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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困难，于是他“取牛耕之耒耜，反观索玩，量为增损，易其机发”，制成五种“木牛”，分别称为“坐犁”、“推犁”、“抬犁”、“抗活”和“肩犁”。这些耕具适应山丘、水田和平地等不同耕作条件，使用人力二至三人，每日可耕地三、四亩。使用后的反映是“此具，其工省，其机巧，用力且均，易于举止”。继后，嘉靖二十三年（544）欧阳必进在郧阳府（今湖北郧县一带）也组织能工巧匠“仿唐王方翼遗制，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省力而功倍，百姓赖焉”②。可惜两者的书、图和耕法都没有流传下来。天启年间（2—27），王徵又做了“代耕架”，并撰有《代耕图说》及附图。从《代耕图说》上看，“代耕架”是在田地两头分别设立的人字形木架，架上各装一辘轳，在辘轳中段缠以绳索，索中间结一小铁环，环与犁上曳钩，连脱自如。辘轳两头安装十字交叉的橛木，手扳橛木，犁自行动。三人合作，田地两头耕架各一人，交替相挽，一人扶犁，则使一来一往。屈大均说“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且是“耕具之最善者”。“木牛”和“代耕架”都是利用杠杆原理，从现代机械角度看，它们虽有些简单笨拙，但在耕地机械上毕竟是一大进步。代耕架暂可解决耕畜缺乏的问题，然而，使用时人的体力消耗较大，且易损坏，用途单一，制造费用较高，效率不很理想，因此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大规模推广使用。此外，如灌溉农具拨车和风力水车，稻谷脱粒农具稻床等，也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或在以前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农用机具。
顺治《延庆州志·艺文志》；李衍《木牛图序》。
② 同治《郧阳府志》。
屈大均《广东新语》。
明代的农田水利工程以民间修建和小型为主。比较重要的技术成就是海塘修筑技术逐渐完善，如浙江海塘的海盐、平湖段，到明末已基本上改为石塘。塘面不同于宋代的斜直方式，而采用了阶梯形。海宁地段不仅有强潮侵袭冲击，且土质为粉砂土，塘基的修筑和塘坝的保护都较困难。明代，部分塘段已修筑成石塘，但还有部分塘段仍沿用石囤木柜修筑。嘉靖时的黄光昇，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海塘工程专家。他不仅主持修筑了设计合理、坚厚稳固的鱼鳞塘，而且在海塘工程理论上也很有建树。到清康熙、乾隆年间，“鱼鳞塘”发展成结构更加完善的塘工型式，如在每块大石料的上下左右都凿有槽榫，互相嵌合，彼此牵制，条石间用糯米汁石灰浆灌砌，并在合缝处用油灰抿实，再用铁锔、铁锭嵌扣起来，使之更加坚固不易冲坏，从而使沿海农田有了更为可靠的保障。明清两代还出现了不少专门探讨海塘问题的论著，如黄光昇《筑塘说》、仇俊卿《海塘录》和清初陈訏的《宁盐二邑修塘议》等。它们从取材、土墉叠砌、程式、验土、层叠、打桩、坡陀等方面总结了海塘的修筑经验。
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旱田用水疏》，从水位、流速、流量以及蓄水、引水和取水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来考虑各种水源的利用，基本符合近代水利学的原理。具体为（）用水之源，即对山泉和地下喷泉的利用；（2）用水之流，即对江、河、塘浦等水流的利用；（3）用水之潴，即对湖、荡、沼、泽等积水的利用；（4）用水之委，即是海滨地区江、河出口处以及海中岛屿、沙洲水源或水流的利用；（5）作源作潴以用水，也就是依靠人力开凿水井或修筑池塘、水库以蓄积泉水或雨水、雪水，加以利用。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还带进了一些西方水利科学知识。万历四十年（2）徐光启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全书共六卷，《农政全书》引用了前四卷卷一讲龙尾车，这是用于江、河的螺旋提水器；卷二讲玉衡车和恒升车，即提井水上升的唧筒；卷三讲水库；卷四水法附余，介绍寻泉凿井的方法。
乾隆《海盐县续图经》。
第二节对耕作技术的认识和提高随着精耕细作传统技术的发展，明代人们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已明确认识到“人力足以胜天”；并具体化为“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
从汉《氾胜之书》讲耕作以来，都以“时宜”、“地宜”为基本依据，虽阐述这些原则时也常和作物联系，但明确提出“物宜”也作为耕作基本原则的，则自《农说》开始。这是一大发展。关于合“天时”，《农说》指出，整地要根据一定的土温和土壤湿度进行，如“冬耕宜早，春耕宜迟”；播种和收获则要“发其生者，与其晚也，宁早；收其成者，与其早也，宁晚”。合“地脉”，主要表现在土壤耕作上，《农说》明确指出“农家栽禾启土，九寸为深，三寸为浅”；耕地深浅应随原隰土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一般应以深耕为佳。对耕地要求耕透耕熟，力求平整，为的是消灭两犁犁底之间所形成的隔条，以利于根群发展，避免造成“缩科”生长停滞的毛病。关于“物性”的理解范围比前两者还广，如把种子和幼苗看作母子关系，“祖气不足，母胎有亏”②，说明对选种留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又如除草原则，在以前“锄早锄小锄了”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在杂草未出土以前就应予以消灭，可达到“用力少而成功多”③的效果，还认识到不同品种对环境适应能力不同，选用对自然灾害抵抗力强的作物品种，在生产上具有巨大意义。《农政全书·树艺》提到“下田种稗，遇水涝，不灭顶不坏，灭顶不逾时不坏”；该书还指出“若将吉贝地种薯，十之一二，虽风潮不损，此种扑地成蔓，风无所施其威也”；“至于蝗蝻为害，草木无遗..惟有薯根在地，荐食不及，纵令茎叶皆尽，尚能发生，不妨收入”。
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元代的反对“风土不宜”论。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列举了一些外来作物引进我国以及南方作物移栽北方的成功事实来驳斥“风土”不宜，指出“古来蔬菜，如颇陵（菠菜）、安石榴、海棠、蒜之属，自外国来者多矣。今姜、荸荠之属，移栽北方，其种特盛，亦向时所谓土地不宜者也”；“元人称关、陕而外，诸郡土地不宜吉贝，识者非之，今之艺吉贝者，所在而是焉”。由此进而指出“凡地所无，皆是昔无此种，或有之而偶绝，果若尽力种艺，殆无不可宜者。”徐光启不仅从理论上来认识“风土”问题，而且还探索了“风土驯化”的方法，说明除精细地采用栽培技术外，还可用选择的方法来提高作物的适应能力。为了打破作物栽培的风土界限，徐光启多方进行试验，“购得诸种，即手自树艺，试有成效，乃 马一龙《农说》。
② 马一龙《农说》。
③ 马一龙《农说》。
广播之”。
《农政全书》卷二九《树艺》。
第三节施肥和改良土壤技术的发展明代已把积肥列为农家的头等大事，并认为一切残渣废物都是好肥料。
如《月令广义》指出“田家首务，在于积粪。积粪之方不一，自人粪、六畜粪及尘埃粪、杂物浸渍臭泥及各草木叶皆是粪也。”广泛使用无机肥料是明代的一大特点，《月令广义》提到“种茄子时，初见根处，掏硫磺一钱，以泥培之，结子多而倍大”。“山阴会稽有田，灌盐卤或壅盐草灰，不然不茂”。开始把硫磺、砒、黑矾、卤水等用作肥料。绿肥和农产品加工的副产品也是当时的主要肥料，其中有棉籽饼、脂麻饼、豆饼、桕饼、麻饼、楂饼，还有酒糟、糖渣、豆渣、果子油渣、青靛渣、小麻油渣等。制造堆肥的方法多种多样，如袁黄《宝坻劝农书》记载“有踏粪法、有窖粪法、有蒸粪法、有酿粪法、有煨粪法、有煮粪法..”
明代继宋、元之后在施肥方面已具有较系统的经验和理解。首先，认识到肥料是决定作物产量的重要因素，从而概括出了“惜粪如惜金”，“粪田胜如买田”的农谚。第二，《农政全书》指出举凡落叶腐草、沟泥和豆苗绿肥等皆能做肥料，改良土质，并有利于作物根系的生长，从而加强作物抗风兼耐水、旱的能力。并特别强调施用生泥对于冷浆田的好处。这是明人的又一宝贵见解。第三，袁黄《宝坻劝农书》指出，对不同土壤要用不同肥料来加以改良，如用灰和浮沙改良紧土，用河泥改良缓土，用焚草和石灰改良寒土等等。第四，《宝坻劝农书》还指出，基肥能改良土壤，追肥有滋苗的作用，说“化土则用粪于先，而瘠者以肥；滋苗则用粪于后，徒使苗枝畅茂而实不繁。”第五，认识到施肥量“多寡量田肥瘠”；施肥还必须与深耕相结合，以避免肥料集中于土表而遭致流失或引起作物徒长②。
除施肥改土的方法外，还有通过耕作来改良土壤。在明代值得注意的，一是盐碱地的改良和利用。在我国历史上早就不乏化斥卤为良田的事例，但到明代以后，生齿日繁，农民千方百计地找地种，盐碱地改良利用的意义就不同于过去了。如位于海河流域的曲周县农民为了求生，总结了多年探索的经验，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改良和利用盐碱地（）赶盐，在有水利条件的地方，用水冲刷，把盐赶走；（2）压盐，在田里打围埝，蓄存雨水，用来压盐下沉；（3）躲盐，通过耕作，切断土壤毛细管作用，减少蒸发，并施用有机肥来改善土壤结构，设法尽可能避开盐碱之害；（4）挑沟筑岸，用造田来改良利用滨海盐碱地②。还有就是分布在以今兰州为中心的陇中地区的石砂田，也源于明代。它是一种独特的改良利用土地的创造。砂田建设， 《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② 王象晋《群芳谱》。
同治《曲周县志》。
② 袁黄《宝坻劝农书》。
是先将土地深耕，施足底肥，耙平，墩实，然后在土面上铺上粗砂石和卵石或片石的混合体。每铺一次可有效利用三十年左右。以后再重新起砂、铺砂，实行更新。因砂石覆盖具有增温、保墒、保土、压碱的综合性能③，所以砂田产量超过一般田地百分之十至五十。
③ 李凤岐、张波《陇中砂田之探讨》，《中国农史》982 年 期。
第四节新作物的引种和良种选育明代中后期从海外引进了番薯、玉米、马铃薯三种粮食作物和花生、烟草两种经济作物。经过多年的传播，这些都逐渐成为我国广泛栽培的重要作物。
.番薯。异名很多，以番薯和山芋两名比较普遍。《闽小记》记载，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据《金薯传习录》记载，福建长乐商人陈振龙于万历二十一年（593）从菲律宾带回薯蔓，在家乡试种，次年由福建巡按金学曾加以推广。据《东莞县志》和《电白县志》记载，大致在此同时，广东也从越南引进种薯。番薯引进一二十年后就已在闽、粤部分地区普遍栽培，并在救荒中起了一定作用。徐光启是最早把番薯从岭南引种到长江流域来种植的人，并著有《甘薯疏》。黄河流域大约是在十八世纪前期从福建和长江流域引种的。
2.玉米。最早提到玉米的是田艺蘅的《留青日札》（573），说它“旧名番麦”，“秆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实如黄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指杭州）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玉米在我国广泛种植大约是十七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主要种在山区。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已相当普遍。《植物名实图考》称“陕、蜀、黔、湖皆曰包谷，山氓恃以为命，大河南北皆曰玉露秫秫。”
3.马铃薯，也叫洋芋、土豆、山药蛋。约在十七世纪前期传入中国。50年荷兰人斯特勒伊斯（Hery Struys）访问台湾，曾见到栽培的马铃薯，称之为“荷兰豆”。内地栽培马铃薯大约在十七世纪后期，清康熙《松溪县志》记载“马铃薯，..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根据《植物名实图考》和其他文献的记载，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我国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山、陕都已广泛种植马铃薯。
4.花生。过去一般人认为我国花生是直接或间接从南美洲传来的。最早记载花生的是江苏太湖地区的一些著作，如嘉靖《常熟县志》、万历《嘉定县志》和苏州人黄省曾写的《种芋法》。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大粒花生品种引种于上海和山东蓬莱②。由于它的产量较高，逐渐代替了小粒种的地位。5.烟草，也叫“淡巴菰”。十六世纪中后期到十七世纪前期由两路传入我国。南线，自菲律宾传入。《景岳全书》记述“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明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此外，还有自吕宋先传入澳门，再经台湾，于 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经考古发掘，在距今约五千年前的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江西修水山背遗址，都出土过碳化花生米。但对此有不同看法，故尚须进一步研究。
②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十七世纪初进到内地③，以及自南洋或越南传入广东④。另一路北线，也在明末由朝鲜引进我国东北。《露书》记载“［烟草］关外人相传，本于高丽国。”烟草传入我国，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十八世纪末，全国各省已遍植烟草了。
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中期，是我国选种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所说“种性随水土而分”，这一关于作物品种产生变异的论断是符合科学原理的。
谷类作物的选株、选穗和混合繁殖相结合的方法，奠基于六世纪以前，而到明代就更完善普及了。如耿荫楼《国脉民天》讲到“必先仔细择种”，然后选取条件特别好的田地，加倍上粪，播种株行距“比别地又须宽数寸”；中耕除草俱“加数倍”，并及时灌水，收获的种子要特别注意保藏“晒种”。这是当时留种地的种植技术要求。再从这样的种子田挑选“上”、“极大者”作为第二年留种地的种子，照样繁殖。“如此三年三番后，则谷大如黍矣..其妙难言”。耿荫楼把这套办法称为“养种之法”。稍后《知本提纲·农则》进一步指出选择种子田固然不应瘠薄，但也不可太肥，必须多上底粪；在管理上要加强中耕培土，按期浇灌；成熟时继续穗选；收获后再行粒选。反映出混合选种在我国传承愈久，愈臻完善。
单科选择、系统繁殖的方法在生产实践上可能早已有之，但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清康熙的《几暇格物编》，其一是关于从“丰泽园”中单株选育出“御稻米”的经过；另一是记述“白粟”的选育情况。这两个优异品种，都是选取了与众不同的“一科”，单独繁殖，“生生不已”形成的。“御稻米”曾被“颁其种于江、浙织造，令民种之”。以后还推广到浙、皖、赣，苏北等地种植。
由于传统选种技术的发展，培育新品种的进度加快，因此这一时期作物品种相当丰富。如《天工开物》记述黍、稷、粱、粟的名称很多。尤其是稻的品种特别多，质性有粘、不粘的；生育期长短有“五十日早”、“六十日稻”、“七十日即获”和“二百日方收获”者等；形状有长芒、短芒、长粒、尖粒、圆顶、扁面的；米色有雪白、牙黄、大赤、半紫、杂黑不一；有品质特别好的“香稻米”，还有“深水稻”、“咸水稻”等等。水稻品种的多种多样和适应性较强，有利于种植品种的搭配，也为改进种植制度提供了条件。
③ 黄先诚《论嗜好品类作物——菸》，《西北农学》93 年。
④ 《本草纲目拾遗》卷二“烟草火”。
第五节棉花栽培技术的进步元代时棉花栽培地区日渐扩大，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又大力提倡植棉。由于生产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所以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棉花栽培技术作出了比较突出的系统性总结，为一巨大成就。《农政全书·蚕桑广类》用四句话十四个字扼要地概括了棉花栽培的六个主要环节“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精拣核就是精选种子，不仅要“岁岁择种”，并要求做到年前选种和播种前选种。年前选种是指棉花成熟之际，到田间实地选择，其方法除王祯《农书》提出的选留初花以后、近霜以前这段时间里成熟的花以外，又强调要“取其高大繁实者，特留作种”②，“旋熟旋摘”。播种前选种，用水选，将浮于水面的不良种子去掉，并结合手捻“遇壳软而仁不满”③的一并淘汰，从而进一步精选。更重要的是确定了以“棉重”（指从籽棉所得到的皮棉的分量多）作为衡量品种好坏的标准。据《农政全书》介绍，当时江南农家已百分之九十选用了优良棉种。
早下种明代特别强调要早播种，“凡种植以早为良，吾吴滨海，多患风潮，若比常时先种十许日，到八月潮信，有旁根成实数颗，即小收矣”④。《农政全书》还指出，所谓早播的时期也须随各地纬度不同、天气冷热相差悬殊而有所不同，如长江下游地区一般以清明至谷雨之间为合适。
深根明代人认为棉花根系入土不深是遭冻害的原因。对使棉花根系深入土中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择秧”，棉种好，根系生长力就强；二是“稀”植，“密则无处行根，根不远，不远亦不深”；三是“厚壅”，多施肥料，“少壅”，再加上棉种不良，“两者皆无力可生根”；四是要“穴种”覆土，不能撒播，“漫种浮露，根不入土”；五是整地要好，“皆令地虚，苗得深远行根，便能寒，且能风雨旱，亦深耕之义耳”。
短干就是对棉株要进行整枝摘心。此项技术元代已开始运用。明代时认识更为深刻。《农政全书》就讲到“苗高二尺，打去冲天心者，令旁生枝，则子繁也；旁枝尺半，亦打去心者，勿令交枝相揉，伤花实也。”整枝摘心时间要“视苗迟早”，灵活掌握；摘心时“不宜雨暗，恐聋灌而多空条；最宜清明，庶旺相而生”②。
此句按上海古箱出版社979 年版的《农政全书校注》，断为“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今从科学出版社984 年版《中国农学史》（初稿）下册之说。
② 《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③ 《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④ 《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农政全书·蚕桑广类》。
② 《农政全书·蚕桑广类》。
稀科《农政全书》特别强调要“稀科”，说“棉之于长数尺，枝间数尺，子百颗，亩收二、三石，其本性也。今人密植少收，皆其夭阏不遂者耳”。还进一步指出密植之害处，“玄扈先生曰，棉花密植者有四害苗长不作蓓蕾，花开不作子，一也；开花结子，雨后郁烝，一时堕落，二也；行根浅近，不能风与旱，三也；结子暗蛀，四也”。
肥壅明代人很强调给棉花多施肥料，并采取“早种”、“稀科”和“肥壅”相结合的综合技术措施来求得棉花单位面积的丰产。《农政全书》指出“若依吾法，岁岁择种，取其高大繁实者，特留作种，淘汰择取精核，又早种，科间三尺，科用粪数升，而遇丰年，岂不遍地花王哉，即欠岁亦数倍恒时矣。”
第六节大田作物的无性繁殖技术无性繁殖技术在我国原以果树花卉为最早。到明代，又开始应用到大田作物，如番薯、苎麻和甘蔗等。
在番薯引进我国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其无性繁殖技术，除藤蔓扦插外，还创造了从种薯育苗结合扦插到温床育苗的技术。据文献记载，番薯主要有四种育苗繁殖方法，其扦插法也有四种。
番薯育苗的方式一是露地自然育苗，其法是设有“养苗地”，“春分后取薯种斜插町内”，等半月发芽后“蔓长一丈或五、六尺，割七、八寸为一茎，勿割尽，留半寸许，当割后复发，生生不息”。此即现今常用的冷床育苗法。这种方法，操作简单，是引种番薯后最早采用的育苗法之一。其次是越冬老蔓育苗，“若养蔓作苗，须用稍长尺许（老蔓），密密竖栽，如养葱韭法，畏霜畏寒，冬月以土盖之。亦有取近根老蔓，阴干收温暖处，次年亦萌发”②。此法经济简便，可节省大量种薯，但运用过久会使番薯品质和产量下降。这也是最早采用的一种育苗方法。三是切块直播育苗，此法以《农政全书》记载最早，春分后在大田内直接将种薯切块下种，“每株相去数尺，俟蔓生盛长，剪其茎另插他处”。剪时留近根藤蔓，长约二尺，使其再生，然后于蔓节着土生根之处，壅土剪断，使各成单株，以弥补大田稀植之缺陷。徐光启认为这是“最要法”。第四是催芽畦种育苗，此法记载首见于《齐民四术》“择［番薯］肥好者掘干土坑藏之，覆以草，谷雨后取出，四面皆生芽一、二分许，摘芽种畦内。蔓生，以竹或柴缘之。及夏至，剪取蔓枝，每一叶下截过节为苗，栽之沟塍。”
关于插蔓技术，与现今方法名称相对照则有“斜插法”“栽茎使牛耕町，宽二尺许，高五六寸，将茎斜插町心，约以七分在町内，三分在町外。..每茎相去一尺余”；“直插法”“俟蔓生既盛，苗长一丈，留二尺作老根，余剪三叶为一段，插入土中，每栽苗相去一尺，大约二分入土，一分在外，即又生薯”②；“波状插法”“待苗盛枝繁，枝长三尺以上者剪下，去其嫩头数寸，两端埋入土各三、四寸，中以土■压之，数日延蔓矣”③；“船底插法”“取所采之苗，插其半于土，斜插之如船底之状，或竖插亦可，每苗相离七寸。日日灌水，大雨则否”④。
明代以来种苎麻，初次种植用种子，以后多用无性繁殖法。其中尤以分 金学曾辑《金薯传习录》“海外新传七则”。
② 金学曾辑《金薯传习录》“海外新传七则”。
《金薯传习录》“海外新传七则”。
② 王象晋《群芳谱》。
③ 《农政全书·树艺》。
④ 《农话》。
根繁殖的应用最为广泛，也有采用压条法和分株法的。
《农政全书·蚕桑广类》介绍“苎，初种用子。一种之后，宿根自生。数年之后，根多纠结，即须分栽耳”；《菽园杂记》指出插根分栽以“取当年旁生根为佳”。分根繁殖的优点是简单易行。关于压条法，与“压条栽桑”类似，“今年压条，来年成苎”，此法虽速效，但管理费工，不是繁殖苎麻之主要方法。至于“分株法”，《三农记》提到“拔取新科移栽，则本科长茂”，但分株搬运不便，在实际中运用也有一定困难。
甘蔗最通常用的是侧芽繁殖法。此法文献记载首见于宋应星《天工开物·甘嗜》“凡种获蔗，冬初霜将至，将蔗砍伐去杪与根，埋藏土内，雨水前五、六日，天色晴明，即开出，去外壳，砍断约五、六寸长，以两个节为率，密布地上，微以土掩之，头尾相枕，若鱼鳞然，而芽平放，不得一上一下，致芽向土难发”。
第七节园艺、植桑养蚕和畜牧兽医技术明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小城镇的纷纷兴起和扩大，刺激了园艺业的发展，促进了栽培技术的提高。果树栽培种类和品种增加，《农政全书》所著录的果树种类达四十种，较元代《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所著录的二十余种大大增加。又如北方梨产区的主栽品种莱阳梨和秋白梨，以及上海水蜜桃都是在明代选育出来的。繁殖栽培技术在许多方面比起以前也有不少提高。果树嫁接法，宋、元时期已达到六种之多，果木生产中常用的方法基本上都已具备。到明代又出现了“匕头接”和“寄枝”两种嫁接方法。“匕头接”就是根接，“寄枝”就是靠接。根接的出现，说明从过去相同器官之间的嫁接发展到了不同器官之间的嫁接；而靠接的出现则为那些嫁接不易成活的植物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无性繁殖措施。
果树修剪，如葡萄的夏季修剪是在明代开始出现的。葡萄于汉代引种到我国，在南北朝时采用了棚架栽培和埋土防寒技术；唐代开始应用扦插繁殖技术②，到明代又创造了夏季修剪技术，葡萄栽培的基本技术至此已相当完善。南方常绿果树预防冬季寒害和果树休眠期灌溉的一些措施都是明代开始采用的。
如《农政全书·树艺》记述“此树（柑、桔）极畏寒，宜于西北种竹，以蔽风寒；又须常年搭棚，以护霜雪，霜降搭棚，谷雨卸却。”
腊前灌溉，在冬春雨雪较少的北方地区和山地果园现今仍然采用。明代还出现了和现代滴灌原理相同的“滴灌”技术。《群芳谱》针对无花果的需水特性说“结实后不宜缺水，常置瓶其侧，出以细霤，日夜不绝，果大如瓯。”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在明、清之际“弃田以为基，以树果木”③，创造了果基鱼塘的栽培方法把洼地或水田深挖成鱼塘，用挖出的泥土垫高成“基”，在“基”上种植果树，在池塘里养鱼，使这一河网地区成为我国香蕉、荔枝、菠萝等亚热带果树的重要产区。
明代蔬菜种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白菜、萝卜开始成为主要的栽培菜蔬；再就是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下半叶，南瓜、辣椒、番茄、马铃薯、菜豆等南美原产的蔬菜④以及球茎甘蓝引种到我国。栽培技术的改进有下列几方面（l）豆芽菜的生产，不仅用大豆而且开始用绿豆。《种树书》记载“豆芽菜拣绿豆，水浸二宿。候胀，以新水淘，控干。用芦席洒湿衬地， 邝璠《便民图纂》；徐光启《农政全书·树艺》。
《齐民要术·种桃第三十四》。
② 段成式《酉阳杂俎》。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
④ 南瓜最早见于《本草纲目》；辣椒最早见于高谦《草花谱》；番茄最早见于《群芳谱》；马铃薯最早见于康熙年间纂修的福建《松溪县志》；菜豆最早见于《三农记》。
掺豆于上，以湿草荐覆之，其芽自长。大豆芽同此”。这里也是“豆芽菜”名称的最早记载。豆芽菜的生产不外三个原则不见风日，供应适量水分和保持一定的温度。第一点古代人还不可能作出“为什么”的解释；关于水分问题，明中叶以后的书里才明确提出在生产过程中要“日以水喷之”，“一日二次洒水”；对于温度，南宋时只是利用太阳的热能，明代则进而知道“春冬置坑旁近火处，夏季不必”②。育苗移栽，在明代已是蔬菜栽培中普遍采用的方法。《便民图纂》记述了四十余种蔬菜的栽培，其中半数以上采用育苗移栽的方法。明中叶以后的著作中还出现了一些关于应用火室、火炕生产黄瓜、韭黄等蔬菜的比较具体的记载，虽然对火室、火炕的构造仍缺乏具体描述，但从所记内容可推知已接近解放前后北京郊区的土温室。③桑树栽培技术的提高，表现在杭嘉湖地区优良桑品种的形成和增多，如万历《崇德县志》记载有十二种，明末清初又增加到了十**种。实际上三吴农家沿用的自育桑种更多。明代多用埋条和压条法繁殖桑苗，杭嘉湖地区桑树栽培密度一般已达到每亩二百株左右。栽植和剪定形式也有了很大改变，如采用“年年拦头”的夏伐剪定，树势只养成一定高度，给压条带来许多方便。明代人把如何管理好桑树，总结为“非朝稽暮剔，则蠹不去；非旬锄月壅，则色不肥”④。由于在桑树管理上狠下功夫，当时桑叶产量较高，民间流行“举手不见天，一亩采三千（斤）”的农谚。据明代有人估计，当时上等桑田产叶二千斤，中等一千六百斤，次等的也有一千斤左右。对桑树萎缩病和病毒病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沈氏农书》说“设有癃桑，即番去之，不可爱惜，使其缠染，皆缘剪时刀上传过。凡桑一癃，再无医法，断不可留者”。“癃桑”即为患有病毒病的桑株，有强烈的传染性，为害桑树严重。在当时对这种病害即有所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浴种是制备茧种的重要技术措施，最初其意义偏重在卵面清洗和相应起到消毒功效；到了宋、元时逐渐由消毒发展到和选种相结合，明、清时则成为保存良种淘汰病弱卵的重要手段。据《天工开物》记载，嘉、湖二郡浴种的方法有三，即天露浴、石灰浴和盐卤浴。对杂交优势的认识是明代蚕业科学的重大成就，《天工开物·乃服》“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所谓早雄配晚雌，就是用一化性的雄蛾与二化性的雌蛾相杂交，通过人工选择培育出新的良种。“又一种不忌泥涂叶者，名为贱蚕，得丝偏多”。“贱蚕”是在不良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抗逆性强的品种，这种品种在不良环境条件下，相对说产丝量偏多些。又说“若将白雄配黄雌，则其 据《农政全书·树艺》。
② 高濂《遵生八笺》。
③ 参见《学圃杂疏》、《群芳谱》。
④ 汪曰桢《湖蚕述》辑引明闵光德《东林山志》。
徐献忠《吴兴掌故集》；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六。
嗣变成褐茧。”
明代，我国家畜家禽已有相当多的著名品种，如马，北方和西北有蒙古马和与之有血缘关系的西宁马、伊犁马、三河马、焉耆马等；西南则有四川建昌马、云南乌蒙马和贵州的水西马。牛有秦川牛、南阳牛。羊有湖羊、洮羊、蒙古羊、同羊、封羊等。生长于岭南的猪“自易极肥”，陆川猪据《本草纲目》记载“大者可至二三百斤”。这个猪种骨质细致，易熟易肥，耐粗饲，繁殖力高，抗病力强，十八世纪传入英国，与当地约克夏地方品种杂育成大约克夏猪。鸡有辽阳鸡、矮鸡、泰和鸡、长鸣鸡、寿光鸡、九斤黄、狼山鸡。鸭有番鸭、北京鸭和淮鸭。
在家畜家禽饲养方面，有几种家禽的肥育法是很有特色的（）栈鸡易肥法。《臞仙神隐书》记载以油和面擀成指尖大块，日与十数食之，并将土硫黄研细，用饯许与硬饭拌而喂之，数日即肥。（2）栈鹅易肥法。与栈鸡相似，不同者在于须用砖盖成小屋放鹅在内，勿令转侧，门以木棒签定，只令出头吃食。日喂三、四次，夜多与食，勿令住口，只如此五日必肥。（3）填鸭法。《滇游日记》记载其法“将食之前二十一日，白米作饭以盐花和之成团，作枣核状，每日减去一团，至期宰食，其味鲜嫩无比。”
兽医学发展的特点隆庆以前，以继承为主并有所发展，出现大量新的兽医学论著，如《元亨疗马集》引用的三十四种兽医专著，绝大部分为明代作品。万历年间则以总结提高为主，出现了疗马、疗牛的经典性兽医著作《马书》和《牛书》。天启以后，马病治疗学停滞不前，但对牛病、猪病的诊断治疗有较大发展，有《养耕集》、《抱犊集》、《牛医金鉴》、《牛经切要》和《猪经大全》等书问世。兽医的出色成就表现在色脉诊断、望形察色以及系统理论应用于医疗实践，并与辨证施治紧密结合。如喻本元等撰写的马病治疗各论，罗列七十二种常见的难治重大病症，称为“七十二大症”，对每一病症都指出病因和病机，对症候群的特点也有详尽描述，特别是症状相同时能指出其相互区别的要点，其在马病治疗方面的成就是很突出的。
《三才图会》将渔具分为网、罾、钓、竹器四大类，绘图精致真切。很多渔具至今仍在沿用。明代还发明了滚钓捕鲟的钓具，小者二三百斤，大者一二千斤均可捕获。在钱塘江富阳一带，夜间渔船吹螺，“鱼喜螺声，闻声跃出受捕”。这是以声诱鱼的一种方法。淡水养鱼有了更大发展，黄省曾《养鱼经》和《农政全书·牧养》等从鱼苗孵化、采集，一直到鱼饲养的各个阶段，如鱼池的建造、放养密度、搭配比例、饵料、分鱼转塘、施肥，以及鱼病和桑基鱼塘综合经营等都有详细叙述。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988 年版。
第八节农书近人王毓瑚著《中国农学书录》，著录之明代农书共有一百三十多种。
其种类有农业总论、作物（茶附）、耕作及土壤、农具、气候和气象、虫害、园艺总论、蔬菜和野菜（菌附）、果树、花卉、蚕桑、畜牧、兽医、水产等。虽然数量不少，但质量较高的，不过十来种。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是明代农学的最大成就，也是我国古代农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约七十余万字，引用文献二百多种。徐光启在世时这部巨著的规模大致已定，但没有真正完成。身后，存留手稿由陈子龙约集一些人编定，刻印成书。全书分为十二月（）农本（经史典故、诸家杂论、国朝重农考）；（2）田制（井田考和《王祯农书》中的各种田制图）；（3）农事（营治、开垦、授时、占候）；（4）水利（水利工程、农田水利、《泰西水法》）；（5）农器；（）树艺（谷物、蔬菜、果树）；（7）蚕桑；（8）蚕桑广类（木棉、苎麻）；（9）种植（经济作物）；（0）牧养；（）制造（食品、房屋）；（2）荒政（备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菜谱》）。《农政全书》与以前所有农书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它着重而系统地论述了屯垦、水利和备荒三项；另外，还吸取了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分析整理了自己调查所得和科学试验的材料。
《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为明代两位民间兽医喻仁（字本元）、喻杰（字本亨）所编撰。此书是喻氏兄弟收集历史上已有的知识，吸取当时民间兽医的经验，加上自己的医疗实践体会，系统地总结汇编定型的。《疗马集》几乎全部使用了《司牧安骥集》和《司牧安骥方》的材料；此外，《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中的医方，也有一些收录在《疗马集》和《疗牛集》里。书中记有相法、针灸法、外治法、内服药方等，并有一套仿自“金元四大家”的医病理论。此外还将相法、针穴和症状，绘制成图；又将病因、症状、治法、养护之主要内容编成“歌”或“颂”，这样更便于群众记忆运用。
还有两本地方性小农书写得比较有特色。一是马一龙的《农说》，这是中国古代农书中较少见的一本理论性专著。该书试图从理论上来分析和总结水稻的耕作技术，如深耕与根群之间的关系、施肥与地力的关系、密植与土壤肥瘠的关系、中耕与除草的关系、留种与丰产的关系等等。特别是把“阴阳”等概念与气温、水分、日照、地温、湿度、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等结合起来，强调阴阳要和谐，强调农业生产要“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其农业生产指导思想是“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另一本书是明末涟川沈氏撰《沈氏农书》。全书分为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和家常日用四部分。“运田地法”为全书主要部分，叙述各种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桑树的栽培技 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述》，农业出版社980 年版。
术。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地主阶级对于农场土地的精打细算的经营方式和明末太湖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
第二章土地制度第一节明代土地制度的形式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国家的财政收入，最根本的是田赋（又称田租、税粮），是为税收的正项。“赋从田出”。有了土地，才能有田赋。土地，要依靠农民开发耕种。为了使农民能够勉强生活下去，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就必须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历代封建皇朝为了保障田赋收入，无不十分重视土地问题，建立了一套土地制度，并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时加以修改、补充、完善。
所谓土地制度，一般是指土地的分配与所有权的归属；土地的垦殖与经营管理形式；地租的等则与征收方式，以及地租的分割占有等。
明朝承元朝之后，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土地制度和其他各项典章制度一样，“多因前代旧制”。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创造，显示时代风貌与特征。其“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堧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明史·食货志》的这段话，大体概括了明朝土地的种类及其归属和官田的内涵。为了进一步了解明朝的土地制度，有必要首先粗略介绍一下各种官田的历史渊源、演变沿革、所有制性质及其经济功能。
宋、元时入官田地，即宋、元两代遗留下来的官田，又称“旧额官田”，或“古额官田”。明朝新籍的官田，称为“抄没官田”，或“近额官田”。前者主要是南宋的官田，后者主要是没收豪强地主的。这两种官田大多分布于江南苏、松诸府。
还官田，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初赐给公侯，以其租入充俸禄。洪武二十五年（392）八月，“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另一种是赐给官员或百姓承种，后因事故还田于官。洪武十二年（379）以前，苏州一府即有功臣还官田二万余亩。
没官田，籍没之田，即由政府没收入官。这种做法，早已有之。明代凡官民犯法，被抄家没产者，土地概归入于官。明初在苏州府抄没的田土最多，达三百八十多万亩，占全府田土的三分之一以上。抄没的对象，主要是张士诚“大周国”的成员，以及被明太祖视为不法的“富民”。没官田有“一没”，“再没”，“三四没者”，科则亦随之加重。
断入官田，指双方互争，而又来历不明的田土，因无法断给任何一方，由官府裁定没收入官。
学田，亦称府县学田，有些地方称“供田”。又可细分为书院田（学院田）、儒学田。为府州县学所有，以其租入为办学费用或资助贫困学生。宋元两代置学田之风甚盛，明代江南等地亦相当流行。
皇庄，皇庄之名始于明代（详后）。
牧马草场，官马放牧之地（详后）。
城堧苜蓿地，城堧地，即城郭旁之余地。苜蓿，为农作物之一种，可作为马的饲料。这种余地原来禁止耕种，后来解除禁令，听任开垦。
牲地，即光禄寺、太仆寺所用牲畜之饲料地或牧放地。
园陵坟地，指帝王陵墓用地。如南京钟山明孝陵和北京昌平十三陵等。
也包括地方上的公墓用地。
公占隙地，“多指民间义家或显贵坟茔，官仓坛殿等所占用之田”。
诸王等赐乞庄田，包括赐予和奏请两种。前者，为皇帝主动赐给功臣的田地。后者，是诸王等为了占夺土地，向皇帝奏请乞讨的。
百官职田，即品官职分之田，又称“公田”，以其租入为补充俸禄之用。职田之名，始于隋朝开皇年间。北宋天圣年间曾下诏罢革，不久复设。明代行职田之制时间不长，洪武末年即告结束。
边臣养廉田，置立在边境地区，以其租入用于边镇官吏和监军使俸禄以外之津贴的官田地。
军、民、商屯田，这三种屯田，经营管理体制和收入所得分配等各有不同（详后）。
民田，为民所自有。种类比较少，主要有新开田、沙塞田、闲田、僧道常住田等。
“官田”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对其后来的发展变化，史书记载不一。有谓“自汉至唐不闻云官田者”，有说汉、唐时亦有“官田”。宋、元以后，官田渐多，迄明益盛。关于明代官田的所有制性质，特别是对于明代初年江南苏、松诸府官田的性质，从明代开始就有不同见解，长期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明初苏、松、嘉、湖诸府的没官田、断入官田，是“名为官田，实民田耳”，不可与皇庄、牧地诸在官之田相提并论。或者说，明初苏、松、嘉、湖诸府，“虽有官田、民田之分，然皆系民业，并非公产，唯科则有轻重之不同，与宋之官田又不同矣。若明之皇庄及诸王、勋戚所赐庄田，则为在官之田”。近年来，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下列观点包括明初苏、松诸府在内的官田，实为“国之所有”，即国有土地，法律上禁止自由买卖；民田为民所自有，是私有土地，允许互相交易。就数量而言，明代全国官田少，而民田多；在明初苏、松二府则是民田少而官田多。明中叶以后，官田逐渐私有化，其科则与民田合而为一。
官田和民田，不仅数量不同，种类不一，所有制性质有异，而且征税的名目、税粮科则（田租的等级与数量）也各有差别。官田曰租，民田曰税。 梁方仲《〈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续三），《北京师院学报》98 年第2 期。 《清文献通考》卷十二《田赋考·官田》。
官田租重，民田税轻。科则则数多寡亦有区别，经营方式也不一样，官田多由贫民佃种，民田多归豪右所有。只有根据官田与民田的这些不同情况，建立一种比较可行的土地制度，使之与户口制度相配套、丁口与田产互不分离，才能使国家的赋役征发有保障，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明代的土地制度，虽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总的说来，与户口制度一样，大部分也是前紧后松，最终流于形式。
第二节编造田籍核田定赋元末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用战争的形式，把他的政敌打翻在地，一统天下。可惜，无情的战争，也同时把事关军国大计的户籍、田籍，或者化为灰烬，或者残缺不全。“版籍多亡，田赋无准”，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朱元璋深感忧虑。不立即解决这道难题，编造田籍，皇权的巩固与强大，势必成为一句空话。
为了尽快改变“田赋无准”的局面，使税粮征收有所依据，赋役均平，减少矛盾，唯有立即制定田籍。
洪武元年（38）正月初四日，明太祖在南京称帝，建国号“明”。因为田籍一事关系重大，刻不容缓。同月十三日，即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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