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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公开表示他要以“乱暴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②。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93 年7 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9 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但是，袁世凯的真正目的，是要独揽大权，做一个新的独裁者，梁启超所醉心的“改良政治”，是他根本不愿也不可能接受的。当袁世凯利用进步党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之后，熊希龄的所谓“人才内阁”，对他来说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碍事的了。94 年 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2 月，熊希龄内阁倒台。尽管袁世凯改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但这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位，实在难以引起梁启超的兴趣。2 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以后，袁世凯又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都推辞未就。
在此期间，梁启超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超是反对的。当日本政府迫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梁启超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一系列文章，抨击日本的扩张政策和侵略野心。他在文中正告日本政府“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目中而未由拔。”“若欲并其不可屈者而屈之，吾劝日本人亦勿作此妄想也。”然而梁启超在指责袁世凯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又不时为他作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辩护。他说“四月来之交涉，我政府尽瘁事国之诚，良不可诬；其应付之方略，亦不得云大误。”似乎袁世凯及其政府不仅没有多大罪恶，而且还有很大的功劳。
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他的一些外国顾问相继撰文，鼓吹中国应当实行帝制。受袁世凯控制的筹安会也宣告成立，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983 年版，第5、8 页。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57 页。
《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20 页。 《中日时局与鄙人言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9—97 页。恐为“牛后”，终于发出了讨袁的檄文。8 月20 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及其同伙鼓吹帝制的谬论，强调当今中国决不可行君主之制，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②。文章义正辞严，犀利尖锐，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
2 月25 日，蔡锷在云南组成讨袁“护**”，随即成立云南军政府，与袁世凯进行军事抗争。为策应云南的起义，梁启超于95 年底从天津来到上海。他与蔡锷等人函电往来，帮助护**拟定计划，起草文告；又与广西都督陆荣廷秘密联络，促其独立。9 年3 月，梁启超应陆荣廷的邀请，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直接参加“护国”起义。他一方面向北京施加压力，要求以袁世凯辞职作为停战的条件；一方面又全力策划广东独立。4 月9 日，护**两广都司令部宣告成立，梁启超任都参谋。随后，他又积极筹备组织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联合政府，以期扩大势力，与北洋政府抗衡。5月 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都由梁启超亲自执笔。
护国运动高举反对复辟帝制的旗帜，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继云南之后，贵州、广西、广东、陕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告独立。一心想要黄袍加身的袁世凯，陷入了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窘境，因而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护国运动打破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迷梦，结束了袁氏的反动**统治，又一次显示了时代车轮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梁启超作为这次运动的核心人物，在发动、组织、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为护国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护国运动以后，梁启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之中了。9年 月 日，袁世凯病死。之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主持国务院事务，成为新的实力人物。梁启超很快成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给南方各都督司令的电文中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要他们协力予以援助③。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复会，并表示要惩办帝制祸首之后，梁启超便活动撤销军务院，以避免与北方对峙而发生冲突。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军务院于7 月4 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轻而易举地“统一”了中国。
复会以后的国会，议员主要由原进步党和国民党成员组成。随着北洋军阀内部矛盾的加深，国会也形成了两派主要势力。进步党议员组成宪政研究会（通称研究系）总理段祺瑞；国民党议员组成宪政商榷会，依靠总统黎元洪。两派力量互相对抗，矛盾重重。梁启超是宪法研究会的领袖人物，他凭藉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全力为段祺瑞张目。97 年3 月，段、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梁启超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段祺瑞对德宣战。当参战案被国会否决后，梁启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议员辞职，以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段祺瑞及梁启超运用各种手腕，先借助张勋“辫子军”赶走黎元洪，然后又反过来讨伐张勋复② 《痛定罪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2页。
③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5 页。
辟清室的罪行，最后，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梁启超和研究系，也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这时候的梁启超，可以说是志满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却再一次错估了局势，委身投靠**透顶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梁启超在任职期间，极力为段祺瑞扩充军备、巩固统治效劳，并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两笔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借款。这些军阀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舆论界的严厉谴责。 月5 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从此以后，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
第四节多变的政治思想和卓越的学术成就近代中国是一个风云激荡、发展迅疾的时代。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许许多多的热血之士都在进行努力的奋斗和艰苦的探索，寻求有效的救国方案。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各种各样的西方政治理论和思想学说也相继传入我国，这为那些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构筑自己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可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又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以至于一些人对自己刚刚提出的主张、见解还来不及细细回味，就又要忙于修改订正了。多变的时代造成了多变的思想，梁启超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称自己“保持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一步一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抨击封建**制度，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 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尽管梁启超在不断地变，然而历史似乎在与他开着玩笑，无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怎样变，时代潮流却总是毫不留情地把他抛到后面。这当然不能说是历史的不公平，而是梁启超的种种变化，归根到底都不能超出改良主义的樊篱，改良、渐进，是他政治思想的基本点。而近代中国恰恰是一个呼唤革命、变化急遽的时代。因此，梁启超的落伍，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98 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梁启超的欧洲之行，长达 年之久，先后到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诸国。在国外，梁启超除游览名胜古迹，了解风土人情外，还旁听了英国国会会议，参观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看到了战 《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六月三十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70 页。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3 页。
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听到了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为争权夺利而发出的吵闹。 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而且也有力地说明，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宣传家，而且也是一位知识广博、学有专攻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是相当广泛而巨大的，涉及到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尤以在历史学和中国思想史方面的贡献为多。梁启超早年投身于政治运动，从欧洲回来之后，他虽然仍不能算作一个自甘寂寞、潜心书斋的学者，但确实是用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他的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在欧游归来之后写成问世的。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在从维新运动至他辞去财政总长这一期间，梁启超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宣传家，他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许多论著，都是通过介绍国内外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政治制度，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同时，他的一些学术研究，也往往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例如他对管子、王安石等历史上改革人物的研究，对中国民族关系和先秦政治思想的探讨，就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明显的政治目的。梁启超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也不仅仅是文学史上关于文学体裁和作品风格的争论，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②。可见其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革命”，是与他的政治改良相辅相成的。即使梁启超晚年所醉心的对佛学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是与他鼓吹要以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的政治主张密切关联的。
梁启超学术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他所写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用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揭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他以进化论解释历史现象，套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模式来研究清代学术。他以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对历史上的民主精神和改革人物大加称颂，而对**制度和独裁暴君则攻击无遗。尽管梁启超的研究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有时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还不惜对事实进行牵强附会的引申和无 《破坏主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25 页。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7 页。
② 同上书，第2 页。
中生有的发挥，然而他毕竟是近代中国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比较全面地从事学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梁启超自称是晚清“新思想界之陈涉”，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他也往往开一代之风气。梁启超的许多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不仅给当时，而且也给后来的学者以重要的启示。他所留下的累累硕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梁启超晚年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并在一些著名大学任教。除了著述和讲学外，他还先后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务，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929 年 月29 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7 岁。他的遗著，由友人林志钧编成《饮冰室合集》，共48 卷，000 余万字。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0 页。
第十七章严复第一节弃科举，习海军严复，初名传初，乳名体乾，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年号癒壄老人，别号尊疑、尺盦、辅自然斋主人、观我生室主人，别署天演宗哲学家，门人谥为文惠先生。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为福州市）人。祖父严秉符是一名医生，父严振先继承祖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日（853 年2 月0 日），严复生于福州南台。咸丰九年（859），“始就外传”，先后从师数人，中间曾从五叔父严厚甫（光绪年间举人）受业就读。同治二年（83），严父聘请同邑黄少岩（昌彝）在家设立学馆。黄是“闽之宿儒”，治学以汉宋并重，平时严复跟他学儒家经典，闲时听他讲述宋元明儒学案，因而为学“明汉宋源委，听指日异”②。越三年，黄少岩去世，其子孟修（拔贡生）继续设馆。同治五年（8），严复的父亲病逝，学馆中辍。由于生活困难，严复不得不放弃走科举的“正途”。
同治六年（87），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在后学堂学习驾驶。同治十年（87），他从船政学堂毕业，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由于他实习认真，成绩优秀，被选派去英国深造。
光绪三年二月（ 877 年3 月），严复到英国后，先在抱士穆德（ortsmouth）学习，后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Greewihaval ollege）。尽管严复是抱着学习海军知识的目的来到英国的，然而到了英国之后，使他感兴趣的不是西方军事知识与技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思想。在英国期间，除了认真学习军事学校规定的高等数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建筑海军炮堡诸学等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外，他十分注意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和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并曾去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的法国游历。由于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索中国富强之道，“穷日夕弗休”③，因而他的学习往往与其他中国留学生不同，引起了清朝出使大臣郭嵩焘的注意。他每逢假日，辄至使馆，与郭嵩焘论析中西学术和中国富强之道，并论及去英国法庭听狱的收获，说“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郭嵩焘听了大为惊奇，“引为忘年交”②。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 页。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 册，中华书局98 年版，第545 页。② 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社会学界》第7 卷（933 年 月）。③ 王允皙《侯官严先生行状》，闵尔昌纂《碑林补集》卷末，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印，线装石印本。 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 册，第54 页。② 孟德斯鸠著、严复译《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98 年重印版，第224 页。第二节走“变今”维新的道路光绪五年五月（879 年 月），严复以各科考试成绩“屡列优等”毕业回国，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光绪六年（880），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或称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教务长）。光绪十五年（889）升为会办（副校长）。次年任总办（校长）。严复出于爱国热情，到天津水师学堂后，一心想把学校办好，多培养人才，建设强大的海军，使中国独立富强起来。但官场的腐朽，使他感到办理海军教育无法施展政治抱负，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他在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前0年间，曾捐监生，参加举人考试，先后于光绪十一年（885）、光绪十四年、光绪十五年、光绪十九年4 次参加乡试，但都未考中。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峻的现实，令严复清醒，他决然放弃追求个人前途的科举仕途，走上了“变今”维新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895），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论历史，针砭时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光绪二十二年，赞助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897 年 月），同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竭力鼓吹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西学”，以解救民族危机。在严复的一系列文章中，较重要的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四篇政论文。严复在这些政论文中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猛烈地抨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救亡。在《辟韩》中，他抨击封建君主**说“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他还进一步揭露这伙“最能欺夺”的“大盗”，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③，有力地鞭挞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揭露了封建君主**制度的罪恶。在批判封建君主**制度的同时，鼓吹“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他说君主不是天生的“圣人”，天然的统治者，“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只是由于人民终日从事耕、织、工、贾“相生相养”的事，才“择其公且贤者”②，立之为君。君主既然是共举出来的，也就有权废除他。他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君主立宪制度。怎样才能获得民主？他认为“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③。这样可以使“君与民皆有权”，君与民“共治”，国家就能独立富强，民族危机就可以解救。他还抨击科举制度“牢笼天下”，“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④，批评八股取士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处，主张废八股，倡西学。他认为中学“好古而忽今”，西学“力今以胜古”⑤。讲西学之后，就可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提出要救③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 册，第547 页。
严复《辟韩》，《严复集》第 册，第34—3 页。
② 严复《辟韩》，《严复集》第 册，第34—3 页。
③ 严复《辟韩》，《严复集》第 册，第34—3 页。
④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 册，第32 页。
⑤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 册，第—2页。
亡，要富强，“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并且断言“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大声疾呼“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严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来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康有为。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把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对立起来，要求人们不要再走老路，必须改弦易辙，另走新路。这就从思想上武装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使爱国救亡运动有了新的理论基础。
严复除积极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外，还积极参与创办新式学校。光绪二十二年（89），他担任了新成立的俄文馆总办，亲拟课程，延聘教师。他主持的这所学校，成为我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与此同时，他还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学”⑦，培养维新人才。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急于选拔新政人才，贵州学政严修建议，除八股取士普通科外，另设特别进士科——经济特科，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凡是长于内政、外交、理财、军事、科学、工程等人员，仿照博学鸿词科的成例，由大臣推荐考试。光绪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说“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严复先被顺天府尹胡燏芬推荐参加考试，后由詹事府詹事王锡蕃直接向光绪帝推荐。王锡蕃在奏折中说“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选道严复，本船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知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卓”，请“量才器使”。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
严复被光绪帝召见回寓后，将在当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至十四日（ 月27 日至2 月4 日）《国闻报》连载的《拟上皇帝书》加以修缮，送呈光绪帝。《拟上皇帝书》的中心思想是提出“谋国救时之道”。他说“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因而“谋国救时之道”，“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所以他主张未变法前先“治标”，变法后才“治本”。他又提出“治标”三策、“治本”四策。“治标”三策是（一）“联各国之欢”；（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严复认为“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②至于“治本”四策，在《拟上皇帝书》中没有具体说明，但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898 年8 月23 日）《吴汝纶致严复书》中，可知其端倪。书中说“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险夷，万法坐敝，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又风俗不变，不惟满汉畛域不能浑化，即乡举里选，亦难免贿赂请托、党援倾轧之弊。而土著为吏，善则人地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 册，第—2页。
⑦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 册，第50 页。
《通艺学堂章程》，铅字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 王锡番《奏保人才折》，《戊戌变法》第2 册，第375 页。
相习，不善则亲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同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号召人们于覆屋漏舟之中，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②，以保国、保种、保教。严复于四月在《国闻报》上连续发表《有如三保》、《保教余议》等论文，对保教予以批评。他说惟于“以孔子之道律今人，乃无一事是皈依孔子，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为功臣也”③。“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虽国家奉此以为国教，而庶民实未归此教也。”但是，严复的万言书还未送到光绪帝面前，慈禧太后就发动了政变。
严复是当时著名的维新人物，政变时却免受株连，主要原因在于他只是在文字上宣传维新思想，不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再加上《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慈禧太后、荣禄惧怕日本的干涉，不敢轻易对他下毒手。
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 册，第3—77 页。
② 《严复集》第5 册，第52—53 页。
③ 康有为《保国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98 年版，第23 页。 严复《有如三保》，《严复集》第 册，第82 页。
第三节翻译西书严复在积极鼓吹变法维新的同时，决心致力于翻译著述，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从光绪二十年（894）开始，他先后翻译了 部外国著作，约70 多万字，其中《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最为有名，人们通称为严译八大名著。
严复译著多是用意译。在译述过程中，常常参照自己的见解，用夹译夹议的方式，或者用按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所以，他译的书，不能看成一般的译著，在很大程度上应视为他的著作。他对译书要求很严，主张译书要忠于原著，准确地表达原意，文字要清晰流畅优美。这三点要求，他概括为“信、达、雅”三原则②。他的翻译，被誉为“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被称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②，康有为称颂他“译才并世数严林”，把他与林纾并称。
严复译书是有所选择的，既不同于洋务派偏重在天文、数学、机械、汽轮制造等科学技术，又不同于林纾主要在文学艺术，而着重在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他又把重点放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经典著作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政治学等等。他认为只有从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国家强盛的真正命脉之所在，其他那些都不过是“形下之粗迹”。他把译书与寻找救国道路结合起来，翻译《原富》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翻译《名学》是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翻译《法意》是为了反对君主**主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等。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天演论》。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选译的，原篇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用文言文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897 年2月）开始在《国闻报》上陆续发表。次年三月正式出版。《天演论》的基本思想是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认为生物不是自古不变，而是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所谓“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就是说，生物的进化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发展变化的。在严复看来，《天演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质力杂糅，相剂为变”③。他反复宣传和强调这种“变”的观点，并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中国人民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中，被“优胜劣败之公列”所淘汰。严复以生物的“自然竞争”、“适者生存”来代替社会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即将被列强瓜分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号召学习西方，“与天争胜”，② 严复《保教余议》，《严复集》第 册，第85 页。
〔英〕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译例言》，商务印书馆98 年版。② 吴汝纶《答严几道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一。
③ 吴汝纶《天演论序》，《严复集》第5 册，第38 页。
“自强保种”，对唤起人民的觉醒，振奋民族的精神，变法自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打击了那些高唱“夷夏之辨”的封建顽固分子，揭露了他们愚昧腐朽的真面目，确有振聋发聩之作用。所以，《天演论》一发表，震动全国，“风行海内”。它给处于“学问饥荒”环境中的思想界，输送了新鲜的食粮，使人们禁锢的思想，为之一振。康有为读到这部译稿后，推崇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②梁启超根据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在《时务报》上大做文章，许多爱国志士纷纷以进化论为武器，要求改弦更张，另谋新路。人们和学校纷纷用“竞存”、“适者”、“演存”、“进化”、“进步”之类的词汇命名，一时成为时尚。
《天演论》的发表，不仅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而且对行将到来的革命起了极大的影响。正如革命派所指出的那样“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③。
《天演论》，第 页。
② 康有为《与张之洞书》，《戊戌变法》第2 册，第525 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第四节反对民主革命光绪二十六年（900）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其间，曾参与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并被推选为副会长。此外，他还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从此，他脱离了海军界，离开了工作20 多年的水师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90），严复被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去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这个局是在英国控制下的所谓“中外合办”企业。严复担任该局总办期间，“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大权，都在洋人手里”。后来他自己说“此来徒为五百番（银元）月入耳，其是非乐也。”光绪二十八年（902），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准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李希圣为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总纂、严复为编译书局总办。严复担任编译书局总办后，与吴汝纶同处京师，过从甚密，朝夕研讨新旧学问。光绪三十年（904），严复辞去编译书局总办职务，回到上海。
光绪三十年（904）冬，发生了开平矿业局诉讼事件，严复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次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获悉严复在伦敦，想争取他参加民主革命，特意去拜访了他。二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严复认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也就是说，严复坚持“渐进”的观点，认为应从教育着手；孙中山主张“急进”，认为应立即进行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由于双方之间的观点、立场相距甚远，因而未能联合。
严复回国后，恰逢马相伯在上海筹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他在积极协助马相伯筹办学校的同时，应友人的邀请在上海青年会作了8 次政治学讲演。他的讲演稿于光绪三十三年（907）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政治讲义》。在讲演中，严复以政治同历史的关系及社会的演变来宣传他的“渐变论”，抵制行将到来的民主革命。
严复协助马相伯创建复旦公学后，第一任校长为马相伯。光绪三十二年（90）马去日本考察，由严复接替，成为第二任校长，但他仅接任几个月就辞职了。严复辞去校长职务后，又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他在学校又大讲“立宪之君”，直至光绪三十三年（907）夏，恩铭被刺，才离开这个学校。期间他曾去北京一次，被外务部尚书唐绍仪任命为游学生毕业考试同考官，共录取了陈锦涛、颜惠庆等十三人，分别赐予进士和举人出身。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905 年2 月），清廷增设学部，任命荣庆为尚书，主持学政。光绪三十四年（908），严复被荣庆聘为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宣统元年四月（909 年5 月）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90 年 月7 日），清廷赐予他文科进士出身。
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 期（905 年）。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 册，第550 页。
宣统二年（90），清廷成立预备立宪机构资政院，严复“以硕学通儒”的名义，被“钦选”为资政院议员。同年十一月，清廷设立海军部，由于严复在海军工作多年，特授予他海军协都统衔。宣统三年（9），清廷又特授予他海军部一等参谋官等职务。
严复从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到辛亥革命前3 年间，他虽表示“罢政归第”，不涉足政治，一心一意从事翻译著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清廷，相反，在清廷担任的职务比戊戌变法失败前更多。这时严复的思想不仅没有随时代的前进而进步，反而日益趋于保守。在《译〈群学肄言〉自序》中这样写道“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②他一方面批评改良派，“攘臂疾走”，“旦暮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一方面攻击革命派，“搪撞号呼”，“盲进破坏”，从一个进步的思想家走向保守的营垒。
92 年 月 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结束了清朝20 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严复虽然对清朝统治不满，但又认为“天下仍须定于**，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可富强之可跂乎。”又说“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②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第24—28 页。
《严复集》第 册，第23 页。
第五节保守复旧的落伍者92 年3 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严复被任命为署理北京大学校长。 月，他辞去校长职务。在辞职前的9 月，还被北洋政府海军部编译处聘为总纂，辞职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顾问。
93 年9 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0 月 日，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感到国会是他搞**独裁的障碍，竭力攻击国会的存在，是使“政权无由集中”，“不宜统一国家”，“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94 年 月0 日，下令解散国会，以“中央政治会议”来代替。但是，中央政治会议来历不明，不合乎法律手续，于是又制造一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如同中央政治会议一样，是袁世凯一手操纵的御用工具。 月2 日，严复被举为约法会议的议员。3 月8 日，会议正式成立，议员们按照袁世凯的旨意，炮制了一部**独裁的《中华民国约法》，使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按《中华民国约法》规定袁世凯政权的立法机构是立法院，同时设立一个被总统咨询的参政院。立法院议员由选举产生，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简任。但即使由袁世凯一手包办选举的立法院，也始终未成立，一直由参政院代行职权。严复又被袁世凯简任为参政院参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将外国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新闻和文章，译成中文送给袁世凯备览。95 年5 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当他知悉袁世凯有想当皇帝的意图时，就苦心相劝“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但政体改变，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时欲复旧制，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必欲为之，徒滋纠纷”，“于袁氏有大不利也”。但袁世凯还是执迷不悟。95 年8 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时，严复与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 人被列为“筹安会六君子”。而列名筹安会，是杨度等强加给严复的，公诸报端也未取得他的同意。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未赞一词”，但这并不表明他认清了时代的潮流，反对帝制，赞成共和。相反，他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只是反对操之过急，“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释此不图，岂非大错”，结果，“欲速不达”，“弄巧成拙”②。
在辛亥革命后，严复不仅在政治上倒退到顽固坚持复辟君主，反对民主，而且在文化思想上由主张学习西方蜕变成提倡尊孔读经和维护封建道统。93 年，他同马其昶、夏曾佑、姚永概、林纾、吴芝瑛、梁启超等200 余人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他为首领。孔教会成立后，他在《庸言报》上发表《孔教会序》，同年又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以后又写《导扬中华民国精神议》，鼓吹尊孔读经，倡导忠孝节义，维护封建道统。他说“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 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 册，第03、0 页。
② 白蕉编《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 页。
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这样，由一个热心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积极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革新者，变成了主张复古的落伍者。
99 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各阶级各阶层都在作各自的表演。严复完全抛弃了宣传西学、提倡新学、追求光明与进步的革新精神，以维护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的姿态出现，放言无忌，竭力反对“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他说“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就是说，学生起来进行爱国运动，是徒劳的，无济于事的。他还辱骂攻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是“人格虽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②严复晚年患有哮喘病，久治无效。92 年0 月28 日，这位名噪一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9 岁。 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九）》，《严复集》第3 册，第29 页。
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五）》，《严复集》第3 册，第92 页。
② 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九）》，《严复集》第3 册，第95 页。
第十八章谭嗣同第一节为维新改革而献身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85 年3 月0 日）生于北京宣武城南烂眠胡同。谭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继洵（字敬甫），官至湖北巡抚。他幼年随父在京读书，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欧阳甚为推崇王船山的学术和气节，嗣同后来亦十分敬仰王船山，当受其影响。
光绪二年（87）北京发生流疫，谭嗣同被染，昏死三日，后又苏醒，所以取号复生。在这次流疫中，他母亲和姐姐、哥哥等相继染疾而逝。其母死后，谭嗣同备受庶母虐待，亦遭其父歧视，心灵上受到极大创痛，后来他曾追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他憎恨封建伦理，勇于为理想献身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与他早年的遭遇不无关系。
谭嗣同早年就在京城结交了专以“锄强扶弱为事”的义侠王五（世称大刀王五，名正谊，回族），向他学习拳击和剑术，后来“于文事之暇，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即由此奠定了基础。王五虽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谭嗣同却与之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友谊。王五那种桀骜不驯，英勇慷慨，以及对世俗的反抗精神，对谭嗣同当然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