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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燮《明通鉴》卷二八。

    第十五章于谦于谦是明代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他曾以《咏石灰》为题的诗，表述自己的志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他诗中表述的那样，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第一节巡抚二省，声著朝野于谦（398—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永乐十九年（42），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不久，以江西道监察御史，至湖广执行公务。他深入瑶民居住区进行调查，揭发官军滥杀无辜，初步显示了他那廉正的风骨。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宏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宣德元年（42）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于谦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历数高煦之罪行。高煦浑身战栗，顿首称“臣罪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当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严明廉直，对诸御史管理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

    宣德五年（430），明廷设立巡抚。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不同于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解除痛苦。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速解决问题。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加设御史，巡按大同，并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夺回，改作屯田，以资边用。

    于谦任两省巡抚九年，威惠流行，百姓拥戴之如同父母，呼之为“于龙图”，二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则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也为之避匿。

    正统七年（442），张太后病逝。此后“三杨”也相继老死。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渐专权。他广收官员们贿赂，可是于谦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王振。有人劝他送些礼给京中权贵，哪怕是带些合芗（线香）、蘑菇、裹头（手帕）也行，于谦则举起大袖笑道“带有清风！”随后，他又写诗一首自勉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一时传为佳话。但这却引起了某些权贵的不满。正统十一年（44），于谦入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可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遂借机诬蔑于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②，应下法司论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迫于压力，将于谦释放，但将他降为大理寺少卿。两省百姓恐怕继任者是个贪官污吏，又集合一万多人伏阙上书，要求于谦仍任两省巡抚，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 《于忠肃集拾遗·入京诗》。

    ②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本文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正统十三年（448），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第二节挺身于危难之中正统十四年（449）七月，王振挟明英宗亲征瓦剌。朝中大臣虽然极力反对，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领临时调集的大军匆忙出征了。当时于谦被命留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辅佐留守的■王朱祁钰。

    八月中旬，英宗率领的出征队伍全军覆灭于土木堡，皇帝也被俘虏。败报传到明廷，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王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讲徐珵首先出来，倡议南逃，群臣竟面面相觑，无人敢言战守。这时候，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徐珵，一语唤醒了满朝文武大臣，得到孙太后、■王的支持，明廷因而把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捍卫明朝的重任交给于谦。于谦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心竭力，迅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实北京地区的防御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十月，也先挟英宗率瓦剌大军再次大举南犯，兵临北京城下。于谦面对强敌，毫无所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有勇有谋，与敌军激战五昼夜，终于打败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明廷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石亨则被封为武清侯，其余文臣武将也有升赏。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国家的安危。他把胜利归功于将士们，自己却开始考虑如何去加强北边的防务了。

    于谦首先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他调辽东和宣府的部分兵马入京，调名将杨洪和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回京，操练京军。然后，他放眼全国，派佥都御史萧启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诸府，命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江北卫所军，招徕流民进行屯种，荐左都督朱谦代杨洪镇守宣府，王竑守居庸关，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修筑北边关塞要隘。

    当时，投降瓦剌的太监喜宁和降军小田儿屡次导引也先南下侵扰，甚至建议也先拥英宗至南京，另立朝廷，与景帝对抗，或夺取山东临清，截断漕运，卡住明廷的咽喉。于谦对此深恶痛绝，密令大同将领擒住喜宁，授计兵部侍郎王伟诱斩小田儿于阳和城外，并力劝景帝杀掉喜宁。

    面对也先的骚扰，于谦从容镇定，运筹帷幄，多次击败敌人。于是，也先改变策略，派三名使者至大同，要求明廷遣使讲和。大同参将许贵将此事报告给了朝廷后，明廷发生动摇。于谦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对议和。他说“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随后，他又移檄切责许贵。从此，边将人人只知战守，没有再敢主张讲和的了。

    于谦对也先的诱降、胁和、反间等种种阴谋诡计，一一予以击破，捍卫了明朝。瓦剌军则因屡次失败，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日益滋长，也先与脱脱不花、阿剌知院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导致原有的矛盾不断加深。也先见明朝无机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450）六月，阿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明朝大臣对此反应很热烈，纷纷要求景帝派使臣迎还上皇。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愿迎请英宗，对群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于谦则从容回答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听到于谦的话，景帝才放下心来，顾而改容道“从汝，从汝。”不久，英宗终于被接回北京。但景帝对此仍深怀戒心，将英宗软禁在皇城内的南宫中。

    第三节改革军制于谦对当时的形势并未掉以轻心，他担心明廷偷安，就上疏景帝“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和议难恃”，要求不要懈怠。他还提出一系列措施，继续强化国防。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石亨、郭亨、杨俊等军官。同时，他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进行改革，采用新式火器。更重要的是，他对明军主力——京营作了一次大改革。景泰二年（45），他从京营中选出十万人，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次年，他将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为“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由一名都督（称坐营都督）统帅，其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到教场操练阵法武器，下级军官必须熟悉军士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有明京营军制至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胜利地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相反，瓦剌军失败后，也先的威望大损，但他却日益骄横，逼死脱脱不花，于景泰五年（454）自立为可汗，虐待蒙古诸部。不久阿剌袭击也先，也先败走，为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之中。第四节“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明廷击败瓦剌军，于谦立下了盖世功勋，但他却口不言功。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拼命抹杀他的功绩。例如，罗通受于谦荐举守居庸关，立下了功劳，却阴诋于谦等人“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这当然与事实不符。

    景帝并没有为这些恶毒的攻击所动，反而更信任于谦，对他的建议无不依从，每用一人，必密访于谦，征求其意见，于谦也每每据实相告，无所隐讳，不避嫌怨。于谦一直有痰疾，当他因劳累而疾发时，景帝便派太监兴安、舒良轮番去探望，听说他所服用的药不好时，便诏令上方制赐，甚至专门为他备下饭菜，还亲自到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有人说景帝宠谦太过，兴安等说道“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今朝廷何处更得此人？”一句话说出了朝廷对于谦的倚仗。御史顾■等弹劾于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这虽遭到于谦和户部尚书金濂的驳斥，但却仍不断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御史背后有人主使。

    于谦性格非常刚直，轻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因此遭到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对。每遇事不如意，于谦就拊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对官场恶气、士大夫们的自私自利、妒贤忌才、争权夺利、贪婪无耻等丑陋面目非常了解。

    景帝朱祁钰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当了皇帝后，便盼望帝位能传给亲生儿子朱见济，但他无法自己提出更换太子，孙太后和大臣们也不会答应这么做。景泰三年（452），景帝终于想出了收买大臣的“妙计”赐给内阁陈循、高穀白金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商辂白金各五十两，白银百两，并升了他们及都御史杨善、王文的官职。不久，广西土官黄■犯法当死，他为保命，情急生智，竟密奏景帝，请求更换太子。景帝正发愁无人提此建议，览奏大悦，说道“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急令礼部会同群臣集议。陈循等很快签字画押，并迫使吏部尚书王直、于谦、御史左鼎等人签了名，终使景帝以合法程序废掉英宗之子、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大臣们也因此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当时，徐有贞因倡议南迁受到于谦的斥责，始终痛恨于谦。总兵官石亨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因而内心有愧，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遭到于谦的痛斥“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面对于谦的正气的批评，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谦来。同时，石亨掌京营兵，屡欲兴风作浪，却因于谦而不能得逞，对于谦痛恨之情与日俱增。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也都痛恨于谦。群小很快勾结在一起，日夜筹谋算计于谦。

    景泰八年（457）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并以“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罪名傅会成 《明史》卷一六○《罗通传》。

    狱，诬判二人谋逆，处以极刑。法司对二人严刑拷打，王文极力进行辩解，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当案件提交给英宗时，英宗尚感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马上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在籍没于谦家产时，未发现他家中有什么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曹吉祥部下指挥朵儿拿酒到于谦被杀之地，恸哭致祭。曹吉祥怒而鞭打之，但次日他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冒死收殓于谦，裴太监秘密护送于谦少子逃往河南。天顺三年（459），于谦之婿、千户朱骥扶送于谦灵柩回到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成化二年（4）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弘治二年（489），明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后人才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第十六章明孝宗明孝宗朱祐樘（470—505），是宪宗第三子。出生时几为万贵妃害死。生母纪氏本是宫中专职守内藏的女史，一次偶然机会，得到宪宗临幸怀孕。宠妃万氏风闻后，要纪氏打胎。可是，派去办此事的人保护了纪氏，假称纪氏是病痞，并未怀孕。纪氏后被送到安乐堂（宫中有过失或有病宫人居住之处），生下了一个男孩。纪氏恐罹祸，让门监张敏将孩子抱去溺死，张敏知道宪宗尚无子嗣，秘密哺养起来。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宪宗对镜长叹道“老将至而无子。”张敏连忙伏地道“死罪，万岁已有子。”纪氏生子哺养之事才为公开。此时男孩已五六岁了。当男孩被接到周太后仁寿宫，取名朱祐樘，册立为皇太子的同时，生母纪氏却在宫中暴卒，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一天，万贵妃召太子朱祐樘，周太后叮嘱他“儿去，无食也。”朱祐樘见到万贵妃后果然不食，给他吃，说“已饱。”给他汤，说“疑有毒。”②万贵妃大恚，自此忧愤成疾。她本来体胖，又常发怒，一次以拂子毒打宫人时痰厥而死。宪宗为之叹道“万使长去，吾亦安能久矣。”也于当年病逝。③这一场宫中悲剧，却导致了明朝历史上一段为人所称颂的“中兴”之世。 《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② 《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第一节弘治初政成化二十三年（487）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次年改元为弘治。与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同时，佞幸李孜省、太监梁芳和外戚万喜等人遭到了斥逐。不到一个月，有旨汰传奉官，于是罢黜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又罢遣禅师、真人及西番法王、国师等一千数百人。

    李孜省本是布政司吏员，待选京职时贪赃事发，藏匿不归。他得知宪宗好方术，于是学道家五雷法，结交太监梁芳等人，以符箓求进，得到宪宗宠幸，竟然官至礼部右侍郎，并掌通政使司之事。他以扶鸾等手段迷惑宪宗，益作威福，搢绅进退，多出其口。加之执政大臣万安等人从而附丽，势焰更炽。

    太监梁芳是个贪黩谀佞之辈，因谄事万贵妃为靠山，又与李孜省等勾结，共为奸利。他取中旨授官，不由吏部，前后多达数千人，称为“传奉官”，一时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士论虽以此为耻，梁芳等人却将其作为把持朝政的基础。

    万喜与万通、万达均万贵妃之兄弟，倚仗万贵妃的权势，又与太监梁芳、妖人李孜省勾结一气，大学士万安又附为同宗，沆瀣一气，朝臣为之侧目。李孜省、梁芳、万喜等人的斥黜，使朝廷官员们为之一振，他们遂将这一愿望寄托在新皇帝身上。孝宗登极之初，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监察御史立即交章弹劾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交结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诸不法之事，并且建议追究万贵妃之罪。但孝宗是个生性宽和的人，这也许与他少年经历坎坷有一定关系。他以“宅忧”为由，只将梁芳谪为少监，万喜降为指挥使，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等谪戍陕西边地，而诫勿言万贵妃之事。

    这一年的十月，以刚直敢谏闻名的资深大臣王恕被召为吏部尚书。王恕的直言在宪宗朝是著名的，其“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权幸，因此民谣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②结果不仅贵近侧目，宪宗也颇厌苦之。先是将他遣往南京任兵部尚书，后来索性借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乞罢之机，附批令王恕致仕，乃至朝野大骇。这次王恕被重新起用，并入主铨政，使朝廷政策及用人方针发生了根本变化。

    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荐，召入为吏部尚书。”③这其中起到微妙作用的却是一名有影响的资深太监怀恩。怀恩在宪宗朝掌司礼监，当时汪直掌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怀恩地位在他们之前，性格忠鲠无所挠，宦官们对其敬惮有加。为保护直言官员，他不惜与宪宗争执。他素闻王恕的直言，经常叹道“天下忠义，斯人而已。”④宪宗晚年，因万贵妃谗言，曾想改立太子，怀恩力争，被斥居凤阳。太子即位后，将其召回宫中，仍掌司礼监，于是力劝起用王恕，斥逐大学士万安。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②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③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④ 《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万安其人无他能，结交万贵妃兄弟，冒认同宗，进奸僧继晓惑帝以固宠，又与李孜省结纳，表里为奸。孝宗为太子时便知其恶名，但他毕竟位居内阁，不比李孜省之类冒进的杂流，对于他的处理，孝宗要慎重得多。万安的斥罢起因于一件丑闻。十一月间，孝宗在宫中得到一个箱箧，里面居然全部是关于性生活的所谓房中秘术，而且都署具“臣安进”。怀恩奉旨前往内阁责问，万安惭愧汗颜，无以答对。于是科道官文章弹劾，遂罢其职。

    王恕的进用与万安的斥罢，成为弘治初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比较起斥逐佞幸、权阉及传奉官等叨恩之徒，显得更加关键，从而开始了一个群小斥逐、正人汇进的局面。这也是弘治“中兴”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史家们一再宏誉的所谓“弘治君臣”。当然，谁也不会忘记怀恩在其中的作用，“一时正人汇进，恩之力也。” 《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第二节从宫廷到朝廷《明史》记述成化中的内阁时说“时彭时已殁，商辂以忤汪直去，在内阁者刘珝、刘吉。而（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珝与尚书尹■、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然珝疏浅而安深鸷，故珝卒不能胜安。”②党同伐异的政争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明廷上层的政争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政治状况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成化朝是一关键，成化间政争的激化与内阁权力的扩展似乎是同步的。

    互相倾轧，用心全在排除异己，于是政无所规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这其中相比之下刘珝还算稍好一些，但于成化十八年（482）为万安讦谄致仕，彭华、尹直相继入阁，成为万安、刘吉一党天下。成化七年（47）有星象之变，彗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称此由于君臣相隔，应经常召见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也上书力请，司礼监乃约定在皇帝御殿之日召对。可是待到朝见之时，彭时刚刚言过一事，万安便顿首高呼“万岁”，彭时、商辂不得已，只好叩头而退。事后太监们嘲笑大臣道“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宪宗从此也不再召见大臣。到成化末年，王恕、马文升、秦纮、耿裕诸大臣相继被逐，朝中更无正人。

    明朝文官制度，一切政务运转主要靠内阁、六部、都察院，尤以内阁为重，而内阁行事往往又受制于宦官司礼监，朝无正人，司礼监怀恩被逐，一时政风紊乱，颇多弊端。待到孝宗嗣位之时，万安草登极诏书，内有禁言官假风闻挟私之类言辞，引起朝内外一片哗然，御史诣内阁质问，万安称“此里面意也。”②里面者，自非孝宗，而宪宗已卒，无非即当权之宦官外威者也。其实万安的弄权是很有限的，他无非是控制内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在一切政事上，则依从于掌权太监和外戚。他讨好皇帝的做法也不过是进献一些房中术的小册子。他是个官瘾十足的人，直到孝宗命怀恩当面向他宣读诸臣弹劾他的奏章，他数跪起求哀，仍无去官的表示，最终还是得要怀恩动手。怀恩对这位万阁老是厌恶已极的了，他上前摘掉万安的牙牌，并说道“可出矣！”七十多岁的阁老这才惶遽归第，表示愿归乡里，但一路上还在望着三台星，希望能得复用。

    在万安的被逐罢之前，人们很可能并不十分了解孝宗其人。成化六年（470）七月，他出生在安乐堂时，只是一个没有身份和姓名的宫人之子，后来虽得到成化帝的承认，但一直受嫉于万贵妃，甚至到成化末年，还有废立之危。因此，当这个十七岁的青年登极为帝的时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臣僚们的拥护之外，恐怕多少还有些同情，他的皇子生活实在太坎坷了。

    但是人们很快便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皇帝刮目相看了，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朝廷官员们感到那失去的秩序仿佛重又来临了。

    ②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②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而这位皇帝又出奇地宽和善良，即使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他死后被定庙号为孝宗，也正因为此。孝敬父皇，也就是维持传统，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弘治朝的政治也便是围绕这一原则而开始的。

    皇帝的个人性格和生活有时往往会影响一个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因为经历的坎坷而明显地早熟。他甚至比他父亲还显得成熟些。乃父虽然也曾因英宗与景帝兄弟在继位上的冲突而遭废立，但是却因为自幼依偎于一位年长于自己十**岁的妃嫔万氏身边，成为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皇帝。人们常常不能理解，成化帝为什么要去宠爱一个从年龄上可以做他母亲的妃子，而且终生不渝。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的话，这应该是成化帝从幼年形成的心理模式定态化的结果。而造成这种定态的则是万贵妃，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成化帝的心理性格乃至一切，并且一人占据了他身边两个最重要的女人的位置——母亲与妻子。这成为明朝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一大奇闻。

    孝宗的后宫生活与他父亲截然不同。他不仅没有宠妃，而且甚至没有册立过一个妃嫔，只是与皇后张氏过着民间恩爱夫妻式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同张皇后有性关系，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正德帝的生母便不是张皇后，而很可能是宫女郑金莲。只是这些宫人并未因皇帝的临幸与生儿育女而获得妃嫔的封号。孝宗的这些做法显然是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

    诚然如此，对于生活细节的重视，往往便是人们道德观念的体现。孝宗即位当年秋季，曾欲建棕棚于万岁山，以备登临眺望。一个名叫虎臣的国子监监生上疏劝谏。国子监祭酒费訚恐怕招致圣怒牵连于己，将虎臣锁系于国子监树下，等候发落。不久，有锦衣卫官校将虎臣带到左顺门，皇帝传旨慰谕道“若言是，棕棚已毁矣。”费訚大感惭愧，虎臣则因此名闻都下。费訚并非趋炎附势的佞臣，为官政声不错，议论宏伟，耻言人过，朝臣多以公辅期之，但他的耻言人过中殊缺正邪之辨，又受成化末朝政之影响，与弘治初政颇不相合，倘若在成化政事中，他确有入阁为辅臣之希望，然而于弘治中，则必然无成。

    作为一个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孝宗还必须改变成化时不问朝政之弊，而努力去做到勤政。这在他即位之初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在位时间既久，阁部诸臣又恪奉职守，再要勤政不怠，就需要皇帝本人的自我约束了。

    孝宗是一位身体孱弱的人，这可能与他幼年生活坎坷有关，但是他在历史上颇得“勤政”之声。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有时身体状况不佳，便自我顺养，以求调和。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这种办法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来说，往往是颇见效果的，他居然这样支持了十八年之久。

    宦官李广是弘治朝受宠信的内侍，以道家之术惑帝，对此史书中虽乏明述，但是从当时情形分析，他很可能引导孝宗游宴宫苑，习道家养身之术。 《明史》卷一六四《高瑶传附虎臣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大约从弘治八年（495）起，视朝渐晏，至十年前后，游宴及崇道烧炼最为突出。这一年二月间，内阁首辅徐溥等人送上了一份言辞极厉的奏疏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疎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这份奏疏堪称言辞激厉了，目的在为恢复皇帝勤政传统，以多接触儒臣而远内侍。与这份奏疏几乎同时，侍讲王鏊在侍经筵时，也有针对地讲到了周文王不敢盘于游畋之事。这对于孝宗是颇有触动的，他为此召来太监李广，训诫道“今日讲官所指，盖为若辈，好为之。”②并且罢去游宴。

    三月里一次经筵日讲之后，孝宗在文华殿又召见了内阁之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人。四人来到殿内时，看到司礼监诸太监环跪于案侧，案上放着厚厚一叠文书。孝宗招呼他们到榻前，命太监取来题奏交给徐溥等，又分置笔砚和纸条。徐溥等人看过后，议定批文，陈奏得允后，录写于纸进上。孝宗再看，并亲自批写，有时改二三个字，有时删去二三句，随手而书。山西巡抚的题本，涉及边事，孝宗向诸臣问道“欲提问一副总兵，该提否？”“此事轻，副总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徐溥等答道。“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耳。”孝宗考虑再三，终于放弃了提问的念头。徐溥等人在礼部题本上拟批一个“是”字。“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遗失。”孝宗边说边取本复阅，看罢后说道“是只须一字足矣。”

    有时遇到涉及事情较多的题奏，刘健有意取回细看“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孝宗却主张就此处理“文书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不也是闲，就此商量，岂不好？”

    这次皇帝与辅臣一同处理题奏，前后大半天时间，将主要的处理过后，弘治帝指着案上余本道“此皆常行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诸臣这才叩头告退。

    李东阳后在《燕对录》中写道“自天顺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尝召内阁，不过一二语。是日经筵罢，有此召，因得以窥天质之明睿，庙算之周详，圣心之仁厚，有不可测量者如此。”这确是历朝罕见之举，孝宗用矫枉过正之举重振勤政之风，并得到了朝中正臣的称许。

    《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不久后一个偶然的事件，给弘治朝政的振作又提供了一个机会。弘治十一年（498），小公主患水痘病死，太皇太后将其归罪于李广信奉左道，李广畏罪自杀，孝宗身边减少了个佞臣。弘治中得到宠任的太监有李广和蒋琮，二人后均事发而败，司礼太监萧敬历事英宗、宪宗诸朝，用孝宗的话说“萧敬朕所顾问，然未尝假以权也。”原因之一是萧敬谙习典故。

    外廷诸臣中，最主要的当属内阁、六部及都察院。弘治朝内阁，初有万安、刘吉、尹直等人，后万安罢，尹直被劾致仕，仅存刘吉，虽身居首辅，实附名于徐溥、刘健诸正臣之后，窃美名以自益而已。弘治帝即位之初，丘濬以进《大学衍义补》获重用，四年（49）入内阁参预机务；八年（495）谢迁、李东阳同时入内阁，而是年丘濬卒。终弘治之世，居内阁者仅此诸人。十一年（498），徐溥以目疾乞归，刘健代为首辅，与谢迁、李东阳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

    内阁的构成变化，也是孝宗求治所致，他以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于己，也必然以此术要求诸臣。刘吉虽有“刘棉花”之号，以其耐弹闻名，终于五年（492）被讽今致仕，也正在于此。

    六部之臣的选用也必然遵循这一原则。王恕以正直入掌吏部，于宅门写道“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人，我宁不自耻哉！”②后又以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皆不避权贵之人，一时请谒路绝。

    刑部初用何乔新，也是以刚正闻名的官员，后虽遭刘吉等诬陷致仕，而代之者则彭韶。史书称“韶莅部三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③礼部尚书耿裕，为人坦夷谅直，谙习朝章。对时政之弊，多有陈言，后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反对中旨内降授官，敢以疏争。为人公正，不偏于爱憎，自奉澹泊，家业萧然，以名德著称于时。六年（493）改吏部后，以倪岳代为礼部尚书，晚年再代屠滽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也是名声甚好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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