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第2/3页)
，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为凯旋状。至正德十五年七月，武宗以大将军钧帖命令巡抚王守仁重上擒濠捷音。王守仁无可奈何把这次平叛的胜利，首先归功于皇帝的“威德”和“指示方略”，并将张忠、江彬、许泰等人作为平叛的“功臣”，一一写入奏书，满足了他们夺功的**。于是，疏入即议“班师”回京。王守仁这才释去心头重负，转危为安。
② 谢蕡《后鉴录》。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④ 《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五年八月条。
⑤ 此事，《王阳明年谱》系于正德十五年正月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作九月。
第五节建书院，“致良知之教”
在王守仁的一生中，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文臣武将所津津乐道并树为楷模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他的“武功”，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二是他的“文治”，即他提出的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核心的“心学”说，即“阳明学说”。正德年间，既是王守仁施展“武功”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和确立的关键阶段。
湛若水是与王守仁共倡“圣学”的好朋友，他在谈到王守仁学术思想的转变时说守仁“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正德元年）始归于圣贤之学”②。王守仁的门生黄绾认为正德九年以后，其师“始专以良知训学者”③。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当时，随着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发展，使王守仁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意识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正德十二年底，在统领官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守仁在给他的门生薛侃的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认为对农民起义军可以用武力镇压，对付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精神，单纯依靠武力是难以做到的，只有用“正人心”的办法才能解决。为破“心中贼”，他在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提督军务和兼任江西巡抚的近六年间，一方面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做“正人心”的功夫。此时他发布大量的“告谕”，制订“乡约”，不遗余力地提倡封建伦理道德，鼓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和顺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心要平恕，事贵含忍，讲信修睦，温良逊让，息讼罢争，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毋以众暴寡，毋以强凌弱，为政者抚辑下民，为民者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总之，人人要去恶从善，永为良善之人②。另一方面，在戎马倥偬之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具体有创办书院，招集子弟，日夜讲学，形成自己的学派，“虽军旅扰扰，四方从游日众，而讲学不废”③；出版著作，扩大影响。正德十三年七月，出版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八月，刊刻《传习录》。九月，建赣州濂溪书院。《传习录》是他一生讲学的记录稿，由门人整理而成，也是王守仁最主要的哲学著作。正德中，在江西初刻时凡三卷。嘉靖初，在浙江续刻时增为五卷。全书共九万余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心学”思想“心生万物”说、“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之教”。其中，“致良知”一说是正德十六年正月在江西南昌开始正式提出来的。它是王守仁“心学”理论的核心与根本，“所谓守仁学以致良知为本”② 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与杨仕德薛尚谦》，《王阳明全集》卷四。
② 综合《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新民》、《告谕》，《王阳明全集》卷十六；《南赣乡约》，同前书，卷十七。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他日日讲，反反复复讲了一二十年。
所谓“致良知”，其要点大体有三。第一，“始揭致良知之教”的背景。正德朝政治败坏，时局动荡。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仅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重新调整权力分配，使封建国家机器得以继续运转，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向思想家们提出了“更新观念，改进儒学，为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提供思想武器和哲学根据的任务”②。王守仁“致良知”说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当时，王守仁统领的官军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农民群众，而他自己在平息宁王叛乱中也受到张忠、许泰一伙的诬陷。农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和宁王反叛、张忠一伙的争权夺利，本是性质截然相反的两回事，而王守仁却不加区别，统统认为是人心“不正”、“私欲”作祟的结果。因此，他主张要用所谓“良知”去代替“私欲”。他说“经今变后，始有良知之说。”又说“自经宸濠、忠（张忠）、泰（许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自今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见”③。
第二，“致良知”的渊源与内容。“亚圣”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守仁的“致良知”就是在孟子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他前前后后说了许多，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提法亦有所不同，但都是指人的自我意识。或云“吾心之良知，即天理。”或云“天即良知也”，“良知即天也”；“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②。或云“自知之明，便是良知。”③比如说，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羞恶、是非之心等等，都是生来就有的，“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这些都叫“良知”。可见，王守仁所说的“良知”，归根到底也就是指封建“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和人的道德修养。一句话，就是要发现“良心”。
第三，“致良知”的方法和目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④。只要恢复人的本性，就可以“致良知”。而恢复本性的根本方法便是“去人欲，存天理”⑤。“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没有恶的一闪念，是由于他去掉了“私欲”，存了“天理”，故其“心与天地一体”，“与天地同流”，对天下之人无分内外远近。“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不要“有我之私”，不要求“物欲”，不要“相矜以知，相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② 张显清《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载《孔子研究》990 年第2 期。③ 《王阳明年谱》，正德十六年正月条，《王阳明全集》卷三三。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罗钦顺》。
②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三。
③ 《与王公弼》，《王阳明全集》卷五。
④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
⑤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
《南赣乡约》，《王阳明全集》卷十七。
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就能做到致良知⑦。“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滴血骨”，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孔门正法眼藏”，一旦人人自致其良知，天下就实现“大同”了②。王学虽然和朱学在如何看待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关系上存在着分歧，但在“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主张要性善，不要有“恶”的念头，不要有“私心”。
第四，所谓“致良知”的实质，就是用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人们的行动准则和规范，禁锢人们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要求劳动人民放弃为生存而斗争，安于现状，永远忍受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通过“去私欲”，达到保存封建剥削制度之目的。
总而言之，王守仁的“致良知”，同他的“心生万物”或“心与天地一体”，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颠倒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这种世界观、认识论从根本上说是谬误的，是先验论的表现，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明中叶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阳明心学的产生，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也含有某些合理性、积极因素。它强调“心”的作用，强调专做“正人心”的功夫，即是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强调它是世界的本原、本体、主宰。“强调主体意志，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类自身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是对中国古代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如此，阳明心学‘开发’、‘开大’等特点还改变了朱门后学支离繁琐、帖括拘泥的学风，活跃了学界的哲理思维，提高了学人的思维能力和理论水准，把宋明理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史上开辟一个新的时期。”同时，在政治上也有助于缓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社会秩序暂时得以相对稳定。所以，它一经提出就能产生巨大影响，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儒学的主流。
⑦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
《与杨仕鸣》，《王阳明全集》卷五。
②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
张显清《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载《孔子研究》990 年第3 期。第六节身居闲职，讲学不辍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逝世。四月，宪宗之孙朱厚熜入立，更号嘉靖。
王守仁因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安静地方”有功，嘉靖皇帝本欲委以重任。六月二十日，他奉敕旨由南昌起程驰驿赴京。可是，由于当时朝廷为“大礼议”之争闹得不可开交，最高统治集团斗争的结局对他也不利，故衔王守仁的费宏再度得势入阁，而过去积极支持他的兵部尚书王琼则因坐结交宦官罪被发往绥德充军，加之时论对他以“致良知”为主旨的“心学”毁誉不一，因此，谗邪构煽，祸变莫测。就在王守仁奉旨出发之时，费宏等人潜讽科道官建言朝廷新政伊始，武宗丧事未毕，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遂下令止守仁于浙江钱塘道上，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王守仁不赴任，以多年征战在外，家中“亲老多病”为辞，就地上疏恳乞顺道回里省亲，获准。
自永乐朝国都北迁之后，南京改为留都，与北京一样设有一整套官僚机构，品秩亦同。但不掌握实权，没有什么大事可干，全都是闲散职务。王守仁的兵部尚书也是如此。
九月，王守仁回到余姚老家。十二月，朝廷对参加平叛宁王的各官员论功行赏，名义上封王守仁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曾祖、祖、父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与诰券，子孙世世承袭。但实际上，不予诰券，不给岁禄，徒有虚名。其同事有功者，亦多名为示迁，而阴多绌之，废斥几无存者，只有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个别人得到加官晋级。王守仁闻之，愤甚。嘉靖元年（522）二月，父王华死，王守仁居家守孝，屡次疏辞封爵，并建议起用平宸濠有功诸臣，咸不报。同年，御史程启充、给事中毛玉等秉承费宏之意，倡议论劾王守仁，反对“心学”。官僚章侨、梁世骠等人也上书，谓三代以下“正学唯朱熹”，现在有人以“异学”号召天下，取陆九渊之简便，诬朱熹为支离，应下令天下严行禁革。此事得到皇帝的同意。不久，即请朱熹的后裔朱墅充“五经博士”。在科举考试中，也有人暗示要否定陆、王之“心学”。还有人再次提出王守仁为宁王宸濠同党的问题。嘉靖四年四月，王守仁免丧服，例应起复，不召。礼部尚书席书、御史石金、光禄寺少卿黄绾等交章论荐，因费宏阻挠，仍不召用。有人屡推王守仁为“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②。一直在家闲住了六年。面对逆境，王守仁一方面公开表示要做一个“志存古人”的“狂者”，不再做遮遮掩掩的“乡愿”。他说无论别人如何忌嫉他势位隆盛，非议他与朱熹争异同，攻击他门徒日众，他都要“只依良知行”，把谤议置于一边。并声称除了“致良知”之外，一切所谓学问都是邪妄和异端，世界上的知识除“良知”之外没有可讲的。后来还将他最得意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本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②，传授给他的门生。另一方 据杨天石《王守仁》，中华书局972 年版，第3 页。
②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王阳明年谱》，嘉靖二年二月条。
②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三。
面，继续讲学不辍，先后在绍兴创办稽山书院和阳明书院，招集绍府八县及湖广、广东、南直隶、江西等省子弟，仅在稽山书院者即多达三百余人。嘉靖六年初，广西思恩、田州地区爆发了瑶、僮各族人民起义。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卢苏、王受等人，由于明皇朝准备改土司为流官，进行直接统治，触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也乘机胁众煽乱，总督姚镆集四省之兵仍不能定，弄得朝廷无计可施，最后才不得不同意兵部左侍郎张璁等人的意见起召王守仁。五月，诏王守仁以原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③。守仁闻命，因“痰疾增剧”而上疏请辞。不允，并遣使敦促上道。九月初一日，他扶病自绍兴老家起程。十二月初一日至广西梧州，上疏谢恩，同时条陈军政大事，一曰思、田地处边陲，不宜改土（司）为流（官），必须仍存土官，才能“藉其兵以为中土屏蔽”。二曰当前所应忧虑者是各族人民起义，不是一二个上层人物的叛乱，对他们不必大动干戈，应当予以招抚，以便共同镇压各族人民起义④。是月，命暂兼理巡抚两广。
嘉靖七年二月，在王守仁招抚政策的威迫下，卢苏、王受率众一万七千余人到广西南宁接受投降，并请马上带兵杀“贼”，立功赎罪。王守仁称他此次出征是“不戮一卒”，而思、田平定。为了明理学，正人心，振风教，王守仁于同年四月建思田府学，六月立南宁学校。七月，在朝廷没有降旨的情况下，他以“思、田既平，苏、受新附”，故伎重演，采用“罢湖广兵永不再用”，利用撤兵麻痹起义军，命将分道围剿广西八寨、断藤峡等处义军，遍搜山洞，杀害四千余人，血腥镇压了轰轰烈烈的断藤峡农民大起义。是月十二日，他上经略疏，亟言在这些地区必须改立卫所，开设县治，从根本上切断农民起义军的脉络和咽喉。“若失今不为，则数年之间，贼以复渐归聚生息，不过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十月初十日，上《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同日，又上《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疏入，未报，即自行取道回家。十一月二十五日，王守仁行至江西南安县，病势危亟，弥留之际，仍问门生近来进学如何？念念不忘他的“心学”。门生问何遗言？王守仁微哂曰“此心光明，亦何复言”。十一月二十九日（529 年 月9 日）辰时气绝死，终年五十七岁②。
王守仁既卒，吏部尚书桂萼等人好喜功名，甚怨王守仁，遂奏其擅离职守，又言处置思、田事宜失当，学术不端，诋毁朱熹，招集门徒，互相倡和。虽平“贼”、擒宸濠有功，亦“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乃诏夺爵，停恤典。子不得嗣封。直到隆庆元年（57）五月，因“廷臣多颂其功”，才追为新建侯，谥文成。二年，子正亿嗣世伯爵。万历十二年（584），以大学士申时行等人之请，准入孔庙从祀。“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
《明史》赞曰有明一代，“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其实，在政治上他并不值得称道。在学术上，虽然他的“心学”是集历代主观唯心论之大成，但是毕竟自成体系，又敢于公开非议朱熹，打破了程朱理学僵化③ 《明史》本传作“总督两广兼巡抚”，有误。兼巡抚，时在十二月。
④ 《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王阳明全集》卷十四。
《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五。
② 《罪惟录》等书作“年五十有八”。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的教条，具有活跃人们思想的作用。尤其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对明后期和清代的思想界具有启迪的作用。他的学说对日本、朝鲜等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足迹所至，注重兴学校，办书院，招徒讲学，“弟子盈天下”，在教育上也有可取之处。
第二十一章王艮第一节从灶丁到学者王艮（483—54），是泰州学派创始者。初名银，字汝止，号心斋，人称心斋先生。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出生于一个世代灶户家庭。
泰州安丰场，为明代淮南盐场之一。盐场有团有灶，灶有户有丁，数皆额设，役为永充。灶丁煎办之苦，甚于耕凿之民，而宽恤之惠独无一分之及。他们既要向封建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盐品，又要承担各种杂役。因此，绝大多数的灶户都是极端贫困的，王艮的家庭也是如此。他七岁“始受书乡塾”，至十一岁即因家境清寒，不能继续上学，“辞塾师，就理家政”，参加劳动，备受艰难困苦。但是，他聪明好学。“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一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②王艮自十九岁起，奉父亲之命经商，开始贩运私盐，从中牟利，由此结束了灶丁生活，摆脱了贫困，“家道日裕”。其时，他以山东为孔子故乡所在，径趁其地，入曲阜，谒孔庙，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自是“奋然有任道之志”。回家刻苦攻读《孝经》、《论语》、《大学》三书。他学无师承，信中谈说，逢人求教，以顽强的精神自学儒家经典著作，遂从经商转向治学。二十六岁时，曾替父亲到官府服徭役。
王艮，不但“经理财用，人多异其措置得宜，人莫能及”，善于经商理财，而且善于学习和思考。“讲说经书，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或执传辩难者，即为解说明白”，不拘泥儒家经典的释义和宋儒朱熹的章句之学。二十七岁时，他“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必有为圣贤之志”，欲为天下万世师。二十九岁时，“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衣如故，万人欢舞拜谢。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同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在语默皆在觉中”。于是毅然以先觉为己任，欲救斯民于水火。开始在家乡讲学。其学主“格物”，“以悟性为宗，以反己为要，以孝弟为实，以乐学为门，以太虚为宅，以古今为旦暮，以明学启后为重任，以九二见龙为正位，以孔氏为家法”②。
正德十五年（520），江西吉安人、塾师黄文刚闻王艮讲解《论语》，颇似王守仁的“致良知”，乃诧曰何类王守仁语也。王艮大悦，遂于同年九月坐船至南昌。及入城，他一身道人打扮，头戴自制纸帽，身着稀奇古衣，手执笏板。“观者环绕市道”，人多怪之。起初，王守仁对他有些鄙视，王艮对王守仁的观点亦不完全同意。经过多次究竟疑义，反复论难，最后王艮才自愧他的“格物”不如王守仁的“致良知”之高深，心服口服地拜其为师，从此在王门达八年之久。王艮原名银，这时王守仁改银为艮，字汝止。
分别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三《年谱》七岁和十一岁条，922 年印行。② 李贽《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民国年间陕西教育图书社铅印本。 以上皆见《全集》卷三《年谱》。
② 《全集》卷五《疏传合编上·吴甡从祀奏疏》。
第二节师生之间“艮本狂士”。在政治思想上，由于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不同，尤其是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王艮和其师王守仁之间始终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在学术观点上，王艮有反对儒家正统思想的一面。在治学态度上，又具有顽强的独立思考精神。因此，他入学王门之后，经常在各种问题上与王守仁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时不满其师说”②，甚至“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③。嘉靖二年（523），王艮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拯救民众，自制一驾蒲轮车，带着两个仆人，北上京师。一路之上，他聚众讲学，“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面向社会，面向普通群众，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次北行讲学活动，无论是讲学形式还是讲学内容，皆有悖于王学正宗，具有鲜明的“异端”色彩，从而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注意，“男女奔忙”，“聚观如堵”，“都人以怪魁目之”，轰动一时。自然也引起王守仁的强烈不满，特地遣人令他作速南归。王艮回到绍兴，欲见王守仁，王守仁以其“意气太高，行事太奇”，严厉裁抑，“及门三日不得见”。直到王艮长久跪地求情，承认错误，始予宽恕。
嘉靖三年以后，王艮主要在绍兴及南直隶广德州、泰州、南京等处从事讲学活动，结交各地官僚和著名学者。同时进行著述，撰写《复初记》、《天理良知说》诸书，多数是承袭师说，重复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但也有所发挥，提出“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主张，显示出不同于王学的独立见解。
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卒。翌年十一月，在绍兴举行会葬。王艮乃“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自此开始创立泰州学派。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附王艮传》。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派·王艮传》。
③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附王艮传》。
《全集》卷三《年谱》四十七岁条。
第三节创立泰州学派嘉靖九年，王艮赴南京会见王门同学邹守益等人，聚讲于鸡鸣寺。
十年，居家讲学。是时四面八方的学者以及佣工、樵夫、农民、商人等普通平民百姓，纷纷入门定师弟礼，门徒日众。艮“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甚悉”。并由此陆续写成一批著作，如《格物要旨》、《勉仁方》、《与南都诸友书》、《均分草荡议》、《王道论》、《大成歌》等，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政治、学术观点。其中，《格物要旨》和《勉仁方》两书，被誉为是“百世不可易”之作。
十四年，泰州大饥，“族家子至除夕多不举火”。艮命长子王衣以所食粟赈之，并劝乡里富者共济饥民。
十五年，会王畿于金山，访唐顺之于武进。又入南京泛交各界官僚。御史洪垣访艮，且为其构东淘精舍数十楹。
十六年春、冬，按淮阳之御史吴悌两次至泰州造访王艮。是年，艮“玩《大学》，因悟格物之旨”。时，有不谅艮者，谓其自立门户。王艮闻而叹曰“某于先师受罔极恩，学术所系，敢不究心以报。”
十七年，以安丰场灶产不均，贫者多失业，奏请摊平，几十年不决。会运佐王公、州守陈公共理其事，遂谋于王艮。艮竭心经画，二公喜得良策，“一均之而事定”。
从十八年起，王艮时时患病，而四方入学者日益众。艮“据榻讲论，不少厌倦”。
总观这一时期王艮的活动，一在与王门同学和各界官绅广泛接触交游，以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二为注意社会现实问题，关心民众的切身利益，为民请命，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三是在此基础上，以家乡安丰场为基地，继承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广收门徒，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建立自己的学派，传播自己的学说。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54 年 月4 日），王艮以病不治，卒于家，终年五十八岁。有子五，长王衣，字宗乾，号东堧；次王襞，字宗顺，号东堧，“皆能承其家学，不习举业”②。
王艮因出身贫寒，“自少不事文义”，文化水平较低，所以“鲜少著述”。今传《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五卷）内所载之语录、论文、诗，多系经过其子和门人收集整理而成。其著述之少，在儒家各学派的创始人中亦属少见。 以上参阅《全集》卷三《年谱》有关各条。
② 袁承业《明儒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先生残稿序》，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第四节王艮的叛逆精神及对后世的影响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是明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也是明末具有强烈“异端”色彩的思想派别。这个学派与王守仁的“良知”说关系很深，基本上以陆王心学作为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从王学演变分化出来的。但是它又有别于王学，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叛逆精神。李贽曰“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王艮泰州学派的主要学说有二一曰“百姓日用之学”。这是泰州学派的主要宗旨。泰州学派产生、形成于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实质上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产物。这时明皇朝已经走向衰落，政治**，赋役日增，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激烈，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王守仁不但奉命督师围剿“山中贼”，残酷镇压农民起义，而且为了破“心中贼”，从思想上消灭农民起义，提出了一剂救世“良方”，即以“致良知”为主要宗旨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主张恢复人的本性，去恶从善，“去人欲，存天理”，放弃追求物质利益，正人心，去邪念，做圣贤。王艮，虽曾在中年拜王守仁为师，入王门多年，在哲学思想上深受王守仁的影响。但他毕竟出身于世代受压迫的贫苦灶户家庭，本人又当过灶丁，对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有着真切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