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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厨，怯薛成员）跪割奠牲的肉，置于太仆卿奉侍的朱漆供盘之上，酹以马湩，而后祭供。蒙古太祝呼帝后御讳，致祭年月日数，致祭物品，最后读蒙古语祝文。礼毕，以割奠之余撒在南门外，名曰“抛撒茶饭”。凡是大的祭祀，行割奠之礼，以示隆重。
蒙古又有烧饭祭礼，这显然直接因袭了契丹、女真的类似风俗，蒙古语称为“亦捏鲁”（ieru），关于这种烧饭礼俗，有人认为是殉葬，有人认为是火葬，有人认为是一种祭祀，用于祭祖以及祭天。见于蒙古的有关资料有《蒙古秘史》第70 节的记载，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已有烧饭的习俗，是祭祀祖先，祭后分胙而食。普兰迦儿宾尼记载，“他们把吃了马的骨头烧掉。妇女们也常聚到一起，焚烧骨头，为男人们的灵魂祝福”。元末陶宗仪记载，一次，忽必烈举行丁祭（祭孔），“礼毕，进胙于上。上既饮福，熟其胙，命左右均霑所赐”②。元代大都有烧饭园，在蓬莱坊，是皇家行烧饭礼的场所。每逢祭祀时，“烧饭师婆以国语祝祈，遍洒湩酪酒物，以火烧所祭之肉，而祝语甚详”③。从这些资料可见蒙元的烧饭是祭祖祭孔，烧饭由萨满教的师婆主持，所用的牲畜，其胙由祭者分食，焚烧掉的原是骨头，后来也有肉。烧饭也烧掉肉，这可以看作蒙古贵族生活奢侈在祭祀活动中的表现。
元朝还有一些祓灾迎福的礼俗可以提一下。一是“游皇城”，至元七年，忽必烈听从帝师八思巴的建议，在大明殿御座上安置一顶伞盖，上写梵字金书，称为“镇伏邪魔护安国刹”。从此，每年二月十五日，宫内仪仗队要“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寻迎福祉”《元史·祭祀志六》）。周游时，出动数千人，有庞大的仪仗、乐队和戏队，首尾排列三十余里，大都的居民倾城聚观。同样的活动，每年六月中，在上都也举行一次。一是“射草狗”，义为脱灾。每年十二月下旬选择一天，在大都西镇国寺内，“束秆草为人形一，为狗一，剪杂色彩段为肠胃”。先由显贵们交相发射，“射至糜烂，以羊酒祭之”。而后由帝后及太子嫔妃发射，并且各自解下衣服，“俾蒙古巫觋祝祭之”（《元史·祭祀志六》）。另一种脱旧灾、迎新福的风俗是每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后，选定一日，帝后及太子坐于寝殿，用白黑羊毛为线，把他们自顶至足缠系了，由蒙古巫觋念咒语，在银槽中烧米糠酥油，以烟熏他们身体，毛线断了，纳入槽中。然后，他们又用手撕裂数寸长的红帛，“唾之者三，并投火中”（《元史·祭祀志六》），随即解下衣服交给巫觋。从这些礼俗可以看出，元代帝室的礼俗是相当落后的，迷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页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3 年版。②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丁祭》。
③ 《析津志辑佚》，《古迹》，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本，页5。
信的色彩十分浓厚。
第二节仪制蒙古肇兴朔漠，原有朝会燕飨之礼。朝会，或称聚会，译自蒙古语“忽邻勒塔”（quriltai-qurilta），原是部落议事会，后演变成为宗王大臣会议，商议征伐、继位等军国大事。朝会之际，与会的人在一起宴饮，蒙元时候成为皇帝赐予的燕飨，由于规定与宴者穿同一颜色衣服，又称“质孙宴”（质孙，蒙古语，义为颜色），或“诈马宴”（诈马，波斯语，义为衣服）。宴会进行的时候，有“喝盏”之礼，设专人高呼“月脱”（义为“请用”），大家敬酒。重大的宴饮往往持续数天，时间最长的宴饮甚至达到六十余天。这种质孙宴起初只有皇帝才举办，但后来宗王达官也有举办的。但朝会本身的礼仪是很简朴的，直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的时候，只不过树起九斿白旗，诸王们共上尊号而已。
在窝阔台继承汗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订了册立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列班就拜，“降升分上下，进退有低昂”。参加会议的人“从头上摘下帽子，把腰带搭到肩上”，“九次以首叩地”②。忽必烈即位以后，至元六年（29）年十月，命刘秉忠、许衡等人制订朝仪服色，从至元八年八月庆贺天寿圣节开始正式使用。“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居上尊号，进太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赐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元史·礼乐志一》）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因而从这年开始使用的朝仪和燕飨，可以说是汉蒙混合的仪制。中国王朝的传统，礼与乐曲相辅相成。元廷的乐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混一前代各王朝的乐，包括西夏、金、宋的乐，以及回回乐；二是雅燕并用，“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元史·礼乐志一》）。冠服车舆是中国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封建等级的区分，上下有别，贵贱有章。元朝在这方面，“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所谓今者，包括就所征服的四方诸国，“因其俗之旧，又择其善者而通用之”。承袭前代的，如冕服、公服、仪卫服色、器皿、帐幕车舆、鞍辔等等，都有严格的等第，下不僭上。同时规定，“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等（《元史·舆服志一》），体现了民族等级的差别。所谓“兼存国制”，比较突出的有质孙是蒙元特有的一色服，“内庭大宴则服之”（《元史·舆服志一》），若是大宴数日，每天换穿不同颜色的质孙。天子的质孙，冬服凡十有一等，夏服凡十有五等；百官的质孙，冬服凡九等，夏服凡十有四等。衣冠上缀有 耶律楚材《和张敏之诗七十韵三首》，《湛然居士集》卷九。
②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0、75。
《经世大典·礼典总序·舆服》，《元文类》卷四一。
许多珍宝，而且大量使用高级丝绸和域外的纳失失（金锦）、怯绵里（剪茸）、速失（回回精制毛织品）以及高丽罗等，穷极奢华。质孙的制作也有一定的规制，十分严格。象轿是元廷特有的乘舆，始制于至元十七年（280）。象来自西南以及域外马八儿、缅、占城、安南、交趾诸国的进献。见于《元史》本纪的献象记载共三十七次，其中载有数目的十八次共八十八头；其余十九次若每次只作一头计，共十九头，总数也超过了百头。元廷把得自贡献的象饲育于大都析津坊海子之阳。每年皇帝在大都上都之间“巡幸”时，有蕃官骑象前导或御象以驾巨辇。象轿就是用象驾御的巨辇。为了维持这样壮观的象轿队伍，当象不够用的时候，元廷就遣使到占城、占腊、龙牙门等地去索取驯象。其他较具特色的仪仗还有驼鼓、骡鼓和马鼓等。
蒙元尚白，这与契丹、畏兀儿等北方民族相同。最显著的事例是成吉思汗建国时候树起了九斿白旗；他死后，在他的陵地搭起了八个白帐供祭；元大都大明殿内的御榻上有白盖金缕褥，御座上安置的镇邪伞盖也是白色的；元廷祭祀时用白缯作币；最隆重的质孙宴一律穿白色服装；进献于元廷的禽兽，如果是白色的，被认为更具敬意，如白鹰、白马、白驼等。为什么蒙元崇尚白色？有人认为与敬重祖先有关系，因蒙古人相传自己的祖先是苍狼和白鹿。有人认为与生活环境有关，在蓝天白云之下，白色的羊群是他们宝贵的财富，而白色的马湩和牛羊乳又是他们日常饮食之源。也有人认为与萨满教信仰有关，因为萨满教是崇尚白色的，蒙古任别乞的人穿白衣，坐白马。
蒙古又尚右，这又与突厥相同。“其位置，以中为尊，右次之，左为下”（《黑鞑事略》）。尚右表现在许多方面成吉思汗分封宗族，诸子的封地在老营右面，诸弟的封地在老营左面；元朝太庙的神主的排列由左昭右穆改为右昭左穆；元朝丞相两员，右丞相在左丞相之上，又，右丞在左丞之上；元宫中有三库，御用宝玉、远方珍异隶内库，金银、质孙衣段隶右库，常课衣段、绮罗、缣布隶左库；在帐幕里，男子坐右边，妇女坐左边，尊重男性；在行进时，两骑相向交左而过，表示谦顺；在进食时，接他人递来的肉要用右手，用左手就是相逆，等等。
蒙古还崇尚九这个数字，用九表示隆重，这与汉族是一致的。除了九斿白旗以外，崇九还表现在成吉思汗给予功臣的特权之一是九次犯罪不罚；祭祀时，羊鹿野豕等祭品一般常用九数或九的倍数；每年在上都祭天，用马一羯羊八，彩段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除了貂鼠皮，其余都取九数。
在蒙古传统的风俗中原有不少禁忌，元代仪制建立以后，禁忌避讳的事也有增加。蒙古原有的禁忌有禁草生而■地者，遗火而■草者，拾遗者，履阈（踩着门槛）者，箠马面目者，相与淫奔者（《黑鞑事略》）。由于害怕雷电，春夏两季，他们不在河中洗手汲水，甚至不在原野上晾晒洗过的衣服。有的禁忌是与萨满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禁止拿小刀插入火中，禁止用小刀到大锅里取肉，禁止在火旁拿斧头砍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会将火砍头。故意犯禁的人要被处死；不是故意犯禁，可由巫师为犯者涤除罪恶。蒙古人认为火可以净化污秽和灾邪，办法是烧起两堆火，从中间通过。
忽必烈在仪制确定以后，至元七年闰十一月，“禁缯段织日月龙虎，及以龙犀饰马鞍者”（《元史·世祖纪四》）。从至元八年起，禁止器物饰金。原来蒙古贵族是喜爱器物上饰金的，现在予以禁止，是要显示皇帝的独尊。后来元顺帝时，又有进一步的禁限。后至元四年（338），“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玉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元史·顺帝纪二》）。至正四年十一月，“禁内外官民宴会不得用珠花”（《元史·顺帝纪四》）。
中国历代王朝禁止称呼皇帝的名字，皇帝死后追尊庙号，各种文书要回避庙号的用字。蒙古前四汗时，汗的名字是毋须回避的。贵族与平民之间也彼此直呼其名；汗死以后也没有庙号。不过有一些事例表明，有的尊长已不允许下属冒犯自己的名字，而王、妃死后避讳他或她的原来名字似乎渐渐成为习俗。前者最突出的例子是拔都把喝醉时提到他名字的不里砍头处死。后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拖雷死后人们回避他的名字，改称他为“大那颜”，甚至把蒙古语中的“拖雷”（toli，镜子）改用突厥语同义词“库兹古”（ozgu）来表示。元朝制定朝仪以后，至元九年八月明文规定，“上位的大名字休题者，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以后成宗、武宗均予重申，凡有犯者，“教更改了者”。延祐元年（34）元廷再次规定，表章文字必须回避御名庙讳。这样，元朝的避讳便走上了中国传统的轨道。
元朝在至元三年开始对前四汗追尊庙号，以后成为定制。元朝的庙号采用双重制，即从忽必烈起，每个皇帝死后都既谥一个蒙古语庙号，又谥一个汉语庙号。如忽必烈的蒙古语庙号是“薛禅汗”，汉语庙号是“世祖”。蒙古语庙号行用于元朝及诸藩国，也就是以元帝为宗王的整个蒙古汗国；而汉语庙号则仅仅行用于元朝。这种双重庙号制度，显然是元朝政治制度的二元性的一个鲜明反映。它在中国王朝制度史上是非常特殊的。
《通制条格》卷八《仪制·臣子避忌》。
第三节婚姻元朝的婚姻礼制是在至元八年（27）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这年二月，忽必烈颁布的圣旨条画中有一款“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②这里包括了三项准则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法；第二，以男子为中心，各族的人递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为主；第三，以蒙古人为上，他族男子与蒙古女子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为主。
元代婚礼中值得特别注意的首先是居于特殊地位的蒙古人的礼俗。一直到蒙古汗国建立以后，蒙古人中间还流行“抢亲”的风俗。但同时，议婚的风俗也很普遍。父亲可以为儿子向女方求婚，若女方父亲同意，就饮“布浑察儿”（许亲酒）。又有“不兀勒札儿”，译称“许婚筵席”。“不兀勒札儿”这个词原意是“颈喉”，这里实际上指羊的颈喉，这个部位的骨头十分坚硬，许婚筵席上吃这个部位的肉，表示定婚不悔。议婚要讲聘礼，一般是以马示聘。但是成吉思汗认为，“婚姻而论财，殆若商贾矣！”（《元史·孛秃传》）他更注重婚姻的社会条件与政治基础。因而元代时候，蒙古贵族与平民不相通婚；贵族之间彼此嫁娶，称为“忽答”，即姻亲；此外，“安答”之间也互相嫁娶，结成“安答忽带”，即义兄弟姻亲关系。
元代蒙古人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蒙古社会已以男子为中心，同时还存在着浓厚的原始婚姻制度的残余，一方面是因为频繁的战争使大量男子丧生而同时又俘获了大量妇女。当时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蒙古人的蕃衍，因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蕃衍，不许有妒忌者”（《黑鞑事略》）。至于一个男子娶多少妻子，则有赖于他供养的能力。所以，愈是显贵的人，往往妻子愈多，在蒙元时代的文献中，一个贵族有几十个妻子的记载是屡见不鲜的。按照当时的风俗，平民也可以娶有多妻。在多妻的情况下，长妻的地位最高。但是，妻以子贵，如果长妻没有生子，她的地位就可能低于她丈夫的其他生子的妻②。严禁与已婚之妇私通，犯者处死。
元代蒙古人还实行收继婚制，也就是“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元史·乌古孙桢传》）。这种婚制，中国北方许多民族都曾实行，汉文文献中称之为“蒸母报嫂”。蒙古兴起时，和它邻近的女真、党项、畏兀儿等族也有这种习俗。因此，在当时蒙古人的观念中，这是顺理成章的。甚至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宠妃木哥哈敦就被三子窝阔台娶去。而在窝阔台得到木哥哈敦以前，他的二兄察合台也派人来说“父亲遗留下的诸母和美妾② 《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婚姻礼制制礼》。
后来没有许婚筵，就改在结婚时吃“不兀勒札儿”，表示好合。这个风俗延续至今。② 《史集》第 卷，汉译本页87。
之中，把这个木哥哈敦给我！”这种婚制，在元朝封赠制度方面也有反映。元朝规定，“再醮之妇”是不予封赠的，但蒙古（以及色目）除外②。
至于在元代仍占人口多数的汉族的婚姻礼俗，则基本上沿袭了原有的传统，但也有若干变化。至元六年三月，中书省户部议准，“今后但为婚姻，议定写立婚书文约，明白该写元议聘财钱物，若招召女婿，指定养老或出舍年限，其主婚、保亲、媒妁人等画字依理成亲，庶免争讼”③。至元八年九月，尚书省礼部呈准施行的婚姻礼制是依据“汉儿旧来例”并参照朱熹《家礼·婚礼》拟订的，包括议婚、纳采、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和婿见妇之父母七项。同时，金代流行一时的“拜门”，因为“蒙古婚聘并自来典故内俱无此陈例，此系女真风俗”，而“遍行弟去”④。
元廷对于一些特殊的婚姻问题，也有明确的规定。如对于“驱良婚”，也就是驱口与良人之间的通婚，元廷明令禁止，违者有罪。良人娶驱，判徒刑二年；良妇嫁驱，“则合做驱”。如宋时在江淮已成习俗的典妻，元廷认为是“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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