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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能低估的”。再如韩国磐说“隋唐时的士族就是魏晋以来士族的继续，他们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有着很大的经济势力。”②第二种意见认为士族已基本消亡或完全消亡。如吴枫说长期左右政局和统治人民的门阀士族，“到七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③。又如何汝泉说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后，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士族地主已经退出历史舞台④。第三种意见认为旧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权利在隋唐时期已经失去，其残余势力主要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如吴宗国说“隋政权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取消了士族地主世代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 ②③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984 年第4 期。④ 张国刚、叶振华《关于唐代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984 年版。
⑤ 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957 年版。
王仲荦《〈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 辑。②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979 年版。
③ 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958 年版。
④ 何汝泉《关于武则天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978 年第8 期。把山东士族从北魏以来，特别是历次农民战争的打击而失去的特权，用法律形式予以废除。”⑤又如胡如雷说“士族在唐初索取‘陪门财’，既反映他们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又反映出没落的一面。”第四种意见认为士族、庶族已经合流。如乌廷玉对唐代士族与魏晋南北朝士族作了六个方面的比较区别，说“唐朝根本没有南北朝那种士族地主，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统之人。”又如张泽咸说唐代士族不再享有世袭特权，并且由于科举制度盛行，从而使士庶合流了②。
第三个方面是唐皇朝对士族、庶族的政策。唐朝前期的最高统治者通过官修氏族志来表明和体现他们对待士族、庶族的态度和政策，学者们对此无异议，但对这种做法的目的却有异议。关于唐太宗下令修撰《氏族志》，有的认为这是对山东旧士族的一种“压抑政策”③；有的认为这是有意树立以关陇贵族的主要家庭为轴心、当朝大臣为外围的新门阀④；有的认为这是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⑤；有的认为其目的在于严士、庶之辨，既压抑了一部分旧士族，又提拔了一部分新进士族，为世家大族和当代勋贵服务；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打击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门阀士族，开了唐朝士、庶合流之滥觞⑦。关于武则天以唐高宗的名义下令改编《氏族志》为《姓氏录》，有的认为这是为了打击关陇集团当权派的势力，提拔“以文词为清流仕进”的“新兴统治阶级”⑧；有的认为这是“武则天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世和打击李唐军事封建贵族集团的势力”⑨；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提拔了庶族地主，但在主观上，武则天并没有扬庶族地主、抑士族地主的愿望。
第四个方面是隋唐士庶与关陇集团、牛李党争。“关陇集团”的论断由陈寅恪提出，认为隋唐皇室出自西魏宇文泰创建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它是以北魏六镇鲜卑贵族为主体，联合关陇地区汉族豪强地主组成的，历北周、隋朝至唐初，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②。此说对隋唐史学界的影响很大，其中就产生了隋唐时期的关陇集团是不是士族的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关陇集团属于士族。韩国磐说隋文帝以“关陇集团的上层人物”身份建立了隋朝，唐朝“是以关、陇士族集团为骨干的王朝”③。晏金铭说隋朝的统治是关陇士族集团成⑤ 吴宗国《唐代士族及其衰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98 年版。 胡如雷《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见《唐史论丛》第3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987 年版。
乌廷玉《论唐朝士族与南北朝士族的差别》，《历史教学》987 年第4 期。② 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3 辑，三秦出版社989 年版。③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982 年版。
④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 年版。
⑤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95 年版。 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 辑。⑦ 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98 年第 期。
⑧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982 年版。
⑨ 《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982 年版。
李必忠、陈贤华《有关武则天评价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982 年第2 期。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982 年版。
③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979 年版。
员，其政权是魏晋门阀士族统治的继续④。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从西魏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集团，唐初掌握了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唐人已认定其为士族，所以，它应是唐代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⑤。王仲荦很同意唐人柳芳把魏晋至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分为五个地域性的大地主集团的说法，其中就包括了“代北鲜卑姓（以武川镇为骨干的军事贵族）和关中郡姓两大地集团”。而由这两大集团“组成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则自应属于士族了。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关陇集团并非士族。陈寅恪虽未明说关陇集团属于士族抑或庶族，但他却说当时人对士、庶的认识是以“礼法门风”为分界，不用“高官厚禄”来判断，则关陇集团当乃新贵而非士族。汪篯说“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做标准的，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关陇集团虽“自以为贵”，却“并不算清”，当非士族②。邓文宽说关陇集团是胡汉杂糅的“军事贵族”，不是唐朝的“士族”③。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是以军功、武装力量为基础而取得政权的新贵，不具备经学、礼法、婚宦、门风等传统意义上的士族特征，因而，不能算作士族④。“牛李党争”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士、庶之间长期斗争的论断，也是陈寅恪所提出的，认为“牛李两党之树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牛党代表“新兴阶级”，即庶族，而李党代表“山东旧族”，即士族⑤。此说一出，在隋唐史学界引起长期争论，有极力赞同的、如韩国磐、翦伯赞；有激烈反对的，如岑仲勉⑦。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在表面上是士、庶之争，实质上则不过是官僚之间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⑧。又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并非士、庶之间的斗争，牛党既不代表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李党也不代表山东士族或门阀残余，而是两个政治集团在如何对待藩镇势力方面形成的两种政见的斗争。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牛僧孺、李德裕都是大派阀..这两个大派系，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差异，没有阶层利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不代表两个不同政见的政党，只是两帮政客的派性斗争而已”。这自然与所谓士、庶之争联系不上了②。④ 晏金铭《隋朝的门阀士族统治与社会阶级矛盾》，《学术月刊》98 年第2 期。⑤ 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984 年第4 期。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8 年版。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982 年版。
② 洭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 年版。
③ 邓文宽《唐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98 年版。④ 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984 年第4 期。⑤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982 年版。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979 年版；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984 年版。
⑦ 岑仲勉《隋唐史》下册，中华书局982 年版。
⑧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钟山书局932 年版；《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982 年版。 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979 年第 期，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98 年第 期。
②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8 年版。
农民战争史研究对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主要是从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已取得不小的成就，如一些通史和断代史中用较大篇幅专门论述隋唐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此外，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和普及性读物③。但到“文革”期间，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步入了歧途。978 年以后，研究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并且向纵深发展。对过去研究较少或没有涉足的课题也作了深入的或开创性的探讨，并且在利用发掘新史料和对旧史料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一、关于让步政策的问题。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史学界在对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用，以及与唐初社会发展、贞观之治的关系所作的研究中，主要流行的是让步政策论，吴枫等就持这种观点②。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反攻倒算论的观点，于是引起了争论③。至七十年代末，这个有争议的老问题又引起更大的争论。倪正太仍坚持让步政策论，认为“在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封建统治者迫于形势和压力，不得不对农民退让，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而隋末农民大起义也不例外地逼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了“让步政策”。所以，“肯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④。李斌城认为唐太宗确实推行了让步政策，这在客观上既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又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故出现了贞观“盛世”。但也应看到这一政策的阶级实质，不应赞美它⑤。苏双碧不同意把唐初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措施说成是“反攻倒算”或“让步政策”，认为其性质是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是发展经济的有力措施，是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表现。朱伯康认为唐朝经济发展和繁荣，最主要的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和重新形成的中国各民族大融合这两个历史条件②。赵文润认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直接的作用是推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打击了士族地主的腐朽势力，间接的作用是促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措施，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对“反攻倒算”的说③ 漆侠《隋末农民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954 年版；赵俪生《王仙芝和黄巢》，山东人民出版社95 年版；宁可《黄巢起义》，中华书局959 年版；万绳楠《隋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9 年版；林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92 年版。
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979 年版；李泽咸《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同上；陶懋炳《窦建德李密杜伏威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980 年版；俞兆鹏《黄巢起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982 年版；王永兴《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982 年版；方积六《黄巢起义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3 年版。
② 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958 年版。
③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第五篇《隋唐五代史》，江苏古籍出版社98 年版。④ 倪正太《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的“让步政策”》，《南京大学学报》979 年第 期。⑤ 李斌城《“让步”政策与“贞观之治”》，《魏晋隋唐史论集》第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 年版。
苏双碧《试论唐初经济发展的原因》，《历史教学》979 年第8 期。② 朱伯康《论唐代封建经济的变化》，《中华文史论丛》979 年第 辑。法表示反对③。徐连达也对反攻倒算论发表了反对意见，并强调了生产活动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隋末农民战争大大改变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至唐初阶级对抗基本结束，土地矛盾大为缓和，出现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局面，使绝大多数农民对通过生产活动来“改变自己的生产地位”抱有希望，因此，他们的“勤于耕稼”就是“造成‘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④。二、关于平均主义的问题。这是唐末农民战争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下的一个问题。首先争议的是认为唐末农民起义军提出了平均主义口号所依据的史料是否真实。五十年代的史学界都说王仙芝、黄巢起义时提出过平均主义口号，依据就是王仙芝自称的“天补均平大将军”，至六十年代又有人另把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作为依据，而且逐渐流行开来，越来越被当作信史看待。后来有人对后者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认为记载这条史料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叙述史事颠倒、错讹、虚拟，而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就是此书作者凭空杜撰的。但也没有被认作定论，至今在有关的唐史论著中仍引用它。其次争议的是唐末农民起义军所提出“均平”的含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分土地。如侯外庐说这是对地产要求重新分配的平等思想②；达人说黄巢大起义“不仅提出了土地问题，而且还实际地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及其他财产”③；赖家度说黄巢起义军的“禁刺史殖财产”等政策是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土地问题”④。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平财产赋税。如唐森说黄巢提出的“均平”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分府库、夺粮仓、吃大户、不组织生产⑤；王大华说这种均平的经济内容是以杀富济贫均分浮财为表现形式的平均产品分配权，不是均田，而是均税。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平均的思想反映。如林烨卿说王仙芝的称号是表示“要率同天下的英雄豪杰，来代替老天爷补不足，均不平”⑦；赵国华说王仙芝的“均平”反映了广大农民变革社会、实现平等的革命要求，而黄巢则提出了更加鲜明的“冲天”、“均平”纲领，要冲垮地主阶级天下，“均世上贫富的不平”。
三、关于李密评价的问题。王丹岑曾评说李密是“革命的投机分子”，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②。张戈扬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李密参加并领导瓦③ 赵文润《略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兼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两个公式》，《陕西师大学报》979 年第4 期。
④ 徐连达《论“贞观之治”——兼论隋末唐初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政策的相互关系》，《学术月刊》979年第0 期。
宋家钰《关于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天补均平”称号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辑，山西人民出版社978 年版。
②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历史研究》959 年第4 期。③ 达人《黄巢大起义也曾提出过土地问题》，9 年4 月2 日《光明日报》。④ 赖家度《试论黄巢“禁刺史殖财产”》，《历史教学》94 年第9 期。⑤ 唐森《“均平”与黄巢起义》，《暨南大学学报》98 年第 期。 王大华《论均平在唐末农民战争中的经济内容》，见《陕西师大学报》982 年第2 期。⑦ 林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92 年版。
赵国华《黄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982 年版。
② 王丹岑《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952 年版。
岗军与隋皇朝作殊死斗争，是农民起义领袖③。于是引起了一场如何评价李密的争论。如段文渊认为李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并且篡夺了领导权，后来又出卖了瓦岗寨义军。另外，李密也没有主动帮助唐皇朝完成统一④。又如江克厚认为李密虽有缺点，但他是翟让代表群众推举的义军领袖⑤。而韩国磐认为李密“对于唐朝的统一工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谷祖英则进一步认为翟让虽发动起义五、六年而不能有所发展，李密仅加入一年而“瓦岗军却陡然壮大起来，而成为领袖群伦的一支力量”，所以对李密应该给予公允而正确的评价⑦。至八十年代，史学界又兴起一次有关李密评价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李密虽出身贵族，但不应以唯成分论来代替阶级分析；李密参加瓦岗义军后，为翟让出谋划策，对这支起义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贡献；李密不是通过玩弄阴谋获得领导大权，而是翟让自己交出的；翟让死后，李密领导的瓦岗义军在政治路线、纲领上没有改变；李密暂降唐皇朝不失为一种革命策略，不可看作是对农民起义军的背叛；李密说服许多支规模较小的起义军，到瓦岗寨聚义，才使瓦岗军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力量。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李密是篡夺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家；不能为了抬高李密而贬低翟让。
把瓦岗军起义的胜利及其发展壮大，一概归因于李密的看法是不对的；李密与翟让的矛盾，实质上是当权封建贵族与丧权农民领袖的矛盾，是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搏斗；出身于贵族的李密参加瓦岗军是另有打算的，也就是要攫取农民革命的果实②。
四、关于朱温评价的问题。过去在一般的隋唐五代史论著中，朱温常被写成可耻的叛徒，认为在农民起义军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叛变投降了唐皇朝，不但影响极其恶劣，而且是黄巢大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傅衣凌、周宝珠认为朱温的变节降唐似不能由他一人负责，其中有他与孟楷的矛盾；降唐在朱温一生中并不重要，黄巢没有做到的事，倒是由他完成了③。而胡如雷又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把朱温的降唐归因于他和孟楷的矛盾恐不符合当时情况，他降唐的主要原因是想利用手中掌握的起义军武装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④。黄朴民、马丁则对朱温作了较高评价，认为那种把朱温斥为叛徒的说法“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他在降唐后的作为不仅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有所贡献，而且唐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③ 张戈扬《关于王丹岑的《中国农民革命史话》，953 年7 月 日《光明日报》。④ ⑤《关于李密问题的讨论》，953 年9 月9 日《光明日报》。
韩国磐《关于李密问题的意见》，953 年 月 日《光明日报》。⑦ 谷祖英《翟让究竟是在哪一年起义的》，953 年 月4 日《光明日报》。 陈建国《李密与瓦岗农民起义军——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思想战线》980 年第 期；陈瑞德《应当重新评价李密——李密的一生及其功过》，《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980 年第2 期；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980 年版。
② 《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982 年版；黄惠贤《李密洛口政权兴衰述评》，《江汉论坛》985年第9 期；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8 年版。
③ 傅衣凌《关于朱温的评价》，《厦门大学学报》959 年第 期；周宝珠《朱温叛变与黄巢起义失败的关系》，《史学月刊》90 年第9 期。
④ 胡如雷《关于朱温的评价问题》，959 年9 月7 日《光明日报》。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他的较开明统治体现出来。王仲荦认为朱温“虽然中途叛变，但民间的疾苦，他还是了解一些，所以宣武镇的租赋比较轻，人民略得安生”②。
黄朴民、马丁《论朱温》，《温州师专学报》984 年第 期。
②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90 年版。
第四节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价值今甘肃省的敦煌在唐朝属于沙州，是内地通往西域地区的门户。唐朝佛教非常兴盛，敦煌这个远处边陲之地也不例外，形成了规模宏大的莫高窟石窟寺群。899 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其中一座小石窟中发现了大批古写本经籍残卷，内中大部分是佛经，小部分是儒家经典、子书、史传、杂记、地志、图经、账簿、户籍、契约，以及诗文、信札等，时间从晋到宋都有，以唐朝的为最多，总数在四万件以上，被人们称为敦煌文书，或称为敦煌遗书。随后，这批珍贵文书的大部分被英国、法国、沙皇俄国、日本等国的所谓“探险家”劫掠到国外，只有一小部分留存于国内，顾颉刚和姜亮夫对其流散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述③。
今新疆的吐鲁番在唐时属于西州，是气候特别干燥的地方。
所以，人们从这里的古代墓葬中掘出大量记有文字的纸文书，虽经一千多年而仍未腐烂，多是官方文书，其余为私人文书，还有少量古籍抄本残页，年代从晋到唐都有，被人们统称为吐鲁番文书。这些文书中有少量是作为随葬品被完整地放在墓里的，如随葬衣物疏、功德录、告身抄件、契券等，而绝大多数则是作为废纸利用的，如剪成衣、帽、靴等穿戴在死者身上，又做成被褥等服饰，甚至还有用文书糊成纸棺材的，所以大部分已残损不全。949年以前掘出的文书大部分被盗劫到德国、日本等国，此后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文书大都入藏新疆博物馆。
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而对于唐史研究来说尤多资助，史料价值不仅很高，而且很丰富。这里面除大量宗教经卷是研究宗教的上好材料外，其他的可大体分成七个门类。一是法令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律令、刑法，以及约束官吏的法纪、奖惩制度等情况。二是地理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西部边陲及西域的地形、交通、水利、物产和社会组织等情况。三是公私籍帐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兵役制度、劳役制度以及人口分布、社会生产、财物分配等情况。四是公私契约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阶级关系、社会风俗、民间经济、生活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五是公文档案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行政制度、馆驿烽燧、屯田马政以及公文写作格式、递送程序等情况。六是诗文，不仅可用来研究唐朝的文学，而且从这些诗文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唐朝社会生活也是多方面的，诸如生活习尚、人情风俗、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等，故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七是典籍抄本，虽然大都是缺损不全的，但仍可用来对唐朝的已佚或已残文献典籍作辑佚和补缺，即使今存者，亦可资校勘。
因此，在敦煌、吐鲁番文书尽管已大量流散到海外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仍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很早就开展了抢救、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并最早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
③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发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947 年版；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95 年版。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980 年版；向达《唐代俗讲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979 年版。
敦煌文书的研究与整理罗振玉在909 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遗书》，93 年整理影印了《鸣沙石室佚书》，924 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碎金》。其中所收文书有许多是研究唐史的原始资料，价值极高，如《沙州志残卷》、《西州志残卷》、《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地志》、《敦煌录》等，对于研究考订唐朝的地理提供了新资料，而对于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也有校勘价值。其中记载当时的西部地理尤为详赡，涉及建置、城址、山形、河流、水渠、湖泊、学校、祠庙、关塞、古迹、祥瑞、风俗、歌谣等。还有对莫高窟佛寺的建筑形式及规模的记述，是研究敦煌石窟的第一手资料。又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是一部涉及中外的游记，可用来研究唐时的中亚南亚地理、宗教、物产、民风及中外关系。再如《沙州文录》、《张延绶别传》等传记碑文，对研究补证唐代人物、史事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他如《水部式》、《职官书》、《太公家教》、《食疗本草》，可用作研究唐朝的职官、海运、教育、医药等方面的上好史料。罗振玉还利用这些资料撰成《高昌麹氏年表》 卷、《瓜沙曹氏年表》 卷、《补唐书张义潮传》 卷，为唐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王仁俊编撰并于9 年由国粹堂出版《敦煌石室真迹录已》一书，分上、下卷。上卷是影写敦煌卷子本《开元律疏名例》一种的原文，下卷是对此件文书内容所作的校勘研究，从资料上为进一步探索唐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极大方便。
法国人伯希和把窃取的敦煌文书藏入巴黎国家图书馆，刘复在法国期间，从这些文书中抄录整理出一百零四件，然后分类排比，分为三辑，编成《敦煌掇琐》一书，于925 年刊刻问世。上辑是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绎、艺术；中辑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诉讼、官事、婚事、教育、宗教、历书、迷信、杂事；下辑是语言文字。蔡元培在序言中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作了非常高的评价。其中有关唐朝的资料不少，至今为唐史研究者所引用。
当伯希和将劫掠的敦煌文书携至北京展示时，“罗振玉、李盛铎等吁请学部，将所余敦煌卷子运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此项残存，陈垣先生编有《敦煌劫余录》六册，凡得八千六百七十九号，复由胡鸣盛先生检阅未登记的残叶，又编成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共为九千八百七十一号。”并于93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此书著录极详，唐史研究者可从中查寻有关的资料。
许国霖整理并于937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是从北平图书馆所藏的九千多号敦煌文书中抄出的资料，胡适在序言中有高度评价。其中属于唐朝的多是民间通俗之作，而尤以各类契牒和《贞观氏族志》为研究唐史的宝贵史料。契牒有典儿契、卖地契、贷丝契、雇人力契、雇牲畜契、借麦种牒等种类，从许多方面反映出唐朝的社会关系。《贞观氏族志》仅残存六十余郡、二百余姓及后记，但对研究唐初士族、庶族问题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发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947 年版。黄文弼在三十年代前后曾数次随中外考察团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并撰写了多份考察报告。954 年由中国科学院刊印的《吐鲁番考古记》，就是他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后所写考察报告的整理本，分为考察经过、遗物说明、遗物图版三部分。其中所收三十多件古文书，大都是唐朝前期统治西州时的遗物，如缴纳地租、户籍、军屯、诉讼牒状等，对研究唐朝西部边地的社会经济很有价值。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并于9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资料》第 辑，是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社会经济的部分加以整理汇编，为研究唐朝的均田、赋税、户等、兵役、徭役、高利贷、租佃契约关系和寺院经济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今仍被唐史研究者所经常引用。
敦煌文书中有许多古籍抄本残卷，所以，自909 年起，就有不少专家学者为之撰写题跋，如王国维、刘师培、罗振玉、陈寅恪、向达、王重民等，925 年后，报刊上又发表了不少有关的研究论文。这些题跋、论文多是记述卷子形式、内容，考订其篇目、作者、年代，并论证其价值。王重民就将其中有关经、史、子、集部分收集起来而汇编为《敦煌古籍叙录》一书，并于95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有不少记述唐朝典籍的资料，可为唐史研究者所利用。
从959 年至975 年，国家组织考古工作者，在今新疆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哈剌和卓两大墓葬区先后进行科学发掘十三次，共清理自晋至唐古墓近四百座，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汉文文书。此后，在唐长孺的主持下，对这些文书进行了细致地整理，并编辑为《吐鲁番出土文书》，由文物出版社于98 年开始分册出版。从第四册起，就基本属于唐时的文书，其类型有居民、匠人、僧侣的户籍名册，各种租佃、借贷、买卖、雇佣的契约，以及上下行公文、公私杂物帐、家书、医药方、随葬衣物疏等，都是研究唐朝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地理、文化、风俗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学者在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在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古代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尤以研究唐史的成果最为突出。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陈寅恪除在他的论著中一再引用敦煌文书资料外，还曾使用《常府君碑》、《大云经疏》、《秦妇吟》等，撰成多篇颇具创见的专文。向达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文化及中外交通而获得重大成果②。金毓黻则用敦煌文书对唐朝官制有所考论③。郑振铎在俗文学研究上的收获更是得益于敦煌文书④。
建国以来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成果五六十年代，学者在研究隋唐五代史中除使用敦煌文书外，又开始利用吐鲁番文书，并取得长足进展。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史，如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探讨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其成果除反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980 年版。②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979 年版。
③ 金毓黻《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说文月刊》第3 卷第0 期，943。④ 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小说月报》第20 卷第3 期，929；《怎样叫变文和后来的宝卷诸宫调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935 年版。
映在几部已出版的隋唐五代史专著中外，就是王永兴、唐长孺、韩国磐、唐耕耦等人的重要论文；孙达人、沙知等探讨唐五代租佃关系的文章也很有学术价值②。二是文化艺术史，如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俗文学、曲子词、语言文字等，除向达和王重民继续对俗讲、变文等作更深入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外③，又有其他几位敦煌学家的重要专著问世，研究曲子词的有《敦煌曲校录》④，研究语言文字的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⑤，进行综合研究的有《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另外，还有不少研究论文散见于报刊杂志上，如《敦煌古写本丛谈》、《敦煌遗书概述》等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大部分是汉文文书，也有一小部分是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如吐鲁番文文书、回鹘文文书等。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在研究汉文文书的同时，也开始对它们进行整理研究，如冯家升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即属于这方面的成果。所谓“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就是记载唐初著名僧人玄奘一生事迹的汉文典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这本被译成回鹘文的传记可能是从吐鲁番出土的，并在三十年代初被牟利者撕为几部分出卖给西方“探险家”和中国学者，于是分散藏在中国、法国、前苏联和德国四处。冯家升整理和研究的就是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一部分。这份珍贵的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不仅对了解唐代回鹘民族的语言文字，而且对了解唐代西域地区的佛教、玄奘在佛教界的巨大影响及其生平事迹都是有参考价值的②。
七十年代，在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干扰的情况下，文物工作者及部分唐史学家仍能坚持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工作，并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主要有发表在《文物》973 年第0 期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吐鲁番阿斯塔那左憧憙墓出土的几件唐代文书》，以及《文物》975 年第0 期的《新疆阿斯塔那三座唐墓出土珍贵绢画及文书等文物》，为唐史学界提供了一大批新出土的珍贵文书，而一些学者正是利用它们写出了研究唐史有关问题的学术文章。
八十年代以后，史学界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隋唐史进入了一个新时 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957 年第2 期；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9 年第 期；韩国磐《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92 年第4 期；唐耕耦《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程度》，《山东大学学报》93 年第 期。
② 孙达人《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历史研究》92 年第 期；沙知《吐鲁番佃人文书里的唐代租佃关系》，《历史研究》93 年第 期。
③ 王重民等辑《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957 年版。
④ 任二兆《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955 年版。
⑤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959 年版。
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95 年版。⑦ 张铁弦《敦煌古写本丛谈》，《文物》93 年第3 期；史树青《敦煌遗书概述》，《历史教学》94年第8 期。
卡哈尔·巴拉提《回鹘文译本〈玄奘传〉的发现与研究情况》，《中国史研究动态》98 年第 期。② 冯家升《回鹘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集刊》丙种第一号（953）。 韩国磐《卜天寿〈论语郑氏注〉写本和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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