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2/3页)
续修附入。”一为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又以阁臣严嵩之请，续添新例。由此推知，所修五十三卷，当为原一百八十卷外增补之数。嘉靖间纂修凡例今存。其中可略知续纂内容一、正原本之差讹，补其脱漏，并将弘治十六年以后事例随类附入。
二、变更事目，有应分立之目，有应合立之目，有分类不当者，有增立未尽者，另有目下记事不详或失实者，旧立目而今无其事者，均予删补重订。三、将原有分类总注中不统一之处，统一格式。
四、增补等制礼仪，旧制不载则增立新目，旧制变更者载于旧目之下。
③④《明武宗实录》卷五○，正德四年五月戊戌。
②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三。
嘉靖八年四月初六《皇帝敕谕内阁》。
五、新立之坛庙冠服仪仗等制度，各绘制成图，随类附入。
六、增加世宗御制册告等文。
七、殿阁大学士旧载国子监之后，当时已与师、傅同为大臣兼官，故不隶衙门，移列于师、傅之后。
八、更订南京各衙门事例混记于北京者。
此距弘治成书，以嘉靖八年敕谕内阁时即已二十八年，若以嘉靖二十八年续修成书时计则四十又八年，所增事例应为不少。然当时所重，在于更定祀典，八条凡例之中，仅一条为将弘治十六年以后事例随类附入。而嘉靖续修之可贵者，亦仅在此。万历中，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等上重修会典奏本，其中有云“嘉靖年间，世宗皇帝尝命儒臣续修会典，自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止，已经进呈，未蒙刊布。”对于嘉靖间两修会典，后人评价不高，初则张永嘉、桂安仁、夏贵溪等为政，以议礼诸臣续典，自然强调以兴献王为宗，及改定冠服祀制等，因过于突出新制，旧制反而简略不详。再修又以严分宜为总裁，严氏只求取媚世宗，紊礼逾法之处更多。又嘉靖时祀典太滥，明人即已有所议论，书成留于禁中，不制序，不发刊，后亦不传。
隆庆二年（58），都御史孙应鳌奏请事例，附入会典。万历初年，又有给事中林景旸等复申前请。但因当嘉靖、隆庆两朝实录尚未告成，“披阅校正，日不暇给，若复兼修会典，未免顾此失彼”②。
至万历四年六月，始有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合疏奏请开馆续修会典。是月神宗敕谕内阁，择日开馆。此修至万历十三年完稿，又二年至十五年二月上表进书，前后十余年，纂成万历《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会典成书后期，张居正病逝，继有抄没之祸，故重修之总裁列名阁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副总裁礼部尚书沈鲤，吏部侍郎沈一贯、朱赓，礼部侍郎王弘海、张位、于慎行，侍读学士徐显清等。纂修官有赵用贤、刘虞夔、刘元震、孙继皋、黄洪宪、曾朝节、刘楚先、张应元、陆可教、杨起元、杨德政、冯琦、庄履丰、萧良有、王庭譔、余继登、沈自邠等。另有催纂、誊录多人。
此次重修，工程浩繁，几可与弘治初修相比。重修之举，首先将弘治、嘉靖两朝旧本再行校订补辑，自嘉靖己酉（二十八年）以后事例补入，补至稿成之万历乙酉（十三年）。旧体例以《诸司职掌》为本，列历年事例于后，然《诸司职掌》成于洪武二十六年，而洪武事例有在二十六年之前者，故改为类事编年，凡《诸司职掌》所记，改为洪武二十六年，《大明令》则改写洪武元年，《大诰》则称洪武二十年。其余颁降各书，均依此例。户口赋税等项则例，首载洪武间数，以记其始；次载弘治间数，以记其中，次载万历 万历四年六月十六日内阁《重修奏本》。
② 万历四年六月十六日内阁《重修奏本》。
六年（578）会计之数，以别登耗。嘉靖间数字，因增减无几，略去。而涉及嘉靖间重大定制，如三大营之设，系嘉靖二十九年（550）更定，又大阅为隆庆三年（59）创行，其规制仪节，皆备书不省。旧会典事例只以编年排述，不便阅读，改为以事分类，以类分年，其中再以圈隔开记述，以便检阅。凡旧会典中以旧官署名立目者，改以新名立目。经此次重修，无论其内容、形式、体例，均更趋完善。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得正德刊《明会典》一百八十卷，而未见嘉、万诸续修本，亦莫知其存佚，却推而论之曰“殆以嘉靖时祀典太滥，万历时秕政孔多，不足为训，故世不甚传欤？”据今所见正德、万历二会典相比较，此推论失之偏颇。嘉靖时所续五十三卷，抑或有祀典太滥之嫌，万历会典二百二十八卷，就史料价值而论，诚在正德会典之上。
会典卷目《明会典》凡四修，两次刊行。今得见者，正德、万历二会典。
正德《明会典》一百八十卷。
卷一宗人府；卷二至卷十五吏部；卷十六至卷四十一户部；卷四十二至卷一百五礼部；卷一百六至卷一百二十六兵部；卷一百二十七至卷一百四十六刑部；卷一百四十七至卷一百六十三工部；卷一百六十四至卷一百六十六都察院；卷一百六十七通政使司、中书舍人、六科；卷一百六十八大理寺；卷一百六十九太常寺；卷一百七十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顺天府，应天府；卷一百七十一光禄寺、太仆寺；卷一百七十二鸿胪寺；卷一百七十三国子监；卷一百七十四翰林院；卷一百七十五尚宝司；卷一百七十六钦天监、太医院；卷一百七十七上林苑监、五城兵马指挥司；卷一百七十八僧录司、道录司、神乐观；卷一百七十九五军都督府；卷一百八十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
万历《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
卷一宗人府；卷二至卷十三吏部；卷十四至卷四十二户部；卷四十三至卷一百十七礼部；卷一百十八至卷一百五十八兵部；卷一百五十九至卷一百八十刑部；卷一百八十一至卷二百八工部；卷二百九至卷二百十一都察院；卷二百十二通政使司、中书舍人；卷二百十三六科；卷二百十四大理寺；卷二百十五太常寺；卷二百十六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顺天府，应天府；卷二百十七光禄寺；卷二百十八太仆寺；卷二百十九鸿胪寺；卷二百二十国子监；卷二百二十一翰林院；卷二百二十二尚宝司；卷二百二十三钦天监；卷二百二十四太医院；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史部·政书类一》。
卷二百二十五上林苑监、五城兵马指挥司；卷二百二十六僧录司、道录司、神乐观；卷二百二十七五军都督府；卷二百二十八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
以二书卷目相比，可知万历会典中吏部少二卷，户部增三卷，礼部增十一卷，兵部增二十卷，刑部增二卷，工部增十一卷，六科单立一卷，太仆寺单立一卷，太医院单立一卷，合计共增四十八卷。
嘉靖间续修《明会典》，补五十三卷，与万历中所增卷数相近，虽未得见其书，然万历续修大致当以嘉靖续修本为依据，万历《重修凡例》称“遵奉敕谕，将弘治、嘉靖两朝旧本，校订补辑。”亦盖指此而言，故得万历会典，则嘉靖会典大致可得之矣。《嘉靖间续纂凡例》记“坛庙冠服仪仗等项制度，凡奉钦定而旧所未有者，各画为图，随类附入。”②查万历《重修凡例》，并无增补坛庙冠服仪仗诸图之记述，可知今万历会典中得见之礼部诸图，系增于嘉靖续修之时。
以往于嘉靖续修多有微词，主要即认为其时祀典太滥。不仅卷数增加十一卷，图增更多。首先增加了冠服之图，如冕、冕衣、下裳、中裳、大带、车带、革带系蔽膝、革带系佩绶、镇圭、鞋袜、皮弁、绛纱袍、红裳、中单等，并有常服、燕弁冠服及皇后冠服、文武官冠服等。这样就比正德会典中只有公侯驸马伯及文武官员官服花样内容丰富了许多，给后人留下直观资料，并未有冗滥之感。
祀制之图，正德会典中重视新旧之对比。首列南京大祀殿、太庙、山川坛、社稷坛等旧图，再列弘治间诸图。万历会典除诸祀祭之图外，增加了各种祭器之图。祀典陈设之图也较前形象化。总之，万历会典较正德会典在附图方面胜之一筹。
此外万历会典于兵部镇戍下载图二十幅，其文称“天下险隘要冲，在职方皆有图本，今不能尽载。而边事特重，故载镇戍总图一，九边图九，其沿海及腹里地方，夷蛮瑶僮之属，所宜备御者，咸著于总图焉。”万历会典于兵部所增内容最多，达二十卷。盖因嘉靖以后南倭北虏，军事日繁，制度变更，事例屡增之缘故。以《各镇分例》辽东为例，正德会典不述，万历会典则记“辽东孤悬千里，国初废郡县置卫所，以防虏寇。独于辽阳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处降夷。东北则女直建州、毛怜等卫，西北则朵颜、福徐、泰宁三卫，分地授官，通贡互市，寇盗亦少。嘉靖间虏入，大得利去，遂剽掠无时，边人不得耕牧，城堡空虚，兵马彫耗，战守之难， 《明会典》卷首《万历重修凡例》。
② 《明会典》卷首《万历重修凡例》。
《明会典》卷一三三《镇戍八·图本》。
十倍他镇矣。”②其下事例，以嘉靖年始，屡次提及海西、建州、毛怜诸“夷”。清初修《四库全书总目》称未见万历会典，或即因此而有意回避。若修四库时不见万历会典，则修《明史》亦不见其书，然《明史》诸志中录万历会典之处屡见而不鲜矣。
会典述例《明会典》作为一代之政书，其修纂目的本为当时及后世提供遵循典制之依据，所谓“以昭一代之章程，垂万年之成宪。”故于修纂中力求“至精且当”，不仅典制完备清楚，且所引事例典型明了。故成为今日研治明代典章制度之要籍。
清修《明史》，有关典章诸志，如礼、食货、职官、兵、刑法、舆服、仪卫、选举等，均以会典为重要依据，其时虽称未见万历会典，而诸志中文字间有抄录会典之痕迹。
会典之修纂，不以它书为据，其法“先令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门，各委属官，将所载各司事例，再行检查校勘，若有差错，备细贴注明白，送史馆改正”②。“其近年六部等衙门见行事例，各令选委司属官，遵照体例，分类编集，审订折衷，开具送馆。”③再由史馆中纂修人员将各衙门上报材料选编成书。此程序与纂修实录相仿，“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④。实录以编年成书，会典以分类编集。由此可知会典之价值，后世修史及考订史志，多以会典为据，兹述例于下。
《明史·选举志》记“监生历事”，系抄录于《会典》“凡监生历事，吏部四十一名，户部三十五名，礼部十三名，大理寺二十八名，通政司五名，行人司四名，五军都督府五十名，谓之正历。”而《会典》所记，更详于此。六部名额中，尚有“兵部二十五名，刑部七十名，工部二十四名”，及“都察院六十三名”之数。
又《明史·职官志》中“荫叙”之制，原载于会典“国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其世禄。”“凡荫叙，洪武二十六年定。”《职官志》则将洪武二十六年，误作十六年②。黄云眉教授作《明史考证》，称“类是者未遑概举。”③② 《明会典》卷一二九《镇戌四·各镇分例》。
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四十《请重修大明会典疏》。
② 嘉靖八年四月初六《皇帝敕谕内阁》。
③ 万历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皇帝敕谕内阁》。
④ 王鏊《震泽长语》。
《明会典》卷二二○《国子监》。
② 《明会典》卷六《验封清吏司·荫叙》。
③ 黄云眉《明史考记），第493 页。
关于都察院之设置，《明史·职官志》记作洪武十五年（382）。《明会典》则记“国初置御史台..十四年改都察院。”④其间相差一年。今查《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四年十月记遣监察御史林愿孙荣等分按各道罪囚。明初所置御史台虽设有察院监察御史，但未分道治事。设都察院后，始分设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道。此称“分按各道罪囚”，则已设都察院无疑。⑤凡《明史》之抄自会典者，照录则无误，更改则错出，如自永乐五年（407）起，渐置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彝、高昌、缅甸八馆之记述，系据《明会典》卷二“提督四夷馆”。《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癸酉，仅记有“选国子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置馆于长安右门之外处之。”《明史》所能据者，仅会典一书。
再如《明史》记会试之额，称洪武乙丑、永乐丙戌至四百七十二人，为明朝盛事。其会试之额数，见于会典卷七七，而永乐间取录四百七十二人则在二年甲申。修史志者疑甲申非会试之年，臆改丙戌，误为永乐四年。殊不知永乐夺位，建文四年（402）乡试未行，永乐元年补乡试，二年始有会试。《明会典》诸卷目中，以户、礼、兵三部内容最丰，合为一百四十五卷，其余三部及文武各官署合计不过八十三卷。户、礼、兵三部中，户部虽二十九卷，篇幅之多却超过兵部四十一卷。其中所记田土、屯田、税粮、人户等项数字，尤为可贵。
《明史·食货志》首列“户口”，其所记洪武二十六年（393）全国户口一千六百零五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口。弘治四年（49），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578），户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此三年之数字，均出自《明会典》，但洪武二十六年所记户数有误，会典记为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②弘治十五年（502）天下土田之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明史》中此数字抄自正德会典，正德会典载，当年民田三百六十二万九千六百零一顷七亩，官田五十九万八千四百五十六顷九十三亩，合计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但《食货志》又称“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而实际当为“六之一”。③至于税粮之数，万历会典有三个年份的统计数字，一为“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一为“弘治十五年十三布政司并④ 《明会典》卷二○九《都察院》。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七，洪武十四年十月癸亥。
《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癸酉。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及校勘记。
② 《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户口一》。
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一为“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既有全国总数，又有分征数额，其夏税又分大小米麦丝绢麻苎棉钞等项，秋粮分为米棉苎麻布绵丝钞桐油红花马匹等项。《明史·食货志·赋役》系本于此。其所列两税各项之外，如称“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除去十五万石民粮，官粮当为二百五十九万六千余石。同年浙江通省秋粮二百六十六万七千二百零七石，故称“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
《明史·食货志·赋役》有述及匠户之制，文称“匠户二等曰住坐，曰轮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②原文中有轮班误作输班之失，中华书局点校本已作校正，姑不论。而其所谓“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盖指轮班工匠，而非住坐工匠。《明会典》记嘉靖二十七年（548）议准，工役囚人“如果贫病不堪，照例每月出办工价银一钱，委官雇人上工，不许额外多取”。此系住坐工匠。轮班工匠则“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北匠出银六钱”③。此为轮班工匠输罚班银之例。《明史》中所述不清，且将二者混淆，须以会典为据，以正其误。
漕运之数，《明史》记成化八年（472）后始定四百万石之常额，下有北粮南粮之数及兑运、改兑、折色，又有加耗米入京，通两仓之数，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此段文字亦见于《明会典》，而会典中又有各布政司、府兑运、改兑及加耗等详明数字，不仅可补《明史》记述，且可知四百万石之数，其中兑运三百三十万石，改兑七十万石，并非大概之数，而是以此数字为根本，分派于诸布政司及诸府，务求合乎此数。盖漕运之数定自总额，再行分派。《明史》中不列各布政司及各府数额，读之往往误以为漕运四百万石乃一大概之数。
述及改兑之议，《明史》记“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兑之议。时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明会典》则于成化七年（47）前记“凡水次交兑，宣德七年，令官军运粮，各于附近府州县水次，江南民运粮于瓜洲、淮安二处交兑。河南所属民运粮至大名府小滩，兑与遮洋船官军领运。山东粮于济宁交兑。”又记“正统九年，令江南漕粮，于九江水次交兑。”②是改兑之议，始自宣德七年（432），非成化七年。至于《明史·食货志》中其他失误，李洵教授《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多有精辟之论，于此不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校勘记十七。
③ 《明会典》卷一八八《工匠一》、卷一**《工匠二》。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
② 《明会典》卷二七《漕运、漕规》。
复赘述。
《明会典》于礼部记述独详，达七十五卷之多。明人重礼典，《明史》称“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③撰成《存心录》、《大明集礼》。洪武三十一年间，所著可考见者还有《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
自洪武以后，礼制渐增。“永乐中，颁《文公家礼》于天下，又定巡狩、监国及经筵日讲之制。后宫罢殉，始于英宗。陵庙嫡庶之分，正于孝宗。暨乎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以及祈谷大雩，享先蚕，祭圣师，易至圣先师号，皆能折衷于古。独其排众议，祔睿宗太庙跻武宗上，徇本生而违大统，以明察始而以丰昵终矣。..今其存者，若《明伦大典》，则御制序文以行之；《祀仪成典》，则李时等奉敕而修；《郊祀考议》，则张孚敬所进者也。至《大明会典》，自孝宗朝集纂，其于礼制尤详。世宗、神宗时，数有增益，一代成宪略具是焉。”观有明一代礼制之形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洪武之初创，而总结于弘治间；一为嘉靖之更定，而总结于万历之世。留为成宪者，则万历会典礼部之记述。
今查会典礼部所述，更定者不论，创于嘉靖间者，有“冬至大祀庆成仪”、“皇嫔册立仪”、“皇子、皇女诞生命名仪”、“亲蚕仪”、“皇嫔冠服”、“分祀”、“祈谷”、“大享”、“雩祀”、“节拜”、“帝社稷”、“太岁月将”、“大禘”、“先圣先师”等二十余种，其中有些后罢。
《明会典》虽详于礼典，明人仍有批评“仪制莫重于登极，当以为首，乃居朝仪之后；宴莫大于庆成，宜详，止书大略；至封爵，是国家重典，并未一及。朝贺仪以皇上冠于太皇太后之前，是矣。中宫虽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内，原自有别，亦冠于太皇太后之前。均内也，以妇先姑，可乎？丧礼以皇太后居先，是矣。然列孝慈皇后于章圣皇太后之后，不已太甚乎？开天圣后乃不得居第七代藩国尊崇之后之前。虽仪注非实事，宁不触目动心？”此论不为无理，然均属编纂体例不当，非记述之误，考读有明一代礼制，仍当首举会典。
会典于吏、户、礼三部之外，尚有六部中之兵、刑、工及其他诸司衙门，事例亦称详尽。如其中兵部所述，自中叶以后，兵事日繁，京营制度及变更之驿递、马政诸项，内容十分丰富。万历会典较之正德会典陡增二十卷，盖③ 《明史》卷四七《礼志序》。
《明史》卷四七《礼志序》。
朱国桢《涌幢小品》一《大明会典》。
亦由此。因篇幅所限，不可备述。
以上所列，多为会典之可取处，至于其缺失之处，自然在所难免。体例所限，姑且不论，即其记述事例，亦间有断章取义，述事不明者。如记永乐初设北京行部之事，与其后设置行在六部相混淆，使人误以行部职权同于行在六部，则将管理北京地方行政之行部，与设于北京之临时朝廷机构混谈。再如述及明初垦荒，则与移民屯种混同记述，易使人将民屯与移民垦荒误为一谈。此均属弘治后修史者于明初史事不甚明了，又未加仔细考订之结果，今之治史者不可不再考而明之。
《明史》《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录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明史》的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少于《宋史》，居第二位。
《明史》为清代官修的前朝正史，大学士张廷玉总裁成书。这部正史自清顺治二年（45）下诏修纂，到乾隆四年（739）刊行问世，前后长达九十五年，为二十四史中修纂时间最长的一部。
《明史》卷帙多，修纂时间长，使其具有许多与诸史不同的特点。
《明史》的成书及其背景《明史》自开修到刊行，历时将近百年，百年修一史，这实在是罕见之事。那么《明史》的修纂为什么会历时这样长久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纵观《明史》的修纂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无绩可言的初修阶段。
《明史》的正式开馆修纂始于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45 年5 月2 日）。据清顺治朝实录记载，当日以修《明史》总裁官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奏请，正式设置副总裁官，以学士、侍读学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并且选定纂修、收掌、誊录官。
此时正值清军入关之初，立足未稳便急于诏修《明史》，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以此宣告明朝已亡，而当时南京的弘光朝廷正与清朝隔江对抗，修《明史》便是不再承认弘光的南明政权存在。二是以此笼络明朝遗臣，通过纂修《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开馆修史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虽然到五月十五日（ 月8 日）清军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廷灭亡，五月二十八日（ 月2日）清廷宣布“平定江南捷音”，但是实际上清军在江南遭到了军民的坚决抵抗，尤其是清廷公布“剃发令”后，更激起江南百姓的抵制。其中著名的战斗有阎应元领导的江阴保卫战，固守孤城达两月之久。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明臣黄道周、郑芝龙等奉唐王朱聿键于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与此同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奉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余部也与明总督何腾蛟结合抗清。到顺治三年（4），明臣苏观生等奉唐王朱聿■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丁魁楚、瞿式耜等又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永历政权。顺治六年（49），张献忠农民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与南明永历政权结合，成为抗清主力之一。
在清军占据的北方各地，与南方抗清形势呼应，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义师纷起，一些降清明朝将领也先后举旗抗清，在全国范围内，几次掀起抗清**。例如顺治九年（52）李定国率军收复宝庆、全州、桂林的战役，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顺治十年至十一年，明鲁王部下张名振、张煌言等率舟师攻入长江，直抵南京近郊；郑成功亦率水军攻克舟山。这样的抗清斗争，直到清康熙初年，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郑成功、李定国先后去世，始告一段落。
在这样战火纷飞、政局未定的情况之下，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开馆修史，是根本不可能的。
清康熙八年（9），康熙皇帝拘禁权臣鳌拜，开始亲政。然而此时政局又有新的变化。康熙十二年（73），由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撤藩而引发了“三藩之乱”，从此，又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直到康熙二十年（8）十月，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期间，清廷集中全力平叛，仍然无暇顾及《明史》的修纂，因此，顺治二年（45）所下修纂《明史》的诏令，实际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政策作用远远超出了它修史的作用。
《明史》修纂第一阶段无绩可言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和人力的不足。当时不仅没有力量整理明朝的邸抄和档案，而且在征求图书时，献书者也极少，就连最基本的史料明代历朝实录也不完整，天启朝实录缺少七年以后部分，崇祯朝因亡国而无实录。如此种种，也限制了《明史》修纂工作的进展。所以，直到“三藩之乱”基本平定之后，清廷才有力量集中人力物力正式动手修纂《明史》，其间已历时三十五年之久。
2.卓有成效的五十年。
“三藩之乱”虽然直到康熙二十年（8）始告结束，但是《明史》的修纂工作却并未等到此时，而要略早几年。康熙十七年（78）诏征博学鸿儒，次年三月，试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纂修《明史》，从这时候起，正式动手修纂《明史》的第二阶段即告开始。
这时“三藩之乱”虽未平定，但朝廷胜利之大局已定。康熙十七年（78）八月，吴三桂死后，清廷便由以军事为主转向了追求进一步的政局稳定。康熙皇帝诏开博学鸿儒科和开修《明史》，正是他炫耀文治、稳定人心之举。修纂《明史》是康熙皇帝用来笼络知名人士，尤其是那些坚持明朝遗民立场，不肯做清朝官吏的著名文人的一种手段。此时明亡已久，决无复兴之可能，这些遗民之情，也只能寄托于修纂《明史》之中了。
康熙皇帝虽然表现出对修纂《明史》的重视，但是他深知，国家稳定之基础并非修书，而在于经济。早在他亲政之初，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待到三藩、台湾及准噶尔先后平定，他更感到天下无事，而以治理黄河为最重要。
正因为康熙十八年（79）博学鸿儒科及其修纂《明史》只是康熙皇帝的一种政治手段，所以其结果也必然会时重时轻，迁延时日，前后用了将近五十年时间，直到康熙皇帝病逝，雍正元年（723）仍然未能完成这部官修的前朝史。
但是，这时的情况与顺治二年（45）下诏初修时已经大不相同。除了政局稳定，经济也逐渐恢复，到康熙后期更出现了繁荣盛世，这些都为《明史》的修纂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资料的征集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近五十年时间，虽然未能完成《明史》的修纂，但却是《明史》成书的关键阶段。我们今天所见《明史》之雏形便是在此时形成的。
到雍正元年（723）为止，先后完成了四部《明史》的稿本。一种是万斯同审定的三百十三卷本，另一种是他审定的四百十六卷本，这两种稿本都被称作万氏《明史稿》。此外还有王鸿绪于康熙五十三年（74）进呈的《明史（列传部分）》二百零五卷本，这实际上是在万氏《明史稿》基础上删削而成的。到雍正元年（723）六月，王鸿绪又一次进呈《明史稿》，包括纪、志、表、传，共计三百十卷，这便是王氏《明史稿》，即后来刊刻的所谓《横云山人明史稿》。
3.最后成书阶段。
经历将近五十年断断续续地修纂，《明史》成书的基本工作业已完成。
雍正元年（723），王鸿绪进呈《明史稿》，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等为总裁，在王氏《明史稿》基础之上，增损成书。这次开局修《明史》，虽有康熙年间众史家之努力及万氏、王氏《明史稿》为本，但仍集中了数十人之力，前后用了十三年时间方始告竣。
雍正皇帝的即位，一向有“夺嫡”之说，成为清初的一大疑案。尽管对此众说不一，但康熙末年立储之争与雍正皇帝的即位，则是历史事实。雍正皇帝是一位强权的**皇帝。他登极后，着手削弱诸王旗主势力，打击“朋党”，以至到骨肉相残。雍正皇帝也是一位追求功利的有为之君，在文治和武功方面都要求有建树。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诏令开修《明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康熙晚年，诸子为以自身的表现去求得继承皇位的机会，便曾有过修书之举，即陈梦雷侍读诚郡王允祉之邸所纂《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后因雍正皇帝与兄弟相残，受牵罹祸，下场颇为不幸，然而《古今图书集成》则于雍正年间继续编成刊行，反而成为雍正皇帝彰文之举。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六，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即命开修《明史》的原因，还在于可以由此表现其对父皇遗志的继承。康熙年间所修《明史》未成，只好由雍正皇帝继续。
这一次开修《明史》贯穿了雍正一朝，直到雍正十三年（735）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即位。同年十二月，修《明史》成，大学士张廷玉进表，持续多年的修史工作方告结束。乾隆四年（739）正式刊行。《明史》终于得以问世。
《明史》的真正修纂，是从康熙中到雍正末。这时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尽管清朝统治者从其统治需要出发，在修史时为达其目的，不可能给予真正的关心与支持，但是由于社会长期稳定，经济的恢复发展，文化的日趋繁荣，在客观上为修史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修纂人员能够尽其所能，使这部《明史》保持了许多诸史所不及的特点。
《明史》编纂体例举要《明史》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它的编纂体例沿袭了前朝诸史，分为纪、志、表、传四种。《明史》虽然与前朝诸史同属纪传体史书，也采用了相同的分述方式，但是究其实际编纂内容，与诸史并不完全相同。
.本纪。
本纪共二十四卷《太祖纪》三卷，《恭闵帝（建文帝）纪》一卷，《成祖纪》三卷，《仁宗纪》一卷，《宣宗纪》一卷，《英宗纪》前后共二卷，《景帝纪》一卷，《宪宗纪》二卷，《孝宗纪》一卷，《武宗纪》一卷，《世宗纪》二卷，《穆宗纪》一卷，《神宗纪》二卷，光宗纪附于神宗后，《熹宗纪》一卷，《庄烈帝纪》二卷。
就卷数而论，《明史》本纪所占不足全书十分之一，若以字数而论，则所占不及全书二十五分之一。由此可知本纪在《明史》中所占比例甚小，这是《明史》编纂体例中的一个特点。本纪在纪传体史书中，是以编年形式叙史的部分，《明史》显然是将本纪作为全史之纲，以简明扼要的方式，首列于全书之前，使人在读阅这部史书之时，首先了解到有明一代历史之概况，而不是使人在读阅本纪时便事无巨细尽览尽知。这应该算是《明史》修纂整体设计上的独到之处。
《明史》本纪的另一个特点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