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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这可见，一家之学是否兴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支持。武帝在位，公孙弘为丞相，《公羊》之学兴。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受重用，《谷梁》之学兴。
宣帝诏《五经》名儒评议《公羊》、《谷梁》同异，连类而及《五经》同异，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是著名的石渠阁议奏。在这次议会中最突出的活动，是宣帝以皇帝的名义，亲自裁定经书的是非同异。这一活动抬高了会议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长、大宗师的身份出现，突出了皇帝作为文化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这事发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 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扬儒学的。明帝在即位之初，亲临辟雍，“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章帝于建初四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章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②。白虎观议奏的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要超过石渠阁议奏。《汉书·艺文志》于“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时石渠论”。于“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注“石渠”。于“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论”。这些议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观所论，《后汉书·章帝纪》称作“白虎议奏”，《儒林传》称作“通义”，书今存，一般称作《白虎通》。
经今古文之争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不得立，于是乃有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是用汉代流行的隶字书写的。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今古文经，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经学领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响的大师。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发展中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涂上了神秘的灵光；他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但今文经学在前进的路程上显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烦琐说经，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生厌。一是宣扬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术和以孔子名义捏造谶纬。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经学已有的地位而滋长其内部陈腐的因素。汉哀帝时，刘歆揭露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 《后汉书·儒林传》。
② 《后汉书·儒林传》。
③ 参看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三章第十节，“经学”。
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这指出了今文学派于烦琐说经的同时，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经，抱残守缺、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拒绝进步。这实际上是反映今文学派的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经学让步。
汉景帝时大会白虎观，这正是总结今文经学的良好机会。但今文学派的博士和儒生没有人能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承担这个任务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是他写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也还是在章帝时，他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受学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这对于古文学者，虽还不能立于学官，但承认了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地位。以上这两件事表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在相应地削弱。
东汉出现了不少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②。他们都是在古文经学上有成就，而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谶，不为朝廷所重。
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官大司农。建初八年（公元83 年）卒。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0 年）卒，年七十二。郑兴、郑众、贾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学见称。郑兴为左氏撰条例、章句、训诂。郑众亦为左氏作注。郑兴和郑众又各著《周官解诂》。贾逵，他的父亲贾徽是一个博学的人，曾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深明《左氏传》，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复奉命论次《左传》与二传同异，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诗》同异，又作《周官解故》。贾逵的经学，已远较前人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观其大体。今古之争，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转变，而经学的旧樊篱已有显著的突破了。《后汉书》本传说“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又说“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这可见郑贾之学影响之大。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年）卒，年八十八。史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高徒，后列女乐。”所注书多种，有《易》、《尚书》、《诗》、《三礼》、《诗经》、《孝经》、《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不惟不为古今文所限，且不为《五经》所限。融尝欲训《左氏春秋》，见到了贾逵、郑众注后，乃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只著了《三传异同说》。《三传异同说》，显然是贯穿古今经学的著作。“既精既博”，则可说是马融学风上的特点。精则不烦琐，博则不墨守，这都是与今文经学流行的学风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标榜。马融的成就，已跨过经今古文之争了。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 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见《昭明文选》卷四十三。
② 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均参见《后汉书》各本传。
诗》、《古文尚书》。因涿郡卢植的介绍，师事马融。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一次与计算有关的活动中，郑玄以善于计算，有较多接触马融的机会，得以质疑问难。玄辞归时，融喟然谓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归家之日，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郑玄不乐仕进。对于朝廷和地方权力的征石，他总是避而不就，有时甚至于偷偷地跑掉。但当他偶然处在官宦聚集场合的时候，他还是以他的学识使人们敬服。所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祫义》、《六艺论》、《毛诗讲》、《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0 年），玄卒于元城，年七十四。
跟郑玄同时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诂》，十七年不窥门。他认为《公羊》义法必须坚持，《左氏》已病入膏育，《谷梁》已废不能兴，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以申其说。郑玄站在何休的对立面，著《发墨守》《针膏育》、《起废疾》，以驳休说。玄休之争已不是简单的今古经学之争。郑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经学，何休所反对者亦有今文经学。实际上，今古文经学之争已近尾声。到了魏晋以后，玄学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见到了郑玄所著之书，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颇有自居下风之慨。 何休事迹见《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何休传》，又《郑玄传》。
第四节经学对其他学术思想上的影响两汉经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上文我们已经说到汉朝廷以经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这种统治，可以说已有一定的成效。此外，两汉经学还有其他的学术影响，其中最显著者，一是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又一是小学方面的成就。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中国境内某种程度的一统，远在宗周时期已经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意识也很早就有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这种统一越来越残破，同时也越来越接近新的一统。孔子、墨子、孟子都有这种新的一统意识，不过有的是用历史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有的是用宗教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梁襄王曾经问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孰能一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把“一”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提出来，是对新的一统，说得比较明白的。
“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传》的提法是很鲜明的。公羊学家有更明白的阐述。《公羊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文王也。易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在传文“大一统也”下注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何休所说，“自公侯至于庶人”，是政权上的大一统；“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是所有权上的大一统。把这些说成是“政教之始”，是政权、所有权和道德规范上的大一统。这种三合一的大一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特点，对于后来历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割据局面，成为加强地区间和民族间的联系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封建**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大一统是有利于历史进步的。如从汉儒的眼光去看，大一统的“大”有它极高的境界。《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又说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日配天这是把“大”神化了。汉儒不只把皇家的政权神化了，而且把它的道德规范也神化了。
小学上的成就在两汉经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经书的注解，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字方面的解释。这些解释，在开始的时候总不能离开经文。后来有了发展，可以离开经文而就文字本身的规律加以表述，有时还汇集成书，这就是所谓小学。在《汉书·艺文志》里，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列于“六艺略”之中，而又是置于“六艺略”之末，这也略可说明经学和小学的关系。在汉代学者中，有些人既是古文经学家，又是小学家。张敞，修《春秋左氏传》，又通《苍颉篇》，能读宗周铭文。桑钦传《古文尚书》，又有说小学之书，《说文解字》载其字说。杜林，传《古文尚书》，史称其博学多闻，尤长于小学，著有《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卫宏，传《古文尚书》、《毛诗》，作《毛诗序》，《唐书·艺文志》有卫宏《诏定古文字书》一卷，《汗简》引有卫宏《字说》。徐巡，传《古文尚书》，《说文解字》引有徐巡说二条。贾逵是经学大师，是许慎之师，《说文解字》引其字说十七条。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是个有成就的经学家，又是有更大成就的小学家。他博学经籍，为马融所推敬。当世人称道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他认为《五经》传说臧否不同，撰《五经异义》。又认为“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他撰《说文解字》十四篇，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00 年）写成，其中收入古文、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二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分为五百四十部，分别说明文字的结构、意义，辨别伪讹。这是两千年来小学书中的权威著作。书序中，论述文字发展的过程和文字结构的原则，也是小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见王国维《观堂集林·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第四十二章方士第一节先秦的方士秦汉时代之所谓方士，是一种讲神仙方术以欺世盗名的骗子。神仙本是古时凡人思想的产物，人生纷扰苦难之世，幻想超凡脱俗，自由自在，就创造了出世的神仙。当时有些统治者对已享有的人间富贵荣华还不满足，妄想长生不老或成仙升天而崇拜信用方士，结果大上其当；或有怀疑而加惩处，然多还是迷途而不知返。故方士始终得以招摇过市。
方士起于何时，史料难征。据《史记》载，“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苌弘是周灵王（前57—前545）时人，当时周王朝势力已经削弱，诸侯不来朝贡。苌弘以方术为周灵王办事，鼓吹通过射击假设不来朝的诸侯，可以招致诸侯到来。诸侯并不信从，晋人还把苌弘杀了。
齐威王、宣王之时（前378—前324），燕人宋毋忌、正伯侨、羡门子高等都修仙道，传说能够灵魂脱离躯体，而成鬼神。他们宣传在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宫阙是以金银建造的，里面住了许多仙人，还藏着吃了可以长生不死之药。神山上的禽兽都是白色。齐威王、齐宣王及燕昭王都是他们的信徒，听了他们的宣传，派人到海上去寻找神仙奇药。寻找者回来报告，说远望神山，犹如白云，接近之，就沉到水下去了，再临近，风就把船吹了回来。这些君主听了心里非常羡慕，只是可望而不可及。 此传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后汉书·方术传》，本篇凡引其中文字不另加注。
第二节秦时的方士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第一次东游齐鲁，封禅天地，刻石颂功，并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还寻找羡门子高等方士。他想长久统治下去。许多方士乘机怂恿他求神仙奇药。齐人徐市（即徐福）上书，请秦始皇斋戒，带着童男女去求三神山的仙人。始皇就派徐市带童男女数千人，乘大船入海去寻求。得到的报告是，船到了海上，风向不顺，未能到三神山，但已望见山了。过了几年，始皇东游到了碣石，派燕人卢生寻找羡门等，并了解方士求仙的虚实。还派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卢生回来报告，奏录图书，编造谎言。他对始皇说，君想见仙人，就得隐居，才有可能得到不死之药。为此，始皇深居内宫，行动诡秘，杀了一些泄密的人。
卢生与侯生两人谋议，认为始皇刚愎自用，严刑峻法，如果他发觉方术虚而不实，找不到不死之药，便会处死方士。于是相约逃去。始皇得知消息，怒气大发，骂道我召用了很多方术士，花了很多钱财，为了兴太平、求奇药，现在一无成效，而他们不仅诈骗贪利，还造谣惑众，竟然给我抹黑。于是命令御史查办。方士互相告发拆台，又牵累及儒生，结果被坑杀四百六十余人。
次年，始皇为东郡陨石上刻有“始皇死而地分”事内心不乐，命博士做《仙真人诗》，让乐人随着他游到哪里，就唱到哪里。他怕死、爱慕仙人，自称“仙真人”，就是要长生。
又过一年，始皇又到海上，希望遇到三神山，找到奇药。方士入海求神找药，几年没有收获，花了不少钱，害怕治罪，撒谎说蓬莱仙药是可以找到的，就是因有大鲛鱼捣乱，而不能前去，这时始皇恰好做了一个与海神交战的梦，占梦博士说除了大鱼蛟龙这个恶神，就可以迎来善神。始皇亲自带着连弩在海上等候，果然射杀了一条大鱼，但神仙奇药仍然落空，而且上岸不久就病死。
以上秦始皇求神仙奇药事，参考《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节西汉前期的方士楚汉之际，战乱不休，民生困苦，人们首先想的是能否活着，还不企求长生不死。加之秦始皇坑术士的余威犹在，故这时方士在社会上并不活跃。新垣平诈言“神气”
过了几十年，赵人新垣平玩弄新花样，拜见汉文帝，说长安东北方有五采的“神气”，这是“天瑞”，应当在它的下方立庙祀上帝。于是文帝立了渭阳五帝庙，还任新垣平为上大夫，赏赐了不少钱。新垣平颇为得意，又耍了献“人主延寿”四个字的玉杯，因“金宝气”而求周鼎等把戏，也骗得了文帝的信任。有人上书揭发新垣平“所言皆诈”，文帝命令查究。结果新垣平被处死，文帝因扫兴而对鬼神事也缺乏了兴趣。
“神君”能言汉兴六七十年，天下治安，达于极盛。武帝即位，好大喜功，“尤敬鬼神之祀”。方士得以大显身手。
元光年间，出了个“神君”。所谓神君，实是长陵县的一个女子，因儿子死去而装神弄鬼，骗得不少愚民往祠。武帝也礼祠之，但只闻其言，而“不见其人”。
李少君病死方士李少君感到有机可乘，就对武帝大谈“祠灶”、“祠老”之方，骗得武帝的尊信。李少君这个人，原是深泽侯赵将夕的舍人，主管方药。隐瞒了真实年龄，常自谓七十岁，还说有不死之术。他没有妻子，是个光棍汉，遍游四方，骗得不少钱财。人们以为他不从事生产而生活富裕，又不知其底细，更信奉他。有一次，他从武安侯田蚡饮酒，同坐有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对他大谈与其祖父游射的故事，说的有鼻有眼。而此老人小时候曾听祖父讲过游射之事，了解大概，便信以为真。在坐者听了大为惊奇。武帝有件古铜器，问李少君是何时之物。他答是齐桓公十年陈列于柏寝台的铜器。一按铜器的铭记，果然是齐桓公时之物。一宫之人都很惊奇，以为他是“神”，是几百岁的人了。其实，他只要早知游射故事和铜器年代，就能信口说来，再添枝加叶，就能使愚者惊讶。
李少君对武帝说礼祠灶神，可以丹沙炼出黄金，以黄金制作饮食器可以益寿，益寿就可以见到蓬莱仙人。又说他在海上曾遇到仙人安期生。安期生吃硕大如瓜的巨枣，能通往蓬莱。武帝听了入迷，亲自祠灶神，命令以丹沙炼黄金，派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等。不久，李少君病死，其骗术显然已自拆穿，但武帝还以为他“化去不死”，派人受其方。尽管寻求安期生落了空，而海上燕齐之方士更来言神仙之事。
少翁伪造帛书元狩年间，齐人少翁说有“鬼神方”而得到武帝信用。武帝此时非常怀念已死的王夫人，少翁耍了弄鬼的把戏，以假充真，使武帝深夜于幽暗中隔着帷帐隐隐瞧见有个像是王夫人的身影，心里得到一点安慰。于是少翁受到武帝的青睐，得到宾客的礼遇，任为文成将军，还得到很多赏赐。少翁对武帝说君主想与神通，就得改饰宫室被服，否则，神物不来。于是制作云气车，车分青、赤、玄、白、黄五色，出驾时限定某日乘某色车，以“辟恶鬼”。又在甘泉山建造离宫，在其台室中画天、地、泰一各种鬼神，使武帝拜祭，冀以与天神通话。过了一年多，天神毫无音信。少翁又玩了另一套把戏，以帛书掺在饲料中让牛吃进肚里，假装不知，宣称这牛腹中有奇物。剖杀此牛而得帛书，人人感到奇怪。想不到武帝识破帛书为人所写，追查底细，果然是伪书。于是少翁被诛，但事涉皇帝威信，只好隐瞒了事。
巫与“神君”通话元狩五年（公元前8 年），武帝大病，召了很多巫医诊治，还是不愈。当时传说上郡有个巫能通鬼神。于是被武帝召来，安置在甘泉宫内与神君通话，试验有效。他向武帝传达神君的话“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武帝听了很高兴，心情一好，病也好转了，去到甘泉，病全消了。于是大赦，置寿宫，张羽旗，设供具，供奉神君。各个神君中，数泰一最为尊贵，其余是些辅佐、侍从。人们见不到帷帐内的神君，只听到言语，其言和普通人音一样。据说神君来去，有肃然的风声；有时白天说话，但大都是在夜间细语。武帝斋戒而入，通过巫与神君通话。神君的话，武帝都使人记了下来，称为“画法”。神君的话，只是平常之言，没有什么特殊，但武帝听了独自欢喜。
栾大为将封侯元鼎四年（公元前3 年），方士栾大见用于武帝。栾大，本是胶东王家人，曾与少翁同学方术，人长得既高又美，擅长言词，敢于吹牛说大话。武帝杀了少翁，后悔未得到其方，这时有人推荐了栾大。栾大对武帝夸夸其谈我常往来海中，见到安期、羡门等。我的老师说“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但我怕和少翁一样的下场，故掩口而不谈方术之事。武帝说少翁是吃了马肝而死。你只要能修其方，我会重赏，难道能吝惜金宝和禄位吗！栾大听了，乘机伸手要价我的老师无求于人，只有别人求他。陛下必欲请他，就要派遣亲贵的佩官印的使者，才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肯与不肯，就看能不能派出亲贵的使者而定。武帝还有点怀疑，使栾大验方术，栾大随即玩了使棋子互相触击的游戏。
这时武帝正为黄河决口、铸黄金不成而犯愁，乃任栾大为五利将军，幻想通过栾大与神沟通，碰上好运气。接着又任栾大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一个多月里，栾大佩带上四枚将军印。并封栾大为乐通侯，赐食邑二千户，又赐高级住宅、一千奴婢，以及车马器物。还将卫皇后的长女嫁给了栾大，送金万斤。武帝有时亲幸栾大之府，使者慰问供给相属于道。武帝之姑及将相大臣也都到栾府饮宴，赠送礼物。武帝又命刻了“天道（导）将军”之印，令使者和栾大都穿上羽衣，都在夜间立在白茅之上，举行授印仪式，以示不同凡俗。栾大佩“天道”之印，是将为皇帝导引天神的意思。从此栾大常在家中夜间祀神，想把神请下来。传闻神没有请到，但百鬼已来听差。他后来整治行装，东往海上，去求其师。栾大见到武帝仅仅几个月，就佩了六枚将军印、封侯而娶帝女，“贵震天下”。消息传扬开去，海上燕齐之间，很多人都异想天开，纷纷鼓吹“有禁方，能神仙”。
公孙卿侈言神仙这年夏天，河东太守报称出土一个大鼎，武帝将鼎置于甘泉宫。齐人公孙卿乘机宣传“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已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相同。”又在札书上写道黄帝得了宝鼎，便成仙上了天。通过宠臣将札书呈于皇帝。武帝看了，非常高兴，召见询问。公孙卿答受此书的申公已死。武帝问申公是怎样的人？公孙卿见武帝兴致很浓，便大吹起来，说“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帝亦当上封禅，封禅则能仙登天矣。黄帝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所言虽然玄而又玄，但又明明白白，鼎书所谓“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显然是指武帝，因汉高祖之孙景帝已死，在世的只有“曾孙”武帝了。这怎不使其兴奋。所以，武帝听了，得意忘形地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于是，公孙卿就任郎官，被派东去太室山候神。后来，武帝在桥山祭黄帝冢，心中生疑，问“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方士解释“黄帝已成仙升天，群臣葬其衣冠。”
原派往入海求仙的栾大，言大胆小，不敢入海，转到泰山去祠神。武帝派人眼去探验，实无所见。栾大的谎话被戳穿，于元鼎五年（公元前2 年）被武帝处死。
不久，到太室山候神的公孙卿传来喜讯。他报告在缑氏城上见到仙人迹，有物如雉，往来城上。武帝立即亲幸缑氏城，察看仙人迹，问公孙卿道“你不会学少翁、栾大？”公孙卿知道这是警告他不能撒谎，便镇静地耍花腔说“仙人非有求于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暇，神不来。言神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意思是，求神之事急不得，应当耐心地长期等候。因为武帝亲幸缑氏城视仙人迹，各地闻风张罗开了，修桥铺路，建造宫观名山神祠等处，盼望皇帝亲幸。
元封元年（公元前0 年）三月，武帝又到缑氏城，登上太室山礼祠，据传有喊“万岁”之声。接着，经过泰山，东巡海上，礼祠八神。齐人乘机上书称道神怪奇方者成千上万，但一无效验。乃增加船只，令那些言海中神山者几千人去求蓬莱仙人。公孙卿到了东莱郡，报告夜晚见到数丈高的“大人”，靠近则不见，只见其迹很大，类似禽兽。群臣有说，见到一个老父牵着狗，说“吾欲见巨公。”转眼就不见了。武帝看了大人迹颇为怀疑，但以为老父就是仙人，于是留宿海上，给方士传车，随时派使者求仙，数以千计。四月，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无风雨灾，可谓顺利。方士乘兴进一步鼓吹蓬莱诸神可以求得，武帝也想有此幸遇，兴冲冲地又东至海上，希望到达蓬莱。不料这时侍中奉车霍子侯暴病而死，可能武帝觉得扫兴，随即离去。
次年春天，公孙卿报告在东莱见到神人，似乎神人说“欲见天子”。武帝听了，任命公孙卿为中大夫，立即动身，先幸缑氏城，再到东莱，留宿了几天，一无所获，据说见到了大人迹。又派上千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仍然扫兴而还。
公孙卿对武帝说仙人是可以见到的，但陛下前去匆促，所以见不到。
现在陛下可以建造楼馆，像缑氏城那样，供置脯枣，可能请到仙人。况且仙人是喜欢居住楼馆的。武帝听了，马上下令长安建造蜚廉馆、桂馆，甘泉建造益寿、延寿二馆，派公孙卿持节设具，恭候神人。还在甘泉建筑高三十丈的通天台，在台下摆了祠具，将招来神仙之属。甘泉还建置前殿，开始扩建各个宫室。夏天，甘泉殿内生芝，又传通天台上似乎闪光。武帝为此而下诏大赦。
太初元年（公元前04 年）十一月，武帝东至海上，对方士入海求仙进行考察，毫无效验，但又增派方士入海，还希望遇到神仙。十二月，临渤海，幻想通过望祀之属，有机会到达蓬莱仙庭。
因柏梁台遭了火灾，武帝到甘泉听取各地官吏汇报。公孙卿说“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不少方士也说古帝王有的建都于甘泉。因此，以后武帝往往在甘泉接见诸侯大臣。有人建议，楼台被烧，再建必须更大，才能消灾。于是所造建章宫规模宏大，超过汉初所建的未央宫，其中太液池上拟建有蓬莱、方丈、瀛洲等神山。
太初三年，武帝东巡海上，考察神仙之属，没有收获。方士有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武帝采纳，而造意谓延年的迎年殿，亲自前去礼祠上帝。这时武帝除了五年一度修封泰山外，还增加了禅祠石闾。因为方士多说石闾乃仙人之闾，所以武帝亲禅之。
后来，因方士之候祀神人、入海寻蓬莱终无效验，公孙卿只是报告见到大人迹，实未见到神仙，武帝对方士怪诞之语不免厌倦，但他还抱一线希望，“冀遇其真”。
第四节西汉后期的方士武帝以后，方士的时运不大好了，但由于帝王迷信神仙和不死之药，方士的骗术仍然得逞于世。
宣帝时，信方士之言，有祠神、立仙人祠之事。大夫刘更生献秘方，无效，被治罪。张敞上疏有“斥远方士”之谏。
元帝初年，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轑阳侯学仙等事，“纷纷复起”。
成帝即位，信匡衡之言，按阴阳五行说审查郊祀之制，清理了原来的祠宇，候神方士七十多人被免职回家。方士受了很大挫折。但成帝末年颇好鬼神，又因没有生子，于是有不少方士上书言方术，都得待诏，在长安和上林苑搞祠祭活动，花费很大。
谷永上书成帝，谏道“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就成仙上天，浮游蓬莱，长生不老，化铸黄金，“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影，终不可得。”他还指出，历来方士惑众，君主上当，事例颇多，足以为戒。成帝觉得此言有理。
西汉末年，博征方术士，派出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王莽掌权，除祭祀有不少花样外，又兴神仙事。他篡位之后，听信方士苏乐之言，在宫中建造八风台；又在殿上种五粱禾，说这是“黄帝谷仙之术”。到了他的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他多次下诏，自言当成神仙，详见《汉书·王莽传》。
第五节东汉的方士东汉之世，方术之士也多。仅《后汉书·方术列传》就载有四五十人。
但东汉比之秦与西汉，既无入海之徐市、致鬼之少翁、通神之栾大那样著名的方士，也无秦皇、汉武大张旗鼓地追求神仙奇药那样的世主，不免相形见绌；而且方士的绝招也不大相同。这里略传东汉的樊英、费长房、左慈三个方术士，以见一斑。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少时学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过隐居生活，教授学生。有一回，西方刮起暴风，樊英对人说“成都市火很盛。”口中含水向西方喷去，并记下了时间。后来有人从成都来，说起当时大火，忽然东来黑云，下起大雨，火遂熄灭之事。于是人们称道其术。安帝、顺帝都曾召之，他不愿出来做官。后来被逼任五官中郎将，干了几个月，并无建树，就回了老家。费长房，汝南人。曾做过市场小吏。他看到，市上有个老翁悬壶卖药，罢市就跳入壶中。他也跟着入壶饮酒。这老翁自称神仙。他要向老翁学道，顾虑家人牵累。老翁以一根与他一样高的青竹挂在舍后作为费长房之形，费家人以为费长房上吊而死，就殡葬了事。费长房随老翁入山学艺，不怕艰难困苦。老翁要他吃粪，粪很臭，其中还有三条虫，他为难了，告辞回家。老翁送他一根竹杖并为作一符。他骑了竹杖，可以随便游到什么地方。回到了家，自以为离家只是十来天，实际上已过了十多年。家人说他早死了，不相信他。他说往年所葬的是竹竿，发棺检验，果然是真。从此，“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还能责鬼魅、使东海君作雨等。“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少有神道。”有一回，与曹操等人同坐，曹操对众说今日高会，酒菜齐备，只是缺少松江鲈鱼。左慈以为好办，他就用钓竿在贮满水的铜盘中钓出一条鲈鱼。曹操拊掌大笑，与会者皆惊。曹操说，一条鱼不够大家吃的。左慈又钓出几条大鱼，都是活泼新鲜的。烹鱼时，缺乏生姜。左慈又弄出了蜀中之生姜。又一回，左慈与曹操等饮酒时，又耍弄别人，曹操不高兴，想杀了他。左慈乃躲入壁中，谁也找不到。或见之于市，又捕之，而市人都变了形与左慈仿佛，不知哪个是真。后来有人在阳城山头见到了他，又捕捉之，他就走入羊群。曹操知道无法捕得他，便发出话来“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然有一只老公羊如人站立而言“何必如此！”当人赶上前去，数百只羊都变为那只老公羊一样的形状和动作，而人不知哪只是真。
第六节方士评论秦汉方士的特点，一般是以召鬼神、候神仙、求奇药、炼丹砂的骗术欺世，盗名图利。君主因梦想成仙或长生不死，甘心受欺，贻笑于世。据史所载，秦与西汉的方士跟东汉的方士相比，有些不同前者多为海上燕齐人，后者多为内地人；前者多是道道地地的方士，后者多学过《五经》，是儒生兼方士；前者多求蓬莱神仙奇药，后者多是耍把戏，变幻术。
还应该指出，《史》、《汉》记载秦与西汉的方士，显然是暴露方士的骗术及君主的愚昧。司马迁记述之后，说“具见其表里”，意谓通过具体描写而透露内情。班固记述之后，说“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岂不正乎！岂不正乎！”他们否定方士之术及神仙奇药之说，正告君主和世人不要上当受骗，态度极为明确。《后汉书》记方术之士，品种复杂，有真有假，似乎客观记述，不像有意揭露，容易使读者不辨真假，信以为真。范晔所论“幽贶罕征，明数难校。不探精远，曷感灵效？如或迁讹，实乖玄奥。”他对方士之术，是信还是不信，令人捉摸不透。
我们今日为方士作传，无意宣传迷信，而是据史述事，以明当时史事与风气。
第四十三章数学随着数学知识的不断积累以及对于零散的材料逐渐加以总结和系统化、理论化，于是陆续出现了数学方面的专书。《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这是最早见于著录的数学专著。这两部书都已失传了。秦汉时期传留至今的数学著作和涉及数学方法较多的著作，有著名的《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此外，还有近年出土的简书《算数书》。这些书中包含了算术、代数和几何等丰富的数学内容，诸如复杂的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比例问题，盈不足术，开平方和开立方术，方程术和正负术，面积和体积问题，勾股算术和勾股测量术，等等，其中有不少算法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先进成就。这些成就表明，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数学体系。
第一节“九数”
根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周朝设有称为“保氏”的官员，专门负责向贵族子弟传授所谓“六艺”。数学是六艺中的一门课程，共包括九项内容，称为“九数”。但什么是“九数”，现已难于考证。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引郑众说，“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郑众所称“九数”中的“均输”，实际上是西汉时的赋税制度，不可能是《周礼》九数的内容。但从二郑注释可以了解到，西汉数学大致包含方田、粟米等九个方面，而重差、夕桀、勾股则是数学上的新的发展。上述九项内容与《九章算术》的篇目基本相同。“旁要”和“夕桀”两项，今已不知所指。有人认为“旁要”指简单的勾股问题，“夕桀”二字系传抄有误，应为“互乘”，即解线性方程组的一种方法。东汉一些数学家整理数学著作，用“衰分”代替“差分”，用“勾股”代替“旁要”，于是编写成为著名的《九章算术》。正如刘徽所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②，九章的名称无疑是由《周礼》九数演变而来的。
“赢不足”，《九章算术》作“盈不足”，后皆依此。又，亦有人将“今有重差”断开，作“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把“今有”作为一种数学方法。
② 刘徽《九章算术注》原序，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93 年版。第二节秦汉简牍和《算数书》在居延、武威、临沂银雀山、云梦睡虎地及江陵凤凰山等地出土的大批秦汉简牍中，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与社会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数学计算问题，但就数学方法而言，仅有九九表，整数和分数的算术运算，面积、体积和容积的计算等。这些方法一般都很简单，尚不足以反映秦汉数学的全貌。984 年 月，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数学著作《算数书》。据推断，《算数书》抄写于西汉初年（约公元前二世纪），成书时间应该更早。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也是目前可以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数学专著。全书采用问题集形式，共有六十多个小标题，九十多个题目，包括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各类比例问题，各类面积和体积问题等。其中有些内容（如“合分”、“少广”等）与《九章》相近，甚至文句都很相似，说明二书间可能有某些传承关系，有些内容（如“相乘”、“增减分”等）是《九章》所没有的。在张家山简书汉律中，还发现有关于“均输律”的简文。过去一般认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04 年）郡国始置均输官，施行均输法，《九章算术》中的均输问题，应是在此之后写成的。现在看来，这一论断需要进行修改。这部比《九章算术》还早的竹简《算数书》的出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周髀算经》《周髀算经》是著名的《算经十书》之一，主要是一部解释盖天说的天文学著作，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而其中很多内容可能要早得多。在数学方面，《周髀》记述了矩的用途，勾股定理及其在测量上的应用，其中包含了相似直角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定理。《周髀》开篇就以商高回答周公问题的形式提出“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即勾3 股4 弦5，这是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接着，又在陈子回答荣方的问题中提出“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太阳到观测者的距离）”，即a2+b2=2，这是勾股定理的普遍形式。据研究，陈子可能是公元前七到六世纪的人。在西方，这个定理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把勾股定理的发现归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周髀算经》中测量太阳高远的陈子测日法，是勾股测量术的发展，又是重差术的先驱，比起西方“测量之祖”泰勒斯测量金字塔的成就是毫不逊色的。《周髀》中还有开平方和等差级数等，以及相当复杂的分数运算，用以解决古“四分历”的计算问题。唐代国子监添设算学馆，主要学习十部算经，《周髀》即是其中之一。对于研究古代天文学史和数学史而言，《周髀》是传留至今的最早的宝贵文献。
第四节《九章算术》《九章算术》的成书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是我国最早的传世数学专著。《九章算术》与《周髀算经》一样，不是一人一时写成的。它经历了多次的整理、删补和增订，是几代数学家共同劳动的结晶。大约成书于东汉初年（公元一世纪）。《九章算术》采用问题集形式，列举了24 个数学问题及其答案，并在若干具体问题之后，叙述这类问题的解题方法。全书分为下列九章方田、粟米、衰（uī）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方田章是关于土地面积的计算，包括有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圆、环等面积公式，以及弓形面积和球冠表面积的近似公式。后两个公式比较简单，但误差很大。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曾提出用类似割圆术的方法推求弓形面积，但未能给出更好的结果。在这一章中还有分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约分、通分、求最大公约数方法。在《九章》中，把最大公约数称为“等数”，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要“以少减多，更相减损”，这种方法与欧几里得的辗转相除法是相同的，后来在解决一次同余组等问题上获得了更重要的应用。《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的贡献完整的分数运算法则，在印度迟至七世纪才出现，而欧洲则更晚。粟米章主要讲各种粮食交易折算的比例问题。所用方法称为“今有术”，即在成比例的四个数中，从三个已知数求第四个数的算法。在欧洲，这种算法称为“三率法”。关于比与比例的思想，古希腊就已经有了，但把比例和三率法联系起来却是迟至十五世纪的事情。衰分章是比例分配问题，即按等级分配物资或按一定标准摊派税收。在这一章中还有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问题，但都用比例方法来解决。少广章讲的是已知正方形面积或正方体体积反求边长，即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其具体运算过程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开平方和开立方法则的记载。在运算中，要把算筹摆放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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