，这里原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讲学之地，因岁月的磨蚀，早已坍塌，只剩下残垣断壁。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商量，准备修复东林书院。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资助下，万历三十二年（04），书院正式修复。顾宪成遂约会同乡好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广结天下同仁。当时一大批“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有志之士皆闻风而起，纷纷前来。他们在此一面研习程朱理学，一面讨论救国济世之道。言语之间，不免“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一次讲习，顾宪成愤慨地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对当时的吏风、士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由于东林书院的学者们以关注现实社会为主，不空谈性命，并且敢于抨击朝政，訾议权贵，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在朝的正直官吏也与之遥相呼应，加以支持。一时朝野内外，东林声望大振，逐渐汇聚成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后来他们的政敌便以书院之名谓之为“东林党”。

    在“东林党”的形成过程中，顾宪成是首创者，在社会上声望很高，在“东林君子”中也很有威信，时人皆称为“泾阳先生”，各地的书院都请他前去讲学。每次顾宪成开讲，都是高朋满座，听者蜂拥而至，甚至还有千里迢迢赶来听讲者。时人称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为“东林三先生”。他们的政敌也视顾宪成为东林党魁。骂东林党“由东林而蔓衍海内，由顾宪成而波及多贤”。

    万历三十七年（09）围绕着淮抚李三才入阁的问题东林党与邪派官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顾宪成与李三才素来交往密切，对他任巡抚期间能关心民众疾苦、禁革矿监税使非常欣赏，力主推李三才入阁。他亲自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多方为李三才辩解，称李三才“安民弭乱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文秉《定陵注略》卷九《淮抚始末》。

    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反东林的人趁机抓住把柄，将顾宪成也牵连进来。说他与李三才勾结，并有贿赂公使、讽议朝政等罪。宪成皆泰然处之，不屑一顾，一心一意为保李三才入阁奔走呼吁。

    万历四十年（2）顾宪成在家乡病故。著作有《顾端文公遗书》。由于他在东林党中的崇高威望，故以后攻击“东林”，必把顾宪成视为首要对象。这恰恰证明了顾宪成为东林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第二节李三才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祖籍陕西临潼，世代为武功右卫的军官，因祖父调宿卫燕京，举家东迁，侨居在顺天府通州的张家湾（今属通县）。此地濒临运河，西北近望北京的小镇，李三才就在这里长大。万历二年（574），他以二甲第七十名考中进士②，从而“束发登朝”③，授户部主事。不久，又升为郎中。在这期间，李三才与同僚中的魏允贞、李化龙相结交，并成为终生的挚友。他们都是年轻气盛，初涉仕途，想大显一番身手，于是相互鼓励，“以名世相期许”。

    万历十一年（583），身为御史的魏允贞看不惯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在科举中都题名金榜，就疏劾张、申“不当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张居正覆辙”。结果受到神宗的严旨切责并左迁外官。李三才为此十分不平，站出来替魏允贞辩护，同样也被降职为山东东昌的推官，从此，李三才在朝野中声名大振。在东昌的任内，李三才雷厉风行，治尚威严，颇得民心，以致“二十年后，民犹思之”②。没过多久，他又升任为南京礼部郎中，恰好此时魏允贞、李化龙、邹元标等与李三才意趣相投的知己都在南京任职，于是他们更是“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③。随后的几年里，李三才在仕途上屡有升降，任过山东佥事、河南参议，进为副使，先后两次管理山东、山西学政，最后被提拔为南京通政司参议，召任大理寺少卿。有识之士深深地为李三才被谪后十数年的坎坷经历所叹息，但“道甫意甚乐也”，并不计较这些。确实，李三才在任职时不同于俗辈，不时显露出才能，从而得到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赏识，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④。

    万历二十七年（599），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并巡抚凤阳诸府。这时，明朝朝野水火之势已大体形成，播州、朝鲜的战火连绵不断，神宗又置朝政于不顾，派遣出大量的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挥霍，结果弄得各地怨声载道。李三才所在的辖区也不例外，“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他们引用一批无赖，伪造印券，就像追捕逃犯一样，公然进行掳掠抢夺。其中陈增尤为横暴和贪婪，甚至侮辱各级官吏，李三才在官场奉事二十余年，看透了种种官僚弊病，他并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唯唯诺诺、失去棱角的官员，而是抱定自幼即铭刻在心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视“富贵功名都如梦幻”，因而对于陈增的贪暴，李三才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之周旋，裁抑陈增的帮凶爪牙，最大程度地减轻矿监税使可能造成的危害，安抚受到骚扰的百姓市民，同时对于那些因不堪忍受矿监税使凌辱及地方官员剥削而起来反抗的百姓，也毫不留情② 《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第2557 页。

    ③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三《科试考三》。

    ②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③ 《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④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八《赠山东佥宪李道甫序》。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李漕抚修吾》。

    地加以镇压。如浙江人赵一平自称是宋室的后代，在徐州联络孟化鲸、马登儒等，欲在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起义，结果谋事不慎，为李三才捕获。当然，李三才也深知造成地方不安局面的根源在于皇帝的贪婪，于是连连上疏陈述矿监税使给地方带来的危害，要求神宗停止遣派。但神宗对于这些来自地方的正当呼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李三才的奏疏也常常以当时神宗惯用的“留中”手法不了了之。万历二十八年（00），李三才以十分激烈的措词再次向神宗上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神宗仍无动于衷，这份奏疏也被搁置一月有余。于是李三才上疏更尖锐地指出“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也没有得到神宗的任何回音。其实，神宗并非不知道派遣矿监税使的危害，万历三十年当他突然得病，自以为快要驾崩时就曾下诏召回矿监税使，改革一切弊政。但次日清晨，他又突然复元了，后悔昨天的做作，派遣宦官将已下达的诏令手谕硬从阁臣手中抢了回来。李三才得知此事后，再上疏告诫这种危险的状况，仍如泥牛入海。

    然而，神宗对李三才言辞激愤的奏疏并非不放在心上，不过是把对这种缠扰的厌恶默默地铭记，一旦有借口和机会再示以惩戒。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运河清口一段河水干涸，阻隔了船只的来往，需要开浚并建立新闸。李三才对整个工程进行盘算，大约要花费二十万两白银才能完工，明廷无力支出这笔巨款，他就请朝廷留下北运的漕粟暂时用作工费。这一建议遭到户部督储侍郎赵世卿的反对，李三才看到自己的计划无法实现，借口有病向神宗提交了辞呈，借以对赵世卿施加压力。早就对李三才不满的神宗自然不假思索就应允了。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都纷纷上章要求挽留李三才，其中史学迁更直截了当地指出“陛下以陈增故欲去三才，托词解其官”。神宗心虚，又不愿收回成命，只好不予理睬。李三才不得不离开凤阳到了徐州，上疏催请神宗另外选派替代的官员来，结果没有得到回音。恰好这时赵世卿的职位由另一个侍郎谢杰代替，谢杰也向神宗上疏挽留李三才，神宗迫于无奈，又找到了下台的借口，就命令李三才仍在原任供职，直到新任命的接替者来到，但神宗竟然始终没有派出这样一个接替者来。

    李三才对矿监税使深恶痛绝，屡次上疏请求罢除都毫无结果。于是他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对策，打击在他辖区内作威作福的陈增及其爪牙，他暗地里留意矿监税使的爪牙中哪些是最为贪暴的，买通死囚在受审招供时引这些为害最深的爪牙为自己的同党，然后将他们一一捕杀，从而使得陈增及其追随者大为丧气，不得不略为收敛。这种隐蔽的打击活动一直进行到万历三十二年陈增死去才停止。与此同时，李三才还不断上疏力陈己见。如万历三十年，神宗因得龙孙，一喜之下就下诏颁布撤并矿税等一些针对以前弊政的补救办法，但在地方上毫无执行这一诏令的迹象。李三才认为这与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执行不力有关，上疏阴诋沈一贯，继而又明言是由于沈一贯害怕自己权力落入次辅手中，从中作梗，“而致新政阻格”。神宗为此十分震怒，严旨责问李三才，并罚了李三才五个月的官俸。

    由于李三才的政见，如推补空缺的官员，罢遣矿监税使等都与当时的东林党人看法相同；而且他结客遍天下，善于交际，与东林党的主要领导人顾宪成是至交，深得信任；另外，他又不属于京师的在朝派，只是地方上呼吁改革，因而他也被公认为是东林党的巨魁。事实上，他自己也是常常站在东林党的立场上，为东林人物作辩护的。如他曾上疏说“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涂，遂永弃不收，要之于陛下无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锢诸臣，复假忤主之名以文已过，负国负君，罪莫大此。”实际上是明显地为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作辩护，同时也是暗里指斥辅臣沈一贯等当政者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等不法行为。

    李三才在淮、徐一带治理漕政，巡抚凤阳诸府长达十三年之久。他在那里狠狠打击陈增等矿监税使的威风，实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拥护，名声渐渐远扬，职衔则擢至户部尚书。当时，因朝中内阁缺少人选，有人就建议改变过去单从翰林院提拔毫无实政经验的词臣作辅臣的惯例，而从地方上有丰富经验的官僚中加以选拔。当时，地方官员中，数李三才的名声最响。不久都察院的都御史也告缺，需要推荐合适的人选，这样，李三才被选中的可能性相当大。但李三才被认为是东林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深深为当时在朝的浙党等反对派人物所忌恨。于是他们纷纷上疏弹劾李三才，以阻止他的当选。如工部郎中邵辅忠攻击李三才是“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并且一一列数了李三才的“贪、伪、险、横”四大罪状。御史徐兆魁又继之猛烈诋劾李三才。按照常例，一旦受到弹劾，官员就得辞职回避，等待皇帝的最终裁决。但李三才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盛气陈辩，不自引去”，从而引来了更多的非议和更深的敌意。与此同时，顾宪成为了让东林党人在朝廷中争得一席之地，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顾舆论的喧哗，分别写信给辅臣叶向高和掌握吏部铨选大权的孙丕扬，一方面为李三才辩白，一方面极力称赞李三才廉直可用，向他们推荐。这两封信为好事的吴亮附载在邸报上，在朝野广为流传，结果更使舆论大哗，反对者引以为据更加起劲地攻击李三才。乔应甲甚至列出了李三才“十贪”“五奸”的罪状，进而发展到攻击整个东林党。当时为李三才辩护的人也不少，除顾宪成外，还有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等。这样，李三才任用与否的问题，实质上演变成为一个东林党与浙党等反对党之间的党争问题了，并且成为万历朝东林党与反对党之间最为激烈的一次直接交锋。钱谦益对此曾评论道李三才一事，导致“物议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而门户之祸，移之国家矣”。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李三才无能为力，只好请求罢职。他一连向神宗上了十五次辞职的疏章，都没有得到回音，他就不等神宗允许，自动离职卸任，回到通州定居了。结果对什么事都兴趣索然的神宗也没有为此责罚他。

    李三才离任回籍之日，与当地百姓离别的场面颇让人感动。那天，淮、徐一带百姓“老幼提携，填街塞巷，拥舆不得行。已而相与顶舆号泣，一步一吁，及抵舟，又挟两岸号泣，夺缆不得行”②。以后，淮、徐一带百姓为了纪念李三才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集资修建了生祠，“聚族为之肖像其中，朝夕起拜于其下不绝”③。这些都说明了李三才有良好政绩和威望。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

    ②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③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李三才回家后，仿效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授徒，也在家乡置办起双鹤书院，并在那里讲学。但是，东林党的反对者们并没有忘记他，害怕他东山再起，因而继续寻找机会打击李三才，而李三才的性格也为这种打击提供了机会。《明史》中《李三才传》评论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说得不无道理。李三才曾对顾宪成说过，他自己“耻效俗人饰边幅，装格套于青天白日之下，作鬼魅技耳”④。即使与明朝一般的正统、刻板的官僚，他也是扞格不入的。有一次，颇有政绩的吕坤与李三才论学，李三才竟视他为迂阔，中途不辞而别。李三才在给神宗的奏疏曾提出过“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⑤的观点，这一方面是他阳许张居正，而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真实写照。在生活上，他也是十分豪放的。抚淮时，有一次顾宪成路过去拜访他，李三才头日招待顾的不过是家常便饭。到了次日，他突然盛陈百味，顾宪成大惑不解，李三才解释说昨天因为没有钱才吃些家常便饭，今天偶尔有了就摆了这些菜。《东林列传》的作者陈鼎借此说明李三才善于操纵权机，实际上这正是李三才豪放、洒脱、敢说敢为性格的体现。这种性格即使在李三才家居以后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外出时，喜欢有大批追随者和朋友相伴，以致他所过之处，常常是车马填巷。因而，他在家乡建造了较为豪华的住宅也是可信的。而这恰恰为忌恨他的人提供了口实。万历四十二年，御史刘光复上疏弹劾李三才盗用皇木和侵占公地来营建私第，并且暗里控制着铨部推举之权。李三才只好上疏陈辩，请求派人查核。不久，其他一些忌恨李三才的人也纷纷诋毁他，其中有李三才一手提拔起来的李征仪、聂心汤，为此他十分伤心和愤怒，更加坚决地请求会勘。神宗命李征仪及吴亮嗣前往勘问。次年，首劾李三才的刘光复因犯事被关进监狱。李三才表面替刘求情，要神宗释放他，暗里却竭力地为自己和东林党辩白。同时，他又写信给阁臣方从哲，公开指斥他“必欲置仆于死地”。这一切更引起众人对他的不满。会勘的结果自然是不利于他，仍以刘光复所陈的事实送呈神宗。神宗至此毫不客气地将李三才落职为民。

    天启元年（2），新兴的后金政权不断骚扰明朝的东北边疆，辽东告急。御史房可壮请求起用李三才。于是围绕着李三才的可用与否，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力言宜用者有之，力陈不可用者更有之，相争不下，终究没有结果。天启三年（23），熹宗重新任命李三才为南京户部尚书，他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因病离世了。但事情还没有了结，不久，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得势，全力打击东林党人。李三才被目为东林巨魁，而在王绍徽编的《东林点将录》中名列榜首，从而再次被削籍，皇帝给予的封诰亦予剥夺，直到崇祯初年才恢复。

    李三才有诗才，钱谦益的《历朝诗集小传》有他的传，陈田的《明诗纪事》卷一一、朱彝尊的《明诗综》卷五二都收有他的诗。他在管理漕务时又有一本记载自己言行的《漕抚小草》，陈子龙等编的《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一也选录了他的六篇奏稿。另外，据光绪五年的《通州志》和《明诗综》，④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六《中丞修吾李公漕抚小草序》。

    ⑤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六《李三才传》。

    《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清光绪《通州志》卷八《人物志·乡贤·李三才传》。

    李三才还著有《双鹤轩诗集》、《灼艾集》、《无自欺堂稿》、《诫耻录》和《鹪鹩轩诗集》等，可惜现均不存。

    第三节杨涟杨涟（572—25），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今属湖北）人。他终生致力于争“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以正宫闱，反阉党以遏止魏忠贤，为挽救混乱的政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杨涟的青年时代，正是“东林”方兴的时期，他对于顾宪成等人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势、敢于訾议朝政的气节非常敬佩，每遇东林讲会，他一定千方百计赶到无锡，与东林诸君子探讨性理之学，共商治国之道。彼此志同道合，逐渐成为东林党的后起之秀。

    万历三十五年（07），杨涟考中进士，当了常熟县的知县。为了真实了解当地民情，他常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间、民舍，微服察访，“遍知闾里利病。”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戴。后因“举廉吏第一”②，升为户科给事中，不久又改为兵科给事中。

    杨涟为人光明磊落，不肯巴结权贵。当时神宗已多年不见朝臣，郑贵妃与外朝的官吏多有勾结，垄断后宫，离间神宗与太子朱常洛的骨肉之情，居心叵测。杨涟识破了郑贵妃的阴谋，深深为太子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他看来，太子是一国之本，“国本”动则天下乱。因此他把稳定太子的地位与爱国忠君联系在一起，坚决支持太子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20），神宗久病不愈，按礼应召太子朱常洛入御榻前侍药膳。但由于郑贵妃从中作梗，太子竟不得与其父相见。杨涟一面暗遣人晓谕东宫伴读王安，要他叫太子“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薄暮始还”。争取接近神宗的机会，防止郑贵妃假传圣旨，惑乱朝政。同时，杨涟又联合科道敦促大学士方从哲率百官赴乾清宫问安，以示朝臣之力。方从哲惧郑贵妃迁怒于己，便百般推诿，说“帝讳病。即问，左右不敢传。”杨涟立即引宋代文潞公河内臣的故事，要方从哲率百僚一日三问“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方从哲不便再推，只好照办。神宗死后，在青宫苦熬了四十年之久的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帝位，是为光宗。然而，这位多灾多难的皇帝登基后四天，便一病不起。当时宫中纷纷传言，说光宗之病是因为郑贵妃进美女八人致使光宗身体亏损。又唆使中官崔文昇进泻药，使其病情加重。杨涟听到这些传言深为光宗担忧，决心清除郑贵妃对光宗的威胁，于是便联络朝臣，共请郑贵妃移宫，将她从光宗身边赶开。又上疏劾崔文昇“用药无状”，同时揭露郑贵妃欲封皇太后的野心。杨涟此疏，语言犀利，火药味很浓，大家都担心光宗看后会很不高兴。疏上三日，仍没有动静，正要松一口气，忽然宫中传出话来，皇上将于明日召见大臣，并特宣杨涟和锦衣卫官校。朝臣们心里都知道，宣锦衣卫官校入侍，一般都是令其执行“廷杖”。大家推测杨涟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方从哲劝杨涟赶紧上疏请罪，杨涟执意不从，称“死即死耳，涟何罪？”

    次日上午，众臣入朝光宗。光宗有气无力地说了些要大家各尽其职，效忠朝廷的话，便把目光转向杨涟，盯了他许久，始终不说一句话。大家正在担心，忽听光宗叹了一口气，指着杨涟对大家说“此真忠君。”下旨驱逐 陈鼎《东林列传》卷三《杨涟传》。

    ② 《明史》卷二四四《杨涟传》。下引本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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