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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95米。城垣上设女墙。女墙内壁基部有柱洞。全城共设五城门，东墙北墙各二门，南墙一瓮门，西墙无门。城年至今犹存建筑遗址三处，蓄水池遗址一处，墓葬三十七座②。
在通往两都城的要道上以及在广袤的高句丽国境内，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城堡、关隘和哨卡，俗称山城。集安境内的山城很多，经勘查的有老岭南道上的霸王山城、望坡岭关隘；老岭北道上的关马墙山城和大川哨卡。
分布于各地的高句丽山城，大都构筑在山巅上或地形险要处。就地取材，大小不一，无有定制。大型山城周长约2 公里，主要分布在辽河东岸山区与平原交接地带。一般由土筑、石筑或土石合筑三种方法构成，有城门、马面和瞭望台等设备，有的还有水门和环城马道。山城内大多有建筑基址。中型山城周长～2 公里，大多属于高句丽早期建筑，主要分布于辽河东岸较大的支流之间，一般由土筑或石筑两种方法建成，也有城门。小型山城周长200～000 米，城壁土石混筑，大多位于交通要道上，一般不独立存在，但对捍卫大中型山城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说的“当道小城”，或即指这种小型山城。
墓葬大多发现于吉林省集安县。辽宁省桓仁、抚顺、宽甸等地也发现不少，情况与集安基本相同。
集安高句丽墓葬集中分布在老岭山的岭前和岭后。分布岭前23 处，220座分布岭后的9 处，52 座。两地合计2358 座。其中以岭前洞沟地段（今集安县城附近）最为密集。在这地段内细分为下解放、禹山下、山城下、万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984 年 期。② 李殿福《高句丽丸都山城》，《文物》982 年 期。
方起东《吉林辑安霸王朝山城》，《考古》92 年 期，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等《吉林辑安高句丽南道和北道上的关隘和城堡》，《考古》94 年2 期。李殿福《集安山城子山城考略》，《求是学刊》982 年 期。
② 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8 年；又《辽宁境内高句丽遗迹》，《辽海文物学刊》989 年 期。
宝汀、七星山和麻线沟等六个墓区，共300 座。这32 处墓群，大多分布在山麓上，排列有序，规模悬殊。石坟多分布在靠山麓处，土坟多在河谷阶地和平川地带。在保存较好的地区，尚能看出埋葬先后的序列。如七星山南坡的墓葬，从山腹开始往下成行排列。有的行列由小墓开始逐渐到大墓；有的则由大墓逐渐到小墓；有的开始由小墓逐渐到大墓，再由大墓逐渐到小墓。土坟则埋葬在排列有序的石坟行间空隙处。这种现象表明，集安洞沟墓群是当时生活在集安一带的高句丽族；不同的家族各有自己的墓地，并且按不同辈次有规律的埋葬，反映了高句丽各阶层身份的不同和葬俗的变化。在包括日本人发掘在内的300 多座高句丽墓中，重要的大中型墓有长川 号墓、2号墓②，下解放区的3 号墓和冉牟墓、环纹墓，禹山下区的4 号墓、8 号墓、080 号墓和太王陵、将军坟、角觗墓、舞俑墓、洞沟2 号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4 号墓、5 号墓，山城下区的332 号墓、983 号墓、4 号墓和龟甲壁画墓、折天井墓、兄墓、弟墓，万宝汀区的78 号墓、242 号墓、38 号墓，七星山的9 号墓，麻线沟的 号墓和千秋墓、西大墓，等等。高句丽墓的墓室（放置尸体处）构筑在地表上（晚期有的在半地下）或高出地表的石墓基上，这是与中原汉式土葬墓最大的不同处。墓葬结构比较复杂。外部结构可分积石和封土两大类。所谓积石墓，即“积石为封”的墓葬，又简称为封石墓或石坟。封土墓即以土为封的墓葬，其中包括少数封土内混以石块和在封土底部四周用石块砌以方坛或方坛阶梯的墓葬，简称土坟。内部结构又可分为石圹和石室两种。所谓“石圹”，是指用石块或河卵石在地面上堆积方形墓基，再在上面构筑长方形框的石圹（椁室）。埋葬后封以碎石，不再加顶盖，整体如方丘状。一般没有墓门，也没有墓道。“石室”流行于封土墓时期，系用石材在地面上或半地下筑造墓室（石室），四壁上部抹角叠涩，顶加盖石，有墓门，也有墓道。但大型积石墓的石室仍构筑在顶部中央。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研究，高句丽积石墓可划分为无坛石圹墓、方坛石圹墓、方坛阶梯石圹墓以及方坛石室墓、方坛阶梯石室墓等五型。封土墓都是石室墓，配合外部结构，可分为无坛封土石室墓、方坛封土石室墓和方坛阶梯封土石室墓等三型②。
这些形式多样的高句丽墓制，既有年代早晚的不同，又是墓主身份不同的标志。一般地说，积石墓出现较早，无坛石扩墓为一般平民墓，数量最多， 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980 年2 期。
②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东北考古与历史》创刊号， 文物出版社，982 年。陈湘伟《吉林集安长川二号封土墓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983 年 期。 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977 年2 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979 年 期。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吉林辑安麻线沟 号壁画墓》，《考古》94 年0 期。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座壁画墓》，《考古》983 年4 期。吉林集安县文管所《集安万宝汀墓区242 号古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982 军 期。方起东、林至德《集安洞沟两座树立石碑的高句丽古墓》，《考古与文物》983 年2 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984 年 期。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980 年2 期。池内宏、梅原末治《通沟》，日满文化协会，940 年。
② 研究高句丽墓葬类型的文章很多，这里主要参考下列文章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980 年2 期；方起东《高句丽石墓的演进》，《博物馆研究》985 年2 期；魏存诚《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和演变》，《考古学报》987 年3 期。
始见于高句丽建国以前，下限至五世纪初。方坛石扩墓和方坛阶梯石坟墓分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的墓葬，流行时间大致相同，上限不晚于东汉初年，下限约在四世纪上半叶。随后出现的方坛石室墓和方坛阶梯石室墓，墓主身份与方坛石扩墓、方坛阶梯石扩墓同。著名的太王陵、将军坟、千秋墓以及禹山下4 号墓、七星山9 号墓、万宝汀242 号墓和桓仁2 号墓，都属于方坛阶梯石室墓，大约都是高句丽王室或高级贵族的陵寝，这种形式的墓制，大约流行千公元三世纪末至五世纪末。其中保存最好的是将军坟。将军坟整体呈阶梯式金字塔形，每边长35. 米，高2.4 米。用精琢的巨形花岗岩石条砌筑，共七级，每面有顶护石3 块倚护。墓室位于第五级中部，长宽各5 米，高5.5 米，顶部以整块巨石覆盖。气势雄伟壮观，是高句丽陵墓建筑的代表作。
封土石室墓出现最晚，大约开始于四世纪末叶，以后逐渐取代积石墓，成为高句丽中晚期墓制的主流。
壁画墓绝大多数见于封土石室墓。至今已发现壁画墓20 座，有角觗墓，舞踊墓，环纹墓，冉牟墓，洞沟2 号墓，散莲花墓，龟甲墓，美人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5 号墓，五盔坟4 号墓，麻线沟 号墓，山城下332 号墓、983 号墓，万宝汀38 号墓，了解放3 号墓，长川 号墓、2 号墓和禹山下4 号墓。其中除禹山下4 号墓是方坛阶梯石室墓以外，全部是封土石室墓。早期壁画墓内容简朴，大多绘于白垩壁面上，以表现墓主生前宴饮、歌舞场面为主，墓顶衬以日月星辰图案，设色单调。属于早期壁画墓的有万宝汀38 号墓、角觗墓、舞踊墓。年代约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中期壁画墓大多出现于多室墓，作画方法与早期相同，壁画内容仍以墓主生活起居为主要题材，但佛教题材明显增多，并开始出现四神图像。壁画内容丰富，线条流畅，是高句丽壁画艺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典型的墓例有洞沟2号墓、麻线沟 号墓、三室墓、禹山下4 号墓和长川 号墓、2 号墓。年代约在公元四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中叶。晚期壁画多出现于单室墓中，壁画直接绘于平整的石面上，以四神为主要内容，衬以怪兽、仙人、莲花网状图案。设色浓艳，装饰富丽，壁画内容和艺术手法，都明显看出受汉文化的影响。典型墓例有四神墓、五盔坟4 号墓、5 号墓。年代约在五世纪中叶到六世纪中叶。
由于高句丽墓构筑在地面上或高于地面上，历史上曾遭到严重破坏，尸骨、葬具遗存极少，除彩绘壁画保存较好以外，遗留下来的随葬器物也不多。根据发掘时的迹象和残存不多的葬具人骨分析，高句丽前期（积石墓前三式）实行火葬，似皆单入葬，随葬品不多，一般有陶壶、罐、铜制或铁制的马具和武器，连同尸体一起火化。后期（封土墓）采用土葬，设棺床，有木棺，单人葬，二人、三人合葬都有，皆仰身直肢葬式。随葬器物较前期丰富，种类与中原魏晋墓略同，一般都有陶制的明器和铜铁制的工具和武器，个别的还有金属饰品。常见的器形有壶、罐、钵、盆、耳杯、灶等陶明器，鞍桥、马镫、马衔、泡饰等马具和斧、锛、削、矛、长刀、镞、铠甲等工具和武器。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等《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984 年 期。第六节瓷窑和瓷器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壘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 多处，西晋窑址0 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 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以后收入《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2 年。叶宏明、曹鹤鸣《关于我国瓷器起源的看法》，《文物》978 年0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上虞县发现的东汉瓷窑址》，《文物》98 年0 期。② 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以后收入《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2 年版。
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0 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 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②，958 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③，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92 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②，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③，973 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④，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 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982 年版。以后收入《朱伯谦论文集》，紊禁城出版社990 年版。
② 倪振逵《南京赵士岗发现三国时代孙吴有铭瓷器》，《文物参考资料》955 年8 期。③ 南京博物院编《江苏六朝青瓷》图4～，文物出版社980 年版。
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葬》，《考古》97 年5 期。② 南京博物院《江苏溧阳孙吴凤凰元年墓》，《考古》92 年8 期。③ 王志敏《从七个纪年墓葬漫谈955 年南京附近出土的孙吴两晋清瓷器》，《文物参考资料》95 年 期。
④ 镇江市博物馆《江苏金坛出土的青瓷》，《文物》977 年 期。
坤者也”。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②。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③、吴高荣墓④、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⑤、鄂城吴孙将军墓，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和佳山吴墓②，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 件，陶器仅 件③；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④；益阳⑤、长沙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 镇江市博物馆《介绍一件上虞窑青瓷扁壶》，《文物》97 年9 期。② 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三），文物出版社980 年版。③ 秦光杰《江西南昌市郊永安六年墓》，《考古》95 年5 期。
④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980 年3 期。⑤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959 年4 期。 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978 年3 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98 年3 期。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马鞍山佳山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98 年5 期。③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考古》974 年 期。
④ 武汉市博物馆《武汉黄陂滠口古墓清理简报》，《文物》99 年 期。⑤ 益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湖南省益阳县晋、南朝墓发掘简况》，《文物资料丛刊》（八），文物出版社983 年版。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59 年3 期。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②、湖南湘阴窑址③，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④和邛崃窑址⑤。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 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 米。979 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0 万平方米。973 年发掘。在25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②。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 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附论出土的青瓷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98）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4 年版。
②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丰城罗湖窑发掘简报》；余家棟《试析洪州窑》，均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984 年版。
③ 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978 年 期。高至喜《略论湖南出土的青瓷》，《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98）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984 年版。④ 江学礼、陈建中《成都市西郊青羊官窑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95 年 期。翁善良《成都青羊宫窑址调查》，《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二辑），984 年。⑤ 陈丽琼《四川古代陶瓷》75 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984 年版。 卢茂村《福建松政县发现西晋墓》，《文物》975 年4 期。
②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南安丰州狮子山东晋古墓（第一批）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一），文物出版社977 年版。
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③。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②。982 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③。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④。此墓随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内有纪年墓0 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②，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③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③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福州郊区南朝墓》，《考古》974 年4 期。卢茂村《福建建瓯水西山南朝墓》，《考古》95 年4 期；曾凡《福州西门外六朝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957 年5 期。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4 页，文物出版社990 年版。② 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7 页，文物出版社979 年版。
③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4 页，文物出版社990 年版。④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考古》985 年9 期。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韶关六朝隋唐墓葬清理简报》，《考古》95 年5 期。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曲江东晋、南朝墓简报》，《考古》959 年9 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基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2 年。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晋墓》，《考古学集刊》（一），98 年。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南朝墓》。《考古学集刊》（三），983 年。② 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市东郊南朝墓清理简报》，《考古》988 年5 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南朝墓》，《考古》983 年9 期；又《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984 年7 期；又《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考古》983 年7 期；广西梧州市博物馆《广西苍梧倒水南朝墓》，《文物》98 年2 期。
③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59 年3 期。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北方的瓷窑和瓷器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⑤。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②；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④。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出土青瓷罐0 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 件②；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7 件③；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 件④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 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 件⑤；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④ 黄启善《试论广西东汉至隋唐墓出土的青瓷器》，《广西文物》，985 年2 期。⑤ 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982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99 年2期。
② 冯先铭《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考古》959 年0 期。③ 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等《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52 页，文物出版社，984 年。
④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枣庄中陈郝瓷窑址》，《考古学报》989 年3 期。枣庄市文物管理站《山东枣庄古窑址调查》，《中国古代窃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74 页，文物出版社984 年版。 邺县考古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990 年7 期。
②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984 年4 期。③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979 年3 期。
④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984 年4 期。⑤ 磁县文物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977 年 期。
带系罐共8 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4件⑦；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4 件⑧；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 件⑨。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自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977 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 件、杯3 件、盂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自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②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 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 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977 年 期。⑦ 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973 年 期。⑧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972 年 期。安阳县文教卫生管理站《河南安阳县发现一座北齐墓》，《考古》972 年 期⑨ 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94 年9 期。 冯先铭《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考古》959 年0 期。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957 年3 期。
②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984 年2 期。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985 年3 期。
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 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 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③。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 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
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
③ 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982 年版。南京博物院编《江苏六朝青瓷》图4—，文物出版社980 年版。
第七节早期石窟石窟寺是佛教的重要遗迹。中国创建石窟寺大约始于3 世纪，盛行于5—8 世纪，最晚的可到8 世纪。多数石窟从开凿使用到衰落废弃，往往延续几个历史时期，情况很复杂，非本节所能详备。本节辑录的石窟寺资料，只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开凿，内容介绍也以这个时期为主，故简称为早期石窟或早期石窟寺。
早期石窟的开凿地点，是与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布的情况相一致的。佛教东渐，首及新疆，次及甘肃河西走廊，随后进入中原北方地区。本世纪初以来，一些外国学者相继进入新疆、甘肃，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有的还伴随着掠夺、破坏。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三十年代。930—933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935 年北平研究院调查响堂山石窟②，是较重要的两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分布于各地的石窟都进行过复查记录编号；重新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发掘了一些重要石窟的窟前遗迹，并采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准确地解决了一部分石窟和造像的分期断代问题。
根据佛教东渐的路线和自然地域所形成的洞窟分布，分为新疆地区、河西走廊、陇东固原地区和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
新疆地区新疆南邻北印度，是我国石窟寺起源的重要地域。在天山南麓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线上，石窟寺遗址十分丰富。历史上佛教最盛的地区是古龟兹，即今库车、拜城一带；其次是焉耆和古高昌（今吐鲁番附近）。在这条路线上，经调查的石窟寺有 处，即喀什县东北山崖的佛窟，巴楚县脱库孜萨米石窟，拜城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西石窟，库车玛扎伯赫石窟、森木塞姆石窟、赫孜尔哈朵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新和县托呼拉克埃肯石窟，焉耆县锡克沁石窟、明屋佛寺，吐鲁番县雅尔湖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石窟、吐峪沟石窟，等。总计发现洞窟00 多个。大体说，以库车为中心的各窟群，系就山崖开凿而成；以吐鲁番为中心的各窟群，多系依崖壁以土坯券筑成鹿。新疆石窟寺，历史上曾遭严重破坏，造像无存，只剩部分壁画。调查过的 处遗址中，保存较好、时代较早的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和吐峪沟石窟。它们是年代最早的一批中国石窟，又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遗迹的纽带。
克孜尔石窟②位于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 公里木札提河北岸的悬崖间，东经82°27′，北纬4°47′。位置适在库车、拜城两县城之间。现存洞窟分布在谷西、谷内、谷东、后山四个区内。953 年原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组调查时编列23 个号，大体代表相同数目的单个洞窟。克孜尔石窟内容丰富，类型齐备，其中洞窟形制较完整、壁画遗存较多的约占三分之一，大多 黄文弼《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考古情形报告》，《学术季刊》，卷4 期。②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93 年。 李遇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概况》，《文物》92 年7、8 合期。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一卷， 文物出版社989 年版。开凿于四至八世纪。大体上可分为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和方形鹿四种。早期石窟大部分在谷西区，以中心柱窟、大像窟和僧房窟为主。壁画以立佛、佛传和本生故事为中心内容。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又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
库木吐喇石扈位于库车县西南约30 公里处。窟群分布在渭干河东岸的山麓或断崖上，分南北两区，相距约3 公里。北区洞窟较集中，编号80 个，窟形和壁画保存较好的不到半数。南区较分散，编号32 个，保存较好的约0 个。据现存洞窟判断，其始凿年代和延续年代均晚于克孜尔石窟。早期洞窟约创建于五至七世纪，主要是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两种。洞窟形制、壁画题材与克孜尔石窟同期洞窟十分接近，具有显著的龟兹特色。
森木塞姆石窟②在库车县东北约40 公里库鲁克达格山口处。洞扈分布在直径约800 米的河谷口内。编号洞窟52 个，窟体保存较好的9 个，年代与克孜尔石窟相当。早期窟大多是僧房窟。洞窟区中部有寺院遗址。
吐峪沟石窟③在高昌故城东约5 公里吐峪沟水东岸。现存洞窟4 个，大多崩坍，仅数窟保存较好。早期石窟大约开凿于五世纪，是吐鲁番地区较早的石窟。晚期石窟约开凿于回鹘高昌时期（九至十四世纪）。早期窟以东南区4 号窟保存较好，是一座有前室的中心柱窟。中心柱正面塑立佛像。穹窿顶，正中绘莲花；穹窿四角各绘一天王像。正壁和左右壁分上下两层。上层墨线绘七排千佛，千佛中间各绘一铺一佛二菩萨；下层绘佛本生故事画。每幅有汉文墨书隶体榜题。字迹与罗布泊发现的晋简和莫高窟发现的十六国卷子相同，应是五凉立高昌郡时所开凿。
河西走廊地带分布在河西走廊沿线上的早期石窟，大多以塑像壁画为主要特征。从西向东，经调查的石窟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除安西榆林窟被后代改建外，都还保存着五至六世纪的遗迹。其中最著名的是莫高窟和天梯山石窟。
莫高窟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敦煌县东南22.5 公里的鸣沙山下。
据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面复查整理的石窟内容总录，莫高窟共有492 个洞窟，45000 平方米的壁画和2000 多尊塑像。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的持续营建，窟内陆续出现了各时期各宗派所崇尚的以大乘佛教经典为依据的壁画和彩塑。艺术内容涉及了佛藏中的经、律、论、史四大部分。可以说它是今天世界上保存得较为完备的佛教美术馆和佛教图像宝库。
经考古类型学的比较研究，确定属于十六国晚期创建的有7 个窟（编号27—272、275），属于元魏前期的有8 个窟（编号25、254、257、259、20、23、25、487），主要窟形是人字坡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窟。壁画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日本平凡社985 年版。②③ 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92 年8、9 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