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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部事，刘瑾也认为，由他掌握部事可以放心，屡次派人与李东阳商议。李东阳以“无此例”回绝，刘、焦二人还要纠缠，李东阳举出三点，说明此二事实难兼摄。其一，内阁佐天子出令，吏部拟升调官，间有可否，难道自拟议之，又自可否之？其二，吏部廷跪承旨，内阁班首立听，若相兼摄，将出跪而更起立邪？其三，部事差谬，章奏错误，则要回话认罪，直至罚俸。那么，作为阁臣也要随同认罪乎？焦芳想了想，确实有道理，便辞去了部事。再者，四川镇守太监罗籥要求便宜行事之权。这实际上是刘瑾的意愿。

    李东阳力言不可，说太祖定官制，在外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钱粮，布政司管民而不管军马，按察司管纠劾刑名而不管军马钱粮，其权分而不专。后来的巡抚、总兵、镇守内臣等，抚安军民，防御贼寇，其权虽同而不专。“若并付镇守衙门，任其进止，非唯事体不便，恐镇守一人亦自担当不起。”③镇守内臣便宜行事一款，终未如刘瑾愿施行。

    当然，在刘瑾权势极大膨胀的形势下，更改吏部尚书人选和限制镇守内臣权势，只能是“小有剂救”。李东阳的最大作用，则在于保护了一批被治罪的官员。如果不是他勉力调节，会有更多官员死在刘瑾的严厉打击下。正德二年（507）闰正月，由刘瑾定罪，尚宝司卿崔璇、湖广副使姚祥被枷于长安左右门外，工部郎中张玮枷于张家湾，期限为一个月。刘瑾创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受刑者不数日则死。五天后，李东阳等进言，崔璇等“各人所犯，自有本等罪名。若枷号，乃至重之典，死生系焉”，此三人“以侍从部署，亦曾效微劳，一日不谨，致罹重法，命在旦夕，实可矜怜”。他希望武宗“少霁威严，特加宽贷，或遵法司，依律问拟，则轻重适中，恩威并著，既已见爱民之仁，亦不失待士之体”。又过了五天，对崔璇等“姑从轻释，发铁岭卫永远充军”②。

    次年六月，发生匿名文簿案。刘瑾召百官跪于奉天门下，至暮，执三百余人送镇抚司究问。李东阳奏“匿名文字出于一人，其阴谋诡计，正欲于稠人广众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诈术也。各官仓卒拜起，岂能知见？况一人之外，皆无罪之人，今并置缧绁，互相惊疑。且天时炎热，狱气薰蒸，若拘挛数日，人将不自保矣。”他提出，先将众官释放，再密加体察，置之典刑，③使得大批官员所面临的危难局面有所缓解。

    正德四年（509）闰九月，刘瑾欲置平江伯陈熊于死地。李东阳力争。

    刘瑾说，陈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李东阳说“某诚姑息，但非姑息陈熊，乃姑息陈瑄耳。”陈瑄是第一代平江伯，通漕运，有大功，“每岁四百万石至京师，诚国家万世之利也”。陈熊被革爵，免去一死。应当说明，陈熊贪黩殃民，他被惩治，“人无惜之者”②。但李东阳的争辩有很强的制约力，这也就是刘瑾在一些场合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的原因。

    罚米实边，是刘瑾处治官员的一大举措，不少人为此而破家。李东阳婉转劝解说“其在边关，多劳少益，不若原籍预备仓上纳，却为实用。”这③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② 《明史》卷一五三《陈瑄传附陈熊传》。

    一改动③，使得受罚者免却输边之劳，阴受其福。

    另外，像刘大夏、杨一清，以至刘健、谢迁等，也因为李东阳从中斡旋，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特别是杨一清，后来清除刘瑾，他立有大功。可以说，这也是李东阳无意中促成的一件大事。

    尽管如此，当去不去，并且与刘瑾之间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关系，不但在某些人看来，而且在李东阳本人看来，都是一个污点。无怪乎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提及此事，他就“痛不能已”④。

    剪除刘瑾以后，作为首辅，李东阳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一方面，言官追究他与刘瑾的关系，甚至把他列为刘瑾党人，另一方面，武宗仍然常住豹房，仍然任用宦官。从正德七年（52）开始，他又对边军和边将感到兴趣，要李东阳拟旨，调宣府军三千入卫京师。李东阳认为不可。他对武宗说，此举有十不便“京边各有分地，有急互相应援，今无事而动，不便一也。以不习战阵者尝边，隳国威，不便二也。内师遽出，耳目惊疑，不便三也。京军倚恃内势，或至淫掠不律，将官护短，穷边隐忍不敢言，不便四也。边军入内，狎恩市爱，傲睨军民，蔑视官府，不便五也。违远乡井，抛弃骨肉，或风气寒暖不宜，或道里供给不续，不便六也。粮草之外，必有行粮，布花之外，更须赏赉，非紧急不得已之时，为糜费无极之计，不便七也。往来交错，日无宁息，或变起于道途，或患生于肘腋，不便八也。露京营之空虚，示中国之单弱，不便九也。西北诸边，见报声息，唇齿之地，正须策应，脱有疏失，咎将谁归？不便十也。”武宗不理睬李东阳和其他官僚的谏奏，坐乾清宫门，索取草敕，后来干脆出内旨，命江彬等率边兵入京入豹房。李东阳感到，继续任职已经没有意义了，多次上章奏乞休，于十二月致仕，结束了近五十年的官宦生涯。

    正德十一年（5），李东阳病死，终年七十岁。他得到了最高的封赠“太师”和文臣最珍重的谥号“文正”。对于他死后的荣誉，有人提出“是欤否欤”的质疑②，也有人竭力为他辩护，认为“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③。在评价人物上一向有独特见解的怪杰李贽却提出，“后之学者慎勿容易草草论文正”④，但他是明确同情李东阳的，在攻击李东阳的言论后批曰“此真是放臭屁也！”⑤文坛领袖及其他《明史》称“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李东阳而已。”这一评价并不过分。

    李东阳工古文，称雄一世，从他数量相当多的奏疏和其他散文作品便可③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④ 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②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④ 李贽《续焚书》卷三《读史汇·李东阳》⑤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以看出这一点。但他自己认为，咏诗的水平要更高，至少是更自如。他在一篇乐府诗的序中说“予非韩昌黎氏，无能为说，因为乐府作《相乳行》..”②李东阳爱作诗，据他自己说，已近于癖，所谓“平生抱诗癖，虽病不能止”③。病中，曾有人劝告他，不要再作诗，以免伤神。他也下过决心，曾与一二相好有止诗之约，违者以只鸡斗酒为罚。即便如此，收入《怀麓堂全集》中《诗前稿》、《诗后稿》的诗作也有一千数百首之多。和明代其他官僚学者一样，李东阳也写了不少应制之作，应时之作，注重形式和词句，而缺乏内容。但他也确有不少诗堪称上品。

    李东阳的诗作中，描绘自然景物的相当多。他常以咏菊诗和怀竹诗来表明自己的情怀。如怀竹诗有三年不种竹，得竹如得玉。

    十日不见竹，一日肠九曲。④咏菊诗有先生深卧菊花丛，曲几围屏杳窕通。

    本为红尘辞俗眼，岂因多病怯秋风。

    交情尽付炎凉外，身计聊凭吏隐中。

    相过不嫌憔悴质，只应风味与君同。⑤他的一部分作品，反映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土地问题风落平沙稻，霜垂别渚莲。

    西湖三百亩，强半富儿田。如果说，这一首诗过于纤巧，那么，他的《吊岳武穆辞》，则颇有阳刚之气气夺群丑，殃流宋孩。

    英雄已死，大运成乖。

    魂作唐厉，形空汉台。

    天不祚国，人胡为哉！

    还应当提到，李东阳诗歌中的潇洒风格。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写了《问白髭》和《问白发》诗，对须发早白十分感慨。“人言白可拔，拔白将何为？或言黑可返，借问返者谁？”他希望得到回答，“髭乎苟能言，聊以解我颐”。他又写了《代髭答》和《代发答》“后生能几何？壮志真倏忽。白发只自欺，黑返竟何悦。”“君身须眉具，鬣者宁独发。”“汝德不益增，我衰岂终瞥。”“汝躬不内顾，顾以容为悦。”②这一问一答，用诗歌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的人生价值观。

    李东阳的文学理论或许比其他的作品更值得一提。明自永乐以来，台阁体文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歌颂而无意义的内容，雍容而无韵味的词句，使诗歌丧失了生命力。李东阳的文学创作中仍然带有台阁体的痕迹，但是他“出② 李东阳《诗后稿》卷一《猫相乳行》，见《怀麓堂全集》。

    ③ 《诗后稿》卷四“予病中颇爱作诗..”。

    ④ 李东阳《诗前稿》卷二《怀竹》。

    李东阳《南行稿》西湖曲五首之三，见《怀麓堂全集》。

    ② 均见李东阳《诗前稿》卷六。

    入宋、元，溯流唐代”③，认为诗是“托物寓情而为之者”，应当“贵情思而轻事实”。这无疑对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力的推动，而比起他们“诗必盛唐”的论断和专事模拟的主张，思路要开阔得多。显赫的政治地位，加上对文学的热爱和才华，使李东阳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他家门庭若市，“每日朝罢，则门生群聚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力”②。由于他的聚集作用，形成了风行一时的茶陵诗派，他也被公认“弘治、正德之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③。

    除了文学上的造诣，李东阳的身上还有许多特点为人所称道。

    如博学。孝宗下御札问龙生九子之详。李东阳对答蒲牢好鸣，囚牛好言，睚眦好杀，嘲风好险，狻猊好坐，霸下好负重，狴犴好讼，赑屃好文，蚩吻好吞。④这一故事被多种明人笔记反复抄录，作为博学的典型事例。其实，据李东阳自己说，他初被问时，也“仓卒不能悉具”，询问了其他几位博学之士，才搞清楚⑤。这也可以作为不耻下问的事例。

    如机敏。弘治时，少数民族使者至京师，对人说，有一偶语，“朝无相，边无将，气数相将”，无能对者。李东阳闻知，随口答道“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他用天朝的至大至尊，来反驳对明朝朝野无人的讥讽。如诙谐。李东阳为阁臣，众庶吉士进见，他出了一句上联“庭前花始放”，让大家去对。“众哂其易”，却又一时无从对起，他说“不如对‘阁下李先生’。”想他人所不能想，果然有趣。

    如平和。翰林院编修崔子钟善饮，醉酒则吟“刘伶小子，恨不见我！”他常在五鼓时，踏月长安街，席地坐饮。李东阳入朝行至，崔子钟拱手于轿首，以酒相邀“老师得少住乎？”李东阳即下轿连饮数觥，待天明，乘轿去。②如孝顺。文人似乎离不开饮酒。李东阳“素不善饮”，在翰林院任官时，却常饮酒至深夜。其父不肯就寝，忍寒待其归。李东阳深感羞愧，自此终生不夜饮于外。

    李东阳的清廉也是很突出的。后来官至尚书的张邦奇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情李东阳所取某士为外官，朝觐入京，让仆从送来两帕四扇。李说，扇可留下作画，“多帕奈何？”乃取扇而还帕。杨一清碰到了一件更为难堪之事。李东阳致仕后，他备酒肴至李府祝寿，酒器为金铸。李东阳吃惊地问“公近亦有此器耶？”杨一清面有愧色，不敢再用。③李东阳致仕后，家境很不宽裕，可见以上二事绝非出于矫饰。据说，他“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③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见《怀麓堂全集》。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恬适》。

    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六《诗三》。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龙子》。

    ⑤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赑屃等各不同》。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排调》。

    ②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史四》。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④。他死后，家徒四壁，几不能治丧，多亏门生故吏捐助金钱，方能完葬。做了十八年内阁大臣，六年首辅，却两袖清风，需要作字作画才能添鱼添菜待客，在明代的官僚中，堪称一绝。

    作为一代文宗，李东阳留下了大量文字，他自己编辑收入《怀麓堂稿》中。这是明代中叶最重要的文集之一。

    ④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第十八章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孝宗在位的弘治朝，人材称盛。尚书都御史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人称为“弘治三君子”，名声甚至超过了内阁刘、李、谢三臣。他们各有特点，堪称老成之士。

    第一节王恕王恕（45—508）字宗贯，号介庵，晚号石渠，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448）三十四岁时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以钻研古文辞为风气，但王恕“不喜为古文辞，务以明体适用，本之经术，博极经济”。因此，他没有被授以翰林官，“出为大理寺左评事”②。

    景泰五年（454），王恕由大理寺左寺副外迁扬州知府。值得一提的是，他于扬州创办的资政书院，在明中叶地方官员于治地开办的书院中具有代表性，不少学生以后成为官僚。天顺四年（40）考察外官，王恕治行第一，超升江西右布政使，一跃而成方面大吏。四年以后，升河南左布政使。

    河南、湖广、陕西三省交界处的荆襄山区，是个不安定的地区，数以万计的流民迁入其间。成化元年（45），河南西华人刘通（绰号刘千斤）及石龙（绰号石和尚）等聚众起义。朝廷派大兵镇压，升王恕为西副都御史，协助工部尚书白圭治其事。王恕的观点是“民可抚也，而奸民好乱者，非兵不威。”与一味贪杀求功的官员相比，王恕更重视对流民的抚治，在用兵立威收效之后，他“榜谕流民，各使复业”。这一安抚措施缓和了流民的反抗情绪，也解决了流民的生计问题。当地为王恕建立生祠，许多人家挂起了王恕的画像。②他在处置地方事务中获得了一次成功。

    不久，王恕改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成化十二年（47）又以左副都御史巡抚云南。云南镇守内臣钱能颇专横，他的亲信指挥使甚至逼淫土司官女眷。王恕对不法中官多所制裁，双方关系紧张，中官甚至指派凶手行刺。结果，宪宗不得不召回钱能。后来钱能与王恕在南京共事，“敬事而已”。这是王恕处置地方事务中获得的第二次成功。

    王恕在南京掌都察院事，随后参赞南京守备，升南京兵部尚书。成化十五年（479），又巡抚应天府等。苏州、松江二府是天下官田数量最多的地区。官田的田赋远高于民田。一般官田由贫民耕种，民田归于豪族。王恕到任后，均平官田民田负担，减官田耗米十余万石，又因水灾奏免秋粮六十余万石，赈济灾民二百余万。这是王恕处置地方事务的第三次成功。

    王恕特别以勤于职守出名。他任云南巡抚九个月，上奏疏二十道；他任应天巡抚五年，所上奏章，“应诏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致声誉大振。有歌谣称“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朝事遇有争端，则曰“王公胡不言也？”另有曰“公疏且至矣。”果然，王恕的奏疏很快就送到。②建言过多，一般不会为皇帝喜爱。成化末年，宪宗在批答他人乞罢的奏疏中附加一旨，加王恕太子少保，令致仕。不少官僚举荐，但没有结果。直到孝宗即位，才召他任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有人建议，王恕年事已高，不当委以剧务，宜用于内阁。孝宗表示，他用王恕主吏部，当效前朝皇帝用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四《吏部尚书王公恕传》。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平郧阳盗》。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王恕传》。

    ②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蹇义、用王直故事，“若有谋议，亦无不听”③。

    身为六部之长，王恕仍然遇事则争则谏，但他主要成功之处，在于选用了一批大臣，包括户部尚书李敏、礼部尚书耿裕、倪岳、兵部尚书马文升、刑部尚书何乔新等，还有刑部侍郎彭韶、礼部侍郎周经、工部侍郎张悦。他们后来也都升为尚书，或南京尚书。史家称他“裁抑侥幸，褒崇名节，无敢以私干者”④。

    王恕是较早注意协调内外官员关系的官僚之一。明朝中叶以后，官僚结构中的重内轻外倾向越来越严重，知县、知州等品秩很低的外官更为士人所不齿。王恕反对这股潮流，并利用自己的职位试图造成重视亲民官的风气。对弘治三年（490）三甲进士石存礼的处置即是一例。其奏文如下“照得自今六月本部大选官员，取到三甲进士内一员石存礼，年二十二岁，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照依甲第次序，本官该选知县。臣等窃唯知县乃一县之主，百责所萃，生民休戚系焉，非年少力弱者所能胜任。..今石存礼年方二十二岁，气质清秀，形体孱弱，若除授知县，使之宰百里之地，居群僚之上，督率众职，分理庶务，加以送往迎来，承上接下，劳苦百端，恐不能堪。”在以知县为劣选的普遍意识下，指出某些进士授予知县不合格，是需要有一定的见识的。

    王恕与内阁的关系却相当不融洽。当时的内阁成员，除刘吉与他同科，徐溥、丘浚是景泰五年（454）进士，刘健是天顺四年（40）进士。资历深浅大约是造成不和的原因之一。刘吉首先对王恕采取不友善的态度，他在成化十八年（482）入阁，成化二十三年（487）为首辅，是所谓“纸糊三阁老”（另二人为万安、刘珝）之一②。他的无所事事与王恕的遇事必争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他用破格升迁科道官的办法来对付言路，但言者誉王恕时必毁刘吉，毁刘吉时必誉王恕，使他忌恨在心。两人意见每相左。③丘浚与王恕的关系也很紧张。王恕地位本在丘浚之上，丘浚入阁后，他不肯相让，矛盾由此而生，直发展到在公务中相抵触，两人不交一言。丘浚性情褊隘，是史家所承认的。但两人交恶，王恕也负有一定责任。

    王恕最后去官和丘浚有一定的关系。太医院判刘文泰因迁官不成而对王恕不满。他听丘浚说王恕尝嘱人作传，有沽名钓誉、毁谤先君的内容，便上疏弹劾。孝宗命锦衣卫狱勘问刘文泰，将他贬为御医。孝宗对王恕也感到厌烦了，斥责他沽名。王恕于弘治六年（493）闰五月致仕，一般官僚同情王恕，责备丘浚。这甚至成了丘浚夫人的一块心病，她承认其夫排斥王恕，是负了不义之名。

    王恕家居十余年，正德三年（508）四月去世，终年九十四，在明朝士大夫中算得上极高寿。朝廷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端毅。

    王恕为官四十多年，他的廉介很值得称道。他赴云南时，“不挈僮仆，惟行灶一，竹食箩一，服无纱罗，日给惟猪肉一斤，乳豆二块，菜一束，酱③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一。

    ④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荐举》。

    王恕《议进士石存礼除官奏状》，见《明经世文编》卷三九。

    ② 《明史》卷一六八《刘吉传》。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王恕传》。

    醋水皆取主家结状，更无所供”。在南京任上，“往还衣书一橐而已”②。任吏部尚书时，他在衙门口贴一布告“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入，我宁不自耻哉！”③代王恕任吏部尚书的耿裕，史称“无爱憎”④，但他对王恕极为敬佩，曾讲过这样一件事王恕在任时，他为礼部尚书，“暮自部归，必经过王三原之门，过必见老苍头持秤买油于门首”，他“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买油点也，故每过则面城墙而行”，感到惭愧⑤。

    王恕老而嗜学。他最后一次去官回家，已近八十岁，每日仍读书不止，并颇为自慰地说“我垂老，方理会学问。”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传》。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④ 《明史》卷一八三《耿裕传》。

    ⑤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九《史五》。

    第二节马文升马文升（42—50）字负图，号三峰居士，据其后裔所藏家谱为回回人。宣德元年（42）生于河南钧州（今禹县）。幼时就显示出对兵事的兴趣。“尝与群儿戏，十数为群，角之靡不仆”。景泰二年（45）进士，授御史。先后巡按山西、湖广，“发奸摘伏，有神君之称”②。服毕母亲的丧事之后，他超迁福建按察使。成化元年（45），升南京大理寺卿。次年以父丧归。

    成化四年（48），西北土达满四在距平凉千里的石城起兵反明，响应者甚众，远近震动。他们大败官兵，明廷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调陕西三边兵五万人及京营兵进剿，以署都察院事的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起用马文升，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项忠。马文升看到满四军有一个弱点城中无水，粮储渐乏，“若绝其刍汲，则釜鱼当自毙矣。”③果然，满四军日渐困乏，最后失败。马文升又建议项忠尽毁石城墙垣，以防后患。他在陕西巡抚任上七年多，先后加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逐渐成为处置边事的专家。他的一项主要成就，是整顿与各部的茶马贸易，换取番马八千余匹。

    成化十一年（475）春，马文升代王越为总制，协调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到十一月，即被召回朝中，任兵部右侍郎。次年，被派出整饬蓟门至辽东边备。

    辽东巡抚陈钺，为人贪婪，待将士严苛。马文升上疏言辽东事，多涉及陈钺，两人遂结怨。陈钺的后台是权势颇大的太监汪直。成化十四年（478），发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另一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支持，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

    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成化二十年（484），再次被起用，以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这是他第三次赴辽东。由于他曾经论及陈钺，因此受到欢迎，士卒“皆鼓掌喧舞”。成化二十一年（485），马文升在短期总督漕运后，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孝宗即位，马文升在朝廷的地位才确定下来，任左都御史。出于对李孜省之流的厌恶，他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②弘治二年（489），马文升改任兵部尚书。针对兵政废弛的状况，他采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一《平固原盗》。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六。

    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严格考核将校，有三十多人因贪贿怯懦被罢黜。这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人甚至夜持弓箭等候其门，准备行刺，有人还写书诽谤，射入东长安门内，这显然都是有背景的活动。孝宗支持马文升对京营的整顿，特批他金吾骑士十二人，以护出入。马文升还提出，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他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孝宗也依其议办理。

    哈密是回、畏兀儿族（今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明初派使者入朝，于其地设羁縻卫所，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成化时，土鲁番部强大，据有哈密。明廷曾设法干预，没有结果，似乎也就承认了现状，将哈密卫迁往他处。弘治元年（488），土鲁番部诱杀朝廷所封的忠顺王罕慎。弘治六年（493），又擒获另一个忠顺王陕巴，其首领阿黑麻自称可汗，以兵掠周围各部。主持兵政的马文升主张兴复哈密。他采纳通事王英和指挥杨翥的建议，利用地处嘉峪关西南的罕东部，地处嘉峪关以西的赤斤、蒙古部等与土鲁番部的矛盾，抚而用之。弘治八年（495），调罕东等部兵，夜袭哈密城。马文升所推举的陕西巡抚许进等率明军随后行进。土鲁番守将弃城而去，明军进入哈密。自明初以来，这是官军第一次深入其地。这也是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以来，处置的最重大边事。

    弘治初年，马文升和吏部尚书王恕是人望所归，他们不但以人品服众，而且对政事的议论极多。每一疏出，天下传诵。王恕致仕，马文升声望更高。但推选吏部尚书，孝宗没有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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