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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是绍熙三年（92）。
绍熙四年（93），第二次应礼部试，礼部奏名第三，孝宗擢为第一。
他的策论为孝宗、光宗赏识，签授建康府判官厅公事。陈亮未到任便去世；时为绍熙五年（94），终年52 岁。
陈亮提倡功利之学，力主抗金，在当时的理学界中，独树一帜，“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淳熙九年（82），陈亮至衢州、婺州访朱熹，相处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访陈亮，两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陈亮称朱熹是“人中之龙”，说“世途日狭，所赖以强人意者，唯秘书一人而已。”②是年夏，陈亮再致书朱熹，并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书中称“新论奇伟不常，真所创见。”③但两人在对天理功利等问题的看法上，黑白判别。陈朱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淳熙十一年（87）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陈亮第二次入狱，尚未脱狱之时，朱熹写信给陈亮，希望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这年五月二十五日，陈亮出狱，在陈一之处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又甲辰答书》。在信中，陈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他在信中慷慨陈辞，坦陈自己的心迹，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谈到王霸义利问题，陈亮说 参《陈亮集》卷27《与章德茂侍郎又书》。
《宋元学案》卷5《龙川学案》（《龙川门人签判喻芦隐先生偘》。② 《陈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书》。
③ 《朱文公文集》卷3《答陈同甫书》。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
关于醇儒问题，陈亮认为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又自发为浩然之气，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故亮以为学者学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
朱熹复信再论王霸义利，认为三代以后，即或是汉高祖、唐太宗这些英主，也都是“无一念不出于私也”，所以，汉唐以后的历史不同于三代，“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
对于朱熹这些观点，陈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复的回信中，不断地对朱熹作出了批驳。陈亮说，不能把历史断成两截，分成三代与秦汉以后的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如果这样认识历史，那么，“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存不息哉？”（《又乙巳春书之一》）又说“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又乙巳春书之二》）他又说“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所谓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没有利欲之心，也不是事实，“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乙巳秋书》）。
第三年，即丙午年，陈亮致信朱熹，说“秘书之学，至公而时行之学也；秘书之为人，扫尽情伪而一至于公者也。世儒之论，皆有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之意，皆亮之所不晓；故独归心于门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为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而求出于秘书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朱熹在答书中，说“方念久不闻动静，使至，忽辱手书，获闻近况，深以为喜。”称自己“只今日用功养病之余，却且收拾身心，从事于古人所谓小学者，以补前日粗疏脱略之咎，盖亦心庶几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场王霸义利之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陈两人都保留自己的见解，但又相互谅解。
永康之学与龙川诗词陈亮与吕祖谦、叶適、陈傅良及朱熹等一代大学人，都有深厚的交谊。
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辩难，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以上引文见《陈亮集》卷28。
陈亮创立龙川事功学派，这个学派受到不少批评。全祖望指出“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更有惭德。”归结起来是两点，在理学家看来，一是其学术上与二程学统没有联系，专言事功，是不纯。二是陈亮晚年急于求官，是晚节有亏。后一点是中伤，前一点也不准确。陈亮言事功，主张王霸杂用，在当时朝廷中，是一股新风。
陈亮强调道不离气、道不离事，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如果把事物与理分离开来，即使是孔孟之学，也不是正大的学术。他说“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非时君不用之罪也。”②关于事物与道、理之间关系，他说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③50000528_82_2因此，道不能脱离日用事物而孤立存在。在宇宙之间只有事。这是他的事功之学的哲理依据。因此，道在日用之间，包括礼仪都是与日用不能脱离的。“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当先王时，天下之人，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远，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陈亮指出，如果抛弃这一根本点，则只能是流于末学，他以《诗经》来说明“圣人之于《诗》，固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乃区区于章句、训诂之末，岂圣人之心也哉！”朱熹等一些理学家，通过章句疏释方法，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入德之门、进行天理纲常说教的教本。陈亮却认为，孔子的《论语》只是“下学之事”的作品。他说“《论语》一书无非下学之事也。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见长，又从而为之辞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呜呼！此其所以终身读之而堕于榛莽之中，而自谓其有得也。”②这是陈亮对理学教条的批判。
陈亮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他与朱熹辩论的主要论题。陈亮说“近世儒者，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专是人欲，公、私、义、利，以分数多少为治乱，其说亦不为无据矣；而不悟天理、人欲不可并用也。”③他认为按照这样的办法，君王没法去治理国家。同样，把皇、帝、王、霸道各分割开，互不为用，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历代帝王的成功经验，也证明这一点。陈亮从道与气、与事、与物的关系上，说明王霸杂用、义利双行的根据。在朱熹看来，陈亮龙川事功之学，专是功利。朱熹说“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可畏！可畏！”陈亮在诗词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当时词坛多的是吟风弄月，抒别恨愁肠，而陈亮的长短句“每一章成，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適语）。他同朱熹、同辛弃疾、叶適相互唱和，他咏唱道“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 《宋元学案》卷5《龙川学案》。
② 《陈亮集》卷9《论·勉强行道大有功》。
《陈亮集》卷0《六经发题·诗》。
② 《陈亮集》卷0《语孟发题·论语》。
③ 《陈亮集》卷5《问古今损益之道》。
《朱子语类》卷23。
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念奴娇·登多景楼》）。他与爱国词人辛弃疾唱和的词尤多，他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看到南宋乐于偏安，他只能是“壮士泪，肺肝裂。”②陈亮词作感情激越，风格豪放，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其著作后人编为《龙川文集》、《龙川词》。
第二节叶適读书聪颖，游学婺州叶適（50—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生于瑞安，后居于永嘉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
叶適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③。父亲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定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 岁时，名儒陈傅良在县城林元章家执教，叶適经常在林家嬉戏，他得到机会从陈傅良学习。据他自己的回忆，从此受教、请益于陈傅良的时间，前后有40 年之久。少年时代从学的学人中，可以考定的还有刘朔、刘愈、刘夙等。
3 岁时叶適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今浙江温州）；5 岁，学诗、学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宋史》本传称他“为文藻思英发”，而全祖望评论说“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② 岁时，叶適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7）。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
从9 岁开始，一直到28 岁，即淳熙四年（77），叶適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上书宰执叶衡，结识了陈亮、吕祖谦、周必大等。
这十年间，叶適到过临安，时为乾道九年（73）；淳熙元年（74），叶適上书叶衡，叶衡时为签书枢密院事。叶適在这封《上西府院书》中，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
叶適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
与“罚”。诚，是指发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② 参《陈亮集》卷39《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及《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③ 《水心文集》卷25《母杜氏墓志铭》。
《宋史》卷434《叶適传》。
② 《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以后，叶適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
这一年叶適才25 岁，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75），叶適2 岁，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
志存恢复，论政从政淳熙四年（77），叶適得周必大的保荐，漕试合格，中举人。次年春，中进士第二名。自此，叶適踏入仕途。
叶適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
淳熙五年（78），叶適授文林郎、镇江府观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丧。八年，服除，改武昌军节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荐叶適等，叶適辞不就。淳熙九年，升两浙西路提刑干办公事，居平江（今苏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参知政事龚茂良荐，奉召赴临安。淳熙十三年（8），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次年，升太学博士。
叶適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適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叶適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88），叶適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他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34 人。后来证明荐人正确，这34 人被召，在朝政中发挥了大作用。这一年，林栗发起对朱熹的攻击，叶適为朱熹伸张，说从郑丙、陈贾到林栗，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是没有道理的，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89）二月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五月，叶適除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乞外补，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適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绍熙元年（90）十月，叶適以秘书郎出知蕲州。
光宗是个有隐疾的皇帝，在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等问题上，与退位在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后李氏以及陈源等从中离间。自绍熙二年十一月后，父子之间隔阂很深，从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机加深，国事艰危，群臣为促请光宗朝重华宫的太上皇，可说是费尽心机，陈傅良痛哭于庭，赵 《水心集》卷27。
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华宫；太学生也上书。绍熙三年十一月，叶適等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不从。绍熙四年（93），叶適奉召赴临安行在，十一月除尚书左选郎官。光宗很长时间以称疾为由，不朝重华宫。宫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废。叶適尽力上言，对光宗说，父子之间亲爱出于自然，不能没有事实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动心，曾两赴重华宫，都城临安人听说后，都为之欢悦。后来叶適又有建言，未报。但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群臣请光宗朝重华宫成了朝政的焦点。
绍熙五年（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称疾不执丧事，又引发出朝政危机。赵汝愚及叶適等人，通过韩侂胄请太皇太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后，朝中又展开新的斗争。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韩、赵的斗争不断升级。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排斥打击赵汝愚、朱熹、叶適等。赵汝愚被贬死于衡阳。叶適也受到牵连。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斗争越演越烈，说朱熹提倡的学术是“伪学”。由“伪学”之禁，演变成反对“逆党”所谓的“庆元党禁”，“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
庆元元年（95）叶適为御史胡绂所劾，降两官。庆元二年（9），差知衢州。庆元三年，朝廷立“伪学”之籍，名单上共有59 人，叶適在其中。嘉泰元年（20），叶適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嘉泰二年，弛禁，迁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应召入对，叶適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已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这番话为宁宗所称许。
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叶適说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虑周密，“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要考虑战事给各方面带来的后果。开禧二年（20）叶適除工部侍郎，韩侂胄进行北伐，是要利用叶適的声望。但如叶適所料的一样，这次北伐条件不充分，也没有周密的准备，加上用人的不当，吴曦的叛降，虽然战争初期，获得一些胜利，但很快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金兵南下，形势危急。叶適乞节制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兵退，叶適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叶適在长江以北屯田，设置堡坞，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这些做法很有成效。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及杨后谋杀韩侂胄，取其首级，以向金人求和。叶適于战端未开之时，极力谏止，晓以利害。在战争中，特别是他节制江北的过程中，解和州之围，实施以江北守江的战略，收到了成效，这些方面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却弹劾叶適，“罪名”是叶適曾“附（韩）侂胄用兵”。叶適因此被夺职，回永嘉水心村专心著述讲学 年。嘉定四年，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奉祠凡3 年，直至嘉定十六年（223）辞世，终年74 岁。
水心之学，卓然独立 《宋史》卷434《叶適传》。
《宋史》卷434《叶適传》。
在宋代学术史上，叶適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经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有《叶適集》（《水心文集》与《别集》合编，9 年版）以及《习学记言序目》（上下册，97 年版）。叶適在学术上的贡献，全祖望评论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50000528_829_0这段话说明了水心之学的几个方面。一是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一是二程的洛学，一是张载的关学。这就是全祖望说的“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②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③。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应当提到郑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叶適与薛季宣、陈傅良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叶適4 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此后交游40 年。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才“一洗之”，这句话可以商榷，但也点出叶適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叶適提倡功利，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性命，讲求学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水心文集·赠薛子长》）。叶適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叶適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叶適写《习学记言序目》时，已经是晚年，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
叶適的经制之学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又讲义理。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水心同这些有差异。
二是水心之学的学风。“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是说叶適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叶適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习学记言》有一段评论，说这本书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确能有所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但指出叶適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是“文浅义陋”。《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的话，说《习学记言》“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②。
至于说叶適的门人多流于辞章，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但《宋元学案》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还有王大受（拙斋）这样“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的学者。三是水心之学的影响。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最初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所谓的朱学、吕学、陆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80），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了。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叶適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陆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学无法② 《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③ 《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3《子部十·习学记言》。
与朱、陆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学地位在提高，朱、陆合流、相互出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朱熹指责陆学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不足取。应该说，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辩理学家说《易》及解《中庸》、《大学》之非，以为“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虽然仍是本《六经》之根本。
参《朱子语类》卷22。
第五十五章李清照朱淑真第一节李清照历尽人间甘辛的一生李清照（084—约55），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字文叔，熙宁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博学工文著称。母王氏也知书善文。受家学熏陶，李清照博闻强识，精通书史，“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早年所作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颇得时人好评。
建中靖国元年（0），李清照与吏部侍郎赵挺之幼子，太学生赵明诚结婚。赵明诚（08—29），密州诸城人。以荫仕后，初在东京任职，除鸿胪少卿。大观元年（07）赵挺之卒，次年李清照随丈夫归居青州（今属山东）故第，屏居达十年之久。宣和中，赵明诚出任莱州（今属山东）、后调淄州（今淄博西南）知州。
李清照和赵明诚婚后恩爱美满，生活优裕。夫妇俩志同道合，共同致力收藏金石古器、名人书画、历代图籍。李清照协助赵明诚整理考订彝器、碑铭，并进行研究，编撰《金石录》。平时，常以所藏文物自娱，诗词唱和，情深意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等著名词句，即是她当时的生活写照。
靖康元年（2），金军南下，北方陷于战乱。次年，赵明诚奔母丧赴江宁（今江苏南京），高宗即位后，起知江宁府。建炎二年（28），李清照也避乱至江宁，她感叹“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及对朝廷苟且偷安的不满。建炎三年（29），赵明诚移知湖州（今属浙江），驻家池阳（今安徽贵池）。他只身赴建康（时江宁已改名建康）听命时，不幸病故。李清照殓葬了丈夫后，前往临安投靠弟弟李沅。大约这时发生了陷害她的“颁金”案，又值金兵南下，南宋朝廷一路败逃，她随着高宗南逃的路线辗转避乱。先从越州（今浙江绍兴）至明州（今宁波），又经奉化（今属浙江）、台州（今临海）入海，再经温州返回越州。多年的文物收藏或亡于战火，或被人盗掠，散失殆尽，境遇十分凄凉。大约在绍兴二年（32），李清照移居临安，经过数年，“颁金”案之冤亦于此时洗涮清楚。据宋代文献记载，她再适张汝舟，仅数月旋离异，后世学者对此事尚有异议。李清照的晚岁是在凄凉孤苦中度过的，但她对国事仍很关心，并一直进行着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绍兴三年（33），她作诗送韩肖胄、胡松年使金。四年，她写作了《打马图经》及“自序”，又对《金石录》作最后的笔削整理，写下了著名的《金石录后序》，后将书表上于朝。绍兴二十年左右，她以所藏米芾墨迹向米友仁求跋。李清照卒年约七十余岁。据今人考证推测，当在绍兴二十五 王灼《碧鸡漫志》卷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灼《碧鸡漫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皆载李清照曾改嫁，但明清学者多持异说，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力证其未改嫁，目前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
年（55）或稍后。多才多艺，以词名著世李清照以多才多艺著称，她通书画善属文，工诗词，尤以词擅长，被称为南宋婉约派宗主。她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看，大致可以靖康前后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的诗文，或谈史事，或论文艺，题材比较广泛。早年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她以“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的诗句，提醒人们记取唐代天宝之乱的教训。她的《词论》是宋代重要论词之作，她提出了词“别为一家”的说法，强调音律和典雅，反对以诗为词。前期的词作多写自然风光景物和个人的离愁，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悠闲情怀。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一翦梅》等词，是通过描写寂寞的生活和抒发忧郁心情来表达对丈夫的深切眷恋，并较大胆地流露出自己对美好爱情生活的渴望。这对传统的伦理规范是一种冲击。故王灼《碧鸡漫志》评论说“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
南渡以后，李清照后期作品有较明显的变化。所作诗文，多感叹身世，怀念故国，包含了较多对现实的关心，渗透着爱国感情，思想性有所提高。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咏史》）。诗句用咏历史人物斥责了当时“伪楚”政权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政策，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热忱和气节。在《打马图经》及“序”中，还提出了秣马砺兵，恢复中原的主张。
后期的词作也与前期迥别。当时，国破家亡的现实和凄凉悲惨的个人遭遇，使李清照陷于极度痛苦之中，于是她以词来抒发伤时忆旧、怀乡悼亡的感情，风格由清丽、缠绵转为深沉、悲壮。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等词句，寄托了对北方故国的怀恋；“元宵佳节，融和天气，..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转调满庭芳》）等词句，表达了对已往生活的追思。李清照晚年的孤苦寂寞也在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武陵春》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意况，《清平乐》写“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哀伤，皆使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浓重愁思。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清照的词作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而占有重要地位，后世论者将她推为宋代“婉约派”词家的宗主。她作词十分重视词的特殊格调和协律性，因而能独辟蹊径，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所突破。她擅长抒情，巧于构思，常选取一些生活片段填入词中，具体而细致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武陵春》即以“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来描写满腔的愁思。她也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具体生动的行动或事物，将抽象的内心活动形象化，如《永遇乐》以“向帘儿底下，听人笑 李清照的卒年今人考证详见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所附《李清照事迹编年》。语”写自己的情怀，《一翦梅》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述自己的相思，显得委婉、含蓄、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词风虽以凄婉为主，但偶作豪放之句，如《渔家傲》中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也使人如读苏轼、辛弃疾之词。李清照词的语言尤具特色，优美、精巧而不刻意雕琢，如以“宠柳娇花”，“绿肥红瘦”写花树，以“浓烟暗雨”，“风柔日薄”写天气，以“黄花瘦”拟人，皆很新颖、清丽，显示出遣词造句的创造性。又常以浅显明白的俗语入词，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行香子》），“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等，皆信手拈来，便生出许多清新生动的情味。她精于音律，因而作词强调音乐美，十分注意“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词论》），还讲究舌、齿音的交错和叠字的连续运用，如《声声慢》中一开始就连用了十四个叠字，其独创性为后人所盛赞。李清照词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称其为“易安体”，历代都有人学习仿效。李清照诗文也有很高的造诣，如《金石录后序》一文，叙事、抒情十分优美动人。
李清照的作品在宋代分别有词集《漱玉集》和诗文集《李易安集》传世，但都已散佚。旧传《漱玉词》系后人所辑，如赵万里的辑本收词六十首。今人辑本如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收录各类作品较为完备。
第二节朱淑真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相传她祖籍与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同属一地，故有人称她乃朱熹侄女。因世居杭州钱塘，故又称钱塘人。出生于仕宦世家，家境颇富。据她写的诗句，称家里不仅有东园（见《晚春会东园》），又有西园（见《春游西园》），还有楼阁。她即住在西楼之上。而且家庭中有较浓郁的文化气氛。她常与父亲把酒论文，吟诗作对。她在《寄大人二首》中感叹“诗礼闻相远，琴樽谁是亲？”并期盼“把酒何时共，论文几日亲。”②她曾在出嫁后，得到家嫂的一封信，她即兴作诗，写道“声声喜报鹊温柔，忽接芳缄自便邮。一尺溪藤摛锦带，数行香墨健银钩。倾心吐尽重重恨，入眼翻成字字愁。添得情怀无是处，非干病酒与悲秋”。③反映她在未出阁前，过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朱淑真虽是大家闺秀，但却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如《苦热闻田夫语有感》一诗，她写道“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云万叠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寄语豪家轻薄儿，给巾羽扇将何为！田中青稻半黄槁，安坐高堂知不知？”④另一首《喜雨》，亦写道“高田低田尽沾泽，农喜禾无枯槁伤。我皇圣德布寰宇，六月青天降甘雨。四海咸蒙滂沛恩，九州尽解焦熬苦。”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2《晚春会东园》，后集卷《春游西园》。
②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7。
③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0。
④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⑤这些诗，都可表明她是个颇富正义感的不凡女性。
可惜的是，朱淑真的婚姻极不如意，以致抑郁以终，铸成了她的悲剧。
如在《愁怀》二首之一中写道“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她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对自己婚姻的不满意。她的丈夫既非“市井民家”，亦非“村恶”，②而是个官员。朱淑真在《春日书怀》中写道“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已无鸿雁传家信，更被杜鹃追客愁。日暖鸟歌空美景，花光柳影谩盈眸。高楼惆怅凭阑久，心逐白云南向浮。”③这里显然指跟着丈夫宦游，而远离父母千里，极不自由。另一首《寒食咏怀》，记述丈夫的为宦地是在淮南“淮南寒食更风流，丝管纷纷逐胜游。春向眼前无限好，思亲怀土自多愁。”④当时，宋金长期划淮为界，淮河一线，是双方重点设防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断，她的丈夫大概是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她在《秋日偶成》中透露过自己的心事“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⑤最后一句值得注意，她希望自己能嫁个写得万首诗的丈夫，而事实上却嫁了个武夫，这就不能不是“鸥鹭鸳鸯作一池”了。后来，她乘归宁省亲之机，回到了父母身边，从此便永远离开了这个丈夫。由于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她写了许多抒发自己情感的诗篇。如《冬夜不寐》“推枕鸳帏不奈寒，起来霜月转阑干。闷怀脉脉与谁说，泪滴罗衣不忍看。”正由于这种境遇，朱淑真终于抑郁以终。据说她去世时，父母尚健在。
朱淑真在生前并没有太大的诗名，朱熹说过“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朱淑真也与魏夫人有交往。她写有《会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终，求诗于予，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②据说，这位魏夫人就是曾布（03—07）之妻，魏泰之妹，主要活动在北宋哲宗徽宗时。而朱淑真当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与李清照（易安居士）同时或稍后。宋孝宗淳熙九年，（82）魏仲恭编定朱淑真的作品，名《断肠诗集》，在此书的序中说“比往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及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观其诗，想其人，风韵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负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呜呼冤哉！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乃名其诗为《断肠集》。后有好事君子，当知予言之不妄也。”末署“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礼书”。诗存330 余首，⑤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9。
②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称朱淑真“父母无识，嫁市井民家”。其《西湖游览志余》又称“朱淑真其夫村恶..种种可厌”。
③ 《朱淑真诗集》后集卷。
④ 《朱淑真诗集》后集卷。
⑤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
《朱淑真诗集》后集卷4。
《朱子语类》卷40。
② 诗见《朱淑真诗集》前集卷0。
即《断肠诗集》，亦称《断肠集》；词存30 余阕，称《断肠词》。朱淑真诗词的成就可与李清照齐名。遗憾的是，李清照《宋史》中留有记载，而朱淑真却没有。据说当时有临安人王唐佐为朱淑真写过一小传，但也没有流传下来，对其生平概略大多是根据她的诗作推知的。
第五十六章陆游辛弃疾第一节陆游半生游宦，半生奉祠陆游（25—2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祖先本务农，后来读书做官。陆游出生后不久即逢“靖康之变”，金军南下，掳宋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灭亡。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父亲陆宰被罢去京西转运副使之职，携家南归，辗转流离。陆游9 岁时才回到故乡山阴。在山阴，陆游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绍兴二十三年（53），二十九岁的陆游到临安应考，名列两浙路锁厅试荐送第一。次年应礼部复试，又名列前茅。因他“喜论恢复”，又名列权臣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大为秦桧所忌恨，故被黜落第。直至绍兴二十八年（58）秦桧死后，陆游才得出仕。先授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入临安，任敕令所删定官。绍兴三十三年（2），孝宗即位，主战派的势力在朝廷有所增强，陆游以“善词章，谙典故”被荐。孝宗因对他“力学有闻，言论剀切”，赐进士出身，并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证所编修官。在此期间，他毫不掩饰自己主战的立场，并提出了许多抗金收复失地的策略。后因论龙大渊等人“招权植党”而忤孝宗之意，出任镇江府（今江苏镇江）通判，又调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张浚北伐失利，孝宗也转主议和，主战派势力遭到打击，陆游也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官遣归。
乾道六年（70），陆游起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免职数年，得到的是远州副职，去的又是僻远的山城，这一切使他感到伤怀。但是，一踏上旅途，他很快克服了失落感。取道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经三峡入川，一路上观秀丽山水，探幽奇绝境，访先贤遗迹，采风俗民情，所谓“道路半年进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②。他且行且记，将一路闻见加上个人感慨，写成《入蜀记》 卷。这次旅行，使他视野大为开阔，爱国信念更加坚定。乾道八年（72），四川宣抚使王炎，邀陆游入宣抚使幕，任帅府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他来到南郑（今陕西汉中），有机会亲临前线。他常不避艰险，来往于南郑与前沿军营之间，曾雪夜渡汉水，掠过金军阵地；也曾一连三天啃着荞麦饼，与士兵生活在一起。这段军旅生活，对他的后半生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到一年，随着王炎被调职，陆游也离开了南郑，改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来到成都，后又在蜀州（今崇庆）、嘉州（今乐山）、荣州（今荣县）等地任通判及代理州事等职，几乎遍历蜀中。淳熙元年（74）末范成大帅蜀，改任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回成都。淳熙三年（7），因不拘礼法，被劾“燕饮颓放”而罢职领宫观，他不以为然，毅然自号“放翁”。
淳熙五年（78），宋孝宗看到了陆游在蜀中所作诗篇印本，遂诏东还。此后十多年，陆游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担任监司和州官，虽然未能充分 《宋史》卷395《陆游传》。
② 《剑南诗稿》卷2《水亭有怀》。
施展其政治抱负，但由于一再坚持抗金主张，为权贵所不容，始终不被重用。淳熙七年（80），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因发粟赈灾，被劾罢官。淳熙十五年回朝任军器少监，次年任礼部郎中，十一月又被刻罢官，回山阴故里闲居。
绍熙元年（90）冬，复以阶官中奉大夫、提举冲祐观，均为闲差，陆游时年 岁。此后十余年，他基本上以奉祠领半俸，过着清贫生活。他虽人闲居，但日夜思念报国之心是闲不住的，他依旧关心国事，忧国忧民。其间，绍熙三年（92）封男爵，庆元元年（95）题其书斋为“老学庵”。
嘉泰二年（202），陆游又被召，恢原阶官提举宫观，任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参与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次年修撰完成，升宝谟阁待制，致仕。嘉泰四年（204）封子爵。开禧三年（207）封渭南伯，由此自号“陆渭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20 年 月2 日）病逝，享年85 岁。爱国诗人，壮心不已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少时闻父执议论国事，深受熏陶。从小就懂得民族压迫的苦难，埋下了爱国的种子。父亲陆宰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官员，虽然退居林下，仍时时关心着国家兴衰、民族危亡，与朋友们谈到国家前途时，常食不下咽，悲不自胜。他们“或裂眥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这些长辈们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深刻影响着陆游，使他很早就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壮志。成年后，陆游以“学者当以经伦天下自期”②来自勉。他的“喜论恢复”，显然是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但是，多次播迁，并没有使陆游的爱国热情稍减，仍时时准备为恢复中原出力。在陆游思想上，抗金恢复中原高于一切。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希望别人也应以国事为重，团结一致对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就在缠绵病榻之时，仍然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③他临终时吟哦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正反映出他耿耿丹心与至死不泯的爱国热情。
诗人陆游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为南宋“四大家”。他精熟各种诗体，尤擅七律、七绝。《剑南诗稿》存诗9300 余首。陆游的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有人分为三个阶段早年从江西派入手，私淑吕本中，又师事曾幾，所作工藻绘，重技巧。中年起诗风改变，尤其是入蜀以后，诗境开拓，博大闳肆。晚年退隐家居，风格渐趋平淡。然而，无论诗风如何改变，鼓吹恢复，诋斥和议，一直是他诗歌的创作主题。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一代人民的心声。有时是对恢复中原的无限希望，有时是对偏安局面的无奈怅恨，有时是对误国君臣的愤怒控诉，有时是对国事日非的深沉叹息。由于严酷的现实，陆游抗战必胜的信念屡屡被打击，几乎幻灭。但他即使在极其抑郁、近于失望的心绪时写下的诗篇，也都是沉郁顿挫、感激豪放 《渭南文集》卷30《跋周侍郎奏稿》。
② 《渭南文集》卷2《跋文武两朝献替记》。
③ 《剑南诗稿》卷2《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之作，因此，人们称陆游是继屈原、杜甫之后又一伟大的爱国诗人。
陆游描写田园和景物的诗篇也同样出色。晚年久居乡间，对农民的欢乐和疾苦都耳闻目睹。他以清隽流畅的诗句描写善良纯朴的农民生活，一年到头辛勤的劳作，自给自足的农家乐，他们遭受到的苛取豪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农民命运的关切。陆游的景物诗，或发思古之幽情，或表现明媚的风光，多清新俊逸，饶有韵致。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皆为千古名句。
陆游还擅长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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