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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七，正统十年三月辛丑条。

    ⑤ 《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一，正统九年九月己酉条。

    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二二。

    ② 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逃户》；《明史》卷七七《食货一·户口》。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八，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条。

    ④ 参见《明会要》卷五○《民政一·逃户》。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四，永乐二十年十月戊子条。

    要贡献。但他毕竟是一位封建皇帝，有功劳，亦有过错。他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大动作，有的值得歌颂，有的难免有副作用。当时最为轰动的有三件迁都北京、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这三件事都有得有失，既为大明帝国树起了威武强盛的形象，又使国家财力消耗太大，增加了百姓的赋役负担。于是从宣德朝开始，人户逃亡的现象很快蔓延开来。宣德帝为了制止这种现象、巩固皇权的经济基础，宣德五年（430），一方面，选派一批廉能官往治财源所系或名都大邑等繁剧难治之地以况钟为苏州知府、赵豫为松江知府、莫愚为常州知府、马仪为杭州知府、陈本深为吉安知府、罗以礼为西安知府、邵旻为武昌知府、陈鼎为建昌知府、何文渊为温州知府。又择才堪重任之臣周忱为工部侍郎，巡抚财赋重地江南，督责税粮，整理赋役，均平官民田科则；另一方面，还是实行宽恤政策。他说“人情皆欲安居，谁肯弃业他徙？..比闻漳州强贼，皆是逃民，罪虽可诛，情亦可悯。推原其始，责在有司，其即榜示各处，务从宽恤，若有扰害，致其逃亡者，罪不贷。”②正统元年（43）六月，为了摸清各地逃户的情况，命山西、河南、山东、湖广、陕西、南北直隶、保定等府州县，造“逃户周知文册”，备开逃民乡里、姓名、男妇口数、军民匠灶等籍，及遗下田地税粮若干，原籍有无人丁应承粮差。若系军籍则开某卫军役及有无缺伍，送各处巡抚并清军御史处，督令复业。其已成家业愿入册者，给与户由执照，仍令照数纳粮。若本户原有了多税粮十石以上者，今止存一二丁者，认种地五十亩。原籍有人办粮者，每人认种地四十亩，俱照轻则民田例，每亩起科五升三合五勺。原系军匠籍者，仍作军匠附籍，该卫缺人，则发遣一丁补役。该轮班匠，则发遣一丁当匠。原籍民灶籍，灶户免盐课，量加税粮。如仍不首，虽首而所报人口不尽，或辗转逃移及窝家不举首者，俱发甘肃卫所充军。

    正统八年（443），令逃军、逃匠、逃犯人等，自首者免罪。

    正统十四年（449）“土木之变”，明军惨败，国力大衰，社会开始动荡不安，逃户现象加剧，一些大臣对此深为忧虑。景泰五年（454），镇守福建兵部尚书孙原贞上言臣昔官河南，尝稽核逃民簿籍，凡二十余万户。此辈悉转徙南阳、唐、邓、樊间，群聚谋生，安保其不为盗？宜及今年丰，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为编户，给田业，课农桑，立社学、乡约，使敦本务业。生计既定，徐议赋役，可无他日患矣②。

    成化四年（48）三月，巡抚陕西右都御史陈价奏曰“平凉、延安、庆阳等府所属人户，为因年荒贼扰，逃移外郡十有七八。所遗田土、粮草、② 《明宣宗实录》卷六八，宣德五年七月丁巳条。

    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逃户》。此处文字据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第 页，中华书局982年版。

    ② 《明英宗实录》卷二四七，景泰五年十一月辛酉条。

    钞、绢，俱责现存人户代纳。存者被累，亦欲思逃；逃者惟虑追赔，不愿复业。臣愚，欲将逃于河南、山西、湖广、四川地方者，或行文彼处官司差人送回，或令回文原籍府县发人起取。无分彼此，悉与口粮。其代逃户赔纳者，悉与蠲除。凡公私逋负，一皆停免。庶逃者乐于复业，而存者不致思逃。”奏疏呈上，下户部商议，以为“逃民近而知所向者，宜如拟起取；远而无定在者，宜行该巡抚官勘实遣回。于粮差实免二年，于赔纳则量蠲其半”。诏从之。

    弘治十二年（499）二月，巡抚湖广都御史阎仲宇奏“本镇地方，多流民啸聚。请下各州县审核，有系逃军、逃匠、逃囚者，各递解原籍处理。其不系逋逃，愿自还乡者，抚遣以归。如住久置有产业，不愿回还者，照例收附里籍，三年之后，随垦田多少，从轻纳粮当差。若军匠冒称民籍者，从原籍官司查取改正。”诏从其议②。

    由此可见，明朝廷对逃户的政策不外数条动用武力强迫还乡复业；老弱不能归或已在外地成家立业等原因而不愿归者，准予所在附籍；适当减免赋役；原来的户籍不得改变。中心是为了使所有的民户都必须有户籍，人人都在户口管制之列，而且不得改变原来的户籍类别，以保证社会治安和应征丁粮数目。

    明代的“逃户”，就其政治、经济地位而论，除了以贫民为主体外，还有一种类型，那就是有钱有势的富户。富户之逃，起于明太祖仿效汉代徙富民实关中之制，又惩元末豪强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成祖时，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平）、大（兴）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供给日久，贫乏逃窜，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

    宣德以后，随着法制松懈和贫民逃亡日趋严重，那些当初被迁徙南京、凤阳、北京的富户，也由于长期困累于徭役，纷纷开始逃窜。于是朝廷在宣德年间又出台了对付富户逃亡的政策，总的精神比对贫民逃户严厉得多。宣德三年（428）定制凡富户逃亡，一律发边境地区充军，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宣德六年又令富户在京入籍，逃回原籍或躲避他处者，正犯发口外充军。

    至成化时稍作变动，令顺天府查勘在逃富户，应清勾者，造册送部，发 《明宪宗实录》卷五二，成化四年三月庚辰条。

    ② 《明孝宗实录》卷一四七，弘治十二年二月癸丑条。

    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富户》；《明史》卷七七《食货一·户口》。关于明太祖移徙富户实京师及其户数，《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条云明太祖谕工部臣曰“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朕今亦欲令富民入居京师。卿其令有司，验丁产殷富者，分遣其来。于是工部徙天下富民至者凡五千三百户。”各该司、府、州县，拘解补役。

    迄弘治朝始为放宽，改为罚银助役。弘治五年（492）令顺天府在逃富户，各省不必起解，每户每年征银三两，转发宛平、大兴二县帮贴见在厢长当差。嘉靖时，又进一步放松，减为征银二两，以充边饷。嘉靖二十九年（550）题准将原收富户银两，历支四百两，给宛平、大兴二县厢长代役。仍行文原籍查各富户果系逃亡，节年累徭户帮佥者，自本年为始，每名减银一两，止征二两解部②。

    流民“流民”与“逃户”（富户除外），有时很难分别开，按照《明史·食货志》所下定义，只是起因有所不同而已，“逃户”主要是为了逃避徭役，而“流民”则主要是由于饥荒和兵火所致。明清之际王夫之说“流民，不知何时而始有，自宋以上无闻。大抵自元政不纲，富者骄而贫者顽惰，有司莫之问。未流之先，不为存恤；既流之后，不为安集，相沿至于成化而始剧。初为流民，既为流寇，遂延绵而不可弭”。流民，“自宋以上无闻”一说，恐有些失实。在封建社会，哪朝哪代没有流民。而元代末年以来，流民成批涌现则属无疑。明朝从宣德开始日趋严重，至成化时规模空前，矛盾激化，并主要集中于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诸省。

    据《明宪宗实录》卷十九，成化元年（45）七月辛未条记载，当时仅南阳及荆、襄一带，就有流民十余万人。同书卷六一，成化四年十二月丁酉条称于时荆、襄、安、沔之间，“流民不下百万”。

    明初洪武、永乐二朝，对待流民的政策，与对待逃户大体相当，主要是以招抚为主，减轻赋役，令其还乡复业。洪武初年，韩政镇守河北，由于实行招抚政策，流民复业者甚众②。永乐四年（40）九月，朝廷对苏、松、常、杭、嘉、湖六府流民加以救济，还乡复业者达十二万余户。永乐六年四月，明成祖下诏凡流民归里复业者，三年免予赋役。宣德以后也基本上如此。宣德三年（428）七月，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回京，奏曰“山西饥民流徙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日多。”宣德帝遣官抚辑，发仓粮赈济。正统时，除继续使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救助之外，又从组织上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正统四年（439），英宗令流民勘籍编里互保，由所在甲长严加管束，并设抚民佐贰官。凡归本籍务业者，官给耕牛、种籽、口粮。又从河南、山西巡抚于谦之请，对流民复业者免征税粮。正统六年（44），山东、陕西二省流民二十余万人流入河南，于谦发粟救济，同时令官安抚，授田给牛耕种，流民得以安居务业。景泰初年，对河南、山西等处流民还乡复业者，有的计口给粮，有的免除赋役五年。

    ② 以上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富户》。

    王夫之《恶梦》。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388 页。② 《明史》卷一三○《韩政传》。

    参见《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至成化朝，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加之灾伤频仍，河南、陕西、湖广、四川等省，流民蜂拥而起，且集中屯聚荆襄地区，发动武装起义，成为明朝历史上流民潮最为高涨的时期。封建国家对流民的政策，也从此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以军事镇压为主，另一方面令添设专官抚治，从组织上行政上加以控制。

    是时，从各处流入湖广荆、襄山区的流民，多达百万人。成化元年（45）三月，刘通号“刘千斤”，集众数万起义，署将军、元帅等职，称“汉王”，建元德胜，进军于襄、邓之间。次年闰三月，朝廷派大军镇压，刘通被俘遇害。成化六年十一月，其党李胡子等人冒死起义，称“大平王”，设立总兵、先锋等职。朝廷前后调兵二十五万，分八路进行血腥围剿。与此同时，为了整治荆襄山区流民，朝廷不断加强地方统治力量，于湖广境内增设府、州、县，在湖广周边地区设专官进行抚辑。成化元年，添设陕西按察副使一员，于汉中抚治流民。又专门为此增置府、县，建立郧阳府，设上津等县，从事统治。成化十七年（48），添设四川按察司副使一员，在重（庆）、夔（州）、保、顺四府，抚治流民。弘治八年（495），添设河南布政司参议一员，于南阳县抚辑流民。自是，一时席卷湖广等地的明代流民大潮，次第平息，有的就地附籍，有的被迫还乡复业。

    明朝统治者采取上述种种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把人民紧紧控制在国家手里，维护户籍制度，防止人户流徙、动摇赋役根基，以保证“皇统万世不易”。

    随着流民大潮的结束，从正德年开始，朝廷对各地流民又逐渐恢复以经济扶持的做法，进行优恤安抚。正德十三年（58）正月，给京师流民发放米粮，每人三斗。次年五月，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广流民归业务本者，官给粮食、庐舍、耕牛和种籽，五年免纳租税。嘉靖二十四年（545）二月，诏流民还乡复业者给耕牛、种籽，开垦闲田者十年免租。隆庆元年（57）七月，招山东、河南被灾流民复业，免租五年。万历四年（57），刑科给事中郭四维言山东百姓流移，有一邑而逃数十社者。皆因灾眚频仍，催科无序。数年之逋，取盈一时，小民安所措足。乞谕有司，务酌缓急，加意招徕，有不称者，治以抚按法。万历帝以为然。

    关于“附籍”与鳏寡孤独“附籍”，简单说就是原先外来的人户，附入后来所在地的户籍，成为当地正式的编户民。其由来原因很多。主要有二大量的是原来的“逃户”与“流民”，其次为文武官吏及其家属。前者，缘于封建剥削制度；后者，是出于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加强统治力量。

    附籍封建皇朝为了控制户口和土地，严禁百姓流移，变乱户籍。然而，残酷的政治经济压迫，又不断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逃户与流民，无论统治者采取什么手段，都不可能使他们一一回到原籍，终归有一部分人在他乡异土生存下去，传宗接代。另外，由于明代实行官员回避制度，不得在原籍从政，必须异地对调，一些文武官死于外乡，而其家属不能回到原籍，不得不就地入籍。对这些人如何处置、管理，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生产发展、社会秩序，以及对待官僚家属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在这方面，明皇朝的政策主要是区别户等，宽严相济。具体有第一，对非世袭的民户，许予随地附籍。例如，正统初年山西参政王来疏言流民所在成家，及招还故土，每以失产复逃去。乞请随在附籍为便。上从其请。

    第二，对世袭的永充户，不许随地附籍。例如，景泰三年（452），令民籍者收附；而军、匠、灶役户，冒充民籍者，发还。这条规定，到了嘉靖年间有所松动。嘉靖六年（527），诏巡城御史，严督该兵马司官查勘京师附住军、民人等，其年久置立产业者，令附籍宛平、大兴二县，一体当差，仍暂免三年，以示存恤。嘉靖四十四年（55）九月，又令编南畿流民户入籍。

    第三，对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属，按其离原籍道里远近酌情处置。正统十三年（448）令，凡离本籍千里者，准予收附；不及千里者，发还本籍。景泰中，令文职改调事故（事故，指或被处死，或病死，或受处分等）等项官员遗下家子弟，如有畏避原籍军、匠、灶役，朦胧报作民籍寄住，以致原籍缺役者，不分年月久近，已未附籍，押发原籍官司收管，听继②。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对附籍问题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坚持人户“毕以其业著籍”，不得变乱，凡世代永充的军、匠、灶户，更不得改变。总而言之，凡人户都必须编入户籍，纳入朝廷的管理范围，不得脱户。若离开原籍，应随地附籍。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明律》第四《户律一》明文规定“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附籍当差”。

    鳏寡孤独如果说，一些“附籍”者流落异乡的处境有时令人为之可叹的话，那末，许多鳏寡孤独者的命运，更使人感到怜悯。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往往不为人注意，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当然，他们中间也有所不同，有的有田产无劳力；有的两者皆无，是社会的负担，国家的包袱。但无论哪一种情况，这个群体毕竟是人户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养其年，送其老。也正因如此，历代对他们都采取优恤政策。明代亦不例外。

    明建国之初，虽然民力财力俱困，百废待举，明太祖也没有忘记他们。

    洪武元年（38）七月，下诏救济中原贫民。八月，又诏对鳏寡孤独者时加存恤。同时着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于洪武五年（372）五月在全国各郡县置立养老院（养济院），收养无业贫民，每人每月给米三斗、薪材三十斤， 参见《明史》卷一七二《王来传》。

    ② 以上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附籍人户》。

    冬夏各给布一匹，小孩发给大人三分之一的口粮。又设漏泽园，收埋贫民，在府州县立义冢。对高年者，实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洪武八年（375）正月，明太祖命给穷民无告者房舍、衣食。尔后，多次下令给钞和口粮。洪武十四年（38），编制“赋役黄册”时，尽管他们不能服徭役，也没有抛弃他们，将其编入里甲组织之中，列于图尾，名为“畸零”，视其为整个国家户口的有机组成部分。洪武十九年（38）四月，诏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每年给米六石。建文元年（399）令每年给米三石，由亲戚收养；笃废残疾者收入养老院，按例支取衣、粮。宣德元年（42）十一月，命顺天府尹加意恤贫，一概收入养老院。天顺元年（457），令收养贫民，在大兴、宛平二县各设养老院一所，日给二餐。成化以后，由于流移日多，经济困难，救济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京师地区。但救济物多为董事者据为私物。成化十六年（48），户部进言大兴、宛平二县，岁廪孤老七千四百九十余人，岁赡粮二万六千九百余石，布如人数。近有司疏于稽察，董其事者日肆侵牟，无告之民不沾实惠，宜令府尹勤于巡视，使惠泽下流，毋负朝廷恫瘝至意。帝准其请，诏天下有司殚心存恤。所在巡按御史廉其怠者，奏闻治罪。

    朝廷优恤鳏寡孤独，目的在于通过宣扬皇帝的“仁慈”与“德意”，防止他们扰害社会秩序，巩固现存制度。到了明代后期，由于政治日益**、国家财政危机，鳏寡孤独者的处境，也终于越来越“困穷可悯”。

    有一种观点认为鳏寡孤独者，“一般不计算在总户数之内”。

    第三节调整人口布局明初的移民垦荒调整人口布局，在明初是通过移民垦荒运动而实现的。这次移民垦荒运动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又反过来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重大的政治作用。而影响最深远的，是由此基本奠定了中国近代人口分布的格局，为南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代调整人口布局，最初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之所以要实施这个大动作，组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加快人口增长，恢复社会经济，巩固皇权统治。

    明皇朝，是在元末群雄割据中建立起来的。

    元朝末年，政治败坏，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元顺帝至正十一年（35），全国反元大起义爆发，一时间，群雄并起，拥兵据地，称王称帝，争夺天下，干戈不息。在他们当中，除去明太祖朱元璋的南京政权（亦称“西吴”政权），尚有兵力最强大、割据江西与湖广等地的“大汉国”陈友谅；经济实力最强，立都苏州的“大周国”张士诚（又称“东吴”政权）。他们是朱元璋的主要劲敌。此外，还有称雄浙东海上的武装集团方国珍、建国四川重庆的“夏”政权明玉珍等。群雄割据局面的出现，很快演变成为一场群雄之间与群雄和元皇朝之间复杂、激烈、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从至正八年（348）方国珍起兵海上开始，迄洪武元年（3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国为止，历时整整二十年。朱元璋即位以后，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又与元朝残存势力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南征北战。前后总计近五十年。在这场战争中，朱元璋是唯一的胜利者。他用战争的手段，打败了敌人，建立了政权。但是明朝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可以高枕无忧，在他面前仍然摆着重重困难。其中，最使他感到头痛的问题是，由于连年战争造成许多地方居民死亡，人口减少，田园荒芜，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同时，也使全国各地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

    史称“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耕桑之地变为草莽，道路榛塞，“人烟断绝”，所在萧条。江、淮之间，不少地方是“百里无几家，但见风尘起”。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情景更加可怜。如众所知，北方本为元朝统治的心腹之区，饱受赋役剥削由来已久。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了统一中国，又把主战场由南方移到北方，于至正二十七年（37）十月，命徐达统帅二十万大军北伐中原，入山东、转河南，从此战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明太祖实录》卷三三。

    火不息、硝烟弥漫，“地多荒芜，遗骸遍野”②。其间，受祸最烈的是久罹兵革的山东、河南两省。山东、河南，原为北方的两个大省，人口众多。元末以来，因为人民大量逃亡，竟然成为“多是无人之地”。洪武元年七月，明太祖对新任命的北方守令说新附之邦，民生凋瘵，若不加以安养，必将再次流离失所。同年十二月，命宋冕为河南开封知府，谕之曰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为中原今日之急务③。当地的守土官也多次上书朝廷，说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者往辟④。洪武三年（370）三月，郑州知府苏琦上言时政，曰“自辛卯（至正二十三年）河南起兵，天下骚然。兼以无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⑤继而，户部郎中刘九皋疏言河北诸郡，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北方地区所受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于是，各地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十分鲜明、相互对比强烈的反差现象；北方不少地方，“多是无人之地”，地多人少，时称“宽乡”；南方和北方某些地区，却是“地狭人稠”，地少人多，时称“狭乡”。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明太祖必须解答的一道大难题。

    明太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移民垦荒和军队屯田，向着变“田多荒芜，居民鲜少”为“田野辟，户口增”的目标前进。这场移民垦荒运动，虽然是沿袭前代旧制，但其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久，参与的人数之多，则为前代所罕有。元朝至正二十七年（37）十月，朱元璋在命大将军徐达挥师北伐中原的同时，下令迁徙苏州府富民充实濠州（今安徽凤阳），明初移民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其后，不断完善，全面推广，深入发展。

    洪武三年（370）五月，在河南设立司农司，议计民授田，负责移民垦荒事宜。六月，以苏、松、嘉、湖、杭五府地狭民稠，而皇明发祥地临濠地多闲弃，迁五府无田贫民四千余户往耕。

    洪武四年（37）三月，移山后之民一万七千户到北平耕种。六月，复徙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户、十九万七千二百人入籍北平各处卫所和州县。不久，移徙沙漠故元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到北平开荒种田，分别落户于大兴、宛平、良乡、固安、通州、三河、武清、蓟州、昌平、顺义等地②。洪武九年（37）十一月，移山西及北直隶真定等处民无产业者，往凤② 《明太祖实录》卷五五。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五○。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② 《明太祖实录》卷六六。

    阳垦田。

    洪武十五年（382）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诸县元将何真所部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到泗州屯垦。

    洪武二十年（387）十月，命湖广常德、辰州民有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耕云南②。

    洪武二十一年（388）八月，移山西泽、潞二州贫民往河南就耕。

    洪武二十二年（389）四月，迁苏、松、杭、嘉、湖、温、台诸府民无田者，到滁、和二州等地开荒。九月，召募山西地狭民稠府州县之民，赴北平、山东、河南土旷人稀之地耕作。

    洪武二十四年（39）七月，命户部籍浙江等省、应天诸府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悉徙其家，以实京师（南京）。

    洪武二十五年（392 年）二月，移山东登、莱诸府民贫无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赴本省东昌等处编籍耕种。

    上列至正二十七年十月至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的十几次移民中，有户口数据可考者七次，如按每户五口推算，合计约五十九万零三百七十五人。“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太祖以后，移民垦荒运动继续进行。

    建文四年（402）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到北平种田，五年内不征税粮。永乐元年（403）八月，“靖难”之役结束以后，明成祖发遣流罪以下者垦田北京。又迁苏州等十府、浙江等九省富民三千余户，填实北京。

    永乐二年（404）九月，移山西居民万户入北京务农。

    永乐十四年（4）一月，迁徙山东、山西、湖广无业流民，往保安州开荒，三年免租。

    以上所举只是国初洪武、永乐年间规模较大的移民垦荒事例。至于由江南移入江北地区；江、浙省内各地的移徙；湖广移居云、贵、川，以及由内地移入边区或由边区移到内地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由山西移居北京、河南、山东等地和山东本省东西部之间的移民，次数尤为繁多，不胜枚举。“朝廷所移民曰移徙”。明初朝廷移民垦荒，至永乐末年基本结束。“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明代初年，恢复社会生产，调整人口布局，除了移民垦荒之外，另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开展军队屯田。军队屯田，主要集中于东北、西南、西北等广大边陲地区，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等“九边”地区。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说的洪、永之世，“东起辽左（东），北抵宣（府）、大（同），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这场军民垦荒大生产，也是一次人口布局大调整，这是由移民和军队屯田的区域与方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

    向所决定的。

    移民的原则和路线明初朝廷实行移民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从“狭乡”移居“宽乡”，以均衡人口、调节地力，使“地无遗利”，“人无失业，而有恒产”。当时移民的区域和路线，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洪武朝移出居民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西及山东东部，移出人数为五十万以上；塞北地区，约移出四十七万（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考虑）；江南苏、松诸府，约移出二十万人。

    而移入人口最多的，“多是无人之地”的山东西部、河南及北京三地交界处，总计约移入一百万人。其次，南京、临濠、泗州各约移入二十余万人。洪武时移民的路线前期，主要是由塞北→华北；江南→临濠。

    中期，广东→淮南；全国各地→南京。

    后期，山西南部→山东南部；河北北部、北京南部、山东东部→山东西部。

    到了永乐年，由于发生了“靖难”战争、出兵安南、迁都北京，以及郑和下西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对移民的区域与路线也相应进行了一些调整。是时，移出人口列于首位的地区是南京。一是因为它已变为陪都，不再是全国政治中心。二是人口过多，洪武末年，驻军除外，尚有三十余万人，且多匠户。其次，为山西与山东东部，总计约移出十余万人。原因是“民户丁多”，且“多无田”。再次，为安南，约移出二万人，意在安抚。移入居民最多的为北京，总计为三十万人左右。原因是北京本为人稀地旷之区，同时也是为了建设、充实京师。

    总之，除一部分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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