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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入藏见到阿底峡像时，自然也就觉得如同梦中所见。
至正二十三年（33），七岁的宗喀巴正式受沙弥十戒（戒杀生、戒偷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一，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一节《大师之诞生》。 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983 年版，第90 页。盗、戒淫、戒妄语、戒饮酒、戒涂饰香鬘、戒视听歌舞、戒坐高广大床、戒非时食、戒蓄金银财宝），取法号贤慧，名吉祥，到西宁南边黄河北岸的一个小寺甲琼寺出家。他在这里继续师从顿珠仁钦，直到十六岁，这十年成为他一生宗教活动的奠基时期。
顿珠仁钦是一位学识广博的高僧，他本人曾多次入藏，钻研显密教法，有很深的造诣，他对宗喀巴生活学习关怀备至，使宗喀巴受益极多。后来宗喀巴谈到这些事情时常说“义成大师（按即顿珠仁钦）恩德最深，虽父母之慈爱，亦不过如是而已。”② 王森《宗喀巴传论》。
② 《宗喀巴大师传》第二章第二节。
第二节入藏求学明洪武五年（372），十六岁的宗喀巴感到在家乡从学已经不能满足，他希望能前往当时佛教盛行的西藏去深造，去接触更多更广泛的佛教流派。当他把这些想法告诉师傅顿珠仁钦时，立即得到师傅的支持和鼓励，并为他准备了充足的资粮。
与宗喀巴同行的还有前藏止公寺喇嘛等人。宗喀巴的两个舅父也决定同他一起入藏。顿珠仁钦赠给宗喀巴一段很长的偈语，为他作好入藏后的学习安排，还特地陈设坛场，祭告诸佛圣众。
这一年秋天，十六岁的宗喀巴满怀理想，告别师父和父母家人，踏上了入藏的路程，此后他再也没能回到故乡来。入藏的路途是极其艰苦的，宗喀巴一行系绕南路而行，取道应昌，跋涉三千余里，翻山越岭，经过一年时间，于洪武六年（373）秋天抵达必力公。宗喀巴在必力公的时间不长，就听受了大乘发心仪轨和大印五法，还阅读了寺中喇嘛的著述和拿■六法等较深的佛教经论，他开始对这些经论入迷了。他本想立即前往极乐寺，学习更多更广泛的经论，但是同伴们都劝他先往公塘，从师一位名医学习医术和梵藏注译，他拗不过同伴的相劝，勉强应允了。这次赴公塘习医，后来居然对他有极大的好处，只是他当时尚未感觉。他在公塘几个月后便来到了位于拉萨西南的第瓦巾寺。
第瓦巾寺是当时乌思藏著名的噶当派寺院，也是宗喀巴启蒙师傅顿珠仁钦的母寺。住持善满，大善知识德海，大阿阇黎■锦巴都是当时名僧。在他们的指教下，宗喀巴接触到了更为广泛的佛教经论。
大师们很快便对宗喀巴的聪敏好学感到惊讶了。他只用了十八天，便将一部《现观庄严论之本释》读得精熟；他还去听邻近的僧人讲大乘《庄严经论》；听说萨迦教主福幢在法城寺，他立即前往礼见，从学曼殊五字明和其他的佛法。在第瓦巾寺的两年中，他学到了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
最初的学习生活对宗喀巴来说也是极其艰苦的。骤然间来到这样一个广阔无垠的佛教天地之间，年轻的宗喀巴如饥似渴地学习，恨不得一下子都学到手，而佛家的经法又是如此之多，如此之难。在听绛嘉释时，有很多引文十分难懂，这一切使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对宗喀巴的另一个困扰是水土不服，他经常病倒，在公塘学习的医术帮了他的忙，加上他本人坚强的毅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两年的艰苦学习为他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宗喀巴大师传》记顿珠仁钦曾于祭坛上手握青稞一束，青稞粒粒发光，是为成熟之青稞，故知当时约在七至九月间。
第三节云游和立宗洪武八年（375），十九岁的宗喀巴开始云游诸寺院的生活，这可以算是他事业的开端，他一面继续学习，一面于各寺院立宗，名声渐著。
所谓立宗，就是在寺院中立辩场，同寺院中的僧人辩论。宗喀巴先后到过桑朴、仰思多（今江孜）、沙鲁、萨加、拉孜、觉摩囊、那哩当等地。他并且在那哩当寺中结识了仁达瓦大师。仁达瓦是噶当派高僧，他讲论佛法时，不是依照原文直释其义，而是将全论要义前后配合说明。这对宗喀巴教益甚大，他当初在第瓦巾寺中百思不解的许多疑难，都渐渐明了。他还经常向仁达瓦提出疑难问题，请他讲论，直到弄清楚为止。仁达瓦曾高兴地对他说“为汝讲授，实须慎也。”这一年秋天，宗喀巴听说一位号菩提顶的高僧将在布达拉冬季法会上讲解集论。他久闻菩提顶大师是藏中集论的一代之主，岂肯坐失良机，连忙赶赴乌思藏听讲。可是当他赶到时，菩提顶大师却因年迈，未及讲论，已经回后藏去了。宗喀巴并不失望，他追随不舍，来到法城寺，终于见到高僧，并向他讨教了不少东西。
冬天，宗喀巴到党摩陇寺院中从学于罗赛瓦，受持毗奈耶广释，每天听讲之余，受持根本经广释**页，每日不断。这样过度的劳累使他不久便病倒了。背上疼痛难熬，无法再坐禅听讲，只好到朵陇求医，经过诊治也不见好转，人们把他送回第瓦巾寺养病。谁知寺中矛盾重重，多生口舌，师生厌离，宗喀巴在寺中住不下去，拖着病体，冒着高原的严寒前往萨加。当他来到内宁寺时，再也走不动了，内宁寺留他住下来，直到第二年春天。
洪武九年（37），春天，宗喀巴回到萨加，在那里养好病后，又前往拉兑绛囊仁寺，较为安定地度过了一个春夏。
正当他逐渐习惯了西藏寺院生活，并且名声渐著之时，一封家信又险些给他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洪武十一年（378）秋天，有人将他的一封家信送到前藏。宗喀巴赶往前藏去取到了这封信，信是母亲写的，离家已经六载的宗喀巴看着书信，触动了思念之情。同伴们也都劝他回去看看，他于是开始动手收拾行装。行装快要准备好了，宗喀巴却处于极度犹豫之中。事业未竟就这样回去，难道就这样前功尽弃么？他隐隐感到，这思乡之情正是自己俗念未绝的表现，他终于改变主意，决定不回家乡去。
此后母亲又频频寄来书信，并且在信中夹带了一缕白发，表示了思念儿子之情。看着慈母的白发，宗喀巴百感交集，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慢慢平静下来。他在给母亲的回信中画了一幅自画像，画中的宗喀巴仿佛正在呼唤着母亲。母亲也终于理解了儿子，她默默地为儿子祝福。
这一年的冬季法会后，宗喀巴又住到了第瓦巾寺。不久，他收到新嗣位的北元脱古思帖木儿的书信和礼物，他回致了书信以表示酬谢。这是宗喀巴同朝廷往来的开始。但是这时候的北元已经无力外顾。几年后，随着明军进占云南，北元对乌思藏的控制便逐渐被明廷所代替。
这时候，二十余岁的宗喀巴已在后藏至前藏诸大辩场立释量、集论、俱舍、戒律四部之宗，“慧辩锋芒，理教渊深，释难则势如破竹，酬问则语同扣应”。这时他已经达到“格西”的地位。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一，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三节《大师入藏学法》。第四节宗教改革洪武十八年（385），宗喀巴二十九岁时，在雅垄的南结拉康寺拜楚臣仁钦为师，受比丘戒。②大约也就从这时起，宗喀巴开始戴上黄帽，这是藏中佛教徒中兴佛法弘扬戒律的标志。宗喀巴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深感当时藏区喇嘛教的**，决心针对这种状况进行改革，提倡严守戒律。
宗喀巴开始在各地讲论因明、中观、入中论等。几年以后，洪武二十一年（388），三十二岁的宗喀巴完成了十年前立宗答辩讫的《现观庄严论》，他在佛教理论上更趋成熟。
一个冬天的夜晚，宗喀巴和寺中僧人们围火而坐，有人说到过去曾有一位高僧，在一次法会上，同时讲论十一种经论，成为讲论最著的高僧。于是几位僧人便请宗喀巴也同时讲授多种经论。宗喀巴想了想说道“若稍励力，或亦能之。”于是应允二十天以后，于初一日开讲。
同时讲解多种经论，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在讲解过程中，各种经论互通互异，每讲一种，须取多种之注释，但又不能紊乱，这就需要对佛经有深入研究。宗喀巴在应允讲授多种经论后，闭关作了认真准备。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各寺僧人闻讯争相来听，有些惟恐来不及赶到，纷纷写来书信，请求将开讲日期后延数日。
宗喀巴虽然没有改换日程，但为照顾远道后至的僧人们，他先讲了四天诸经散论，直到第五天，才开始正式讲授，那一天，他同时开讲十五种经论，后又增至十七种，包括慈尊五论，中观五论和集论、俱舍论、戒律、因明、入中、入行、四百论。
法会共进行了三个月，这对宗喀巴后来在噶当派基础上创立格鲁派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他又逐渐增加讲论种类和内容，最多时一次同时讲论二十九部大论，成为佛教法会史上绝无而仅有者。
从洪武十八年（385）宗喀巴受比丘戒以来，大约七年左右的时间，他已经完成了密法的学习，也就从这一年（洪武二十五年）起，三十六岁的宗喀巴开始收徒。开始是八大弟子，后增至十三人，又增到三十余人。他虽是游僧，却总有数十名弟子相随，逐渐成为一支在西藏佛教界颇有影响的势力。这些弟子中最著名的是洪武二十九年（39）宗喀巴四十岁时收得的甲曹节。甲曹节当时已是后藏的名僧，他到前藏立宗辩论时听到宗喀巴的名声，不服气，找上门来寻衅。这时宗喀巴正在为僧众讲经，甲曹节直闯了进来，连戴的帽子也不摘，径直来到法座前。宗喀巴知道对方寻事，不与他相争，从高座上下来，到小座坐下，继续讲论。甲曹节毫不在意地在高座坐了下来。但是随着宗喀巴继续讲论，甲曹节听着听着，渐渐地感到不自在了。宗喀巴所讲的经论，竟然都是他闻所未闻的，他不由肃然起敬，从高座上站起来，摘下僧帽，走到听讲众僧徒之中。从此他便甘心从师宗喀巴，到宗喀巴死后，成为继承其事业的最主要的弟子之一。
洪武三十年，宗喀巴在娘地的惹种寺创办讲经法会，调解了当地四个头人的不合，宗教活动与政权统治的关系加强了。宗喀巴的传教活动和宗教改② 牙含章《**喇嘛传》，第3 页。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二，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四节《受具及遍学密法》。革主张得到了西藏帕竹第悉明封灌顶国师札巴坚参的支持。建文元年秋天，内邬宗本南喀桑布和桑朴寺堪布衮却粗墀，请宗喀巴到布达拉为桑朴、第瓦巾、公塘、噶瓦栋、觉摩垅等寺院僧人数百人讲经，这种集合各寺僧人来听讲经的事，以前是很少见的。这也说明宗喀巴在西藏政教界地位逐渐稳固，实行宗教改革的条件形成了。
建文三年（40）春天，宗喀巴与仁达瓦及贾乔贝桑会于囊孜顶寺，进行了教规整顿。寺中六百余名僧侣都被命“悔已往之违犯，防未来之过■。罪辨重轻，境分多寡，出罪必道名种，舍堕定离犯物。覆本意喜出罪作法，下至加持衣钵、房舍、卧具、漉水、观虫、折草、掘地，莫不一一如律而行”。当时的西藏因袭了元朝以来的政教合一体制，喇嘛僧侣生活极端腐化，他们与封建领主互相勾结，把持寺院，贪婪成性，淫荡自恣，不仅酗酒耽食，而且纳妻生子，甚至藉口修密宗之术，强取民女以供**，藉口法事之需，挖取活人心肝作为供品。人们对这种做法日益怀疑不满，这对政教合一的体制十分不利，宗教改革已势在必行。当时许多有名望的高僧，大都囿于原教派的教义，难于更改，正因为如此，宗教改革的任务便落到外来僧人身上，而宗喀巴便是其中最合适的人选。在帕竹第悉札巴坚参的支持下，宗喀巴以原噶当派教义为立说之本，进行了改革。
这一年宗喀巴回到热振寺后开始撰写《菩提道次第广论》，于次年撰成全论，两年后又作《密宗道次第广论》三十卷，成为他所创建的格鲁派的经典之作。
永乐五年（407），五十一岁的宗喀巴又来到前藏，居住于色拉却顶。
这时名僧克主节也来到前藏，立十部论宗，游诸辩场。他参见了宗喀巴，被收为弟子。克主节后来成为宗喀巴最著名的两大弟子之一，即班禅一世。第二年，宗喀巴在一个夜晚，趁众人不觉察时，只带了两名弟子，来到喀山岩洞中闭关修行，他实际上是想寻个安静去处完成自己宗教改革的理论。在那里他著成“辩了不了义论”，定名为《善说藏》。但是他的名声使他无法寻求清静了，明成祖派遣的使臣找到他，带来了皇帝的书信，要迎请他前往京师。这是给藏区宗教领袖的最高荣誉。宗喀巴却不能离开，他的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他给明成祖写了复信，指派弟子释迦也失随使臣而去。永乐七年（409）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宗喀巴在帕竹第悉明封阐化王札巴坚参支持下，在拉萨主持大祈愿会，这是他一生宗教活动最光辉的时刻。全藏各教派前来参加大会的僧众多达万余人，赶来观光的俗人则更有几万人。这个大会的成功使宗喀巴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西藏喇嘛教界的第一号人物。② 王森《宗喀巴传论》。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三，第二章《别明现世事迹》第十一节《广宏圣教》。 于道泉《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
② 王森《宗喀巴传论》。
第五节创立格鲁派这次大会后，宗喀巴所创立的新噶当派（格鲁派）也就开始形成了。
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宗喀巴还没有自己的寺院，要创建一个新的教派，首先必须有自己的寺院。大祈愿会后不久，宗喀巴在帕竹集团贵族仁钦贝、仁钦伦布等的财力支持下，在拉萨东五十里的旺古尔山创建了甘丹寺，这个寺院成为格鲁派的主寺。
在宗喀巴创建新教派新寺院的同时，原来的噶当派则正感到没有出路。
他们虽然寺院众多，僧人云集，但是组织涣散，缺乏有权威的大师。于是这一年岁末，宗喀巴作隐语诗，公开宣布直承噶当派创始人阿底峡之传。他在诗中宣称，永乐七年（409）十二月初三之夜，见到了文殊菩萨十九尊之曼陀罗。文殊手执瓶水，对宗喀巴说道“此瓶之水，是阿底峡住那哩当水边时与文殊慈尊抉择一身（法报化）二身（法色）法义和合之水。从阿底峡至今三百余年，未有所付，今当付汝也。”很明显，既然阿底峡三派传承法义全部授予宗喀巴，宗喀巴自然便成为了噶当派的领袖。其结果也只能是噶当派寺院逐渐改宗格鲁派。
甘丹寺的建设由于帕竹贵族大力支持布施而进展极快，一年后便建起了七十余院，定基百余处。宗喀巴这时却感到身体不适，他带了数十名弟子去闭关“息灾”。但他终于还是病倒了。永乐十年（42）十一月闭关修行时病情渐加重，最重时二十余日不能安眠，他自己也相信这是魔劫之至。直到永乐十二年（44）六月初五日宗喀巴始病体痊愈，这时他已经五十八岁。这一年多闭关养病并未影响到宗喀巴名声日著。永乐十二年明成祖第二次派遣使臣迎请他入京，因而使他声望更有所提高。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因大病初愈，不胜劳累，又未能成行，他再次派弟子释迦也失随同使臣入京。这次入朝，《明史》中有所记述大慈法王，名释迦也失，亦乌思藏僧称为尚师者也。永乐中，既封二法王（按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其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于是来者趾相接。释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礼亚大乘法王。明年命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十四年辞归，赐佛经、佛像、法仗、僧衣、绮帛、金银器，且御制赞词赐之，其徒益以为荣。释迦也失在京师（南京）受封西天佛子大国师的同一年，宗喀巴受札巴坚参之请，在闻地的札希垛喀为丹萨替寺、节塘寺和烈伍栋僧官僧众讲经，并且为丹萨替寺京俄（阐化王札巴坚参胞弟，帕竹教派最高首领）授比丘戒。虽然明廷并未直接授予宗喀巴封号，但他作为明封西天佛子大国师之师，同时也是藏区最受推崇的至高无尚的宗教领袖。
宗喀巴的晚年是极其忙碌的。随着格鲁派势力的不断扩大，永乐十四年（4）宗喀巴命弟子绛央却杰在拉萨西郊又建起一座新的寺院哲蚌寺，宗喀巴亲临其地，为寺院加持地基。两年后，又命释迦也失在拉萨北郊建立色拉寺。这两座寺院与原建甘丹寺被称为拉萨三大寺，奠定了黄教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三，第二章《别明现世事迹》第十六节《根本道场》。 《明史》卷三三一《大慈法王传》。
永乐十七年（49）秋天，宗喀巴应徒众之请，往朵垅温泉沐浴。但他只是在那里略濯其足便转往哲蚌寺，为两千多僧俗听众讲论《菩提道次第》，他过去从来不传此经于俗人的，这一次却例外了。这是哲蚌寺修密法之殿竣工的日子，僧众请宗喀巴讲经以为开光。但是宗喀巴未及讲完，便因故返回拉萨去了。不久，又受释迦也失之请，往色拉寺讲经。宗喀巴大约已经感到自己寿命不会长久，他是在勉力而为。不论何处之请，凡无二次者，他全都应许下来，他要利用自己不多的时间，去力争多传此教法。
直到这一年入冬后十月二十日，年迈多病的宗喀巴才回到甘丹寺，回到他自己的住室中，他感到安心了。
当天夜晚，宗喀巴病情发作。三天后，他留下遗嘱，由达玛仁钦继承住持寺院事务。二十四日夜，重病中的宗喀巴仍在竭力修持，他要用佛家的绝对虔诚走完一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二十五日清晨，宗喀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第九章唐赛儿第一节救民于困厄的“佛母”
明永乐十八年（420），山东蒲台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场发生于明成祖迁都北京前夕的起义，又在距离北京较近的山东一带，给明初政治或多或少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在明初规模相对较大的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便是后来被民间演义为传奇式的女英雄唐赛儿。
山东蒲台在元朝末年曾经是红巾军控制的地区，早在至正十七年（357）刘福通便派毛贵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等地，从此这一带在红巾军控制下，明教也从此深入到民间，直到明初，明教作为一种民间传播的秘密宗教，在当地保持了很大的影响。
唐赛儿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民间宗教传播的环境中，自幼便开始诵读佛经，并以“佛母”自称。她的丈夫林三，也是明教成员，而且很可能是当地明教的领导者，只是较早去世，于是当地明教的秘密传播便由唐赛儿承担起来。唐赛儿的传教范围不仅仅在蒲台，到她发动起义的前夕，除蒲台之外，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都发展了大量教众。一个传奇色彩极浓的故事说，唐赛儿一次祭奠丈夫归来时，在山麓见到石罅中露出一个石匣角，挖出来看，匣中有天书、宝剑等物，从此她便通晓法术，运用神剑，剪纸人马作战，完全成为了一个真正为教众们所信奉的“佛母”。但这显然只是唐赛儿为传播明教的宣传，而实际上她之所以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是因为她能够真正有助于那些失去生计的贫民。所以就连为明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史家们在论及此事时，也不得不说唐赛儿“以其教施里门间悉验，细民翕然从之。欲衣食财物，随所须以求运至”。因此，在百姓们的心目中，只有唐赛儿才是能够救民于困厄的“佛母”，也就不足为怪了。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
第二节山东饥荒与唐赛儿起义元朝末年，山东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战后的经济破坏相当严重，明初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但是直到洪武后期，对于流民的安置，生产的恢复，仍然一直是令朝廷感到困难的问题。太祖死后，燕王朱棣从北平（今北京）起兵夺位，发动了“靖难”之役。山东一带又成为重要战场，尚未完全恢复的生产重遭破坏。朱棣即位之初的山东一带，大部分地区百姓困顿，商贾不通，满目疮痍。对于这种情况朝廷是十分清楚的，朱棣曾经说过“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②对于在“靖难”中“供给特劳”的北平及永平、保定一带“顺民”，朱棣夺位后还能够想到给予一些特殊的优免，然而山东地区却不在此列。所以永乐间，当山东饥民需要赈济时，许多地方已是仓无储粟，不得不“于近旁军卫有司所储给赈之”。
永乐四年（40），山东济南府发生蝗旱灾害。饥民中疫疠流行。同年青州府乐安等州一次上报的户绝田地便多达七十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亩。（《明太宗实录》卷五八，永乐四年八月己亥；卷六二，永乐四年十二月乙酉）永乐七年（409）朱棣开始准备对北元的北征，并且加快了对于北京的经营，于是地近京畿的山东又一次成为征发的主要地区。那些被征发挽运粮粟的民运户得到的只是当年田租的优免。两年以后，会通河工程开始，山东大批民户应役，虽然免去了应役者的其他徭役和当年田租，但是对于处境维艰的农民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仅是恩免，而且是赈济。第二年春饥之后，当朝廷不得不给予山东饥民赈济时，一次所需的赈济粮便多达六十万石，几乎是永乐初年给予江南大水灾后十余万户灾民赈济的四倍。事实上，永乐中几次数额大的赈济几乎全都发生在山东。到永乐十二年（44），随着朱棣第二次北征的准备，山东再次成为征发的对象。两年后，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山东与北京、河南的饥民共达百万户，数百万人，饥民数字超过了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赈济饥民的粮食一次超过一百万石。可以说从元朝末年直到唐赛儿起义的前夕，山东几乎一直未曾平定下来。
沉重的赋役和连年的灾荒给山东地区民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寻找生路的农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了对宗教的信仰上面，唐赛儿所发展的教众很快便多达数万人，从而令地方官府感到畏惧与束手无策。
当时的山东右市政使储埏是个岁贡出身的官吏，历官年久，办事老成。
他在洪武间曾游齐鲁，深知这一带民间宗教的传播影响，也学了一些教中的诀语，自以为掌握了破教的办法。永乐十一年（43）他任山东右布政使后，看到当地习教民风未息，加上连年灾荒，民情汹汹，恐限制过严反而激起变乱，只得采取了抚绥的办法。永乐十四年（4）的大规模赈济，很可能便出于这种抚绥政策。
但是，抚绥赈济所能够解决的只是饥民的一时生计，却无法改变山东的赋役负担。所以没有多久，唐赛儿部下的董彦杲、刘峻（一作俊）、宾鸿等率众二干余人，占据益都卸石栅（一作棚）寨，以红白旗为号，声势日盛。② 《明太宗实录》卷五三，永乐四年四月丁卯。
《明太宗实录》卷十八，永乐元年三月甲午。
对此，山东布政司储埏等人依然采取了镇压与抚绥并行的办法。永乐十七年（49）由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镇压，结果被义军击溃，高凤被杀。其后又遣莒州千户孙恭前往招抚，但结果也被义军拒绝，前往招抚的官军也被杀掉。但是这些事件都被地方官员隐瞒未报，他们似乎还在寄希望于抚绥，但是实际上对于地方官府来说最令他们感到担心的还不止是这二千余人的起义队伍，而是山东各地的数万名明教教众，乃至更多的寻求生计的饥民。
关于唐赛儿起义的情况是由直隶沂州卫上报的，时间是在永乐十八年（420）二月初十日。这时候唐赛儿的教众起事已经有几个月时间了。尽管奏疏中说到起义教众仅二千人，但是朝廷仍然不敢大意，山东毕竟是漕运的要道，是供给京师的基础。朱棣一方面接受了高凤失败的教训，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对山东卫所的不信任，他决定派出安远侯柳升和都指挥使刘忠率京军前往镇压。
三月十三日，柳升率领的官军到达益都，包围了义军的山寨。面对强敌，义军采取了诈降之计，声称食尽无水，欲趋东门汲道。待到官军放松警惕，义军乘夜偷袭官军军营，杀都指挥刘忠，突围而去。
这时唐赛儿的部下董彦杲已经率领义军攻克莒州、即墨，并且包围了安丘。据有些史书中的记述，当时攻打安丘的义军多达万人，成为这场起义的**。但是围攻安丘的义军却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备倭都指挥使卫青所率官军的突然袭击。安丘战败，使唐赛儿的义军受到很大损失，无力再与力量强大的官军作战。不久，另一支义军在诸城与官军作战中再次失利，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第三节唐赛儿失踪之谜这场由民间宗教传播多年而组织的起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镇压下去，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在义军占据山寨以至其后与官军作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看到过唐赛儿出现，但她却被认定为这场起义的领导者。这很可能因为她始终只是保持着民间宗教领袖的身份，而董彦杲等人的聚众山寨，则只是当时明教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部分教众的行为，而并非全体教众在唐赛儿领导下的行为，所以只有两千人参加了占据山寨的起事。待到义军攻打安丘时，这场起义的影响已经达到了**，参加起事的人数也骤然增多。但是占据山寨也好，攻打安丘也好，唐赛儿作为当时的宗教领袖，都很可能并未直接参加，正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起义的整个行动显得缺乏统一领导指挥，更缺乏民间宗教背景下起义的严密组织特点。但是这场起义的秘密宗教的特色，在起义失败后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起义被镇压的同月，朝廷下达了追捕唐赛儿的诏令上以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混**道士中，遂令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女道士，悉逮至京师诘。（《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三，永乐十八年三月戊戌）
两个月后，一无所获的朱棣将追捕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上惩妖妇唐赛儿通经扇乱，遂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五，永乐十八年五月丁丑）
因这两道命令而遭逮捕的妇女不下几万人，成为当时事佛妇女的一大厄难。但是唐赛儿却始终未能捕获。而关于唐赛儿的传闻却愈发神奇了起来。既而捕得之，将伏法，恬然不惧，裸而缚之诣市，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祝允明《野记》卷二）
..获赛儿暨刘峻等男妇百余人。赛儿坐槛车，语解者曰“今死矣！
幸畀我一杯水以止渴。”护解者哀之，不知其诈，比水至，而赛儿遽遁矣。（《存砚楼二集》卷二四《秦五公传》）
在这些记述中，唐赛儿成为了一个通晓妖术的“妖妇”，但许多人把她当作了一个传奇的英雄人物。明朝人大都对唐赛儿未被捕获而感到惊异，认为她一定会有神人相助。这所谓的神人相助，其实便是民间宗教力量的体现。中国历史上的极端封建**统治，一向以强大严密而著称，但是在那些信仰着依靠民间宗教精神改变命运的民众面前，却虚弱无用到了这样的地步，一切官府、巡检司、关隘、军队乃至特务机构，都无济于事。唐赛儿的下落永远是一个谜，她谜一般消失在民间。
第十章明仁宗第一节仁厚之君永乐二十二年（424）秋七月，明成祖病逝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
皇太子朱高炽继承皇位，是为明仁宗。这一年他四十七岁。
八月十五日，一个不同寻常的中秋节。隆重的登极大典在北京紫禁城中举行。因身体过胖而步履艰难的朱高炽，在人搀扶下登上了奉天殿宝座。略显疲惫的神色掩饰不住一丝成功的兴奋，在监国多年之后，他终于登上了皇位。但他依然是那么仁厚谦和。他让一名太监出来，传旨鸿胪寺，免去了原已安排好的百官表贺之仪。文武百官入殿行过五拜三叩头礼之后，便往承天门外，依照文东武西的仪制分列，等候着开读《登极诏》。
朕惟上天生民爰立之君主，仁育兆庶，咸底于太和，御统华夷，同跻于熙皞。诏书开首不外这类惯用的溢美之辞，但是群臣却感到一种孕于无形的变化。这固然因为诏书中明确改革了永乐朝的诸项“弊政”“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同时这也是出于他们对朱高炽本人的了解。肃穆静听这作为施政宣言的《登极诏》，仿佛在群臣面前展开了一幅治世蓝图。这位生性仁厚的新皇帝，要用仁政来统驭“华夷”了。”
“仁政”对于明初的士大夫们来说，实在有些显得陌生。自从明太祖朱元璋登极称帝，实行的便是“严猛之治”。那些曾将功臣宿将诛杀殆尽的大案冤狱，人们还当记忆犹新。明太祖死后，建文帝朱允炆登极，这位近于懦弱的青年皇帝也曾想实施“仁治”，但却被燕王朱棣发动的夺位战争所替代。当朱棣从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之后，那些追求“仁政”的士大夫们遭到了空前残酷的迫害，恐怖政治代替了理想中的“仁政”。
出生于洪武十一年（378）的朱高炽，几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而他本人的坎坷经历更加使他感到了“仁治”的可贵。洪武二十八年（395），作为燕王长子的朱高炽被册立为燕世子。这时已是明太祖的晚年。太祖死后，燕王起兵夺位，与父亲性格迥异的朱高炽也被卷进了这场战争之中。
朱高炽虽然生性仁厚，却并不懦弱。他奉命居守北平（今北京），曾经抵挡住朝廷方面数十万大军的进攻。虽然上有母亲徐氏，下有道衍（姚广孝）、顾成等人相助，但仅以万人坚守孤城，也确实不易，可见其绝非庸懦之辈。史书中说朱高炽“善拊士卒”，而且擅射好学，“发无不中”②，颇有些文武兼才的味道。但是朱棣却不大喜欢他。朝廷方面曾想利用他们父子间的矛盾，致函给朱高炽。朱高炽不启封，命人径送给朱棣，使朝廷离间之计落空。朱高炽的胞弟朱高煦则是个悍勇无赖之徒。朱棣起兵夺位，他一直随同在军中作战。白沟河、东昌诸战役中，他拼死狠斗，史书中说他“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攻者，高煦力为多”。朱棣认为朱高煦勇武之气像自己，危急 《明仁宗实录》卷一上。
《明史》卷八《仁宗纪》。
② 《明史》卷八《仁宗纪》。
《明史》卷一一八《汉王朱高煦传》。
之中，得其出力，心里自然喜欢，相比之下，便不大喜欢朱高炽身上的仁儒之气，有时竟会抚着朱高煦的肩鼓励道“勉之，世子多病。”②朱高煦自然也便会意，这是许他日后为嫡的暗示。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第二节夺嫡之争待到燕师攻入南京，朱棣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后，真的要考虑选立太子的时候，却又有些拿不定主意了。他因此没有立即册立太子。君臣对此多有觉察，于是纷纷上言，请求建储。不少勋臣贵戚都支持立朱高煦为太子，理由不外其“靖难有功”，文臣则大都支持朱高炽，其代表人物是兵部尚书金忠和内阁学士解缙。金忠在朱棣面前列举历代立嫡故事，劝他册立嫡长子朱高炽。朱棣再去问解缙，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听罢低头不语，解缙知道朱棣平素最喜爱长孙朱瞻基，于是顿首道“好圣孙。”③朱棣终于点了点头。实际上这些文臣们所坚持的还不仅是立嫡长的旧制，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对皇帝的选择。文臣们渴望一个像朱高炽那样“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④的仁君。
文臣们不失时机地支持朱高炽，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据说一天朱棣命诸臣为一幅《虎彪图》题诗。解缙看到图中大虎与小虎，作讽谕诗吟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隆平侯张信是勋臣中为数不多的明确支持朱高炽的一个代表人物。朱棣曾直接向他谈到欲立朱高煦为太子。张信怫然道“事干天常，岂易为耶？”②因此激怒朱棣，被砍伤牙齿。
迫于压力，朱棣不得不于永乐二年（ 404）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同一天，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被封为汉王和赵王。然而这场立储之争却并未因此结束，不仅汉王朱高煦一直图谋夺嫡，赵王朱高燧也在宦官黄俨等人支持下暗中活动，而在这场立储之争中的受害者主要还是那些支持太子朱高炽的文臣们。
册立太子后，朱棣便不愿再有人议论此事。解缙是个恃才自傲少有顾忌的人，看到汉王朱高煦有夺嫡阴谋而宠遇日隆，忍不住进谏道“是启争也，不可。”③一下戳到朱棣痛处，大骂解缙“离间骨肉”。朱高煦恨透了解缙，也趁机谮告解缙泄露禁中密语，于是解缙成为了这场夺嫡之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事情发生在太子朱高炽第一次监国期间。永乐七年（409），朱棣前往北京筹备北征事宜，朱高炽留南京监国。所谓监国，就是代理皇帝问政。但是对于朱高炽来说，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根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处理政务，因为与其说这次监国是朱棣对他的培养锻炼，不如说是对他的考验。
永乐八年，解缙已被贬官交阯（今越南北部）布政司参议，入京奏事，恰值朱棣前往北京，于是入见过监国的太子后便离京南去。朱高煦抓住这个机会奏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朱棣果然大怒，③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④ 《明史》卷八《仁宗纪》。
陈沂《畜德录》。
② 陈沂《畜德录》。
③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将解缙下狱。这个立储之争中的大案牵连到大理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李至刚等人。少詹事邹济也因此积忧成疾，不久病死。李贯、朱纮、萧引高、高得旸先后瘐死狱中，解缙在关押五年后被处死。
永乐十二年（44），朱棣北征回师，监国的太子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朱高煦再次乘机进谮，结果东宫官属几乎全部入狱。其中黄淮、杨溥等人系狱达十年之久，直到朱高炽登极，才被释出狱。
文臣们在这场立储之争中受祸匪浅，而他们也确实起到了保护太子的作用。永乐九年（4），朱棣回师南京时，曾向阁臣杨士奇询问太子的情况。“太子孝敬。”杨士奇抓住了朱高炽最突出的优点，这也是朱棣对其唯一满意之处，朱高煦等无法与之相比。朱棣于是让他再说具体些。
“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杨士奇举例说道“去年将时享（祭祀），头风作（感冒），医言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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