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躲避治安队

    第十章 躲避治安队 (第1/3页)

    在永丰玩具厂干了不到两个月，陈建军就学会了三件事：把注塑机吐出来的玩具零件码整齐、在流水线上连续站十二个小时不打瞌睡、以及——听见摩托车声就躲。

    这三件事，像三颗钉子，牢牢钉在他的生活里，刻在他的骨子里，成为了他在樟木头这个陌生小镇上，赖以生存的本能。前两件是阿强手把手教他的，带着几分过来人的耐心和叮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教得仔仔细细，生怕他出错，生怕他在流水线上受委屈、被拉长呵斥、被克扣工资。而最后一件，是他自己用恐惧和慌乱，一点点学会的，是无数个提心吊胆的日夜，是一次次亲眼目睹的窘迫与无助，硬生生刻进他记忆里的生存法则。

    那时候是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珠三角地区成为了外来务工者的聚集地，而樟木头，就是这片热土上，最热闹、也最混乱的小镇之一。那时候的樟木头，像是一个巨大的蜂巢，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务工者，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从湖南、四川、江西、河南等偏远的农村，一路南下，涌入这座遍地都是机会，也遍地都是艰辛的小镇。

    樟木头的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三种味道，挥之不去。第一种是塑胶味，来自镇上大大小小的来料加工厂，像永丰玩具厂这样的工厂，遍布小镇的各个角落，注塑机日夜不停运转，吐出五颜六色的玩具零件、塑料配件，那种温热的、带着刺鼻气息的塑胶味，飘在空气中，钻进每个人的鼻腔里，久而久之，就成了樟木头最具标志性的味道，刻在每个务工者的记忆里，哪怕多年以后离开，一闻到类似的味道，就会瞬间想起这座小镇的喧嚣与无奈。

    第二种是油烟味，来自街面上密密麻麻的大排档、小餐馆。那时候的樟木头，街面上的大排档比工厂还要多，每到傍晚，摊主们就会支起摊子，摆上破旧的桌椅，点燃煤炉，拿着锅铲在铁锅里翻炒，油星子溅在地上，发出“滋滋”的声响，混着蒜蓉、辣椒、酱油和炒粉、炒面的香味，飘得满街都是，钻进每个务工者的骨子里，成为了他们疲惫生活里，最廉价也最温暖的慰藉。

    第三种味道，是漂泊感。那是一种无形的味道，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被每个外来务工者真切地感受到。它藏在狭窄拥挤的出租屋里，藏在流水线无休止的运转声里，藏在务工者疲惫的眼神里，藏在他们深夜里对家乡的思念里，藏在他们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的日子里。那种漂泊感，像一层薄薄的雾，裹着每个背井离乡的人，让他们在这座热闹的小镇上，永远觉得自己是外人，是没有根的野草，随时可能被风吹走，随时可能被这座小镇抛弃。

    那时候的樟木头，遍地都是像永丰玩具厂这样的来料加工厂，厂房大多是低矮的平房，墙壁是灰色的，上面布满了油污和灰尘，窗户大多是破旧的，玻璃上沾着厚厚的污渍，勉强能透过一点光线。工厂的大门，大多是厚重的铁皮门，推开的时候，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刺耳声响，像是在诉说着这座小镇的沧桑与忙碌。

    来自湖南、四川、江西的务工者，挤在小镇各个角落的出租屋里。那些出租屋，大多是低矮的民房，分成一个个狭小的房间，每个房间里，挤着三四个人，甚至五六个人，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一张小小的桌子，几个塑料凳子，就是他们在这座小镇上，全部的家当。房间里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夏天闷热得像蒸笼，晚上睡觉，只能靠一把破旧的扇子，扇一整夜，才能勉强入睡；冬天阴冷潮湿，被子薄薄的，裹在身上，依旧能感受到刺骨的寒意，早上醒来，被子上都会凝结一层薄薄的水汽。

    工厂的流水线，从早转到晚，没有停歇。务工者们每天早上七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中间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用来吃饭、喝水、上厕所。流水线的速度很快，注塑机不断吐出零件，务工者们的手指，要不停地重复着取料、检查、摆放的动作，一刻也不能停歇，稍微慢一点，零件就会堆积起来，被拉长呵斥，甚至被扣工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的手指，变得僵硬而粗糙，布满了老茧，指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干净的塑料碎屑，身上的工服，永远沾着塑胶味和油污，疲惫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却没有人敢停下脚步——他们身后，是老家的父母、孩子，是沉甸甸的责任，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他们只能咬牙坚持，只能拼命干活，只能在这座陌生的小镇上，一点点挣扎着求生。

    街面上，更是热闹非凡，却又混乱不堪。发廊、大排档、二手书店、小卖部，挤挤挨挨地排列在街道两旁，彼此相邻，却又各有各的喧嚣。发廊的门口，挂着红红绿绿的招牌，门口站着几个染着黄头发、烫着卷发的年轻女人，穿着暴露的衣服，对着过往的务工者搔首姿态，嘴里说着生硬的普通话，招揽着生意；大排档的摊主，光着膀子，穿着沾了油污的短裤，手里拿着锅铲，在铁锅里奋力翻炒，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吸引着过往的食客；二手书店的门口，摆着一堆堆破旧的书籍、杂志和磁带，大多是几分钱、几毛钱一本，是务工者们为数不多的精神消遣；小卖部的货架上，摆满了廉价的零食、香烟、肥皂、毛巾，还有玻璃瓶的橘子汽水、可乐，是务工者们辛苦一天后，最廉价的享受。

    街道的墙壁上，贴满了“招工启事”和“暂住证代办”的小广告，红纸黑字，密密麻麻，被风吹得卷边，边角发白，又被新的广告层层覆盖，一层叠一层，像是这座小镇的年轮，记录着无数务工者的到来与离去，记录着他们的希望与失望。“招工启事”上，写着“包吃包住，月薪三百起”“招男女工，不限学历，吃苦耐劳者优先”，字迹潦草，却格外醒目，吸引着无数刚刚来到樟木头的务工者，他们围着广告，小心翼翼地看着，眼里满是期待，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看到了赚钱回家的希望。而“暂住证代办”的广告，大多写着“快速代办暂住证，无需排队，收费五十元”，字体夸张，带着几分诱惑，也带着几分隐秘——那时候，暂住证很难办，手续繁琐，还要花钱，很多务工者，要么办不起，要么不知道怎么办理，只能寄希望于这些代办广告，哪怕知道可能是骗局，也只能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试一试。

    那时候，没有身份证联网，没有电子登记，没有大数据监控，外来务工者能不能在樟木头站稳脚跟，能不能安安稳稳地干活、赚钱，全看有没有那张小小的、绿色的暂住证。那张暂住证，巴掌大小，绿色的封面，上面印着“暂住证”三个大字，还有持证人的照片、姓名、籍贯、身份证号，以及暂住地址和有效期，是九十年代外来人在南方小镇的“通行证”，是他们在这座小镇上，唯一的“身份象征”。

    没有暂住证，就像没根的野草，随时可能被治安队“清理”走。那时候的治安队，是外来务工者心里，最恐惧的存在。他们穿着灰蓝色的制服，腰上别着对讲机和黑色的橡胶棍，眼神锐利，说话冰冷，行事果断，只要看到没有暂住证的外来务工者，不管你在干什么，不管你是不是在好好干活，不管你有没有钱，都能把你抓走，关起来，要么让厂里花钱领人，要么直接送回老家，没有丝毫情面可讲。

    樟木头的治安队，开的是三轮摩托车，车身上刷着蓝白相间的漆，颜色刺眼，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来。车顶安着一盏红蓝爆闪灯，不用的时候，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一旦开动，就会发出“红蓝交替”的光芒，映得周围一片通红，格外吓人。车斗两边，焊着高高的铁栏杆，密密麻麻，远远望去，像个移动的小囚笼，冰冷而压抑，让人望而生畏。

    那车的声音，和普通摩托车不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令人心悸的声响。普通摩托车的声音，是“突突突”的，带着几分随意的嘈杂，是务工者们上下班代步的声音，是他们疲惫生活里，最常见的声音，听久了，甚至会觉得亲切；而治安队的摩托车，声音是“嗡嗡嗡”的，低沉、密集、急促，像一群马蜂，贴着地面，疯狂地飞过来，带着不容置喙的压迫感，带着冰冷的威慑力，只要听到那种声音，每个外来务工者，都会下意识地心里一紧，浑身发冷，下意识地想躲，想找个地方，藏起来，不敢露面。

    后来，陈建军只要听见那种“嗡嗡嗡”的声音，心脏就会猛地缩一下，像被人用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了，疼得他喘不过气，比在流水线上，被注塑机烫到手指还要疼，还要慌。那种疼，不是皮肉之苦，是深入骨髓的恐惧，是对被抓走的恐惧，是对无法赚钱回家的恐惧，是对家里人失望的恐惧，是对未知命运的恐惧。

    他见过隔壁车间的老王，因为没办暂住证，被治安队抓走。老王是江西人，四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为人老实巴交，干活勤快，从不偷懒，每天在流水线上，默默地劳作着，只为了多赚一点钱，寄回家，给家里的孩子交学费，给生病的老伴买药。那天，老王下班后，去街面上买馒头，刚走到大排档门口，就遇到了巡逻的治安队，因为没带暂住证，被两个治安队员架着，塞进了三轮摩托车的车斗里，老王拼命挣扎，嘴里不停地喊着“我有身份证，我在厂里上班，厂里正在办暂住证”，可治安队员，根本不听他的解释，只是冷冷地呵斥他，用力地推他，把他塞进车斗里，关了起来。

    后来，厂里花了五十块钱，才把老王从派出所领回来。老王回来的时候，身上的衬衫被扯破了，脸上还有几道抓痕，嘴角也破了，身上沾满了灰尘和泥土，看起来狼狈不堪。他回到宿舍，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在床边，闷头抽烟，一根接着一根，烟雾缭绕，遮住了他的脸，看不清他的表情，可从他颤抖的肩膀，从他沉默的模样，能看出来，他受了很大的委屈，也受了很大的惊吓。那天晚上，老王一夜没睡，坐在床边，抽了一整夜的烟，宿舍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也弥漫着一种压抑的、令人心疼的沉默。

    从那以后，陈建军就把“躲治安队”，当成了和吃饭、干活一样重要的事。他每天上下班，都会格外警惕，一边走，一边听着周围的声音，生怕身后，突然传来那种令人心悸的“嗡嗡嗡”声。他会刻意避开那些治安队经常巡逻的路段，会尽量走小巷子，走偏僻的路，哪怕绕远一点，哪怕多走十几分钟，也不愿意冒险。他常常在心里默念：一定要忍，等暂住证办下来，就不用再这样提心吊胆了，家里还等着我寄钱回去呢，我不能被抓走，我不能让家里人失望。

    他也问过阿强，暂住证什么时候能办下来。阿强比他早来樟木头半年，已经在永丰玩具厂干了八个多月，暂住证早就办好了，是厂里统一办理的，花了三十块钱，手续很繁琐，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才办下来。阿强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带着几分安慰，也带着几分无奈：“别急，厂里统一办理，都是一批一批的，你刚来不到两个月，还没轮到你，再等等，再过半个月，估计就能办下来了。这段时间，你千万小心，别被治安队抓到，听见摩托声，就赶紧躲，找个小巷子，找个废品站，找个任何能藏起来的地方，别硬扛，硬扛没用，只会吃亏。”

    陈建军点点头，把阿强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知道，阿强不会骗他，阿强是真心待他，是真心为他好。在这座陌生的小镇上，阿强是唯一肯真心待他、提醒他、照顾他的人，是他的依靠，是他的慰藉。他不敢有丝毫松懈，每天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把“躲治安队”，当成了自己的本能，当成了自己生存的第一法则。

    那是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天已经凉了，深秋的寒意，渐渐笼罩了樟木头，可樟木头的凉，和湖南老家的凉，不一样，有着天壤之别。湖南的冷，是干的、硬的，像一把把小刀子，刮在脸上，刮在身上，疼得人直哆嗦，那种冷，是刺骨的，是深入骨髓的，却来得干脆利落，让人能清晰地感受到；而樟木头的凉，是湿的、软的，黏在皮肤上，像一块永远拧不干的毛巾，裹得人喘不过气，那种冷，不刺骨，却很磨人，钻进骨子里，让人浑身发冷，怎么也暖不过来，哪怕裹紧了衣服，也依旧能感受到那种深入骨髓的阴冷。

    街面上，已经热闹了起来。大排档已经支起了摊子，一个个煤炉，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旁，煤炉里的炭火，噼啪作响，火苗窜得很高，映得摊主们的脸上，通红通红的。摊主们，大多是本地人，光着膀子，穿着沾了油污的短裤，手里拿着锅铲，在铁锅里奋力翻炒，油星子溅在地上，发出“滋滋”的声响，溅在摊主的身上，他们也毫不在意，依旧熟练地翻炒着，嘴里不停地吆喝着：“炒粉、炒面，十块钱一份，管饱！”“蒜蓉炒青菜，五块钱一份，新鲜得很！”

    炒粉的香味、炒面的香味、蒜蓉的香味、辣椒的香味，还有煤炉里炭火的焦香味，混在一起，飘得满街都是，钻进每个务工者的鼻腔里，勾得人直流口水。那些辛苦了一天的务工者，纷纷走到大排档前，找个破旧的桌椅坐下，点一份炒粉，加一个卤蛋，再买一瓶玻璃瓶的橘子汽水，或是一瓶廉价的啤酒，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和身边的工友，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吐槽着车间的辛苦，吐槽着拉长的刻薄，吐槽着饭菜的难吃，憧憬着月底发工资的日子，憧憬着回家的日子。那种简单的快乐，那种短暂的放松，是他们在这座陌生小镇上，最珍贵的慰藉，是他们疲惫生活里，唯一的光亮。

    偶尔，有骑自行车的务工者，从街边经过。他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工服，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破旧的饭盒和一个水壶，饭盒里，装着第二天的早饭，水壶里，装着凉白开。他们骑着车，速度很快，车铃“叮铃铃”地响着，清脆而急促，打破了夜晚的嘈杂，又很快，被卡拉OK厅里传来的、走调的粤语歌淹没，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

    那时候的卡拉OK厅，都很简陋，没有豪华的装修，没有专业的音响，只是一间小小的屋子，用一块破旧的红布，当背景布，上面印着“卡拉OK”四个大字，字迹模糊，边角发白。音响里的声音，大得震耳朵，失真得厉害，唱的都是当时流行的粤语歌，大多是张国荣、梅艳芳、谭咏麟的歌，可唱的人，大多五音不全，调子跑得老远，却依旧唱得格外投入，格外卖力。卡拉OK厅的门口，站着几个染着黄头发、烫着卷发的年轻人，他们叼着烟，眼神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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