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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立即放弃反帝的旗帜，而是顺应人民高涨的反帝情绪，做了一些维护民族尊严与利益的事情。这说明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达成谅解与妥协有一个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它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仅接受了列强无理的要求，而且开始阻挠并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公开放弃“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与真诚支援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南京政权逐步确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与它向西方列强妥协并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过程是同步的。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虽有反帝的表示，但它尚有更重要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向西方列强的妥协。这是它赢得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步骤。927 年 月3 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布告称“本府兴师北伐，志在铲除军阀，解北方同胞于倒悬，俾先总理之三民主义得以实施于中国，而非与各国为敌。凡我军人当知爱护党国，体谅斯意，嗣后对于各国之兵舰商船，不得擅施射击，对外人之生命财产，军行所至，尤须随时加意保护，以重邦交。”这是南京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最初表示。意谓北伐战争以铲除军阀为目的，并非与列强为敌，并公开表示保护列强在华的利益。月2 日南京外交委员会的通告对“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作了新的解释，其中说“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之标语非系为引起对外人之憎恶与敌忾，望一般国民一扫对外人之误会，以除对外人之敌意。”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
7 月5 日，南京政府训令“反日出兵运动应有相当程度”；同月7 日南京政府命令制止上海的对外群众运动。这是对帝国主义进一步妥协的表现。对宁案、济案的处理则是南京政府对列强更加露骨的妥协。
928 年3 月30 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与美国政府代表在上海签订解决宁案的《中美协定》，协定将美军炮轰南京，阻碍国民革命的暴行说成是**人煽动而致，国民政府向美方“深表歉意”，答应惩办肇事者，并向美方赔偿损失。928 年5 月3 日，济南惨案发生，蒋介石一面派员与日方交涉，同时命令所部退出济南，绕道北伐。同月5 日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决定对日本采取“容忍态度”。同月7 日，蒋介石接受日军提出的惩办肇事者的条件，免去贺耀祖所兼各职。由于南京政府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妥协，它赢得了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
南京政府对于苏联的敌视态度与对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927 年7 月 日，上海工部局根据淞沪公安局长杨虎的告发，搜查并封锁苏联远东银行。同月2 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通电取消用孙中山的名义命名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命令不得继续向该校派遣学生。927 年底，南京政府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公开放弃孙中山联俄反帝的革命政策。2 月3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对于时局的谈话称，“各地有苏俄领事署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联远东银行做**的金融机关，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待至革命成功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2 月4 日，国民政府发表对苏绝交令。5 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向苏驻沪总领事馆面交断绝邦交通牒。随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开始驱逐苏领事，封闭苏营商业机关。从此，南京国民政府不仅**，而且反俄，正式放弃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928 年2 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这样，国民党的外交政策由联俄反帝逐步变为联帝反俄。
第三节农工政策由于稳定政权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的所谓农工政策有一个由安抚到严密控制和镇压的过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发布“清党”令说“此系阻止少数分子发生叛乱行为而已，并非变更国民党任何政策。所有一切农工主要团体及各级党部，皆照常进行，毫无更张。务望各方面皆应安堵如常。”这里没有取消农工政策、农工运动、农工团体。
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时申明坚持农工政策、保护农工利益。定都南京宣言中说“保障农工团体之利益，并扶助其发展”为国民革命的方略之一。吴稚晖在4 月8 日定都南京庆祝会的讲演中也强调了孙中山农工政策的重要性，他说“总理的农工政策是说农工能革命，中国即可达到完全成功之目的，所以认农工为革命中心。”
7 月3 日南京国民党中执会发表《拥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运动宣言》。
《宣言》说“自今日始，本党同志均应尽力之所能及，以从事本党农民运动之工作。”“如有妨害农民运动，摧残农民利益，为农民之仇敌者，即为本党之仇敌。”②南京国民政府还实行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927 年7月5 日南京政府统辖的浙江省开始实行二五减租。
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初期没有下令取消工人运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群众在五一劳动节、五卅惨案、沙基惨案（ 月22 日）两周年纪念日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等活动。
随着国民政府逐步走向独裁，工农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工农运动遭到禁止和镇压，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很快被抛弃了。
927 年7 月8 日蒋介石在上海总商会上说“绝对不许有阶级斗争，数十万及数百万之家今皆应保护。”蒋公开表示保护富有之家的利益，反对阶级斗争。928 年2 月3 日国民党湘鄂政委会议决废止92 年0 月中央联席会议决定的二五减租政策。这是损害农工既得利益的重要表现。
928 年初，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废止过去关于民众运动、学生运动、青年运动的组织机构。 月8 日蒋介石发表为二届四中全会准备的提案。其中“整理党务案”提议，“改正中央及各级党部之组织，所有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部，易釀纷争者，一律裁撤，于组织宣传两部之外另设训练部及民众运动委员会”。关于民众运动提议“纠正过去之民众运动之错误，重新由中央制定民众运动之理论与方略，停止幼稚之破坏运动”②。2 月 《大公报》，927 年4 月25 日第二版。
② 《大公报》，927 年8 月8 日第六版。
《大公报》，927 年7 月9 日第二版。
② 《大公报》，928 年 月20 日。
3 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陈果夫等提议的“中央党部改组案”，废除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五部。2 月7 日通过的二届四中全会宣言贯穿了取缔学生运动、青年运动、民众运动的精神。南京政府公开放弃了保护农工利益，促进民众运动的主张，放弃了孙中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第四节与各派**势力的妥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面对**采取镇压、屠杀政策，一面加强了与国内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
927 年4 月2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通缉”**首要分子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5 月5 日，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发动清党运动。同月22 日，国民党中执委会颁布《清党条例》。928 年2 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3 月9 日国民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对于**人及其他进步力量进行残酷镇压。同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与西山会议派和解，并恢复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927 年5 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军官学生代表时说“我们现在不管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研究系、政学系、交通系、什么系，我们还要审查他里面分子。从前孔子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对于这种分子，我们不能因他党派关系而不设法吸取进来。”这是公开表示拉拢所有各种派系。
、7 月间，国民党中央否定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 月5 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标语时说“国民党本无左右派，从前**引迎合之者为左派，反对之者为右派。吾人既已久觉悟**之阴谋，故凡涉于左右派一类标语，皆不合用。”又说“西山会议无所谓派，无可打倒；且列席西山会议之党员，多为纯正之同志，但为**人所忌，遂中伤之，以达于其破坏本党同志之目的。”所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标语应取消。同时，将“打倒欺骗无产阶级的反动派”改为“打倒欺骗无产阶级的**”②。927 年 月底，上海军政机关以欢迎忠实同志为名，为张继、邹鲁、居正等西山会议派成员召开欢迎大会。西山会议派从此公开活动。7 月初，叶楚伧代表南京政府到上海与张继等接洽。不久，张继、林森被任命为浙江政治分会委员。928 年2 月 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宁汉两方决议审查案》，其中规定“凡因**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至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早期**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已聚集于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反动阵营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与先期**势力的合流扩大了反革命阵营。
《大公报》，927 年5 月27 日第二版。
② 《大公报》，927 年 月5 日第六版。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985 年版，第52页。
第五节国民党—党专政理论的确立和政治体制的初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当权者们虽然在**、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同时国民党内仍有不同政治观点并存的情况，例如，分权论者与集权论者曾出现过尖锐的对立。分权论者的主张尤以李石曾的“分治合作”与蔡元培的大学院制为代表。但随着“二期北伐”的完成，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倾向日趋明显，“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理论逐步确立下来。至928年0 月《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颁布，国民党统一的政治理论形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宣传所谓“全民革命”，反对**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国民党当权者的共识和合作的基础。李石曾、胡汉民等人均发表过类似的主张。927 年5 月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在《现今革命之意义》一文中将“君主革命”、“民权革命”、“阶级革命”、“民生革命”作为社会自然发展的四个层次，并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属于第三层次的“阶级革命”，蒋介石等在上海发动的“护党运动”为第四层次的“民生革命”。他断言上海的“民生革命”为高于“阶级革命”的“全民革命”，必将“继武汉而更替之”。提出以“全民革命”反对“阶级革命”。
胡汉民在《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阶级革命的口号只是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际上无产阶级联合又只是工人的联合，而我们中国革命，就一定要喊‘各阶级分子联合起来’，而各阶级联合且具有整个社会联合在革命线上的趋向。..明白了这个要义，我们可以站在三民主义的民众运动的立场，把阶级斗争的民众运动作一个较深刻的批评，”②胡汉民认为阶级斗争或“阶级革命”的理论与方法不适合于中国，应以各阶级联合起来的全民的革命代替阶级之间的革命，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国家。
除李石曾、胡汉民外，蒋介石、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南京政府初期的要人都发表过反对阶级斗争的言论。928 年2 月7 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李宗仁、陈果夫五委员提出的**议案，其中说“所有**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当权者，虽然在**、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国民党未完成“二次北伐”前，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理论。李石曾的“分治合作”主张与蔡元培的大学院、大学区制主张明显带有分权的倾向。
927 年底，李石曾提出以蒲鲁东“分治合作”反对马克思、列宁“**独裁”的主张，并认为中国应实行“分治合作”。这一观点虽然遭到南京 《革命周报》第 期，927 年5 月出版。
② 胡汉民《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上海新民书店928 年7 月版。
《分治合作问题》，见《李石曾最新革命论著初刊》，革命周报社发行，928 年9 月出版。政府中很多人的反对，但吴稚晖、蔡元培等对此均表赞同。由于这一主张客观上适应了当时军阀割据的需要，也得到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因此“分治合作”思想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具有一定的市场。由于李石曾是以地方政治分会作为“分治合作”的理想形式，所以对“分治合作”主张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当权者对于地方政治分会存废的态度。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围绕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当权者展开了一场关于集权与分权的激烈论争。李石曾主张的“分治合作”与孙中山所主张的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以及南京政府多数当权者主张的中央集权有着明显的不同。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内并没有统一的指导理论。928 年8 月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统一革命理论案”，对当时当权者思想的混乱情况作了明确的说明。其中说“自总理逝世迄至现在，党的革命理论由同志各个对主义的认识，及革命实际变动的观察，致革命理论，纷歧万端，致理论中心不能确立。”②随着“二次北伐”的完成，国民党加强了对思想理论的控制，开始致力于“政治的统一”。二届五中全会决定地方政治分会于928 年底取销，虽延至929 年3 月国民党三大召开之时才取销，但说明李石曾的分权思想与集权主义者作了一番较量后被否定了。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之后，加强了政治的独裁。
与此同时，蔡元培大学院制、大学区制实践的失败，也说明了国民党在完成北伐后，加强了“政治的统一”的步伐。
大学院是法国的一种教育管理机构，927 年 月，国民党中执会通过了蔡元培等人效仿法国实行大学院的提案。7 月，国民政府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关，主管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927 年0 月，蔡就任大学院院长。同时，经国民党中央批准，他还仿效法国在浙江、江苏等省实行大学区制。按照法国的大学教育行政制度，各大学区都有一所大学，大学校长为该大学区教育行政首长，总理学区内一切教育事业。实行大学区制后，国立大学为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区教育厅被废除。实行大学院制与大学区制后，教育有很大的独立性，具有自治的意味。但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稳固，南京政府加强了集权统治，这种具有分权性质的教育改革很快破产。早在928 年2 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就有人提议设立教育部；8 月，二届五中全会又有人提出设立教育部废止大学院案。五中全会决定，依据《建国大纲》，国民政府逐步实行五院制，行政院下设教育等八部，最终取消大学院制。
国民党统一的政治理论是在“二次北伐”后确定的。国民党占领京、津之际，尚在海外的胡汉民、孙科致电国民政府，提出国民党今后应“以党训政”、实行“五权制度”等建议。928 年8 月8 日，蒋介石在二届五中全会开幕的当天发表《今后党员与 《胡汉民、孙科条陈国政》，《大公报》927 年7 月3 日第六版。
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唯一要素》一文，提出他的“四化论”，即“军队党化”、“党军队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②，非常明显地主张“以党治国”、以军治国的军事独裁。8 月9 日，蒋又发表《对时局意见书》，提出“既曰以党治国，则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对于今日之言论“宜就其利害定一准则，有动摇主义，蛊惑人心，反背本党之主张者，皆在绝对禁止之例（列）”。③928 年8 月 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分别通过了“励行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及训政时期实施五院制的议案。
9 月5 日，胡汉民对于五院制发表一个说明书，提出“褓母论”。他说“党为民众夺政权，以政权褓母自任，以付诸国民为归宿。”为达此目的，须“经由五权制度之三民主义”。④0 月3 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托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中国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国民政府总揽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这样就确立了国民党“以党训政”、一党独裁的理论和政权组织。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在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革命大潮过去之后不久，国民党还打着革命旗帜，以打倒军阀为号召，继续进行“北伐”。在所谓“北伐告成”之后，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大为扩展，稳定程度也有所加强，它的反动性随之大增。国民党在对内残酷镇压**与进步势力的同时，对外快步实现了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它放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立了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
② 《大公报》，928 年8 月4 日第二版。
③ 《大公报》，928 年8 月0 日第二版。
④ 《大公报》，928 年9 月 日第二版。
第六章国民革命失败后**对中国出路问题的反思与探索第一节**对中国出路问题反思的历史背景924 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发展异常迅速，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平定刘杨叛乱、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92 年7 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短短半年，便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主力，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中国的国民革命达到**。短期内革命取得了巨大成果，使中国人民欢欣鼓舞。
正当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际，革命阵营内部发生了剧烈分化。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骤然失败。革命形势逆转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痛未定而思痛。中国政局为什么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动？革命人民的行动对不对？今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些问题严肃地摆在中国人面前。一切革命的、要求进步的、主张民主的、要求改革的人们，都在反思、总结、探索。不同的阶级、阶层、政派的人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自己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探寻着。
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成为最直接最主要的受害者。大批**人被屠杀，各级党组织被打散，工农运动遭受镇压，革命由轰轰烈烈转为冷落低沉。严峻的形势迫使**反思、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此时，**的反思、探索是在下列条件下进行的（）**在大革命时期已在工人、农民、军队中作了大量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2）大革命时期党的许多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如革命性质、动力、对象、领导权、同盟军等都作过一定的理论探讨，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3）大革命的失败，使更多的**人认识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体会到革命领导权、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4）大革命失败前夕，农民土地问题已引起许多**人的重视，两湖地区的农村革命已经蓬勃开展，为**进一步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和土地革命提供了工作基础和经验。（5）大革命后期，革命的武装问题已引起了**的注意，大革命惨败的严峻现实，促发了他们对武装斗争的重视，易于**将工作重心和斗争方式转向武装斗争。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形势下，**要探寻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又是十分困难的。这除了形势复杂、环境险恶、斗争激烈等客观因素外，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自身对所要反思、总结和探索的许多重大问题认识模糊。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曾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要包办国民革命。一、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二、我们要纠正过去错误，要注意群众，要由下而上，谁赞成我们就是左派..，我们要坚决地干，..我们必须努力做，这是我们的主要方针。”关于中国革命性质这个根本问题，周恩来在944 年对当时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情况回忆说“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②周恩来还曾指出**六大时的几个“不认识”（）“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2）“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3）“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4）“没有..认识武装的重要。”③以上材料足以说明当时**只是朦胧地、直观地意识到要采取与大革命时不同的方式去干，要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但具体该怎么干，较长时间里并没有在理论上实践上弄清楚。
2.俄国模式和教条主义对**反思、探索中国革命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逐步提出了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认为第一阶段是“广州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革命转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汪精卫叛变，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斯大林的这个理论，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依据。这个理论的基本倾向是革命动力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革命的动力变化了，便认为革命的性质也改变了。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正因如此，无论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还是斯大林强调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名称虽不同，实质上却都将革命的对象定为帝国主义、国民党新旧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但却又反对资产阶级，这是不合逻辑的、根本错误的。共产国际虽停止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但“左”倾错误却越来越严重，其理论上的根源即在于此。
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与**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985 年版，第34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980 年2 月版，第57—58 页。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0 页。
在批判中造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革命的失败，完全在于陈独秀推行机会主义路线，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如果坚决按共产国际指示执行，国民革命决不会失败。共产国际的决策是绝对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这样，便树立了共产国际对**的绝对权威。所以，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的理论方针政策对**反思、总结、探索的成败得失，有巨大的关系。
第二节**反思和探索的主要问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反思和探索，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2）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3）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基本政策、策略问题；（4）现阶段中国革命的道路、主要斗争方式问题。前两个问题，主要是反思、总结刚刚过去的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两个问题是在反思、总结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反思总结的落脚点在于更好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正确的总结，导致着探索的成功，而反思的失误，也会影响到探索的偏差。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再到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共产国际和**中央几乎众口一词，将大革命失败归咎于陈独秀及其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大体上说，这是正确的。然而却出现了极大偏差。“八七会议”开始，**在党内斗争上出现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错误。”这种错误后来发展为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2.关于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问题。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和共产国际反复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革命武装、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却同时发展了“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
3.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基本的政策、策略问题。**“八七会议”认为“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民权革命“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六大”重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但在对中国革命动力和阶级关系的分析上，犯了错误，不仅表现在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模糊，更重要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估量的错误。它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彻底。”这样，不仅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而且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争取民权革命胜利的关键。这是根本的错误。它不是**少数人一时的意见，而是**在较长时间内多数人所持的带有全局性的错误。
这样便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理论上的悖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要反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 页。
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矛盾，直到935 年瓦窑堡会议才得以解决。4.关于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问题。由于有了大革命失败的切身痛感，在革命斗争方式上，**的转变是很迅速的。面对国民党的野蛮屠杀政策，**“以牙还牙”，采取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但是武装斗争应该怎么搞，在具体的探索中显得异常曲折和艰辛。“八七会议”要求全党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农村暴动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城市武装起义很难搞起来，唯一取得短暂胜利的城市起义（广州起义），在三天之后便被镇压下去了。农村暴动，在许多省都搞了起来，但起义的目标仍旧是进攻和夺取城市。从起义的直接目标来看，它们也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在城市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或在农村暴动进攻城市失败后，保存下来的起义队伍被迫转移到农村，**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这条道路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探索性质。
这种探索性质，可以从**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发展、确立上得到反映。928 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只是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准备的一个重要思想”，而没有展开论述。930 年，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以流动游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把红军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开始冲破俄国革命模式和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认为“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这样一套办法等等的政策..无疑地是正确的。..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这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已是坚定的和明确的。
但应当注意，“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不等于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革命道路。至少还需要加上两个内容一是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问题；二是彻底摒弃“城市中心论”，树立以农村工作为重心，在农村长期“割据”，积聚力量，以便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这条道路的形成，要比“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晚一些。尤其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思想，只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艰难探索的成果。这种思想在党内并不占主导地位。当时**中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道路的认识，并不是这样的。
当时，**中央确定的通过暴动形式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方式，实际上仍然是坚持俄国革命的模式，即以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引发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夺取中心城市后，建立工农政权，把革命的势力扩展到全国，取得全国的胜利。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再到立三路线，进而发展到王明路线，**中央都始终坚持着城市中心论。
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客观形势，已向**提出了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为首的部分**人，不自觉地开辟了这条道路，并不断地进行探索，由不自觉逐步达到自觉。而此时，“左”倾思想控制的**中央是否真正意识到这种历史使命，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转变，却是值得考察的。鉴于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总体战略和局部政策并未做出正确决定的状况，可以断定中国革命究竟应该怎么搞，“左”倾思想控制的**中央并没有探寻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道路和办法。
历史是复杂的。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反思和探索的复杂性在于尽管**反思探索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革命的形势却是逐步高涨的，革命力量是逐步扩大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从主观上说显然是**，尤其是以**为代表的那些**人积极反思、探索的正确方面在起作用。由于**总结、反思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放手在农村搞土地革命，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同时，采取了坚决的武装斗争方式，组织、扩大了革命的军队，与国民党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适合了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和中国国情，从而很快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坚决进行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是十分正确的；但同时又采取了“左”的一套，按照俄国革命模式进行中国革命，又是极端错误的。前者推动着中国革命迅速向前发展，后者却又一次次地使革命遭受挫折。国民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及道路的总结、反思和探索，就是在这样十分复杂而又矛盾中艰难地进行的。但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第七章国民革命失败后中间政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大革命的洪流，把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卷了进来，有些还加入了中国**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革命高涨时，他们对国家前途充满了希望，并十分兴奋。但当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时，有些人又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中国的现实迫使他们重新观察革命的过去和国家的现状，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活动。他们积极投身的或曾经向往的革命骤然失败了；国民党当权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实行一党专政，实行**独裁；国内政局依然是动荡、混乱和不安。他们不满足继续受压迫的地位，不满意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地的争斗，他们要求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他们又从革命失败中得出了**的主张不适合中国的结论；对大革命失败后**搞武装斗争、以暴力手段进行土地革命的做法也不赞同。特别是“左”倾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采取了许多偏激和盲动的政策，更增加了他们的误解。
也有一些未直接参加大革命但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如胡适、梁漱溟等，在中国政局大变动的情况之下，也从刚刚逝去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探索中国理想的出路。
这样，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出现了一股政治势力，一种政治思潮，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所要走的路，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他们要在国共之间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第一节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也作了批评，认为“**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它不同意**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
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②。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
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
《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革命行动》第 期，930 年9 月 日出版。 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 期，930 年9 月 日出版。② 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 期，930 年9 月 日出版。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
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
第二节改组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改组派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陈公博发表的《今后的国民党》、《党的改组原则》以及《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
考察改组派的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如果说**和第三党偏重于从革命势力方面反思、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话，那么改组派偏重于从国民党立场上思考、分析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它认为（）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决定于三民主义能否真正实行。由于“本党的反动分子抛弃三民主义向反动势力妥协”，致使大革命失败；（2）由于有了924 年国民党的改组，“中国革命才有空前的发展，国民党才获得革命的新生命”。（3）大革命时期，**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做那马克思主张的那种共产的勾当”②，共产国际也“打击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党”，所以**和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
第二，改组派看到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分裂溃散的现实，他们探索中国国民党新出路的意向是十分急迫的。陈公博说“我们要走资本主义的路罢，依然受帝国主义的支配；我们要走非资本主义的路罢，然而抗不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徘徊瞻顾，各路不通。”“目前这个形势，就是这样混乱、糅杂、牵扯、纵横一个局面。”③革命已到了“最危险时期”，必须寻找新出路。
第三，改组派认为，中国“要继续反抗帝国主义和走非资本主义的路”，打出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但汪精卫、陈公博所谓的“十三年改组精神”，并不是孙中山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改组精神。汪精卫说“本党改组之精神，在于认定三民主义为救国不二法门。欲求三民主义能实现于中国，则不能不使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欲求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则不能不使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欲求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则不能不巩固党之组织，森严党之纪律，使党员之行动，趋于一鹄。此实为改组之精神。”这里根本看不到三大政策，而实际上其核心是要“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通过“改组国民党”，提高党权，重新恢复汪精卫等人在党内的地位。所以它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许多具体主张如提高党权，反对个人独裁，反对帝国主义等，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虽反映了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本主义的要求，但更多的代表了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 辑第 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 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
② 陈宋梅《本党的危险》，《革命评论》第 期。
③ 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 期，928 年7 月出版。 汪精卫《一个根本观念》，《汪精卫文集》之四，上海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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