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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929 年 月版，第35 页。汪精卫、陈公博等改组派上层以抬高“党权”来对付“军权”，使自己一派掌握政权的愿望。
第四，改组派的主张曾得到当时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又不愿跟**继续革命的人们的支持，并掀起了较大的政治运动，但很快便失败了。其原因主要不在于理论本身（当然有许多问题），而在于他们的实际政治活动与其政治主张的背离。他们的主张曾获得人们的赞同和拥护，他们的活动却表现为国民党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对此，陈公博也有所表述“同志会成立的时候，本注意于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和重新改组国民党，无如成立之后，即有军事行动，军事是不择手段的，初则和桂系合作，继则和冯、阎合作..党的改组本为同志会主要目的，后则专谈方法，弃其目的，这也是失败的一种原因。”总之，改组派在国民革命失败后探索中国出路的着眼点是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应该怎么办？如何重新依靠国民党复兴中国革命？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改组国民党上，以此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继续革命的前提。事实说明此路不通。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98 年版，第8 页。
第三节人权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人权派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松散联合的政治派别。经集体讨论，由胡适执笔的《我们走那条路》，较典型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探索思路和见解。
胡适认为（）我们要铲除的是“五大仇敌”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2）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3）我们要走的路是“演进的路”，即“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②。这是胡适为首的人权派的“根本态度和方法”。
胡适把贫、病、愚、贪、乱作为中国社会的病症，加以铲除，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愿望，是应当肯定的。但他公开宣称“这五大仇敌中，..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这就背离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是根本错误的。他所谓的“渐进的路”，是点滴改良思想在中国出路问题上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思想界一部分人要求改变现状却又反对暴力革命的心态。
罗隆基的思想要比胡适激进，从他的主张中可以看出（）罗隆基探寻中国出路的基本思路是由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寻找中国目前促成**“成功”的主要原因；由分析**缺乏人才和中国在国际上复杂的地位，得出**不能“支配政局”，但又不能“立时消灭”的结论，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破产”、“政治的亡国”的前途；为了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国民党要修正党义，放弃一党专政，即“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②同时，他从分析“中国共产问题”入手，假借“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十分巧妙地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之态度自不待言，但“醉翁之意”却在于主张思想自由，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实行民主政治。（2）罗隆基以“剿共”的名义向国民党提出了忠告“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③呼吁国民党给予更多的“思想自由”。这种呼吁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既要求根本上“剿共”，又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实行民主政治。这就是主张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②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 卷第0 号，930 年4 月版。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 卷第0 号。
②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 卷第0 号，930 年2 月版。③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 卷第0 号，930 年2 月版。即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道路。他提出的34 条“必争的人权”和“专家政治”，都是把中国引向此路的具体主张。所谓人权运动，是他们为建立这种民治国家而作的一种尝试。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与二十年代初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思潮是一脉相承的。但就理论形态和针对性而言，又有明显的不同。二十年代初的改良思潮，矛头指向北洋军阀，此时人权派把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独裁统治（当然也反对**的暴力革命），走第三条道路的企图更为明显，并具有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具有探索中国出路的明显倾向。人权派的主张当然为国民党独裁政权所反对，也受到中国**的极力抨击。
第四节乡村建设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乡村建设派”，从广义上说，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团体很多、叫得很响的社会改良派别。其中有一套乡建理论而又付诸实施、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是梁漱溟。从狭义上说，也就是一般的说法，乡村建设派指的是梁漱溟领导的一派。
梁漱溟虽未直接参加大革命，但却密切关注着革命的进展。通过对大革命进程和失败的反思和总结，他猝然“开悟”，“不独认识了**，更深刻地认识了西洋人”。面对国民革命失败后人们“走投无路”，或“穷极思返”，或“穷极思异”的危机，他写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937 年又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详细阐发了他对中国出路的探索结果，即乡村建设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文化失调”论。他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2）“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论。他说“中国旧日之社会构造，与西洋中古及近代社会皆不同。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末，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②。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整个社会都受着“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义务关系”的支配；所谓“职业分立”，就是中国“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③。（3）“旧辙已破，新轨未立”，是“文化失调”的表现，也是中国问题产生的根源。（4）中国的出路是“沟通调和”中西文化，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乡农学校，反对走苏俄革命的路和欧美民主主义的路。（5）“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以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④；“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⑤。
考察上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应注意第一，梁漱溟反思、探索中国出路的视角是很独特的。国民革命失败后，各种政派都偏重于从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方面来立论，通过直接反思当时的具体环境来探索中国出路，决定本政派的方针政策。而梁却不同，他是从反思整个中国文化特性的角度来展开自己的理论的。他探索中国出路的思路是首先诊断中国文化的特性，揭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殊性；然后分析中国不能走“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国**发明的路”的根本原因；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990 年版，第4 页。② 同上书，第—7 页。
③ 同上书，第7 页。
④ 同上书，第508 页。
⑤ 《乡村建设旨趣》，《梁漱溟全集》第5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992 年版，第579 页。最后，他依据对中国文化的诊断，提出了自以为合乎中国文化特性，切中中国问题关键的理想出路——乡村建设之路。这种探索中国出路的思路，是值得推崇的。他对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的揭示，从侧面提出了任何理论引用到中国都必须适合中国国情这一基本原则，也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诊断以及对中国国情分析的总结论是以偏盖全的。中国与西欧社会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就其整体而言、本质而言，并不能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来概括；而是中国社会长期是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又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近代以来中国最迫切的直接的问题，主要不是“文化失调”，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统治。他根本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分别和阶级斗争，否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导致中国社会混乱的“乱源”，显然是错误的。
第三，梁漱溟摒弃了“欧美近代资本主义的路”，又反对走“俄国**发明的路”，他理想的路是“乡村建设”之路。从理论上说，这条路包含了太多的传统思想内容，他的设计远远落后于时代对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要求。从实践上说，93 年到抗战爆发前的7 年间，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乡村建设的试验，结果收效甚微。说明这一条道路作为“中国民族自救”之路是不可靠的。
总之，在国民革命失败、革命**暂时低落的新形势下，中国**、第三党、改组派、人权派、乡村建设派以及托陈取消派等，都站在本阶级或政派的立场上，从各种角度反思刚刚逝去的那段历史，审视当时的现实，探索中国的出路。在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掀起了多次论战和讨论，如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等，都是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探索，都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有的就是政治斗争的直接延伸和表现。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种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和理论灿然纷呈的状况。这种状况虽然比不上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活跃，但许多探讨却比过去深入了。这可算是一个小小的“百家争鸣”局面。
这种情况是中国复杂、扰乱、困惑的现实而又要求改变这种现实的反映。总的来说，探讨的目的在于寻找中国的正当出路。这种探讨是中国前途希望之所在。当然不能否认各种主张和意见中有着个人和党派的私利在内，或者伴有甚至是出于争权夺利的企图，但不能因此抹杀它们的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
可惜的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地更广阔深入地开展。所以如此，有四个原因其一，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文化**主义的压制和打击。其二，是中国**“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其三，是军阀混战和国共武装斗争的现实，使思想上理论上的讨论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和无补于实际。其四，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紧迫的国家危机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因此这种相当活跃的局面，很快就消沉了。
但是思想界活跃局面的消沉不是中国问题的消失和解决。讨论中的那些基本问题，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下，在另外的人们关注点上会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八章中原大战及其结局国民党完成“统一”之后，内部争斗和军事冲突并没有停止。在一系列的混战之后，930 年5 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是一个关键性的大事件。此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在军事上、政治上确立了优势地位。
第一节中原大战前的争斗与战争国民党的统一战争。在张作霖还雄踞北方的时候，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各派军阀，经过复杂的争斗，蒋、冯、阎、李四派实现了勾心斗角的联合。他们的联合行动，主要是所谓“第二次北伐”，即四派对奉张的战争。
928 年 月7 日，蒋介石发表复职通电。928 年2 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蒋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中执会常务委员。该会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的决议。
3 月，对奉张作战准备工作完成。4 月 日，蒋介石抵徐州，发表《告前方将士书》、《告北方将士书》、《告全国民众书》，进行北伐动员。4月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北伐军第一、二、三集团军总司令，分别进入预定之津浦、京汉、正太沿线。4 月8 日，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北伐。4 月9 日，蒋下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
月初，北伐军逼近北京郊区。3 日张作霖离京出关，4 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20 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
7 月 日，蒋、冯、阎、李四总司令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致祭，宣告北伐完成。同时决定了对东北实行和平解决的方针。
928 年0 月8 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2 月29 日，东三省及热河宣布“易帜”。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发出通电，表示信仰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30 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至此，国民党所谓的“统一”告成。
国民党完成“二次北伐”后，蒋介石企图通过“编遣会议”削弱其他派系的力量，以巩固中央政权。但编遣会议遭到了冯、阎、李等实力派的抵制。928 年2 月9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条例》，计划在半年内完成军队的编遣工作。同月2 日，召开了编遣会议预备会议。929 年 月 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为会议主席。 月2 日，会议通过《**编遣委员会条例》，成立“编遣委员会”。7 日，会议通过《**编遣进行程序大纲》。25 日，编遣会议闭幕。
《**编遣进行程序大纲》规定“由国民政府即发明令，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立予取消。”全国现有部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舰队由编遣委员会派员编遣外，其余分为六个编遣区实施编遣。编遣目标为全国现有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5 个师，骑兵8 个旅，炮兵 个团，工兵8 个团，共计兵额约为80 万人。军费以国家总收入的40％为限。
929 年8 月，军队编遣实施会议召开，各实力派纷纷抵制。冯、阎、李等均未参加。编遣军队的事没有任何结果，相反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加剧。
蒋介石通过编遣会议削弱其他各派系的活动失败之后，蒋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很快发展为不断的战争。
蒋桂战争起因于929 年2 月发生的“湘案”。由于桂系在927 年底讨伐唐生智的战争中及928 年讨伐奉张的战争中势力迅速膨胀，遂成为蒋介石打击的首要对象。929 年2 月9 日，桂系因蒋暗中资助湘省主席鲁涤平军火一事，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免去鲁涤平湘省主席职，并派军驱逐鲁涤平。
3 月2 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桂系，蒋桂战争爆发。此前，蒋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分化瓦解桂系。3 月初，蒋重新起用唐生智，派唐到冀东地区收买宁汉战争中被桂系改编的唐旧部。3 月20 日，唐旧部李品仙等通电讨伐白崇禧。白弃众南逃香港。3 月2 日，蒋以调停湘案为名，将广东省主席李济深扣压于南京汤山，拆散粤桂联盟。
4 月初，蒋军攻占武汉，武汉桂军败北。5 月5 日，李宗仁在广西自任南路护党救**总司令，通电反蒋。在蒋军进攻下， 月下旬，桂军败走龙州，李宗仁等逃往香港。蒋委任原桂系军人俞作柏为桂省主席。蒋桂战争结束。
在蒋桂战争尚未结束时，蒋冯战争已揭开战幕。929 年4 月下旬至5 月中旬，冯玉祥收编鲁、豫兵力，集结于潼关一带，并炸毁平汉线武胜关、陇海线东段等处的桥梁，以阻止蒋介石的进攻。
5 月4 日，冯玉祥在潼关就任“护党救**西北军总司令”，宣布讨蒋。5 月8 日，蒋任贺国光为讨逆军第一纵队司令，22 日，国民政府发表各路总司令、总指挥名单，准备讨伐冯玉祥军。
由于蒋介石采用收买的手段分化瓦解冯军，冯玉祥不得不暂缓与蒋的冲突。5 月22 日，冯部将韩复榘、石友三等联名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同时，蒋还策动冯部下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叛冯。冯军的分化使冯玉祥大受挫折。5 月27 日，冯玉祥发表通电，表示“不再忍大局之分裂”，“洁身引退”，“入山读书”。
月25 日，冯为拉阎锡山倒蒋，亲至太原，阎遂将冯软禁在五台，以便在冯、蒋之间投机取利。
0 月0 日，冯部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27 人联名发表拥阎、冯讨蒋的通电，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由宋哲元代理总司令职。
0 月 日，蒋下令讨冯。自0 月下旬至 月中旬冯、蒋两军在洛阳东南及豫西一带开战。此时，阎锡山违背联冯反蒋的诺言，宣布就任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月底，冯军败退陕西，蒋冯战争结束。蒋委任唐生智为河南省主席。
929 年9 月，张发奎部由于受到被蒋改编的威胁，在湖北宜昌宣布迎汪讨蒋，广西俞作柏部起兵响应，张桂联军以“护党救**”的名义进兵广东。2 月蒋派何应钦率部援粤，张桂联军被击败，这次战争被称作粤桂战争，或第二次蒋桂战争。
929 年2 月初，唐生智、石友三联合反蒋，蒋唐战争爆发。2 月3 日，石友三部在浦口起兵反蒋，5 日，唐生智在洛阳通电响应，唐就任“护党救**第四路总司令”。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张学良夹攻唐生智部。2 月20日，阎、张发电讨唐。930 年 月初，蒋唐战争以唐生智失败告终。
第二节中原大战各实力派的反蒋活动不仅未能缓和蒋与各派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战争。930 年上半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等各派反蒋力量联合反蒋。5 月，空前规模的内战——中原大战爆发。930 年3 月5 日，冯、阎、桂三集团57 名将领通电反蒋，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 月 日，阎宣布就职，冯、李等也在各地宣布就职。桂、冯、阎各军及石友三部分别被编为反蒋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反蒋军以陇海线为中心，计划南取长沙，北攻济南，以夺取徐州为第一期作战目标。
蒋介石将所属部队分为四个军团，分别以韩复榘、刘峙、何成浚、陈调元为一、二、三、四军团总指挥，主要兵力用于防守反蒋联军在陇海线上的进攻。
5 月 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陇海线刘峙军团一举夺得归德（今河南商丘）、民权等地。在冯军主力反击下，蒋军被迫退至鲁西南一带。反蒋联军在其他战区也取得了进展。平汉线方面，冯玉祥亲自指挥许昌战役，将蒋军逼退至漯河以南地区。津浦线方面，晋军攻占济南。桂军方面， 月上旬，李宗仁、张发奎等攻占衡阳、长沙等地。
8 月中旬，蒋军重新攻占济南。冯玉祥军在陇海线发动总攻势，以减轻晋军在津浦线上的压力，但因冯军补给不足，阎军又未能与冯军攻势配合，冯军不得不停止进攻，致使本已动摇的蒋军防线得以稳定下来。
9 月中旬以后，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9 月8 日，张学良在观望了一段时间之后，发出拥蒋通电，随即进兵关内，0 日之内占领平、津等地，晋军恐腹背受敌，撤退至黄河以北。冯军虽仍坚持对蒋作战，但难以挽回败局。0 月上旬，蒋军攻占开封、郑州，下旬攻占西安。冯军全部瓦解，阎军缩回山西，桂军也从湖南退回广西。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的失败而结束。
中原大战的双方，陈兵百万厮杀于中原战场，双方伤亡三十万人，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第三节中原大战的后果经过中原大战，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确立了优势地位，进一步在全国推行法西斯统治。
.在中原大战中，冯玉祥的西北军全部被打垮，为蒋介石收编。原西北军控制的陕、甘等地全部被蒋军占据。阎锡山的晋军仍占据着山西。桂系龟缩回广西。从此各派失去了问鼎中原的实力，蒋在军事上确立了优势地位。2.中原大战的另一后果是国民党内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消失。929 年至930 年 月，陈公博、汪精卫等改组派利用各实力派的军事反蒋活动，鼓吹“护党救国”，在政治上倒蒋。930 年8 月7 日，改组派与谢持、邹鲁等西山会议派首脑联合阎、冯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9 月 日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推选阎、汪、冯、李等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为国民政府主席。因军事上失利，扩大会议迁往太原继续举行，0 月27 日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倒蒋军事行动失败后， 月初，改组派及西山会议派成员离开太原，各奔东西。扩大会议最终破产。从此作为国民党的政治派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就消失了。
3.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930 年0 月3 日，蒋介石从中原大战的前线致电国民党中执会，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930 年 月2 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案，议决93 年5 月5 日举行国民会议。93 年2 月28 日，蒋扣押了反对制定约法的胡汉民，并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3 月2 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训政时期约法案》，同时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
5 月5—7 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致开幕词，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他说，**“不适合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民主政治由于中国没有英美“长期演进之历史”，行之必生纷乱。“意大利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以借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最有效能者”。“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蒋介石鼓吹法西斯主义是为他建立独裁统治、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力量、剿灭**服务的。
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它是对928 年0 月通过的《训政纲领》的系统化。《训政时期约法》以法律形式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治体制固定下来，蒋介石个人独裁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4.中原大战后，奉系势力伸入平、津、河北，扩大了地盘，但一时无意与蒋介石控制的中央政权抗衡。蒋介石要削弱和消除的地方军事集团主要是两广，并且暂时达到了目的，这样就使蒋介石可以更大的力量去“围剿”红军。
5.东北军大量进入关内，减少了在东北的军事实力，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东北的野心日益膨胀。
总之，中原大战的结局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九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及各政派的实际反应第一节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93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四省，并逐步向关内进攻。这一事件，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列强过去分割中国土地，主要在边远地区。现在不同了，一个凶恶的帝国主义强盗打了进来，中国丧权之多、失地之广，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在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中，中日两国矛盾开始向主要矛盾转化，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两个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而前者在一定历史时期又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九一八事变，使中国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使近代中国两大革命任务趋向集中化、确定化和明朗化，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任务，一个属于国际间的，一个属于国内的。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反帝任务更为突出，并很快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
第二，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变成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帝的目标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这一最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中日矛盾。这就为团结全国民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条件，对中国人民完成反帝这一中心任务提供了更有利的形势和可能性。
第三，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即抗日与民主、抗日与反蒋的关系，成为现实问题。要抗日，就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给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放松对人民的压制。抗日与民主是密切相联的。正是由于国民党拒绝开放政权，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浪潮，抗日与反对国民党统治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随着中日矛盾的上升，反帝任务的突出，又将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即国内阶级矛盾降至次要地位，降低和减缓了反封建斗争的程度和进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历史任务更趋于明朗化、集中化，由过去侧重于反封建（土地革命）转向反帝（民族革命），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首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概括地说，中国历史主要发展趋势和中国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国内各民族和阶级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2）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创造条件。
历史和现实客观上要求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派（**、国民党、中间政派等）面向这个大趋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在九一八事变后较长时期内，中国各政派反应不一，认识各异，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基本上有三种情况背向、旁向和面向。
第二节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背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中国这一重大行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的最初表示是“不抵抗”，要民众保持“镇静”，压制风起云涌的抗日民主运动。这更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在各种反蒋势力威逼之下，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各派处于分裂状态。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使国民党政府陷入极大的困难之中。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困境，维持乃至强化自己一党的**独裁统治。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对内政策（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就是立足于这个基点之上而制定出来的。
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基本政策有一个过程。93 年夏，他从“剿共”前线抚州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说，若由此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纠纷，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他初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不先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93年 月，他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仪式上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932 年 月日，他在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其要点为（）不可“轻言绝交宣战”，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2）中国只能做“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也“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3）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4）国民要“信任政府”。这里，蒋介石虽未明说“攘外必先安内”的话，但已基本确立了对日外交方针和处理内政外交的原则。
932 年 月下旬，蒋汪合流，上台执政。在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事后他说“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②3 月4 日，他向“剿匪政治宣传人员”下发了“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的指示。934 年4 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谈话，表示日本要排挤英美等国在华势力，独占中国。蒋介石认为，中日关系面临僵局。为此， 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 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984年版，第325 页。
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984 年版，第2 页。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册，第300 页。他深思熟虑，由他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③一篇长文，用徐道邻的名字于934 年2 月在《外交评论》上公开发表。此文阐述了蒋对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及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在酝酿此文的同时，934 年7 月，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长篇讲话《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阐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下对日作战的战略设想。这两篇文章，尤其是前者，是考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政策和处理内政外交关系原则的最重要资料。下面分几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对日政策的核心——“和”“合”原则与“四不”方针。
蒋介石说“所谓革命外交之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居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易的目的。史例俱在，岂不闻列宁力排众意与德国言和的往事。”《外交评论》特在编后说明“此文就中日两国互存共荣之旨，反复申论，精辟绝伦”，采用画龙点睛的笔法，将文章的主旨——“和”，清楚地告诉人们。
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另一个基点是“合”，即“中日合作”。他说，中日两国“本为兄弟，无不可合作之理”。又说日本“为彻底更新中日关系，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应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应吐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义感情与中国相结合”。这个“合”字，作为他对日外交的又一主旨，是“和”的合乎逻辑的引申。
“和”与“合”是一般的外交原则，当时更现实的是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所造成的中日间一系列具体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四不”方针，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和”“合”原则和“四不”方针是蒋介石《敌乎？友乎？》一文的主旨，也是蒋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更是他力图解决中日问题的根本着力点。蒋介石对“四不”方针的解释有很大的伸缩性，这里不细论。
第二，“四不”方针同“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
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分析。
《敌乎？友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但知国民党之所谓对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贯的策略的。当济南事件以后，曾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责问当时的军事统帅蒋介石，‘既要死守济南，何以撤退北伐主力之兵？若要放弃济南，何以又留一团兵力来死守济南城，而最后又命其退出？’蒋氏称‘这就是我们革命军的战略。第一当然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城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第二是要顾到革命的全局，不能牵制住北伐的进行。第三是要保全中**队，不做无意义的牺③ 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 册，第333—3 页。以下凡引该文处，均不再加注。牲，只是济南抵抗到三天之后，日本强占行为暴露于世界，则目的已达，所以到后来仍命死守的一团冒险撤退，且使外间知我们要以一团人的力量，来抵抗福田整个的一师的兵力。’吾人观察蒋氏对日本用兵，自上海、长城战役，以至最后退出密云之抗战，可说都是济南事件以来之一贯精神，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军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垂手而得沈阳的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我们一再研究蒋氏对日本外交方针，回想到他民国二十一年一月间所发表的意见书，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张对日本外交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他这个外交政策是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始终不变的。”
对以上引文可作如下的分析在军事上面对日军的进攻，可作有限度的局部的抵抗。作了一定的抵抗之后就后撤，以免引起更大的战争。在抵抗的同时或后撤之后，就寻求妥协的机会和办法，可以送出部分国家民族利益，同日本订立地方性的局部的协定，但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不签订正式的割地条约。如日本帝国主义再次进攻，就再如法炮制。蒋的“革命战略”概括起来就是以军事上的有限抵抗，求得“四不”方针的贯彻，达到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目的。这应当就是《敌乎？友乎？》所说蒋的外交政策“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问题。这个“革命战略”主要是出于对内的考虑，同时也是对当时日本逐步推进的侵华方针的一种“因应”措施。
第三，关于让步的限度。
“四不”方针包含两个方面“不绝交，不宣战”，意在妥协，“不讲和，不订约”，是让步的限度。他认为，打开中日间僵局的决定权在日本。“只要日本有诚意谋解决，中国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一扫国交上的障碍”。可见，蒋介石让步的限度是“归还东北四省”，“保持国家独立与完整”，其他许多问题可以让步。从事后看，中日间最大的问题“归还东北四省”，他并没有坚持。尽管他没有签订承认“满洲国”的条约，但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占领，并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扩张采取退让态度，以订立地方协定的方式承认日本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和对中国权益的侵犯。但从根本上说蒋介石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这是他以后转向抗日的政策基础。
第四，“三天亡国”和“复兴民族”。
蒋介石不止一次地讲“三天亡国”论。934 年7 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作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话，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指日本）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蒋的用意是告诉和吓唬他的部下和国民，不要“侈言抗日”，不要“轻言绝交和宣战”，只有采取对日妥协退让，才是正确的。但在他大讲“三天亡国”的同时，又大谈“复兴民族”。他认为要“复兴民族”，应把握两条（）“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攘外必先安内”。他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求内部真正统一和安定，然后才能抵御外侮。只要国内真能统一安定，集中力量，攘外就有绝对的把握，一定可以消灭侵略我们的任何强敌。”“所以外能否攘，就看内能否安，民族能否复兴，就看国家能否统一。”这是“御侮图强唯一重要之原则”。（ 2）“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随时随地，准备抵抗，乃为御侮图强基本之要务。”我们把蒋的这个说法叫“营防取胜”论。他具体阐述说“我们每一营、一连所驻扎的地方，一定将工事做好，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必须步步为营，处处严防，我们的营防，就是我们的国防。”这样的“营防”怎么能“取胜”呢？他解释道“我们每营讲营防，每团讲团防，每师讲师防，拿我们的血肉来代替我们的国防，拿我们的血肉来抵挡敌人的枪炮。如此，虽然绪战失败，我相信到最后必能得到一战成功。因为用这种革命战术，他要占领我们一省，至少时间就是一个月，如其统计起来，他们要占领我们十八省，至少要费十八月时间，那国际形势的变化还了得？何况他一个月，必不能迅速占领我们一个省呢？所以我们各个人如果有觉悟，随时随地作防御工作，随时随地准备牺牲抵抗”，日本是“不能灭亡中国”的，最后的胜利终归中国。实际上，蒋介石“营防取胜”论，是“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方针的具体的说法。
“三天亡国”论与“复兴民族”的说法，表面上互相抵触，实际上是相互为用的，二者都是为他的政略和战略服务的。“三天亡国”论是为“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找理由寻根据的，也是为了说明“四不”方针是非此不可的唯一正确方针。中国虽存在“三天亡国”的危险，但只要遵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采用“营防取胜”论的战术，仍可以达到战胜日本，“复兴民族”的最后目标。
第五，所谓“同归于尽”问题。
蒋介石在阐述他的对日政策和内外政策的关系时，在多处讲到国民党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同归于尽”的问题。他说“吾人认为‘同归于尽’的办法，决不是办法。”“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
两者所以会“合则两利，敌则两败”，相互为敌就会“同归于尽”，蒋介石的理由归纳起来为如果日本无休止地用武力进攻中国，中国政府由于抗日浪潮的高昂，就不能不抵抗。而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灭亡不了中国，势必长此相持下去。这便给“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的势力以可乘之机。长此相持下去，日本会被拖垮，国民政府也会因“内外交侵”而倾覆，结局是 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册，第88 页。双方“同归于尽”。
蒋介石苦口婆心以“和”“合”相劝，指出“同归于尽”的危险性，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毫不理会，他们仍然进攻不止，日蒋矛盾加剧。事实证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是把少数统治者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地主买办官僚军阀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独裁地位看得高于一切。他对外妥协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内的统治。他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违背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抗拒了抗日、团结、民主的历史潮流。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坚持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所受到的严厉惩罚，标志着执行这个方针的失败。
第三节**对历史发展主流的旁向和对革命中心任务的偏离九一八事变后，历史发展的主流是抗日、团结、民主。国民党拒绝开放政权，加紧强化**统治，并接连发动“剿共”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味妥协退让，背离了历史的主流。对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历史赋予它抗日救国的重任，要求它把抗日列为首要任务，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央，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偏离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革命的中心任务。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第一，关于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错误看法。
93 年9 月22 日，**中央制定《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九一八事变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日本武装占领东北的原因是（）摆脱经济危机，“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2）加紧进行反苏战争的“一个主要步骤”，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3）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量军队镇压中国的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2）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3）消灭国民党政府（包括在野的“反动派”）；（4）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5）求得“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这些主张，放过了真正的革命目标（日本帝国主义），而把非主要目标和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倒对象。这就完全离开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