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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编传记（上）

    第一章周第一节周周的起源及其迁徙周是继夏、商以后在黄河上游兴起的第三个王国。凡是华夏诸侯（包括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都是由它分封或得到它的承认的。华夏诸侯也都认它是“共主”，或者称之为“宗周”。

    周的始祖后稷是农业的发明者。稷是黄土高原上最先种植的耐旱的农作物，即今人所吃的小米。据说，后稷发明了农业，后人尊他为农神。关于他的降生，在《诗·大雅·生民》里有很生动的描写。《史记·周本纪》里把诗歌演绎为散文，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避）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

    这样的降生是受外物感动而生，可以叫做“感生说”，与殷商的祖先因吞鸟卵而生，可以叫做“卵生说”者不同。但是说有娀氏女为帝喾次妃，倒好象商和周同出于一个血统似的。

    《周本纪》记载周的世系，也很详备。自后稷至古公亶父，都是父子世袭，从一开始就是实行嫡长子继承。这是不可信的。因为周后稷卒后，子不窋立，这不窋已相当于夏代末年。《周本纪》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至古公亶父时，他们还仍在不断奔窜、迁徙之中，他们那里还能使父子世袭顺序地继承下来，而不致中断。《周本纪》的世系可能都是后人所补充或虚构的。

    周人原来与夏人杂居在汾水河水之间。汾本作汃。相传公刘迁居于邠，从分从邑，即是汾水附近的邑。邠的古文作豳，从两豕从火。“山”，象火形，不是山字。有的学者认为古代豳的地方，包括自山西西部到今甘肃陕西之间。这一带正是草木丰盛、野豕出没的地方，故豳字从火从豕，象以火焚田，驱逐野豕。

    由于戎狄的不断侵扰，公刘时又继续向今陕西邠县栒邑迁徙。《诗·大雅·公刘》篇记述其迁徙之事。诗虽作于西周以后，但是它描写当时迁徙的情景以及地理环境，还是真实的。如“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描写他们在公刘父家长的领导下，带着干戈干粮，作武装性的迁徙。又说“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描写他们刚到一个高地上，搭下帐篷，住了下来，有说有笑，甚为愉快。又说“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描写他们杀豕庆贺，用匏饮酒。他们共同拥护公刘为父家长。 徐中舒说。见其所著《西周史论述》979 年，《四川大学学报》，第3—4期。在公刘时，周人的农业得到恢复。但是仍旧无法避免戎狄的侵扰、压迫。因此，他们在父家长古公亶父的率领下，爬过梁山，沿着漆水沮水到达岐山周原。这次迁徙，孟子在他的著作里有很生动的描写，这可能是战国时邹鲁民间所流行的传说。《孟子·梁惠王下》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

    大王就是古公亶父。他也只是一位父家长而已。他在离开邠以前，召集耆老们前来商量。他说“二三子何患乎无君？”这“君”字正与《公刘》诗里所说“君之宗之”一样，“君”只与“宗”同义。他尽管对狄人百般地忍让，牺牲币帛，珠玉，犬马，都不能避免狄人的侵略，他不得不离开邠而继续远徙。

    周原在今陕西岐山武功之间，地方不大，但土地肥沃，田里的堇荼（野菜）甜滋滋的。诗里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当是写实。975 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经过挖掘，发现了宫室，更重要的是在这里首次发现周的甲骨文。这似可证明，周人迁到周原之后的一百余年中农业与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尽管这样，当时周的社会还只能是氏族社会末期，或刚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门槛。

    周文王“受命”称王，但仍是小心翼翼地服事殷纣王，作为殷商的一个诸侯。同时周又渐渐向东发展，到达关中的地方，在沣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当时黄河对岸有虞、芮两个氏族，因为发生土地争夺，相约到周找文王判断。但一进入周境，他们二人看到周人都很有礼貌，互相“让畔”，感到十分惭愧，于是不见文王就回去了。这一故事反映周人这时土地还是公有的，阶级尚只萌芽，所以有如此温文尔雅，和平亲切的现象。

    商周关系及周克商当周人正在东西奔窜的时候，殷商已处于武丁以后的晚期。甲骨文中已屡见“伐”周的记载，或又称周为“周侯”。但是商周发生关系，决不是从殷商晚期才开始的。《诗·商颂·殷武》里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氐羌是活动在今甘肃、青海至陕西境内的两个半农半牧部落。甲骨文中已屡见殷商诸王伐羌的记录。商人对羌人俘虏非常残酷，常常用于人殉或用为奴隶。殷商与氐羌可谓世敌，羌人与周人却世通婚姻。后稷的母亲姜原，就是羌族有邰氏的女子。所以殷商征服了氐羌（当然是部份的氐羌人），恐怕也把周人包括在内。

    根据文献材料和甲骨文看来，周与商有战争的一面，又有和平的一面。

    周自季历至文王时，他们都曾经联合殷商共同抵抗从北方侵入的鬼方、土方、■方等，因而得到商武丁、文丁的赏赐。季历还做了殷的“牧师”。尽管后来季历仍被文丁所杀，但是和平的关系却是主要的。文王时，周的国力已经强大，它已征服了周围的密须、阮、共和犬戎等小部落，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但就是这样，文王也仍然不改变小心翼翼以服事殷的态度。周这时对殷 参看斯维至《早周历史初探》，979 年《历史研究》第5 期。

    商的和平政策，可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不是一般的屈辱的表示。

    周原甲骨文中有一条“彝文武帝乙”之辞。文武帝乙是殷帝乙的异称，他是纣王的父亲。为什么在周原甲骨文中却有帝乙的名号呢？这可能是在周原有殷商的宗庙。殷纣王曾经到过周原，故有祭祀其父文武帝乙之辞。这反映了周文王时确已成为殷商的诸侯了。但另一方面，周文王已受命称王。所谓“受命”就是受上帝之命。《诗·大雅·皇矣》写道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这是说伟大的上帝从天上往下观看，从四方观察，寻找一个有光明德行的人，最后找到了季历的儿子文王，这就是接受上帝的命令而称王的意思。他称王以后，便开始征伐犬戎、密须（在今甘肃安定县），并打败了耆国（耆一作黎）。耆在今山西黎城，是殷商的门户，故耆被打败之后，殷祖伊感到畏惧，便去劝谏纣王。纣王漫不经心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他没料到天命是可以改变的，也没有觉察到周人是在积极地准备改变天命的工作。接着，周文王伐邘、伐崇侯虎。崇侯虎灭后，文王自岐下徙于丰。次年，文王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武王没有改元，继续用文王的年号，称作九年。他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傅，召公毕公为左右，继续文王的绪业。就在这一年里，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观兵是试探性的示威，并不是准备与殷商直接开战。他出发时，把文王的木主载在小车上，居于中军，自称太子发，意思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实际上是带着“血亲复仇”的性质。这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据说有八百之多。诸侯都说“纣可伐矣！”武王不可，罢师而归。过了二年，武王听到情报说，纣愈加昏乱暴虐。殷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纣有重罪，不可不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武王作《太誓》，指斥殷纣王的罪行，以激励战士。

    十二年二月甲子，天朦朦亮，武王的军队到达商郊牧野，他发表《牧誓》，再次指斥纣王的罪行以激励诸侯和战士的斗志。据新出土的《利■》铭文，可知武王所以决定甲子这一天与纣开战，是出于右史利观察星象而决定的。《利■》说珷克商，惟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在■■，易（锡）又（右）史利金。

    这甲子是一个大吉的日子，武王因此获得大胜。其实，这次武王的军队不战而顺利地进入了朝歌，是因为东夷人不肯为殷纣王卖力，发生哗变，纷纷倒戈，迎接武王。朝歌在今河南淇县，至今尚有遗迹，距安阳商都还有百里。据说武乙已迁都于此，故朝歌一失，商已无力抵抗。纣王于是纵火**。这次战争，是关系到商周一兴一亡的关键。虽然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战争，殷商在东方沿海的势力也未彻底消灭，但这是殷商灭亡的开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转折性的大事。它正与商汤过去灭亡夏朝一样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民”。这就是说，周代替了商，是有天命的，它建立了第三个古代王国。史书上对于此一事都有记载，地下出土的《利■》，可以与文献互证。周公东征及封土建国周公旦，是武王的四弟，成王的叔父。武王即位时已年老，克商以后不久，他便去世了。当时周已建国，但基础还很不巩固。东方沿海的东夷和殷商的势力也还威胁周的安全。成王年纪还轻，不能担当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势之下，周公不得不摄理国政而称王。这在《尚书》诸告中是有明证的。《康诰》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王”明是周公。因《康诰》是封康叔于卫的诰命，故周公说“孟侯，我的弟弟小子封”，只有周公才配称呼康叔为弟，封则是康叔的名字。倘若王是成王，就说不通了。

    周公的摄政称王，曾经引起周初政治上的一场斗争。武王克商之后，他清楚地意识到周本是“小邦”，殷商的势力还未消灭，他不得不把安阳淇县之间的土地分一部分，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使他统率殷纣王留下来的部队和宗族。他另分一部分土地给他的弟弟管叔、蔡叔，以监视、防范武庚和殷商的残余势力。但是武王死后，周公摄政称王，没有得到管叔、蔡叔的谅解。大臣召公也颇不满。他们便散布谣言说“公将不利于孺子”。武庚禄父于是乘机煽动东方徐奄、淮夷举行叛乱。在这危急关头，周公便毅然决然举行东征。召公、太公等大臣也改变了态度，共同参加东征。经过三年艰苦的斗争，终于征服了今山东全境、河北以北至辽东半岛。许多东夷人、夏商的后人以及前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氏族部落也被周人所征服，成了被统治阶级。

    这次周公东征是武王克商的继续，而且战争时间长，地域广阔，部落林立复杂，是一场剧烈的战争。这连孟子一向崇拜文武、周公为“仁义之师”的也不得不承认“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经过这次战争，殷商徐奄的势力被镇压下去了。一部分不甘心做顺民的便四处逃亡、迁徙。如蒲姑氏从山东半岛迁徙到辽东，渡海到了朝鲜半岛；盈熊等从山东沿海域经泗水到了江淮流域；秦赵从今山东、河北北部到了今山西、陕西北部。商周兴亡之际，是我国民族大动荡、大迁徙时期。秦赵都有玄鸟图腾传说。秦的祖先蜚廉无疑就是孟子所谓“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的那个蜚廉，他本人死了，他的子孙却一直向西北迁徙，终于在戎狄中成长壮大，后来建立强大的秦国，最后由秦统一中国。赵，就是后来的三晋之一。

    现在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统治从黄土高原到黄河南北以及沿海的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周的办法是实行大规模的封建，分封本族兄弟亲属到各被征服地区去建立国家。古代的国是指城邑。周的封建，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谓“封建”，这已是不必再交待的了。

    周室始衰成王、康王时期是周室的极盛时期。史称“成康之际，刑措四十年不用”，意思是说，对内社会安宁，对外也无战争。但是到了昭王穆王以后，周室便开始衰落了。

    昭王向南用兵，征伐徐楚。铜器铭文有许多关于此事的记载。如《过伯■》说“过伯从王南征，伐楚荆。”《■■》说“■从王伐荆”。《竹书记年》记载昭王南征，说他从十六年至十九年对楚连续用兵，十九年昭王“丧六师于汉”。

    《孟子·滕文公下》。

    穆王时期，西北的犬戎十分活跃，其足迹已到达泾水上游。穆王出征，只获得四白狼四白鹿归来。这四白狼和四白鹿，当不是动物，而是犬戎部落的图腾，这就是穆王获得犬戎白狼白鹿八个氏族首领。有的学者推测，犬戎可能就是起自西北的白狼，所以他们的图腾都是白色。这次穆王征伐犬戎前，大臣祭公谋父曾经劝谏他不要出兵。他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就是说，应该采取怀柔、宽大的政策，而不应该进行战争。穆王不听祭公谋父的劝谏，反倒举行大规模的西征。有一部《穆天子传》，记载他的旅程很为详细。他看到许多奇花异草，珍禽野兽，还见到美丽的西王母，流连忘返。虽然这里有些神话、巫术色彩，而且地理亦难详考，但穆王西征，确是事实。

    当穆王尚在西征途中，淮水流域的徐偃王乘机反周。穆王闻讯，立刻命赵的祖先造父迅速驾车回国。“徐偃王”这个名号很有问题，而且时间与穆王的时期也不符合，因此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徐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自今山东东南到江苏、安徽淮水一带，都是他们活动的地方。后来楚人西迁到达湖北陕西交界的地方，而徐和舒仍在这一带活动。

    宋代出土的《■■》记载了厉王时“南淮夷”进入洛水伊水之间。厉王命■出征，打退了南淮夷的侵略，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杀了南淮夷一百人，捉了四十人，又夺回被南淮夷取去的俘虏四百人。南淮夷中，以徐为首领。这次战争，表面上是厉王取得了胜利，而南淮夷之强大也可以想见。

    这次西周的兵力分布于三个据点一是“殷八师”驻在殷的故地朝歌，以对付东夷，镇压殷人。《小臣■■》说“命伯懋父（即康叔的儿子康伯懋）以殷八师征东夷”。二是成周八师，驻在周初营建的成周洛邑，主要是保卫成周，镇抚南土。《录卣》说“王命■曰揸（今）淮夷敢伐内国，汝以其成周师氏，戍于叶■。”成周师氏即成周八师的师氏。《竞卣》说“惟百■父以成师即东。”成师也即成周八师。南淮夷作乱，即用成周八师前去征讨。三、是西六师，驻守丰镐，拱卫周的本土。在西周全盛时代，这里就不需要象殷八师和成周八师那样多的兵力，故只设六师。穆王时期的《蠡尊》说“王命蠡司六师暨八师”，六师就是西六师，八师就是殷八师，都由蠡一人率领。看来殷八师的地位，已不如周初那么重要，或者已退驻于西土。

    昭王南征不返，这时周的力量已不能控制南方。穆王继昭王之后，只好在南方建立防线，派兵戍守。这在许多铜器铭文中都有记载。

    《史记·周本纪》说“昭王之时，王道衰微”，“穆王即位，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道衰微”，可见周王室的最高统治一步步走向衰落的过程，不到周室东迁，就已开始了。这时周室内部社会矛盾随之增长。厉王晚年信任荣夷公。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艰”②，由此引起贵族的反对。这“好专利”，究竟是什么呢？按照周制，土地王有，但是王应把土地财产赐给贵族，贵族可以世袭占有，但是只有占有权而无私有权。现在厉王听从荣夷公“专利”，就是厉王使用土地王有的权力，取回贵族占有的土地。《诗·大雅·瞻卬》说“人有土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这虽然说的是幽王时的情形，但是厉王时已开其端，以致愈来愈加严重。厉王为了防止贵族和平民反抗，还使卫巫“监谤”。大家不敢说话，在路上见面，用眼 关于殷六师、成周八师、西八师的解释，从徐中舒说。

    ② 《国语·周语上》。

    睛默默地表示反抗。大臣召公劝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他要厉王“宣之使言”，使国人有说话的权利，要象治川一样，不能用壅土的办法，否则一旦决裂缺口，就更加危险了。“国人”，本来就是住在城里的贵族（自卿大夫士以至小人）都是有相当政治权利的，所以召公这样说。厉王不听，终于发生了国人叛乱，把厉王驱逐出国。厉王最后死于彘（今山西霍县东北），没有回国。这次国人叛乱，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件政治大事。

    宣王复兴厉王被逐出国，发生于公元前84 年。从这一年到公元前828 年，共十四年，没有立王，而由贵族周召两公执政。一说是由卫国的共伯和执政。我国从公元前84 年起，开始有了顺序的纪年，这也是我国史学发展上的一件大事。

    十四年以后，即公元前827 年，厉王的儿子静，在贵族的拥护下即位，是为宣王。宣王时期，对付西北的ǎ狁和南方的淮夷，都战果辉煌，出现一个复兴的局面。但是他无法制止内部社会矛盾的发展，因而在复兴以后，接着就是西周的衰亡。

    宣王时最大的敌人是ǎ狁，它曾经深入泾水洛水之间。《诗·小雅·六月》说“ǎ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据说焦获在今陕西三原。镐，即镐京。方，金文作“■”，从艸从方，与“丰”象草木丰盛之形相似，故方可能就是丰镐之丰。由此可见，ǎ狁的踪迹已经到达周的京城附近了。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周以尹吉甫南仲防守丰镐，加强防御，命方叔率领大军抵抗ǎ狁，一直打到太原（太原的地方已难详考，意即大平原）。此后，宣王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据说这就是宣王的“藉田”所在。在与姜氏戎作战以前，宣王已“不藉千亩”了。这可能是因为姜氏戎已经占领了千亩，所以宣王废止藉田之礼。姜氏之戎显然与ǎ狁是同伙的，所以ǎ狁败于太原以后，它又向周挑战于千亩。

    周宣王时对ǎ狁的战争，铜器铭文记载颇详，可补充文献之不足。从《兮甲盘》、《虢季子白盘》和《不其■》等的铭文看来，战争的地点似集中于洛水上游。宣王消耗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总算得了胜利。他封韩侯于韩。从《韩奕》诗的内容看来，韩应在今河北北部，与南燕接近，其目的正在防御北方的游牧部落。

    宣王与ǎ狁作战胜利之后，把姜氏之戎等迁移到了南方（在今河南南阳盆地），给他们建城。《崧高》就是歌咏封申侯于谢的诗。《诗·大雅·江汉》和《常武》等都是叙述召伯虎征伐淮夷有功之诗。

    第二节东周西周灭亡及平王东迁公元前78 年，宣王子幽王即位。宣王末年以来，西北干旱严重，又发生地震，游牧部落乘机侵入。周太史伯阳父根据阴阳五行的学说，认为这是周将灭亡的预兆，这时，洛、泾、渭三川都干涸了，岐山也发生崩塌的现象。幽王宠爱褒姒，要想废掉申侯的女儿申后。褒姒是姒姓褒的女儿（褒在今陕南褒城），申侯是姜姓，因此就引起了姒姓与姜姓之间的斗争。褒姒生子伯服。按照嫡长子继承法，申后所生子宜臼应立为太子。但宜臼不得立，而伯服却被立为太子。所以伯阳父说“祸成矣！无可奈何！”

    《诗·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和《小弁》等诗，都是刺幽王政治昏乱的。但在刺宣王的诗里，如《我行其野》等，已可见宣王时实际已埋伏着祸乱的根源，而幽王时终于爆发出来。公元前77 年，申侯与犬戎联络，进攻幽王。诸侯都不来救。犬戎与申进入丰镐，幽王急忙逃到骊山，被骊山之戎所杀。伯服逃到晋国，晋有立伯服之意。前太子宜臼逃到申国，也有一些诸侯拥护宜臼的。申侯方面的势力要大于伯服，终于晋侯又杀死伯服。宜臼即位，是为平王。

    这时关中已充满了戎人，宫室文物都被毁坏，土地荒芜。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继续建国，是为东周。后来西周故土由秦所收复，秦于是列为诸侯。洛邑的都城，早在周公时就已建筑，是由成周（洛阳）和王城（今洛阳西）两个城组成的。平王东迁，居于王城。从此历史上称丰镐时期的周为西周，东迁以后为东周（前770 年—前47 年）。

    东周的衰微周室东迁，王室衰微，政权下降。其时强大的诸侯，有齐、晋、楚、秦相继称霸，出现了所谓“政由方伯”的局面。这时期，周王室内部也发生王位争夺和卿大夫专政的现象。平王和桓王时（公元前79—前97 年），郑庄公为周卿士，以后，虢公也为平王的卿士，因此发生郑虢争政。周召二家原是周公召公之后，其后周公黑肩为卿士，与虢公分权。庄王时（公元前9—前82 年），周公意欲弑王。辛伯与王共杀周公黑肩。以后，由虢公执政。僖王初，齐桓公称霸。周公忌父执政（公元前8—前77 年）。

    惠王初（公元前7—前52 年），发生王子颓之乱。惠王夺大臣边伯等的园林为囿，作为田猎场所，因而边伯与王子颓共同作乱。惠王放于温，不久又逃到郑，国人立王子颓为王。郑杀王子颓，复送惠王入国。惠王之时，周公忌父与虢公并政。

    襄王立（公元前5—前9 年），又发生王子带之乱。襄王母早死，惠王生叔带，有宠于惠王。叔带与戎狄合谋，共伐襄王。襄王击败叔带，叔带逃奔齐国。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子带之乱遂告平定。公元前38 年，子带复归于周。公元前3 年，郑伐滑（今河南缑氏县）。因为滑是姬姓国，故襄王请郑放弃对滑的战争。郑不听，反而把王派去的使臣捉了起来。王大 虢原在今陕西宝鸡虢镇，周东迁时，它随着迁到今河南三门峡。

    怒，将用狄人的兵力去攻打郑国。富辰谏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子颓之乱，由郑之由定，今岂以小怨弃之？”王不听，终于以狄兵攻郑。王很感激狄人，将以狄女为后。富辰又谏曰“王弃亲亲狄，不可从。”王又不听。过了两年，王又把狄后废掉，狄兵于是攻王。襄王出奔于郑。

    王子带取襄王所遗弃的狄后，同居于温（今河南温县西）。襄王告急于晋，晋于是进攻南阳。当时，这一带还是戎狄与姬周杂居的地方。晋诛叔带而送归襄王于周。这事发生于公元前35 年，正当晋文公宣扬“尊王攘夷”的时候。

    顷王、匡王、定王期间（公元前8—前58 年），晋楚争霸，势均力敌。邲之战，晋为了救郑，与楚战于河上而败。这是在城濮战后，晋楚之间的第二次大战，但晋仍是楚的强敌。楚庄王时，楚又不断伐宋、伐郑、伐陈。楚庄王灭了陆浑之戍，路过洛邑，问鼎的大小轻重，但是总不敢妄动。鄢陵之战，晋胜楚。从此，华夏诸侯内部贵族专政的局面已经形成。

    公元前544 年，周景王立。他宠爱王子朝。他是庶子，按宗法是不当立的。景王未及立他为太子，已经死了，因此引起了王子朝之乱。但国人不拥护他。立景王的长子猛为王，是为悼王。子朝攻杀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子朝竭力抵抗，敬王不得入。过了四年，晋景公率诸侯之兵攻入周，敬王才得即位，子朝屈服。公元前529 年，子朝之徒再次作乱。敬王逃到晋国。次年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

    这次王子朝之乱延续达十六年之久。据王子朝告诸侯书说“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制乱天下”。又说“晋为不道”。单、刘，是当时周的卿士。可见这次叛乱，有内部贵族的煽动，还有诸侯也参与其事。

    东周的分裂及其灭亡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以“尊王攘夷”为旗号，结为联盟，抵抗夷狄（包括秦楚），因此，“周德虽衰，其命未改”。战国以后，客观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周王室已名存实亡了。

    战国时期，早已不是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局面，血缘关系趋向淡薄。战国时，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持宗法封建秩序，而是在掠夺土地和人民。

    公元前344 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已开始诸侯称王。公元前325 年，秦惠文王称王，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王”。楚在春秋时期，就一直称王。诸侯称王事实上已不承认周为宗主国或者共主了。

    战国以后，周本来很弱小，内部又不断发生王位的争夺。到考王时（公元前440—前42 年），他自居于洛阳（成周），封其弟揭于河南（王城），是为西周桓公。桓公卒，子威公伐立。公元前37 年，威公去世，少子根和公子朝争立。韩、赵两国帮助少子根即位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是为东周惠公。这样，周已分裂为西周（以河南为中心）和东周（以巩和洛阳为中心）两个小国。它们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公元前25 年，以韩、赵为首的伊阙合从攻秦之战，西周也参加了。失败后，西周君献出了土地和人民，就灭亡了。前249 年，秦又攻灭了东周。从此，距秦统一六国已不在远。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第二章鲁、卫鲁卫是周王朝的兄弟之邦，在周初镇抚叛乱、夹辅王室的活动中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鲁一直以守周礼见称。孔子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在政治上，卫也有类似于鲁的传统。

    第一节鲁周公和鲁国鲁国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的封国。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文王在时，旦为子孝，并且富于仁心，和一般兄弟不一样。武王即位后，旦辅助成王，卓有功勋。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同行。十一年伐纣，在牧野，大败殷商军队。纣知大势已去，便**而死。周公拿着大钺，召公拿着小钺，一左一右，夹辅周王，衅社祭天，告纣之罪。这时，在黄河下游和东方沿海，还有殷商和东夷的势力。因此，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继续统治殷商王畿以内的一小块地方，并使管叔、蔡叔监视他的行动。

    武王已克商，但沿海东夷尚未安静。武王有病，群臣都很担忧。太公召为之卜。周公说“不可使我先王担忧！”愿以自己的生命作保证，替武王祈福。于是设三坛，向北站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和文王。史册作祝辞说“您们的元孙武王发，勤劳过度而生了病。三王在天之灵应该保护子孙。旦愿意代替发。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发不如旦，所以不如让我代他到上天去服务，而使发治理四方，安定子孙于下地；不要使四方人民胡作非为，无所敬畏，以致失掉天命。我现在用元龟占卜。您们三王如果应许我的要求，我以璧圭奉献，等待您们的命令。您们如果不应许，我便撤走璧圭。”周公对天和祖先表示忠诚，甚至带着威胁的语气。史册祝辞毕后，再行占卜。卜人说“吉”。卜与史册的祝辞完全一致，都是“吉”。周公心里感到高兴，把史册的祝辞放置在金线编制成的柜子里（叫做“金縢”），并命令保管的人不对外言。后来武王还是死了。那时武王的儿子成王涌，年龄还小，当时国家行政命令，都出自周公。因此引起他的兄弟管叔、蔡叔的猜疑，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指成王）”。周公于是对太公望、召公奭解释“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②但是管叔、蔡叔仍不谅解，居然参加了武庚和东夷的叛乱。周公和召公、太公毅然举行东征。三年，东征胜利，实行封建，封召公奭于燕（包括今河北北部到辽河一带）；封太公望于齐（包括今山东潍水到山东半岛）；封周公于鲁（包括山东的东南部），与齐以泰山为界。这是周东方诸侯中最重要的三个国家。

    周公、召公和太公都未亲自就国。东征胜利后，他们三人都回到了周，而由他们的儿子去分别统治鲁、燕和齐。当时周公、召公、太公同心协力辅 见《尚书·金縢》及《史记·鲁周公世家》。《金縢》可能传自史官，不一定是原文，但可以知道周公的思想信仰。

    ② 《史记·鲁周公世家》。

    政，而周公的地位要比召公和太公更高，他作为冢宰，百官都听命于他。据说，周公摄政只七年。成王长大了，他就还政于成王。周公摄政期间，他“制礼作乐”，奠定了周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这在今《尚书》里，诸如《康诰》、《洛诰》、《酒诰》、《顾命》等篇中，还可以看出一二。孔子说得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虽然很羡慕周文化，但他也认为，周文化也还有夏商文化的因素。

    周公对于周王室有很大的功劳，所以鲁在诸侯国家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至春秋礼崩乐坏时，当时人还说鲁“犹秉周礼”。

    鲁的建国及国野制度周公初封原在今河南鲁山。周公东征胜利后，占领了徐奄，才把鲁由鲁山迁徙于今山东曲阜，仍称其国为鲁。

    曲阜原是徐奄的地方。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徐奄人民被迫向江淮流域迁徙，留下来的就成为鲁国的附庸。《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商奄也就是少皞的后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说“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淮夷、徐奄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按《史记》这一记载，可能有误。因为周公东征，伯禽随行，则伯禽即位应在管蔡之乱以后。《肸誓》即今《尚书》的《费誓》，费亦作粊、鲜、狝，在曲阜之东郊。这都是同音通假之字，实即一地。伯禽为了镇压淮夷、徐戎，在费宣誓作战，时间亦应在伯禽即位以前；或者是即位之后，仍有淮夷徐戎之乱。春秋以后，鲁与淮夷徐戎也仍不断发生战争。《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孙星衍注云“《左传》说古者百里之国，三十里之遂（隧），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国，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国，九里之遂，三里之郊。”据此可知，在古代，国（城）以外就是郊（遂与国之交界，故曰郊），郊以外就是遂。这就是国野制度。国（城）中居统治阶级，野（遂）居被统治阶级。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待遇也不同。《费誓》先对国人说你们要把甲胄、干戈、弓矢都准备好。你们要把牛马拉好，把井、穫（井、穫都是为捕获野兽而设的陷井）杜塞起来，以防牛马误堕其中。如果伤害牛马，就要受到常刑。你们的牛马，臣妾（奴隶）逃跑了，不要离开军队去追赶。如果离开军队去追赶，就要受到常刑。你们不敢抢夺人家的东西。有敢逾越垣墙，盗窃人家的牛马，引诱人家的臣妾，要受到常刑。甲戌那天，我要征伐徐戎，你们要准备好自己的干粮。准备不及的话，要受到大刑。

    原文比较难懂，其实却是很朴质的语言。这里主要说话的对象是战士，是征服者。他们是军队中的骨干。他们要自备弓矢、干戈以及粮食。他们还有在战争中所俘虏的牛马、臣妾（男女奴隶）。周公伯禽告诫他们不要违犯命令。如果违犯，一般的处分是“常刑”，大刑就是斩首及其它肉刑了。下面接着又对被征服的野人说你们要准备桢和榦。甲戌前，我在战地上要用的，都要你们供应。

    否则你们和你们妻子就要都没为奴隶。你们还要准备刍茭（草和干草）。如果准备不足，你们要受到大刑。

    由于野人是被征服者，不但语气极其严厉，而且一来就是“大刑”。你们和你们妻子都要没为奴隶，原文是“汝则有无余刑非杀”。一般来说，被征服者是只供应战争用的器材、草和干草而不上前线。

    关于国野的区别，这实在是最可信的史料。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又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战国时，国野制度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已解体了，但是孟子认为国野是两个阶级，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这是有根据的。国人什一使自赋，就是他们只当兵和出兵赋。而野人则是“九一而助”，还保留着殷人的井田制。君子与野人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按古代的等级制说，野人中主要就是庶人。（工商居住于国中，但他们不是国人）他们比“皂隶”要高一个等级。按阶级来说，他们是“没有权利而只有义务”（恩格斯语）的平民。

    古代山东境内，氏族部落林立杂居。齐鲁对于它们的统治政策，是有差异的，《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着一个故事鲁公伯禽就封以后，三年才回京“报政”。周公问道“何迟也？”伯禽问答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但是以前太公封于齐，只五个月就回到周来“报政”了。周公说“何疾也？”回答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因此周公太息说“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显然是根据春秋以后的情形说的，因为鲁在西周并不太弱。但这一故事说明，齐鲁对当地的被征服者在政策上确有不同。齐国因循旧俗，所以比较简易。鲁则积极改革旧俗，推行周政比较严格。如国野制度，齐国在春秋齐桓公时才实行，即其一例。

    三桓的形成及季氏专政孔子概括春秋时期的历史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是孔子指西周时期说的。春秋时期是“天下无道”。鲁国公室衰微，没有争霸，但三桓专政，陪臣执国命。

    三桓是指桓公的三个儿子及其后裔。按嫡长子继承法，他们只能享受采邑，另立小宗，应该听从大宗（公室）的领导。在采邑内，他们是高级的统治者。在国内，他们又被公室所领导。但是他们世代享受卿禄，子孙繁衍，干预公室，因而造成私家强而公室卑弱，即孔子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但鲁国如此，其它诸侯国也差不多如此。孔子只是举鲁国为例而这样说的。《左传》隐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从这段记载看来，隐公是惠公的庶子。因为惠公嫡夫人没有儿子，故隐公只是“摄政”。《史记·鲁周公世家》补充说“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这比《左传》的记载更为清楚。 《孟子·滕文公上》。

    《论语·季氏》。

    值得注意的是诸侯国家里同样有“摄政”制。息，即隐公。允，即桓公。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2 年），到杜圃祭祀锺巫，为公子翚（挥）所弑，是为桓公即位。

    春秋初年，齐、鲁、宋、郑关系密切。桓公夫人系齐襄公的妹妹。桓公十六年，他带着夫人到齐国去。襄公因与妹妹间的私情，为桓公所察觉，派彭生与桓公同车，在车上勒死桓公。鲁国责襄公，襄生杀死彭生，把尸体送给鲁国以卸脱罪责。春秋时期贵族之间实行一夫多妻制，因此保存着许多群婚制的现象，而以齐国较著。襄公与其妹的关系，可以说是这种遗风的留传。桓公死后，太子同即位，是为庄公。庄公死，庄公的兄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都是桓公的庶子。他们及其后裔，即所谓“三桓”，逐渐成为鲁国的强宗。

    庄公病危，照习惯要预立太子。他征求弟叔牙的意见。叔牙说“一继一及，鲁之常也。”意思是要庄公立庶兄庆父。庄公心里不愿意，退而问弟季友。季友坚决拥护庄公的儿子斑，表示宁愿以死作保证。庄公说“叔牙想立庆父，怎么办？”季友以庄公的命令要叔牙到鍼巫氏那里去，使鍼季强迫叔牙饮毒酒自杀，而立其子为叔孙氏。这是叔孙氏的来历。公元前2 年庄公卒。季友立斑为君。庆父派国人荦杀了斑，而立庄公子开，是为闵公。季友因立斑失败，逃到陈避难。

    庆父非常凶横。他的子孙以他为始祖，建立宗族，号孟孙氏，亦号仲孙氏。这是孟孙氏（仲孙氏）的由来。

    庆父与庄公夫人哀姜私通。哀姜本来要立公子开。闵公即位后，她又与庆父合谋，想谋弑闵公而立庆父。庆父使卜 袭杀闵公。季友听到这一阴谋，与公子申奔邾。邾在曲阜之西数十里，原是鲁的附庸。季友想由邾潜入鲁国。鲁人内应，要杀庆父。庆父害怕，逃到莒国。季友奉公子申入国，立为僖公，申也是庄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贿赂莒国，要他们遣送庆父。庆父被迫回来，季友使人杀死庆父。这时，齐国已是桓公在位，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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