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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水旱田的区别，据上表统计，漏税的土地，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查出这个数字意味着内外镇守等官的损失有多么巨大。宁夏之变中，武臣多从朱寘鐇反，是合乎逻辑的。

    在作出限田规定的同时，还针对勋戚庄田采取了措施。兵部左侍郎胡汝砺奏报，对“查出地土宜照例起科，革去管庄人役。各家愿自种者听，不愿者拨与附近空闲舍余种纳，还量定地利厚薄以定则例，依顷亩粮数以立案册”。

    半年以后，吴世忠提出另一项建议“东胜、兴州等卫所屯田，多占种盗卖者，田租拖欠终年，积弊已久，若一一置之于法，人情未免不堪。除官豪占种及知情典买不首者依律究问外，其余情不得已者量为处分，田仍给主，价亦免追。若本主无力，另给附近军民屯种。如买主不系官豪，情愿纳粮者听。惟在租税不失原数耳。”②提出这一更为灵活、变通的规定，显然是考虑到韩福在辽东“所行过刻”，以致激起兵变的教训。

    以“溢额为功”，是对清丈的最常见的批评。刘瑾清丈亦遭此议，如说周东清丈宁夏屯田，“希瑾意”，以五十亩为一顷。此外，还有人批评刘瑾以清丈为名敛银收贿。也是这个周东，“亩敛银为瑾贿”。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刘瑾清丈的性质。刘瑾清丈，特别是清丈屯田，是朝廷和官豪人家争夺土地的斗争，以官豪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刘瑾清丈形成了很大的声势，可以说，它是张居正度田以前最重要的一次清丈活动，意义重大。以宦官而主持这一重大举动，尤为难得。

    凌迟处死正德五年（50）四月，宁夏发生了安化王朱寘璠反叛事件。朱寘鐇原认为，“若推我为主，以诛瑾为名，必成大事”②。他以反刘瑾起兵，得到许多武臣的拥戴。事变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朝廷停止了清丈屯田等行动，将各处原差丈量地土官员撤回。这实际上宣布了刘瑾政策的失败。

    寘鐇之变也最后决定了刘瑾的命运。五月，朝廷以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总督军务，率兵讨寘鐇。师方出，寘鐇已被擒。回师路上，杨一清要张永利用奏捷的机会，揭发刘瑾的奸恶，张永本来与刘瑾有矛盾，听了杨一清的鼓动，奋然曰“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③八月甲午日（9 月3 日），刘瑾安排这天给他的哥哥、都督刘景祥出丧，而把张永献俘安排在第二天。但张永甲午日便入宫，待刘瑾退后，张永取出寘鐇起兵的檄文献上，并陈奏刘瑾不法事。太监马永成亦出言相助。武宗有所悟，即日行动，亲自逮拿刘瑾。两人相见，“武宗骂曰‘奴欲反耶？’拳之、蹴之，永成等佯劝解，遂谋送内狱。”武宗开始没有杀刘瑾的念头， 《明武宗实录》卷五五，正德四年闰九月戊戌。

    ② 《明武宗实录》卷六一，正德五年三月丁丑。

    《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庚寅。

    ② 《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庚寅。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六《史乘考误七》。

    只是把他降为奉御，谪居凤阳。对瑾也安然处之，说“犹不失富太监也。”②直到武宗亲自到了刘瑾宅府，抄没金银宝货不可胜计，另有伪穿宫牙牌、衣甲丁弩及玉玺等违禁物品，确信刘瑾确有反状，才下决心处死刘瑾。

    大臣于午门外会审，刘瑾尚有余威，刑部尚书畏惧，噤不能出一语。其他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刘瑾声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③驸马蔡震说“震国戚，何赖于汝！”命官校上前批刘瑾颊，边批边问他为什么私藏甲胄，刘瑾回答“以卫上。”蔡震又问，为什么藏之私宅，刘瑾语塞。

    刘瑾被处以极刑，凌迟三日而死。按照规定，要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一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每下一刀吆喝一声④，可说极为残酷，仇家于行刑之日，以一钱易一脔，得则生食之。⑤这一年，刘瑾刚好六十岁。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④ 张子麟《端俨公年谱》，见《借月山房汇钞》第六集。

    ⑤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五《中官考六》。

    第二十章王守仁王守仁（472—529），字伯安，绍兴余姚（今属浙江）人。以曾隐居讲学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政治家和哲学家。

    第一节心忧天下，“格物穷理”

    王守仁先世山东瑯琊人，为东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后裔。父王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48）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少詹事，礼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守仁初名云，五岁时改名守仁。十一岁随父入北京。其间，他曾出游居庸关、山海关，目睹北方少数民族对京师的威胁，同时又听到京畿地区石英、王勇以及陕西石和尚、刘千斤农民起义的消息，这些都深深地引起了他的忧虑，数次欲献策于朝廷，被其父斥为“狂”而止。二十一岁时中举人。弘治十二年（499），二十八岁登进士，入工部实习。时西北边境少数民族不断骚扰，有长驱直入之势。王守仁面对形势，“不胜为国惓惓之至”，就上边务八事“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翌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官秩正六品。寻出南直隶淮安等府审决重囚、主持山东乡试。弘治十七年九月，补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这一时期为王守仁的青少年时代，兴趣广泛，思想变化不定。中举人以前，已仰慕“圣学”。二十一岁中举人以后，他在北京开始探求宋代大儒朱熹“格物穷理”之学。朱熹谓一草一木，皆涵“天理”。守仁即取他父亲官署中的竹子“格”之，希望能由此一件一件地“格”“理”，最后成为“圣贤”。然而，他从早“格”到晚，一直坚持了七天，不但未得其“理”，反而害了一场大病。此后，他开始怀疑、放弃朱熹的“格物”之学，随世俗习辞章，并结诗社于余姚龙泉山寺，以文会友，研讨诗赋和古文。又性好言兵，善骑射，处处留心武事，凡兵家秘籍，“无不精究”。已而，攻佛、老之学，同道士谈养生，向和尚问禅机，隐居绍兴阳明洞静坐修道，“遂有遗世入山之意”。这时王守仁所接受的佛、道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的主观唯心论，对他后来创立“心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陈言边务疏》，《王阳明全集》卷九，上海世界书局93 年版。

    第二节龙场彻悟，“理在心中”

    封建统治者内部无休止的权力之争，往往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人卷入斗争的漩涡，以致身不由己。王守仁也吃过这个苦头。

    弘治十八年（505）五月，明孝宗病死，长子朱厚照嗣位，是为武宗，以次年为正德元年。武宗朱厚照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奢侈腐化，四出巡幸，不理朝政。宦官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恃宠操柄弄权，分布要害，无恶不作，人称“八虎”，而刘瑾尤为狡狠。正德元年冬，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二十一人，上疏要求惩办刘瑾一伙，以件旨罪被逮下诏狱。十二月，王守仁冒死上书申救，称“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恳求皇帝“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这一事引起刘瑾发怒，把王守仁下锦衣卫狱，矫诏杖五十。死而复苏，谪贵州龙场（今修文）当驿丞。王守仁一下子变成了流徒，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重大的逆转。

    王守仁既谪，刘瑾仍不罢休，“使人伺之途，将置之死”。正德二年（507）夏，王守仁赴谪行至钱塘江，度不免死于途，于是急中生智，乘夜佯为投江，浮冠履水上，遗诗曰“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浙江官府皆信之，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隐姓名，逃入福建武夷山。他虑罪及其父，乃出武夷，入江西，经湖南，赴贵州。刘瑾果然移恨于其父，免去王华南京吏部尚书，勒令致仕还乡。②正德三年春，王守仁至龙场驿。龙场，在贵州西北部万山丛中，为少数民族杂居的荒僻之地，人烟稀少，蛇虺魍魉，蛊毒瘴疠，自然条件十分艰苦。他到驿之初，无屋栖身，就穴而居。他原为官正六品，贬为驿丞，没有品级，地位低下，任务只是“典邮传递送之事”③。这种艰苦环境和地位，如他后来自己说“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横逆之加，无月无有”，吃尽了苦头。当年他才三十七岁，正年富力强，而郁郁不得志。置身穷荒之地，又无书可读，不免深感惆怅，精神空虚，只有寻找寄托，以安慰自己，才能解脱内心的痛苦。因此，他谪居龙场两年②，除了应付差事和做些因俗化导、开办书院、教人读书的事情之外，主要精力是修心忍性，体验“圣人之道”。为得此“道”，他日夜端居静坐，超脱于“得失荣辱”之外。据说，忽然在一天夜里，体验到“格物致知”的道理，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叫起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

    “道”，就在自己的心中完满自足地存在着，不必到事物的外部去寻找，以往“格”竹求“理”的做法是错误的。为了证实自己的体验是否完全正确，他还以所记忆的《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经 《乞有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王阳明全集》卷九。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③ 《明史》卷七五《职官·驿》。

    分别见《王阳明全集》卷四《与王纯甫》、《寄希渊》。

    ② 王守仁自云“谪贵州三年”，其实，他自来龙场，到赴江西庐陵任知县，前后仅两年。典之言证之，结果“莫不吻合”③。于是“日坐石穴中，默记旧牍，辄为训释”，写了一部书，名曰《五经亿说》④。朱熹主张理和气不能相分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在先，气在后”。王守仁则认为“理”在心中，心外无物。“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⑤这是他们哲学思想的主要区别。王守仁所说的“理在心中”，是从与泉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那里继承过来的。陆九渊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心”和“理”都是永远不变的。

    在龙场驿丞任上，王守仁在应聘任贵阳书院主讲时，还提出“知行合一”说。他认为有人把知与行看成是两回事，是由于“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其实两者是一回事，“知是行之主意，行实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实知之成”。他不仅认为知是行的起点，又是行的归宿，而且对行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把行归结于知，最后强调的是知。知与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若混为一谈，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差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突破了长期以来把知与行两者互相割裂、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意义，这对于哲学理性思维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王阳明在反对朱熹“理在心外”的过程中，滑向了陆九渊“理在心中”一边，从客观唯心论转向了主观唯心论。③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正德三年条。见《王阳明全集》卷三二。

    ④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浙江古籍出版社98 年版。⑤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卷二。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

    第三节镇压农民起义明朝在宣德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至正德年间，明代政治危机频频发生，北部边防形势紧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正德五年（50）初，刘瑾与张永等人之间的权力之争逐渐白热化，结果刘瑾失宠被诛。刘瑾死后，王守仁的政治地位步步上升。先是离开贵州龙场，内调江西，三月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在县仅七个月，便于十一月入京朝觐。十二月，迁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六年正月，为吏部尚书杨一清所赏识，调入北京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二月为会试同考试官。十月，升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七年三月，晋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赴南直隶滁州督马政。九年四月，改南京鸿胪寺少卿。十一年（5）九月，因闽、赣等省农民起义势不可当，兵部尚书王琼特举王守仁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成了掌管一方军政大权的高官。

    就在王守仁谪居贵州时，农民起义已此伏彼起。龙场驿附近也发生过少数民族起义。正德三年以后，先后爆发了江西王浩八起义，四川蓝廷瑞起义，河北刘六、刘七兄弟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很快遭到镇压，但为时不久，在赣、闽、湘、粤交界的深山险谷地区，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正德十一年（5），江西谢志珊称“南征王”，聚众起义，占领横水、左溪、桶冈等地。与谢军相呼应的，有池仲溶称“金龙霸王”，据广东浰头三寨；福建大帽山詹师富起义；江西大庾陈曰能起义等。

    王守仁这次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的任务，就是镇压以上各地的农民起义。

    接到任命之后，方“抱病请告”在家的王守仁，为报效朝廷之恩，不顾一切急忙上道，日夜水陆兼程，于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赶到江西赣南，开府上任。他认为过去之所以镇压不力，“机宜屡失”，不断失败，主要是由于从外省调动军队，不能经久驻扎弹压。因此，他一到任即改变做法，采取挑选赣、闽、湘、粤四省精兵和召募乡兵相结合的办法，选“能将”督练，整肃军纪，对农民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是月底，他首先集中力量进攻福建大帽山詹师富起义军。初战长富村，虽获小胜，但至象湖山一战，便损兵折将，明军指挥覃桓等战死。为扭转败局，王守仁使用计谋，率兵退屯上杭，以退为进，密令各地哨所佯言收兵，“俟秋后再举”，以此麻痹农民起义军。二月中，乘夜间漆黑一片，突然命将分三路对象湖山发动进攻，詹师富等七千余人被俘。四月回师上杭。这时，王守仁进一步提出赣、闽、湘、粤四省交界处山岭相连，而地分各省，事无统属，彼此推托，只设巡抚一员，“责任不专”，“军伍无制”，以致“盗贼”“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为加强军权，请求朝廷给旗牌，提督军务，便宜行事。兵部尚书王琼再次“使从其请”②。

    五月，王守仁未得正式任命，即着手改革兵制，立兵符节制以二十五人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有协哨二人佐之；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佐之；一千二百人为 见《钦奉敕谕提督军务新命通行各属》，《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② 《明史》卷一九八《王琼传》。

    一阵，阵有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各级可“递相罚治”。“务使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治众如寡，庶几有制之兵矣。”③这年七月，王守仁统兵进攻大庾。时江西农民起义军主要分布在横水、左溪、桶冈三处。议者纷纷皆以为必须先攻桶冈，王守仁所见与众不同。他认为三处起义军事势各异。以湖广言之，则桶冈为咽喉，而横水、左溪为腹心。以江西言之，则横水、左溪为腹心，而桶冈为羽翼。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与湖广夹攻桶冈，进兵两者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只有先攻横水、左溪二处，再移兵桶冈，方能成破竹之势④。最后按照王守仁的主张于十月出兵围攻横水、左溪。农民起义军英勇还击，终因寡不敌众，谢志珊等数千人被俘。王守仁又分兵合击桶冈起义军。十三年（58）正月，移兵攻广东龙川浰头等地。至三月，大规模的武力镇压暂告结束。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王守仁统率的军队在大帽山和大庾等地，残酷杀害农民起义军一万八千余人，并对当地农民群众实行野蛮的烧杀掠夺政策。

    为了加强明皇朝在这些地区的政权控制，在进行军事征剿的同时，王守仁相继奏请朝廷添设福建平和、江西崇义、广东和平等县。他一到达江西，就立刻推行“十家牌法”，企图从根本上孤立农民起义军，断绝农民群众与他们的联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其法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遇有面目生疏之人，形迹可疑之事，马上报告官府究治明白。如有隐匿不报，十家连坐。在镇压农民起义以后，又在赣州等地制立“乡约”，推行保甲之法。同时，以“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在其所到之处兴建社学，延师教子，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材。但在儿童教育方面，却有其可取之处。他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不能使童子“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矣。”②由于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正德十三年（58）六月被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官晋爵，成为一个正三品大臣，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再进副千户。得到朝廷的深恩，王守仁感激不尽。十四年（ 59）正月，在江西疏谢升荫，并表示要急流勇退，乞请致仕，但没有得到批准。从此，他就更加忠心耿耿地为维护明朝统治效劳了。

    ③ 《兵符节制》，《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④ 《横水桶冈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

    《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② 《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三年四月条，《王阳明全集》卷三二。

    第四节平宁王之乱，无功反遭妒明代藩王起兵反叛朝廷，是明太祖朱元璋种下的苦果。立国之初，广封诸王，赋予各王军政大权，最后成为朝廷的肇祸之基础。从建文朝起，虽经多次削藩，但藩王反叛朝廷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仅在正德一朝，继正德五年（50）四月安化王朱寘鐇反叛后，十四年（59）六月正当王守仁奉命前往福建处理福州三卫军人谋叛事件时，在南昌又爆发宁王朱宸濠举兵反叛朝廷的严重斗争。

    哀濠（477—520），为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后代孙，为第五代宁王。宁王封地原在大宁，自永乐二年（404）改封南昌之后，对朝廷始终怀有不满情绪，“早蓄异志”。弘治十一年宸濠嗣位，矛盾日益激化，正德二年（507）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势不两立。朝廷对宸濠早存戒心，宸濠则暗中策划起兵。正德十四年五月，朝廷遣使到南昌，欲革其护卫，归还所夺官民田土。宸濠知阴谋败露，破釜沉舟。六月十三日为宸濠生日，十四日乘司府州县各级要员前来庆贺谢酒之机，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监国，发动反叛，凡不从命者杀，收缴各衙门印信，释重囚，开府库，设丞相，封官爵。随后，“集兵号十万”，出南昌，陷南康，略九江。沿途发布檄文，指斥朝廷，“不用正德年号，止称大明己卯”，声言直取南京，登帝位，改号“顺德”，并分兵北上。江西各界一时上下为之震动。

    王守仁于六月初九日自赣州起程前往福建，六月十五日抵达丰城县闻宸濠反，忠愤至极，没有接到朝廷的命令，就自己决定紧急逆流返舟趋吉安。值南风急，舟不能前，乃于舟中焚香密祷，“誓死报国”。须臾，北帆尽起。宸濠遣兵追之。王守仁张疑设计，易服潜行，连续三昼夜没有休息，于十八日赶到吉安城。次日，他一面派专人火速赍疏赴京告变，并在疏中说明停止南下福建的因由，谓“天下之事，莫急于君父之难。若彼顺流东下，万一南都失备，为彼所袭，彼将乘胜北趋。旬月之间，必且动摇京辅。如此则胜负之算，未有所归。此诚天下安危之大机，虑念及此，痛心寒骨，义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抚慰军民。”②一面，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人密商大计，制定方略，传檄四方，披露宸濠罪状，集兵筹饷，并佯奉朝廷密旨，号召各地起兵勤王。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万余人守南昌，自己帅舟师顺江东下，进攻安庆。时众议安庆被围，宜引兵直趋安庆。王守仁综观全局，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力排众议，认为必须攻取南昌“九江、南康皆已为宁王所据，而南昌城中数万之众，精悍亦且万余，食货充积。我兵若抵安庆，贼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绝我粮道。而九江、南康之贼，合势挠蹑。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难图矣。今我师骤集，先声所加，城中必已震慑，因而并力急攻，其势必下。已破南昌，贼先破胆夺气，失其根本，势必归救。如此，则安庆之围自解，而宁王亦可以坐擒矣。” 《明史》卷一一七《宁王传》云弘治十年朱觐均死，“子上高王宸濠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二《宁王传》谓弘治十二年嗣。谢蕡《后鉴录》作弘治十一年。今从谢说。 谢蕡《后鉴录》。

    ② 《飞报宁王谋反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擒获宸濠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果然不出所料，宸濠攻安庆不能克，闻王守仁将兵南昌，恐破其巢穴，遂于七月十七日弃安庆，遣兵二万仓皇回师援江西。七月二十日王守仁统兵攻南昌，逆击宁王回师之兵。南昌破，宸濠不能入城。二十四日，双方战于鄱阳湖。守仁师用火炮猛攻宸濠之舟，大败之，宸濠退保樵舍，而其妃嫔皆赴水死，将士焚溺死者三万余人。七月二十六日，宸濠方晨朝群臣，责不用命者，议未决而王守仁兵突至，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等俱被活捉。为时四十三天的宸濠之叛，至此平息。七月三十日，王守仁连上《江西捷音疏》、《擒获宸濠捷音疏》。其中，后一疏写道宁王“举兵倡乱，一月有余，而四方震慑畏避，皆谓其大事已定，莫敢抗议出身与之争衡。从事抱节者，仅坚城而自守。忠愤者，惟集兵以俟时，非知谋忠义之不足，其气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质，才不逮于凡庸，知每失之迂缪。当兹大变，辄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数之卒，起事于颠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间，遂能克复坚城，俘擒元恶，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以不俟诏旨之下，而调集数郡之兵、数郡之民。亦不待诏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国家之难，长驱越境，直捣穷追。不以非任为嫌，是乃伏至险于无形之中，藏不测于常制之外”②。王守仁上疏的用意是希望得到朝廷的赞赏。可是，王守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武宗为代表的一些人，为了争夺这份战利品，把平宸濠的功劳挂到自己头上，不仅不承认王守仁的功劳，反而千方百计要把他打成宸濠同党，使他差一点与之同归于尽。

    昏庸腐朽的武宗，早在这年春天就想到南方“巡游”，抢夺民女，游山玩水，由于廷臣劝阻而未能成行。宸濠反叛终于为他找到了机会，可以借“征讨”之名，行南游之实。八月，当宸濠已被擒在手，他却在北京下诏亲征，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他身边的一批太监人等也纷纷谋欲夺功，宦官张忠、张永，边将江彬、刘晖，武宗的干儿子许泰等人俱称“将军”，带兵数万人，前呼后拥开出京城。至良乡，接到王守仁八月十八日的《请止亲征疏》。疏谓宸濠已擒，逆党已获，从贼已扫，闽、广赴调军队已散，地方惊扰之民已帖，不必“亲征”了。又说“平贼献俘，固国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职分。”他恐沿途发生意外，将于九月十一日亲自量带官军把宸濠及其他情重人犯解赴阙门。因为武宗意在南游，故疏入而“屡檄止之，令以俘候车驾至。大学士梁储、蒋冕屡请回銮，不听”②，继续率众南下，不让守仁北上献俘。九月，武宗至南京。王守仁自南昌发槛车北上，再次要求“献俘阙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时张忠、江彬、许泰等人却说当将宸濠放回鄱阳湖，待他们一伙拥着武宗亲自与之“战”，重新活捉这只死虎，而后再“奏凯论功”。并为此屡次派人到江西广信阻止王守仁入南京献俘。张忠等人的用意，除了要一笔勾销王守仁平宸濠的功劳之外，还有更险恶的目的。宸濠在起兵以前，曾以“尊师重道”、欲从王守仁“讲明圣学”为名，派人前去探询王的态度。王守仁则派他的门生、湖广武陵县举人冀元亨（季元亨）到宸濠处讲学，“以探其诚否”。因此，当王守仁俘获宸濠之后，张永等人为夺平宸濠之功，就上言皇帝，说王守仁始同宸濠谋反，后知事必败，② 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转而擒宸濠脱罪、攘功②。又称“守仁宸濠党”，“迟早必反”③。为找到王守仁的“罪证”，他们还将冀元亨逮捕下狱，酷刑逼供，结果虽“无片语阿顺”④，但他们的言行却使王守仁受到武宗的猜忌，处境十分危险。在绍兴，已经有人察看王守仁的家产，准备抄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为了保全身家性命，避免家破人亡，到达广信之后不顾他们的阻挡，连夜械送宸濠，取道入杭州，将之交给张永。

    张永与张忠一伙本有矛盾。他返南京复命，备言王守仁忠诚及张忠等人叵测之心。张忠之流再生一计，说王守仁不到南京，是目无君上。当王守仁应召奔至龙江，他们又从中阻挠，不让他见皇上。王守仁愤而纶巾野服入九华山⑤。张永闻知，再次进言王守仁是忠臣，武宗之疑忌始释，使王守仁“危而不死”，并受命兼任江西巡抚。十一月，张忠一伙又借口“讨宸濠余党”，不顾江西生民涂炭，统领南下京边军万余人入南昌大肆骚扰，同时唆使部下散布流言蜚语，攻击辱骂王守仁，故意挑衅。王守仁忍让不为所动，一一致以主客礼。张忠还强迫王守仁与之比武射击，王守仁三发三中。张忠最后无隙可寻，才不乐而罢。但是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十二月，宸濠等人被解赴南京，武宗欲自以为功，竟与张忠、江彬等人戎服，饬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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