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3 (第1/3页)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982 年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982 年版。

    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为主要题材。属于元魏后期的有0 个窟（编号24—249、285、288、288、43、435、437），系元荣任瓜州刺史时开凿。特点是将内地深受南朝文化影响的佛教艺术移植西来。其中285 窟有西魏大统五年题记。属于北周的有5 个窟（250、290、294、29—299、30、428、430、438、439、440、442、4）。这时在壁画里首次出现宣讲孝悌观念的须阇提品、喜事太子入海品等故事画。北朝佛教重视禅行，敦煌早期石窟的内容也多与僧人坐禅观佛的宗教活动有关。

    无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县南40 公里。创建于北凉沮渠蒙逊在位时。北凉凿窟已不存。现存石窟3 个，保存较好的有8 个。其中第 窟和第4 窟是北朝式的塔庙窟。从最下层遗存下来的壁画风格看，应是北凉遗迹。根据这两窟的形制，参照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的北凉石塔和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三座石窟资料，初步认为这是我国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模式，可称为“凉州模式”。其内容是（）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较多的是平面方形或长方形的塔庙窟；（2）主要佛像有释迦、交脚菩萨装的弥勒；（3）窟壁主要画千佛；（4）边饰花纹有两方连续式的化生忍冬；（5）佛和菩萨面相浑圆，眼多纲长型，深目高鼻，身躯健壮。飞天形体较大。

    陇东固原区包括甘肃东部的平凉地区、庆阳地区以及宁夏南部的固原县。石窟风格与河西走廊基本相同，以多塑像壁画为主要特征。

    经调查的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以及分布在平凉、庆阳境内的以南北石窟寺为首的陇东石窟群20 多处。须弥山、南北石窟寺始凿于六世纪；炳灵寺、麦积山始凿于五世纪。

    炳灵寺石窟位于永靖县西南约40 公里处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是我国著名石窟寺之一。窟群分布在上寺、下寺和上下两寺之间的洞沟等处。现存窟龛9 个，大小石雕造像94 尊，泥塑82 躯。残存壁画约92 平方米。造像最大的高27 米，最小的不足20 厘米。炳灵寺石窟创建于十六国西秦，历经北魏、北周、隋、唐、西夏、元、明。第 窟和9 窟系西秦时开凿。9 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时代也最早。初创时系利用天然洞穴，仅在洞内四壁用篱笆涂泥作龛，然启塑像。塑像多是释迦牟尼禅定、说法、苦修等像，也有无量寿佛、三佛和菩萨。窟内北壁无量寿佛龛龛侧有西秦墨书题记，末尾书“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这是我国现存窟龛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处。题榜下方彩绘供养人，皆侧身面佛，知题记为造龛发愿文。北魏继续开凿，造像以石刻为主。立佛“秀骨清像”、“褒衣博带”，面相清瘦，体躯修长。第2 窟附近发现有北魏延昌二年（53）曹子元造窟题记。

    史岩《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情况和保护问题》《文物参考资料》955 年2 期。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武”》，《考古学报》98 年4 期。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989 年版。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45 公里的麦积山。洞窟开凿于山体峭壁上。高处洞窟下距地面约0—70 米，险峻异常。因早年地震破坏，窟群被分隔成东崖和西崖两部分。现存窟龛94 个，其中西崖40 窟，时代较早；东崖54 窟，时代稍晚。保存历代泥塑、石雕造像共7800 多尊，壁画9oo 多平方米。是我国保存泥塑造像数量较多的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古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始于十六国的后秦，年代大约在公元400～40 年之间。历经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诸代的开凿。现存洞窟和造像，主要是北魏、西魏、北周三代的遗存。唐代以后，因麦积山窟体大面积崩毁，无法续开新窟，故多在前代窟内重塑或改塑佛像。

    须弥山石窟②在宁夏固原县西北55 公里处，东经0°，北纬3°3′。

    石窟分布在南北长800 米、东西宽700 米的东南向崖面上。创建于北魏，兴盛于北周和唐代。现存32 窟。风化破坏严重。目前可辨认的北魏窟有4 个窟（编号4、24、32、33），形制为中心柱窟。中心柱每页只开一龛。龛年成铺造像均为一佛三胁侍。每窟四壁开龛，有的一壁三龛，多为三佛题材。北周窟数量多、规模大，造像精致，亦作中心柱窟，内部构造均仿木构佛帐雕凿，与麦积山同期洞窟近似。现存的北周洞窟，主要的有45、4、48、5、7 等5 个窟。

    陇东石窟③陇山以东的平凉地区和庆阳地区，有大小石窟20 多处，主要分布在泾河两岸及陇山和子午岭之间。其中最重要的是庆阳西南的北石窟寺和泾川县东北的南石窟寺。两窟相距45 公里，南北对应，主窟窟形和造像布局完全相同。据现存《南石窟寺之碑》记载，南石窟寺为北魏永平三年（50）泾川刺史奚康生创建。北石窟寺碑已不存，推测亦奚氏创建。两窟均开凿在红砂岩上（或称黄砂岩）。北窟规模较大，自北魏创建后，历西魏、北周、隋、唐、宋各代不断开凿，现存窟龛295 个，造像2000 余躯，其中北魏窟龛 个，西魏22 个，北周20 个，其他为隋唐宋所扩建。南窟较小，共5 个窟龛，除 号窟为北魏永平三年开凿外，余皆唐代开凿。北魏开凿的南窟、北窟，都是大型的七佛窟，窟外置二力士，窟内四壁窟顶满布大型浮雕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原有题记，今已风化不存。

    此外有王母宫石窟、罗汉洞石窟、丈八寺石窟、石空寺石窟、嵩显寺和祥佛寺石刻造像、石拱寺石窟、云崖寺石窟、主林寺石窟、陈家洞石窟、保全寺石窟、张家沟门石窟、连花寺石窟等。陇东石窟，大多创建于北魏，风化剥蚀严重，有的已残缺过甚，殆成空窟。可以看出窟形造像的0 多处，其中以张家沟门石窟和保全寺石窟中的北魏太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窟龛为最早，但都是小龛。陇东地区石窟开凿的盛期在北魏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即六世纪上半叶，主要石窟大都在这时完成。其凿建规模和艺术技巧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纪年的窟龛及石雕造像的有景明四年、永平二年和三年、延昌三年、神龟二年，以及水平二年敕建的嵩显寺。

    中原北方地区 麦积山文物保管所《麦积山石扈》（一），文物出版社978 年版。张学荣《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文物》983 年 期。

    ②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管会等编《须弥山石窟》，文物出版社908 年版。③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陇东石窟》，文物出版社987 年版。

    以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最为著名。此外有安阳灵泉寺石窟、小南海石窟、宝山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益都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等。本区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并多杂有摩崖龛像。造像以雕刻为主。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维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等。窟龛形制和造像装饰，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步东方化的过程，在全国石扈中占有重要地位。

    云冈石窟②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石扈依山开凿，东西绵延 公里，分东、中、西三个部分。现存主要洞窟45 个，附属窟龛207 个③。此外还有许多小窟，共计00 多龛，大小造像5000 多个。石扈开创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正光之后走向衰落，唐以后各代仍有一些小规模的营建和修缮活动。石窟的绝大部分雕凿于北魏中后期，按石窟形制和造像内容分为三期④。第一期是和平元年（40）昙曜为皇室所开的五所五窟（编号—20 窟）。洞窟摹拟草庐形式，平面椭圆形，穹窿顶；造像主要是三世佛和千佛。主像形体高大，占据窟年面积的大部分。第二期是孝文帝迁洛以前（45—494）开凿的五组石窟（7、8 窟、9、0 窟、5、 窟、、2 窟和、2、3 窟）。洞窟平面方形，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部立塔柱，或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的礼拜道。开始出现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和装饰。造像题材多样，服饰开始中国化，同时出现世俗供养人。第三期是孝文帝迁洛后至正光五年（494—524）开凿的中小窟，主要分布在20 窟以西和第一、二期窟间的补刻小龛。洞窟内部方整，流行塔洞、千佛洞、四壁三龛式和四壁重龛式。造像面容削瘦，着褒衣博带式装，下部衣褶重叠。

    龙门石窟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洛阳市城南3 公里的伊水两岸东、西山上。南北长约 公里。石窟开创于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续有雕凿。两山现存窟龛200 多个，造像0 万余躯，碑刻题记3800 多品，佛塔0 余座。其中北魏窟龛约占三分之一。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并称龙门北魏三大窟。孝文帝迁洛前后，已在西山古阳洞凿龛设像。宣武帝景明初开始大规模开凿，著名的宾阳三洞即凿于此时。宾阳三洞中，仅中洞完成，是北魏后期的代表性洞窟。正壁列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是典型的五尊像组合。左右壁各雕一佛、二菩萨。前壁有著名的帝后礼佛图，已被盗往国外。莲花洞以一佛二弟子三尊像、高浮雕莲花藻井和繁杂精细的佛龛装饰而驰名。三大窟以外，北魏末年陆续开凿的还有火烧洞、石窟寺、药方洞、魂字洞、唐字洞、赵客师洞、普泰洞等。东西魏、北齐大都在北魏窟壁上补刻小龛。龛形无大变化，龛饰趋于简化。总的说，龙门北朝造像日趋中国化、世俗化，它是在云冈造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并对其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988 年4 期。②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等《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977 年版。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99 年版。

    ③ 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新编云冈石窟窟号的说明》，《文物》988 年4 期。④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978 年 期。

    龙门文物保管所等《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文物出版社99 年版。他石窟产生影响。

    巩县石窟位于巩县东北7.5 公里的洛水北岸大力山下。创建于北魏晚期，现存有普泰元年（53）造像题记。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都有增凿。现存大窟5 个、龛328 个、造像7700 多尊，铭刻8 品。5 大窟均为平面方形，除第5 庙外，都有中心塔柱，柱四面凿龛设像，窟顶凿平棊，刻伎乐飞天、莲花等浮雕。中心柱四面及窟内四壁雕刻千佛、释迦多宝对坐像、维摩文殊并坐像及三佛等题材。第 窟规模最大，窟门两侧壁有浮雕“礼佛图”，作三层四组。每层以僧尼为前导，后为供养人和侍从，冠盖相属，反映了北魏崇佛之盛。第5 窟有唐龙朔二年镌刻的《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响堂山石窟②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包括南响堂、北响堂及小响堂（水浴寺）3 处。始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时，现存南响堂7 窟、北响堂8窟、小响堂2 窟。总计造像4000 余尊，并有北齐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所刻维摩诘经等重要石刻。响堂山北齐石窟平面多呈方形，平顶，分中心塔柱式和三壁开龛式两种。石窟在20 世纪初遭到严重破坏，佛像头部大都被盗凿，不少雕刻精品散失在日本和欧美各国。

    天龙山石窟③在太原市西南40 公里的天龙山东西两峰南坡峻峭山腰间。

    依白砂岩开凿。现存东峰2 窟，西峰3 窟。始凿于北朝，隋唐时期又有开凿。经考古类型学研究，推定第2 窟、第3 窟开凿于东魏，第、0、 窟开凿于北齐；其他为隋唐时开凿。东魏窟为双窟，平面方形，覆斗顶，三壁三龛，四壁低坛。佛像面相清瘦。北齐窟为前后室，圆拱形龛，佛像面相浑圆，肉髻低平。

    万佛堂石窟位于辽宁省义县县城西北9 公里大凌河北岸。分东西两区，西区9 窟，东区7 窟。始凿于北魏。内容风格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较为接近。造像大多风化泐损。最重要的是两方北魏造窟题记。一方是太和二十三年（499）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帝祛病祈福“敬造石窟一区”的造窟题记，置西区第5 窟；另一方是景明三年（502）“慰喻契丹使”韩贞等人“建造私窟”的题记，置东区第5 窟。

    南方地区以四川省的石窟寺遗址和摩崖造像最为丰富。经调查，四川省将近50个县市有比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窟龛在0 个以上的分布地点有20 多处②。早期大多利用崖墓雕刻佛像或在地面上建寺造像，著名的有乐山崖墓的东汉浮雕佛像，茂汶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造无量寿、当来弥勒二世尊像，蒲江县龙拖湾出土的西凉嘉兴元年（47）石刻造像群，以及成都万佛寺南朝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文物出版社089 年版。② 水野清一等《响堂山石窟》，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937 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93 年。

    ③ 李裕群《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考古学报》992 年 期。

    于余《万佛堂石窟》，《辽宁大学学报》982 年4 期。曹汍《万佛堂石窟两方北魏题记中的若干问题》，《文物》980 年 期。

    ② 谭洛非《四川石刻——尚待开发的艺术宝库》，《四川文物》98 年，“石刻研究专辑”。造像等③。早期石窟寺大多集中在川北，石窟龛像属北方中原系统。其中以广元千佛崖石窟和皇泽寺石窟最著名。

    千佛崖石窟位于广元市城北5 公里嘉陵江东岸。北魏晚期开凿，历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开凿历史之长在四川称最。以大云洞为中心，窟群分南北两段。现存54 窟、89 龛、大小造像7000 余躯。窟龛最高处距地面45.5 米，由下而上多达3 层。早期石窟大多集中在南端下层。其中第7 窟（大佛窟）平面略呈马蹄形，穹窿顶，窟内为三尊像组合，依云冈昙耀五窟旧法雕凿，具有明显的北魏晚期作风。第2 窟（三圣堂）平面方形，平顶，三壁各开一大龛，为北朝三壁三龛窟的典型遗存。窟内造像接近麦积山、须弥山西魏、北周时的风格，应为同一时期遗存。

    皇泽寺石窟②位于广元市西 公里的嘉陵江西岸，与东岸的千佛崖隔江相望。现存窟龛50 个、大窟 个、造像203 躯。约始凿于西魏北周，唐代曾进行大规模改建和扩建。可辨认的北朝石窟有第45 窟和第38 窟。其窟形及造像题材与巩县石窟、须弥山石窟的塔庙窟类似，亦属北方中原系统。

    南朝石窟仅见于南京栖霞山③。栖霞山在南京市东北20 公里。南齐永明二年沙门法度舍宅为高僧明僧绍建栖霞精舍。南梁皇室继续凿岩造像，或五、六尊一龛，或七、八尊一龛。被近代栖霞寺主持僧用水泥涂缮，外观已非原貌。此外，浙江新昌南明山有南齐时依崖雕成的弥勒佛立像一尊，被后人改为趺坐式，原貌已失。

    ③ 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识》，《文物》988 年8 期。

    广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广元千佛崖石窟调查记》，《文物》990 年 期。② 广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广元皇泽寺石窟调查记》，《文物》990 年 期。③ 宋伯胤《南京栖霞山石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4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8 年版。第三章研究概况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协助修这一段的是刘恕。刘恕字道原，卒于元丰元年（078），《宋史》本传说他“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刘恕的儿子刘羲仲所著《通鉴问疑》中，保存了他父亲与司马光讨论这段历史的一些记录。司马光利用正史以及许多正史以外资料，审核比较，选择可信者笔之于书。他排比剪裁，体大思精，把这四百年头绪纷繁的历史叙述得井然有序，明白清楚，正是对本段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果，而《通鉴考异》反映了研究的过程。如北魏献文帝之死，《魏书》本纪只说“年二十三，崩于永安殿”。《通鉴》卷一三四就写明冯太后“密行鸩毒，夏六月辛未，显祖殂”。《考异》云，“元行冲《后魏国典》云，‘太后伏壮士于禁中，太上入谒，遂崩’。按，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外恬然不以为怪，又孝文终不之知。按《后魏书》及《北史》皆无杀事，而天象志云，‘显文暴崩’。盖实有鸩毒之祸，今从之”。胡三省的《通鉴》注，当然也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宋代学者的笔记中，如沈括（030—094）《梦溪笔谈》、洪迈（23—87）《容斋随笔》、程大昌（23—95）《演繁露》、陆游（25—20）《老学庵笔记》、王应麟（223—29）《困学纪闻》等，都有涉及本段历史的个别考订。清代学者关于本段历史的研究，首先推钱大听、王鸣盛和赵翼的著作，其次体现在各种补表补志（见前）。此外如顾炎武（3—82）《日知录》、杭世骏（9—773）《诸史然疑》、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余丛考》、陈澧（80—882）《东塾读书记》等，都有有关的个别考订。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和吴士鉴的《晋书斠注》，都在一定意义上总结了清代学者对本段历史的研究。

    这里附带提一下另一类型的书。历代正史中，前四史自来为文人所喜读。此外则南北史被目为富于词藻的史书，可以丰富文人的修养，供写作时采摭，因此有人专门分类辑录其中词句鲜华、事迹新异的资料。宋洪迈有《南朝史精语》十卷，明王涣有《两晋南北奇谈》六卷，周诗雅有《南北史抄》（无卷数），清陈维崧有《两晋南北集珍》六卷，俱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抄类》存目。史抄类只收了清沈名苏、朱昆田同编的《南史识小录》《北史识小录》各八卷。提要目为“撷其精华，以备选用，使遗文琐事，披卷灿然，”又说存目所列诸家皆“不及后来沈名荪、朱昆田书之有条理”。郝懿行有辑自《宋书》的《宋琐语》，分为德音、藻鉴等二十八门，也属同类性质。五四以后，陈寅恪（890—99）的著作在司马光之后把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继承乾嘉朴学和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语言、历史之学的传统，以敏锐之头脑与深厚的文学、哲学、佛教知识基础，靠朴素的辩证法，从事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他以文化与民族为着眼点，依据习见的史料，从中发现别人未注意的联系与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并且善于由小见大，对于这段历史道出他认为的所以然之理。陈寅恪长于贯通以观察发展变化，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唐史研究相辅而行，互相促进，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中找出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陈寅恪有关本段历史的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结集在《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中的论文。

    解放之前，直接或间接受陈寅恪影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领域内（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备方面）做过研究的人及其著作如下（有的论文集中兼有解放后成果）姚薇元《北朝胡姓考》。

    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

    汪筏《隋唐史论稿》。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缪钺《读史存稿》。

    何兹全《读史集》。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解放前的论文尚未有结集者，有余逊、谷霁光。不专研究这段历史而所撰某些论文对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作出贡献者，有谭其骧、劳幹。

    解放前为三国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奠定基础，取得突出成就，影响深远的著作，是汤用彤（893—94）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收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的论文。思想史方面有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社会史方面有王伊同《五朝门第》。经济史方面有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学术史方面有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

    吕思勉（884—957）的《两晋南北朝史》搜集大量史料，体系完整，线索清楚。注意了当时为人忽略的有关生产、社会方面的现象，对文化学术也予以重视。余嘉锡的《余嘉锡论学杂著》、吕思勉的《读史札记》、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中，都有关于本段历史的考订论述。

    解放后，史学界普遍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这个领域中的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提出并研究新课题，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农民起义、民族关系等展开了讨论。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得到尊重，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也和其他段落的历史一样，出现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本段断代史专著有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

    杨伟立《成汉史略》。

    研究政治史、政治军事等制度、门阀的专著有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发表这方面论文的有熊德基、祝总斌、陈仲安、张泽咸、朱大渭、黄忠贤、杨德柄、卢开万、蒋福亚等。

    研究土地制度、经济史的专著有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

    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韩国磬《南朝经济试探》、《北朝经济试探》。

    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

    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研究民族史的专著有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突厥人和突厥汗国》、《氐与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

    林幹《匈奴史》。发表这方面论文的有陈连庆、黄烈等。研究思想、宗教、文学等方面的专著有汤用彤、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

    任继愈《汉一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

    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

    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张可礼《三曹年谱》。整理校注的史料有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

    章巽《法显传校注》。

    张泽咸、朱大渭《魏普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王永兴《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柔然资料辑录》。专门刊载有关本段历史论文的刊物，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魏晋隋唐史论集》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日本最早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是冈崎文夫，三十年代著有《魏晋南北朝通史》及《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以后滨口重国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兵制、徭役等问题，成果收入《秦汉至隋唐史研究》。五十年代以后，日本注意这段历史的学者日益增多，探讨的方面逐渐扩大，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等各个领域大小许多问题。形成专著或结集为论文集的有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六朝史研究——宗教篇》、《六朝宗教史》。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国中世研究》（合著）。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越智重明《魏晋南朝政治社会》、《魏晋南朝之贵族制》。

    福繁太郎《中国南北朝史研究》。

    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

    藤川正数《魏晋时代丧服礼研究》。

    村上嘉实《六朝思想史研究》。

    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北魏篇》。

    佐久间吉也《魏晋南北朝水利史研究》。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领域发表过重要论文，而尚未集结成书的，有藤家礼之助、川本芳昭、中村圭尔等。研究秦汉史的大庭修、古贺登，研究唐史的池田温、菊池英夫、崛敏一，研究佛教史的牧田谛亮、福井文雅，研究史学史的铃木启造，也都发表过有关这段历史的论文。

    为了解国内近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领域的研究论文，最方便是查阅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定期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国史研究动态》中也定期刊登前一年各段历史的研究状况。关于日本的研究，日本《史学杂志》每年五月号刊登前一年研究概况。如果要了解世界各地的论文与专著，可以查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年出一册的《东洋学文献类目》。五十年代日本出版的《世界历史事典》第二十三卷史料篇东洋部分，有关于本段历史史料和五十年代以前研究概况的介绍。八十年代日本又出版了北根幸夫等主编的《中国史研究入门》和岛田虔次等主编的《亚洲历史研究入门》，都收有本段历史史料及近年研究概况介绍，前者由池田温执笔，后者由谷川道雄执笔。

    第四章本卷编撰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习惯上多称作魏晋南北朝。魏是三国之一，是三国中比较重要的，但它不能完全代表三国。魏必须加上蜀和吴，才能称三国。晋，有西晋和东晋，混称为晋是可以的，但称作两晋，就更清楚些。因为这些原因，本卷没有采用旧称“魏晋南北朝”，而使用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称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上限，有人定在曹丕称帝的一年，有人定在赤壁之战以后。我们认为，建安元年曹操挟持汉帝迁都许昌，是新的历史形式的一个开端，是三国序幕的开始，应该作为这个时期的上限。赤壁战后，三国鼎立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到了曹丕称帝以及蜀、吴相继称帝，不过是三国政权的形式化而已。至于汉末黄巾大起义和诸侯讨伐董卓的战争，只是旧时期的结尾而不能当作新时期的开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下限，有人定在隋建国的一年。有人定在隋灭陈的一年。后说比较合适。因为陈灭了，南北朝才算结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是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历史。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也是地方性的撰述为多，总揽全局的著述少。在二十四史中，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著述，有十一部之多。其中有十部，包括《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都是关于割据政权的史书。只有《晋书》，是记述一代史事的。近代史家能合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事于一书，但往往不能通观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总形势及发展中的阶段性。本卷试图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和动乱，长期受到人们的重视。但这一历史时期在分裂和动乱中为自己寻求出路，却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我们认为，这个时期在大量的消极现象掩盖下，存在着积极的因素，国家的分裂为新的统一规模准备了条件，民族间的斗争为新的民族关系的协调准备了条件。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而不是把它简单地写作漆黑一团，这是本卷所力求做到的一点。

    史书之文，要做到信实、凝练、确切。凝练非一日之功，要下长期的功夫。信实和确切也不易做到，但必须努力去做，这是不能打折扣的。专著、论文和考据所论述的对象不同，所论述的目的不同，文体也当有所不同。数十年来，这三者的区别也不大讲究，不利于历史表述的发展。我们虽已认识了这一点，但在实践上，还不能免俗，幸读者谅之。

    乙编综述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第二个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即从封建割据到全国再统一的时期。从民族的角度来说，这又是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属于这个时期的前期，隋唐历史则属于后期。前期的封建割据是为后期的再统一准备条件，使后期历史达到更高的统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含有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魏、蜀、吴三国的鼎立，约在公元9—2 年之间。第二个阶段为西晋的短暂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战，约在2—420 年之间。第三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是南北朝的对峙和南北朝的并趋衰弱和周隋的转强，约在420—589 年之间。这一时期，共达三百九十四年之久。

    第一章三国的鼎立第一节曹操稳占中原魏、蜀、吴三国的鼎立，是以曹魏的盛衰为发展主线的。建安元年（9）曹操迫汉帝迁都许昌，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实际上架空了皇帝，结束了汉朝的统治，这可以说是揭开了三国鼎立的序幕。同年，曹操以军事编制的形式，推行屯田。在当时北方普遍粮荒、农民大量脱离土地的情况下，这是较有效地保证军粮供应的措举，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流民的就业问题，这对曹操军事力量的充实、政治威望的提高，都有重大的意义。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宫渡之战中消灭了袁绍的基本力量。这是历史性的重大战役，开创了他稳占中原的局面，使曹魏在以后三国历史发展中始终占有优势的地位。

    袁绍占冀州建安初年，在关东各地割据称雄的人物中，势力最大者是袁绍。他起兵讨董卓时任勃海太守，乘董卓西迁长安之机，夺得了冀州。当时的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称得上兵强粮足。随后他又取幽州、青州、并州，兼有河北四州之地。这四州，在当时是具战略形势的要地，其北有乌桓、鲜卑，可以为用；南有大河为阻，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在袁绍初占冀州时，其谋士沮授就向他进言“将军..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袁绍听了，很高兴，说，“此吾心也。”袁绍占据北方的雄心，早在讨董卓时就有了。当时，“绍与曹操共起兵。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②袁绍早已看中了河北四州这块地方。曹操虽有本领任天下之智力以与人争衡，但也同样看重河北这块地方。袁绍占有河北，这是他强大的基础。曹操想发展他的功业，也必然以河北为争夺的对象。

    袁绍的父祖，四世三公。他是一个煊赫的世家子弟。袁家的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故他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号召力。

    曹操在许（今河南许昌县西南）兴起后，迎献帝都许，假献帝之命，自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袁绍不甘屈居曹操之下，并且也受不了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气焰，决心要灭掉曹操。建安五年（200），袁绍举兵攻曹操，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

    《三国志·魏志·袁绍传》。

    ②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曹操在官渡战前的几次胜利官渡之战以前，曹操在军事上所处的地位，有相当大的困难。在建安元年前后，占据南阳一带的是张绣，荆州是刘表，扬州是袁术，徐州是刘备。建安元年，吕布袭取了徐州，刘备来许投靠曹操。当时刘备已很有名气。曹操的谋士对曹操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意思是劝曹操要杀掉刘备。曹操却回答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建安二年，曹操征张绣。张绣先投降，后又反复，曹操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大败而归。建安三年春，曹操再征张绣。刘表派兵援助张绣，曹军腹背受敌，又听到袁绍将要攻许，遂退兵。袁绍很想拉拢张绣，以便南北两路出兵夹攻曹操。建安四年冬，就在袁绍进攻的前夕，张绣听从谋士贾诩的劝告，又归降了曹操曹操非常高兴，封张绣为列侯，食邑二千户，此在曹魏一代的封侯中，封户是最多的。

    袁术和吕布，一个在扬州，一个在徐州，结为儿女亲家，但关系时好时坏。建安二年，袁术称帝，遣使清吕布送女完婚。吕布先允许，送女在路，继而后悔，追回绝婚。袁术大怒，发步骑数万，七道进攻吕布，为吕布所破。曹操乘机东征袁术，袁术败走淮南。建安三年九月，曹操攻吕布，围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引沂、泗水灌下邳城。吕布手下的宋宪等举城降。吕布求为曹操将，曹操不允，缢杀之。

    袁术被曹操所败后，困顿淮南，又遇天旱地荒，士民冻馁，极为狼狈。

    他打算通过徐州、青州，北投袁绍。曹操派刘备带兵去徐州截击。袁术不得过，想折回寿春，发病死在路上。

    刘备在许，深得曹操的器重。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字）之徒，不足数也。”当曹操派刘备去徐州邀击袁术时，谋士们都反对，谋士程昱等对曹操说“公前日不图备，昱等诚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②刘备离开许都前，曾与外戚董承等受献帝衣带中密诏诛曹操。刘备到徐州后，立即派人与袁绍联络，共同反对曹操。

    曹操对刘备是很重视的，他决不会让刘备在徐州站住脚。他计划在袁绍出兵之前，先消灭刘备。他手下的将军们都说“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③谋士郭嘉也赞同曹操先灭刘备。刘备到徐州还未来得及整顿，曹操大军一到，刘备战败，只好经青州，北投袁绍。这一战，从决策到胜利回师，都在建安五年正月之内。而袁绍也正像曹操所估计的，“见事迟，必不动”，待曹操回师北屯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袁绍还没有动。

    至此，袁术、吕布死，张绣降，刘备败。在经过这几次军事胜利以后，许地被四面包围的形势已转化为稳定的局面。至于刘表，这是个划地自守的人，曹操根本看不起他。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② 《三国志·蜀志·程昱传》。

    ③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曹、袁两方的军情曹操东征刘备，许都空虚，正是袁绍对曹操发动进攻的最好时机。袁绍的谋士田丰也向他建议“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机动，斯其时也。”要抓住这一时机向许进兵。袁绍没有采纳田丰的意见，却说儿子病了，无心出征。田丰气愤地说“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