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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官，把持国是”。康有为和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予以反击。但是，后党掌握了军政实权，而光绪帝则只有起草上谕权。七月中旬，后党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荣禄，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帝先后发出两次“密诏”，担心“今朕位几不保”，并明谕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八月初五日（9 月20 日），康有为离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政变发生。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序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98 年8 月版，第92—93 页。 许应骙奏，《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958 年版，总第400—40 页。第七节流亡海外，创设保皇会九月初十日（0 月24 日），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到达日本，他在途中发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际此奇变”，称慈禧太后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帝为“罪大恶极”，并将“密诏”改窜露布，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②，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
接着，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首数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当他在香港时，就想“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③。他的弟子梁启超在逃亡途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等到了日本，康有为又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②；又上书同文会领袖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③。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密诏”，不便和革命党人往来，拒绝合作。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一次孙、陈、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不到会，派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陈少白反复辩论至3 小时，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④。
光绪二十五年（899），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二月二十三日（4 月3 日），由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温哥华、乌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说“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旋渡大西洋赴美国，企图运动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未能实现。又重回加拿大，于六月十三日（7 月20 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会例》指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门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一伙顽固势力为宗旨。同年，② 文悌严参康有为折，《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42 页。
③ 《新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参见汤志钧撰《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近代史研究》985 年第4 期。
康有为《谢奉到衣带密诏折》。
② 梁启超、王照《致伊藤博文书》，《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外国人书简”八，日本塙书房版，第43—44页。
③ 康有为、犬养毅笔谈记录，共二版，日本冈山县木堂纪念馆藏。
④ 《近卫笃麿日记》第2 卷，日本鹿岛研究所出版社昭和四十三年六月版，第84—85 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要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要变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帝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而救中国”，在海外颇有一些号召力。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康有为由香港抵达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国政府保护。这时，义和团运动展开，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②，“先订和约以保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③，说是光绪帝复位，就能“辑睦外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④，酝酿“讨贼勤王”。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
② 康有为《在乌威士晚士打演说》，《清议报》第十七——十八册，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出版，罗裕才笔记，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07 页。
③ 康有为《致各埠保皇会公函》，《康有为政论集》，第44 页。
④ 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二，《知新报》第2 册，光绪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第八节反对民主革命义和团运动以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光绪二十七年（90），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清廷**，“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不能“隐爱于光绪皇帝一人”，处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
革命形势的发展，连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都有些摇惑，康有为很是焦虑，连函切责。光绪二十八年（902），发出《答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文，前文对梁启超等“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变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后文以为“谈革命者开口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是‘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康有为以为革命自立是“求速灭亡”，而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谨布告同志，望笃守忠义，勿听莠言，仆与诸公既同为保皇会人，仆以死守此义，望诸公俯鉴之。”②表示死守此义，保皇不变。这时，康有为写了《孟子微》、《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以及《大同书》。随着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趋沉沦，“大同”三世学说也起了变化，说是孔子之时，“身行乎据乱”，是“乱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于隋、唐，应该进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后，“至今千载”，中国应该“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汉的崇“刑名法术”，王莽、刘歆的“创造伪经”，晋代以后的“伪古学大行”，以致“微言散绝”，“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而二千年的中国，只是“笃守据乱之法以治天下”。据此而言，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不过是“乱世”，并非“小康”，与戊戌变法前的“三世”说已不同了。
过去，他以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所向往的“大同”境界。现在却以二千多年的中国是“乱世”，而以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为“升平世”（小康）。“乱世”的中国，要经过“公议立宪”，才能符合世界潮流，进入“升平”；至于“太平”（大同），是必需“假梯级”，必需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如仍“据乱”则“大乱生”； 康有为《托英公使交李鸿章代递折》，《知新报》第33 册。
② 章太炎《正仇满论》，《国民报》第4 期，90 年8 月0 日出版。“而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固万无可得之势，不待言也”。以喻中国只可实现“小康”（升平世），只可采取由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实现君主立宪，“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
光绪二十九年（903），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康有为等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沉重打击了改良主义。接着，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明确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②。号召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而康有为则漫游各地，离印度、居香港。光绪三十年（904），自香港至槟榔屿，自槟榔屿赴欧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
康有为《与李福基等书》，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六日。
康有为《大同书》，中华书局958 年版，第73 页。
②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书》，《政论集》，第47 页。第九节成立帝国宪政会，开展立宪运动光绪三十一年（905）春，康有为自加拿大南游美国。秋，赴欧洲，旋回美国，撰《物质救国论》，以为“中国之病弱”，在于“不知讲物质之学”。这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为了抵制革命，清廷于次年七月十三日（90 年9月 日）颁布“预备立宪”。正在欧洲漫游的康有为大喜过望，九月四日（0月2 日），发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谓“仆审内外，度形势，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国之瓜分矣。”“今者举国同心，咸言宪法，遂至使臣周咨于外，朝廷决行于上。顷七月十三日明谕，有准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粃政焉。”说是“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准备于“丁未新年元旦行大庆典”，宣布旧保皇会“告蒇”，新开国民宪政会。说什么“向日之诚，戴君如昔”，“开天之幕，政党我先”③，希望重温立宪之梦。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907 年3 月23 日），保皇党人在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来，“议行君主立宪”，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在章程第二条中申明“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鉴于法国革命之乱，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坚守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凡本会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误为革命邪说所惑，致召内乱而启瓜分。”第三条申明“本会以尊帝室为旨。”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康有为企图回国从事政治活动未果，指使梁启超等与清朝皇室贵族、国内立宪分子联系，又借用侨商名义，写了请愿书，“乞立开国会而行宪法”。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908 年8 月27 日），清廷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开国会，再于下月颁布《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制度。革命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而保皇派则表示拥护。《宪法大纲》颁布不到两个月，光绪帝就“龙驭上宾”了。康有为又说帝国宪政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但是荣禄早死，慈禧太后也卒，谁是贼呢？“查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于是“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杀贼以报先帝之仇”②。
宣统二年（90），康有为用帝国宪政会名义草书请开国会，指出“若待九年，恐国非其国”，请“立下明诏，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这时，保皇会与国内的国会请愿会联系频繁，拟于年底改帝国宪政会为帝国统一党，向清民政部申请注册，说是“不曰会而曰党，乃合全国人士与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广大之”②。
宣统三年（9），清廷严制国会请愿。四月，组织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康有为对奕劻并不信任，一些保皇会员在海外制造舆论，③ 《孙中山全集》第 册，中华书局98 年版，第230—232 页。
民意《希望满洲立宪者之翻案》，《民报》第3 号。
② 《帝国宪政会大集议员会议序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
康有为《光绪帝上宾讨贼哀启》，《戊戌变法》第 册，第433—434 页。② 康有为《代美国宪政会请开国会书》，宣统二年。
散布揭贴，说是“今举中国之败坏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阻挠立宪，阻挠国会，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警告奕劻“若不即开国会，则为举国公敌，为卖国大贼”③。五月，赴日本，初住箱根，后移居须磨。八月，武昌起义。康有为听到消息，“忧心如焚”，仍持“革党必无成”之说，想“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还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说“人知革之无成，士大夫皆思吾党而归心”，“他日国会开时，吾党终为一大政党，革党亦自知无人才，不能为治也”④。③ 《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
④ 《奕劻卖国揭贴》，宣统三年。
第十节鼓吹尊孔，拥护溥仪复辟92 年，中华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结束，康有为已无皇可保了，但他仍恋栈旧制，眷念君主，是年冬发表《共和政体论》，说“**君主以君主为主体，而**为从体；立宪君主以立宪为主体，而君主为从体；虚君共和，以共和为主体，而虚君为从体。故立宪犹可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又说“中国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况议长之共和，易启党争，而不宜于大国者如彼；总统之共和，以兵争总统而死国民过半之害如此。今有虚君之共和政体，当突出于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尽有共和之利，而无其争乱之弊，岂非最法良意美者乎？”混淆民主制与君主制度的界限，以最彻底的民主制度为最坏，越不彻底、封建残余保存越多的就是最好；并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想挂一个“共和”的招牌，恢复清朝的统治。
此后，发表《救亡论》和《中华救国论》②，妄说“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国”，而“满族亦祖黄帝”，还应由清朝复辟。
93 年，以母丧归。在国外5 年，至此归国。去国时是一个进步的维新运动领袖，回国时却是一个保守的人了。袁世凯邀请他去北京，作为反动政权的点缀。康有为没有答应，这是为了记住袁世凯出卖戊戌变法的旧恨，反对袁世凯乘着革命危机逼垮了清朝。葬母毕，移居上海，办《不忍》杂志，主张“以孔子为国教，配享天坛”，说是“若今不尊孔，则何从焉，将为逸居无教之民欤？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于禽兽乎，则非待烹灭绝种而何？”③戊戌变法前的孔子，在康有为的心目中是“维新”的孔子；这时的孔子，却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了。
9 年3 月，电请袁世凯退位。 月，袁世凯死，康有为电黎元洪，“望早召正式国会”，又请“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废汗菜，勿得以以他职事假赁侵占”②。
97 年，张勋拥护溥仪复辟，康有为于事先《拟复辟登极诏》，说是“民主政体只能攘乱，不能为治，不适于中国”③，并受弼德院副院长职。
99 年，五四运动爆发，康有为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首谓“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继称“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陆宗舆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 康有为《致衷孟、慧儒书》，辛亥十一月九日，手迹。广州中山图书馆藏。② 康有为《共和政体论》，《康有为政论集》，第90—9 页。
③ 《救亡论》撰于9 年冬，发表于92 年，《康有为政论集》，第52—78 页；《中华救国论》撰于92 年，载《不忍》第 册，《康有为政论集》，第9—73 页。
康有为《孔教会序二》，载《不忍》第 册，《孔教会杂志》第 卷第2 号，见《康有为政论集》，第740 页。
② 《康有为政论集》，第945 页。
③ 《致北京电》，《康有为政论集》，第957 页。
快心”，“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国贼”④。
922 年，游曲阜、登泰山，反对联省自治，认为“分裂则必争而大乱，统一则必治而修明”。 月，杭州别墅一天园建成迁居。2 月，溥仪“大婚”，康有为在杭州“望阙叩贺”。溥仪赏以“御书”，他又赋诗志庆。923 年，游开封，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往还，又至陕西演讲数次，夏历年底返沪。
924 年，冯玉祥部入京，把溥仪赶出清宫。康有为电北京当局，说是“挟兵逼宫”，“何以立国？”次年，从上海去天津“觐见”溥仪，漫游各地后返沪，办天游书院。
927 年2 月，赴天津祝溥仪寿。旋上《追述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谢恩折》，表示“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②。3 月8 日（二月初五日），70 寿，溥仪“赐寿”。康有为有诗谢恩。8 日，赴青岛。3 日（二十八日），病逝。
康有为所写论著，据《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所列，经部有《孔子改制考》、《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礼运注》、《大学注》、《中庸注》、《论语注》、《孟子微》等9 种；史部有《时务刍言》、历次上书、《戊戌奏稿》、《政见书》、《官制考》、《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理财救国论》、《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中华救国论》、《共和平议》等4 种；子部有《大同书》、《诸天讲》、《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2 种；集部有文集、诗集等28 种，共37 种。
④ 见《康有为政论集》，第990 页。
见《康有为政论集》，第0—07 页。
② 康有为《斥赵恒惕联省自治电》，《康有为政论集》，第07—084 页。第十六章梁启超第一节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873 年2 月23 日）。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
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③，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光绪八年（882），梁启超年仅0 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耀祖光宗，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
光绪十一年（885），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广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
光绪十五年（889），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亲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890）春，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③ 《康有为政论集》，第25 页。
《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5— 页。
《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 页。
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②。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89），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② 《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 页。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 页。
第二节宣传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梁启超最为自信并常常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激扬文字、驰骋舆论阵地的宣传才能。从登上政治舞台起，梁启超就与新闻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在维新运动时期和流亡日本之初，他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猛烈抨击封建**统治，极力宣扬改良和变革，热心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舆论界的骄子。
光绪二十一年（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②。四月初八日（5 月2 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000 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光绪二十二年（89），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②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③，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② 梁启勋《“万本草堂”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5 辑。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 册，神州国光社953 年版，第30 页。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2 页。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 册，第33 页。
③ 《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 页。
《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8 页。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②。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③。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897）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④。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事实上，梁启超的不少学生，如李炳寰、林青、秦力山、蔡锷等，后来都参加了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897 年 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次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 月3 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义》，大加奖励”②，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不推翻**的清朝统治，不摧毁封建的**制度，所谓救亡图存也就只能落空。然而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并未能使梁启超醒悟过来。尽管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② 《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09 页。
③ 《与熊纯如书（三十九）》，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 册，第48 页。④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4。
《觉迷要录》卷4。
② 《保国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28 页。
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他们公开提出“保皇”的口号，四处建立保皇组织。特别是梁启超遵从师命来到檀香山后，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幌子，积极扩大保皇会，以致当地许多兴中会员也受到蒙蔽而加入保皇会，给革命运动造成了很大危害。
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898 年2 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③尽管与此同时，梁启超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抨击封建主义，宣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是“改良”与“尊皇”，却仍然被他看作是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推翻清朝统治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一批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图存的刊物相继创刊，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了与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光绪二十八年一月（902 年2 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超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此后，梁启超又在一系列文章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梁启超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咎于国民缺乏公德和知识，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过他所指出的中国国民性中的许多弱点，确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章，在体裁上打破了死板古文的形式，能够用通畅易晓的语言，表达其思想内容，而且很有气势、富于感染力。当时成为一种新文体，以至于“学者竞效之”。
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为了批驳改良派的谬论，消除改良思想的不良影响，进一步推动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和有力的批判。自光绪三十一年（905）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开明**”论。仍然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他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通过这场论战，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改良派企图以改良的君主立宪来抵制民主革命，以所谓“开明**”来抵制民主共和的面貌暴露无遗。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启超还是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话，那么此时他已经由于不能与时俱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③ 《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28 页。
李华兴等编《尊皇论一》，《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84 年版，第90 页。 《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
者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
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90）开始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905），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密奏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先宣布立宪，“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光绪三十二年七月（90 年9 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②。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统治。
然而对于改良派来说，清廷的“预备立宪”却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他们不仅始终对清朝统治者抱有幻想，而且与国内的一些士大夫和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因此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挽回自己的颓势，阻止革命力量的发展。光绪三十三年（907），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超也与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梁启超甚至还明确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③。但是，梁启超的这些表白，依然只是一厢情愿。清廷所标榜的立宪，完全是为了迷惑民众，混淆视听，在行动上始终没有什么实际的表示。立宪派对此渐感不满，各团体多次联名上书，并开展请愿活动。梁启超控制的政闻社，也于光绪三十四年（908）致电宪政编查馆，请定3 年内召开国会。他们哀恳陈词，乞求清朝统治者赐予一些政治权力。清廷本来就对立宪派组织的请愿活动心怀忌恨，伺机镇压，于是便藉口政闻社内有梁启超等“悖逆要犯”，下令查禁政闻社。这对梁启超来说，无疑是一个意外而沉重的打击，他极力挽救，但毫无效果，政闻社最后不得不宣告解散。
然而这些沉痛的教训，仍未能使梁启超从希望清朝立宪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溥仪即位后，梁启超又上书摄政王载沣，为清廷实行立宪出谋献策。他写道“今日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今日欲举预备立宪之实，万事皆枝叶，惟此养人才、正人心之一事，实为本原”，婉转地表示了自己这个人才愿为清廷实行立宪效力的心情。此后，梁启超着力宣传立宪政治，撰文介绍欧、美、日本各国宪政，说明君主立宪政体最适合于中国国情。但是，梁启超的政治主张，毕竟是与清朝统治者的愿望相抵触的，他利用舆论工具敦促清廷加快立宪，企图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治理中国；而清朝政府的本意则是以立宪为名，扩大皇权，强化封建**，梁启超的主张，自然不会被接受。因此，直至清朝灭亡，梁启超苦心设计的救国方案一直未被采纳；他本人作为清廷 《开明**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53、74 页。
② 戴泽《奏谓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第4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57 年版，第28—29 页。③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979 年版，第44 页。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3、28 页。
的“悖逆要犯”，也始终没有得到赦免。
第三节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戊戌以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大都是在海外进行的，与国内政界的联系，只能以其他人物或团体为中介。因此，尽管梁启超凭其卓越的才能，在鼓动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统治集团中却始终没有扮演过什么显赫的角色。随着武装起义的爆发，清廷被迫开放党禁，这为梁启超跻身政界提供了机会。
面对蓬勃开展的武装斗争和日益高涨的反封建浪潮，梁启超不得不承认，“今后新中国之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但为阻止革命势力的扩展，梁启超与康有为又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意欲使革命派与清廷实行妥协。他牵强附会地解释说在共和政体中，中国必须选择“虚戴君主共和政体”，“此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9 年 月 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对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所谓“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梁启超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才便于控制舆论，影响国民。“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②他对袁世凯的邀请推辞不就，而继续坚持为鼓吹“虚君共和”奔走呼喊，实际上是在观察形势，等待时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封建**统治，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为袁世凯所篡夺。92 年2 月清帝退位，3 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权力的法码，似乎倒向了袁世凯一边。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超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说什么“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他表示，“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拟俟冰泮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想亦为大君子所不弃耶？”③这些言辞，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梁启超急于投靠袁世凯的心情。“虚君共和”的调子收起来了，与政府的关系也不“断绝”了，梁启超改而要为袁世凯政府效力了。
92 年0 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4 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
这时候的中国，刚刚经过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动，各派政治力量不 《上摄政王书》，《梁启超选集》，第549、550 页。
《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34、43 页。② 《致罗惇曧书》，《梁启超选集》，第05 页。
③ 《致罗惇曧书》，《梁启超选集》，第05 页。
断分化，新的政党相继成立。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几个小政党合并在一起，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参加竞选，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93年5 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后，梁启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诋毁革命党人，反对革命运动。他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以先觉者的口吻说道“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他把革命斗争说成是“暴民政治”，攻击革命党人是“乱暴派”，声称“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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