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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设僧三万七千九十余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万，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余万，共该五十余万。..其军民壮丁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又不知几何。马文升用“创修寺观遍于天下，妄造经典多于儒书”概括了当时佛教的情况，这与明初相比显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从现存的材料看，明代佛教的发展主要还是在正德以后，这与明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情况是同步的。本来也可能在成化时就发展起来，但是追寻祖制的“弘治中兴”将其推后了二十余年。正德以后心学的兴起，对于禅学的发展有所刺激，到晚明王学末流更走向禅化，禅学也随之而得到了发展。明代佛教各宗的名僧，以及明代的四大高僧均出现于正（德）、嘉（靖）以后。一、禅宗。
明代禅宗主要有临济宗和曹洞宗两个支系。
临济宗的发展主要在嘉靖到万历以后，从笑岩德宝（52—58）以禅学与诸儒学者相交而知名，其后有门人幻有正传（549—4），正传门人中又有圆悟最为著称。圆悟号密云，宜兴人，原姓蒋。三十岁以后出家龙池山禹门寺，天启三年（23）于天台山通玄寺开堂说法，始有名声。先后主持嘉兴金粟寺、福州万福寺、宁波天童寺等，因其弘扬临济宗风，故有“临济中兴”之称。
② 郎瑛《七修类稿》卷四三《姚广孝》。
③ 《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
转引自《明会要》卷三九。
曹洞宗在明代的著名高僧有慧经及门人元来、元贤和高僧圆澄等。慧经（548—8）晚年长期主持江西黎川寿昌寺。他主张农禅并作，是一位将躬耕田野与讲禅说法结合起来的高僧。他的门人元来（575—30）以提倡“禅、净无二”而闻名。元贤（578—57）幼年致力于儒家的程、朱理学，由儒而入释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发展影响颇大，他因此重于著述，主张兼容并纳。曾经明确提出“禅、教、律三宗，本是一源，..如鼎三足，缺一不可。”并且强调儒、释、道三教一理。他的思想明显地代表了明后期佛教发展的趋势。
二、净土宗。
明代净土宗的发展也是在嘉靖以后，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被称为“莲宗八祖”的袾宏，袾宏（535—5）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他先后著有《答净土四十八问》、《净土疑辩》等净土宗的重要著作。但是他同时也积极主张“禅净一致”，而且重视华严宗的教义，代表了明朝后期佛教各宗渐趋融合的发展趋势。
三、天台宗。
明代天台宗于万历年间始有“天台中兴”之说，其中兴高僧为传灯。传灯（553—27）于万历十五年（587）入天台山，习天台之学，兼习禅宗和净土宗教义，也是博及诸宗的高僧。其后有称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智旭（599—55），在弘扬天台教义的同时，进一步主张各宗融合，三教合一，成为明末三教合一的推动者之一。
除去佛教的上述三个宗支外，其余各宗，如律宗、华严宗等，在明代一直处于衰微之中，没有突出的人物与学说出现。
明代的四大高僧，除净土宗的袾宏大师、天台宗的智旭大师外，还有紫柏真可和憨山德清。袾宏与智旭虽然各有宗派，但都是主张各宗融合的，而且主张儒、释、道的相合。而紫柏与憨山则不仅主张三教的合一，而且自身也从无明显的宗派。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声响亮的高僧，其原因也正在于此。紫柏（543—03）后于万历中“妖书案”中被牵入狱而死，憨山（54—23）亦于万历间以私造寺院罪入狱论戍，而其于戍所讲佛，居然使戍卒们闻之若痴。
不固执于佛家之说，而与儒、道相合，就使得佛教为士大夫们所接受，这同晚明士大夫们近禅的趋势是一致的。三教合一是晚明儒、释、道三家发展的共同趋势，林兆恩（57—598）的“三一教”，更是这种三教合一的具体实践。
王友三《中国佛教史》第五编第二章《明清佛教》，第749 页。
第二节道教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因此道教历来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朱元璋起自民间，对于道教有特殊的感情，在他打天下时，身边的周颠和铁冠道人张中就都是道士。而他本人也经常阅读道教的经典《道德经》。明初最为著名的功臣刘基，也是颇信道教的，传说中他曾师从九江道士黄楚望，得其天文地理术数之法。在明初的功臣当中，刘基近道，而宋濂近佛。历朝的统治者都要宣传自己是有天命的，因此就要神化自己，道教在推算占卜方面的传统于是成为统治者神化自己的工具。
明建国后道教与佛教一样，成为朝廷确定的官方宗教。洪武元年（38），江西龙虎山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被召入朝，明太祖命去其天师之号，封为真人，世袭，称龙虎山正一真人，秩正二品。另设法官、赞教、掌书各二人。阁山、三茅山各设灵官一人，正八品。另设太和山提点一人。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恩封，与对于当时全国道教的管理并没有直接关系。掌管全国道教事务的机构还是与佛教的善世院同时成立的玄教院。洪武四年（37），玄教院与善世院同时革罢。次年开始由朝廷发给道士度牒。十五年（382），始置道录司，设左、右正一各一人，正六品；左、右演法各一人，从六品；左、右至灵各一人，正八品；左、右玄义各一人，从八品，基本与佛教的管理一样。但是道教与佛教不同之处在于它还要承担郊祀活动，所以从洪武十一年（378）起，又专门设立了神乐观，掌乐舞，以备祭祀。设提点一人，正六品；知观一人，从八品。神乐观隶属于太常寺，与道录司没有统属关系。对于地方道教的管理，则于府、州、县分设道纪司，以掌其事。
明朝的建立给了各种势力表现自己的机会，而朱棣的起兵夺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次新的权力更替。在帮助朱棣起兵的谋臣当中，就有一些以占卜为长的方士，成祖最主要的谋臣姚广孝虽然是僧人，但是也曾于苏州灵应宫从道士席应真习方术。也许是出于这种情况，所以永乐初年，曾有人给成祖进献《道经》，希望以此获用，但是这时候成祖更需要标榜的是以儒道治天下，进献《道经》的人因此遭到了成祖的斥责，他说“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道经》何用？”但是到永乐十五年（47），却有了一次对于道人徐知证、徐知谔的敕封。徐知证被敕封为“九天金阙明道达德大仙显灵溥济德微洞元冲虚妙感慈惠护国庇民崇福洪恩真君”，徐知谔被敕封为“九天玉阙宣化扶教上仙昭灵溥济高明宏静冲湛妙应仁惠护国佑民隆福洪恩真君”。当时还在北京兴建了洪恩灵济宫。这是明初对于道教的一次盛典。据说原因是一个名叫曾辰孙的道士在为成祖医病时祷于二徐真君，而且梦见二徐真君授以灵药，才治好了 娄性《皇明政要》卷四。
成祖的病。这件事在当时造成了一些社会影响，同年八月，便有人献金丹方书给成祖，称其可以长生不老。成祖没有听信这些话，令其人自食金丹，烧毁方书，不许再以此惑人。但是由曾辰孙进药引起的二徐真君的封敕之事，反映了从明初开始，道士的丹药便与宫廷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明朝的皇帝从成祖开始，几乎没有不服用道士丹药和用房中术的。这也就使得明代的道教与佛教完全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与佛教的学术化不同，明代的道教走的是一条修炼斋醮的道路。
在成化以前，一些知名的道士还较为追求戒行，如历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道士刘渊然，史称其“在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②。其徒邵以正及道士沈道宁，均以道术知名。再如“玄妙观道士张宗茂，自幼传其师李雷谷之法，祈祷必应，戒行亦端。后举为道纪，非其所好，常托病不视事。”但是成化以后，方术便成了人们谋官的捷径。
明宪宗时方士李孜省以方术得幸，内阁大学士万安，也借进献房中术而固宠。所以成化朝僧道多以符箓烧炼得官，到孝宗即位后，裁汰以僧道得幸的在朝官员，数目已经相当惊人了孝宗初，诏礼官议汰。礼官言诸寺法王至禅师四百三十七人，喇嘛诸僧七百八十九人。华人为禅师及善世、觉义诸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请俱贬黜。②孝宗虽然对僧道进行了整顿，但是他本人也是信奉道家的，宦官李广便以道家修炼之术获幸。
有明一代道教最为显贵的时候是在嘉靖朝，世宗因为过度崇信道教而与宋徽宗一样得到了“道君皇帝”之名。而且他自己也确实有道号。嘉靖三十五年（55），他为其父上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其母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无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
嘉靖朝最受宠幸的有道士邵元节和方士陶仲文。邵元节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世宗即位后，“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邵元节于是被召入朝，大加宠幸。为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为太常丞，邵本人后来官至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其徒陈善道等俱进秩，其师李伯芳、黄太初封为真人。邵元节死后得赠少师，陶仲文更得以封恭诚伯。道教的获宠，与皇帝追求长生有直接关系。据《明史》记述② 《明史》卷二九九《刘渊然传》。
王锜《寓圃杂记》卷四《张宗茂尸解》。
② 《明史》卷三○七《继晓传》。
帝益求长生，日夜祷祠，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四方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之属，咸以烧炼符咒荧惑天子，然不久皆败，独仲文恩宠日隆，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缘以进。陶仲文的被宠，主要是他进献的丹药对世宗“有验”。
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壬子冬，命京师内外选女八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乙卯九月，又选十岁以下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言，供炼药用也。②据一些史家分析，嘉靖间著名的“宫婢之变”很可能便与这种用少女炼制丹药有关，世宗本人险些在那场宫变中丧命，但是他却终生笃信道教不已。
内阁大学士严嵩便是以作青词而得到世宗的信用，而大学士夏言则因不冠世宗所赐香叶冠而遭疏远，终至被祸。在这种情形下，士大夫们也纷纷成为道教的崇信者。当然，明朝士大夫们对于道教的信奉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于道教方术的兴趣。随着明代朝政的日趋**，从皇帝到官员，都成了修炼方术的信奉者，而且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一直影响到了民间。
明代的道教就是在这样一种极特殊的条件下发展的。所以它的特点一方面是烧炼，另一方面是世俗化。在这样条件之下发展的道教，很难在教义和组织上有所提高，因此也就不可能凭借从上层社会到民间对于烧炼推算的兴趣而得以发展。
从第四十六代天师张元吉到第五十一代天师张显祖的情况很能反映道教在明代的处境。张元吉于天顺、成化间屡进封号，而成化五年（49）其杀人事发，论死系狱，后改杖一百戍甘肃卫，以母老还家死于家中。其子张玄庆得嗣为真人，传至张永绪，“荒淫不检，死无嫡子”。为吏部奏不当复袭，江西守臣亦言“张无功于世，有害于民，宜永裁革。”遂以礼部所定，革封号，以裔孙张国祥为上清观提点，后复其真人号。至万历间，“其人时时入朝京师，频留主斋醮。与其子为狎邪之游。各买乐妇为姬妾，至今遨游诸贵戚间，饮博谐谑之外，他无所解”。据《明史》记述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专恃符箓，祈雨驱鬼，间有小验。顾代相传袭，阅世既久，卒莫废去云。②明代的道教经典不盛，组织混乱，日趋衰微，而且道教在民间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成为民间宗教组织，脱离了道教原有的宗旨。
在《明史·艺文志》中收录的明代道家类著作共计五十六部。其中最为主要的有《道藏目录》四卷，《道经》五百十二函，以及焦竑的一系列有关道教的著作《老子翼》、《老子翼考异》、《庄子翼》、《南华经余事杂录》、 《明史》卷三○七《陶仲文传》。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宫词》。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真人张元吉》。
② 《明史》卷二九九《张正常传》。
《南华经余事杂录拾遗》等。此外《艺文志》中未著录的还有道士白云霁所著《道藏目录详注》四卷，见于《四库全书总目》。
《艺文志》中所记的《道经》，即后来世称的《道藏》，始修于永乐间，由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主持纂校，终永乐之世而未竣，至正统间再行纂校，十年（445）刊行，颁赐天下宫观，计四百八十函，五千三百零五卷。万历三十五年（0），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敕续补《道藏》三十二函，前后合计五百十二函，五千四百八十五卷。
《道藏》按照传统的道家“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法三洞者，一、洞真部，元始天尊所流演，是为大乘上法；二、洞元部，太上老君所流演，是为中乘中法；三、洞神部，亦出太上老君，是为小乘初法。四辅者，其一、太元部，洞真之辅也；二、太平部，洞元之辅也；三、太清部，洞神之辅也；四、正一部，三洞三辅所会归也。..其七部子目，则各分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十二类。《道藏》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除去道教的经典之外，还收集了先秦至宋的诸子百家之作，以及关于医药、养生和炼丹术方面的著作。
明代《道藏》的纂修，是对于道教文献的一次规模甚大的总结，对于道教的发展应当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明代道教后来发展的状况所限，有明一代道教文献还是相当贫乏的。
明代的道教支派主要有正一派、全真派、武当派和丹法派（东派）。正一派即明代敕封的张天师一派，由于得到了朝廷的有意扶持，这一派于明代最盛。武当派的创始人张三丰，生活于元末明初，太祖、成祖都曾专门派人找寻其踪迹，他因此而名声甚大。成祖即位后，声称曾受真武大帝的护佑，于是大兴土本，修建武当山宫观，武当派由此而成为明代道教的一个主要支派。丹法派创于明嘉（靖）、隆（庆）、万（历）间的道士陆西星（520—0）。这一派原是以烧炼丹药为主的，到陆氏以后，进一步发展了男女同修的阴阳丹法，以炼就内丹。这种修炼方法投合了晚明士大夫们的纵欲思潮。关于道教炼内丹的著作，在明初修纂《道藏》的时候，便小心地加以删除了，所以陆氏的著作，是在这方面保留下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六《子部·道家类》。
第三节民间宗教明代的民间宗教中最主要的是白莲教。朱元璋投身元末明教为主体的农民起义而取天下建立了明朝。但是当时的明教实际上已经不是由摩尼教发展而成的明教，而是“已合于佛，已混于道，又与出自佛教之大乘教、三阶教合”。“又与出自佛教净土宗之白莲社合，与出自佛教净土宗之弥勒教合。至元末遂有红巾军之全面起义。”所以许多材料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起义教众所宣传的还是白莲教的教义。但这时的白莲教所宣扬的弥勒下生及明王出世的说法，实际上是融合了弥勒教和明教的教义，成为一种混合型的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一般是由佛、道两教分化而成，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义的简明，并且由于其在民间传布，极易发生各种民间宗教的互融，而且在传布过程中往往产生许多的分支，所以有时候不大容易加以区别，而习惯于统称之为白莲教。
明朝建立后，明廷对于明教、白莲教等民间宗教采取了严禁政策。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白莲教之类的民间宗教在组织民众反抗政府方面的潜在作用，但是白莲教的活动却始终没有停止。在明初，白莲教在全国的活动相当活跃，如洪武初年陕西的王金刚奴起义，继承元末韩林儿龙凤年号，前后坚持四十余年陕西妖贼王金刚奴，于洪武初，聚众于沔县西黑山寺等处，以佛法惑众。后又与沔县邵福等作乱。其党田九成者，自号汉明皇帝，改元龙凤。高福兴称弥勒佛，金刚奴称四天王。王金刚奴直到永乐七年（409）才被官府捕杀。而同年湖广湘潭又爆发了李法良领导的弥勒教起义。永乐十六年（48）北直隶附近有刘化自称弥勒佛下世，在新城、真定、容城和山西洪洞等地传教，受戒者甚众，相约起事，事泄被捕杀。两年后便又有山东唐赛儿起义，成为明初最具影响的白莲教起义。
唐赛儿者，蒲台民林三妻也。儿时能刻纸为人马使战斗。自号佛母，预言成败事颇验，往来益都、安丘、即墨、寿光诸县，相煽诱。②永乐中，山东民妇唐赛儿夫死，唐墓祭回，经山麓，见石罅露出石匣角，唐发视之，中藏宝剑妖书，唐取书究习，遂通晓诸术。.因削发为尼，以其教施于村里，悉验，民翕然从之。..初亦无大志，画冗浩阔，妖徒转盛至数万，官捕之，唐遂称反，官军不能支。当时山东是白莲教活跃的地区，所以唐赛儿能够一呼百应，至其起义被镇压失败后，官府仍无法得到唐赛儿的踪迹。
这些史料中记述的唐赛儿所得的“妖书”，便是白莲教所称的宝卷，也 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载《读史札记》。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九《再僭龙凤年号》。
祝允明《野记》卷二。
就是教义的经典。白莲教教义在明代还在不断发展，到正德以后，白莲教吸收了罗教教义中的“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说法，奉“无生老母”为创世主，而弥勒下世，则是由“无生老母”派来领导教众前往“真空家乡”的。这对于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们无疑是最富吸引力的。
到明朝后期，随着政治的**，社会矛盾激化，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的传播也更加活跃，并且由白莲教众为主体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主要有嘉靖二十五年（54）汶上连氏与白莲僧惠金、杨惠通起义；嘉靖三十六年（557）乌镇道人李松起义；嘉靖中重庆大足蔡伯贯起义；万历二十七年（599）徐州赵一平、孟化鲸起义；万历三十二年（04）福建瓯宁吴建、吴昌起义；万历三十四年（0）临淮刘天绪起义；万历四十二年（4）王森起义；天启二年（22）王森弟子徐鸿儒起义。
明代的白莲教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许多分支，明末著名的白莲教经卷《古佛天真考证华宝经》中确认为白莲教支派的就有红阳、净空、无为、西大乘、黄天、龙天、南无、悟明、金山、顿悟、金禅、还源、圆顿、收圆等等。而当时的涅槃教、三一教、长生教、老子教、龙华会、忠勇会等，也都是白莲教的分支，应州的罗廷玺、湖州的马师祖、单县的唐云峰、重庆的蔡伯贯等则都是当时较为著名的白莲教首领。可以说终明之世，白莲教始终活跃于全国各地的民间，贯穿于整个的下层社会，甚至宫中宦官也多有信奉白莲教者，因此民间宗教的传播成为明朝统治者深感不安之事。明代的民间宗教虽然大多属于白莲教的支派，但是其中也有较为特殊的情况，如罗清创立的无为教，高阳、韩太湖创立的弘阳教，即曾有不同于白莲教的特点，只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与白莲教融合了。
无为教即罗教，创始人为明朝成化年间的山东人罗清，他初奉佛教禅宗，在其基础上吸收道教及各种民间宗教的教义，创立无为教。后为得到正德时当权太监张永等人支持，写成《罗祖五部经》（《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正钥匙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因其崇奉无为，诋毁白莲教，所以得到了正德皇帝的支持，罗清被封为“无为经师”，其《罗祖五部经》由官方刊行，成为明代官方支持的唯一的一个民间宗教。但是因为无为教提出了“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劫变及改造现实的观点，其后逐渐与白莲教相接近，到万历四十四年（）遂为朝廷所查禁。
弘阳教的创始人为万历间山西洪洞高阳，他主要活动于当时的京城北京，并且在宫中宦官们的支持下刊印弘阳教的经卷，宣传“红阳劫尽，白阳 王友三《中国宗教史》第五章《中国民间宗教》，第88 页。
当生”的劫变口号，认为世界分青阳、红阳、白阳三个阶段，每一劫变时便生大乱，到白阳的阶段，即成为最光明的世界。
高阳死后，道士韩太湖继续传播弘阳教，但是他奉罗教创始人罗清为祖师，吸收罗教的教义，而且仿罗清撰写了《混元弘阳飘高祖临凡经》、《弘阳苦功悟道经》、《弘阳叹世经》、《混元弘阳显性结果经》、《弘阳显性结果深根宝卷》，也称五部经，后又将经咒等编成五部经，称小五部经。韩太湖也长期在北京传教，多与宫中宦官交结，但是他与高阳不同之处在于高阳时的弘阳教入教者多为中上层人士，韩太湖时的教众则多为下层社会的劳苦大众。明代的民间宗教名目虽多，但多数是由白莲教、罗教发展而成的，其后各支派互相融合，教义也互相渗透，其创立之初在教义等方面的区别到后来也就愈加不明显了。
王友三《中国宗教史》第五章《中国民间宗教》，第88 页。
第四节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唐时传入我国，称“大食法”，宋代称“大食教度”，元末明初称“回回教”、“回回教门”，明代又称“天方教”（我国明时称阿拉伯为天方）、“清真教”；以后“清真教”的称呼普遍起来，伊斯兰教寺院因而称为“清真寺”。明代清真寺的建筑比元代多了起来，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五年（392）敕建南京三山街净觉寺和西安大学习巷礼拜寺（清修寺）。敕谕称“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咸阳王赛典赤七代孙赛哈智赴内府宣谕，当日于奉天门奉圣旨..盖造礼拜寺二座，南京应天府三山街铜作坊一座，陕西承宣布政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一座。如有寺院倒塌，许重修，不许阻滞。”永乐三年（405）二月初四日立石。碑存西安大学习巷礼拜寺。明代建筑的清真寺遍及各地。在北京，有东四清真寺、西花市清真寺、锦什坊街清真寺、长营清真寺。在天津，有天穆清真寺、金家窑清真寺。在宁夏，除了著名的同心大寺外，尚有纳家户清真寺、银川南关清真寺、单家集清真北寺。在甘肃，有兰州绣河沿清真寺、临夏华寺清真寺、临潭旧城清真上寺、徽县清真寺、武都清真寺。在青海，最有名的是洪武年间始建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此外有西宁北关清真寺、康家清真寺（永乐年间）、阿河滩清真寺（万历年间）。陕西，除敕建的清修寺外，尚有洪武十七年（384）铁铉修建的西安羊寺清真寺，永乐十一年（43）郑和重修小皮院清真寺（原名真教寺，亦称清真北大寺，始建于万历年间）、观上清真寺（初建于明末）。在山西，有长治南寺、北寺。在河北，有保定清真西寺、宣化清真南寺、沧州清真北寺、大厂清真寺、山海关清真寺等。在山东，有济南南关清真寺、德州北营清真寺、禹城韩寨清真寺、青州清真寺、菏泽西关清真寺等。在河南，有郑州北大寺、开封文殊寺街清真寺、朱仙镇清真北大寺、博爱县西关清真寺、陈州（淮阳）清真寺等。在江苏，除南京净觉寺外，有常州清真寺、**南门清真寺、菱塘清真寺（扬州市属）等。在安徽，有合肥清真寺、太和清真寺、寿县城关清真寺、安庆清真寺等。湖北明建清真寺有代表性的是沔阳清真东寺，湖南是常德清真古寺，浙江是嘉兴清真寺，江西是赣州清真寺。四川、云南的明建清真寺尤多，四川有成都鼓楼街清真寺、重庆清真西寺、都江堰市清真南寺、平武清真寺等，云南有昆明顺城街清真寺、沙甸清真寺、寻甸清真寺、小围埂清真寺、回回营清真寺等。辽宁的锦州和沈阳明代也建成了东北地区最早的清真寺。回族散居各地，回族村落在明代大量形成，有一定数量回民聚居的地方就有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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