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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马克思《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972 年版，第5 页。重压迫，阻碍着它的发展。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农业资本主义完全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配与控制之下，中国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不可能有持久的繁荣，相反，在不断遭受销路阻滞及破产失业的打击下，无法进行内部积累，根本不会有发展资本主义经营的可能；各种封建势力的苛捐杂税、地租和高利贷剥削限制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在封建剥削制度重压下，一些经营者重新走回封建经营的老路。这就决定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农村经济资本主义因素不可能获得独立发展的时机，不可能冲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第四节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近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曾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如在一些农垦殖场中使用了农业机械；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后，一些民族资本家为获得廉价优质原料曾向政府提议改良棉花、蚕桑、茶、小麦的品种，要求设立试验场，以便从事品种研究和推广，像920 年一些纱厂、纺织厂就从美国购买大量优质棉种，散发给河南、陕西、山西等省农民试种；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优良原料供应地，也派人来中国调查、宣传和直接进行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工作。像英美烟公司曾在山东、河南等省大力推广美国烟草品种的种植，日本在河北、东北等地推广过美棉、水稻、甜菜等的种植和蚕的饲养等等；甲午战争后，有些地区开始使用化肥，中国也开始进口外国化肥。这些说明农业中产生了新的生产力，但是，这些新的生产力发展很缓慢，在农业生产力中的比重很小。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基本状况仍是以个体的手工劳动为特征，以家庭经营为形式，技术极为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每个农业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少、产值低。如92—925 年，中国小麦每公顷产量仅9.7 公担，可宣统元年（909）至93 年丹麦每公顷产量已为33. 公担，比利时25.3 公担，英国2.2 公担，日本3.5 公担，法国3. 公担，可见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程度了。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首先在于小农经营的普遍存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地主利用土地放佃收租的剥削方式继续保持，小农经济也广泛地保存下来，并在农业生产中继续占据优势地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还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922 年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5 省9 县农家田场规模平均十亩以下的竟占58.％，—25 亩的占24.％，2—50 亩的占9.4％，5 亩以上仅占8.3％。这些小农经济不仅数量大，而且规模小，地块比日本种植水稻的规模还要狭小许多，田场面积还在不断缩小，如922—927 年，无锡3 村全部农户中，使用田地在0 亩以下的增加了3.5％，使用田地在0—9 亩之间的就减少了0.82％，使用田地20 亩以上的就减少了2.43％。小农财少力单、耕作土地少，无力购置新式农具，更限制了大型农机具的添置，生产方式多以手工劳动为主也限制新式农具和大型机具的添置，因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特点在于土地可以买卖，社会积累不是用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和改进以及扩大经营规模，而是统统向购买土地、进行土地投机转移。如金陵大学的调查显示28 家田场，平均投资于购买或典当土地的竟占75.5％，而用于牧畜和农具的只占.3％。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窒息了农业生产力。

    第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下，广大农民极端贫穷。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因而“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农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正因为帝国主义的支持、栽培，在中国近代农业中，封建剥削制度继续保存，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地主、买办、高利贷等各种封建势力结成一个剥削网，对农民敲骨吸髓的榨取，造成农村 **《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99 年版，第29 页。金融枯竭，农民的赤贫乃至无力购买机械设备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甚至连农业再生产亦难维持；尽管农业中商品性生产有所提高，但在帝国主义极力阻挠之下也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农村经济一直保持落后的生产方式，长期停滞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最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扼杀了农业生产力。

    第四，天灾**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摧残和破坏。近代中国，政治混乱、战争频仍、社会环境动荡。帝国主义在多次侵华战争中烧、杀、抢、掠，严重摧残了农业生产。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发生过2 次战争，每次战争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单是9—924 年间，平均每年的战区面积达7 个省。战争造成农田荒芜、水利失修，使自然灾害更加肆虐，93 年，全国受灾农田达.5 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到92 年已是全国各省皆灾，农业经济陷入空前严重的困境之中。

    综上所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经济下，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必然的。

    生产力水平低下，也是近代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

    第五节鸦片战争后中西农学的交汇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给式农业解体，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农产品的倾销市场和工业原料供应地。中国的传统农学迟滞，但在迟滞中，也还是有缓慢的进展。

    中西农业生产技术在国际范围比较、竞争十九世纪下半叶，中西农产品和农业生产技术开始了广泛的对比和竞争。中国是丝茶的故乡，丝茶曾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自印度、锡兰、日本大量发展植茶，创制揉茶机、烘茶机，采用成套机器，进行加工制作，印、锡红茶在英国迅速占领市场，日本绿茶在美国很快打开销路。中国丝制品也遇到手工作坊生产与工厂机器加工制作产品质量相差悬殊的困惑。陈炽曾提到“中国出口之丝，每包百斤，仅值三百余金。上海西人所设缫丝各厂，购中国蚕茧，以机器缫之，每包值七百余金。高下悬殊，理不可解。后知中国手缫之丝不匀不净，不合西人织机之用，伊购归里昂各埠，必以机器再缫，则以三百金购之华人者，仍以七百余金售之西人，此四百余金者，约为再缫工本，而彼之获利无穷矣。”外贸的消长和农产品质量的对比，促使人们深思。光绪十五年（889），浙江海关税务司派江金生、金炳生到法国学习其养蚕业制造无病毒蚕种的方法。光绪二十四年（898），《农学报》《奏折要录》中载叙福建茶商曾有人“至印度学习，归用机器焙制，去岁出口四万箱，获利甚厚”。光绪三十一年（905），清两江总督派郑世璜去印度、锡兰考察茶业，回来后，力主“设立机器制茶厂，以树表式”。这些，对茶、丝等技术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出国官学人员甚为关注本国农业的兴衰。容闳（828—92）是最早的赴美留学生之一，他在其所写《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记叙同治二年（83）他在安庆晋见曾国藩时，提出建设机械厂，其目的之一是生产农机具。87年被派往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李圭，对博览会中“机械院”、“耕作院”中外展品作了比较。他已注意到西人“不仅器具便巧，尤讲究种植之法”。他见到吸水机器，“因思中国江河之水，涨落不时，旱涝互患。西北高原，种植每艰灌溉。讲水利者，尤以此为亟务”。清廷派出首任驻英法使臣郭嵩焘87—879 年间在英法期间颇为留心农业，他曾到英国伊普斯威奇的工厂参观新颖农田机器，对刈麦、刈草、犁田、出麦、吸水机器甚感兴趣②，所见锯木机器能将圆围七八尺的巨木，“锯成寸许木板，用锯齿十八，得板十九”。称其“一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又复倍之”。到英国里丁参观子种局及子种会，注意到英国种子公司已将“其蔬子及花草诸子种贩运各国”，并精心设计参加国际博览会的种子展橱。郭氏叹称“西洋之务为奇博如此”。郭 《皇朝经济文编》卷49，第7 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辑，三联书店957 年版，第554 页。

    陈炽《续富国策》卷，“种桑育蚕说”。

    李圭，87《环游地球新录》，《走向世界丛书》第 辑第六册，岳麓书社985 年版。② 郭嵩焘，87—879《伦敦与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第 辑第四册。嵩焘还曾到过法国格立雍（农业学馆）农学院，参观其农田机器图式院、谷种院，了解课程设置和各种仪器设施。注意到有一馆专讨论牛马诸兽骼骨及筋络血管及辨马齿年岁。参观了格致院，“始知西洋园户种花变易颜色，一出于格致之功，即所谓化学也”。

    列强对中国农林资源的肆意掠夺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侵占我国国土与农林资源。仅在东北就失去颇大范围的农林权益。89 年《中俄密约》签订后，俄国开办中东铁路，举凡枕木、电杆、建筑材料，皆无偿取自林中。俄国公司接连进入中国招人采伐森林，开拓伐木业务。光绪三十四年（908）《外务部奏中日合办鸭绿江右岸木植订定采木公司章程折》中提到“伏查鸭、浑两江一带，林木蓊郁，确系绝大利源，自日俄战事（904）起，两国兵民恣意斫伐，日本军队，复立厂所抽收军用材料，木把（伐木的包工把头）生计，半为所夺。”俄日等列强以武力侵夺或其商人依靠铁路、海运的运输条件，资本雄厚，采用较新式的伐木制材器械，迅速在我国拓展业务，有的在林区设制材厂，就地加工。近代林学创始人之一德国的H.科达（atta，H.）曾称“林业科学是木材必需或匮乏的产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国家工业建设中对林木需求和抚育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国则是在战争连绵、毁林开荒和外国侵占森林资源、掠取林木利权的背景下发展近代林业。除光绪四年（878）华商张子尚等较早在上海创办锯木厂。到光绪三十年（904）以后，东北才接连出现国人兴办的机器制材厂。中国近代林业是在剧痛中滋长起来的。

    农业技术必须兼采中西各法的走向中外农业产品与技术比较中，高低互见。清廷一些要员认为舰船、枪炮、机器等是强国的关键，曾倡行“洋务运动”。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一次败北，这激发人们关注农业工业。897 年《农学报》首期载清光绪皇帝的上谕中也称“农务为国家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地，未尽地力者尚多，着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得空言搪塞。”十九世纪后期，农业技术兼采西法已是不可阻遏的潮流。.引进优良作物、林木品种。

    大规模引种与品种培育从光绪十八年（892）购入美棉种子开始。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890）在湖北武昌倡办湖北织布局，为解决机器纺织所需棉花原料问题，于光绪十八年以2000 两白银，通过清政府出使美国、日本、秘鲁的大臣崔国因在美国选购适宜湖北气候土壤的两种陆地棉种子34 担，寄湖北棉区试种。由于所购棉种寄到湖北已过了种植节候，且栽种太密而收成不好。张之洞未因头一年引种美棉受挫而气馁。翌年又电请崔国因“再行多购美国棉子百余石运寄来鄂”。“并考究外洋种法，刊刷种棉章程，分发晓谕，以冀广为如法劝种”。张之洞引种美棉，显出了见识和决心，对那一时期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引种美国棉种有相当的推动作用。近代树木引种也较活跃。光绪三年至四年（877—878），清政府驻日本副使张斯桂从日本将刺槐种子带至南京试种成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使意大利的官员吴宗濂、钱恂见当地桉树生长迅速，且有除湿祛病的功效，曾携回种子苗木试种，吴宗濂还翻译有关桉树著作，撰写了一部《桉谱》，对我国桉树种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近代林业中，华侨致力经济林的开拓是甚有意义的。光绪三十二年（90），华侨何麟书曾在海南岛创办中国第一家橡胶垦植公司。何麟书在马来西亚橡胶园里做过工，对橡胶树的培植管理有丰富的经验。他心系祖国，将橡胶引种到海南岛，最初几年用种子繁殖，历经种植失败和集来股本付诸东流的挫折，他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变卖自己的产业，重新集股，经过精心培育，开拓出200 多亩胶园。探索出一条从播种到移植树苗的成功道路，以约0 年的努力，获得在中国土地上正常收取橡胶汁液的良好成效。

    2.畜禽优良品种引进。

    畜禽优种以乳牛引进为最早。上海乳牛业的发展为其一例。842 年“南京条约”后，外国官员商贾人等带着家眷纷纷拥至上海，急需多量牛奶。乡民以水牛挤奶挑担零售，是牛奶业的雏形。同治九年（870），外侨引入爱尔夏牛，乳牛业得到一定发展。不久，法国人引入一批供自己需用的红白花牛。光绪五年（879），肖神父在浦东设奶棚饲牛40 头；光绪七年（88），当地人开设太和奶栅，用黄牛挤奶；光绪十二年（88），外侨引进黄白花奶牛并逐渐传到中国人手中，成为上海乳牛业发展的基础。光绪十九年（893），安福奶棚使用杂交技术改良当地黄牛获得成功。各侨民奶棚大都雇用中国人操作，使奶牛饲养繁育等经验和用奶公牛改良黄牛的技术很快在中国人办的奶棚中传开。光绪二十七年（90），徐家汇天主堂修道院引入黑白花奶牛 头（其中公牛 头），由于它较黄白花牛产奶量高，在上海很快得到传播。

    马的引种。清初禁止内地汉人养马，只有武童和取得功名的人可以养坐骑。清中叶以后，马禁才开。但马的行速和挽重与国外马匹相较，差距颇大。光绪二十六年（900），法国人曾由北非输入阿拉伯血统公马百匹到东北。马群于光绪三十三年（907） 分散售与内蒙各地，血统逐渐混杂，为地方马种同化。光绪三十一年（905），清政府军牧司在察哈尔两翼牧场建立模范马群。宣统二年（90），购有德国产纯血公马 匹、俄产公马3 匹、母马 匹，曾产生一些杂种。

    传入优良种猪。道光二十年（840）后，俄国人将一种白色猪种带入东北，德国人将约克夏猪带入山东，日本人将约克夏、巴克夏猪带入东北。光绪二十三年（897）台湾由日本购进盘克夏种猪7 头，供试验繁殖及与本地猪作杂交之用。光绪二十七年（90）直接由英国进口约克夏种猪，在农业试验场作繁殖、饲养试验，认为均适合当地风土，且为改良本地猪的良好品种。

    羊的引种。光绪十八年（892）政府商情报告有美利奴羊 只运往察哈尔供杂交改良之用的记载。光绪三十年（904）陕西高宪祖等人集资20 万元兴办牧羊公社，在安塞县北路周家洞附近开设牧场，饲养美利奴羊数百只，对附近各村绵羊改良有明显指导作用。光绪三十二年（90），奉天省设立农事试验场，由日本输入美利奴羊32 只，以改良绵羊业。

    优种鸡的引进。鸡因体型小、繁殖快，中国曾较早引进外国优种。光绪 黄森木《桉树引种小考》，《林史文集》（），农业出版社989 版，第3—32 页。 李文梁《我国近代国外畜种的引进和开发利用史》，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988 年。二十六年（900），罗振玉即提到“近鸡卵之输出者日益众，而价亦日昂，此莫妙之机也，宜选佳种而奖励养鸡业。考欧洲有名‘列古吽’（莱航）者，富产卵力，多可得卵二百七八十至三百，长成极速，五阅月即产卵，宜求此类之种，而配以华种而事移植改良，则利莫大焉。”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黑龙江哈尔滨鸡场养莱航鸡近万只，以产卵为主。山东济南鸡场饲养莱航、洛岛红，曾进行杂交及试验推广。但一些权威学者概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养鸡业也指明“引进外种类别繁多，所做工作均如大海投石，影响所及，既小且暂。”3.引进机器装备。

    中国近代采用机器耕田首见于光绪六年（880）的《益闻录》第 号，其载文称“天津有客民在距津50 里地方批租荒地5 万亩，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对于引进国外农业技术装备，在如何应用方面也有所论评。麦孟华（895）年5 月在《时务报》著文说“西国农工，竞于新法，石膏以化土，鱼料以肥培，电气以速长，沸汤以暖地，玻罩以御寒，汽机以播刈，一切机器，日新月异，徒守旧法，必不足以尽地利矣。”提到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罕及百亩，一用新机，必至亏损”。觉察到独立经营，资本微落，维持“化学之器，动费数石，打稻之机，佳者逾千，工作之夫，少数于百”的难处。但是，西方农业机械、装备、化肥、农药等终于引进来了。不少地方农业家开始添置、创制新的农业器械。光绪二十四年（898）《农学报》第54 期《秣稜兴农》文中提到江苏上元张是保“现在江宁讲求农学”，“又购买美犁，导农深耕云。”光绪三十三年（907），久居海外的华侨、祖籍广东新会的陈国圻在黑龙江创办兴东公司，曾引进外国火犁，进行开垦。光绪二十六年（900）前后，清政府提倡振兴实业，鼓励官商投股或利用华侨资本购置机器，兴办垦殖企业，并给予优惠政策，曾在全国范围出现兴办垦殖公司的**。至92 年，各类型农业垦殖公司达70 家，申报的资本逾00万银元。近现代渔业技术的肇兴，主要表现为开始使用渔轮及与之相适应的渔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光绪三十一年（905），商部的头等顾问官张謇条陈商部，并奏清廷获准于沿海7 省组织渔业公司，开发海洋渔业。翌年，张謇在上海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兼任经理。同年，该公司将一艘在青岛捕鱼的德国500马力蒸汽机拖网渔轮购买过来，命名为“福海”号，为我国近代渔业史上的第一艘渔轮。它在航行上不再依靠风力，生产操作上借助机械的传导，增大了网具，提高了捕捞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产安全。“福海”号渔轮投入捕捞运转，为中国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迈向渔业机械化的一个起点。② 罗振玉《农事私议》卷上，第3 页。

    蔡无忌等《中国现代畜牧兽医史料》引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95 年版。 汪敬虞《论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载《近代中国》第 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99 版，第—8 页。

    ② 徐荣《上海机轮渔业的起源与发展》，《古今农业》99 第 期，第7—8 页。第六节《农学报》的刊行和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的创办建立农学会、出版农学报刊的先导作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利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有识之士已知悉“日人扬言，此次和约，意欲使中国五十年后不能自振。”“日人以中国舆图，用五色画界，指示西洋各国，拟与西洋各国瓜分。”沉重的割地赔款负担和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机感，激起民众纷起抗争，寻求出路。振兴农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895 年孙中山曾在广州筹建农学会，并写有《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张謇在所撰《请兴农会奏》主张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提倡讲求农学，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法。89 年，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同年罗振玉等人联名在《时务报》刊出公启，发起成立农学会。孙中山建立的农学会，由于清军搜捕，孙中山出走海外而停顿。罗振玉等人发起的农学会由于创办农业报刊则起到介绍、普及推广新农学的先导作用。

    从十九世纪中叶，我国学术界已在翻译西方生物学、农学著作，但尚无将中国传统农学与西方实验农学结合起来并加以分析的情形。罗振玉从897年创《农学报》，开了这方面的先例。

    《农学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897 年5 月）创刊，半月一刊，载“务农会”的略章，农事奏折、条陈、农事（农业生产情况）西报、东报（译文），会事。翌年增加了禀牍、事状栏目，改成旬刊。到光绪二十六年（900），《农学报》的篇幅每期减半，格局变化为文篇与译篇，罗振玉《农事私议》各文，多在此年各期刊载。至光绪二十八年（902），刊头开始加“江南总农会印”字样。罗振玉在主编《农学报》时，组织力量，收集国内和翻译国外农学书籍，汇编成为《农学丛书》，署“江南总农会”编，分七集，包括233 种译著（一说235 种），清光绪末年（900—903 年间）石印出版。这套丛书汇集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不少要籍，增添了不少民间农业生产调查内容，反映了当时中国传统农学及其发展趋向。它又通过译述欧美日本农书，较全面地引进实验农学的丰富材料。《农学报》、《农学丛书》也以此确定了它在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创办农业学堂对中国近代型农业肇始、发展起基础作用的是兴办农业教育。沈宗瀚认为“中国采用外国科学新法谋改良农业者，初由学校教育入手。”早在光绪十六年（890），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就力主办学，提到“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光绪十七年前后，他所写《农功》一文，对比中西农政、农学，提出“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的主张。光绪二十年（894），他在《上 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书》，895，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93年。

    沈宗瀚《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中华农业史论集》，（台）商务印书馆979 年版，第275—304页。

    李鸿章书》中，即切陈发展农业、兴办农业学堂的重要。他说“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肆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中国农业教育最早发展起来的是实业学堂。光绪二十二年（89），江西高安县曾筹办蚕桑学堂。次年，在中国蚕丝生产区浙江杭州，由杭州知府林迪臣发起创办蚕学馆，于翌年开学，修业年限3 年。898 年3 月，张之洞在《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里提出“于湖北省设立农务学堂，研究种植、畜牧之学”。同年5 月，清光绪皇帝下诏各省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光绪二十六年（900），光绪帝下诏出茶叶的省设立茶务学堂，出生丝的省设蚕业学堂。902 年 月，清政府又令各省为振兴农业，于省城设农务学堂。光绪三十年（904），北洋马医学堂在保定成立。光绪三十二年（90），在安东建起奉天中等林学堂。90 年5 月在天津建立第一个水产讲习所。光绪三十一年（905）起，张謇即在南方筹办的水产学堂，92 年选址在上海炮台湾正式成立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涵盖船舶驾驶、水产捕捞、水产加工、海水养殖、渔业经营等学科。

    清光绪二十四年（898），总理衙门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所拟方案“学问宜分科”里面，第七项为“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光绪二十八年（902），朝廷颁发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书有“农业科之目四，一曰农艺学，二曰农业化学，三曰林学，四曰兽医学”的规定。翌年又颁《奏定大学堂章程》，其第六节农科大学项开列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各科课程，教学时数、实习安排，已具有新式农业教育的格局。及至光绪三十一年（905）清政府被迫明令取消了科举。同年，从光绪二十四年（898）筹议的京师大学堂农科，被批准正式兴建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在崎岖的筹备、发展道路上行走了8 年。首任农科大学监督为罗振玉。他没有经受学校教育训练而首任农科大学监督（校长）；他没有农业科学基本功底而致力于农学的倡导和传播。罗振玉是中国从帝制到共和、由废科举到办学校教育巨大转折特定历史条件下曲折多态的著名人物，其事迹迄今仍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研讨的兴趣。

    光绪二十六年（900）前后清政府颁行的教育制度，学校分为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分为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大学堂分科，中有农科大学。实业学堂分初、中、高三等。农业实业教育有初等农学堂、中等农学堂、高等农学堂。据统计，宣统元年（909）全国有高、中、初等农学堂95 所，在校学生028 人。中国早期高等农业教育，教材、实习内容受日本影响较多。93 年，金陵大学农科建立后，美欧农业教育科学体制曾发挥较大作用。

    创办农事试验场光绪二十八年（902）起，河北、山东等不少省份建立了农事试验场。

    光绪三十二年（90），清政府设立农工商部，内设农务一司，管理农业行政。同年，选择北京西直门外二里许乐善园旧址，即今北京动物园及以西一些地区，由农工商部筹设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初建树艺、蚕桑、畜牧等科， 穆祥桐《农工商部农事试验撤，《中国科技史料》987（4），第22—27 页。不久重新划为农林、蚕桑、动物、博物、畜牧等科，作了中外种子比较，中外农器比较，肥料、植物病虫害、农药、畜牧兽医试验，在中国，肇始将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试验场还曾辟博览馆，展示优良品种等。

    新式农科大学、农业学堂播下的种子，新型农事试验场所开辟的基业，为兴起的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领域培育着一批又一批人才。这些人才中不少成了我国新农业科学教育战线和开拓新学科领域的元勋。当年他们披荆斩棘，探索新路，为农业各分支学科打下发展基础的可贵创造精神，为后辈所景仰和永志不忘。

    第二章手工业第一节鸦片战争前后至太平天国时期的手工业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社会仍然沿续着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手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大基本生产部门。手工业中，家庭手工业（即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个体手工业）占绝对优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手工业的一些产品已作为商品来生产和售卖。官府手工业同以前一样，占有着当时社会最高的生产技术和最大量的手工业劳动力。清代官府手工业的经营范围不及明代广，主要经营纺织、陶瓷、军火、钱币铸造及造船等，其中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工场有江宁、苏、杭三织造局，京内织染局，景德镇御窑厂，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福建造船等。官府手工业的产品只供统治集团的消费和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它是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前期，民间工场手工业已在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某些生产行业中出现和发展着。丝织业早在明代就已出现手工工场，到了清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愈加扩大，分布地域更加广泛。另外，与丝织业相关联的染印业也出现了手工工场。其他如云南的炼铜业、四川的井盐业、广东的冶铁业、景德镇的陶瓷业，以及陕西汉中的造纸业，均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在这些手工工场中萌芽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摧残，民间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速度极为缓慢。

    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大量的外国商品倾销到中国市场，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中国的手工业面临着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竞争的不利局面。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十多年中，中国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的家庭手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时期，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洋纱和洋布为主。而中国的家庭手工业主要从事的就是棉纺织业，且质量、价格俱优于洋纱洋布。一个英国人曾记载说“远在844 年，我曾把这种土布的各种质地的样品，标明每一种的价格送回英国。和我通信的人都说，按照所标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也做不出来。而所标的价格比此地（中国福建省。引者注）的价格还压低了很多”。中国家庭手工业生产的棉布，有时甚至比曼彻斯特生产的洋布的成本还低②。在这种情势下，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十分有限。有资料表明英国输华货值，鸦片战争前为数十万英镑，战后增至200 多万英镑，但道光二十六年（84）以后开始下降，到咸丰四年（854）为00 万英镑多一点，仅略超过战前的水平。

    这个时期家庭手工业遭受洋纱洋布打击的，主要是东南沿海，接近通商口岸的一些地区，如厦门，由于洋纱洋布的输入，“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卷，中华书局92 年版，第504 页。②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955 年第2 期。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955 年第2 期。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②。宁波自五口通商后，其地的棉纺织手工业“已经受到了显著的影响”，“六年以前，每疋售价六元的白布（叫南京土布），现在只要三元五角就能买到。这样和本地货相同的货物的进口，已经使许多织布机停了下来”③。松江太仓的棉花梭布原来非常出名，但道光二十六年（84）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布市，消减大半。”④可见这里的手工纺织业也明显地衰落了。另外，广东顺德的织布业也由于“西洋以风水火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导致原先遍于县市的织布“女工几停其半”⑤。

    但总的看来，除上述几个地区外，这一时期，中国的家庭手工业所受到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并不很大。

    咸丰元年（85），洪秀全领导的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

    起义者以天京（南京）为首都，建立了与清皇朝对峙达4 年之久的农民政权。为了保证革命斗争的需要，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将分散的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按照技术专业的不同，分别设立“诸匠营”和“百工衙”。诸匠营和百工衙在“永安建制”时即在军队中设置了，到天京后更加扩充。诸匠营采用军事编制，有水营，管理船只及水上运输；土营，最初专门担任攻城挖地道的任务，后来水泥匠编入该营，又担任土木建筑工作。除“水营、土营而外，又有木营，其卒皆木工；金匠营，其卒皆金银匠；织营，其卒皆织机匠；金靴营，其卒皆靴鞋匠；绣锦营，其卒皆男绣匠；镌刻营，其卒皆刻字匠，各营以指挥统之”。百工衙在军队中所设比较简单，计有典旗帜、典炮衙、典铅衙（铅弹）、典红粉（火药）、典硝衙、典铁匠、典木匠、典竹匠、典绳索等9 种，都是军需品的生产。定都天京后，又在食品、服装、建筑、交通、日用品、印刷、美术，以及印玺、器饰、货币等各种手工业行业都设立了许多“衙”，如豆腐衙、舂人衙、宰夫衙、典织衙、缝衣衙、国帽衙、梳蓖衙、油漆衙、战船衙、镌刻衙、刷书衙等等，名目繁多。另外，太平天国还设有各种典官，如典金官、典玉局、典绣锦、典金靴、督铣炮、铸铜炮等等，职同指挥，每官领有人数不等的工匠。

    诸匠营和百工衙只为供应太平天国政权的需要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给各级单位，不进入市场。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这种制度下，生产效率相当高，“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②。它对于支援太平天国的革命战争，满足太平军各项需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国非常重视有技术专长的手工业者。《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卒为之，农隙治事。”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曾下“招贤榜”，称“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竹匠、或铜铁匠，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② 《清代钞档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敬■奏》。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卷，第494 页。

    ④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第34 页。

    ⑤ 冯奉初等《咸丰顺德县志》卷3，第45 页。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 上。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

    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各项经济政策，其统治区内，手工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里是我国主要的蚕桑产区，在太平天国统治期间，生丝的出口基本保持着增长的趋势。一个外国人记载说“自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以来，他们获得扬子江下游的大块产丝区域。853 年以前的0 年中，中国的生丝出口，每年平均在000 包至25000 包之间。853年的出口为2557 包。854 年即陡增至984 包。80—8 年间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事实上握有整个产丝区域，丝的出口为937 包。次年，增至88754包。82—83 年，太平军占领产丝区域的最后一年，丝的出口为8324 包”②。另外，茶叶的出口也保持着增长的趋势。“852—853 年，出口为72900000磅。853 年，太平军定都南京的一年，出口为7720000 磅。854—855 年，为8500000 磅。80—8 年为87220754 磅。8—82 年增至073549磅。82 年又增至89238 磅”③。这种增长趋势，表明了这里蚕桑业和制茶业的发展。

    但是，在太平天国反对清皇朝统治的斗争中，以及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各地的手工业，包括蚕桑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坏或影响。清军攻陷南京后，蚕桑产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生丝的出口量急剧减少，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治三年至四年（84—85）生丝的出口仅为428 包。战争期间，南京、杭州的丝织业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太平军攻克南京后，这里的丝织业机户一半以上逃亡别处，“织工流离四散”②，加之战时难以从附近产丝区获得正常的原料供应，产品也难以顺利推销出去，导致南京的丝织业急剧衰退。杭州受战争的破坏更加厉害，其丝织业的衰退情况比南京还严重。《杭州市经济调查》记“杭州机户，昔以万计。洪杨之役，遂致星散，幸存者不过数家。”③远在北方的直隶，其丝织业也因生丝流通不畅而衰落。直隶饶阳县出产饶绸，“从前织此绸者共有十余家。..溯自南省不靖，丝价腾贵，此绸亦遂料薄价昂，无人购买，各织户俱赔累，陆续关闭，近年仅存二家”④。另外江苏及吴江盛泽镇的丝织业，浙江平湖的棉纺织业，淮南的制盐业，四川、云南的制盐业、矿冶业，贵州的矿冶业、茅台的酿酒业，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安徽合肥的碾米业，福建崇安的制茶业，广东新会的制葵扇业等等，均因受战争的影响或衰退，或遭到破坏。一直到同治末年以后，各地的手工业生产才逐步得到了恢复。

    徐珂《雪窗闲笔》，《康居笔记汇函》，第92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卷，第544 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卷，第544 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卷，第544 页。

    ② 同上书，第02 页。

    ③ 《杭州市经济调查·丝绸篇》，第7 页。

    ④ 刘长佑《停贡饶绸片》，王廷熙等《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7 下，第32 页。第二节同光年间手工业的衰落咸丰六年至十年（85—80），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清廷手中攫取了更多的特权和利益，使中国的手工业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同治以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加之西方商人逐渐了解了中国人所喜欢的商品的质量、价格、式样等，改变了以前盲目输入商品的做法，从而使其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迅速上升。这样，中国相同产品的销路便受到了愈来愈严重的损害。生产这些产品的手工业因此趋向衰落。

    手工纺织业是衰落较早的部门。造成中国手工纺织业衰落的经济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棉纱量迅速增加。据资料同治中年，洋纱每年输入不过00 余万海关两，光绪初增至300 余万海关两，中法战争后迅速增至一千二三百万海关两，甲午战争前后更达三四千万海关两。光绪初年以前，中国棉纱市场由英纱独占，此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销量，便无不以印纱为主了②。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纱也开始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与此同时，洋纱的价格大幅度降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872—890），进口棉纱的价格下降了/4 以上，如以同治十一年（872）的进口棉纱价格为基数，光绪十二年（88） 时进口棉纱的价格仅为它的.9％。而同时期土纱的售价远远高于洋纱，如光绪十三年（887）时，牛庄地区的洋纱售价，每包（300 斤）57 两白银，而同样重量的土纱却要87 两左右②，土纱比洋纱贵52.％。这样，自然使一些地区的手工织布者舍弃土纱而改用洋纱。另一方面，中国市场上原棉价格的提高。由于英国棉纺织业对印度棉花的大量需要，以及印度本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印度棉花向中国输出的数量大为减少。不仅如此，由于日本的棉纺织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其本国出产的棉花不能满足需要，因而从中国大量收购棉花。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市场上的原棉价格上涨，其价格甚至与进口的印度棉纱的售价相仿。宜昌海关在光绪十六年（890）的报告中说“印度棉纱和（东部诸省来的）棉花的零售价格相差无几，所以买进棉花再来纺纱，反而比直接用洋纱更贵。”③因此，土纱再无市场了。

    洋纱代替了土纱，造成各地手工纺纱业大批破产。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闽南、江浙苏松杭及长江流域各省手工纺纱业纷纷停业破产，山东土纱纺织业也“几乎全部停歇”④。到甲午战争前后，全国各地“无一省不有大批手工纺纱业破坏的情形”⑤。《中外日报》载江西的情形“近年省属各处销售洋棉纱多至数万包，土棉纱已无人过问，妇女纺业多废。间有无工可作仍从事纺纱者，然土纱每斤售钱二百五六十文，洋纱每斤售钱二百**十文。 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

    ② 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955 年版。

    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

    ② 参见《海关贸易报告册》（英文本），887 年，牛庄口，第2 页。

    ③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9 页。

    ④ 《海关贸易报告册》（英文本），887 年，烟台，第43 页。

    ⑤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92 年第 期。土纱不及洋纱匀洁，故价格日跌。乡村妇女因失业而困苦者，不知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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