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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庄公。出公逃奔于鲁。
庄公即位后，地位并不稳固。庄公三年，他在动乱中为戎州人所杀。卫人于是立公子斑师为君。齐伐卫，俘虏了斑师，另立公子起为卫君。但是不久卫君起又被大夫石圃所驱逐，起奔齐。出公自齐回国复位。
出公复位后，与贵族们很有矛盾。他想压抑贵族的势力，而终归失败。
出公因此又出奔越（今山东曹县附近），最后死于越。出公季父黔攻出公之 《左传》，成公十四年。
子而自立，是为悼公。悼公元年是公元前49 年，已进入战国时期。
卫国是春秋时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庄公、出公时的两次叛乱中，工匠都参加了。《左传》定公八年说“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可见工商业者在卫国有相当的力量，所以贵族不能不利用他们。
卫的衰亡及其文化卫国在战国以后，跟宋鲁一样，显得很衰弱，但奇怪的是，它苟延残喘到公元前254 年，才被魏所灭。春秋后期，郑国大夫子宽曾预言“郑先卫亡”。郑亡于韩，是在前375 年。看来这句预言是说中了。
卫的原封地，本来是黄河以北的殷墟。但春秋以后，北方的游牧部落迅猛南侵，邢、卫首当其冲。幸而齐和其他诸侯的帮助，卫迁于漕，又迁于楚丘，再迁帝丘。战国以后，卫迁于野王（今河南沁阳）。赵、魏、齐、楚为了争夺土地，宋、卫成为主要对象。但是它们谁也不能把宋、卫独吞。因此，在平衡或均势的形势下，宋、卫能延续很久。
公元前372 年，赵伐卫，攻取了七十二个小邑。以后二十年中，赵更取卫的甄、漆、富邱等地。此时，卫已危在旦夕。但是魏迁大梁以后，国力尚强。卫成了赵的附庸，是魏所不能容忍的。故公元前354 年魏为了救卫，围赵邯郸。次年，齐魏之间发生著名的桂陵和襄陵之战。在襄陵之战时，宋卫也来参战。公元前35 年，魏归赵邯郸，魏赵在漳水上结盟。卫从此就在赵魏两国的均势下维持着，直到公元前254 年魏向东攻取孤立在东方的陶，才同时灭了卫。
鲁、齐、卫、宋，地理上紧密相邻。但是卫在社会文化上更接近鲁宋，而与齐较远。孔子曾数次到过卫国。鲁卫的文化以春秋时的情形来看，无疑是以姬周文化为主流。但是它的地理环境，本是殷商以及虞夏、东夷等族的后人杂居的，因此，卫文化不能不融合着姬周以外的其他族的因素。根据《诗经》里的邶、鄘、卫三风看来，它们与郑、曹、陈等风很近似。从大范围说，它们反映了东方诸国文化的共同性、一致性。《诗经·鄘风·桑中》诗云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这首诗可以说是“桑间濮上”的代表。按《诗序》说“刺奔也。卫之公室**，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又如《诗经·卫风·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这首诗中的“氓”，可能是指小人或士。“我”是女子自称。她责备男人失信，没有按时使媒人来正式订婚，而是先幽会而后挽媒向女的父母订婚。这是我国少数地区中至解放前还流行的风俗。
自三十年代以来，河南浚县、辉县陆续发现卫国的墓葬，出土不少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玛瑙的首饰。在浚县辛村发现的青铜鬲，上有铭文可读为“卫夫人□姜作其行鬲用”。推其年代，可能是卫惠公或懿公之时。辉县琉璃阁的墓地是卫国迁都于楚丘后的遗址，时间不一，晚的可至战国。另外在这里还有魏国的墓，战国以后卫已成为魏的附庸了。
辉县出土的铜器中，有一个有狩猎、采桑图象的杕氏壶，最具特色，它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可以与《诗经》里的《桑中》等诗相对照。
鲁卫是贵族执政的国家。由于贵族的争权，常常发生君位继承的斗争。
如卫，被逐出国的就有惠公、献公、殇公（公子剽）、出公、庄公。庄公、出公本是父子，而竟发生君位的争夺，一个出国，一个入国。这个现象并不只是“乱臣贼子”造成的，而应该是古代贵族民主权利的表现。卫献公流亡在外的时候，晋侯对师旷说“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以为不然，他回答说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这一段言论，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是后来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根据。在师旷看来，“出君”之事固然是必不得已，但是君应该遵照神的意志，爱护人民，象父母一样，使他们能顺着性成长。如果暴虐其民，匮神乏祀的话，那么出其君也就是应该的。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主，这是我国古代的民主思想。
第三节蔡、曹周公旦、卫康叔兄弟十人，都是文王元妃太姒所生。长兄伯邑考，早死。次日发，即周武王。次叔鲜，封于管（今郑州附近），以参与武庚叛乱被诛。次即周公旦。次叔度，封于蔡。次叔振铎，封于曹。次叔武，封于成（今山东省泰安市南）。次叔处，封于霍（今山西省霍县）。次即康叔封于卫。次曰季载，封于 ，曾为周司空。在这十人中，武王、周公、康叔已分别在本编另有记述。其余，事迹多无考。蔡曹两国略有可记。因附于鲁卫两国传记之后。
蔡西周初年，蔡叔度以参与武庚的叛乱，被流放。周公承成王命，与车十乘，徒七十人。
据《史记·管蔡世家》记载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率德循善”，周公举胡以为鲁卿士。后来周公又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蔡初封，是在今上蔡，继迁至今新蔡。
蔡仲以后，经过七传，至僖侯时，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室东迁。在这一段时间，《史记·管蔡世家》于其世系外，没有别的记载。
春秋时，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也娶于陈。息夫人悼归、过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请楚文王假装来代息，而自求救于蔡，当蔡兵来息时，楚乘机击之。这时，楚国已经占领江汉流域，其势力已逐渐向东发展至汝颖流域，陈蔡等国已日益受到威胁。楚文王听了息侯的计谋，果然出兵，俘虏了蔡哀侯。哀侯因此被拘留于楚，过了九年，终于死在楚国。蔡人立其子肸，是为缪侯。缪侯时，齐桓公称霸。缪侯有投靠齐桓公的意思，故以其女弟为齐桓公夫人。桓公与夫人在船中游戏，夫人荡船，桓公不让她荡，她不听。桓公很不高兴，送夫人归蔡，但并未断绝婚姻关系。蔡侯也发了脾气，把他的女弟另嫁别人。桓公因此伐蔡。蔡溃败，缪侯被虏。诸侯为蔡说情，齐桓公才饶了蔡侯。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图霸失败，晋与楚继续争霸。在晋楚长期争霸战争中，蔡和陈郑等国都采取“两亲”的政策。蔡公子燮是主亲晋派，但是国人反对。陈国的庆虎、庆寅对楚国说，蔡公子燮与陈公子黄都是亲晋的，鼓动楚国伐蔡。因而蔡人杀了公子燮。
春秋后期，陈蔡等国已愈益衰弱，随时都有被楚灭亡的危险。公元前53年，楚灵王在申，他召蔡灵侯来会。灵王伏兵杀死了来会的蔡灵侯，灭蔡，以楚公子弃疾为蔡公。
公元前529 年，楚公子弃疾在蔡发动叛乱。这时，楚灵王正在前线乾谿（在今安徽毫县）。随从的官吏听到公子弃疾叛乱的消息，都纷纷离散。当灵王和右尹子革及左史倚相快到郢郊的时候，子革劝灵王在郊外等候、以观其变，他不听；劝他出奔国外，他又不听。后来灵王孤零零地在野外游荡，又饥又饿，终于被迫自杀。
楚国的变乱终于使公子弃疾夺得君位。这就是楚平王。为了缓和诸侯国家的猜疑和笼络陈蔡人民，应许陈蔡复国。楚平王立蔡景侯的少子庐为君，是为蔡平侯。蔡平侯杀灵侯之子隐太子。平侯死，隐太子之子东国攻杀平侯子自立，是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国内不断发生内乱。
公元前529 年，蔡昭侯去朝见楚昭王时，他自己穿着一件美裘。还有一件，他送给了楚昭王。楚令尹子常看到他们的美裘，要蔡昭侯也送给他一件。蔡昭侯无法满足子常的贪欲。令尹子常便把蔡昭侯拘留在楚，不让蔡侯回国。后来蔡侯没有办法，只好把身上的美裘送给子常，这才得回国。这时，蔡国实际已名存实亡。
蔡昭侯到了晋国，想依靠晋国出来帮助。晋国正因大夫专政，也不愿公开得罪楚国。公元前50 年春，以晋为首，在召陵会盟。蔡很不知趣，要求自己的位次排在卫国之上，互相争执。晋侯讲到蔡国是周成王时因管蔡之乱而被流放在宋、陈等国之间的，不能够与康叔之后的卫国相比，所以后来蔡终于让卫在蔡的前列。这年，蔡因从晋国之意灭掉了沈（今河南平舆县）。沈本属楚，所以楚国立刻发兵去攻蔡。蔡求救于新兴的吴国。就在这一年冬，吴王阖庐以蔡为先导，去攻伐楚国，发生柏举之战。楚与吴刚接触就被打败。吴军进入楚国郢都，楚国几乎灭亡。
蔡国越来越成为吴楚争夺的对象。公元前493 年，楚令尹子西率兵伐蔡。蔡侯害怕，一心一意投靠吴国，吴迁蔡于州来（今安徽凤台）。公元前49年蔡昭侯将朝于吴，蔡国的贵族反对。他们担心吴又将蔡迁徙，乃令贼利（人名）杀昭侯。昭侯被杀后，蔡又诛贼利，向吴国解说。蔡人以成侯继位。公元前479 年，楚灭陈。前447 年，楚灭蔡。
曹曹，是叔振铎所封国，在今山东省定陶。
春秋时期，曹国也是晋楚争霸所争夺的对象。它的外交，不是倾向于楚，就是倾向于晋。由于地近晋、宋，也就更多倾向于晋，而最后被宋所灭。齐桓公称霸，正值曹共公在位。公元前37 年，晋重耳由狄回国，经过曹、郑等国。据说，重耳在曹时，这位曹共公偷看重耳的骈胁（一种生理缺陷）很无礼。信负羁劝谏，不听。因此得罪了重耳。公元前32 年，晋楚发生城濮之战。楚围宋，晋伐曹卫以救宋，虏曹共公以归。城濮之战，楚败于晋，从此曹更亲晋。但是宋国却不放过对曹的侵扰。公元前45 年和前40年，宋连续伐曹，并包围了曹。前0 年，宋又围曹。以后，前492 年、前489 年和前488 年，宋连续伐曹。
公元前499 年，曹伯阳三年，国人有梦众君子立于社宫（社宫，社地），谋欲亡曹。曹的始祖叔振铎出来劝阻他们，说“请等待公孙疆。”众许之。天明以后，求公孙疆其人，却遍索不得。那个做梦的人暗暗告戒其子说“我亡，尔闻公孙疆为政，必离开曹，不要遭到曹祸。”这是曹国已将灭亡的前兆。曹伯阳好田弋之事。曹野人公孙疆亦好田弋，获得一只白雁去献给伯阳，并且给他大讲田弋之说，进而讲国家政事。伯阳非常喜欢他，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亡去。公孙疆以言霸，取悦于曹伯阳。曹伯阳于是背晋而干预宋国之政。宋景公伐曹，晋人不救。公元前487 年，宋终于灭曹，执曹伯阳及公孙疆以归而杀之，曹遂绝其祀（见《左传》哀公六年七年及管蔡世家）。
战国时期，定陶已成为宋国的工商业城市，是齐秦之间的交通枢纽，因而争宋也就是争定陶。齐灭宋前，秦国的范睢，齐国的孟尝君都因争夺定陶为封邑，因此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斗争。齐一灭宋，占有定陶，形势因此发生一大变化，各国由憎秦而憎齐，发动五国攻齐的战争，齐从此衰弱。
关于曹国的历史，我们所知虽然很少，但是《诗》三百篇却有曹风四篇，从反映的内容看来，其风土人情与宋、卫、郑、陈实在差不多。
第四节泗上附庸小国周初，分封诸侯，同时也有附庸小国的出现。泗上是众多小国所在地，而鲁是附庸小国的主要宗主国之一。关于附庸小国的记载，流传下来的很少。现在我们只能就眼下所见的仅有资料，略事整理，以见史事之概。
释附庸《左传》定公四年记载鲁国初封的情形说“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土田倍敦，在《鲁颂·閟宫》作“土田附庸”，《召伯虎■》则作“仆庸土田”。孙诒让、王国维认为陪敦即附庸，亦即仆庸，因倍、附、仆古音相同，故可通用，敦殆即庸字之误。但是附庸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却没有解释。《孟子·万章下》篇说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礼记·王制》与《孟子》所说略同。这样应以“附庸”一词为正，陪、仆都是假借字。庸为城郭外墙，“附庸”就是城墙外围从事农业耕作的劳动者。《孟子》与《王制》显然系指国家，附庸国家的人民也自然是附庸人民了。自上古以来，今山东至河南的东南部，曾经散居着许多氏族部落。按照“兴灭国，继绝世”的习惯制度，它们虽然历经改朝换代，换了几个新的统治者，但仍旧被保留下一小块土地，奉祀他们的祖先。例如，春秋时期山东境内还有黄帝、尧、舜及夏禹的后人，如姒姓、己姓、曹姓、任姓、风姓等等。它们不但有一小块地方，而且仍旧在父家长或氏族长领导下，过着聚族而居的生活。由于地方太小，人口不多，不能上达于天子，而只能依附于某一诸侯。如果以“附庸”为正，那么它们所在就是都城不太远的地方。这样的氏族、国家，大概就是孟子所谓“附庸”了。上引《左传》“因商奄之民”云云，必定是原来居住在曲阜的土著人民，被征服以后，除了那不甘心做顺民而逃亡者外，就只好做附庸了。由于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尚未破坏，人们还有一定的自由，所以他们不是奴隶。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爵姓存灭表》注明为“附庸”者，有邾、小邾、萧、鄣、颛臾、牟、鄟、极等。但是鄣，姜姓；极，姬姓。他们与齐、鲁同姓，不知何故也列为附庸。邾在春秋时期虽是附庸，但是它在齐国的支持下，国力相当强大，分为小邾、大邾两部分，屡与鲁国作战，打败鲁国，与天子和诸侯都有往来，为什么也是附庸呢？这说明，即使原是附庸，大国诸侯对它的统治并不严格，所以仍有恢复独立的机会。
关于附庸的社会和历史，我们至今所知很少。《论语·季氏》篇记载季氏将伐颛臾。孔子的学生冉有为季氏宰，因此向孔子征求意见。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子路）与求（冉有）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肖墙之内也。
这段话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对附庸进一步的了解（）鲁国初封时，其生产力还很低下，因此贫富比较平均，社会也比较安定。
（2）对于周围的氏族、邻国，征服以后，并未消灭，而只作为“附庸”，所以说“修文德以来之”。来是招徕归附的意思，并不是强制性的。所以孔子认为，在他们归附之后就应该好好地招抚它们，和平相处。
（3）颛臾是鲁的附庸，它的地方就在曲阜附近，所谓“邦内”，和季孙氏的费邑相邻。正因如此，季孙氏强大之后，就想把它并为己有。孔子预见到三家的陪臣已很猖狂，行将发生叛乱，所以说“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肖墙之内”。因此，“附庸”被解释为“负郭之田”，住着从事农业的依附农民，是有理由的。
以上是说附庸在周初与分封诸侯同时出现的。周宣王时，继续举行分封和附庸制度。例如《大雅·崧高》记载分封申侯于谢（今河南南阳市）时说因是谢人，以作尔庸。
以《左传》定公四年封鲁“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因商奄之民”的记载为例，可知此“庸即附庸之省称，就是说，被征服的谢人已成为申侯的附庸民了。又《诗经·大雅韩奕》诗记载韩侯分封的情形，非常生动。诗里说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这“因时百蛮”与“因是谢人”和“因商奄之民”语例一致，可证百蛮（包括秽、貊）已成为韩侯的附庸国或附庸民了。韩的地点应在河北以北，直至辽河之间，似不应在今陕西韩城。故诗里说“以受北国”。庸作墉，是城郭的围墙。壑是窖或护城河。藉是藉田，实亩是指私田。这大概是，百蛮被征服后已被组织于公社内，故有公田和私田的区别，并且在城墙外从事耕作。如上所说，附庸是处在被征服者的地位。由于他们还保留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土地、房屋等，因而它们虽沦为附庸，被迫在野外从事农业劳动，对征服者有一定的负担和贡献，但他们不是奴隶，而应该是依附农民。但是如果他们的民族、宗族或者国家已遭破坏，其田宅已遭没收，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必然更加悲惨，因而沦为奴隶。
泗上附庸小国自泰山以南至泗水一带，曾经有许多附庸小国。尽管在文献上并没有一一记载它们是附庸，但其实就是附庸，如郯、鄫、莒等国之为附庸是文献里明白记载的。春秋以后，它在齐国的支持下已经强盛起来，成为独立国家了。此外滕和徐也可能原是附庸，而也成为相当强大的独立国家。《战国策·楚策五》说“大王悉起兵以伐宋，不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有已。”战国时泗上十二诸侯还包括宋鲁。当时宋鲁已是弱国，但是决不是附庸。
邾，金文作鼄。传世邾国之器数件，制作精致，韵文铿锵可诵，与华夏诸侯的器物无别，可见春秋时它的经济文化已与华夏文化相等。由《邾公■钟》铭文自称为“陆终之孙”，曹姓，则它与徐楚等都是颛顼之族。《大戴礼·帝系》篇说“陆终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 氏。”按女 氏产六子，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则邾氏为曹姓之说，是可信的。邾与徐楚等可能都是从北方或东方沿海逐渐南迁，至西周时，邾已成为鲁国的附庸了。春秋时期邾已成为独立国家，并分裂为大邾和小邾两部分，犹之大宗和小宗一样。大邾原在今山东的鱼台县西南，小邾则是在今滕县之东。同在滕县南的薛城则是薛国，任姓。鄫在今山东峰县，姒姓。莒，已姓，在山东海边，春秋时也迁至莒县。这些小国大都是古代留下来的氏族，土地微小，人口很少。
春秋以后，齐国称霸，逐渐向东南发展，鲁、宋、郑、卫等国都常常遭到它的干扰，这些小国更不在话下。不过它也不能立刻明目张胆地灭亡它们，而是以它们为附庸，使它们成为卫星国和保护国，从而与鲁为敌。如邾本是鲁的附庸，春秋以后，齐国常常暗中支持它，与鲁作战。公元前39 年（鲁僖公二十一年），鲁伐邾，次年又伐邾，从此关系日益恶化。公元前09 年，邾又去攻伐鄫国而发生邾鲁战争。公元前555 年，晋会诸侯伐齐，并执亲齐的邾悼公。但是以后“邾人骤至”，屡次扰乱鲁国的边境。国内部也有亲鲁的，如公元前552 年邾庶其来投奔鲁国，就是一例。
滕国是一个姬姓小国，在今山东滕县西南。公元前7 年，滕已见于《春秋经》，可见它与鲁国的亲密关系。公元前72 年“滕侯薛侯来朝”，“滕薛争长”，即争行礼时位置的次序。薛侯说“我先封”。薛之祖先薛仲为夏的车正，所以他说“我先封”。滕侯反驳说“我，周之卜正也（卜官之长）。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鲁公听了他们的话，终于不得不请滕侯为长，薛姓为次。从这个故事看来，周初分封时，庶姓诸侯要低于姬姓诸侯，因而庶人也就必定要低于周人。
战国时期，滕国是著名的。据说滕文公时曾要实行“仁政”，因而孟子也曾到过滕国。同时还有楚国许行之徒也到了滕国，他们“愿受一廛而为之氓”，他们大概都是庶人，而孟子则是贵族，所以滕文公要在“国中授孟子室”，室包括奴隶和其它财产。许行之徒提出“君民同耕”，孟子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劳心劳力都是劳动。但是坚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提出国野的区分，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在春秋时期，这些泗上小国都衰弱了。但是它们仍苟延残喘地延续到了战国时期。后来它们不是被灭亡于齐，即灭亡于楚。
泗上小国，有的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氏族，有的是被征服的国家。它们在经济文化上，有的落后，有的并不落后。华夏诸侯往往以胜利者自居，视它们为蛮夷。在它们这方面，确也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自己的风俗习惯。例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朝鲁，鲁公在宴会时问他说“少昊氏以‘鸟名官’，是什么缘故？”郯子回答说“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接着他列举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祝鸠氏、鴡鸠氏、爽鸠氏等。孔子听到郯子的谈话后，去见郯子并向他请教，然后告诉人家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意思说，当时周人已经没有“以鸟名官”的制度了，但是周人也可能实行过这个制度，或夏商实行过这个制度，而当时却只有郯国还保留着这个制度，所以孔子说“学在四夷”。
东方诸侯国家在君位继承上往往“一继一反”，同时并行，并且保留贵族民主制，以及野蛮的人殉人祭的习惯。这大概也是夏商和东夷人的习惯，有的已经周人改革，有的却被保留着。”例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郯文公准备由邹迁都于绎，史官说迁都于绎“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民也。民既利矣，孤之愿也。”这种“天生民而树之君”的思想是古代贵族的民主思想，后来为孔孟所继承发扬。
清末以来，在泗上诸国遗址中发现许多青铜器，如鄫国的《曾伯■簠》，早有著录。解放后，在今湖北随县发现了随的墓葬、铜器等，铭文均称为曾侯，因此有人认为随就是曾。但随是姬姓，而曾是姒姓，还是疑问。
莒国是己姓。解放以后，在莒县发现了不少墓葬和文物。93 年，在莒县天井汪出土一批铜器，有编钟、鎛和列鼎等，其中壶盖上有蛇形的钮古文字“已”，作蛇形，己姓或是以蛇为图腾。从器形、纹饰、制作技术看，它们实与华夏诸国文物无甚差别，但是《左传》记载鄫、邾、莒、宋等国都还保留人殉人祭的野蛮习惯。莒县大店2 号墓，在花园村北有墓主棺槨和十具殉葬人棺，墓主为男性。南部为器物坑，有残马骨架四具，有青铜器、陶器。整个墓室底部中央有一腰坑，一狗，仍保持商代墓葬的传统。
第三章燕、齐召公奭、太公望以周开国重臣，建国燕齐。当时，燕北迫戎狄，而齐与东夷杂处。燕齐建国，对于拱卫周室，应有战略上的意义。后来，燕的活动在春秋时期始略有记载。战国时期，燕是七雄之一而比较弱小。然燕之立国历**百年，在姬姓诸国中最后灭亡。齐的国力富厚，以桑麻鱼盐之利见称于世。齐桓公的活动，开创了春秋争霸的局面。田氏取得齐国政权后，齐迄为东方大国以至亡。
第一节燕一个在殷代故国旧址上建立的燕燕，可能在殷商时期就是一个诸侯国家。《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是什么鸟，诗未另加解说。按《吕氏春秋·音初》说“有娀氏有二佚女，..帝令燕往视之”，这个“燕”字即对玄鸟的解说。如此说可信，则燕与殷商共属于玄鸟图腾的体系，而燕民或为殷民的一分支。
《说文》记述■的来源说“契，周封黄帝之后于■地，从■从邑，读若蓟”。契是殷商的始祖，那么■应该是契的邑，而不是周人始封，也不是黄帝之后。蓟就是今天津北的蓟县，古代应该包括今之北京在内。蓟当即■的同音字。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已在北京附近和昌平、易县等地发现了许多燕的遗址和墓葬，可以确证其为西周以来燕的所在。周封召公于此，可能就是征服了殷商时代的燕而后建立了周的燕国的。
在殷商后期卜辞里屡见箕或箕侯。箕族子孙繁庶，他们历任武丁至帝乙时的贞人并为诸侯。其中有一个叫做■的一系。他有许多铜器，上面都刻有他的族徽，作■■■或■■。■即燕字（吴大澂、邹衡说）。蓟箕也是同音字。冀，金文作■。契—箕—蓟—冀，是一脉相承的。
在古代，殷人、戎狄等曾杂居于易水以北一带。根据《商颂》记载这玄鸟遗下的卵，为有娀氏女简狄所吞食，因而生契。这个姑娘说是戎女，又名为狄，似可反映殷人与戎狄不但杂居，而且通婚。易水的地名，很古。它原是有易氏居住过的地方，易与狄是同音通用字，因此有易氏也就是有狄氏（王国维说）。传说契的后人王亥曾游牧于易水，而被有易氏的酋长所杀。王亥的儿子叫做上甲，他又杀死有易氏的酋长，而有易氏的地方遂被殷人所占领。现在我们在易县附近已发现许多燕的墓葬和铜器，尽管时代较晚，但是可以确证易水一带也是殷商时期燕的故土。
以上，是说明周代的燕是在殷代燕故国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当然，这只是说明有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完全肯定的决断。
北燕与南燕召公奭跟周同姓，也是姓姬。奭，是名。召，旧说是采邑，在周京畿之内。武王伐纣，纣既死，周公把大锁，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釁社，告纣之罪于天。武王封召公于燕。召公与周公均不就国，留佐王室，而各使儿子治理封国政事。周召的后裔也有人继续留在王室，仍称周公、召公。
成王时，召公为太保，与周公共理王都行政。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周公营雒邑，召公先之雒相宅，成王为作《召诰》。召公受封之燕为北燕。别有南燕。北燕在易水之北。南燕在易水之南。
《诗·大雅·韩奕》说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
这是周宜王时分封韩侯的诗。前人以三晋之一的韩侯当之，因此多谓韩即在今陕西韩城。此说实不可信。就诗的内容看来，此韩国所在应在南燕附近，故它筑城时，能为“燕师所完’。诗中说“因是百蛮，其追其貊。奄受北国”显然是在东北方，决不可能在陕西韩城。或说在今河北涿县，似稍近是。诗中还说“有熊有罴，有猫有虎”，也似北方的风光。但是这个燕应是南燕，因为南燕是姞，诗中明说“韩姞燕誉”，就是明证。
童书业教授提出疑问“北燕姬姓，明见于传（昭七年“燕人归燕姬”），何以南北燕同称“燕”而一为姞姓，一为姬姓。何以南燕只见于春秋前期，北燕只见于春秋后期，似前后相承接，或北燕为南燕之余支北迁者，故在春秋时均附于齐，然文献无证，惟有存疑。北燕在殷代已存在，周初召公又建国于此。《史记·燕召公世家》明言武王“封召公于北燕”，由于北燕距周偏远，故中原诸侯很少接触。春秋以后，齐桓公伐山戎以救燕。此燕明是北燕。童书业教授以山戎在太行山一带，怀疑“救燕”也是南燕，这是不对的。山戎，春秋初确在东北，与燕邻近，故能侵入，而齐救之。又《管子》等书记载齐桓公伐山戎时，曾经经过孤竹，令支，并顺便灭了它们。孤竹、令支原是殷商的后人所保留下来的氏族，正在齐燕之间。齐桓公“伐山戎以救燕”，这个“燕”当是北燕。春秋前期，南燕在齐的支持下，较为强大，春秋后期又渐衰弱，北燕遂崛然代之而兴，以致南燕不见于春秋《经》、《传》。书缺有间，固然难以详征，但揆之形势却是可能的。
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外城西北部已发现若干燕的文物，如饕餮纹的半瓦当、货币明刀，而且发现了水井。这些发现，为断定蓟所在提供了证据。近年在河北易县发现燕下都的城址，又证明了燕下都所在。易是燕下都，而蓟为燕上都。直至燕亡，燕一直以蓟为政治的中心。尽管河北北部商周以来为游牧部落出没之地，燕也始终没有放弃蓟的政治中心，以便向北向南都可以发展。
燕的振兴春秋时期，燕的国势是弱的，它在史书里没有能引人注意的活动。它在同各国的关系中，以跟齐的接触为多。有时还受到齐的干涉。《左传》昭公三年，“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之外嬖，公惧，奔齐。”又六年，“十一月，齐侯如晋，请伐北燕也。十二月，齐侯遂伐北燕，将纳简公”。又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欵于唐”。从这些简单的记载来看，环绕燕简公出奔及复国的过程，齐干涉燕，前后达九年之久。但战国以后，燕终于渐渐振兴起来，成为七雄之一，而比其它诸国要弱。它的国境东北，有林胡、楼烦以及其它游牧部落；东面与齐接壤，西南 《春秋左传研究》，第243—245 页。
则有赵和中山。
约在公元前35 年，燕王哙向往远古之制，要把王位让给其相子之，因而引起国内贵族的反对和齐的干涉。齐宣王大举进攻燕国，结果燕王哙和子之都为齐所杀，弄得燕国几乎灭亡。燕昭王在叛乱平息后即位（公元前3年）。他发愤图强，招纳人才。苏秦就是这时到达燕国的。燕昭王对苏秦的计划表示欣赏和支持。大约公元前300 年，苏秦奉昭王命，到达齐国。这时齐宣王已死，闵王即位。苏秦在齐的活动，似并不怎样顺利。公元前29 年，燕曾发动了一次对齐的进攻，结果失败。
公元前288 年，苏秦第二次由燕赴齐。这时正是秦昭王称“西帝”，并尊齐闵王为“东帝”之时。苏秦极力劝说齐闵王以“伐宋之利”，要“天下爱齐而憎秦”。这时赵国力也很充实，苏秦也怕齐赵联合，对燕不利，因此煽动齐国伐宋。公元前288 年，齐第一次攻宋，燕国也派兵助齐，使齐和缓了对燕的进攻。
公元前287 年，苏秦由齐返燕，并由燕赴魏，这是苏秦为了发动五国攻秦而到魏国活动的。是年十二月，苏秦得赵奉阳君李兑的帮助，终于联合了齐、楚、赵、魏、韩五国攻秦。但燕却因齐的阻力未能参加攻秦。燕昭王宁肯忍气吞声，不敢发作，仍与齐表面上保持友好。这次五国攻秦，实际上五国貌合神离，各怀目的，因而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公元前287 年下半年至前28 年上半年，苏秦由魏至赵。这时齐魏的关系已趋恶化，苏秦在赵的活动在于破坏齐赵的邦交，以减轻它们对燕的压力。但是他受到赵奉阳君李兑的阻碍，以致被拘。燕昭王对齐赵的结合深为担忧，几经曲折，才使赵国释放了苏秦。
公元前28 年，苏秦在齐，离间了齐赵的关系，使齐赵的关系恶化。就在这一年，齐灭宋，即由五国伐秦一变而为五国伐齐。
公元前287 年，赵魏首先率军攻齐。公元前285 年，秦昭王、楚顷襄王、赵惠文王等先后相会，然后发大军越过韩魏，向齐进攻。次年，秦昭王又与魏昭王、韩厘王相会，燕昭王也会见赵惠文王，于是实现了五国伐齐。公元前284 年，燕以乐毅为将，大举攻齐，在五国中最为勇敢。他直接进攻齐都临淄。六个月之间，连下齐七十余城。
但是尽管这样，燕国要想借此灭亡齐国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各国利害是不一致的。次年，秦攻伐韩魏，又次年攻赵，说明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在乐毅连下齐七十余城不久，燕昭王死，惠王即位。他改用骑劫代乐毅，对待齐国的降兵和人民非常残暴，因而引起齐人的不满。齐人以田单为首纷纷反抗。不久，齐又恢复了失地，驱走了燕军。这次齐燕间的互相攻伐，削弱了东方的势力，有利于秦的势力的增长。
燕的灭亡燕昭王时，六国以赵为最强，齐楚都衰落了。秦昭王采纳了范睢的建议，对内削弱了宣太后和魏冉的势力，对外则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因而三晋成为秦军事进攻的重点。自公元前25 年至前22 年，秦连续攻占韩魏的土地。公元前22 年，秦攻占了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割断了上党与韩本土的联系，从而酝酿了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与邯郸之战（公元前20—前258 年），连续给赵以重大打击。
但是燕武成王以后，燕赵之间的战争却增加了。公元前25 年，燕派栗暖、庆秦带大军攻赵，为赵将廉颇、乐乘所败，赵进围燕。次年，赵再度围燕。又次年，赵继续围燕。公元前243 年，赵派李牧攻取燕的武遂、方城。次年，燕派剧辛攻赵，赵派庞煖反攻，取燕军二万，杀剧辛。
公元前249 年，秦王政即位。公元前24 年，以赵为首，联合楚魏韩和燕五国攻秦，这是六国最后一次的合纵抗秦的战争，但是六国实际上已经衰弱，无力与秦对抗。在这紧急时刻，燕太子丹于公元前227 年策划演出了荆轲刺秦王的悲剧。荆轲的活动失败了，在秦廷上被杀。从此，秦加紧了对燕的进攻。
公元前227 年，秦派王翦带领大军攻燕，由易水直入蓟。燕王喜逃至辽东，斩太子丹以献秦。过了五年，即公元前222 年，秦又使王贲将兵攻取辽东，获燕王喜，燕遂亡。
第二节齐齐的建国和它的文化太公望，姓吕，名尚。据称，本姓姜氏，从其封地，故又姓吕。姜，羌，本是一字，太公的世系当属于西羌人。《史记·齐太公世家》“西伯将出猎，卜之，日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曰‘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主为师。”西伯即周文王，太公是文王的祖父，后来称作太王。
在文王兴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太公受到了重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盟津之会，太公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饰师，武王斩纣的次日，祭社告神，太公牵牲，史佚策祝。周初新政，太公多所参与。《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太公二百二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合计四百六十四篇。这些书当出于后人的依托，然亦可见其权谋兵法及某些方面的论议之为世所重。
殷灭后，太公受封于齐，建国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这曾经是许多古老氏族部落活动的地方。《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与齐景公谈到古乐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蒯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
这段话说到了齐国以前的各族兴亡史。最初居住在这里的是少皞氏的支族爽鸠氏，后来是虞夏的诸侯季蒯氏，又后来是殷商的诸侯逢陵氏，又后来是殷商的支族蒲姑氏，最后才是齐太公。他们一代又一代地留传下来，有的早被兼并，迁徙，如蒲姑氏，殷亡以后就渡过渤海湾而到了辽东半岛。他们在那里也建立了国家②。
据史载，齐初建国的时候，太公到营丘去，行动迟缓。他住在一个小客栈里休息。客栈的主人有意地说“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非就国者也。”太公听了主人的话，便立刻穿上衣服，加紧赶路。天大亮前，赶到了营丘。莱夷这时也已派兵来到营丘“争国”。这一故事说明齐是在与当地部落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莱夷散布于渤海一带，它们与齐国争雄。姜太公如迟一步，就可能会失掉机会。
齐国处在许多古老氏族部落及殷遗民的包围中，他不能不接受当地的文化，其中包括东夷文化和殷商文化。这里又有一个故事，说太公的儿子吕伋就国后三个月即往宗周“报政”。周公见他如此迅速回来，有些奇怪。吕伋说“简其礼，因其俗，故疾。“大概他感到要用周的统治方式去统治这一带的居民是不可能的，故不如“简其礼，因其俗，”以迁就他们。由此也可知齐、鲁的统治方式颇有不同。《史记·齐世家》记载“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这一世系是依庙号记载下来的，是以天干纪名，和殷商相同，而不同于周。据此，也可证明齐接受了殷文化。还有齐国的婚 均见杜注。
② 参考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下，979 年。四川大学学报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