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躲避治安队 (第2/3页)
儿郎当的，时不时地，对着过往的务工者吹口哨，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身上，散发着一股叛逆而张扬的气息，让人不敢轻易靠近。
那天，陈建军加班到九点多。车间里的日光灯，嗡嗡作响，灯光惨白，照得人眼睛发花，头晕目眩。注塑机，依旧在不停运转着，“嗡嗡”的机鸣声，此起彼伏，刺耳而单调，不断吐出五颜六色的玩具零件，有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绿色的，都是一些小小的玩具配件，带着刚出炉的温热，还有一股刺鼻的塑胶味，呛得人嗓子发紧，忍不住咳嗽。
车间里，一片忙碌，工友们，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手指不停地重复着取料、检查、摆放的动作，一刻也不能停歇。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眼神麻木，动作机械，仿佛已经变成了流水线的一部分，没有思想，没有情绪，只有无尽的劳作，只有对工资的期盼，只有对回家的渴望。拉长，是个本地女人，四十多岁，身材微胖，脸上布满了雀斑，说话尖酸刻薄，声音尖利，像指甲刮过玻璃一样，刺耳难听。她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在车间里，来回走动着，眼神锐利，扫视着每个工友的动作，只要发现谁动作慢了一点，只要发现谁的零件摆得歪了一点，只要发现谁稍微偷懒了一点，她就会指着鼻子，大声呵斥，嘴里说着生硬的粤语，夹杂着几句普通话，骂得很难听，扣工资，更是常有的事。
阿强，比他早半小时下班。阿强是车间里的老员工，干活麻利，手脚灵活，每天完成的工作量，比很多老工友都多，拉长，也不敢轻易呵斥他。阿强临走前，走到陈建军的工位旁，拍了拍他的肩膀，手里，攥着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信封里，装着他这个月的工资，他要去镇上的邮局，寄钱回家。“建军，我先下班了，去邮局寄钱，你下班后，去‘好再来’大排档找我，顺便点一份炒粉，加一个卤蛋，算我的，就当是庆祝你，下个月就能拿到暂住证了。”阿强的语气，带着几分叮嘱，眼神里，满是过来人的郑重，没有丝毫的玩笑意味。
顿了顿，阿强又皱了皱眉，语气变得更加严肃，更加急切：“建军，记着啊，路上机灵点，最近治安队查得严，比平时还要严，到处都是巡逻的摩托车，听见摩托声，就赶紧躲，找个小巷子，找个废品站，别硬扛，硬扛没用，只会被抓走，到时候，厂里还要花钱领你，得不偿失。”阿强的眼神里，满是担忧，他想起了自己上次，差点被治安队抓走的经历，语气里，带着几分后怕：“我上次，就是下班路上，没注意，听见摩托声的时候，已经晚了，多亏我反应快，躲进了巷子里的废品站，蹲在一堆废品后面，屏住呼吸，才没被他们发现，你可别大意，一定要小心。”
陈建军点点头，心里一紧，连忙应道：“知道了强哥，你也小心点，寄完钱，早点去大排档，我先把活干完，很快就过去。”他看着阿强的背影，消失在车间门口，心里，泛起一丝暖意。在这陌生的小镇上，在这冰冷的车间里，阿强是唯一肯真心待他、提醒他、照顾他的人，是他的依靠，是他的慰藉。他知道，阿强的叮嘱，不是多余的，不是玩笑，是实实在在的关心，是过来人的经验，他不敢有丝毫松懈，只能牢牢地记在心里，小心翼翼地干活，盼着早点下班，盼着早点去大排档，和阿强汇合，也盼着，自己的暂住证，能早日办下来，再也不用这样提心吊胆。
他低下头，把最后一批零件，码得整整齐齐，每一个零件，都对着流水线的刻度线，不敢有丝毫马虎，不敢有丝毫偏差。他知道，拉长就在车间里，来回走动着，随时可能走到他的工位旁，一旦发现他的零件摆得歪了一点，就会指着鼻子骂他，就会扣他的工资，他不能出错，不能被拉长呵斥，不能被扣工资——他的工资，每一分，都很珍贵，都是他辛辛苦苦，在流水线上，熬了十二个小时，一点点赚来的，都是家里的指望，他不能浪费，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终于，他把最后一批零件，全部码好，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才松了一口气。他站起身，伸了伸懒腰，浑身的骨头，发出“咔咔”的声响，肩膀和后背，酸痛得厉害，像是被一块沉重的石头，压了一整天，连抬手的力气，都快要没有了。他走到拉长的面前，恭恭敬敬地说了一句：“拉长，我活干完了，下班了。”
拉长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只是冷冷地“嗯”了一声，挥了挥手，不耐烦地说：“走吧走吧，明天早点来，别迟到，迟到一分钟，扣五块钱。”
“好的，谢谢拉长，我明天一定早点来，不迟到。”陈建军连忙应道，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转身，匆匆走向车间的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简陋，只有几个破旧的柜子，柜子上，没有锁，只是用一根绳子，简单地拴着。他换上自己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衬衫的领口，已经磨破了边，袖口，卷了两层，显得有些单薄，这是他来樟木头时，带的唯一一件体面衣服，只有出门的时候，才舍得穿，平时，都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柜子里，生怕弄脏了，生怕磨破了。
走出厂门，晚风一吹，身上的塑胶味，淡了一些，却又被街面上的油烟味，紧紧裹住了，那种混杂着塑胶味、油烟味、炭火味的气息，钻进鼻腔里，虽然有些刺鼻，却让他觉得，多了一丝烟火气，少了一丝车间里的冰冷与压抑。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衬衫口袋，里面的工资和信，还在，硬硬的，暖暖的，贴在他的胸口，让他心里，稍稍安定了些。
衬衫口袋里，放着刚发的工资。四百三十块，这是他来永丰玩具厂，第一个月的工资，也是他长这么大，赚的第一笔工资，他看得格外珍贵，叠得整整齐齐，边角，都被他小心翼翼地抚平了，没有一丝褶皱。财务室的阿姨，用一张旧报纸，把钱包好，递给他的时候，反复叮嘱他：“孩子，收好，别被偷了，樟木头的街上，小偷很多，专挑你们这些外来务工者下手，有人刚发了工资，转眼就被偷得一分不剩，坐在街边哭，我见得多了，你一定要小心，把钱放好，别大意。”
陈建军当时，连忙点了点头，把钱，紧紧地攥在手里，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他终于赚到钱了，终于可以寄钱回家了，终于可以为家里，分担一点压力了；紧张的是，他害怕钱被偷，害怕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转眼就消失不见，害怕自己无法给家里，一个交代。他把钱，小心翼翼地放进衬衫口袋里，又用手，紧紧地按住，生怕被别人看到，生怕被小偷盯上。
扣掉每个月的伙食费和水电费，还剩三百八十多块。他留了五十块，在身上，打算给阿强，买一瓶啤酒，感谢阿强这段时间的照顾和提醒，再给自己，买一双胶鞋——他现在穿的胶鞋，已经破了洞，脚趾头，都露在外面，在流水线上，站一天，脚底板，又酸又疼，每天下班，脱掉鞋子，脚底板，都布满了水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疼得他难以入眠。剩下的三百三十块，他用一块蓝色的碎布，小心翼翼地包好，和那些碎纸片，叠在一起，贴着心口，那是他的念想，是家里的指望，是他辛辛苦苦，在流水线上，熬了一个月，一点点赚来的，是母亲的药钱，是秀兰的学费，是大哥的彩礼钱，是家里的希望。
他边走，边在心里，小心翼翼地盘算着：寄三百块回家，留三十块，应急，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也能有个保障。再攒两个月的工资，就能给母亲，买一台电风扇了，湖南老家的夏天，很热，母亲，总是扇一晚上的扇子，才能勉强入睡，常常扇得胳膊酸痛，一想到母亲，不用再在夏天，扇一晚上的扇子，能安安稳稳地睡一觉，他的嘴角，就不自觉地往上翘了翘，眼里，也泛起了一丝光亮，所有的疲惫和辛苦，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他要先去邮局，给家里寄钱。九十年代的邮局，晚上九点多，还开着门，没有下班。邮局的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汇款须知”，字迹工整，上面写着汇款的流程、手续费，还有营业时间，纸张，已经有些泛黄，边角，也被风吹得卷边了。邮局里面，灯光昏黄，光线很弱，只能照亮柜台周围的一小片地方，显得有些昏暗，有些压抑。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阿姨，四十多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冷冰冰的，像是对所有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不管是前来汇款的务工者，还是他们脸上的期盼与疲惫，她都视而不见，只是机械地，办理着汇款手续，嘴里，说着生硬的普通话，语气，没有丝毫的温度。
那时候，没有手机转账，没有微信支付，没有支付宝，外来务工者，想要给家里寄钱，只能去邮局，填汇款单，手续费，要两块钱，虽然不多，但对于陈建军来说，还是觉得心疼——两块钱，足够他在食堂里，吃两顿早饭，足够他买一块肥皂，足够他给秀兰，买一本作业本，可他又不敢不寄，家里，太需要钱了，母亲，父亲，秀兰，大哥，都在等着他寄钱回去，他不能因为心疼两块钱，就耽误了寄钱，就让家里人，失望。
母亲，上个月，在信里说，父亲的脚，又开始疼了。父亲的脚，是年轻时，下田种地，留下的老毛病，每到阴雨天，就会疼得走不了路，疼得浑身发抖，只能躺在床上，连饭都吃不下。母亲，想带父亲，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看病，拿点药，可一直没去，说是舍不得花钱，说是家里，太穷了，钱，要留着，给秀兰交学费，要留着，给大哥，凑彩礼钱，要留着，应急，不能浪费在看病上。母亲，在信里，反复叮嘱他，在外，一定要好好干活，多赚钱，不用惦记家里，家里，一切都好，可陈建军知道，母亲，是在骗他，是不想让他担心，不想让他分心，不想影响他干活，不想让他，因为家里的事，而被拉长呵斥，被扣工资。
秀兰，是家里最小的妹妹，也是家里，唯一能读书的孩子。陈建军，从小就很疼秀兰，舍不得让她受一点委屈，舍不得让她，像自己一样，没读过多少书，只能背井离乡，出来打工，只能在流水线上，辛苦劳作，只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秀兰，很聪明，也很懂事，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都能考第一名，老师，也很喜欢她，常常表扬她。可母亲，在信里说，秀兰的学费，还差三十块，老师，已经催了好几次了，说再不交，就不让秀兰上课了。陈建军，能想象出秀兰，委屈的模样，能想象出她，趴在桌子上，偷偷流泪的样子，能想象出她，渴望读书，却又无能为力的眼神，心里，又酸又涩，恨不得，立刻，就把钱寄回去，让秀兰，能安心读书，能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
大哥建国，比他大五岁，已经二十五岁了，到了该成家的年纪。母亲，托人，给大哥，介绍了一个对象，女方，人很好，很善良，也很勤劳，可女方的家里，要求三千块钱的彩礼，家里，拿不出来，母亲，在信里，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信纸上，有水渍，像是眼泪，洇的，晕开了字迹，模糊不清。陈建军，能想象出母亲，写信时的样子，坐在昏暗的煤油灯底下，一边哭，一边写，手，都在抖，脸上，满是无奈和焦虑，满是对儿子的愧疚和心疼。他知道，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哥，能早日成家，能早日有自己的小家，能了却她的一桩心事，可家里，太穷了，三千块钱的彩礼，对于他们家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母亲，只能急得团团转，只能偷偷地哭，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寄托在他，在外打工，赚来的钱上。
陈建军，把那封信，看了好几遍，信纸，被他折了又打开，打开了又折，边角，都被磨得发毛，上面的字迹，也变得有些模糊，可他，还是一遍又一遍地看，一遍又一遍地默念，心里，又酸又涩，又充满了愧疚和自责。他在心里，默默念叨着：妈，对不起，对不起，我没能早点赚钱，没能早点，为家里，分担压力，没能让你，少操一点心，没能让父亲，好好看病，没能让秀兰，安心读书，没能让大哥，顺利成家。我一定要好好干活，多赚钱，拼命干活，拼命赚钱，让爸妈，少操心，让秀兰，能安心读书，让大哥，能顺利成家，让家里，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再也不用，这样受苦，这样为难。
陈建军，把信，小心翼翼地折好，和钱，一起装进信封里。信封，是从厂里，拿的，上面，印着“永丰玩具厂”的字样，还有工厂的地址和电话，纸张，很薄，很粗糙，却被他，小心翼翼地抚平，不敢有丝毫的褶皱。他拿出一支钢笔，那是他，从供销社，花五毛钱，买的，笔尖，已经有些磨损，写出来的字，有些潦草，可他，还是很认真，很仔细，在信封上，一笔一划，写着村里的地址，写着家里的邮编，写着母亲的名字，怕写错，每个字，都描了两遍，连邮政编码，都核对了三遍，确认没有任何错误，才松了一口气。
他想起家里的信箱，是父亲，用一块破旧的木板，钉的，很简陋，上面，没有锁，只是用一根绳子，简单地拴着，挂在村口的老槐树上。每次，他寄信，寄钱，都要等村支书，从镇上，捎回来，有时候，要等半个月，有时候，要等一个月，才能收到。他能想象出，母亲，每天，都会去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看信箱，看看，有没有他寄来的信，有没有他寄来的钱，那种期盼的眼神，那种等待的焦虑，那种收到信和钱时的喜悦，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再等等，妈，再等等，等我寄了钱，你就带爸，去看病，秀兰的学费，也别愁了，大哥的彩礼，我也会慢慢攒，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更好的日子，一定会，不辜负你们的期盼。”他在心里，默默念叨着，脚步，又快了些，离邮局，越来越近了，心里，也越来越期待，期待着，能早日，把钱和信，寄出去，期待着，能早日，收到家里的回信，期待着，能早日，听到母亲，欣慰的声音。
从永丰玩具厂，到邮局，要走二十分钟的路。这二十分钟的路，不算长，却很热闹，也很混乱，充满了樟木头，独有的烟火气，也充满了，未知的危险。樟木头的夜晚，不像夜晚，到处都亮着灯，没有丝毫的静谧，只有无尽的喧嚣，只有无尽的忙碌，只有无尽的疲惫。
工厂的窗户里，透出白晃晃的日光灯光，一盏接着一盏，照亮了整个厂区，一台台机器，还在不停运转着，隐约能听见，流水线的轰鸣声，隐约能听见，拉长的呵斥声，隐约能听见，工友们，疲惫的叹息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构成了樟木头，最具标志性的夜晚旋律，单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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