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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把浙学作为主要靶子来批判，甚至把浙学放在禅学之上，来攻击，可以看出朱熹思想实质。

    此外，还继续与陆九渊辩“太极”、“无极”诸问题等。

    在这一阶段，朱熹写成《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修订刊刻《诗集传》。特别是在淳熙十六年（89），序定《四书集注》，次年，刊刻于漳州，这标志着朱学思想体系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87）朱熹58 岁，除江南西路提提点刑狱公事。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说，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务”者六即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89）八月，朱熹除江南东路转运副使，以疾辞，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绍熙元年（90），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无名之赋700 万，减经总制钱400 万。他欲方量土地，行经界法，为土豪及在朝权势者所沮。后以子丧，请祠。绍熙四年（93）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绍熙五年四月，去长沙上任。在任数月用镇压安抚手段，平息少数民族起义。重建岳麓书院，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在抑豪民，严武备诸多方面有政绩。三、从宁宗庆元元年（95）至六年（200）朱熹去世，朱学进一步完善，同时朱学内又孕育嬗变的因素。

    宁宗即位，除朱熹焕章阁待制、侍讲。但朱熹在朝不过4 日，即被排挤出朝。朱熹回建阳，建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继续他的讲学与著述事业。

    庆元二年，韩侂胄禁理学，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庆元党禁，立《伪学逆党籍），籍“伪学”赵汝愚、朱熹、吕祖泰、蔡元定等59 人。朱熹的门人“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谴生徒者，笑而不答”。在学术上他写成《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以及《周易参同契考异》；修改整理《资治通鉴纲目》等。所有这些，都标志朱熹学术进一步深化，但朱学在文献学上注意训诂章句以及博采的特点也显示出来了。

    庆元六年（200）三月初九，这位一代学术大师在凄凉中辞世。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尽管朝中禁道学很严厉，但一些门人学者，还是不顾禁忌，奔赴建阳。十一月，蔡沈、黄榦主丧葬事，参加会葬者近千人。朱熹力图使经学、史学、子学及文学融入理学中去，而且他也确实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缕析理学的渊源及传授学脉。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编纂的有《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庆元党禁解除后，朱学地位不断上升。经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学终于上升到统治的地位。陈淳、黄榦、蔡元定等门人，护师门，在一些方面发展了朱熹的学术。由黄榦 《朱子语类》卷23。

    《宋史》卷429《朱熹传》。

    而金华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及黄震，在闽、浙、赣一带，传播朱学、修正朱学、发展朱学。到了南宋末期，朱陆水火，朱陆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则是陆学流于禅，而朱学流于训诂。

    朱熹的天理论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天理论，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朱子语类》卷一开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对理的看法，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

    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

    有人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回答说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是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治。50000528_793_0从上面几段语录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论、理气论的要点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万物，包括社会上的人，都是“理”的体现。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气先。理是不生不灭而气有生有灭。三，社会的变动，是一种气运循环，而且是盛衰的循环。这就建立理本论的哲学体系。四，理一分殊。他特别肯定程颐的观点，也吸收周敦颐、张载的说法。在《论语集注》中，朱熹说至诚无息者，道之全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

    这是论说全体与个别、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外，朱熹吸收了张载《正蒙》的观点与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思想，进而论说五行阴阳之理，说“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为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

    朱熹的宇宙观、运动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都统一在理学的体系中。

    不仅继承、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同时也融合理学各家的思想。朱熹认为，认识理，是要“即物穷理”，与“格物致知”。他说只是推极我所知，须要就那事物上理会。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缘得知？50000528_794_0人能认识“理”，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通过格物，而豁然贯通，用事物去印证出心中具有的天理。这是先验的认识论。

    朱熹的历史观是理气论的历史观。他以“理”作为划分历史阶段、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三代是天理流行，汉唐以后是人欲横流。天理存在，但不过是暗合。这种观点为陈亮所批驳。此外，在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学说等各个方面，朱熹都贯穿了他的理气说。

    第二节陆九渊陆九渊（39—93），字子静，为南宋心学理论体系的创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难至抚州金溪（今属江西）居延福乡之青田。陆氏为一方宗族大姓，迁至江西后二百年间，合族数千人聚居，族规严密。父陆贺，字道乡，究心典籍，重践履躬行，在州里颇有声望。时家道中衰，没有田产，一门之衣食，皆仰仗药肆供给。

    九渊兄弟六人，九渊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强；二哥九叙，字子仪。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学成名，是为庸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与朱熹论学，辩《太极图说》，这是理学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与学者讲学，称为梭山先生。五哥九龄，字子寿，登进士第，因斋名为“复”，称为复斋先生。

    九渊在应山讲学，改应山为象山，自号象山翁，称为象山先生。他同子寿齐名，时人称为“二陆”先生。也有的将梭山列入，称为江西“三陆”。他们兄弟自相师友，讲学授徒，及门受业者数千，在东南有相当大的影响。三陆对心学的形成都有贡献，“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其中陆九渊成就最大。

    读书有觉陆九渊在绍兴三十二年（4）23 岁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学时期。

    陆九渊5 岁入学读书，这是启蒙学习。他自己说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云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②50000528_795_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线条的介绍。7 岁读书，9 岁能属文。所谓3 岁志古人之学，是这一年，他思考出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进而体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系列认识。

    陆九渊自小不爱嬉戏，静重如**，他的求学一个重要特点是“读书有觉”。首先，这是一种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问个原委究竟。4岁时，就询问天地何所穷际，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于忘寝食。他提倡读书不能满足记诵，“书非贵口诵，学必到心斋”。又说“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②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体察出一种道理来。三哥陆九韶说“子静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发。尝闻鼓声振动窗棂，亦豁然有觉。其进学每如此。”③其次，这又是一种批判的精神。陆九渊读书很刻苦，在“实勤考索”的基础上，又主张读书要有疑，认为有疑方有觉，有疑方有进。他五哥陆九龄读《论语》，问九渊对其中《有子》一章有什么看法。九渊认为这一章是有子的话，不是孔子的言论。陆九龄说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门人，不可轻议。但陆九渊却不以为然，对这位贤人进行批评，说“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 《宋元学案序录》。

    《陆九渊集》卷3《年谱》。

    ② 《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

    ③ 《年谱》。

    他对前人的学术和对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关于宇宙的认识，关于二程的评价，关于对王安石新法的意义的估定以及对荆公新学的认识等，有他自己的见解。在理学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朱熹的认识分歧更是明显。

    陆九渊主张为学当先发明本心，但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说到陆氏家学时有一句话，说“真所谓本诸心而见之躬行之实者”。所以，重践履也是九渊“读书有觉”的一个落脚点。 岁时，象山读三国、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间北宋社稷覆亡的历史，“乃剪去指爪，学弓马”。他并不看重科举，只是把作场屋之文，当成是“直写胸襟”、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方式。

    陆九渊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学相对立，但陆九渊在学术上主张不要“护门户”，说“后世言学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门户，此尤鄙陋。”朱、陆辩异同，他们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学术上相互服膺。这与后来朱陆门人相互水火不一样。

    聚徒讲学陆九渊从24 至54 岁的近30 年中，主要活动是建立心学体系、传播心学理论，从而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学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过地方官，也有政绩，但与他在学术上的建树相比，只占次要的。“立朝仅丞、匠、监，旋即奉祠以归。惠政所加，止荆门小垒而已”②绍兴三十二年（2）秋试以《周礼》乡举，陆九渊应试，开始进入仕途的奋斗。是年丁父忧。孝宗乾道七年（7）以《易经》再次乡举。次年，陆九渊34 岁春试南宫，赐同进士出身。淳熙元年（74）授右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淳熙四年，丁继母忧。六年，服除，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九年，除国子正，是年秋赴国学。冬，迁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一年（84）在敕局祚德庙，为献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张。淳熙十三年（8）除将作监丞，不久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一个闲职。直到淳熙十六年（89）光宗继位，朝廷诏陆九渊知荆门军。光宗绍熙二年（9），去荆门赴任。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颇有一番作为。在军事上，严边防，筑城池，整顿军队，增强战斗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救灾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学，亲为诸生讲学。荆门一方经他一番整顿，风俗一变。周必大称“荆门之政，如古循吏”。绍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陆九渊病卒。

    在这30 年中，陆九渊聚徒讲学，对陆氏心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乾道八年，在试进士时，他所作《天地之性人为贵》，为考官吕祖谦、赵汝愚赏识。吕祖谦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明，知其为江西陆子静也。”中进士后声名大振，都中诸贤从游，学者络绎前来求教，以至40 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经浙江富阳回江西时，杨简等一批学人从游问学。回乡在槐堂授徒论道，论涵养德性，诲人为学当“辨志”；先后得朱桴、傅梦泉一批学者，傅氏也是陆九渊最欣赏的门人。淳熙十年，陆九渊在国学讲《春秋》，如居家 《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② 《陆九渊集》卷33《覆谥》。

    教授，诸生感发良多。后来，江西与浙东成为陆学门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梦泉、邓约礼与傅子云为主要人物，是为“槐堂诸儒”；浙东以杨简、袁燮、舒磷与沈涣为代表，这四个人被称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淳熙十四年，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讲学。他嫌应天山与佛教徒有瓜葛，根据山形，改名为“象山”。自称为“象山居士”，又称“象山翁”。这在陆九渊心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每诣城邑，环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结茅象山，学徒复大集。居山五年，来见者案籍数千人”。陆九渊讲论，终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讲学的盛况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起兴起。..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晦，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发，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②50000528_799_讲学的盛况、讲学的方法、风格及特点，在这一段文字中说得很清楚。

    通过陆九渊的讲学，在他的周围聚集人数众多的信仰者，形成一个学派。他不重视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劝陆九渊著书。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③（他的大儿子编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数是陆氏的书信与讲学的言论。经过后人不断的增益，又收进《年谱》等材料，980 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点校本《陆九渊集》，计3 卷。）因此，讲学在陆氏的学术体系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陆学作为一个学派，又是在同其他学派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陆九渊与朱熹争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陆之争，一次是淳熙二年鹅湖之会的为学之方的争议，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无极”“太极”之辩。

    在鹅湖之会之前，朱陆矛盾已经出现。吕祖谦于淳熙二年去武夷访朱熹，住一个多月，朱熹送吕祖谦到江西信州鹅湖。为调和朱陆分歧，祖谦约朱熹与陆九寿、九渊兄弟相会。陆九龄子寿、陆九渊子静自金溪来。除二陆外，还有刘子澄及“江浙诸友”。吕祖谦知道陆与朱议论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鹅湖之会的情况，据陆九渊的回忆，朱陆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次日，九渊请他哥哥先说，陆子寿将准备好的一首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子寿才读了四句，朱熹对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诵完诗，陆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诗 《陆九渊集》卷3《与朱子渊二》。

    《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③ 《宋史》卷434《陆九渊传》。

    《吕东莱文集·本传》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诗还没有读完，朱熹面色很不好看。当读完后两句“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朱熹老大不愉快，于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陆再辩，论难往复持续数日。吕祖谦虚心相听。三年以后，当陆子寿来访，朱熹和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二陆的意思是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在诗中讥朱熹的为学之方是繁琐，是“支离”；朱熹认为陆九渊是不信古今的“无言”空疏之学。

    还有朱陆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关于这两者的差别，朱熹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两人也都意识到两者不能去其一，但侧重点与进德的次序不一样，按黄宗羲的话来说，是陆以“尊德性为宗”，朱以“道问学为主”。陆主张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认为“格物穷理”，则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后，又有无极、太极之辩。开始是梭山先生陆九韶（子美）与朱氏辩“无极而太极”这一句，认为“太极”上面又加“无极”二字，与周敦颐的《通书》不一样；二程也没有说过“无极”。《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来自陈抟（希夷），是老氏之学。朱熹“大谓不然”。陆九渊站在他哥哥陆九韶一边梭山把这场辩论进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对“极”、“中”、“一”等概念、范畴的辩论。

    朱陆之争一方面使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划清界限形成学派。

    同时二人在相互论难中，又促进思考，推动自身学派的发展。鹅湖之会在淳熙二年（75），六年后，也就是淳熙八年（8），陆九渊去南康拜访朱熹，时朱熹为南康守，他请九渊登白鹿洞书院为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九渊的阐发，为朱熹大加赞赏。太极无极之辩以后，朱熹要门人同志“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

    程颐理学到了南宋，虽然没有成为学术上的宗主，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也有其自身的弱点，没有脱离传注章句的路数，其正心诚意一套说教在南宋社稷面临覆亡时，很难奏效。朱学在当时的命运并不好。陆学把理又归之于心，以它的“简易”心学，在讲学与争论中，发展了自己。朱学、陆学再加上吕学，成为南宋学术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学术流派。

    心学理论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没有脱离“理”的教条，他认为“理”充塞于天地中，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又说“塞 鹅湖之会事，各种记载略有不同，诗句文字个别地方亦有不同。此依《陆九渊集》卷34、卷3《年谱》。 《陆九渊集》卷《与吴子嗣八》。

    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②他由“理”论说“势”，但理是根本，势是从属，这就是他的“理主势宾”的观点“窃谓理势二字，当辨宾主。天下何尝无势，势出于理，则理为之主，势为之宾。”陆九渊也说“道”，认为“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就这些方面来说，陆九渊与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陆九渊认为心是宇宙的本体，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②50000528_803_陆九渊认定“心”与“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这就是他的心学的实质。陆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③明朝王阳明说得直截明白“圣人之学，心学也。”“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陆九渊的心学与孟子的心学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传”的传人。④在认识论上，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与他的心本体说论一致。朱陆的一系列分歧诸如为学之方上的争论；“尊德心”与“道问学”的辩论；无极、太极之辩也都反映出他们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差别。但两人学术的实质、学术的意义，在维系封建等级统治的作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就是黄宗羲说的“二先生同植纲，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陆九渊的学术思想，为明代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第三节吕祖谦吕祖谦（37—8），字伯恭。曾祖吕好问，（04—3）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东莱郡侯”②，始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084—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

    家世显赫，家学深厚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000）进士；六世祖吕公弼（007—073），字宝臣、吕公著（08—089），字晦叔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以上诸吕皆曾入朝为宰相。② 《陆九渊集》卷2《与赵咏道四》。

    《陆九渊集》卷2《与刘伯协》。

    ③ 《陆九渊集》卷《与曾宅之》。

    ④ 《陆九渊集·附录》。

    《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② 《宋史》卷32《吕好问传》。

    五世祖吕希哲（039—，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7 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少时科试，壮齿隐忧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②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

    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汪应辰，本名汪洋，8 岁成进士，因高宗览其应对，颇为赏识，赐名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学者称玉山先生。他受知于赵鼎，也颇得胡安国、吕本中的赏识。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②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原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的侄子，从胡安国学，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③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吕祖谦早年因祖父吕弸中的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57），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三十一年（），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这时，他才25 岁。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④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兴元年（3），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② 《东莱吕太史集》卷4。

    《宋元学案》卷3《紫微门人》。

    ② 《宋元学案》卷4《玉山学案》。

    ③ 《宋元学案》卷43《刘胡诸儒学案》。

    ④ 见《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俭《圹记》“以祖致仕恩，补将仕郎，监潭州南岳庙、严州桐庐县尉，未上。”

    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遣”。史臣在这里还特别注明“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②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其制词说“尔两科皆优选，宜有以旌其能，资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从政郎，差遣如故。”③看来仕宦的生涯已向吕祖谦展开了坦途，但他的命运不济，实际上，他所谓的“隐忧”也随之到来了。

    就在吕祖谦连中两科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2），他的妻子韩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十一月，他的母亲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以教授学子为业。乾道五年（9），他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乾道六年（70），他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7）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给吕祖谦带来了极大痛苦。接着，乾道八年（72），父亲因病告归，并以这年二月去世。在守丧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学子和著述为事。淳熙三年（7），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40 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淳熙四年（77），又娶芮氏为妻，淳熙六年（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这一年他42 岁。越二年，淳熙八年（8）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 岁。

    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②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③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 《宋会要辑稿》选举2 之5。

    ② 《宋会要辑稿》选举2 之5。

    ③ 《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

    《宋元学案》卷5《东莱学案》。

    ② 同上。

    ③ 《象山全集》卷3《年谱》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④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②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2 卷（通释3 卷，解题2 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③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④。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 卷，解题2 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②。“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③。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 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④。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④ 《东莱太史别集》卷0《尺牍四·与陈同甫》。

    《朱子语类》卷22《吕伯恭》。

    ② 《朱子语类》卷22《吕伯恭》。

    ③ 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④ 《朱子语类》卷22《吕伯恭》。

    《大事记解题》卷《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4。

    ③ 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④ 《四库总目》卷5《史部·史钞类存目》生课试之作”⑤，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 卷，选《左传》文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 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50 卷，所涉诗文集800 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②，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③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吕祖谦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 卷、《书说》35 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 卷、《春秋左氏传说》20 卷、《春秋左氏续说》2 卷、《东汉精华》4 卷、《丽泽论说集录》0 卷、《历代制度详说》2 卷、《古文关键》2 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0 卷传世。

    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②他对南渡之后50 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③，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8 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⑤ 《东莱博议·自序》。

    《东莱博议》卷2。

    ② 周必大《皇朝文鉴序》。

    ③ 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 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②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③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才干，实在令人叹惋。

    第五十四章陈亮叶適第一节陈亮“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

    陈亮（43—94）原名汝能，后慕诸葛亮之为人，故改名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祖父陈益，少年以“志气自豪”，从事科举，不得意。晚年，“自放于杯酒间，酒酣歌呼，遇客，不问其谁氏，必尽醉乃止。然其孝友慈爱，明敏有胆决”。父亲陈次尹，默默无闻。教育陈亮的任务落在祖父母身上。祖父的学识与豪侠之风对陈亮产生了影响。

    陈亮青少年时代，就不同凡响，“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②。十**岁时，面对南北对峙、山河破碎的现实，读史书，生出无限感触，“余年十**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③。他写出了《酌古论》，表达自己“经略四方之志”。绍兴末年，集英殿修撰、敷文阁待制、婺州知州周葵，得到陈亮的史论文字，颇为赞赏，就同他讨论、商榷。陈亮直抒胸臆，阐发自己对历史、对时局的见解。周葵称道陈亮必为“他日之国士”，待为坐上宾。

    宋孝宗即位，周葵为兵部侍郎兼侍讲，改同知贡举兼户部侍郎。隆兴元年（3）六月，自兵部侍郎兼侍讲迁左中大夫，除参知政事；次年十一月，罢参政②。时陈亮在临安，周葵极为器重。陈亮因为有周葵这一层关系，得以与一时名流俊彦结交，畅述自己的见解。周葵又亲为陈亮讲授《大学》、《中庸》，并说“读此可精性命之说。”《宋史·陈亮传》称陈亮“遂受而尽心焉。”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周葵在政治上“晚虽不附秦桧，而与龚茂良皆主和议”。就这点说，陈亮与他相左，“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陈）亮持不可”。就学术倾向上说，周葵“平生学问不泥传注”，这与陈亮又有近似的地方。

    周葵的参知政事被罢以后，陈亮也回乡里。不久，母亲去世。在服母丧期间，父亲因家僮杀人，被捕入狱。接着，是祖父母相继辞世。父亲在丞相叶衡等人的帮助下，得以出狱。

    乾道四年（8），陈亮参加婺州的乡试，列榜首，入太学。次年参加礼部试，未中。退而上《中兴五论》，书入不报。于是，退而修学于家，“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③。陈亮在乡里力学著书近十年。淳熙五年（78），陈亮至临安，复诣阙上书，极论时事。又过了十年，即淳熙十五年（88），陈亮在考察京口、建业以后，又至临安，第三次上书，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陈亮集（增订本）》（邓广铭点校）卷35《先祖府君墓志铭》。

    ② 《宋史》卷43《陈亮传》。

    ③ 《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桑维翰》。

    参《宋史》卷385《周葵传》。

    ② 参《宋史》卷385《周葵传》及卷23《宰辅表四》。

    ③ 《陈亮集》卷《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从作《酌古论》、作《中兴五论》，到多次上孝宗皇帝书，以及其间在淳熙十一年（84）至十三年（8），与朱熹往复辨“皇帝王霸”，这些标志陈亮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走向成熟。

    陈亮作《酌古论》，所论历史人物有汉光武帝、曹操、孙权、刘备以及诸葛亮、吕蒙、邓艾、羊祜、苻坚、韩信、薛公等。他的史论以史为鉴，寄寓自己的兴邦之志“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及之而前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中兴五论》包括《中兴论》、《论开诚之道》、《论执要之道》、《论励臣之道》与《论正体之道》。这五论，言中兴事之大端，明经略四方之志。如果说《酌古论》重在论史、论古；那么《中兴五论》则是重在言今，由史而求中兴之道。

    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三书与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主要是论说南宋的中兴与金的衰变，是必然；论说不可长久偏安，也是必然；论恢复大计与京口、金陵形胜险要，批评朝政，指斥君王之苟且，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他这样分析“陛下励志复仇，有大功于社稷，笃意恤民，有大德于天下。而卒不免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此臣之所以不胜忠愤而斋沐裁书”（《第二书》）。说太祖、太宗开创的宋朝，“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通之道，则维持之具穷矣”（《第三书》）。又说朝廷在用人方面，是“朝得一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有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陈亮上书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话说，为的是复开数百年太平之基。据史载，第一次上书后，孝宗要授以官职，陈亮笑着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皇帝王霸”之辨陈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岁时祖父母、母亲相继离世，父亲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73），父亲也辞世，陈亮靠举贷才把父亲安葬。

    陈亮从上《中兴五论》、上孝宗一、二、三《书》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是五次上书，震动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坛上，一个不合时趋而锋芒毕露的年轻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两次参加礼部试，后一次是在绍熙四年（93）中了状元，时已5 岁。他没有来得及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次年便病卒。

    在个人经历上，陈亮没有什么显赫的仕宦履历，但他一生却三度入狱（关于陈亮一生入狱事，记载相当混乱，综合各种材料，应当有三次）。第一次 《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

    参《宋史》本传及《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入狱当在淳熙五年（78），他在近20 天时间内，连上孝宗皇帝三书后，回归故里的途中，酒后放言，言语中有犯上言词，为席间之人告发。刑部尚书何澹曾是礼部试的考试官，有意压陈亮。陈亮对他言词不恭，所以何澹利用这件事，诬告陈亮图谋不轨，事下大理，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孝宗知道这事，为他开解，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陈亮得免一死（《宋史》本传将陈亮父入狱事，系于陈亮第一次入狱后，误。陈亮父于乾道四年已出狱）。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84），时陈亮已42 岁。在一次乡里间礼仪的宴会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于是怀疑食物异味是有毒，陈亮被捕入大理，后得友人辛弃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狱。

    第三次在绍熙元年（90）。家僮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几致死。

    吕天济诬告说这是陈亮指使的凶杀。台官谏司谕监司酷吏讯问，无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陈亮于死地。幸有少卿郑汝谐，了解案由，很是惊异，在孝宗面前力言，说陈亮是“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在皇帝过问下，陈亮才得以脱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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