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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江南一带“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②。贵州黄草坝“过去曾为不可少的纺车都摆在一边,满布着灰尘,被遗弃了”③。广州附近“纺纱之业,风流云散,至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④。大致到民国初年,中国手工纺纱业除了偏僻地区和纯粹为了自给之外,大部分都已在外国机制棉纱的压迫下停歇了⑤。和手工纺纱业同时出现衰落趋势的,是与之相关的手工织布业。洋布最初输入中国,只是城里的一些有钱人才穿用。一个外国人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我们的布匹,在夏天,为了节省丝绸与绉纱;在冬天,则加上棉絮,节省皮衣和厚重的缎子。商店的账房先生和店员穿用我们的布匹也相当普遍。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显得光彩。..富裕阶级之所以穿洋布,也不是因为洋布好,而是因为做起所需衣服来,碰巧洋布比他们土布便宜罢了。”而大多数人,尤其是广大农民仍使用土布。道光以后,欧洲棉纺织业生产技术大幅度提高,生产费用显著降低,布匹的售价也大幅度下降。“例如本色布在8 年(同治五年)的售价是2 两9 钱至4 两,87 年是2 两5 钱至3 两,而88 年的价格大约在2 两2 钱到2 两5 钱之间。外国棉布在这样的低价下就能与土布竞争,并能负担运输费用而深入到内地去”,因而洋布得以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同治末年以后,进口棉布增长的速度尤为明显,光绪元年(875)棉布进口金额为700 多万海关两,光绪六年(880)为900 多万海关两,光绪十一年(885)为2500多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六年(900)达4500 多万海关两,光绪三十一年(905)更是达到000 多万海关两②。由于洋布价廉,在农村中穿用的人也日益普遍起来。“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以说已不存在了。..洋漂布主要流行于本省(浙江)贫瘠和人口稀少的区域,如衢州、姚州(即余姚)、金华便是”③。同治十年(87),《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也提到“中国(汉口)农民开始发现这种外国货物(洋布)比他自己的(土布)便宜得多,在某种程度内,(洋布低廉的价格)抵补了(洋布)不耐用的(缺点)。”④光绪元年至二年(875—87)的该报告还称“土布和进口商品(洋布)相竞争,(在品质上)决不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手织土布的售价较高,因而贫苦的中国人便不得不买便宜的但并不耐用的竞争品(洋布)了。”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指出“迄今通商大埠,乃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其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六日。

    ② 《利国宜广制造论》,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一日《申报》。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4 页。

    ④ 邬庆时《番禺末业志》,“工商业”第四,卷4;又见梁鼎芬等《番禺县续志》卷2《实业志》,“工商业”,第3 页。

    ⑤ 参见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92 年第 期。 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0 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20—22 页。

    ② 参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979 年7 月版,第 页。③ 《关册》(英文),87—872 年,第33—34 页。

    ④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20—22 页。

    ⑤ 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22 页。

    言虽不很准确,但也可见一般。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手工织布走上没落的道路。如浙江鄞县,所产土布因结实、耐用而闻名,俗称结布或老布,“为民间家庭工艺之最普泛者”。但是,“迨至光绪十年后,..则巡行百里,不闻机声”②。在江苏,同治中期以前“土布遍销内地,为土民出产之大宗。..十年之后,逐渐稀少。又十年而通都大邑,竟至绝迹。今日虽在穷乡,聆纺织之声,诧为异矣”③。甲午战争前后,北方“畿辅深、冀诸州,..近来外国布来,尽夺(我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外国”④。湖南岳州,“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布名),几如披砂拣金”⑤。广西贵县也因“洋布输入,土制纱布,相形见绌,纺织之业,遂一落千丈”。

    但是,手工织布业的衰落在进程上较手工纺纱业缓慢。这是因为一些具有长期商品生产传统,手工纺织业收入在农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当其手工纺纱业几乎全部停顿时,大量的劳动力又以低于价值的价格,投入到与之接近的手工织布业中,同时在手工织布中大量使用价格低廉的进口机制棉纱,从而使手工织布业在洋布的强大冲击下,得以保存,甚至有了新的发展。光绪八年至十七年(882—89)《海关十年贸易报告》(英文本)载广东琼州“随着大量的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止了。..文昌女工既失其纺纱职业,便转入织布,据说她们的收入现在已较前些年约增加一倍”。江西《庐陵县志》也载“十数年来,纺车朽蠹,而机杼不减于旧,盖业布者市洋纱为之,贫妇计段责值而已。”②有些地区用洋纱织成的土布,不仅比用土纱织成的土布便宜,甚至比进口的洋布还便宜。光绪十八年(892)镇江口海关报告称“北方各处之人,俱购洋棉纱自织,其织成布匹较市中所售价廉而坚。”③光绪二十一年(895)九江口的海关报告也称“内地人民有尽用洋棉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值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④这样使土布得以抵抗洋布的冲击,甚至挤占洋布的销路。如江苏“通州所出布匹,销场极大。各省之人,皆闻其名,皆乐于购”⑤,致使从镇江进口的“洋布减销尤甚。. .从前如江北内地各州县,均用洋布,近则用土布者渐多”。一个外国人在他对贵州安顺府、黄草坝和独山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三个主要织布中心,近二十年来,织布业有了迅速的成长。据消息灵通的外国侨民说,这种情形正方兴未艾。我们不论在那里参观,人们都以愉快而直率的态度向我们解说进口洋布贸易范围过于狭小和家庭织布业的范围之广大。例如黄草坝一个最大的商人曾着重指出洋布的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纺织》,第20 页。

    ② 蔡藏卿、马厓民《鄞县通志》第三《博物志》,第8 页。

    ③ 《书徐侍御请减土布落地厘捐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中外日报》。④ 吴汝纶《深州风土记》记2,第4 页。

    ⑤ 《关册》(中文),903 年,下卷,第30 页。

    梁崇鼎等《民国贵县志》卷,第337—338 页。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33 页。

    ② 曾灿材等宣统《庐陵县志》卷4,第4 页。

    ③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④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二十一年,九江口。

    ⑤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九年,镇江口。

    进口每年不超过500 匹,而另一方面,黄草坝镇上和近郊的织布机数,据他的合理估计有2500 台。这些织布机共出多少布,可惜无法确定。但是进口的布匹,不论在价值和数量上和本地布比较起来,便显得不足重视。”上述情况,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湖北沙市附近,广东佛山、兴宁,四川重庆、乐山,直隶高阳、宝坻等地均有发生,使手工织布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还有一些地区,由于外省手工织布者的大量涌入,使本地织布业迅速发达。如云南府,光绪十七八年,“城内仅有少数几架织机”,到二十一二年已发展到几百架,“这种增长完全由于四川移民和廉价的印度棉纱几乎是同时来到云南所致”②。其时云南南部,“全体人民都是穿的印度棉纱织成的布”③。而“云南府的洋布贸易所值甚微,重庆一天的贸易等于云南府一年的贸易”④。

    从整体上看,中国手工织布业在进口洋布的打击下总趋势是日渐衰落了。但由于这种打击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些地区破坏程度较轻,其手工织布业还可以有一定的发展。而个别边远地区甚至从未见过洋纱洋布,其家庭纺织业自然也就仍占统治地位。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使中国的手工纺织业出现衰落的趋势,也使其他一些手工业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其中冶铁炼钢业、蜡烛业、制针业、制靛业等部门遭到了比手工棉纺织业更为惨重的破产的命运。

    中国的冶铁炼钢业是手工业中比较发达的一个部门,在古代社会,其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鸦片战争前后,外国铁及铁制品的输入数量很少,但从同治年以后,其输入量急剧增长。历年海关报告》记同治六年(87)进口铁为344 担,光绪十一年(885)增加到20288 担,不到20 年增加了近0 倍。而光绪十七年(89)更剧增至7205 担。洋铁大量涌入,使土铁日益受到排挤。宁波、烟台一些地方,同治中期就已出现洋铁差不多全部占夺土铁销路的情况。中法战争前后,天津也主要进口洋钢了②。洋铁能够代替土铁的最重要原因,仍然是其价格低廉。此外,输入的洋铁多为铁条、铁片等,因而使用加工便利,可以大大地节省时间和劳力,很受用者欢迎。这样土铁的销路逐渐缩减,大批冶炼作坊先后倒闭。例如铁工业最著名的广东佛山镇,原有铁砖行0 余家,后来全部关闭;0 余家铁线行也仅剩不多的几家;原本极兴盛的铁钉行,其营业也十分冷落了③。安徽芜湖出产的钢“为旧日驰名物产”④。咸丰、同治时,其钢坊已从过去的数十家减少为4家,到光绪中期芜钢绝迹于世⑤。湖南邵阳,“原名宝庆,所产之钢,称曰宝庆大条钢。..前清初叶,宝庆大条钢,极负盛名”。其钢坊在同治年间还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50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5 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5 页。

    ④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5 页。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4 页。

    ② 《海关贸易报告册》,888 年,天津口,第9 页。

    ③ 参见洗宝干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第5 页。

    ④ 鲍寔等《民国芜湖县志》卷35,第 页。

    ⑤ 参见张九皋《芜湖手工炼铁业片断史料》,《安徽史学通讯》958 年第 期。 《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 编,第349—350 页。

    有20 余家,到宣统二年(90)仅剩8 家,以后不久也全部停歇了⑦。湘潭的苏钢以前也较有名。咸丰年间,这里的钢坊有40 余家,以后相继停闭,到宣统二年仅剩3 家,不久也全部停顿了⑧。山西的生铁、熟铁,以前在南北各省都有大量销路。鸦片战争前后,仅晋城县就有生铁炉0 余座,熟铁炉百余座。洋铁大量输入后,同治、光绪之际,其“销路局限于中国北部”②,产量逐渐减少,不久因连年大旱,炼铁“炉数顿减大半”③,到光绪末年,这里所存炉数已不及昔日的/0④。其他各地的手工冶铁炼钢业,虽或衰歇的时间略有先后不同,但大致情形雷同。

    其他各种手工业,凡是生产与进口商品相同,或可以用进口洋货替代的产品,都遭到了和冶铁炼钢业相同的命运,如蜡烛业被煤油排斥,火石和铁片被火柴排斥,土针、土靛被洋针、洋靛排斥等等。这些手工业部门都只有被逐步淘汰的命运,而不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与手工棉纺织业及冶铁炼钢业不同,丝、茶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丝、茶是外国资本主义着重掠夺的中国产品,中国出口商品中,占大宗的始终是丝、茶两项。同治、光绪之际,二者在出口货物总值中所占比重达90%左右,以后虽逐渐下降,但到甲午战争前后仍占0%⑤。丝、茶的大量出口,直接刺激了缫丝业和制茶业的发展。缫丝业方面,如浙江乌程县南浔镇出产的辑里丝,以前其销路仅限于国内,“销行范围既小,营业不盛”。五口通商后,“销售上海洋庄转运出口,其名始显”⑦。其后“外商需求既殷,收买者踊跃赴将,于是辑里丝价雀起,蚕桑之业乃因之而愈盛”。到光绪二十年前后,“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家。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②。江苏溧阳在太平天国起义前每年产丝约20 万两以上。太平天国失败后,育蚕者渐渐增加,生丝产量增多。光绪六年(880)生丝产量达500 万两之多,其中80%运往上海输出国外③。广东的生丝,光绪六年(880)输往欧洲2000 包至4000 包(每包重80斤);输往缅甸3000 担至4000 担;输往美国0000 箱(每箱75 斤);本省消费为20000 担④。其他如四川、贵州、湖北、山东、奉天等省的缫丝业均有较大发展。制茶方面,湖南平江县“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⑤。福建“自开海禁以来,⑦ 《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 编,第349—350 页。

    ⑧ 《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 编,第349—350 页。

    李希霍芬《旅华日记》,第50 页。

    ② 《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 编,第7—72 页;第 编,第478 页。③ 《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 编,第7—72 页;第 编,第478 页。④ 《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 编,第7—72 页;第 编,第478 页。⑤ 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 册,中华书局92 年版,第09 页。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20—2 页。

    ⑦ 《中国实业志》第三编,第 页。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22 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 册,第—2 页。

    ③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73 页。

    ④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94 页。

    ⑤ 同治《平江县志》卷20“物产”,第3 页。

    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广东“鹤山山多田少,山地最适于茶树之栽培,故植茶者较多。清道光年间,为中国茶叶之全盛时代,全年出口有二百万担之多。时该县无论土著客家,多以植茶为业”⑦。此外,湖北羊楼峒一带,皖南建德、祁门,及江西等省,种茶制茶业,都因出口的增长而有很大发展。但是,由于丝、茶出口贸易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⑧。国内市场亦受洋商及其买办的操纵,致使“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之鼻息,厘毫不能主持。..洋人洞知华商资本不足,华人心志不齐,每届丝茶上市,为欲取先予之计,视来贷之不旺,故抬价值;迨已群聚,则又故作观望,相持久之,则华商之心虚胆怯者,急思脱手,必有自愿跌价者矣。迨市贷既空,则又故抬其价以招之。如此几经番手,华商悉堕其术中。洋商心计本工,加以通事买办之嗾导,不肖市僧之输情,深识华人之情伪,故张弛操纵之间,不至尽倾华商之血本不止”。这样,尽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了中国丝茶手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之陷入了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境地,成为其附庸经济,仰其鼻息,随其波动。同治、光绪之际,由于中国丝、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外国丝、茶的竞争,洋商抑勒价格,造成大批丝、茶业者破产,如九江一地,过去茶庄林立,每年或五六十家,或三四十家,此时仅存0 余家,甲午战争前后更只剩四五家。②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除走向上述两种道路外,还有一些部门因为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有的甚至还带有特种手工业的性质,如陶瓷业、爆竹业、制扇业、宣纸业、中草药加工业、刀剪业、铜锡器制造业等,大多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或无较明显的影响,除少数部门曾随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风尚的变迁逐渐衰落下去以外,大多都得以保存下来。另外,还有一些手工业部门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手工工场和商品生产比较发达,仍有较多发展的余地,如榨油业、碾米业、采矿业、丝织业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在这些部门暂时还不可能很大发展,虽然也曾受某种外国商品的压力,有过短期的衰退,但因出口数量的增大和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较晚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少数企业还逐渐过渡到机器工业。 吕佺孙《闽省征收运销茶税》,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54,第3 页。⑦ 陈兴琰《广东■山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8 卷第5 期,第30 页。⑧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卷,第488 页。

    商霖《整顿丝茶策》,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49,第2 页。② 参见《茶事近闻》,《农学报》第29 册。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92 年第 期。第三节官手工业的变化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清朝的官府手工业也发生了变化。一些部门,如军火手工工场衰落了。军火手工工场本是清朝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主要生产刀、矛等冷兵器。同治年间,洋务运动兴起,清廷从外国引进技术和设备,在各地设立了一些用机器生产军火的军事工厂,仿制洋枪、洋炮,装备清军,逐渐替代了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到光绪末,旧式的军火手工工场先后被废止了。还有一些部门,如铸钱手工业,改用机器生产,铸造铜圆。这样,其生产技术,生产过程,乃至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脱离了旧式手工业,进入近代机器工业行列。其他手工工场虽继续存在,但地位逐渐下降,规模越来越小,内部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苏杭织造局,开始“准许织工在完成北京定货以后,可在闲余时间接受私人定货”②,光绪三十年(904),作为清廷江南三织造局之一的江宁织造局因“物力艰难”③被裁撤。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纷纷筹办了一些官府手工业,如湖南蚕桑总局、福州织布局等,广西的桂林、梧州、庆远、柳州等二十几个府厅州县都设立了蚕丝机坊,出产生丝。这些手工工场的工匠系自行招募而来,工银按技术高低发给,故生产关系变化更大。如湖南蚕桑总局从浙江招募工匠,规定每人先借予安家费0 至80 元;准许一年回家探亲一次,路费由“局中赏给”;教授本地学徒合格者,给予一定的奖励等等。戊戌变法后,清廷在继续经营原有官府手工业的同时,在所谓“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兴办了一些工艺局和工艺传习所工场。其中规模较大的工艺局是农工商部工艺局和北洋工艺局。

    农工商部工艺局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902),到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全部开工,设有织工、绣工、染工、木工、皮工、藤工、料工、纸工、铁工、画漆、图画、井工等2 科。仍属官办手工工场,工师匠徒缺乏人身自由,如《各科匠徒执事规则》规定“凡匠徒在场工作,必须整齐严肃,不准接谈嘻笑。下工时,各依次序,按照体操便步法行走,不得紊乱。下工后,各归宿舍,亦不得杂聚喧哗”。“匠徒无故不准擅出大门,如有事外出,应报明情由;经监工处允准后,领公出小牌,到稽查处挂号,限时缴牌回场,不得逗留游荡。”《雇募工师条例》规定“工师除婚丧大事外,到局三年,方准给假回籍省视。..工师亦不得无故旷工,请假回籍。”《招募工徒条例》规定“毕业工徒,须在本局效力三年期满,方准赴他处作工。”“官费工徒,未经毕业;或已毕业,未满效力年限,而私往他处作工,或故意犯规被革者,均须追回历年所给工食津贴, 及书器等费。”但其所出产品,除供统治者消费外,大部分作为商品行销各处,不完全同于旧式官府工业。北洋工艺局创办于光绪二十九年(903),“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②。下设高等工业学堂,“以培养工业人才为宗旨”③,分化学、机器、制造、绘图四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5 页。

    ③ 朱寿朋《东华续录》,第3 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9—22 页。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5—55 页。

    ② 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4页。

    ③ 《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科;考工厂,“以启发工商智识为宗旨”④,“购求各省及外国常用稀用品物,标签陈列,任人参观,俾资取法改良”⑤。其下附设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工业售品所(后改称天津劝工陈列所);教育品陈列馆,“以浚发学识,教育实验为宗旨”,“罗列大中小学堂各项教育用品,及各种学科成绩书籍,以备参观,购取有所师承”⑦;实习工场,“以传习手艺,提倡各项公司为宗旨”⑧,为培养工匠之才以兴实业,分设机械、劝工、彩印、染色、木工、窑业、刺绣、提花、图画、烛皂、制燧(即火柴)等 科。北洋工艺局对于推动天津及附近地区手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士大夫多重清谈,鲜有自办实业者。自有实业工厂之示范训练,故技术人手渐多,遂有醵资创办各种工厂如天津造胰公司,丹凤火柴公司等,为一时士绅所筹办,皆间接受实习工场之启导”⑨。与此同时,各省也纷纷建立了工艺局,但名称不一,有称工艺厂,也有称工艺所,主要是官办的,也有一些是由官绅投资兴办的。在各省的工艺局之下,都设有许多传习所工场。由于它们多从事商品生产,所以虽是在原有官府手工业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已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了。据93 年《世界年鉴》对直隶、奉天、吉林等22 个省的统计,有工艺局228 个,各种传习所59 个,劝工场0 个,公私建设备工场247个。它们不仅为各地手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对清末各地手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为机器工业培养了一定的技术工人。牍类,卷上,第—2页。

    ④ 《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2页。

    ⑤ 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4 页。

    《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2页。

    ⑦ 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4—7、4—页。

    ⑧ 《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2页。

    ⑨ 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4—7、4—页。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57 页。

    第四节清末手工业的新变化清末,随着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激增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手工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一是旧的手工业部门中手工工场的增多和使用新式机器的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与形成。在旧的手工业部门中,榨油业、碾米业、织布业、煤矿业等增设手工工场最为显著。榨油业,如江苏武进“在清光绪二十年至宣统初元,为油坊最盛时,..全县境内,共有油坊**十家”②;山东是出产花生油的主要省份之一,榨油业的历史很悠久,但最昌盛的时期,则是在“航运通达,津浦铁路筑成之后”③,约当二十世纪开始的一二十年间,几个产量较大的地区,如烟台,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900—9)榨油作坊和手工工场有四五十家,潍县哈蟆屯有30 家左右,安丘也有数家④; 东三省盛产豆油,大连“自90 年双和栈油坊开设以来,908 年增加成8 所工厂,909 年增至35 家,逐年呈倍加的盛况。..其他各重要都市,油坊工厂的设立亦陆续增加,据说当时油坊总有300 余家”;山西大同、神池等地,“光绪年间,斯业颇盛”,各有油坊百余家②,其发达时间差不多也都是在清末。碾米业是遍于南方各城镇的重要手工业部门之一。安徽芜湖在道光年间碾米作坊仅20 余家,到清末增至00 余家③;长沙碾米业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发达时也在清末,作坊达00 余家④;汉口的碾米业也大约在同时期增至00 余家⑤。织布业在这期间也出现了大批手工工场。如江苏“常熟之有织布厂,实始于前清光绪二十九年。厥后逐渐增多,至三十一家”;“907 年起上海郊区计有小型工场百余家,主要由安徽帮手工棉织业者自安徽安庆、芜湖等地迁来”⑦。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间(90—9),全国新设织布手工工场约达300 余家⑧,成为最重要的工场手工业部门。新兴手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形成差不多全在清末,如针织业,到宣统三年(9)止,先后设立了约40 家⑨;火柴业自光绪二十三年(897)湖北汉口燮昌火柴厂创办以后,至光绪三十四年(908),各地兴办火柴手工工场不下7 家。其余如皂烛业、卷烟业,玻璃业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新兴的一批手工工场。

    其二是,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广泛形成和发展。一方面,由于新兴的工场手工业和许多带有工场手工业性质的新兴工业中,一部分工作不需要集体② 于定一《武进工业调查录》,第—7页。

    ③ 《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8 编,第53 页。

    ④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344—347 页。

    沈学源译《东三省物产资源与化学工业》上册,北京轻工业出版社959 年版,第28—3 页。② 《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 编,第72 页。

    ③ 民国《芜湖县志》卷35《实业志·商业》,第 页。

    ④ 参见《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 编,第5— 页。

    ⑤ 《支那经济全书》第 辑,第247 页。

    《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常熟县,第2 页。

    ⑦ 《上海手工业调查报告》,95 年0 月。

    ⑧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92 年第 期。⑨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92 年第 期。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334 页。

    协作或使用机器生产,如火柴业、卷烟业的糊纸盒工作,毛织业的纺毛绒工作,草帽业的编草辫工作,机器制造厂的零活和非标准件的加工等等,因此便广泛地采用了家庭劳动的形式来承担。这些家庭手工业者(包括小作坊主)成为手工工场或工厂的场(厂)外计件领酬劳动者,其生产关系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由于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刺激和促使商业资本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而开始直接控制商品的生产,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如河北高阳的织布业,这里自清光绪末年以后,织布业兴起,过去经营高利贷资本的钱粮商人见此业利厚,纷纷输入大量机制洋纱。与此同时,足踏织布机也逐渐输入高阳,因其比旧式木机生产效率可提高若干倍,农民凡能力所及都要买一架,从而使用纱量激增。当时除极少数资力雄厚的农民,可以自购原料,依自己的计划,织布出售外,大多数农民,只能从商人手中购买原料,“为原料不致缺乏计,不得已只有仰商人的鼻息,替商人织布而赚取工资”,商人则收取成布,运销各地。这样“农民虽仍在自己家内用自己的工具来织布,但性质上完全受商人的监督而受雇于商人”。河北宝坻县及山东潍县的情形与高阳差不多。其他各地的织布业,虽或发生的时间稍晚些,也都经历了相同的过程。

    其三是,为适应市场扩大的需要及企业间日益剧烈的竞争,一部分资力较充裕的手工工场逐渐过渡为机器工业。光绪十三年(887)浙江宁波轧棉业的通久源轧花厂“购置了蒸汽引擎和锅炉,附有40 架日本大阪制造的最新式的轧花机,以原有场房加上新的建筑作为机器轧花之用”②。此大概为中国手工业较早采用机器生产的企业。其后,广东三水和山东烟台的缫丝业,及辽宁营口的榨油业,也改用机器生产。清末,天津的肥皂业、江苏宝山的薄荷油业、四川彭县的铜矿业、云南个旧的锡矿业,浙江杭州、安徽芜湖、江苏武进的碾米业,及武进的印刷业等都开始采用机器生产③。

    中国手工业在清末所出现的上述新的变化表明,它们已不再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独立发展,而是逐渐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些新的变化并不是中国手工业自然发展的结果,主要是由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所致,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手工业的这些变化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45—420 页。

    ② 同上书,第392 页。

    ③ 同上书,第38—393 页。

    第三章工业鸦片战争前,中国只有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鸦片战争后,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最先在我国强行设置工厂进行机器生产。同治年间,清廷为加强国防、改进军事装备,开始创办军事工业,随后又创办民用工业。先军事工业后民用工业的发展顺序,反映了创办者的政治、军事需要和时代特点。与此同时,民间兴办的机器工业也开始陆续出现。从此,中国机器工业开始了缓慢的发展历程。

    机器工业是十八、十九世纪欧美“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不仅迅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而且成为人类最终战胜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革命武器。然而,西方列强在我国开办机器工业的目的则在于经济掠夺,在于将我国经济纳入其殖民地、半殖民地轨道。中华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在经济条件尚不充分的条件下,开始兴办机器工业,使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和瓦解本国封建统治基础的物质力量在日积月累中形成。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造成我国机器工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然而,机器工业得到越来越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志士的欢迎和支持。他们纷纷将投资工业作为爱国、救国的实际行动,推动机器工业在不断排除阻力中得以发展。其中,从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年(80—894)大体为机器工业的产生时期;光绪二十一年(895)至99 年则为机器工业的初步发展时期。第一节中国机器工业的产生(840——894)

    外资工业的入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在我国创办便于对华经济掠夺和多方面控制所需要的船舶修造、加工工业和租界内为其生活服务的公用事业。与此同时,还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的轻工业。

    (一)船舶修造业最先出现的是由英国人柯拜于道光二十五年(845)在广州黄埔设置的柯拜船坞,专事船舶修理。其后,西方列强相继在上海、厦门、香港、福州等沿海口岸地区建立船舶修理厂或修造厂,到光绪二十年(894)有名可稽的厂累计约达39 个,大多为英国资本家所经营。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该公司由英商怡和洋行与大英轮船公司、德忌利士轮船公司合伙筹资24 万元,于同治二年(83)创办于香港。创办伊始即收买了柯拜船坞公司。其后,该公司不断扩充实力,增殖资本。在激烈竞争中,它先后吞并了阿白丁船坞、何伯船坞、於仁船坞公司、桑兹船台和环球船坞公司,到光绪初年已垄断了香港、九龙、黄埔地区的船坞修造业。光绪二十年(894)年,其资本已达5.25 万元。

    2.祥生船厂。该厂由英商和记洋行于同治元年(82)创办于上海浦东。后在英人格兰特等人经营下,迅速发展为拥有大型船坞和机器厂的大型企业,并于光绪十七年(89)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达80 万两。该厂不仅修理各种船舶,而且制造多种小型货轮、汽船、拖船,有时甚至为清政府承造浮江炮艇、水雷艇等军用船只。仅据《捷报》零星记载,自光绪五年至光绪二十年(879—894)已造各色船只约40 艘。自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年(89—894),年纯利与资本的百分比达7.5%—7.9%。3.耶松船厂。该厂由英商佛南于同治四年(85)创办于上海虹口。它长期租用浦东的两个船坞,下设若干分厂,能修理各种船舶并能制造汽船、客货船、拖船、小炮船等。光绪十八年(892)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为75万两。其第一年度纯利与资本的百分比为3.5%,第二年即升至2%②。这些企业,便利了英国对华经济掠夺和垄断航运业,同时又在数十年间垄断了我国的轮船修造业,攫取了高额利润,排斥、压抑了我国船舶修造业的兴起与发展。

    (二)加工工业这是列强为便于掠夺原料、推销商品的产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外资在华企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以掠取原料而经营的加工工业为主,以推销商品而经营的加工工业较少。其主要加工工业有.砖茶制造业。砖茶是俄国从中国攫取的重要商品。早在汉口开埠后,俄国商人即在同治二年(83)投资设立“顺丰砖茶厂”。最初用手工制造,0 年后陆续使用机器生产。其后,机器制茶厂陆续开办,到光绪朝中期以后,汉口已有“阜昌”、“新泰”等若干大型砖茶工厂。汉口砖茶出口量到光绪二十一年(895)达35.4454 万担,主要输往俄国。此外,俄国还在福州、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辑上册,第20—2 页。

    ② 同上书,第2—3 页。

    九江等茶叶出口地相继设立几个规模较小的分厂,如“九江新泰砖茶厂”、“九江顺丰砖茶厂”和福州的若干工厂等,从而基本垄断了这些地区砖茶生产。其间,虽偶有英商等开办砖茶厂,但均无力取代俄商地位。俄国在华砖茶业由于采取机器生产,产品成本低,又享有子口税,致使我国旧式砖茶制造业每况愈下。

    2.机器缫丝业。生丝是列强掠购的主要商品,出口量逐年增加。为使中国发展机器缫丝业,增加产量,以便运销欧美从事丝织,英商怡和洋行于咸丰十一年(8)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其后,光绪四年(878)美商“旗昌丝厂”试办成功,大型机器缫丝厂“怡和”、“公平”、“纶昌”、“信昌”、“瑞纶”、“乾康”等相继在上海开办。其间,旗昌丝厂于光绪十七年(89)归法商接办,改名“宝昌丝厂”;“乾康丝厂”成立不久即售予华商,因此,到光绪二十年上海共有外国丝厂7 家。估计资产达530 万元②。光绪三年(877),德商在烟台也设立“缫丝局”,从事机器生产。3.其他。主要包括制糖、制革、轧花、打包等业。

    制糖业先后有英商怡和洋行于光绪元年(875)在香港设立的“中华火车糖局”和太古洋行于光绪九年(883)在香港设立的“太古糖房”。中华火车糖局还于光绪四年(878)始在汕头设立分厂。它们从华南和南洋掠取原料,从事机器生产,产品运销欧美并部分返销中国市场。

    制革业英商于光绪二年(87)始在汉口开办压革厂,用机器压缩皮革,减少了运费,便利了出口。光绪元年仅出口皮革539 担,光绪三年即增达5 万担。光绪七年(88),英商还曾在上海设立熟皮公司进行生产,但不久毁于火。

    轧花业日本、欧美等国商人不顾中国政府一再禁阻、抗议,强行于光绪十四年(888)在上海浦东设立“上海机器轧花局”,英商祥生厂在浦东设机轧花等。

    打包业有“隆茂洋行”、“平和洋行”、“德隆洋行”,自咸丰十年(80)以来先后设立于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等地的打包厂,便利了皮革、羽毛、猪鬃、毛皮、棉花等原料出口。

    此外,为出口加工蛋品、樟脑、茶叶、油料、毛绒等企业和为便于推销商品所设立的加工工业也间或出现。如,德商瑞记洋行于光绪十九年(893)在上海浦东修建有三个火油池,可储煤油2500 吨,并附设油箱制造厂,以便销售。此后,汕头、厦门、九龙等地继有火油池及油箱制造厂出现。又如,为了推销鸦片,它们还在香港、厦门等地设立鸦片制造厂等。

    (三)小型轻工业这些轻工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从道光二十年到同治末年,首先有一批食品加工、化学工业和印刷业问世,包括了面包制造、面粉加工、制药、酿酒、汽水、制酸及金银熔炼、砖瓦及锯木和印刷诸多种类。其中,老德记药房、江苏药水厂、点石斋石印局等,后来都发展成规模较大的企业。

    光绪六年(880)前后,外商曾在上海形成一个投资热潮,相继有制冰、火柴、肥皂、造纸、玻璃制造、铁器制造、家具制造等企业出现。火柴制造业中的“燧昌自来火局”、造纸业中的“华章造纸厂”、木材加工业中的“祥 采孙毓棠说。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辑,上册,第7 页注③。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辑,上册,第238—34、244 页。泰本行”等规模较大。自光绪朝中后期,外资企业再次大幅度增加。其中,以生产多种饮料著称的“泌药水厂”、制药业中的“屈臣氏药房”、生产啤酒的“福利公司酒厂”,以及“美国烟草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在当时都颇具规模。这些企业的产品不仅供销上海,而且销往我国各口岸、城镇,并深入到广大农村。

    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先后在汉口、牛庄、厦门、福州、广州等地兴办过制冰、铁锅制造、豆饼加工、金银提炼等工业,并多次强烈表现出在我国投资棉纺织业和采矿业的企图。

    到甲午战争之前,外资在华投资的轻工业种类日渐增多,并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四)租界中的公用事业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同治三年(84),英商在“公共租界”始设“大英自来火房”从事煤气生产。最初资本0 万两,至光绪二十年(894)已增至20 万两。煤气出售量达4889 万多立方英尺。8 年,法商在“法租界”也建立“自来火行”,规模较小,后因经营不善,于光绪十八年(892)被大英自来火房吞并。光绪九年(883),英商在公共租界建成上海自来水公司,最初资本7.5 万英镑,到光绪二十年增至4.4 万英镑。该公司不仅对租界供水,并延伸到上海县城边,一昼夜可供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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