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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②永乐十五年（47），梁潜、周冕等人侍从太子朱高炽监国南京，当时有个姓陈的千户因擅取民财被谪贬交阯，后又念其军功，改为输粟贷罪。宦官黄俨谋立赵王，于是诬告“上所谪罪人，太子曲宥。”朱棣一怒之下，杀掉陈千户，将梁潜、周冕下狱，不久也一同处死。刑前朱棣曾亲自讯问过梁潜，明知事情真相，并对近臣杨荣、吕震说过“事岂由潜！”但仍行肆戮，显然是出于对太子的责怪。牵连于此案中的还有徐善述、王汝玉、马京等人。事后朱棣命胡■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实际上是让他去监视太子朱高炽。临行前密谕道“人言东宫多失，南京可多住几日，试观如何。”②胡■果然到南京住下不走。杨士奇对此有所怀疑，直截了当促其亟行。胡■以“冬衣未完”为辞，掩饰过去。待他离南京行至安庆，才将有关太子的情况写成密报，疏奏太子监国七事，称太子诚敬孝谨，朱棣看到后才决心不再易储。
十多年后，当年幼的明英宗登极时，仁宗的皇后张氏已是太皇太后。她在便殿中召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和胡■等人，让他们同心协力，辅佐幼帝。她又特别对杨溥说道“先帝每念卿忠，屡形愁叹，不谓今日复得见卿。”杨溥伏地而泣，太皇太后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左右皆悲怆无言。史书中记“盖先是永乐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谗故，官僚大臣辄下诏狱，陈善、解缙相继死，而溥及黄淮一系十年。仁宗每与后言，辄惨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为言。”③ 《明史》卷一五二《梁潜传》，并参见黄云眉《明史考证》同传。
② 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二《仁宗立》。
第三节九个月的仁宗之治朱高炽与文臣们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与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登极后的政策。
朱高炽与建文帝朱允炆同属朱明建国后的第三代。他们既不同于祖父朱元璋，也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朱标、朱棣，他们在君主独裁和统治集团内相对民主化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后者。
朱高炽即位后所推行的仁治，实质上就是一种宽松政治。这也正代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利益与追求。
早在洪武时代，当时作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和作为燕世子的朱高炽这堂兄弟身上便已明显表现了这种趋势。太祖最初让太子朱标省决章奏，朱标对刑狱多有减省。朱标死后，皇太孙处理此类事务，更加宽大，“尝请于太祖，遍孝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几乎与之同时，燕世子朱高炽与秦、晋、周诸世子受命分阅军士，朱高炽归来最晚，问其缘故，回答说“旦寒甚，俟朝食而后阅，故后。”②当他奉命分阅章奏时，只取那些关切于军民利病的内容上奏，有些章奏中出现文字谬误，则不予挑剔上闻。太祖阅读时发现，指着那些谬误之处问“儿忽之耶？”朱高炽回答道“不敢忽，顾小过不足渎天听。”再问他“尧、汤时水旱，百姓奚恃？”回答说“恃圣人有恤民之政。”③恤民之政者，仁政耳。这堂兄弟二人，何其相似乃尔。他们在推行仁政方面，也同样不顺利。朱高炽仅仅登极一年，便不幸病故，他们推行仁政计划均未及展开。
严格算来，朱高炽在位时间尚不足九个月。短短九个月，他能做些什么而使后世颂之为一代治世呢？
除去在他登极诏中所说的罢西洋宝船，停止迤西市马和云南、交阯采办外，他还施行了一系列善政以及致治的措施。多年监国丰富了他的政治经验，他在监国时无法推行的政治主张如今能够付诸实施了。
朱高炽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对那些儒臣委以重任。
夏原吉被释放复官，他是因为反对永乐十九年（42）的北征而入狱的。系狱多年的黄淮、杨溥也被释出狱，黄淮被授官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杨士奇被授官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均兼大学士如故。
这一切都是在朱高炽即位后三天之内完成的。足见其对此早已有所考虑了。
这一年九月，即朱高炽即位的第二个月，吏部尚书蹇义及内阁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都得赐“绳愆纠缪”银章，“谕以协心赞务，凡有缺失当言者，用印密封以闻。”此时的杨士奇、杨荣等人已经兼职侍郎、太常卿，不再仅仅以翰林入直内阁，地位发生明显变化。十一月，夏原吉也得赐“绳愆纠缪”银章。一个以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 《明史》卷四《恭闵帝传》。
② 《明史》卷八《仁宗纪》。
③ 《明史》卷八《仁宗纪》。
《明史》卷八《仁宗纪》。
金幼孜等人为核心的文臣执政班子基本形成了。这个班子在洪熙、宣德两朝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这便是儒臣治国。
朱高炽即位后的另一惊人之举是为建文遗臣平反。所谓建文遗臣，指的是那些忠于建文帝朱允炆，不肯迎附燕王朱棣的官员，这实际上是围绕在建文帝朱允炆身边的文臣集团。他们在朱棣夺位后遭到亘古未见的迫害屠杀，并被榜列为“奸臣”。
如果认为朱高炽身边的文臣集团是朱棣扶植起来的新的集团，而与建文朝臣无关的话，显然不符合事实。且不说夏原吉这样的建文要臣曾险些名列“奸党”，便是当初迎附的诸臣，对于自己同僚那触目惊心的惨祸，也实难无动于衷。
朱棣在对建文遗臣及亲属追治杀戮十余年后，于永乐十一年（43）“敕法司解建文诸臣禁令”。但这只是稍有缓和而已，追治“奸党”并未停止。永乐十四年（4）文渊阁大学士胡广奔母丧自江西还朝，朱棣向他询问地方上的情况，问到“百姓安居”时，胡广说道“安。但郡县穷治建文时奸党，株及支亲，为民厉。”②朱棣听后，传旨停止追治“奸党”。不过实际上此后依然经常发生与所谓“奸党”相关的株连，没有人敢出来为建文遗臣们讲话。第一个出来为建文遗臣讲话的就是朱高炽。
“方孝孺辈皆忠臣。”③朱高炽曾不止一次对廷臣这样谈及建文遗臣。史书上看不到当时诸臣的言论，但在这一年十一月，这种宽宥终于以正式诏书下发了。朱高炽在御札中写道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显戮。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家为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可宥为民，给还田土。凡前为言事失当谪充军者，亦宥为民。这虽然是写给礼部尚书吕震的御札，但是作为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定论，朱高炽不可能不征求近臣之议。到十二月初二，“上闻建文奸臣齐、黄等外亲全调戍边者，有田在乡，悉荒废。令兵部每家存一丁于戍所，余放归为民。”②仁宗之所以能够闻知建文诸臣外亲的情况，显然有人向他谈及。此即史书所称，永乐末诏礼部尚书吕震，尽赦诸臣家属，给还田产，“于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③这里所说的“永乐末”，系指成祖死后，仁宗即位尚未改元洪熙之时，并非成祖晚年。虽然还在口口声声称之为“奸臣”，但个中的变化，人人都已感觉到了。
登极之初的几个月，就这样在忙碌中匆匆而过，转瞬便是洪熙元年（425）正月。正月初一，改元的正旦大朝，朱高炽御奉天门受朝，但不举乐，以示孝俭。然后是敕内外群臣修举职业，再后是建弘文阁，命儒臣入直，杨溥掌阁事。朱高炽亲手把印授给杨溥，对他说道“朕命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识以进。”④与此同时，加黄淮兼 李贽《续藏书》卷五《逊国名臣记》。
② 《明史》卷一四七《胡广传》。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明仁宗实录》卷四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
② 《明仁宗实录》卷五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癸卯。
③ 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卷首。
④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官少保户部尚书，杨士奇兼兵部尚书，金幼孜兼礼部尚书，都再次得以晋官。朱高炽按照既定的方针一步步地前进，不久发生了这样两件事。
兵部尚书李庆因考虑民间养牧官马蕃育，分送军伍后尚余数千匹，于是奏请“令朝觐官领之，太仆苑马，岁课其息。有亏，罚与民同”。杨士奇认为这有悖于求贤养士的原则，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负此名于天下，“岂贵贤贱畜之意乎？”李庆对杨士奇的反对感到忿然，不肯采纳。朱高炽起初答应罢止，但此后便无消息。次日上朝，杨士奇又言及此事。朱高炽答曰“偶忘之。”过了些时候，朱高炽在思善阁召见了杨士奇，对他说道“内批岂真忘之！朕闻吕震、李庆等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为众所伤，不欲因卿言而罢，今有名矣。”说罢，取出一份奏章，是陕西按察使陈智言畜马不便的上疏，让杨士奇以此为题草敕罢止官员养马。“陛下知臣，臣不孤矣。”杨士奇顿首说道。“继今令有不便，惟密与朕言。李庆、吕震辈不识大体，不足语也。”②朱高炽对杨士奇表示了最大的信赖。
其实朱高炽这个评语有欠公允。李庆其人“清介有执”为列卿之良者。③吕震虽为人“佞谀倾险”，但“有精力，能强记，才足以济其为人”④。凡有事陈奏，千端万绪，背诵如流。据说有一次他随成祖北征，见沙碛中立有一碑，与诸从臣读过。一年后，成祖与诸臣语及此碑，欲派人往录。吕震称无须遣使，当即笔书全文。事后成祖命人拓来碑文相对，无一字脱误。这样的才干确是难能可贵。
显而易见，李庆、吕震均属于干吏之列，而不同于那种典型的儒臣。干吏乃治世中必不可缺者，纷杂事务主要依赖于他们。不久发生的弋谦言事之事，更说明李庆亦颇识大体。
弋谦是永乐朝的御史，因言事忤旨，贬为知县，又被免官归乡。朱高炽即位后，知道他是骨鲠敢谏之士，召授大理少卿。但不久弋谦便又因直言，词语太激召致朱高炽的不快。吕震、吴中、吴廷用、虞谦等人纷纷弹劾弋谦“诬罔”。都御史刘观让众御史合疏纠劾弋谦。一时间形成众臣声讨的局面。大臣中只有李庆和夏原吉一无所言。
朱高炽召见杨士奇等人询及此事。杨士奇劝道“谦不谙大体，然心感超擢恩，欲图报耳。主圣则臣直，惟陛下优容之。”
弋谦因此没有获罪，但朱高炽每见到他，总是词色甚厉。杨士奇看在眼里，找机会进谏道“陛下诏求直言，谦言不当，触怒。外廷悚惕，以言为戒。今四方朝觐之臣皆集阙下，见谦如此，将谓陛下能容直言。”
“此固朕不能容，亦吕震辈迎合，以益朕过，自今当置之。”朱高炽像是明白了点。传旨免去弋谦每日朝见，让他专门管理大理寺事。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但朱高炽很快便感到言事的人愈来愈少了。他再次召来杨士奇，说道“朕怒谦矫激过实耳。朝臣遂月余无言。尔语诸臣，白朕心。”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③ 《明史》卷一五○“赞曰”。
④ 《明史》卷一五一《吕震传》。
杨士奇却认为此事不应由自己转达。“臣空言不足信，乞亲降玺书。”朱高炽于是在榻前写下了一份引过自责的敕书。
朕以眇躬，处亿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务之繁，殆难独理，是以数诏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实心也。自即位以来，臣民上章，以数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言之而当，即与施行，苟有不当，未尝加谴。群臣所共知也。间大理寺少卿弋谦所言，过于矫激，多非实事，朕一时不能概之于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卖直，请置诸法，朕皆拒而不听。今谦就职，但兑朝欤，抑怀自全之计而退为默默欤？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阴阳愆和，必有其咎，岂可言，而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为忠？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文武解（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掠其嘉谋猷，凡于国家军民利有未兴，弊有未革，乃政令有未当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为戒而有所讳，庶几君臣相与之议，弋谦朝参如故。说是自责，其实也是一种自诩，朱高炽力图使自己保持一个仁德圣明皇帝的形象。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也正因为如此，有时过激的否定上言，便会招致他无法遏制的恼怒。中年多病，又使他一改宽谨的性格而时常显得躁怒。他虽以自责求直言，只是在表示君主的大度。可是偏偏会有一两个迂腐的儒臣不识时务，终于导致了第二次直言事件。
这一年五月，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再次上疏言事，他以过激的言词批评朱高炽“土木遂兴，重劳民力”，用宦官“折辱郡县，棰楚小民”。“大孝尚未终，正宫尚未册”便选取侍女，惊动远近，“恐乖风化之原”。如今天下并非大安，“飞蝗蔽天，民食寡乏”，不能像太祖高皇帝那样未尝见日而临朝，“或旭日已旦，朝仪方肃”。非勤政之君。并引程子之言，劝朱高炽加深涵养，务正学，求帝王经世之要、古人治乱之由，除逸乐无益之事、佛老异端之说。疏入，朱高炽勃然大怒，将李时勉召到便殿质问，李时勉却倔强不屈。
朱高炽命武士用金瓜扑打，李时勉被打折三根肋骨，曳出后险些丧命。罚他为交阯道御史，每天问一囚犯，上言一事，三天后逮入锦衣卫狱。
经过这场风波，朱高炽也气得病倒了，他临终前对身边的夏原吉说“时勉廷辱我。”②说罢忿然不可遏，当天夜里病发而死。短短九个月的帝位就这样结束了。尽管他在位时的一些事情的结果似乎有悖于仁治之道，但后人却给予了他过高评价，所谓“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这虽然只是假设，但却不曾有人提出异议。因为朱高炽确实在推行一套治世的计划，只不过未及展开。而明朝政治脱离君主独裁的轨道，真正形成文官治国制度，这一切到宣宗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明史》卷一六四《弋谦传》。
《明仁宗实录》卷八上，洪熙元年三月辛未。
夏燮《明通鉴》卷十八，仁宗洪熙元年五月。
② 《明史》卷一六三《李时勉传》。
第十一章明宣宗仁宗朱高炽的治国，不到一年时间便因突然病故而结束。这给明初守成治国的过程带来了一些必然的变化，本来很可能出现的“洪熙之治”，却不得不延长到了宣德时代。
第一节宣德初政宣宗朱瞻基（398—435）登极之初，立足未稳的文官政治面临着一次考验。朱瞻基酷似其祖父朱棣，而且从他少年时起，便得到了朱棣特殊的宠爱和培养。
永乐七年（409）春天，朱棣夺位后第一次返回旧藩北京，年仅十二三岁的朱瞻基即受命从行。次年朱棣亲自率师北征，朱瞻基又受命留守北京，俨然有些监国的样子。永乐九年（4），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从而确立了他的储君地位。
朱棣对于这个长孙确是独有所钟。永乐十一年（43）的端午节宫中射柳时，朱瞻基也再次给祖父脸上增了不少光彩。他不仅屡射屡中，而且当祖父当众说了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时，便立即叩头对道“一统山河日月明。”他既有着祖父的英武，又具备了父亲的睿智，难怪朱棣每每对人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②所谓的“太平天子”，绝非仁宗那样的仁德之君，他对仁宗那种儒生气甚至感到厌恶，因此几乎酿成汉王夺嫡。在这关头倒是朱瞻基帮了父亲的忙。他对叔父觊觎储位的企图，从来都是针锋相对。一次谒陵途中，当时身为太子的朱高炽因身体肥胖，行走不便，靠着两名内侍搀扶，还是滑了一跤。汉王朱高煦在旁说道“前人把滑，后人知警。”话音未落，身后有人应道“更有后人知警。”③说这话的便是皇太孙朱瞻基，汉王高煦不由回顾失色。朱瞻基并未把勇悍善斗的叔父放在眼里。永乐十二年（44），成祖第二次亲自率师北征时，朱瞻基便随同出征了。在忽兰忽失温激战中，他在宦官李谦引导下追敌至九龙口，遭到瓦剌骑兵围攻，几乎发生危险。在朱瞻基成长过程中，不仅有宠爱与骄纵，同时也有锻炼与拼争。这一切当然都出自成祖的安排，他一心想把皇太孙培养成同自己一样的追求文治武功的开拓之君。
洪熙元年（425）五月，明仁宗突然病故时，太子朱瞻基还在南京，他是因为南京屡次发生地震而受命前往居守的。六月中，得到仁宗病故的消息，朱瞻基火速赶回北京。汉王朱高煦本来图谋于途中设伏邀击，因为朱瞻基行动迅速而未得逞。他们叔侄之间的斗争从此便真正拉开了序幕。
这场斗争给文官们帮了不小的忙。汉王朱高煦所依靠的是当初参与“靖难”的军人集团。这种历史造成的结果使得朱瞻基从登极之初便不得不去依靠当初仁宗身边的一批文臣。
历史有时往往就这样巧妙而奇特，这一切都仿佛在重现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那时候是朱棣依靠军人集团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此刻轮到了汉王朱高煦和侄儿朱瞻基。朱高煦终于决心仿效父亲来第二次“靖难”。朱瞻基是洪熙元年（425）六月登极的。七月，朱高煦陈奏利国安民四事，这实际上是对朝廷的试探。尽管所陈并非如意，朱瞻基还是曲徇其意，付有司施行。
“永乐中，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志，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宣宗击射》。
② 《明史》卷九《宣宗纪》。
③ 叶盛《水东日记》卷七《后人把滑》。
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朱瞻基顾谓群臣的这番话不无弦外之音，既有警示，亦有安抚。但身处局内的朱高煦却毫无所悟。
次年改元宣德，正月里汉王朱高煦派人入京进献元宵灯。有人告诉朱瞻基“汉府所遣来者，多是窥瞰朝廷之事，特以进献为名。”②朱瞻基对此岂无所知，他不过采取后发制人之策，表面上推诚以待而静观其变。他在这方面的克制力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汉王府索要骆驼，立即与之四十，索马与之百二十，还有袍服等等，皆遂其意。这些做法与朱瞻基性格颇有些不符，显然是他周围文臣们起了作用。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官集团已经在永乐、洪熙乃至宣德三朝皇帝身边逐渐形成了。
朱高煦的准备则极不顺利。八月初，他命亲信枚青秘密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结果反被张辅执送朝廷。再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于济南反叛相应，又被山东布、按二司官觉察预防，谋不得发。朝中旧功臣既无人内应，地方官员又不肯从乱，朱高煦陷于孤立之中。在乐安家中居丧的御史李浚，得知朱高煦相招，连忙换装改名，间道入京告变。
倘若朱高煦稍有头脑，他应该明显感觉到形势对于自己的不利，但他却不顾一切地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八月初一，朱高煦在乐安授官命将，建立五军。五天后，便遣百户陈刚入京进疏，并且致书诸公侯大臣，指斥仁宗违洪武、永乐旧制，给文臣诰敕封赠，并指夏原吉等为“奸臣”，终于重演“靖难”旧剧。
直到这时候朱瞻基才临朝宣布命将出征，他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起初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将兵征讨，但是第二天夜里召集群臣计议时，大学士杨荣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皇上独不见李景隆事乎？”他一句话把人们引到了二十多年前那场夺位的灾难之中。“彼谓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②杨荣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朱瞻基亲征。朱瞻基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他用征询的眼光看了看夏原吉。“往事可鉴，不可失也。”③夏原吉猜到了皇帝的心思，“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矣。且兵贵神速，卷甲趋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荣策善。”④杨荣和夏原吉都亲身经历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靖难”之役。尽管此刻与当初形势截然不同，他们还是希望万无一失，而惟恐重现那幕历史惨剧。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文臣的主张。
文臣们的劝说使朱瞻基终于下定了亲征的决心。武臣中的张辅曾经主动请命出征，应该说这也是武臣所必表之态。这场斗争最终是以朱瞻基亲征与朱高煦的失败宣告结束。这是仁宗之治的胜利，也是文臣治国的胜利。师还，杨荣以决策功，受到赏赐，得赐银章五，褒奖甚至。夏原吉也被赉予加等，得赐阍者三人。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则因在这次出征时反对袭执赵王，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④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使朱瞻基得到保全叔父之名，彻底孤立了汉王朱高煦，杨士奇因此更得到信用及赏赐。
仁宗身边那批有为的文官，重又聚集于朱瞻基的周围并为其所倚靠。
这一年十月，曾因气死仁宗而入狱的翰林侍读李时勉被复官。史书记述了这有趣的一幕。
当时有人对朱瞻基说起李时勉得罪先帝的情况，朱瞻基不由大怒，命令使者“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使者去后，他愈想愈气，又令王指挥前去将李时勉绑赴西市斩首，不必入见。王指挥出端西旁门时，使者正巧带李时勉由端东门入，没有碰上。朱瞻基见到李时勉，骂道“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李时勉叩头道“臣言谅闇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听了这两件事，朱瞻基怒气稍解。李时勉说了六事便说不下去了。让他接着说完，他回答说“臣惶惧不能悉记。”这时朱瞻基已怒气全消。“是第难言耳。草安在？”他甚至想再看一遍那份疏草。“焚之矣。”李时勉答道。朱瞻基不由叹息一番，在他的心目中，李时勉已经完全是一位忠臣了。等到王指挥去狱中提人不到回来复命时，李时勉已冠带立于阶前。李时勉的复职表现了朱瞻基的宽容大度。李时她虽然不属于当时文官集团中的代表人物，但却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儒臣，朱瞻基的做法自然会得到文臣的普遍欢迎。
四个月以后，有五名文臣在文华殿得到皇帝赐予的范银图书。他们是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胡■。蹇义得到的是“忠厚宽弘”，夏原吉为“含弘贞靖”，杨士奇“清方贞靖”，杨荣“方正刚直”，胡■“清和恭靖”。后来又有一位内阁学士杨溥。这便是史称的“蹇、夏”、“三杨”。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经历了长期政务锻炼的文官群体。蹇义掌吏部，夏原吉掌户部，“三杨”掌内阁，胡■掌礼部。他们在继承和推行洪熙、宣德两朝仁政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便是“宣德之治”的基础。
永乐后期，由于皇权**过于强化以及成祖本人不顾客观条件，一意孤行，好大喜功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仁宗短暂的一年间根本无法解决，这任务也便落到宣宗头上。当时主要问题是财政的困难。北征、迁都、营建、下西洋宝船、朝贡使臣的接待以及安南内属后的交阯布政使司，这一切都花费了大量资财。为了这样庞大的支出，只有加重赋役征输，结果又造成对生产的破坏，社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之中。
仁宗即位后，停止了北征、营建和西洋宝船。这些紧缩开支的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宣宗即位后，在解决了汉王对皇位的威胁后，继续推行了这种紧缩开支的政策。其最重大的举动便是放弃交阯。
自永乐五年（407）安南内属改设为交阯布政使司后，几乎没有过一天平静。出征安南的明军撤离仅一年，当地便发生了动乱。永乐六年（408）八月，简定、邓悉、阮帅等出攻盘滩、咸子关，扼三江府往来之路，慈廉、威蛮、上洪、大堂、应平、石室诸州县皆起响应。当地明军镇压不力，只得调发云、贵、川三都司及成都三护卫军，由西平侯沐晟挂征夷将军印率师征讨。但是同年十二月，沐晟兵败生厥江，参赞军务的兵部尚书刘儁突围不成，自经而死，交阯都司吕毅、参政刘显同时战死。次年二月，成祖只得再次启用当初平定安南的主帅张辅。十一月，张辅擒获简定报捷，随后即受命班师。当时成祖正着力于北征，交阯不再成为重点。因此当退据乂安的陈季扩派人入朝求封时，成祖援例诏陈季扩为交阯布政使，并分授其部属都指挥、参政、副使等官。这与陈季扩求封安南国王的愿望大相径庭，结果一纸诏书反而成为交阯新战乱的导火线。永乐九年（4），成祖不得不第三次命张辅率军前往交阯。张辅到达交阯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军逐渐控制了局面，但是陈季扩仍然坚持了两年多，直至永乐十二年（44）初，阮帅被擒，陈季扩败退老挝，于蒙册被明军俘获，交阯重新平定。
成祖凭藉武力征服对交阯进行的统治，很难稳定持久。永乐十六年（48）正月，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检黎利起兵于兰山，交阯再次动乱起来。史书往往将交阯的动乱原因归咎于官吏的苛政和宦官马骐的过失。当初甚至成祖也曾这样认为，因此在镇压之后，他便注意实行抚绥安辑。但是，不管是武力还是抚治，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成祖病故，交阯的动乱始终未曾平息。
征服安南是成祖决策的一大失误，他自己也明明知道经营的重点应放在北方，却没有决心从交阯撤足。永乐十四年（4）以后，他已决定北迁国都，对交阯更无暇顾及，只能被动维持，交阯成为明朝的一大包袱。
当这个包袱落到仁宗身上的时候，他曾经进一步采取抚绥之策，甚至授予黎利清化知府，但是仍然毫无作用，黎利拒绝受官，交阯战事再起。所以到洪熙元年（425）二月，朝廷只好命荣昌伯陈智为征彝副将军，征讨黎利。这种反复抚绥、征剿，征剿、抚绥，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希望，也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对此几乎人人皆知，却无一人敢于出来进言。当初解缙因为反对用兵交阯触怒成祖而被谗杀，人们记忆犹新。
陈智出征失利的败报送到朝中时，已经是宣德元年（42）。朱瞻基只好再命成山侯王通佩印出征，而与此同时，他似乎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处理交阯问题了。
最先知道皇帝心思的是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宣宗谕旨督责陈智等人兵败的第二天，便在文华殿中秘密召见了二杨。“昨谕荣昌伯等敕已行，朕有一言，独与卿二人知之。”宣宗略带含混地说道“昔在南京，皇考曾与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归化。黎氏篡陈，法所必讨，求陈氏之后不得，故郡县其地。若陈氏尚有后，立之，犹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此语藏之朕心未尝忘。”
“永乐三年初征黎贼，凡诰敕皆臣等亲承面命。圣志惓惓，在于兴灭继绝。”二杨回答得可谓婉转得体，放弃交阯，复立安南，不仅是太祖、仁宗之心，也是成祖的惓惓圣志。
“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圣语，亦如卿等所言。”宣宗立即表示附合，“卿二人意与朕合，三二年内，朕必行之。”这次谈话便是宣宗放弃交阯的前奏。这次谈话后不久，一天退罢朝，宣宗又在文华殿召见了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他首次直接谈到了放弃交阯“太祖皇帝祖训有云‘四方诸彝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孙毋倚富强要战功。’后因黎氏弑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吊伐之师，盖兴灭继绝盛心也。而陈氏子孙为季犛杀戮已尽，不得已徇土人之请，建郡县，置官守。自是以来，交阯无岁不用兵，皇考念之，深为恻然。昨遣将出师，朕及复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为何如？”这一次又谈到了《祖训》，可见宣宗确实反复考虑了，因为他不仅要说服群臣，而且要首先说服自己。但是对于蹇义和夏原吉来说，这实在太突然了，他们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
“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二十年之功，弃于一旦，臣等以为非是。”这大约并未出乎宣宗意料，他看了看杨士奇和杨荣，问道“卿两人云何？”“交阯，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汉、唐以来虽为郡县，叛服不常。汉元帝时，珠崖反，发兵击之，贾捐之议罢珠崖郡，前史称之，夫元帝中主，犹能布行仁义，况陛下父母天下，与此豺豕较得失耶！”②宣宗点了点头。这番对话目的在于说服蹇、夏二人。像放弃交阯这样的大事必须得到蹇、夏为首的主要大臣的支持，这当然还需要时间。但是事情发展得比宣宗预料要快些，就在宣德二年（427）即发生了王通与黎利私下立坛为盟之事。王通初至交阯，曾大败黎利，但不久黎利势力复兴，朝廷再命安远侯柳升、黔国公沐晟调军征讨。柳升勇而寡谋，沐晟怯而无能。明军于倒马坡中伏，沐晟坐视不救，柳升全军覆没。王通得知柳升败报，更无心再战，遂与黎利立坛为盟，宣布退师。
十月，黎利遣使入朝上表，而这次上表人的名义却不是黎利，而是一个所谓的安南国王陈氏三世嫡孙陈暠。陈表中写道安南国先臣陈日煃三世嫡孙陈暠惶恐顿首上言，曩被贼臣黎季犛父子篡国，弑戮臣族殆尽，臣暠奔窜老挝，以延残息，今二十年。近者国人闻臣尚在，逼臣还国。众云天兵初平黎贼，即有诏旨访求王子陈立之，一时访求未得，乃建郡县。今皆欲臣陈情请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谨奉表上请。表中所言颇令人感到蹊跷。宣宗看过后，交给英国公张辅。
“此不可从，将士劳苦数年，然后得之。”张辅是当年平定安南的主帅，自然依旧主战，“此表出黎利之谲，当益发兵诛此贼耳！”②蹇义、夏原吉支持张辅建议，反对放弃交阯。自永乐中黎利反叛朝廷，二十年间未闻有陈氏后人之说，此时突然冒出陈暠，当然是黎利诡妄之谈，但是杨士奇和杨荣却宁愿以假作真，趁机放弃交阯。
“兵兴以来，天下无宁岁，今疮痍未起，而复勤之以兵，臣不忍闻。”
谈到了国家状况及其当务之策“且求立陈氏后者，太宗（成祖）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后郡县。叛乱相寻，至深廑先帝忧。今因其请，抚而建之，以息吾民，于计大便。汉弃珠崖，前史荣之，安在为示弱乎？”这是二杨与宣宗多次谈话的总结，是考虑已久的计划，宣宗认为没有必要再作讨论。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第二天，向群臣出示交阯奏表的同时，宣布息兵养民，放弃交阯。
明宣宗终于迈出了这艰难而关键的一步，经过仁宗、宣宗两代人的努力，明朝开始摆脱了开国以来，特别是永乐以来形成的种种财赋重负，真正走上了息兵养民的道路。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第二节宽松与务实宣德三年（428）暮春三月，明宣宗在宫苑中召见了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十八位要臣，但这并非议政，而是一钦赐的春游。群臣们随从宣宗乘马登山周览，又泛舟于太液池水之上，望着四周一片盎然春色，君臣们赋诗赓和，融融之意，似乎也如这春色一般，由儒臣们的心头延展开去。上有励精图治之君，下有同心辅政之臣，一片祥和宽松，使人感到太平盛世之将临，同时人们也不得不对宣宗的治民方针感到惊异。像放弃交阯这样的大事，天下多有辱没之感，他却在杨士奇、杨荣等人支持下办到了。史书中说“自交阯内属者二十余年，前后用兵数十万，馈饷至百余万，转输之费不预焉。至是弃去，官吏军民还者八万六千余人，其陷于贼及为贼所杀者不可胜计。天下举疾通（王通）弃地殃民，而上不怒也。”②这在太祖、成祖时是不可想象的，而仁宗又似乏此胆量。宣宗之所以能够放弃交阯，显然是放弃了那种**君主的尊严，转而追求一种安定太平和官民的称颂，这一弃一求，也就成为宣德中宽松政治的基点。如果将其与仁宗的仁治相比较的话，宣德之治在文官治国制度上比洪熙时更为突出，政出内阁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
宣德五年（430）的清明节，宣宗奉皇太后谒祭了天寿山的长、献二陵。这位年轻的皇帝没有乘坐御辇，他英姿勃勃地骑在马上，亲自为皇太后的凤辇开道。这一次人们都瞻仰到了皇帝的风采。经过清河桥的时候，宣宗又下马为太后扶辇，道路两旁跪满了黎民百姓，叩拜山呼，声震郊野。太后望着宣宗说道“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这种现实中的说教，更容易打动宣宗的心，他切实感到了安民的重要。谒陵返回途中，他饶有兴致地来到田间，向春耕的农夫询问起稼穑之事，并且取过犁来试着推了几下。尽管只是几下，宣宗却已经感到十分吃力了。他回顾侍臣们说道“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劳苦莫如农，信矣。”②这件事对宣宗的触动颇大，回宫后他再次对身边大臣谈及此事“朕昨谒陵还，道昌平东郊，见耕夫在田，召而问之，知人事之艰难，吏治之得失，因录其语成篇，今以示卿，卿亦当体念不忘也。”③宣宗果然将与农人的谈话记录成文，题名曰《耕夫记》。
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朕闻其言，嘉赐之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贾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一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② 夏燮《明通鉴》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十二月。
《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张皇后传》。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③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