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第2/3页)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十六国时期流行带斜坡墓道或竖井墓道的土洞墓。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四角攒尖或覆斗式。洞内仅可容木棺，洞口用土坯或石头封闭。尸体用麻布缠裹，苇绳捆扎，因气候干燥，常形成千尸。死者大多③ 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敦煌晋墓》，《考古》974 年3 期。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文物》983 年0 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324 页，文物出版社，99 年版。
④ 黎大祥《武威发现三国墓》，《中国文物报》99 年9 月22 日。
⑤ 钟长发等《武威金沙公社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墓表》，《文物》98 年2 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324 页，文物出版社，99年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93～95）》，《文物》973 年0 期；又《吐鲁番县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9～09）》，《文物》972 年 期。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吐鲁番阿斯塔那332 号墓清理简报》，《文物》983 年 期。
②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文物》979 年4 期。③ 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985 年版。④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989 年版。是汉魏以来屯戍西域的汉人后裔，埋葬制度与中原相似。墓中随葬各种染织品、绢纸制品、陶木器、俪、钱币和金属饰品。绢纸制品中常发现墨书的文字，内容大多是当时的官私文书，被学者称为“吐鲁番文书’。目前已有不少学者专门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
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集中发现于辽宁省，尤以辽阳、朝阳发现为多。普遍以石板、石块砌筑墓室，砖室墓少见。较大型的石室墓，墓内常见彩绘壁画。随葬器物中以腹部穿孔的陶瓶、把怀、炭炉以及马具、金花冠和各种金饰品最具地方特色。其中有明确纪年或可知墓主身份的有辽阳三道壕太康二年（28）墓，□令支令张君夫妇墓②，朝阳后燕建兴十年（395）昌黎太守崔■墓，北票北燕太平七年（45）范阳公大将军大司马冯索弗墓②等。
东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变化较大。一般地说，曹魏时期，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辽东，墓葬形制基本上沿袭东汉的多室墓制。魏末至西晋，辽东统一于中原，墓葬形制与中原渐趋一致。流行于中原的釉陶小壶、“位至三公”铜镜，以及南方的青瓷虎子，都可以在东北晋墓中发现。十六国时期，东北一带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等政权，统治者为鲜卑慕容部或鲜卑化的汉族冯氏。这时鲜卑文化占居主要地位，但汉文化仍有很大影响。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墓葬中都得到反映。其中最具典型的是北燕开国主冯跋之弟冯素弗夫妇墓。
冯氏夫妇同坟异穴，都是长方形石椁墓，东西向。椁内殉犬。木棺前端高宽后尾低窄。冯氏头戴顶插步摇的金冠饰，明显属于鲜卑习俗。但石椁内置柏木画棺，椁内壁施彩绘，椁顶画天象图，四壁画墓主人家居出行场面。画棺绘羽人、屋宇、云气等图象，则承袭东汉大墓的特点。随葬器物同样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系统。冯妻墓早年被盗，遗物不多。冯氏墓随葬陶器、铜容器、漆器等470 多件。其中的铁制工具、兵器和甲胄，以及铁马衔、木芯鎏金铜马镫等成套马具，还有镂孔高圈足铜鍑，提梁铜罐等炊煮器，都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但是，表示墓主人身份的印章，各种仪仗用的鎏金铜工具和铁质车器、漆案等食具和用具，以及文具、舆服杂用等，则又显示着传统的汉文化特征。此外，墓中还有东罗马制作的玻璃器和印有佛像的金冠。都是研究北燕的历史社会、思想意识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王增新《辽阳三道壕发现的晋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955 年 期。② 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955 年5 期。 陈大为等《辽阳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考古》982 年3 期。②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973 年3 期。第三节北朝墓葬北魏初都平城（今大同），后迁洛阳。保存下来的北魏墓亦以大同、洛阳两地为最多。在大同，经考古发掘的有文明太后冯氏的永固陵和分布在大同郊区的二百六十多座北魏早期墓②。
永固陵永固陵是南北朝最大的墓葬之一，位于大同方山，坟丘呈方形，底边长7～24 米，现存高约23 米。墓室在坟丘下面，坐北向南，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前后两室全长23.5 米，用砖20 多万块。两室之间有甬道。甬道内设两重石门。以后的北魏皇室墓大都采用这种墓制。
永固陵的陵园布局沿袭东汉旧制，在陵南00 米处设石殿，号永固堂。
现存一长方形基址，有柱础、龟蚨等残迹。又在永固堂南200 米处建佛寺，至今仍保存带回廊的塔院遗迹。这种富有佛教色彩的墓寺结合的做法，成为北朝陵墓的一个特点，同时反映了佛教在北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
此外，在永固陵东北一里处有孝文帝豫营的陵墓，号万年堂，也是双室墓，但规模较小。早年被盗，已遭到严重破坏。
北魏早期墓葬大同郊区的北魏早期墓，以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为主，墓向大多朝南，砖砌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微呈弧线形，其上收成四角攒尖顶。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还有不少来自波斯萨珊朝的玻璃碗和鎏金银碗。在这批北朝早期墓中，最重要的是北魏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冀州刺史瑯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墓和屯骑校尉建威将军洛州刺史封和突墓②。
司马金龙夫妇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墓道、前后室、耳室及连接各室的甬道所组成。墓室总长7.5 米，墓道长28. 米，全长45. 米。墓砖呈青灰色，砖侧模印“瑯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十个字。主室西侧置石雕棺床，上置漆棺。墓葬早年被盗，但仍遗存37 件陶俑。陶俑大都是侍从俑、仪仗俑，身披铠甲的步兵俑和骑兵俑。还有与陶俑相配合的驮粮马和大小马匹、骆驼等30 多件。此外，有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表和墓志各一方，延兴四年姬辰墓志一方，安插在四个石础上的漆屏风一座。石础雕刻精美。屏风仅存彩画屏板。屏板上彩绘历史人物故事，各有题榜，堪称为罕见的北朝书画和石雕艺术珍品。
封和突墓是一座前后室墓。早年被盗，劫余遗物中有五世纪古波斯萨珊朝的鎏金银盘和高足银杯等珍品，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
大同市博物馆等《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978 年7 期。②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979～989 年山西省的考古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990年。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972 年3 期。②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983 年3 期。洛阳墓葬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皇帝、王公贵族死后都埋葬在洛阳邙山一带。本世纪初，元魏墓葬遭到严重破坏，仅收集保存的墓志就有二百多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根据当时收集记录的出土地点，进行多次实地勘查。判明洛阳北郊瀍河两边的北邙山域，应是元魏统治集团的一个大墓区。在这个大墓区内，有帝陵、元氏皇室、“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其他内入的“邻诸姓”，以及一些重要降臣的墓葬②。据出土墓志推定，孝文帝长陵、孝文后陵、宣武帝景陵，位于这片墓区的西边，今洛阳西北官庄村东地的大小家应是孝文帝长陵及其后陵；大小冢右前方的冢头村东地土冢，应是宣武帝景陵③。孝文及其诸世祖子孙中的父子（女）墓葬，采用“父为祖坟，子墓位祖坟的左前方、右前方，或左后方、右后方”四种排列方式。诸世祖子孙墓地中兄弟墓葬的排列顺序则皆自左而右，一字并行④。
已发掘的洛阳地区北魏墓近百座，其中有元 、元怿、元邵、元邵、元睿等皇室墓，以及司马悦（司马金龙之子）、寇猛等大臣墓。这批元魏墓，皆南向，多数为方形单室墓，少数为前后室墓。方形单室墓中，砖室墓居多，土洞墓较少。由斜坡墓道（少数作竖井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呈方形或近方形，四壁稍外弧，一般为穹窿顶，也有作四角攒尖顶的。有的在墓道上方开凿一个或二个天井。前后室墓仅见于元邵、元 等皇室墓，墓道上方也开凿一个或二个天井。不论单室或前后室的元魏皇室墓，墓内大多彩绘壁画，随葬品也比较丰富。
东魏北齐陵墓东魏北齐陵及皇室墓大多集中在河北磁县滏阳河以南、漳水以北的广阔地带。这里素有“七十二家”、“八十四寨”之称。著名“磁州三高”碑就在这里出土。已发掘的有磁县湾漳北齐大墓（疑为某帝陵）②、大冢营村东魏茹茹公主墓③和东槐村北齐文昭王高润（高欢之十四子）墓④。这三座大墓都是砖砌单室墓，坐北朝南，由斜坡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湾漳大墓总长52 米，茹茹公主墓总长近35 米，高润墓总长3. 米。甬道上方有砖砌门墙或仿木构的门脸，甬道内及前后两端均砌三堵封门墙（高润墓砌二堵）， 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94 年。② 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978 年7 期。③ 黄明兰《北魏洛阳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978 年7 期。④ 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978 年7 期。 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 两墓拾零》，《文物》982 年 期；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973 年4 期；又《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文物》974 年2 期；孟县人民文化馆《河南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考古》983 年3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99 年9 期；侯鸿钧《洛阳西车站发现北魏墓一座》，《文物参考资料》957 年2 期。
② 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990 年7 期。③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984 年4 期。④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979 年3 期。
中后两堵墙之间设石门（茹茹公主墓仅有石门框）。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四壁微外弧，顶呈穹窿状。墓室西侧设棺床。墓内绘满彩色壁画。虽然早年多次被盗，遗存仍甚丰富。
湾漳北齐大墓的壁画大多剥落，仅墓道壁画保存较好。壁画画面共300余平方米，两壁画面对称，东壁以青龙为先导，随后有53 人组成的仪仗出行队伍；西壁以白虎为先导，随后亦有53 人组成的仪仗出行队伍。仪仗队伍的上方是天空，绘有各种神兽、流云、莲花等图象。茹茹公主墓的壁画面积达50 平方米。自墓道入口处依次绘青龙、白虎，仪仗行列，镇墓威神及凤鸟、羽人。墓道地面两边绘花卉图案，甬道券顶门墙上绘朱雀及镇墓威神；甬道两壁绘侍卫。墓室四壁以四神及墓主起居为主要题材。布局谨严，人物比例准确，服饰逼真，线条流畅，敷色艳丽。高润墓壁画以北壁保存较好，中部绘墓主，端坐帷帐中，头戴折上巾，身穿直裙便服，两侧各有待从六人，手执华盖、羽旌等物。墓顶可能绘有天象图。这三座墓的壁画，绘画技艺娴熟高超，画面气势宏伟，代表了北齐壁画的艺术水平，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陶俑是这三座墓的主要随葬品。湾漳大墓出土500 多件，茹茹公主墓00 多件，高润墓38 件，是同期墓中随葬陶俑最多的。陶俑种类很多，均施彩绘，制作精美，形象生动。其中以侍卫俑和侍吏俑占多数。此外，还有伎乐俑、击鼓俑、奴仆俑以及胡俑、萨满巫师俑，等等。为研究北朝的历史社会、舆眼制度提供了一批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除磁县东魏、北齐皇室墓以外，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还发现一大批东魏北齐时期的勋臣贵戚世家大族墓。其中墓主身份明确、纪年清楚、保存较为完整的有河南安阳北齐骤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范粹墓，北齐东徐州刺州和绍隆夫妇墓②，安阳北齐文宣帝妃颜氏墓③，濮阳北齐车骑将军李云夫妇合葬墓④，河北磁县北齐开府仪同三司、怀州刺史尧峻墓⑤，尧母赵郡君墓，赞皇东魏司空李希宗夫妇合葬墓⑦，黄骅北齐青州乐安郡太守常文贵墓⑧，平山北齐祠部尚书赵州刺史崔昂夫妇合葬墓⑨，山东高唐东魂济州刺史房悦墓⑩，山西太原北齐右丞相东安王娄叡墓()，太原扩坡北齐张肃俗（北魏龙骧将军长安侯张子霞之四子）墓(2)，寿阳北齐故定州刺史太尉公明阳王库狄回洛墓(3)，祈县北齐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韩裔墓(4)，以及山东临淄崔氏墓群，济南陈氏墓群②，河北临城赵郡李氏墓群③，景县封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972 年 期。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阳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987 年 期。③ 安阳县文教局《河南安阳县清理一座北齐墓》，《考古》973 年2 期。④ 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瓷器和墓志》，《考古》94 年9 期。⑤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984 年4 期。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977 年 期。
⑦ 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977 年 期。⑧ 沧州地区文化局《黄骅县北齐常文贵墓清理简报》，《文物》984 年9 期。⑨ 河北省博物馆等《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973 年 期。⑩ 山东省博物馆文物组《山东高唐东魏房悦墓清理纪要》，《文物资料丛刊》（二），文物出版社，978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984 年2 期；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北氏墓群④，高氏墓群⑤，无极甄氏墓群，河间邢氏墓群⑦，山西闻喜裴氏墓群⑧，等等。这个时期的世家大族，他们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根据出土墓志，可以考定各家族的族葬方式。例如磁县尧氏墓群，尧母居南，三子并列在北；临城赵郡李氏墓群，李父居中，其先夫人在南，二子并列在北；赞皇李氏墓群，李父居北，五子并列在南。这两种排列方式，与北魏皇室墓的排列是一致的。
东魏北齐沿袭北魏的埋葬习俗，皆单室墓，墓向朝南，但有少数例外。
例如，临淄崔氏墓，墓向西北李希宗等少数殊勋墓为南向的前后室墓。单室墓大多是青砖砌筑，少数是土洞墓，仅临淄崔氏墓为石砌单室墓。单室墓皆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以方形居多，四壁稍稍向外弧出，一般为穹窿顶，少数作四角攒尖顶。砖砌棺床置墓室西壁（或北壁）下。棺床前陈列陶俑及其他随葬品。勋戚大臣的方形单室墓，往往加长墓道，扩大墓室，在甬道内加砌砖墙，设石门，并在甬道上方砖砌门墙或作仿木构的门脸。库狄回洛墓和娄叡墓内均增设帷帐，这可能与他们官阶最高（正一品）有关。
东魏北齐的世家大族墓，墓内大都彩绘壁画，随葬成群的陶俑、动物模型和精美的瓷器。有的还有东罗马金币和西方传入的金银器和玻璃器。外戚李希宗、娄叡是世家大族墓中最豪华的两座。李希宗墓是具有前后两室的大墓。这种前后室墓在北朝后期是很少见的。娄叡墓壁画达240 多平方米，画面主要是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显赫场面和死后灵魂飞升的虚幻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北朝壁画出现了受南朝风格影响的画面。例如济南东八里洼和临胸冶泉等地发掘的东魏北齐墓，墓中都绘有屏风。屏风内绘“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图像。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并不因政治上的对峙而影响南北文化的交流。
北周墓葬北周墓发现较少，年代明确的有咸阳西魏侯义墓②、宁夏固原北周柱国大将军河西公李贤夫妇墓③。这两座墓的发现，为北朝晚期墓的编年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标尺。侯义墓是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绘壁画，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985 年3 期。
②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978～988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73 页，文物出版社， 990 年。
③ 李建丽、李振奇《临城李氏墓志考》，《文物》99 年8 期。
④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957 年3 期。
⑤ 河北省文管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979 年3 期， 孟昭林《无极甄氏诸墓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文物》959 年 期。⑦ 孟昭林《记鹰魏邢伟墓出土物及邢募的发现》，《考古》959 年4 期。⑧ 顾铁符《晋南——文物的宝库》，《文物参考资料》95 年0 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989 年4 期；又《前进中的十年——978～988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73 页，文物出版社，990 年。② 咸阳市文管会等《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清理简报》，《文物》987 年2 期。③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985 年 期。损泐严重，仅墓顶星座图尚有残存。墓葬早年被盗，遗存陶俑、漆器等0多件。陶俑种类繁多，有武士、文吏、侍女、胡俑和骑马乐俑等，是一批难得的西魏文物。李贤墓是长斜坡墓道带三个天井的土洞墓。在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中都绘有壁画。画面部分残缺，现存23 幅，内容约可分为门楼、武士和侍从伎乐三部分。线条古拙粗放，风格写实，着重表现墓主人生前富贵豪华生活，不见东魏北齐流行的升仙思想画面。这批壁画填补了北周绘画史上的空白，为研究北周建筑、服饰、兵制提供了形象资料。墓中随葬陶俑数百件，色彩鲜艳，塑工精细，神态各异部分陶俑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反映了这个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过程。随同出土的鎏金银壶、金戒指、玻璃碗等波斯萨珊朝工艺制品，还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资料。第四节六朝墓葬六朝墓多数发现于长江中下游，福建、广东、广西和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也有不少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的六朝墓在二千座以上。
长江下游地区南京地区是六朝都城所在地，发现的六朝墓也最多。由于当时流行族葬制度，又迷信相墓术，所以，发现的六朝墓大多三五成群，分布于土山丘陵的半坡上。砖砌墓室，墓向依山势而定。中小型墓主要是平面呈长方形的平顶叠砌砖墓，或平面呈长方形或凸字形的券顶砖墓。大型墓一般有前后室，四隅券进式顶，或前室四隅券进式顶，后室券顶。少数还带有—3 个侧室。有的还砌出棺床、祭台，在封门砖下，砌有通向墓外的瓦管排水沟。六朝前期（吴、晋）墓的随葬品以陶器、釉陶器为主；六朝后期（南朝）墓，随葬青瓷器明显增多。
孙吴帝陵迄今未发现。已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孙吴墓是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②。朱然墓发现于安徽马鞍山，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后室所组成。前室平面近方形，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后室平面长方形，双层拱形券顶。墓葬早年被盗，残存遗物40 多件，包括漆器、木器、青瓷器、陶器、铜器和大量的铜钱。漆器数量最多，有十多个品种共0 多件，器形多数是汉代常见的耳杯、盘、案、盒、壶、樽、奁等。另有漆槅和漆凭几，系三国时出现的新产品。胎质有木胎、篾胎、皮胎等。装饰工艺有鎏金铜扣、描漆、戗金锥刻、犀牛漆，有的还采用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的方法。漆器以人物故事画为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弥补了绘画史上的一段空白。部分漆器的外底部有漆书“蜀郡作牢”字样，表明这批漆器均属蜀郡工官产品，为吴蜀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东晋南渡，陵墓都在建康（南京）。据唐人许嵩《建康实录》记载，东晋十一陵，位于“鸡笼山之阳”的有元、明、成、哀四帝陵，合称西陵；位于“钟山之阳”的有康、简文、孝武、安、恭五帝陵，合称东陵；位于“幕府山之阳”的有穆帝永平陵。另有废帝海西公司马弈废后卒于吴，葬地不详。经考古发掘，结合文献研究，“鸡笼山之阳”即今南京大学北园一带。972年在南京大学北园发掘的东晋大墓，当即西陵四帝之一。“钟山之阳”即今南京太平门内富贵山一带。90 年在富贵山南麓发现了恭帝陵的玄宫石碣②，随后在其附近发掘到一座东晋大墓③。学者对这座大墓是哪一个帝陵存在争议，但一致认为不出东陵后三陵之一④。
蒋赞初《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0 年。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98 年3 期。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973 年4 期；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考古》983 年4 期。
② 李蔚然《南京官贵山发现晋恭帝玄宫石碣》；《考古》9 年5 期。③ 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9 年4 期。④ 同李蔚然文。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992 年3、4 合期。“幕府山之阳”即今南京北郊幕府山南面的北岗山一带。98 年在北崮山南麓（今南京汽轮电机厂内）发掘到一座东晋大墓，当即穆帝永平陵⑤。在其附近，还发掘东晋皇族墓数座。
东晋陵墓基本上继承西晋的营建方法。陵墓大多开凿在半山腰南麓，依山为陵，不起坟。墓室皆为带甬道的券顶单室砖墓。甬道一般长2～3 米，墓室长4～7 米，墓室前有很长的排水沟。所不同的是，西晋陵墓道又长又宽，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石门；而东晋陵墓道偏短偏小，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木门。东晋陵的随葬器物大体上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青瓷器皿，有盘口壶、鸡首壶、洗、碗等第二类是陶质明器，有案、凭几、托盘、耳杯、圆盘、香熏，尤其是每墓均有4 个雕塑龙虎形的帷帐座第三类是漆器日用品，可辨的器形有盘、盒；第四类是金银饰品和玻璃器皿；第五类是铁镜、石黛板等杂物⑦。由此可以看出，东晋陵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都超过三国西晋；与汉唐陵墓作比较，则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或可说明，东晋偏安江左，在社会生产和物质生活上都有所发展，但非汉唐可比。
南朝陵墓在建康及其附近地区。由于南朝帝后陵及皇族（王侯）墓的前面有很长的神道，神道两侧立石兽、石柱、石碑。因此，清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做过调查，近人朱偰著《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集前人研究之大成。950 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多次进行勘查，共发现南朝陵墓3 处，其中有姓名可考的25 处。根据勘查，得知刘宋陵墓分布在南京甘家巷和江宁其林铺一带；南齐陵墓在丹阳胡桥、建山一带；南梁帝后陵在丹阳东城村，皇族墓大多在南京尧化门甘家巷一带陈陵在江宁方山、灵山和南京西善桥附近。已发掘的南朝陵墓有姓名可考的计有南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或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②，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③，东昏侯萧宝卷墓，和帝萧宝融的恭安陵④。南梁桂阳简王萧融墓⑤、桂阳敦王萧象墓、安成康王萧秀墓⑦、建安郡王萧伟墓或昭明太子萧统墓⑧，陈文帝陈蒨的永宁陵⑨、宣帝陈顼的显宁陵⑩。南朝陵墓沿袭东晋陵墓的营建方法，聚族而葬，迷信风水，所有的南朝帝后陵和皇族墓都选择在两山之间的山冲高地，后有隆起的山丘作为屏障，前有开阔的平地，陵前神道顺山势直抵平岗。陵墓体制也都是带有甬道的单室砖墓。墓室平面长方形，顶部起券，帝陵长3～5 米（包括甬道），甬道⑤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983 年4 期。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990 年8 期。
⑦ 罗宗真《六朝陵墓埋葬制度综述》，《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0 年。 罗宗真《六朝陵墓及其石刻》，《南京博物院集刊》第一集，979 年。② 同。
③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974 年2 期。④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980 年2 期。邵玉健《丹阳两座南朝失名陵墓墓主考》，《东南文化》980 年2 期。
⑤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梁洼阳王肖融夫妇合葬墓》，《文物》98 年2 期。 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阳王肖象墓》，《文物》990 年8 期。
⑦ 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97 年5 期。⑧ 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募发掘简报》，《文物》98 年2 期。⑨ 同。
⑩ 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93 年 期。内设石门二道，石门额上浮雕仿木结构和桃形灯龛，室内有砖砌棺床和石棺座，棺床前设石祭台。棺床前后有阴井，并有砖砌排水沟通向墓外。墓室和甬道外有的筑有挡土护墙多道。整个墓室用花纹砖和模印砖画拼嵌而成。甬道两壁有的嵌砌狮子、武士砖画，顶部嵌砌太阳、月亮砖画。墓室内壁面嵌砌羽人戏龙、羽人戏虎、车马出行以及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画砖间杂有莲花和缠枝忍冬等甬案。皇族墓与帝陵差不多。墓前仍置石刻，但规模较小。墓室亦流行带甬道的单室砖墓，但比帝陵稍简化。全长7～0 米。图道内设石门一道，墓壁多用莲花、忍冬、菱形纹砖拼嵌，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偶有发现。墓室内大多随葬石俑、石马和石帷帐座，有的还出土龟趺墓志。南京及其附近，又是东晋南朝世家大族的聚葬地。东汉兴起的豪门士族聚族而葬、按辈份排列的制度，至东晋南朝尤为盛行。南京老虎山颜氏家族墓、象山王氏家族墓②和宜兴周氏家族墓③，是考古工作较多的三个家族基地。老虎山颜氏墓地已发掘9 座，墓皆南向，东西排列，长70 米。象山王氏墓地已发掘7 座，墓亦南向，分行排列，占地5 万平方米。宜昌周氏墓已发掘 座，墓皆东向，北南排列，占地5 万7 千平方米。根据出土墓志及同一墓地中的死者关系，推知当时的排葬方式大约是墓南向的墓群，长辈居右（西），晚辈依次自右向左（自西而东）一行顺排，如老虎山颜氏墓；墓东向的墓群，长辈居左（北），晚辈依次自左向右（自北而南）一行排列，如宜兴周氏墓另一种是长辈居中或居前，晚辈依次葬其两侧或晚辈居后方依辈分排葬，如象山王氏墓地。虽然这三种排葬方式，并不都是十分严格的，个别较晚辈的放在长辈之间也偶有发现。但聚族而葬，按辈排列，他族不得混入，这是不能改变的。
此外，扬州、苏州、常州、无锡以及浙江的金华、衢县，江西的南昌、瑞昌、修水等地，也发现不少六朝墓。墓制与南京出土的同期墓基本相同。从西晋开始，以青瓷器随葬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和长沙是长江中游六朝墓的两个重要地点。
武汉东边的鄂城是孙权称吴王时的都城，黄初二年（22）改名武昌。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南京），终南朝之世，武昌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因此，这里发现的吴晋南朝墓为数甚多。已发现的纪年墓有吴黄武六年（227）、永安五年（22）、晋泰元四年（379）、隆安三年（399）、宋元嘉廿七年（450）、孝建二年（455）和齐永明三年（485）等。这批纪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959 年 期。②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95 年 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2、4 号墓发掘简报》，《文物》95 年0 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 号、 号、7 号墓清理简报》，《文物》972 年 期。
③ 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57 年4 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977 年2 期。
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955 年2 期；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959 年4 期；程欣人《武汉出土的两块东吴铅券释文》，《考古》95 年0 期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978 年3年墓，为长江中游地区六朝墓的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
长江中游的东吴墓大多是砖室墓。大中型墓沿袭东汉墓制，以带短甬道的横前室单后室（前室常附耳室）和横前室双后室两种为主。小型墓大多是长方形单室。随葬品除沿袭东汉时的陶模型器以外，还增添不少器类，如多子福、盘口壶、香熏、俑、畜圈、虎子等，其中青瓷器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常见的随葬品组合是罐、钵、碗、盘、耳杯、案、灯、香熏、唾壶、虎子、俑、仓、灶、牛车、鸡、狗、家畜圈等模型器，以及铜镜、石黛板、铅地券和铜钱。其中尤以带纪年铭文的重列或环列神兽镜、佛像夔凤镜，刻有立佛像的鎏金铜带饰，带尖帽涌和盘发跪俑，穿山甲形俑，人面兽足的镇墓兽，以及刻有“孙将军门楼”的青瓷院落最具时代特征。两晋南朝墓流行单室砖墓，平面长方形，或在前端正中或一侧增设短甬道。一般趋向简约。墓底大多设棺床和排水沟。随葬品中的青瓷器比东吴墓的同类器较多且好。胎灰白色，纹饰简单，多素面，绿釉为主，罐、钵口沿往往饰以褐绿色釉斑②。长沙地区的六朝墓，形制与武汉近似。已发现的纪年墓有浏阳姚家园西晋太康八年（287）墓③，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墓，桂花园东晋升平五年（3）墓，烂泥冲东晋宁康三年（375）墓，齐永明十一年（493）墓和识字岭齐永元元年（499）墓。这些纪年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反映了六朝时期长沙地区较为安定发达的情景。其中最重要的是永宁二年墓和升平五年墓②。永宁二年墓及其附近的5 号、 号墓，共出土各类青瓷、陶俑00 多件，其中有高冠执板的骑吏俑，持刀盾的武土俑，各种侍从俑，以及乘马演奏的乐队，双人对坐书写的文吏俑，额上点有“白毫相’的僧人。在升平五年墓中，发现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一方。券上开列潘氏生前服用的衣物50 多种，其中有丝织品40 多件。这些实物资料，对研究当时长沙地区的社会历史、衣冠制度、生活习俗都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河南邓县学庄村的南朝画像砖墓也是一个重大发现③。这是一座前有甬道的单室券顶砖墓，全长9.8 米。墓室和甬道均用带莲花纹的花纹砖砌成，并嵌砌模印加彩的画像砖。画像砖主要表现前列鼓吹的牛车行列场面，它们与墓内出土的50 多个仪仗俑相配合，显示墓主生前拥有部曲武装。墓内砖柱上彩绘飞天、化生图像及大量的莲花、忍冬图案，反映出当时佛教已广泛流传。
福建两广地区东晋南渡，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涌入福建两广，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这些地区发现的六朝墓比汉墓大为增多。皆砖室墓，墓砖上常有纪年文字，除东吴外，两晋南朝的纪年基本上都可以连接起来，为分期断代提供了极大期；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考古》95 年4 期。② 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年。
③ 高至喜《浏阳姚家园清理晋墓两座》，《文物》90 年4 期。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59 年3 期。② 同。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考古通讯》95 年2 期。③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958 年。方便。本地区的两晋墓，较多沿袭东汉以来的多室墓制，南朝墓则以单室砖墓为主。墓道在墓室前端的正中或一侧，但东汉多室墓制仍有遗存。例如福建建瓯穆墩发现的梁天监五年墓，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两耳室所组成，后室两侧壁和后壁又砌出25 个小龛。广西融安4 号墓②由前中后三室组成，三室间的两壁和后室后壁均砌砖柱。广东始兴赤南发现双棺室和三棺室合葬墓③，棺室隔壁上增砌通气的小门或壁窗，等等。
福建六朝墓的墓室，都用花纹砖砌筑。砖面为绳纹或布纹，向墓室内的侧面大多模印钱纹、人字纹、菱形纹、米字纹、团花、十字纹、蕉叶纹等，也有少数饰以龙凤、飞天、菩萨、卷草纹的。随葬品主要是青瓷器。器形有罐、壶、碗、钵、孟、盘、碟、豆、杯、耳杯、五盅盘、多子槅和博山炉、灯、膲斗、三足盘、唾盂、虎子以及文砚、水注、灶、仓等模型器。这些青瓷器，除了一部分专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外，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实用器④。两广六朝墓分布很广，说明人口大量增加。广州晋墓的纪年砖文，常见“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一类吉语铭文⑤，连县西晋墓又有犁田耙田模型山土，反映了在长期战乱中，广东相对稳定的局面。随葬器物与东汉墓截然不同，尤其是陶器，器形、釉色、胎质、纹饰都不一样。东汉墓常见的鼎、盒、壶、瓶、案等饮食器和屋、仓、井等模型器完全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四耳罐、碗、盆、碟、鸡首壶、虎子、三足砚等青瓷器。南朝盛行长方形的中小型砖室墓，随葬品与晋墓类同，但器类较少，造型趋向单调。
川滇地区四川蜀汉两晋南朝墓分砖室墓和崖洞墓两大类。砖室墓主要流行于成都平原，崖洞墓遍布四川山地和云贵北部山区。过去对蜀汉墓了解很少，近年发掘忠县涂井崖墓，崇庆五道梁砖墓和双流黄佛崖墓，才得到确认②。蜀汉砖墓大多作长方形单室券顶，随葬蜀汉政权铸造的五铢、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铢是其特点③。崖墓分单室、双室、多室（双后室）三种，形制与东汉崖墓相同，但墓室较低，墓门略呈方形。出土陶模型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青瓷器渐多，其基本组合为带系罐、盘口壶、碗，另有唾壶、水盂、罈、碟等，随葬汉五铢、王莽钱和蜀汉钱，也是特点之一。两晋之际，寳人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304—347）。随后，四川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许清泉《福建建瓯穆墩梁墓》，《考古》959 年 期。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984 年7 期。③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2年。
④ 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4 页，文物出版社，979 年。
⑤ 麦英豪《广州市西郊发现古墓六座》，《文物参考资料》955 年 期；又《广州市文物志》20 页，岭南美术出版社，990 年。
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97 年3 期。②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省文物考古十年（979～98）》，《文物考古工作十年》257 页，文物出版社，990 年。
③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崇庆县五道渠蜀汉墓》，《文物》984 年8 期。社会动荡，墓葬分布范围大大缩小，主要发现于四川盆地西北一带。砖墓和崖墓规模都趋向简陋窄小，均为单室，葬具仅有木棺或无葬具，随葬陶瓷器。器形以带系罐、盘口壶、唾盂、鸡首壶、虎子等为主，制作粗糙。
云南地区的六朝墓大多发现于滇东、滇东北，尤以昭通、鲁甸、曲靖、陆良、昆明、呈贡、晋宁为最多，不下数百座，俗称“梁谁”②“梁堆”采取聚族而葬的葬式，三五成群，分布在小丘陵或平原上，高山上未见。有坟丘，坟丘下墓室，多数是长方形单室砖墓，券顶。少数有前后室，前面有短墓道。也有砖石混合砌筑。晚期多作方形单室砖墓，两侧壁外弧，四面起券，形似覆斗。墓壁石砌，墓底、墓道用花砖铺砌。墓室顶部盖石上浮雕莲花形图案或日月三足乌，有的四角还雕出龙形。梁堆多数被盗。遗存下来的随葬器物很少。主要有铜制的容器、饮食器、摇钱树、铜铁兵器、陶模型器、金银饰物和汉五铢、王莽钱、蜀汉五铢，与内地同期墓的随葬品基本相同，属于汉文化体系。
据学者研究，“梁堆”是汉族遗民及其后裔的墓葬，除了极个别的可能是内地来云南任职的官吏以外，绝大多数应是史书上所说的“南中大姓”。93 年在昭通后海子发掘的霍承嗣墓是个典型墓例③。此墓系砖石混合结构的单室墓，前有墓道。墓室方形，每边长3 米，高2.2 米，墓道长3.4 米，地面坟丘高5.2 米。早年被盗，仅存壁画。四壁壁画均分上下两列。画面以墓主坐像，汉彝部曲、仪仗、侍从以及流云、莲瓣、四神、怪兽为主要内容。墓主人坐像绘于后壁下列正中，左右为仪仗和侍从。在主像右上方有墨书题记八行，残存八十六字。据题记，墓主霍□，字承嗣，南郡枝江人，曾任“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史”，死时是“荆州南郡枝江牧”。先葬蜀郡，东晋太元年间改葬于此。霍氏自霍峻仕蜀汉，其子弋，弋子在，弋孙彪等，俱在宁州任职，成为极有势力的“南中大姓”之一。
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988 年2 期。
② 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省博物馆编，98年。
③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93 年2 期。第五节高句丽城址和墓葬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古貊族的一支。公元前37 年建国号，都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县境）公元前3 年，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迁都于朝鲜半岛的平壤，国内城为陪都。在高句丽建都纥升骨城和国内城的400 多年期间，遗留在我国境内的高句丽城址和墓葬为数甚多。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曾多次来集安调查发掘。五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除了复查和重新发掘被日人发掘的高句丽墓葬以外，还对分布于辽宁、吉林两省境内的高句丽遗迹进行过多次的普查和重点发掘。重要的工作有95～959 年，对辽河以东的高句丽山城进行全面普查，遍及铁岭、抚顺、辽阳、海城、凤城、桓仁等县境，发现高句丽山城80 多处。另在桓仁县高力墓子村发现高句丽墓750 多座，发掘了其中的44 座在抚顺前屯、洼浑木村两处发掘9 座②。
92～9 年，对集安高句丽遗迹进行全面普查，勘查国都国内城遗址、王都丸都山城遗址，以及两都城外围的山城及其他遗址。对现存于集安县境内的高句丽墓葬进行分区测绘、编号记录③。在普查期间及以后，共清理发掘高句丽墓葬300 座左右④，其中包括重新发掘被日人发掘过的五盔坟5号墓、洞沟2 号墓和洞沟三室墓⑤。对著名的好太王碑做了精心修葺保护，重新释读研究。
此外，97～983 年曾三次调查位于辽宁新宾县富尔江西岸的黑沟山城⑦。982 年调查吉林柳河县大通沟罗通山城⑧。
都城址和山城址都城国内城位于鸭绿江中游右岸，通沟河口东侧，今集安县城周围的石筑墙垣即是。石垣砌筑规整，至今犹存。石垣平面略呈方形。980 年勘测，周长28 米。南墙东段保存较好，残高3～4 米，现存残垣厚约7～0 米。四面墙垣均筑马面，数量不等。从残存痕迹看，北墙有马面八个，其他三墙 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985）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8 年版。又《辽宁境内高句丽遗迹》，《辽海文物学刊》989 年 期。
陈大为《桓仁县考古调查发掘简报》，《考古》90 年 期。
② 王增新《辽宁抚顺市前屯、洼浑木高句丽墓发掘简报》，《考古》94 年0 期。③ 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980 年2 期。
④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97 年集安洞沟高句丽墓清理》，《考古》984 年 期。集安县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983 年4 期；又《集安县上、下活龙材高句丽古墓清理简报》，《文物》984 年 期；又《集安县老虎哨古墓》，《文物》984 年 期。曹正榕、朱涵康《吉林辑安榆林河流域高句丽古墓调查》，《考古》92 年 期。
⑤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王承礼、韩淑华《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均见《考古》94 年2 期；集安县文物管理所等《吉林集安洞沟三室慕清理记》；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室墓壁画著录补正》，均见《考古与文物》98 年3 期。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984 年。
⑦ 抚顺市博物馆等《辽宁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文物》985 年2 期。⑧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高句丽罗通山城调查简报》，《文物》985 年2 期。各两个。马面大小略有差别，一般长8～0 米、宽～8 米。墙垣的西北角、西南角、东南角呈直角，上建角楼；东北角呈弧形，增建两个马面。墙垣四面共有六个城门，东西面各两门，南北面各一门，两相对应。城门间有通衢，构成东西二横道、南北一直道。今集安城内的团结路、胜利路和东盛路，大约就是当时国内城城年三条通衢的所在。曲于国内城几乎全部叠压在今集安县城底下，历经沧桑，除了有少量遗物被扰动出上外，昔日的城内建筑已经无法查考。
丸都山城是国内城的守备城。城构筑在国内城西北2.5 公里的高山上。
东西北三面城垣垒筑在形如半圆的峰脊上南面坡地，城垣低平，使整个山城形如簸箕状。城垣充分利用自然天堑，因山峰的自然形势垒砌石垣，或利用陡峭的石壁为城垣。石材平整，一般长20～50 厘米、宽29～40 厘米、厚0～27 厘米。城垣走向不平直，整体平面呈椭圆形，方圆近七公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