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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政治立场之不同，而且他们有共同参加国家大事讨论的权利。但是君子表现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小人却显得粗野、坚定。由此可见贵族与小人是春秋时期还存在的两个不同的等级。但是小人与庶人不同，前者有当兵的义务和政治权利，而后者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②。这两者是绝对不容混淆的。
但是春秋后期，由于国野制度的解体，庶人与小人的界限已逐渐缩小，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晋国的“作州兵”、“作爰田”，可能就是开国野制度破坏的先例。因此，文献记载上往往把两者混淆起来。如同是《左传》襄公九年说“其庶人力于农穑”，而襄公三十年却说“小人农力以事其上”，两者似乎也无区别。《孟子·万章》说“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至战国时两者确已合流为一了。
（四）皂隶以下，则是奴隶和隶属民等级。所以知之者，是因为尹无字家逃亡了一个看门的奴隶，才引起他对楚灵王说了“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这番话的。他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尚书”，可见司马迁曾学古文尚书，其文字与今文尚书略有不同。
《论语·季氏》。
② 这段记载，并见《国语·晋语》三，文字也大同小异。
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昔周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边逃主，革渊薮，故夫致死焉。
这段话都说的是关于追捕奴隶是合理合法的事。周文王之“所以得天下”，纣王之所以失天下，也与奴隶有关。前者在承认追捕奴隶的合法性，后者在收容逃亡来的奴隶。楚文王也有《仆区之法》。但是，我国古代的奴隶只是家内奴隶，而不是生产奴隶。
除奴隶以外，我国也有比奴隶地位略高的隶属民。上引《传》文中“仆臣台”，而下云“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陪台就是仆台，即“仆臣台”合成之词。仆、陪、附，古皆同音。故“附庸”即“陪敦”，庸敦则是形近而误。因此，陪台可能也就是附庸。它与罗马的隶属民似乎相似。（五）古代的等级虽然很多，但概括起来只有“上”、“下”两大等级或两大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上引《左传》说“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桓公二年说“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都是上、下相对他说。应该注意的是庶人也是被统治阶级，虽然庶人不是奴隶，而应该是平民，公社成员。因此，我们如果按阶级的标准来划分，应该是三大阶级，即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和士为贵族阶级。他们是国家的最高统治阶级，掌握全部政权和全部土地。小人、庶人、工商，是平民阶级。小人与贵族有疏远的血缘关系。在国野制度尚存在时，他们与庶人不同，有公社土地，有当兵和讨论政治的权利。后者却没有。所以小人可以算是公民。庶人则是平民。皂隶仆圉等则是奴隶阶级。
家属民即被保护民。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5 页。
凉山彝族等级很多，但是也可以划分为两大阶级，统治阶级称为“色颇”，意即“主子”；被统治阶级称为“节伙”，意即奴隶。其中包括“曲诺”。过去民族学者认为它们就是奴隶或隶属民，我认为应是平民。
第二节等级与阶级的关系等级、阶级和应缘关系古代社会的每一阶级之中可以分成若干等级，由若干等级构成为阶级，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但现今对于古代被统治阶级中等级间的隶属关系已经无法完全弄清楚。
统治阶级内存在着血缘关系，并以其亲疏远近，辈分大小，年龄长幼等定其爵位、等级。被统治阶级内部是否也有血缘关系呢？《左传》桓公二年说“天子有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没有饼到奴隶阶级。据此，庶人、工商（因为他们是平民）可能也有血缘关系，并且还有家族组织，不过没有象统治阶级那么严密的宗法系统。这一点，庶人（包括工、商）和凉山彝族的曲诺恰好相似。至于皂隶以下的等级之间，因为它们大部分来自俘虏，被迫作为奴隶，应该已经打破了原来的血缘关系（除非是整个民族或部落被征服者）。在先秦文献里虽然有称为若干家、若干室的，这只是指其配偶和儿女而言，不能说是家族组织。这，就是说，被统治阶级内部，尤其是奴隶阶级内部，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唯其如此，凉山黑彝贵族就自以为它们的血是最纯洁、最高贵的，而视被统治阶级为“杂种”、“贱种”。
在古代典籍中虽然没有凉山彝族那样**裸的有关血统论的记载，但是春秋时人还依然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原诸侯视秦、楚为“蛮夷”的，山东境内的附庸小国常被排斥于“华夏”之外。《国语·齐语》记载四民（士、农、工、商）说，“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这不是说他们的身分和职役也是世袭的吗？不但这样，连他们的居住区域也被划定界限，不使“杂处”，这不是和凉山黑彝在奴隶阶级中划分为“彝根”和“非彝根”一样了吗？但是庶人、工商只和统治阶级在血缘关系上有亲疏，而并不是奴隶。等级之间不可踰越一般说来，各等级间是不能升降和踰越的。只要一生下来是属于某一等级的贵族，也就永远是某一等级的贵族。礼本来就有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作用，因而贵族阶级内不但有关于婚丧，祭祀，朝聘，宴饮，御射的礼，极其复杂，繁琐，而且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用什么器物，都有明确的规定。谁如踰越，就是失礼或“僭礼”。然而贵族阶级内的等级只是上下级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隶属关系。贵族的权力是很大的。春秋时也还是如此。例如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他们联合起来，驱逐鲁君出国。晋赵简子问于史墨说“季氏出其君，而民眼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对曰“物生有二，有三，有陪贰。..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据此说来，诸侯是天子之“贰”，卿大夫是诸侯之“贰”。贰，犹我们今人所谓“副”。因此，当时鲁国季氏不 先秦统治阶级中有姓和氏的称号，而平民以下均无姓氏。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能认为就是“犯上作乱”的行为。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只是他老人家担心这样的事件多了，会妨碍等级秩序的作用。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②可见君臣关系是相对的。秦汉以后，君主**政体发展了，经学家过分强调君臣之间为隶属关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然被统治阶级是整个地隶属于统治阶级的，因此两者有一条不可踰越的鸿沟。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③，这句话原是从“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而来。本来对本族人民（中国）施行德治，对异族人民（四夷）施用刑罚（包括战争）。春秋以后国野的界限已逐渐缩小，德已成为具体的礼仪，但还不是成文法，故演变而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说，礼与刑的对象还是不同的。礼只施行于贵族阶级内部。对于被统治阶级则施行残酷的体罚。因此礼与刑成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一条绝对不可踰越的界限。但附带必须提到，统治阶级内部上下等级之间是可以互相通婚的，如天子的女儿可以下嫁于诸侯，诸侯的女儿可以上嫁于天子，卿大夫的女儿也可以上嫁于诸侯，但是在礼仪上还是有等级的区别的。至于贵族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却绝对禁止通婚。凉山彝族对此有绝对的限制，以保持其皿缘关系的“纯洁”。
总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的认识统治阶级内部虽然有严格的等级制，但并不是隶属关系，只是上下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关系。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是真正的等级隶属关系。被统治阶级是整个地属于统治阶级的，因此只有义务、没有任何权利。后者是被奴役，被剥削的阶级，前者是奴役、剥削的阶级。至于他们采取如何的奴役、剥削关系，所谓生产关系，是依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定。等级与阶级，尽管有如上所说的区别，但是历史不是一刀切的。在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长时期里，等级制仍以变相的形式存在着，它甚至遮盖了阶级面目。
② 《孟子·离娄下》。
③ 《礼记·曲礼》。
第三节春秋战国之际新的阶级出现春秋战国之际的新旧过渡春秋战国之际，旧的制度、旧的等级已经开始动摇，新的制度、等级以及新的阶级产生了。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渡时期。
春秋末期，有一次，齐景公和晏婴坐在路寝上，景公望着对面豪华壮丽的宫殿，感慨地说“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婴回答说“其陈氏乎？陈氏无有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锺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景公听了，问怎样才能改变这一情况。晏子说“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慆（慢也），大夫不收公利。”礼，在古代本来有维系社会等级秩序的作用，而齐景公时已失去这种作用了。本来确是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慆的，而今恰恰相反，民迁、农移、工贾变、士滥、官慆了。晏婴所谓的礼，当然是指旧制度而言，如在井田制度时，确是民不迁、农不移的。在“工商食官”制度时，工贾各有专业，确是工贾不变的。在等级制度时，确是可以做到士不滥、官不慆的。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礼崩乐坏”的局面终于愈演愈烈。
战国以后，铁器的使用已更加普遍。凡农具、工具以至女红所用的针都是铁制的了。这大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工、商业的进一步分工。恩格斯说“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守着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各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②这番话正好象是针对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情况说的。《孟子·滕文公上》载盂子和许行之徒陈相的对话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害）陶冶；陶冶以械器易粟，岂为厉农夫哉？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官中而用之？
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子人。天下通义也。”
孟子的话是极其富于逻辑性。他一层层地反问，使得陈相自陷于矛盾之中。从孟子的话中，可见战国时期确已由社会分工而产生农、工、商阶级、“治人”和“治于人”的两大对立阶级。许行之徒自称是信奉“神农之言”的。他们主张“君民益耕”，共同参加劳动。这正是原始的公社共同耕作制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许多氏族、部落的存在，因此还保留着公社的共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②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第0 页。
同耕作制。但是孟子所讲的井田制已经是等级和阶级对立下的井田制，即“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井田制。旧的形式而新的阶级关系，所以他反对许子之徒的“君民并耕”的主张。
春秋末期所发生的民迁、农移，工贾变、士滥、官慆的社会现象，为战国以后不同阶级的形成具备了条件。
士的流别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始见于《国语·齐语》，同时见于托名为管子所作的《管子·小匡》篇。四民作为阶级，应该产生于战国时期，《齐语》（非全部《国语》）可能是经过后人的篡改的。
士，本是战士，它是贵族阶级中的最末一个等级，而战国以后，它已经与农、工、商并列了。这确是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因为它既可以上升于大夫（所以称为“士大夫”），也可以下降于庶人（所以称为士庶人）。这时，小人与庶人也已经合流为一。
士的流别最为复杂，也最“滥”。战国以后，他们大部分可以凭着专有知识和一技之长，谋得衣食生活。上焉者做大夫的家宰、家臣，下焉者就只有做食客、游说、游侠、卜卦算命或者从事商业活动（如子贾、自圭等）。孔于从政失败之后，退而整理《诗》《书》，创立了“私人讲学”的儒家学派。他是我国第一个教师、思想家和教育家。战国以后，诸子百家争鸣，达到我国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期。
农民、隶农、佃农农民的来源，大部分就是古代住在野中从事农业的庶人。自井田制破坏以后，他们有的已成为“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个体农民，其次则为“隶农”、佃农、雇农等等。
在孟子的笔下，农民的日子似乎不坏，所谓“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他们在自己的住宅周围，“树之以桑”。畜养一点家禽、狗、猪等，“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再进一步“设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真是一幅自然美的田园风光。
但是孟子的话显然掺和着他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必须以统治者实行“仁政”为条件。如果不然，则“老弱转乎海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狗彘食人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总之，农民的处境还是很危险的。
“隶农”之名，最早见于《国语·晋语》晋武公时“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饗，为人而已。”可见他们对于其主人还有一定的隶属性，所以称之“隶农”。他们已经可以从主人那里获得一块“沃田”耕种。但是，勤勤恳恳地劳动，一年到头，自己留下的粮食还很少，只是“为人而已。”
佃农是租耕“豪民”土地的农民。雇农是受雇于主人的农民，其中也有长年和短时间的雇农之别。依《韩非子·外储》篇的描写，这种雇农已很少 参看《孟子·梁惠王》、《孟子·滕文公》。
隶属性。主人为了鼓励他们劳动的积极性，常常以丰富的酒食款待他们。如果不然，他们就可以到别的主人家去出卖劳力。陈胜、吴广也是佃雇农，似乎也是比较“自由”的。他们甚至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意识，对旧时代的等级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工商身份的变化在古代“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工商是不分的。他们在宫廷和贵族家里劳动，其衣食和原料都由公家和主人供给，所生产的东西都是为贵族享用的，不许在市场上买卖。工商的身分是不自由的，要在“工师”的监督下劳动。战国以后，这种制度已破坏了。同时从农民中也分化出来小部分的个体工、商业者。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农业和手工业完全脱离关系的商人也开始出现。不可忽视成国秦汉之际商业经济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对此有很生动的描写。这对不但出现了许多商业城市，而且已侵袭着周围的农村。“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农民纷纷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商人自己不从事生产，而他们贩运各地的土特产和手工业品，转手之间，便成了巨富。农产品、手工业品都成为商品，从而商品的商品——货币也发明了。司马迁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财富确乎已成为比政治权力还大的力量，使许多人心甘情愿地彼剥削、奴役。从而出现了旧的等级以外的“素封”阶级。《史记·货殖列传》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赋税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矣。素封者就是非出身封君而是庶人、农、工、商、贾等级的，而他们的财富收入可以与封君相比；是更徭、租赋的负担者。这是以前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富有阶级。
贵族内部的贫富分化春秋战国之际，贵族阶级内部也出现了贫富的分化。有的已穷困了，没落了，有的却成为富强的贵族。《左传》，庄公十三年，晋献公“患桓庄之族偪”，士■建议“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杜注“富子指桓庄之族”。鲁国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以季氏为最强。《论语·季氏》说他“富于周公”（指周公的后人）。可见强族必定是富有者，是“私肥于公”的结果。私家富强了，公家就衰弱了，没落了。
齐国的陈氏于齐景公时已开始强大。“在礼，家施不及国”的，而陈氏“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大夫不收公刊”，而他却是以“假公济私”的手段培养了自己的实力。春秋时期不但齐国的陈氏是这样，宋国的公子鲍，乐氏和郑国的子罕也都是用“假公济私”的手段赢得了国人的拥护，以取得了政权。《春秋》三传谴责他们是“僭礼者”，而僧礼者必然是僭富者。如郑国的大夫子皙，当时有人批评他“无礼而好陵上，估富而卑其下” 见《礼记·月令》。
见《左传》文公十六年，又襄公二十九年。
②，可见“无礼”正是“估富”的结果。
这些新贵与旧贵在血缘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们并不是凭借其血缘关系而获取政权与社会地位的，而是凭借其雄厚的财富获取政权与社会地位的。
② 《左传》昭公元年。
第四节商鞅变法的阶级政策礼法之争的问题商鞅变法，首先向秦孝公提出。他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保守派贵族甘龙、杜挚反对变法。他们说“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从他们的对话看来，礼和法只是古今时代的问题；礼和法应该相辅为用，是无可争辩的。但是礼本来只施行于贵族阶级内部，并且它是习惯法，不成文法。春秋后期郑、晋等国首先把《刑书》铸在鼎上，予以公布，遭到叔向等旧贵族的反对。这样一来，礼和法不但反映了古今时代之争，而且反映了旧贵和新贵之争。
战国以前，东方国家贵族执政，公室卑弱，从天子到诸侯，权力不断下降。礼已经失去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西方国家秦、晋等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提出以法加强君主**，权力集中于一身。提拔“军功”贵族，裁抑宗室贵族。这是礼法之争的主要原因。
春秋后期，郑、晋等国首先把《刑书》铸在鼎上，予以公布。这固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的法是军事法，后来，李悝、商秧变法，著《法经》和《秦律》也是以军事法来作为民法的，这些法是极其残酷的。法家无不主张严刑苛法，甚至认为轻罪也应用重刑，人民就不敢犯罪了。这谓之“以刑去刑”。因此法家的法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比如商秧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好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就是军事法为民法之一例。
二十筹级爵制与新旧贵族《史记·商君列传》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男女奴隶）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而无所芬华。”这一政策反对、裁抑宗室贵族而提拔新兴的军功贵族，是很明显的。但是应该注意，商鞅并不根本反对贵族的特权——爵秩等级制度，而只是把旧贵的特权转让给军功贵族，甚至这些特权还比旧贵更多更优越。
所谓二十等级爵制，这也是商秧根据秦的旧制而加以扩大和完成的。其等级名称是公士、上造、管 、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这二十等爵虽然与古代的五等爵名称全然不同，但骨子里依然保留着五等爵的原则的。其所以增加等级是在奖励军功，使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军功”的机会和权利。据新出上的秦简所见，不但平民，甚至奴隶、刑徒，只要能斩获首级，也就可以获得爵位，循序升级。虽然要获得高级的等爵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它比起血缘关系身分的世袭性，总算是给了人们一些机会。
二十等爵制只是以新的等级制代替了旧的等级制，如果获得爵位的话，它的权益不只是田宅、臣妾，而且可以按爵级获得供驱使的“庶子”。《商君书·境内》云“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这不等于说，除赐予奴隶以外，还可以获得服役的农奴了吗？此外，爵至五大夫以上，还可以有“赐税”、“赐邑”的优待。当然，要达到爵至五大夫以上，如果原是平民，是很不容易的。凡是有爵者，在犯罪时可以享有各种特权。重罪可以减轻，轻罪可以免除犯同样的罪，爵级高的可以比低的受到较多的优惠。这样，商鞅变法不但没有废除等级制，而且更发展了等级制，造成更多的特权阶级。土地国有还是私有《史记·商君列传》说“商秧废井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但是，废井田以后的田制究竟是什么呢？各家考释颇有不同。今据新出土的云梦秦简，可知商鞅实行的田制是国有制，即国家按农民户口授予土地的授田制。秦简《田律》云入顷芻、藁，以其受（授）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芻三石。芻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芻、藁相输度可也。因为自井田制破坏以后，大部分农民已失掉土地，有的农民成为个体农民或佃雇农。秦有大量的土地尚未开发，地广人稀，商鞅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使农民既耕且战，不得不将农民按什伍编制起来，授予土地。原来残余的、或被旧贵所侵占井田的阡陌、封疆破坏了，新的田制只是扩大了每亩的单位面积，却仍是井田的形式。此其一。同时，土地既是全部为国有的，已无须有公田和私田的区别；农民所有的土地由“私田”而成为份地了。此其二。春秋以后，东方国家的井田也逐渐被“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公社农民实际成了贵族的农奴（助耕公田等于徭役地租）。商鞅变法，由国家授予土地，农民则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负担赋税、徭役。在变法之初，是可能做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的。此其三。《商君列传》谓商鞅“废井田”，而《汉书地理志》作商鞅“制辕田”。按“辕田”即“爰田”，是春秋初期晋国已经实行了的。秦因生产力较晋落后，地广人稀，直至战国初才实行。《汉书》颜师古注引曹魏时张晏、孟康等人的解释，是由“三年一爰土易居”的办法而变为“自爰其处”，即由公社以三年为期重新把公社全部土地调整、分配的办法，而变为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轮流换耕的办法。这是必须以生产力、生产技术的发展为前提的。虽然按照《汉书·食货志》的记载“二十授田，六十还田”，但是实际上农民可以长期占有土地。此其四。
以上四点是商鞅变法的新田制的实质。商鞅变法本来只为“富国强兵”。白秦孝公时起至秦始皇，连年不断对外战争，赋税、谣役的负担日益加重，加之严刑苛法，人民动辄犯法，奴隶、刑徒的数量超过了古代。在这种情形之下，商鞅的授田制是否能够真正贯彻实行，是很成问题的。根据云梦秦简的记载在实行授田制时就已经有把国有土地租佃给农民耕种私自收租而“匿田”不报的情形发生了。战国时期商业经济已经相当发展，秦授田下的农民却依然不能避免失去土地沦为奴隶、农奴、佃农、雇农，以至逃入山林作为“盗贼”命运。因此，汉人贾谊、董仲舒等一致谴责商鞅废井田是土地私有的千古罪人。这也是有根据的。董仲舒说秦时“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也不是诬蔑之辞。总之，商鞅变法以后，私有土地确乎已经大大地发展了。 参看高敏《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土地制度》和《云梦奏简看秦的赐爵制度》两文，原载《云梦秦简初探》。重农抑商政策及其他《商君列传》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总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就是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复其身，就是免除徭役。商鞅认为农业、耕织是生产之本，而工商业则是末。尤其是商业是不事生产的，它们只是转贩农民的粮食、丝织品、布匹等，只有妨碍农民的利益。商鞅实行授田制后，使农民固著在土地上，不能移动，以保证国家有一定的赋税来源和兵源，这直接关系到耕战政策的实施，所以他把“事末利”和“怠而贫”者同论，法律特重其罪，将其妻子、儿女没为“官奴婢。”在战国时期，商业经济既已发展，商秧这一政策只能起消极的作用。
法家的法，不但没有保护新兴的工商和农民的地位和利益，而且严刑苛法的结果使他们的负担更加剧加深了。商鞅变法根本没有废除奴隶制，而严刑苛法和赋役的加重，连年的对外战争，反而促使农民更快地陷于破产，以至扩大了奴隶的队伍，成为秦末农民起义的同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