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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扬言要由斜谷道（由陕西汉中到郿县）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口（斜谷道的南口）。曹魏派大将军曹真率众迎战。诸葛亮率大军西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震动。魂明帝曹叡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诸葛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今甘肃天水南）。马谡违反诸葛亮的节度，驻军山上，为张郃所破，以致影响整个战局。诸葛亮斩马谡，取西县千余家还汉中。

    这年冬，诸葛亮又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宝鸡东）。魏派曹真迎战。诸葛亮因粮尽而还。魏部将王双率军追击，被战败而亡。

    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迎击陈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成县西），郭淮退走。遂克武都、阴平两郡。

    建兴八年（230）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今甘肃天水南），张郃由子午（由今西安南到宁陕东）、曹真由斜谷（郿县到褒城）出，三道欲攻汉中，诸葛亮待之于城固、赤阪（今陕西洋县）。因遇大雨，道绝，真等皆退走。这年，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

    建兴九年（23）春二月，诸葛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输军粮。魏将司马懿西屯长安，督将军张郃、费曜、郭淮等御之。诸葛亮破费曜、郭淮于上邽，司马懿敛兵依险拒守。诸葛亮粮尽退兵。张郃来追，蜀汉伏兵弓弩齐发，张郃中矢而死。

    建兴十二年（234）春二月，诸葛亮率大军十万由斜谷出，以流马运输粮米。并进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与司马懿对峙渭南。诸葛亮每患粮不继，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百姓安堵。相持百余日，八月，亮病笃，卒于军中。蜀军退。

    这六次战争，有两次是出祁山，一次是出斜谷，一次出散关，一次出建威，一次是魏军进攻，诸葛亮在汉中拒守。六次战争中，第一次，第六次规模比较大。

    治戎和理民陈寿评论诸葛亮，称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干将略”（《诸葛亮传》）。治戎和理民，是封建时代治理国家的两大纲领，在和平时期是这样，在战争时期也是这样。这是丞相应当尽到的职责，也是有丞相才能的人才能尽到的职责。蜀汉在三国中的根基最薄，取得基地的时间最晚，诸葛亮能辅佐刘备父子在当时激烈复杂的斗争中，与魏、吴鼎立，极为不易。这种成就，是跟诸葛亮治戎和理民的成果分不开的。

    陈寿称誉“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饬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为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魏志·诸葛亮传》评曰）“用心平而劝戒明”，是诸葛亮贯彻于军政民政的一贯作风。“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表明这位政治家的深刻的政治影响。

    有关诸葛亮的事迹，见于史籍者不多。就流传下来仅有的简略记载而言，如建兴六年街亭失败后，取西县民千余家还汉中。建兴十二年屯田渭滨，耕者杂于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这都表明，诸葛亮的军队是节制之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难做到的。

    诸葛亮死后的蜀汉政局诸葛亮死后，蜀国的政治先后由蒋琬、费祎掌管。蒋琬还考虑过伐魏，兴复汉业。费祎就全无与魏争天下的思想了。费祎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三国志·蜀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蜀国大体上采取了保境安民政策，军事活动比较少。费祎死后，姜维在蜀掌权。诸葛亮对他很赏识，称他“思虑精密，敏于军事，心存汉室，才兼于人。”费祎时，姜维“负其才武，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三国志·蜀志·姜维传》）。

    姜维掌权后，又恢复了对魏的战争。他仍是贯彻诸葛亮的军事路线，重点首先在争取占有陇西。姜维自以为是天水人，“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同上）他数次出兵，都是争夺陇西。

    自后主延熙十六年（253）到延熙二十年（257）的五年之间，姜维五次伐魏。延熙十九年在上卦南段谷（今甘肃天水西南）一次战争中，因另一路军队误期，姜维被邓艾打败，战士“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讟，百陇以西亦骚动不宁”（《三国志·蜀志·姜维传》）。段谷败后，不仅姜维的威望大减，蜀国蜀军也元气大伤。

    蜀汉后主刘禅是个庸材，他为政四十年，前期因有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辅政，政治较为清明。但在费祎之后，他听信宦官黄皓，政治昏聩。就连大将军姜维也因害怕黄皓陷害而不敢驻在京城成都。

    蜀汉晚期，朝政是相当**的。公元2 年，吴派使臣薛珝来蜀，回国后对吴主孙休说到蜀国情况是“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三国志·吴志·薛综传附子珝传》）姜维的抗战及其失败景元三年（22），司马师以锺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司马昭谋伐蜀，朝臣多以为不可，独司隶校尉锺会赞成。司马昭遂以锺会都督关中，筹划伐蜀。他对朝臣们说“自定寿春以来（指讨伐诸葛诞），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指吴、蜀）。..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晋书·文帝纪》）

    姜维听得司马昭派锺会都督关中，已经看出司马昭的诡计，赶忙从沓中上书后主说“闻锺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今陕西略阳南阳平关）、阴平桥头（今甘肃文县境），以防未然。”（《三国志·蜀志·姜维传》）后主信任宦官黄皓，迷信鬼巫，黄皓说王人告诉他，魏决不会进攻，刘禅即把姜维的奏章压下，朝中群臣都被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景元四年（23），魏国兵分三路大举伐蜀。西路由征西将军邓艾率领，带兵三万从狄道（今甘肃临洮）向甘松、沓中进攻，目的是缠住姜维，使他不能从沓中回撤。中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带兵三万从祁山（今甘肃西和县北）向桥头进发，截断姜维的归路。东路是主力，由锺会亲自率领，带兵十万分从斜谷（今陕西郿县南）、骆谷（今陕西盩厔南）、子午谷（今陕西鄠县南）三道，向汉中进发。

    这时，姜维提出的御敌的方案是“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悬）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三国志·蜀志·姜维传》）锺会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汉中，蜀军就是按照姜维的方案作御敌的安排。这时蜀在汉中的守军，有一万来人。于是撤诸外围守军，分为两部，分别退守汉（今陕西沔县东）、乐（今陕西城固）两城，守城军不过五千人。锺会进入汉中，了解了这种情况，并不留在那里攻城，只派两位偏将带领一部分军队把汉、乐两城包围起来，自己却带领大军越过汉中向阳安关②进发。魏军不伤一兵一卒，不战而取下汉中。

    《资治通鉴》卷七七甘露三年（258），引此句作“听敌入平”。胡三省注云“谓纵敌使入平地。”意思与此《传》正相反，细审形势，当以《资治通鉴》为是。

    ② 《资治通鉴》卷22 景元三年注“阳安关口，意即阳平关也。”

    姜维在沓中，听得魏军主力已到汉中的消息，急忙从沓中向汉中转移。

    后面邓艾跟踪，紧追不放。姜维到了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桥头大道已被魏将诸葛绪占领。姜维假装要从诸葛绪军的北面过境，靠着地熟、人熟、情报快，在诸葛绪撤兵向北去堵截的时候，他却折回头以快速行军通过了桥头，等到诸葛绪再回到桥头的时候，姜维领兵刚刚过去。

    姜维走到阴平，锺会已经攻下阳安关口，正向白水关（今四川广元西北）进军。姜维急忙会合由成都开来的廖化、张翼率领的援军，一同退守剑阁（今四川剑阁）。

    剑阁，有大、小两座剑山，相隔三十里，群山相连，形势绝险。姜维守住剑阁，锺会屡攻不下。后方遥远，粮运困难，军队给养大成问题。锺会一筹莫展，打算退兵。

    邓艾进兵到阴平（今甘肃文县），听得锺会被姜维阻止在剑阁，正欲退兵，急忙写信给司马昭报告军情大军已深入蜀境，功告垂成，千万不能撤退。他认为从阴平走山路向南，出剑阁西面一百多里，可以袭击涪（今四川绵阳）。涪在剑阁后面，离成都不过三百里，是成都的门户。如果军队到涪，姜维势必撤兵来救，这样，锺会的大军就能不战而取剑阁，如果姜维不来援救，涪守军势弱，必然容易攻下。邓艾信送出后，不待司马昭的回示，就照信上所说的计划，自阴平向南进军了。

    邓艾所走的这条路，实在艰险。山高谷深，七百里地很少人烟。邓艾一路凿山开路。遇到险要之处，兵上们便攀着树枝，缘着悬崖，一个拉着一个的前进。

    邓艾就这样翻山越岭来到江油（今四川江油），驻守在江油的蜀军，大吃一惊，便向邓艾投降了。邓艾由江油进一步迫进涪。

    蜀汉军驻涪的主将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没有乘邓艾远来疲惫还没有站住脚步的时候向邓艾进攻。他的部将黄崇再三向他建议，诸葛瞻不肯接受。邓艾进攻了，他的人马都是处在不进就死的处境，攻势非常勇猛。诸葛瞻被迫退守绵竹。邓艾派人去劝他投降，说“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附子瞻传》）瞻大怒，立斩来使。邓艾攻入绵竹，诸葛瞻和黄崇都死在战场上。他的儿子诸葛尚，听得父亲战死，说父子为国家大臣，没能早杀黄皓，致使国破家亡，有何脸面活下去。也力战而死。

    邓艾进军到雒（今四川广汉），离成都只有八十里。后主招来群臣会议。有的主张到南中去，有的主张到东吴去。光禄大夫谯周劝后主投降。后主犹豫了半天，最后也就听了谯周的话，向邓艾投降了。只有后主的一个儿子北地王刘谌，很有点烈性和气节。他愤慨地对后主说如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于地下，奈仍屈辱投降！后主不听。刘谌觉得大势已去，无力挽回，便带着妻子到他祖父刘备庙里大哭一场，先杀妻儿，然后自杀。

    后主投降以后，又命姜维向锺会投降。蜀汉的兵士听得要向敌人投降，都气得拔刀砍石头。

    有的史书记载称蜀亡时有二十八万户，男女九十四万口，将士十万二千人，吏四万人（参看《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第六节孙吴对江南的开发。孙吴的灭亡赤壁之战后，孙权占有江东，又占有荆州一部分，江南广大疆域都在他控制之下。自公元200 年孙策死，孙权代他领兵，到公元252 年孙权死，孙权统治江南前后达五十二年。这五十多年，基本上是江南的开发时期。东汉末年，先有镇压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北方遭受破坏，人民大批南逃避乱，对于江南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经济的开发，是有帮助的。

    征山越、蛮族和夷族孙吴能在江南立国，就是以前代江南地区的不断开发为条件。孙权时期，江南的开发主要仍在长江沿岸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岭南珠江流域也在逐步兴起，而广大内地，仍是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这时期，在东南内部地区居住的是越族。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多是山地，历史上就称他们为山越，这与秦汉之际，东越、闽越、南越的得名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都是越族。除去居住平原地区的已经汉化外，大部分山越人仍很落后。他们居山谷幽邃之地，“未尝入城邑，对长吏”（《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自然也不服役纳租。

    山越人口众多，地区广大。他们居住地区又靠近孙权统治地区中心的吴郡、会稽、建业等地，对孙权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有相当大的威胁。孙吴统治阶层不得不考虑如何征服山越，使他们成为东吴的兵源和财源，变有害因素为有利因素。

    孙吴与山越人的战争，从孙策时即已开始，一直到孙皓时止，几十年中连续不断，几乎与吴国的统治相始终。其中，次数多，规模大的征讨战争，多在孙权时期。每次征讨之后，就把降服的山越人中强壮的收编为士兵，赢弱的划归郡县。公元234—237 年，诸葛恪征讨丹阳郡山越，一次就得兵四万人（《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据《吴志》各传中所载诸将征讨山越所得士兵人数加起来，已不下十三四万。吴亡时，吴国士兵人数大约有二十多万，其中山越人约在半数以上。

    居住在荆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蛮族，交州地区的被称为夷。孙吴对蛮、夷人也有过不少征讨。黄龙三年（23），孙权以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斩首获生，盖以万数”（《三国志·吴志·潘濬传》）。赤乌十一年（248），交阯九真夷攻没县邑。孙权以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务崇招纳。“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三国志·吴志·陆胤传》）

    孙吴征服山越、蛮、夷等族后，一方面是把他们征发出来作战士和划归郡县作编户耕田种地，一方面也逐步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区设置郡县。江南荆、扬、交、广地区，东汉时有二十个郡和二百六十五个县。②东吴时期，由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励。”《三国志·吴志·贺全吕周锺离传》“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这些记载，说明山越对孙氏政权的威胁。 参看何兹全《东吴兵制》，见《中国史研究》，984 年第3 期。

    ② 此据《续汉书·郡国志》。无广州，在交州内。

    于分置和增置，已增为四十三个郡和三百一十三个县。③通常情况下，郡县数目的增加多是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而东吴时期，江南郡县数的增加，除这种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山越、蛮、夷族居住地区被开辟而增设了郡县。

    农田水利的发展东吴政权注意兴修水利。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使江南耕地面积扩大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长江下游三吴地区最为显著。为了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军粮问题，东吴与曹魏一样，也注重屯田。吴的屯田也有军屯和民屯之分。征服山越、蛮、夷所取得的民户，一部分成为郡县编户，一部分也用来屯田。管理屯田的官，称为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这和曹魏管理民屯的农官名称是一样的。他们也同样不受郡县的管辖。典农校尉，地位等于郡守，都尉等于县令长。屯田的规模都是相当大的。在皖城的屯田，有稻田四千余顷。②江北的屯田，有屯田兵数千家③。诸葛恪在庐江皖口屯田，屯田兵有万人④。毗陵屯田，有男女各数万口⑤。这些规模大的屯田，都是军屯。民屯人数也不少。永安六年（23），“丞相（濮阳）兴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传》）既然说是“取屯田万人以为兵”，这些屯田人原不是兵，这是很清楚的。而且从屯田人中抽出一万人，大约不会影响屯田的耕作，这也说明孙吴民屯中的劳动人数是多的。

    民屯中的屯田者不服兵役。军屯中的佃兵，平时耕田种地，疆场有事则参加战斗。《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载陆凯谏孙皓的话“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唯知农，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可知孙皓以前，屯田兵是平时耕田种地，有战争就参加战斗。这与曹魏的军屯大体也是一样的。

    孙氏在江东建国，靠的是江北豪族和江东豪族的支持。为了对豪族进行报答，曹魏晚期出现的给客制度，在孙权早期就出现了。建安十九年（24），孙权取皖城，以吕蒙为“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建安二十四年，蒋钦死，孙权“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三国志·吴志·蒋钦传》）。建安二十年，陈武从孙权征合肥，战死。“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三国志·吴志·陈武传》注引《江表传》）。

    ③ 参看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作“县三百一十三”。

    《宋书·州郡志》“溧阳令，汉旧县。吴者为屯田。”“湖熟令，汉旧县。吴者为典农都尉。”“晋陵太守，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年二十一..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这些记录，说明吴的屯田与魏一样，也是独立于郡县之外，不受郡县守令管辖的。

    ② 见《晋书·王浑传》。

    ③ 《三国志·魏志·满宠传》“青龙三年（235）春，（权）遣兵数千客佃于江北。”④ 《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恪自领万人。..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⑤ 《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赤乌中，诸将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

    孙权前期，内外形势动荡，他依靠江北、江东豪族为他维持局面，所以这时期孙吴统治阶级内部君臣之间是比较团结的。孙权后期，情况变化了。本来，吴和蜀的立国情势就有所不同，蜀的理想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出师表》）。孙吴则满足于划江自守的偏安局面。诸葛亮生前曾几次北伐，吴则很少主动向魏大规模进攻。西晋的傅玄说孙权“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傅子》）。到孙权后期，三国鼎峙局面已大体稳定下来，孙权年事已长，为子孙皇位计的思想逐渐突出，他与将相大臣间的矛盾也就逐渐出现了。陈寿评论他“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评曰）。他信任宦官左右下人，嫌疑大臣。后来孙皓猜疑大臣，果于杀害，不过是孙权晚年事态的发展而已。

    与夷洲的交通孙权时期有一件大事，这就是与夷洲的交通。夷洲，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台湾。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华木不死，四角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髠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居室，种荆为蕃障。土地肥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其地并出铜铁，唯用鹿觡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贯珠珰。”（见《太平御览》卷780 引）从用鹿觡矛，石镞刀斧看，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石器时代，或已到晚期。从种荆为蕃障看，当时掠夺战争尚不严重。国家，往往是在城邑、掠夺战争之后出现的。夷洲居民当时还没有城邑，也还没有国家组织。

    黄龙二年（230），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亶洲，不知今何地，可能是琉球。孙权使万人至夷洲，可能事先对夷洲已有很多的了解。不然，他不会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海上活动。

    夷洲以外，北到辽东半岛，南到南洋诸国，都曾有吴的使臣和商人活动。魏明帝曾诏辽东，提到孙权“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狂诱边民”（《三国志·魏志·公孙渊传》注引《魏略》）。吴与南海各地的海上来往和贸易也比前代有所发展。吴的使臣曾多次泛海南出。交州刺史派康泰、朱应出使南海各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梁书·海南诸国传》序）。回国后，康泰著《外国传》，朱应著《扶南导物志》。大秦的商人经南海来到吴的建业。大和尚康僧会，也是从海上到达吴都建业的。

    孙皓与吴的灭亡司马昭灭蜀之后，本来打算休息三年就去灭吴。但灭蜀后的第二年，司马昭就死了。司马昭死后不到半年，儿子司马炎即受魏禅为帝，改元泰始元年（25），西晋开始。又过了十五年，晋才伐吴。

    吴国最后一个统治者是孙权的孙子孙皓。其人既残暴，多忌讳，又荒淫，好酒色，还使用一些酷刑来杀人。但这个人却有点聪明，也有才干，与蜀后主刘禅不一样。

    吴的租税徭役很重。孙权时，大臣张昭、陆逊曾上疏，希望能减轻赋税。但孙权认为三国分立，常要打仗，租税徭役不得不重。到孙皓时，虽然不打仗了，但修造宫殿，穷极技巧，功役费用以亿万计。人民服役，不胜其苦。后宫的宫女已有数千人，还年年要挑选。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陆凯曾上疏“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畜。诸公卿位处人上，禄延子孙，曾无致命之节，匡救之术，苟进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茶毒百姓，不为君计。自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所在长吏，不加隐括，加有监官，既不爱民，务行威势，所在骚扰，更为烦苛，民苦二端，财力再耗，此为无益而有损也。”（《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贺邵也上疏，“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三国志·吴志·贺邵传》）可是，孙皓对于陆凯、贺邵的上疏，却恨之入骨，贺邵因此被杀。

    百姓受不了孙皓的压迫剥削，就起来反抗。施但领导的起义，有一万多人参加，直攻打到离建业三十里的地方。交州、广州的人民也起来反对他，斗争了好多年。

    孙皓的荒淫暴虐，使吴国上下离心，伐吴的条陈，就时时在晋朝廷上提出来。大臣对伐不伐吴，分成两派。一派以羊祜等为首，主张伐吴。一派以贾充为首，坚决反对伐吴。晋武帝是个平庸募断的人，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咸宁五年（279）晋益州刺史王濬上疏“孙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贤王，则强敌也。愿陛下勿失事机。”（《资治通鉴》卷八十）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也上疏“凡事当以利害相校，今此举之利十有**，而其害一二，止于无功耳。”疏到之时，武帝正与张华围棋。张华也说“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资治通鉴》卷八十）武帝这才下了伐吴的决心。

    这年冬十一月，晋大举伐吴，沿长江上下六路出兵。一路由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率领出涂中（今安徽滁县），一路由安东将军王浑率领出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一路由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今湖北鄂城），一路由平西将军胡奋率领出夏口（今湖北汉口），一路由镇南大将军杜预率领出江陵（今湖北江陵），最西一路由龙骧将军王濬率领，从蜀顺江而下。六路大军共二十多万。但总领六路大军的却是始终反对伐吴最力的贾充。

    在六路大军中，王濬一路作战最勇猛。吴军曾在西陵（今湖北宜昌）以西吴晋两国交界处，用铁索和铁锥把长江的水底、水面都封锁起来。王濬到后，破除了障碍，顺江而下。加上江陵、夏口、武昌诸路大军的胜利，晋军很快就到达建业，孙皓只得投降。孙吴的灭亡，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吴亡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差不多比蜀多一倍。附三国世系表第二章西晋的短暂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乱第一节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晋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晋皇朝相对安定时期。这期间，从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保持了一个小康的局面。平吴以前，晋就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据《晋书·食货志》载“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泰始二年（2），武帝诏“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全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武帝特下诏书褒扬，赐谷千斛。十年，光禄勋夏侯请求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万顷。咸宁元年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西晋朝廷采取措施，从垦荒、兴修水利、增加农业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鼓励农业生产。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在变乱时可以受到欢迎，在社会相对稳定时就不能适应农民小私有的要求了。司马昭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4 年），就“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大约这次政令未能得到贯彻，晋武帝泰始二年（2）又“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废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种原因，如避免官吏侵占等。但把在军法部勒下进行生产的屯田人变为郡县管理下的编户小农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更高，更能增加生产，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这应是主要原因。

    西晋统一后，即于太康元年（280）颁布户调式，同时还颁布了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法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晋书·食货志》）。占田和课田的关系如何？“其外”两字如何解释？问题和争论都很多，详见本卷典志篇。这里只指出一点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自己所有，因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虽只有十来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当安居的历史时期。《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成安其业而乐其事。”干宝《晋纪·总论》就这样描述“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这些虽是不无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

    太康年间，人口增加很显著。史书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 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晋书·地理志》）。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 年），国家“户有三百七十七万”（《三国志·魏志·陈郡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这当是国家户籍上人口数的增加，与人口的实际增加数当有距离。但总的说来，这时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

    对世家地主的优遇汉末三国时是世家和豪族势力的扩张时期。曹魏后期，大约是在司马氏主政以后，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权，其中也包含了特权的新的形式。这实际上是特权的扩张。《晋书·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租牛客户，是给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以匈奴胡人为田客的太原诸部，就不只限于世家，其中当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晋廷在公布户调式和民丁占田、课田的同时，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得占田十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史家对魏晋以后的这类地主，称作世族，又称作“士族”，是有原因的。同时，也不可忘记，无论是称世族或士族，在其内部自有品级或等级的不同。史家所谓门阀，应指其中较高的品级或等级而言。官吏按品级还可荫庇衣食客和佃户。官至六品以上，得荫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荫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荫庇佃户五十户，第三品十户，以下递减，到第九品一户（参看《晋书·食货志》）。

    世族地主的占田数额是远远超过劳动人民的。即使第九品还可以占田十顷，超过劳动人民占田七十亩的十四倍以上。

    曹魏给公卿以下的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但具体的规定，没有传下来。晋武帝太康元年关于依品高低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规定，是我们所知道这方面的最早纪录。

    曹魏时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西晋时已完全成为世族地主独占高级官位的手段。这时世族地主的政治特权早已形成，九品中正制更加巩固了世家地主的特权。晋人刘毅在上疏武帝时指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晋书·刘毅传》）。

    朝廷规定世族地主占田和荫庇人口，是对既成事实作合法化的承认。承认中自然也有限制的意思，如官品荫庇法中规定第一品第二品“佃客无过五十户”（《晋书·食货志》），就是限制。但事实上，限制是不起作用的。太康年间，即占田法颁布之后，李重上疏反对限制奴婢数额时就指出“诸侯之轨既减，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晋书·李重传》）这说明朝廷对品官占田虽有明文限制，但事实上，世族地主的特权是没有限制的。举例来说，如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玉戎传》）。石崇，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亲人，其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晋书·石崇传》）。

    晋对世族地主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遇，这有利于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的调和。但世族地主之无限制的特权，助长 据唐长孺先生说，见《西晋田制试释》，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5—4 页。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也使太康年间的小康局面好景不长。

    第二节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宗室诸侯王权力之重魏晋间帝位的更替，是通过宫廷政变来实现的。晋武帝认为，要防止这种事变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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