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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密（？—9），字周甫，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据传，“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为司徒胡广所辟，升至代郡太守，再任泰山太守、北海相。宦官子弟为其属县长官有奸恶行为者，都收捕查办之。

    后来杜密去官还乡，常去拜谒地方长官，多所请托。同郡刘胜（字季陵）从蜀郡告归乡里，闭门修养，不大交往。郡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他知王昱激己，答道刘胜官位高，您待为上宾，但他知善不荐，闻恶不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这是罪人；我知善必举，知恶必纠，使您“赏罚得中”，这不是显然的高低之分吗？王昱惭愧而佩服，待之弥厚。

    桓帝时，杜密任为尚书令，迁河南尹，转为太仆。“党人”事起，被免官还本郡，与李膺一同坐罪，两人齐名，故时人称为“李、杜”。太学生誉之曰“天下良辅杜周甫”。

    灵帝时，陈蕃辅政，杜密又任太仆。“党锢”事件再起，被迫自杀。

    第四节范滂、张俭、贾彪范滂严整疾恶范滂（37—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东南）人。少时因“清节”为州里所佩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冀州因饥荒而百姓闹事时，范滂由朝廷任命为清诏使，前去审理之。他登车前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待到了州境，地方官自知贪赃枉法，闻风而弃官逃跑。他对朝廷的报告，都能合乎众议。

    任光禄勋主事之时，他对光禄勋陈蕃以“公礼”相待颇为不满，乃弃官而去。郭泰批评陈蕃未曾优礼对待范滂，陈蕃承认欠妥。

    后又被太尉黄琼辟为掾属。皇帝诏令三府掾属“举谣言”，即举报地方长官贤奸、百姓苦乐。范滂举奏刺史、二千石（即州郡长官）、权豪之党二十余人。掌举奏的尚书责备他举劾猥多，怀疑他有私心。他说我的举劾，如果不是针对奸暴而为民除害，那还有什么必要！现在只是先举所急，还有待充实材料。“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如果我言之不实，愿受处治。但他察觉情况复杂，本意难以兑现，便投劾而去。

    郡太守宗资曾闻范滂之名，任其为功曹，委以政事。他在位，“严整疾恶”。如有不遵孝悌之行、仁义之道者，一概斥逐之。荐举清节隐居之士。他的外甥李颂，本是公族子孙，但未被乡里荐举，中常侍唐衡为其向宗资说情而拟用为吏。范滂以为推荐者人品不正，便不召李颂。宗资知之，迁怒而责打办事小吏，小吏以为范滂决定正确而不可违背。宗资只好作罢。郡中之人对此颇存看法，指范滂亲信任用之人以为“范党”。

    后来范滂被诬为“党人”，被捕关进了黄门北寺狱。狱吏将拷打审问囚犯，范滂因为同囚者大多病弱，乃要求先受审，遂与同郡袁忠争受刑。中常侍王甫审问拷打囚犯时，范滂等颈、手、足上都戴着刑具列于阶下，王甫审问他你为臣不忠，“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范滂对答我只知道孔子“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之言，政治上要求分清贤奸，奖善惩恶，不懂得什么是“党”。王甫说你拔举用人，合则相好，不合则排斥，什么意思？范滂仰天而叹，自觉问心无愧。王甫无法，只好解下他的刑具。

    范滂因无罪而释放，南归。从洛阳出发，汝南、南阳二郡士大夫迎接者数千辆。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也免罪俱归，并侍卫于范滂，应对宾客。范滂对两人说你俩相随，是加重吾罪，遂遁逃还乡。

    建宁二年（公元9 年），大诛“党人”。诏令急捕范滂等。郡内督邮吴导来到县里，手捧诏书，紧闭传舍，伏床而泣。范滂听说此事，知道必为自己，随即主动投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要和他一同逃走。范滂说我死则祸了，怎敢连累于你，又使老母流离呢！其母与他诀别。他对老母说我死得其所，只是希望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不要增加悲伤。老母道“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范滂跪下受教，再拜而辞。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路人闻之，莫不流涕。这时范滂才三十三岁。

    张俭举劾侯览张俭（5—98），字元节，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父张成是江夏太守。张俭初举茂才，因刺史不是正经人，推说有病而不起。

    延熹八年（公元5 年），任山阳郡东部督邮。这时中常侍侯览家在山阳郡属县防东（今山东金乡南），残暴百姓，所为不法。张俭举劾侯览及其母罪恶，请求诛之。侯览扣押其章表，使不得上达朝廷，从此结怨。乡人朱并本是佞邪之徒，因被张俭冷落而怀恨在心，上书告发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欲诛捕之。张俭逃跑，所到之处，都因重其名行而收容之。后来流转到东莱郡，躲在李笃家。外黄县令毛钦带着武器来到，李笃对毛钦说张俭天下闻名，无罪而躲匿，你忍心捕他吗？毛钦劝李笃不必要做老好人。李笃说我好义，你如今也有一半。毛钦叹息而去。张俭由李笃设法逃亡出塞，故得以免祸。据说，张俭逃难所经历之处，“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传·论》对此救贤扶危精神大加表扬，说“张俭见怒时王，颠沛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岂不贤哉！”

    张俭历经磨难，到中平元年（公元84 年）“党事解”，才返回乡里。

    建安年间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贾彪同气相求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今河南舞阳北）人。少时游洛阳，志节慷慨，与同郡荀爽齐名。起初与郭泰同为太学生首领，结合李膺等人，评论朝政，褒贬人物，与“党人”同气。

    初举孝廉，补为新息县长。平民贫困，多不养子女，贾彪订了严厉的制度，凡不养子女者与杀人同罪。有一次，他出城巡视，城南有盗劫害民者，城北有妇人杀子者，掾吏想引他往南。他怒道“贼寇害人，这是常有之事；母子相残，实是逆天违道。”随即驱车北行，查办其罪。因此几年间，民养子者数以千计，都说这是贾彪治理的效果。

    延熹九年（公元 年），党事发生，太尉陈蕃谏诤无效，朝臣惊惧而不敢言。贾彪对同志者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到了洛阳，劝说窦武等人向皇帝报告情由，桓帝因此大赦“党人”。李膺释放后，说“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先前岑蛭因党事逃亡，亲友大多收匿之，贾彪独闭门不纳，为众人所怨。他解释说，岑蛭触犯皇帝而获罪，咎由自取，吾既然不能捕捉他，又怎能收容他。众人都服他处理有原则。

    后以“党人”禁锢，死于家中。

    第五节郭泰郭泰（28—9），字林宗，太原界休（今山西介休）人。家庭世代贫贱。早孤，母亲想要他到县府做点事。他说，大丈夫不能为“斗筲之役”。从师就学三年，博通典籍。善于谈论。游学于洛阳。与河南尹李膺相友善，于是名震京都。后归乡里，官吏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他只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

    司徒黄琼征辟，太常赵典推举，有人劝郭泰乘机仕进，他认为世将大乱，一概不应。他有知人之明，奖训士类，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各地。曾在陈、梁间行路遇雨，头巾一角下陷，时人仿效而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可见其为人仰慕。有人问范滂“郭泰何如人？”范滂答“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他虽然善于交游，但不“危言核论”，所以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他。等到党事发生，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只有他和袁闳得免。于是闭门授徒，弟子数以千计。

    建宁元年（公元8 年），陈善、窦武等为宦官所害，郭泰痛哭于野，深为国家前途担忧。

    次年春，郭泰死于家，时年四十二岁。远近许多士人奔丧而来，同刻石立碑，由蔡邕撰文。郭泰同“党人”有广泛联系，并寄予同情，故附传于此。第六节“党人”评论“党锢”人物，首先，以反对宦官专横侈恣为“同志”；次之，多数人员是士人或太学生，自持清高，又要求仕进；再者，多出身于世族和豪族，骨干是官吏与贵戚，故当宦官侵犯其利益、损害其权势、阻碍其仕进时，便群起反对，形成一股反“浊流”的社会势力。范晔《后汉书》盛称“党人”的行为和精神，曰“桓、灵之时，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崄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又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甚至还将“党人”与宦者区分为“泾渭”、“玉砾”、“兰莸”，比其为“清”与“浊”，而极称“党人”志行高尚，这未免言之过当，然却也不无一点道理。宦者专权确是最腐朽的势力，而有些“党人”实是企图针弊治世的贤者。

    但在封建帝制而皇帝又被宦者挟持的情况下，“党人”既难以得到皇帝支持，又无严密组织和政治军事实力，更未鼓动和争取民众，自然难以消灭宦官势力，反而为其所迫而禁锢。

    第四十章宦者宦者，是中国古代**主义帝制的产物。其上层分子为皇帝最亲近的奴才，往往恃宠弄权，甚至专权乱政。秦朝的赵高、西汉的石显，都曾弄权为非，本书已写有赵高传，于萧望之传附述石显事。东汉后期，因母后、少主轮流临朝，则外戚、宦官更番专权，宦官弄权与东汉衰亡有直接关系，故对其有立传之必要。宦者在社会矛盾斗争中并非铁板一块，有贤奸之分，本篇据史实具录其主要人物。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宦者列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第一节郑众专谋除窦宪郑众（？—4），字季产。南阳犨县（今河南鲁山）人，谨慎敏捷，颇有心机。永平年间，在刘炟太子家做事。刘炟即帝位（称章帝）后，任为小黄门，升任中常侍。

    和帝初年，郑众加位钩盾令。当时窦太后秉政，外戚窦宪任大将军，窃据威权，朝臣上下无不附从。只有郑众“一小王室，不事豪党”，颇得和帝亲信。等到窦宪兄弟图谋“不轨”，郑众首谋诛之，因功升为大长秋，封鄛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后又益封三百户）。由此常参与议论政事，东汉宦官参政从此开端。

    郑众死于元初元年（公元4 年）。

    第二节蔡伦改进造纸术蔡伦（？—2），字敬仲。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人。永平末年，开始在宫廷做事，建初年间，任小黄门。和帝时，任中常侍，参与宫廷谋议。后又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

    他有才学，敢于谏诤。每当假日，往往闭门不接宾客，或亲历田野考察。永元九年（公元97 年），监制秘剑及各种器械，都“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据今考古发现，西汉时期已经有纸。蔡伦总结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术，“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原料制造了纸。于元兴元年（公元05 年）奏报朝廷，得到皇帝称赞，“自是莫不从用”，纸便推广应用了，当时称为“蔡侯纸”。故后世传说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

    元初元年（公元4 年），因邓太后说他长期宿卫宫廷有功，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掌管长乐宫。元初四年，安帝选用刘珍、良史等儒者去东观，校正经传文字，令蔡伦监管其事。

    蔡伦起初曾受窦后旨意，诬陷安帝的祖母宋贵人，致使她自杀。窦太后死后，安帝亲自掌权，便命蔡伦去廷尉受审。蔡伦知道不妙，怕受耻辱，乃饮药而死。

    第三节孙程、曹腾谋立皇帝孙程设谋立顺帝孙程（？—32），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人。安帝时，为中黄门，在长乐宫办事。

    当时邓太后临朝，安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安帝乳母王圣常常一同诬陷外戚邓悝（邓太后之兄）欲废帝而立平原王刘翼，安帝又恨又怕。邓太后死后，安帝在宦者支持下随即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李闰为雍乡侯；又小黄门江京因谗谄进用，起初曾迎立安帝，封为都乡侯，食邑各三百户。李闰、江京同升为中常侍，江京还兼大长秋，与其他宦官樊丰、刘安、陈达及王圣等“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又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专横跋扈，枉杀了太尉杨震，废皇太子刘保为济阴王。

    延光四年（公元25 年）三月，安帝死，立北乡侯刘懿为帝。阎显等争权夺利，杀了樊丰，废了耿宝、王圣，排挤其党羽。

    过了几个月，刘懿病重。孙程与济阴王刘保的属下兴渠商量，如果刘懿病危，共除江京和阎显，就可扶立济阴王刘保。中黄门王康，原先也是刘保属下，为刘保被废而愤恨。长乐太官丞王国也附从于孙程。十月二十七日，刘懿死。阎显想要扶立的人尚未召到。十一月二日，孙程与王康等十八人聚会计谋，共同宣誓。四日夜间，他们在崇德殿集合，进入章台门，杀了江京、刘安、陈达。因李闰在宫内有一定权势，孙程等欲推他为首，举刀胁迫他服从，李闰答允。于是迎立济阴王，是为顺帝。同时，一边召集大臣，一边加强宫内外警戒。

    这时阎显在宫内吓得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他以太后诏发兵，屯于朔平门，以御孙程等。阎显之弟卫尉阎景从宫中还外府，收兵到盛德门，被尚书郭镇所捉，送廷尉狱，当晚死去。第二天早晨，又活捉阎显等，于是事成。孙程因功封为浮阳侯食邑万户，提升骑都尉；王康、王国等也都因功封侯食邑，共封了十九侯。

    永建元年（公元2 年），孙程等人在朝骄横，“呵叱左右”。顺帝发怒，罢了他的官，并遣十九侯离京就国，后徙封他为宜城侯。孙程非常怨恨，封还印绶、符策，偷偷地回到京师，往来于山中。诏书又遣他回到封地。永建三年（公元28 年），顺帝念及孙程等功勋，将他们召回京师，孙程又任骑都尉，其他侯也有重任。阳嘉元年（公元32 年），孙程病危，授为奉车都尉，位特进。不久死去，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赐谥刚侯。

    孙程临终时遗言上书，要求将封国传给其弟程美。顺帝应允，又分封地之半，封孙程养子孙寿为浮阳侯。阳嘉四年（公元35 年），诏令宦官养子都可以承袭封爵，并作为条令定了下来。

    曹腾定策立桓帝曹腾，字季兴。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安帝时，为黄门从官，由邓太后指派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太子即位，是为顺帝，曹腾即为小黄门，升中常侍。桓帝得以即位，曹腾以定策之功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他用事宫中三十余年，奉事四个皇帝，未尝有过错。他推荐一些名人入朝。蜀郡太守想通过计吏贿赂曹腾，被益州刺史种暠在斜谷关搜得其书，奏劾蜀郡太守和曹腾，要求查办严惩。皇帝以为，这事是蜀郡太守所为，与曹腾无关。曹腾并不因此而埋怨种暠，还常称其为能吏，博得人们的称赞。曹腾死，养子曹暠嗣位。曹暠即曹操之父，到三国时，魏明帝曹暠追尊曹腾为高皇帝。

    第四节“五侯”逞凶除梁冀单超（？—0），河南（郡治今河南洛阳东北）人；徐璜，下邳良城（今江苏邳县东）人；具瑗（？—5），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左悺（？—5），河南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人；唐衡（？—4），颍川郾县（今河南郾城南）人。桓帝初年，单超、徐璜、具瑗为中常侍，左悺、唐衡为小黄门史。

    起初，梁冀两个妹妹为顺帝、桓帝的皇后，冀代父梁商为大将军，“再世权威，威振天下”。梁冀自从诛了太尉李固、杜乔等，更加骄横，皇后也乘势忌恣，“多所鸩毒”，上下之人钳口而不敢多言。桓帝受逼长久，心怀不平，但不敢公开发作。延熹二年（公元59 年），皇后死去，桓帝对唐衡单独询问我身边谁与皇后家有矛盾？唐衡答单超、左悺与河南尹梁不疑（梁冀之弟）有矛盾，徐璜、具瑗常忿恨外戚专横。于是桓帝召集单超等五人，对他们说梁冀兄弟专权，胁迫内外，朝臣多附从之，今欲诛之，你们以为如何？单超等都说早就应当诛之。桓帝就命他们密谋办法。他们说谋诛梁氏并不困难，就怕再生狐疑。桓帝悦，无可怀疑。于是桓帝与五人定议，桓帝咬单超手臂出血为盟，立即诏捕梁冀及其宗亲党与。梁冀及妻自杀，其宗亲党与多被诛除。左悺、唐衡升为中常侍；单超封为新丰侯、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各一万五千户，赐钱各一千五百万；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阴侯，各一万三千户，赐钱各一千三百万。单超等五人同日受封，故世称“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权归宦官，朝政日乱。

    单超患病时，桓帝任其为车骑将军。次年（延熹三年，公元0 年）死，葬礼十分优厚隆重，“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使者理丧。及葬，发五营骑士，侍御史护丧，将作大匠起冢茔”。

    其后四侯骄横，当时人们说“左（悺）回天，具（瑗）独坐，徐（璜）卧虎，唐（衡）两堕。”说他们骄贵横行，凶狠狡诈。他们“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都以养子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连郡”，残害百姓。

    单超之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单匡为济阴太守，徐璜之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之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之兄具恭为沛相，“所在蠹害”。徐璜之兄子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未达到目的，后便率领吏卒到李嵩家强抢其女，“戏射杀之，埋著寺内”。当时下邳县属于东海，东海相黄浮接受告状，收审徐宣家属，并将徐宣弃市，暴尸示众，郡中震慄。徐璜向桓帝诉怨，桓帝将黄浮定罪，罚做苦工。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百姓起而反抗。延熹七年（公元4 年），唐衡死，葬礼也很优厚。

    第二年，司隶校尉韩演揭发左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左悺、左称都畏罪自杀。韩演又揭发和查办具瑗之兄具恭贪污罪，贬其爵。单超及徐璜、庸衡之袭封者，并降为乡侯，其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

    第五节侯览、曹节、吕强、张让侯览贪狠陷害张俭侯览（？—72），山阳防东（今山东单县东北）人。桓帝初年，为中常侍，以“佞猾”进用，倚势贪狠放纵，受贿货财以巨万计。延熹年间，连年征伐，国库空虚，乃借贷百官俸禄、王侯租税。侯览乘机上缣五千匹，赐爵关内侯。又借口参与议诛梁冀有功，进封高乡侯。

    他与小黄门段珪兼并土地，段珪家在济阴，靠近济北境界。其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过往旅客。被济北相滕延捕杀数十人，陈尸于道。侯览、段珪大怒，向皇帝诉怨，诬告滕延多杀无辜百姓，免其官职。

    侯览等从此更加得意放纵。其兄侯参为益州刺史，诬陷富民有大逆之罪，诛灭而没收其财物，前后累积以亿计。最后被太尉杨秉奏劾，槛车押往京师，于道畏罪自杀。其车三百余辆，都是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侯览因受连累而免官，不久又复职。

    建宁二年（公元9 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残害百姓。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奏劾侯览贪侈奢纵，前后侵夺民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十八顷。兴建第宅十六区，都是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形制犹如宫苑。又预作寿冢（未死而自为冢），有石椁、双阙，庞高百尺，侵损百姓住屋，掘民坟墓，夺人妻女。请求严惩之。侯览伺机没收其章表，使不能上达朝廷。张俭便捣毁侯览的第宅冢墓，没收其财物，揭发其罪状。又奏劾侯览之母生时交通宾客，干扰地方行政。其奏章还是不能送上朝延。侯览反而诬陷张俭为“钩党”，诛了李膺、杜密等人。侯览后又代曹节领长乐太仆。熹平元年（公元72 年），侯览被劾专权骄奢，罢了官，遂自杀。其党与也都被免官。

    曹节制造“党锢”事件曹节（？—8），字汉丰。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本是魏郡人，世代为官。顺帝初年，为小黄门。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公元8 年），持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人，迎接灵帝入宫，故灵帝即位后以定策功封其为长安乡侯，六百户。

    当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谋诛宦官。曹节勾结朱瑀等十七个宦官，一同矫诏以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除窦武、陈蕃等，制造了“党锢”事件。他因此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玉甫、朱瑀等或升官或封侯。次年，位特进，秩中二千石，不久转为大长秋。

    熹平元年（公元72 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阙上写了标语“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皇帝诏令司隶校尉刘猛逐捕书写标语者。刘猛以为标语实是直言，不肯急捕，过了一个多月，还不知书写者是谁。刘猛因此被降为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替他的工作，四出逐捕，拘留了太学生和游士一千多人。曹节等对刘猛的怨气还没有消去，唆使段颎假借它故将刘猛定罪罚作苦工。朝臣多为刘猛说情，才免刑，又被征用。

    曹节与王甫等诬桓帝之弟勃海王刘悝谋反，诛之。曹节、王甫等十二人以功封侯或增邑。曹节增邑四千六百户，加上以前的食邑共有七千六百户。他的父兄子弟都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

    其弟曹破石为越骑校尉，强行索求其部下的妻子，该妇女执意不从而自杀。他们“淫暴无道”，多如此类。

    光和二年（公元79 年），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其二子。当时连年出现灾异，郎中审忠（字公诚）以为朱瑀等“罪恶所感”，上书为窦武、陈蕃等鸣冤，要求严惩行凶作恶的朱瑀等宦官。其书提到朱瑀等害贤窃权，“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所揭宦官窃权谋私，奢侈骄横，败坏政治，影响恶劣，可谓切中要害。但其奏章被扣而不得报送皇帝。曹节这时领尚书令，掌握机要，总领纪纲，扣押审忠奏章与他自然有关。光和四年（公元8 年），曹节死，赠车骑将军。其后朱瑀也病死，他们的养子袭封“传国”。

    吕强建议大赦“党人”

    吕强（？—84），字汉盛。河南成皋（今河南荥阳氾水镇）人。少时以宦官为小黄门，迁中常侍。灵帝时，按封宦者之例，封他为都乡侯，不肯接受。

    他上书陈事，指出曹节、张让等宦官“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建议停止滥封和重用；又指出“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千金”，加重百姓苦难，建议勿使民忧怨而减轻其负担；再指出皇家及贵戚、宦官建造楼阁亭馆，“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仿效，莫肯矫拂”，建议去奢从俭；还指出蔡邕直言，“毁刺贵臣，讥呵竖宦”，而被宦者诽谤，遭受刑罚，段颎功勋卓著，而被阳球诬害致死，妻儿流放，致使朝臣畏难，功臣失望，建议“徙邕更授任，反（返）颎家属”。灵帝虽以为是“而不能用”。

    当时灵帝多有私蓄，收藏天下之珍玩，还有于郡国贡献来的财物中先收入其私库的所谓“导行费”。吕强上疏直谏，指出“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灵帝不予理睬。

    中平元年（公元84 年），爆发黄巾起义。吕强建议先诛贪污的宦者，大赦党人，审察地方大员是否称职。灵帝乃先赦党人。某些宦者有所收敛。而中常侍赵忠、夏恽等则诬陷吕强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意谓欲仿效霍光谋废立之事。灵帝不悦，使中黄门带了兵器去召吕强。吕强得知，无奈而自杀。赵忠、夏恽还诬言吕强未审问而自杀，显然“有奸”，于是收捕其宗亲，没收其财产。

    当时丁肃、徐衍、郭耽、李巡、赵祐等五个宦者“称为清忠”，“不争威权”。赵祐还“博学多览，著作校书”，受到诸儒称赞。小黄门吴伉达观，知不得用，“从容养志”。

    张让蠹害招致民愤张让（？—89），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人。赵忠（？—89），冀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少时都在宫中做事，桓帝时为小黄门。赵忠以参与诛梁冀之功，封为都乡侯；延熹八年（公元5 年）黜为关内侯。

    灵帝时，张让、赵忠并升为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曹节死后，赵忠领大长秋。张让有个管理家务的监奴，“交通货赂，威形喧赫”。富人孟佗与监奴勾结，倾囊行贿，要求监奴设法使张让接见他，果然达到目的。众宾客见到张让接待孟佗，误以为孟佗与张让相好，都以珍玩贿赂之。孟佗将所得之物分给张让，张让大喜，便以他为凉州刺史。

    这时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人，都为中常侍，世称“十常侍”。他们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郎中张钧上书，指出黄中势甚，“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他建议斩十常侍，布告天下，就可平息民怨。灵帝将奏章宣示张让等人。张让等非常害怕，愿出家财以助军费，乞求恕罪。灵帝诏令他们照常办事，而怒问张钧难道十常侍竟无一个好人，张钧又上疏，坚持己见，但其奏疏被扣而不得上报。这时诏令追查为张角道者，张让等乘机唆使御史诬奏张钧学黄巾道，逮捕拷打，致使其死于狱中。实际上张让等多与张角“交通”，大耍两面派。后来灵帝得知消息，追问之。张让等推说是原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灵帝也就不再追究。

    张让等还借南宫火灾之故，劝说灵帝增收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并乘机搜刮各地材货，敲诈勒索，从中渔利。地方官“复增私调”，乘机捞一把。凡诏令征求，都由“中使”暗中操办，“恐动州郡，多所赇赂”。并且鬻卖官职，大郡太守之价达到二三千万，其余各有差价，名为“助军修宫钱”。官员赴任之前，先商定价钱，才能离去。不能如数付钱的官员，有的被迫自杀。“守清”而乞求不赴任的官员，都被迫遣去。

    当时新任命的巨鹿太守司马直，因有“清名”，减债三百万。司马直不忍割剥百姓以讨好皇帝，便托病辞官，上书极陈当世得失，吞药自杀。灵帝才稍事收敛。

    灵帝在西园（即上林苑）造万金堂，将司农征收到的金钱缯帛取来，堆满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建屋宇。灵帝即位前并不富裕，登位后由宦官协助大蓄私财，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由是得志，无所畏惮，并起第宅，如同宫殿。灵帝常登永安宫的瞭望台，宦官怕他望见其第宅，乃使中大夫尚但劝告灵帝“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从此灵帝不敢再登台榭。

    次年，缮修南宫玉堂。又铸铜人、大钟、天禄虾蟆、翻车渴乌、四出文钱等。复以赵忠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中平六年（公元89 年），灵帝死。大将军何进听了袁绍劝说，谋诛宦官，然计谋泄露。张让、赵忠等先下手杀了何进。袁绍勒兵斩了赵忠，杀了很多宦者。张让等数十人挟持少帝出走，被迫着急，遂投黄河而死。

    宦者评论《后汉书·宦者列传》说东汉自和帝利用宦者诛除外戚窦宪，对郑众封侯信任，“中官始盛”；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皆由宦者决定政局。信用宦者自有其缘故，“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纳）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故“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有些宦者非常狡诈，表里不一，“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于是宦者“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割剥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专横害政，以至“倾国”。

    宦者弄权，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封建皇帝不能不依靠亲信，大权就往往落在宦官手中。这主要是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第四十一章经学第一节汉代经学的历史意义经学，是指儒家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之学。因《乐》早已佚失，实际只有《五经》之学。

    秦和汉，对经学的态度，在表面上好像很不一样，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秦始皇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是以暴力的手段夺取思想文化上的最高统治权，为巩固他的**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汉推崇儒家，尊重经学，以利禄的手段争取思想文化的最高统治权，目的也是为巩固**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沉下了脸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②汉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儿宽，“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以上这些记载，表明汉代经学不是要实行儒家的主张，而是作为思想文化的最高形式来进行思想统治。汉代的这种办法比秦始皇的手段要高明，在统治效果上是起了历史性的作用的，但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否也起到什么作用，就须另论了。

    参看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九章。

    ② 《汉书·元帝纪》。

    《汉书·循吏传》。

    第二节秦及汉初经学的流传经学的传人在秦始皇下**令后，《易》以卜筮之书得不禁，《诗》为民间讽诵者多，也禁不了。实际上，《易》、《诗》和《书》、《礼》、《春秋》都各有传人，而且多逐渐形成一经多家的传授。**令曾为经学的流传制造了严重的困难，但并不能完全阻塞经学的流传。

    相传，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子木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这都是汉兴以前的事。汉兴，田何系六国齐田之族，徙杜陵，因号杜田生。汉初言《易》者，本之田何。田何三传而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之学，后皆立于学官。

    《书》在汉初有伏生口传本，有孔子壁藏本。汉兴，文帝欲立《尚书》于学官。闻济南伏生传之。伏生曾为秦博士。文帝想召他到京，但伏生年已九十余，不能行。文帝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业。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篇传授。伏生又传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生传同郡儿宽。此后，传授不绝，立于学官。壁藏孔氏本，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之，多伏生二十五篇，孔安国为之传。此本，东汉季年不传。

    《诗》，相传子夏所传。或称子夏传曾参，再传魏人李克，李克三传赵人孙卿子。汉兴，《诗》有鲁、齐、韩，毛四家之传。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号“鲁诗”。齐人辕固生，作《诗传》，号“齐诗”。燕人韩婴推《诗》之意作内外传，号“韩诗”。鲁人大毛公为《诗故训传》，以授河南人小毛公。相传“毛诗”亦源自子夏，子夏四传而至大毛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文帝、景帝之际，鲁、齐、韩三家均立于学官。毛诗在平帝时始得立于学官，而传播较三家为久远。

    礼，依《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部”所著录，有“经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官经》六篇”。此即后人所谓“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士礼》即《仪礼》。高堂生以后传《士礼》者，在宣帝时有后仓，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戴德、戴胜以其繁，分别删选为二书，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周官经》，景帝时河间献王所献，出世较晚，王莽时始一度立于学官。

    《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相传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谷梁》俱立于学官。这所说三传传授情况，不一一皆实。然三传越过秦火之灾，传授不绝，则确然可信。

    诸侯王的经学活动② 参看吴承任《经典释文·序录·讲毓》。

    当经学传人不断地出现并日趋众多的时候，诸侯王中也有人对经学活动深感兴趣而有助于经学的发展。这可以楚元王刘交和河间献王刘德为代表。《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

    《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汉初经学的发展形势在向朝廷提出决策的要求。是任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呢，还是掌握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朝廷最初不理解。后来理解了，便采取了措施，把经学掌握了起来。

    第三节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陆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陆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陆贾所论，引申经义， 以下夫于汉代博士的考证，据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

    《史记·陆贾列传》。

    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

    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40 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3 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博士秩卑而职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 《汉书·儒林传》。

    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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