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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农民往往因多灾而更多破产，天灾**，紧密相联。可是，清代有的情况变了，无锡和南浔的佃户都有因灾年免租、减租而起家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是，商人和高利贷者兼并土地，农村被视为风险最少的安乐窝，因而形成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的固有体制。可是，清前期，世道也有些变化，“业主佃户，莫不以狙诈相尚，实与市道无异”②。一方面，是农民抗租，或利用永佃权与转佃权为工具，要求减租；另一方面，官府加重田赋征收，“农不任咎”。因此，“有力之家，以田为累，不敢置买”，已买者，或者直接卖给佃户，或者以之“投送缙绅，以图脱累”。其中尤以城市商人地主卖田者多了起来，造成“昔日之田租城多于乡而聚，今则乡多于城而散”③。
这类佃户与田主的斗争，不仅江浙地区有，而且在江西、福建等地也连绵不断，此起彼伏。魏礼曰“宁都（江西）之田，下乡称腴，他乡田计收 《南浔志》卷30《农桑》《完租》。
道光《嘉兴府志》卷《风俗》。《锡金识小录》卷《力作》。《南浔志》卷30《农桑》《农事总论》。② 《南浔志》卷30《农桑》《农事总论》。
③ 光绪《松江府志》卷5《风俗》引《金山志》。同治《湖州府志》卷29《舆地略·风俗》引乌程高志。光绪《桐乡县志》卷7《食货志》下《农桑》。光绪《无锡金匮杂志》卷30《风俗》。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光绪《黎里志》卷2《杂录》。
谷一石，直金一两，下乡之田则三两。田以上者起科输粮特重，佃户一石之田，收至五石四石，又有杂种。是田主既费重价，复输重粮。..佃户省去二重，一切不与，而所收四倍于田主，故闽佃尝赤贫赁耕，往往驯至富饶。或絜家返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田赋创立名款，用诬田主，以耸上听。若使额外科索，佃不堪命，彼又何难轻其田，而耕之十余世、四五世者”④。
上述一系列纪录揭示了哪些问题呢？一者，佃户通过政治和永佃权制等的斗争，反抗地主的重租盘剥取得了一定的结果，不少佃户有通过刻意经营而“驯至富饶者”，从而对加速个体农民的贫富分化和推动农村走“生产者成为商人与资本家”和遵循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前进，起着积极作用。二者，佃户斗争除表现在经济方面外，还表现在身分的提高与自由化的加强上，江浙闽赣的佃户，既取得了永佃权，可耕之“十余世”，亦可以“轻去其田”，任意转佃或退耕。三者，佃户的斗争起了某些限制城市商业资本转向土地以加固封建藩篱的作用，迫使“昔日之田租城多于乡而聚”的传统倾向改变为清代“乡多于城而散”的新局面，进而促使商业资本投向产业等积极方面。四者，上述佃户斗争所起的作用，主要限在庶民地主经济领域，因为，庶民地主缺乏与佃户对抗的强大的政治势力。所以，当庶民地主斗不过佃户时，或者被迫减租，或者将土地“投送缙绅”，托庇于缙绅地主的政治庇护下以求“脱累”。由此再一次证明永佃权、转佃权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在贵族缙绅地主经济领域的发生、发展及其作用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清代农业租佃关系以乾隆初年为分水岭有着重要的变化，这就是由前此的大量旗地、官庄的残存，壮丁、奴仆和贱民的繁多，劳役地租和实物分租制的广泛存在，以及两税制的延续，进而演变为土地的比较自由买卖，壮丁、奴仆和贱民的基本消灭，实物定额租和货币地租的新发展和地丁制的推行。亦即由残缺不全的租佃制演变而为更全和自由化程度更高的租佃制。
乾隆时及以后的农业租佃制的新发展，其主要标志是，以桑、棉、烟、蔬菜、水果、甘蔗、花卉、粮食等各种商业性农业及副业的活跃为特点的农商兼营，方兴未艾，逐步成为风气，货币地租的增多，农民永佃权和转佃权的广泛存在，主佃和主雇间封建名分的解除和农民的进一步自由化，封建地租剥削的减轻和商业资本转向土地的传统势力有所削弱。
乾隆时及以后比较自由租佃制的显著发展，为中国封建经济母体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贵族缙绅地主经济仅略有松动，基本上仍维持着传统的自然经济和政治上奴视佃户，经济上对佃户任情差唤与重租盘剥。比较松动的租佃制广泛发展主要存在于庶民地主经济之中。
④ 《魏季子文集》卷8《与李邑侯书》。
第三节农业雇佣劳动清代农业的雇佣关系清代以前，在农业生产领域中雇佣劳动所占比重甚小，有些地主在所占土地中留有少量土地直接经营，也采用雇佣形式，把雇工用于农业生产，但他们种园圃是为了自给蔬菜，种稻谷是为了自给粮食，他们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卖。被雇佣在地主家中的农业长工，一般都立有文契、议有年限，有明确的主仆名份，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封建法典上称他们为“雇工人”。雇工如对雇主有所干犯，法律明文规定与雇主有不同的判刑标准。雇工与雇主之间等级森严，这种雇佣关系叫等级性雇佣关系。
“典当雇工”是等级雇佣关系的一种典型形式。广大贫苦农民在遭遇天灾**、颠沛流离之际，为了养活妻子老小，往往以典当形式将自身当与雇主，一次收取身价，在一定年限内长年为雇主作无偿劳动，直到年限期满。典当雇工，一般都立有文券，议有年限。在年限以内，载明与雇主有主仆名份，社会地位类同家奴，长期附着于雇主家内，听令雇主使唤和分派劳动，不能脱籍外出，被束缚在种种封建关系之中，如有所谓“不遵守约束”的行为，其雇主可以“酌量惩治”。收留典当雇工的雇主，既有缙绅，也有平民。在平民之家供役者，有的与家主或其家属共同参加生产劳动。
等级性雇佣关系，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地”，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因而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大量的客籍佣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刑科题本》及有关著作，对当时客籍佣工的各种纠纷案件的记载，虽材料不多，但从中可以了解到客籍佣工的发展状况和走向。材料表明，大致从乾隆年间起，客籍佣工更为普遍。山东、直隶等北中国的客籍佣工，主要的流向是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那里不仅有肥沃宽裕的土地，而且相对来说工价较高。显然，客籍佣工的发展，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清代有关雇工的规定明万历十六年（588）以前，律令把雇主称为“家长”，雇工称为“雇工人”。明初颁行的《大明律》中，即有关于“雇工人”的条律，禁止雇工 参见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李文治、魏金王、经君健等著《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黄冕堂《再论清代农业的雇工性质》，载《清史论丛》第五辑。
辱骂家长。凡雇主殴杀“雇工人”，可以减等治罪，反之，“雇工人”殴杀雇主，要加等治罪。这种情况，至明万历年间开始发生变化。万历十六年（588），修定《大明律》时，在《斗殴》门。《奴婢殴家长》律后的《新题例》中规定今后，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人]”论；其财买“义男”，如恩养年久，配有家室者，照例同子孙论，如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雇工人”论，缙绅之家比照奴婢律论。清初，清廷曾以《大明律》为蓝本进行立法，名为《大清律》，但多原样照搬。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雇工增多，康熙四十六年（707）完成修订，直至雍正五年（740）在进一步修订的基础上才正式颁行的《大清律例》已规定雇工为自由人格，不列入贱籍，然而，量刑仍不同于“良人”。迫于新的形势，清政府于乾隆二十四年（759）、乾隆三十二年（77）、乾隆五十一年（78）、嘉庆六年（80），对《大清律》中的雇工律条文，分别进行了几次修订和补充。
乾隆二十四年以前的刑律，只规定了“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雇工的量刑，没有规定“不立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怎样论罪。因此，在雇佣关系发展以后，雇工干犯雇主的案件，逐渐形成以“有无订立文券”，作为确定雇工和雇主量刑是否平等的原则。“立有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时以“雇工人”论罪，对那些“未立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时则往往以“凡人”论处。下面的两个实例，恰好说明清代刑律的这一历史事实。
乾隆三年（738）四月，河南省梁玉雇在段腊梅的祖父段加信家佣工，讲定工价钱二千八百文，言明七月内先支给一半，立有文约。至期，梁玉支取工价未与，因此诸事懈怠，屡被段腊梅之父段之祥辱骂。九月二十八日段腊梅持馍喂羊，梁玉见而喝斥，段腊梅詈骂..梁玉气忿，触及段之祥往日辱骂夙嫌，顿起杀机，用枪将段腊梅殴伤致死。刑部认为梁玉“立有文约”，所以判“梁玉合依雇工人故杀家长大功亲、斩监候律，应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六年三月内，河南南阳人梁天功因佃种地亩无人助力，经史汉臣说合，雇觅在南阳一带做短工度日的山东濮州人李举帮工，言明一年工价钱二千文，鞋两对，未经立约，七月初十日晚李举向梁天功索讨工价，梁天功答以收秫措办，李举需钱甚急，即与算帐辞工，梁天功不允。李举情急吵嚷，梁天功掌批其颊，李举随拔身佩小刀，扎伤梁天功心坎倒地，至十三日殒命。河南巡抚的判词是“查李举雇与梁天功帮工，并未立约，应同凡论。李举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律，应依绞监候”②。
《明神宗实录》卷94。
“刑科题本”乾隆四年十月初十日，刑部尚书尹继善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七年四月初九日，河南巡抚雅尔图题。
乾隆二十四年（759）山西按察使永泰，奏请修改万历十六年的《新题例》，认为当时的农村中往往有长期受雇、甚至终生受雇，而没有订立文券的雇工，由于没立文券，每当雇工“干犯”雇主时，常以“凡人”论罪，以致影响了地主的特殊地位。因此，建议刑部规定“雇倩工作之人，若立有文契、年限，及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计工受值已阅五年以上者，于‘家长’有犯，均依照‘雇工人’定拟”。刑部接受了永泰奏折中的这部分建议，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清政府正式批准了修定后的律例条文。
乾隆二十四年的新条例，承认了未立文契、未议年限，而连续受雇于同一雇主不足五年的雇工，享有“凡人”的法律地位。从而使这部分“未立文券”的农业长工摆脱了“雇工人”律文的约束。乾隆三十二年（77），刑部律例馆又建议增加了另一个条例，其全文为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及立有文契、年限之雇工仍照例定拟外，其余雇工，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者，如受雇在一年之内，有犯寻常干犯[家长之罪]，照良贱加等律再加一等治罪；若受雇在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拟；其犯奸、杀、诬告等项重情[者]，即一年以内，亦照雇工人治罪。若只是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之人] ，店铺小郎，以及随时短雇，并非服役之人，应同凡论。这个条例，对于在官僚地主和缙绅地主家服役的雇工规定，“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干犯家长，“受雇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拟”，强调了雇主和雇工之间的所谓“有无主仆名分”。在此之前，“主仆名分”一般被法律认作是“雇工人”的当然属性。从这个条例开始，在确定主雇关系的性质时，都是以“有无主仆名分”作为标志。
同时条例还提出“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以及随时短雇”，只要不是“服役之人”就应“同凡”论拟的规定。有的学者曾正确的论证，这里所说的“农民”是指那些没有特权身份的“庶民”，即包括自耕农、富农和庶民类型的经营地主。所以，这个条例的重要意义，是它开始提出按劳动性质量刑，在劳动者中，区分“服役之人”和“耕作之人”，区分服役性雇工和生产性雇工，服役性雇工干犯雇主照“雇工人”定拟，生产性雇工干犯雇主应同凡论。另外，还提出按雇主出身定罪，在剥削者中，区分官僚、缙绅地主和庶民地主，它竭力保存封建官僚和缙绅地主的特权，禁锢受他们奴役的“典当家人”、“隶身长随”等的身份地位。认为“有主仆名分”的雇工，尽管雇期不足一年，侵犯雇主，就是干犯“家长”，就要剥夺他“凡人”的法律地位，按“雇工人”治罪。
在对上述条例的执行过程中，许多地方判案往往只依“‘议有年限’一语为断，而不问有无主仆名分，俱以雇工[人]论”。因此，乾隆五十一年（78）四月，刑部尚书喀宁阿等上折要求修改乾隆三十二年条例。经刑部 《大清律例集注》卷22《斗殴·奴婢殴家长》律后。
李文治《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见《中国社会科学》98 年第一期。讨论，很快得到乾隆皇帝批准，公布施行，乾隆五十三年正式刊入新纂修的《大清律例》，代替了乾隆二十四年和三十二年的两个旧条例。
乾隆五十三年的这个条例，是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条例。这个新条例的全文是凡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仍照例治罪外，如系车夫、厨役、水火夫、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人等，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凡人”科断。大清律在这里把雇主区分为“官民之家”和“农民佃户”，把基层劳动群众区分为“雇工人”与“凡人”两类，并对两类犯案的量刑有着明显的差等。区分雇工人与凡人的标准，不再用是否立有文契和议有年限，而是一看雇主是“官民之家”还是“农民佃户”，二看主雇之间有无“主仆名分”，是否“平等相称”，三看雇工是“受雇服役”之人，还是“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其中，主要的是看雇工对雇主有无主仆名分。
与乾隆三十二年相比，这次修订，把三十二年条例中所提“若只是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之人]”，改成了“若农民佃户雇倩耕作之人”，把“农民”改作“农民佃户”，把“雇倩亲族”取消了“亲族”二字，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说，雇主不但指“农民”，还指有“佃户”，雇工不但限于“亲族”，而所指更为广泛了。
从此之后，雇佣关系中的农业长工和农业短工，他们在法律上的社会地位，与没有“主仆名分”的雇主已经处于平等地位，如有干犯，不再属于“雇工人”的范围。
农业雇工明末清初农业生产领域中发展起来的雇佣经济，至雍正时候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雇佣关系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在历史文献中，特别是地方府志、县志中都出现了关于农业雇工的记载。
江苏省苏州府属。据康熙《苏州府志》载“吴农治田力穑，夫耕妇馌，犹不暇给，雇倩单丁以襄其事，以岁计曰长工，以月计曰忙工。”乾隆《震泽县志》亦载“无产者赴逐雇倩，抑心殚力，计岁而受值者曰长工，计时而受值者曰短工。又有佃人之田以耕而还其租者曰租户，少隙则又计日受值为人佣作曰忙工。”
松江府属。据《松江府风俗考》载“农无田者，为人佣工曰长工，农 《大清律例》卷28。
月暂佣者曰忙工，田多而人少者倩人为助己而还之曰伴工。”浙江省嘉兴府属，据康熙《嘉兴府志》载“自（阴历）四月至七月皆为忙月，富家倩佣耕，曰长工，曰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康熙《嘉善县志》亦载“无产者受雇倩..计岁受直（值）曰长工，计时者曰短工，闲时曰闲工，忙时曰忙工。”康熙《乌青文献》记载“（阴历）四月望至七月谓之忙月，农家倩佣耕，或长工、或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湖州府属，据乾隆《湖州府志》载“无产者雇倩受值，抑心殚力，谓之长工；夏秋农忙短假应事者，谓之忙工。”乾隆《乌程县志》载“防水旱不时，车戽不暇，心予雇月工，名唤短工、或伴工。”
山东省登州府属。据《登州府·风俗考》载“农无田者为人佣作曰长工，农日暂佣者曰忙工，田多人少倩人助己曰伴工。”②山西省寿阳县，农民“受雇耕田者谓之长工，计日佣者谓之短工”③。
贵州省据道光《思南府志》载“无常职闲民，出力为人代耕，收其雇值，有岁雇，有月雇，历年久者谓之长年。”
这些记载，反映了从商品经济发展的江浙地区，到边远的贵州地区，从江南到江北，雇佣长短工进行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常见现象。
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的季节性很强，作物在耕、种、收时，劳动集中，需用大量人手。作物的生长和气候时令密切相关，生产周期较长，一年只有一至二次。生产的经常性工作需用长工，突击性工作需用短工。农业长工和农业短工都是农业雇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短工是临时性雇工的总名，大多数短工按日计算工值，农活完毕即行解雇。有的按月计算工值，称为“月工”。月工多在农忙季节受雇，所以又称为“忙工”。南方插秧割稻，北方收麦收秋，农事集中的季节，农业经营主一般都雇佣月工，月工一经雇佣，即使雨天不能耕作，雇主也要照付工资，工价比日工为低。
短工在雇佣时一般都没有雇佣手续，不订立契约。短工的机动性较大，是贫苦农民的一个重要谋生手段，今天在雇主家中劳动，明天可以在自己地里劳动。一般说来，短工的需要量较长工的需要量大，短工的人数较长工的人数多得多。
从性别看，在田野劳动的主要是男工，但南方有些地方也出现女短工。
广东惠阳、梅县等地，广西武鸣一带，秋收时工市上有男有女，甚至女短工比男短工还多。在浙江，采茶时也常雇佣妇女，妇女的工资一般较低。
短工市场的出现，是雇佣经济发展的反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短工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了。许多较大的集镇上出现了短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9。
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78。
③ 祁隽藻《马首农言·方言》。
工市场，作为日工出卖劳动力的交易场所。短工市在北方称人市、工市或工夫市，在广东称摆工、人行或卖人行，在云南称工场或站工场，等等。
短工市场较早出现在北方各省，以后全国各地逐渐普遍。较早记载短工市出现的文献，是康熙初年任山东青州海防道的周亮工所写《劝施农器牌》，其中说，“东省贫民，穷无事事，皆雇于人，代为耕作，名曰‘雇工子’又曰‘做活路’。每当日出，皆鹤立集场，有田者见之，即雇觅而去”。康熙《黄册·招册》记载，康熙九年（70），山西安邑运城雇工薛盛方在市上“无人觅工”，找不到雇主②。明末清初人张履祥记浙江嘉兴短工市场情况说，“主人握钱而呼于畔，奔走就役，十百为群”③。刑部档案有雍正元年（723）广东新会县雇主何某“出墟雇工人江名显、张邦彦、关子旺、张翰艺”等“驾船去田割禾”④的记录。有雍正十三年（735）河南柘城雇工秦克石“携锄赴市，候主雇觅”⑤的记录。此后，乾隆年间关于短工市的记载便更多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本》记录乾隆元年，直隶大兴，雇工辛大“上街卖工夫”。
乾隆二年，广东钦州，雇工梁连贵“在峒利墟觅工”。
乾隆十三年，山西阳高，雇主张世良、梁祝“在街前觅人锄地”。
乾隆十六年五月，山西阳高，雇工滑大、董三成等“都在市上寻活做”。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四川营山县，雇工广云俸“兄弟四人在西桥场寻工”。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奉天开原清原屯，雇工徐秉忠，进城到“功夫市”
卖工夫。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直隶昌平州，雇工刘四等七人在市“被雇锄地”。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山东济宁州，雇主戴凤“赴街觅人工作”。
又据乾隆时修河南《林县志》卷五记载，林县有十一处“人市”。
上述事例说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奉天和四川、广东等省，全国各地从北方到南方都出现了短工市场。而且随着雇佣关系的发展，短工市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在河北昌黎县，短工市在乾隆年间只有大横河镇上一处，到光绪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安山、燕窝庄、泥井、留守营等多处了。章丘东矾硫村短工市由几十人发展到每天有二、三百人。
有了短工市场，雇主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他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雇工也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他出卖劳动力的雇主。双方并不需要事先认识，也不需要 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八，第十六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黄册·招册》239。
③ 《杨园先生全集》卷七。
④ 刑部档案，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广东巡抚阿尔松阿题本。
⑤ 刑部档案，乾隆元年九月十七日河南巡抚富顺题本。
景甦、罗仑合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5 页。
中保介绍，只须讨价还价，议定条件，就可成立交易。恰如（乾隆）《林县志》所说“主者得工，雇者得值，习焉称便”。
短工市场的出现，使各地形成一个个区域性劳动力交易中心，把周围0—20 里内的剩余劳动力集中起来，作为商品频繁交换，它是生产力发展和雇佣关系变化的重要标志。
短工上市通常自带锄镰等小农具，大型农具由雇主自备。上市请短工的雇主，经营地主之家常常由长工头（大伙计或作活计）去短工市领工，雇主距短工市一般不超过五里。大伙计与雇工当面议定工价，忙时工价比平时工价常贵二、三倍。短工遇雨，不能进行田野生产停止工作时，称“打半工”，工价照半数支付，午后已工作一、二小时，即按全日领取工价，有的地方干活按五派计价，早晨一派、午前二派、午后二派。短工一般只管作农田工作，雇主家中杂事如喂牲畜、挑水、担土等等全由所雇长工担任。短工与雇主并不发生人身依附关系。当天工价当天领取，次日是否工作，短工自己有抉择的自由。
短工工资，除雇主管饭外，其余多用货币支付，个别情况下用粮食作价支付。工资水平常随农活急缓浮动。从已见现存《刑科题本》各省县七十一起案件材料统计，清前期各地农业短工的日工资，就其平均数说，除东北的奉天、热河地区，以及广东安徽地区以外，其他各省最高为八十文，最低为二十文，从雍正十三年（735）至道光七年（827）九十多年没有多少变化。就全国来说，工资价格大体趋向平衡，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缓慢，生产效率较低。
农业长工，南方各地称为“常佣”或“年工”，北方各地俗称“伙计”、“做活的”或“觅汉”。工期一般按年计算，上下工时间各地习惯不同，山东、河北一带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日或腊月（十二月）初八日为上下工的时间，山东还有的地方以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日上工，十月初一日下工。浙江以农历年除夕为上下工时间，鄞县一带工期以半年计算，雇佣半年者以“立秋”日作为年中上下工的时间。
长工上工后，全年除自农历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元宵节（正月十五日）农闲时间，可以与雇主商议回到自己家中外，一般都常年住在雇主家里，全年参加劳动，没有其他假日。
雍正以前，长工与雇主构成雇佣关系上工时，一般都立有文券，议定年限和有无主仆名分，经人介绍或找中保人。以后，雇佣关系日渐普遍，雇佣手续日趋简化，往往只凭介绍人口头约定上下工时间，议定工价，不再立有文券。凡立有文券一般都确定有主仆名分。
清前期农业长工工资，一般都包括管饭和工价两个部分。雇主供应长工膳宿，管饭是工价的组成部分，含有实物工资的性质，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地区用货币支付工价，少部地区用粮食支付，或以粮作价支付，或货币之外，另有其他实物。
工资水平常根据农业生产经验、技术熟练程度，和工种是否田间耕作或牧放牲畜，或年龄是否壮年、老年、少年等等确定。从已见现存《刑科题本》各省县一百八十二起案件材料统计，清前期长工工价平均工资额最高约可达四千多文，最低一千三百文。
有的地方工价之外还补给实物，如乾隆六年河南南阳梁天功雇李举佣工，工价二千文，另给鞋二对；乾隆三十二年，河南汤阴石其孝雇张大佣工，完全以粮支付，言明工价粮四石八斗②；乾隆十一年，山东定陶明克己雇黄邦做工，言明工价大钱一千三百文，另给“两匹布、十斤棉、三双鞋、三包烟”③；乾隆六年，直隶热河戮哈兔雇吴三做工，年工价粮五石④；嘉庆二十五年，四川邛县梁国甫雇曾锡蔡，言定三年工价钱十千文，另给“大小衣服十件”；山西宁远厅梁凡绢雇盛有才，言定每年工钱十千文，另给“每月谷子二斗”②。广东南部一些农村也完全用谷物支付工价，如乾隆三十五年，广东徐闻县邹忠平雇叶亚佑牧牛，每年工谷二石四斗③；嘉庆十三年广东钦州沈显祚雇刘贵明“田工”，每年“工谷十石”④。
实物作为工资支付的补充手段，反映了有些地方货币经济的发展尚处于低级阶段。但是从总的看来，实物支付仅是一种辅助手段，主要的还是以货币铜钱做为当时支付工价的基本手段。
雇主为了加强剥削，竭力在工资的货币部分压低价格，在工资的实物部分降低伙食水平，以及延长劳动时间。许多雇工嫌雇主“茶饭不好”，在六月大忙季节便辞工不干了。
农业雇工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封建地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要求摆脱人身隶属关系。农业雇工队伍的发展，伴随着雇工频繁的反抗斗争，震撼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农民阶级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导致了封建关系的松弛。许多农业雇工为了卫护自己的劳动所得和人身自由，对雇主侵夺工资以及人格侮辱等等，往往以自发的报复手段与之进行生死搏斗。比如雍正五年（727），直隶宁津县（今属山东）李三雇与陈四看守禾稼，言定俟田禾收割，给李三工钱五千文，后秋禾已登，尚有余豆未获，仍令李三看守。至八月二十日，李三因天渐寒，向陈四索讨工价，陈四不允，即行詈骂，复拳殴李三，李三情急，遂用看禾木棍还殴，致伤陈四额颅等处，越四日殒 “刑科题本”乾隆七年四月初九日，河南巡抚雅尔图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管理刑部事务刘统勋题。
③ “刑科题本”乾隆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
④ “刑科题本”乾隆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方观承题。
“刑科题本”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蒋攸铦题。
② “刑科题本”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山西巡抚成格题。
③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广东巡抚德保题。
④ “刑科题本”嘉庆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刑部尚书觉罗长麟题。
命。乾隆十七年（752）五月，四川重庆府定远县陈进伟引进陈进葵，受雇与胡正纲家佣工，八月二十一日，陈进葵向胡正纲索讨工银未给，即于是夜将胡正纲马一匹私行牵逃，堂兄陈进选把陈进葵拴了去，投诉于族长陈泽林。族长们说，叫他亲兄陈秀林来按家法处治，戒他下次。陈进葵分辩说，原因工银牵马的，你们不替我做主，若说是偷的，你们就是同伙。结果，陈进选等失手打死了陈进葵②。
经营地主的增多康熙后期和雍正以来，雇佣劳动进一步发展，经营地主的经营规模日益扩大，一个雇主同时雇用三、四个，五、六个甚至十几个长工，和在农忙时加雇大量短工的现象已日渐增多。同时，经营地主的数量也在增加。
大多数经营地主都不是有身份的官僚地主和缙绅地主，由于雇工反对雇主的任意奴役和对自己的人身侮辱，并进行积极的斗争，因此，经营地主主要是依靠经济手段改革生产技术和改进经营管理，以调动雇工的积极性来发展致富。
经营地主一般都备有一定数量的大牲畜作为生产动力，和备有供全部土地耕作使用的大型农具，和供短工临时使用的小型农具。所以清代文献中有记载说，“百亩之家，必畜骡马三、四头，东作以供耕种，西成以资转运”。又说，“大致千亩之家，千树梨枣，牛数具（每具牛二、三头——笔者注），骡马百蹄”②。百蹄，即二十五头。
在经营地主土地上劳动的农业长工，由于雇佣规模的扩大，开始出现劳动分工。经营地主常常根据雇工的耕作经验和生产能量，在雇工中选定一个或两个做为工头。在南方，“工头”常称为“作头”或“头作”，在北方，一些地方称为“掌作的”或“作伙计”。“作头”或“作伙计”负责领导其他长工耕作，全盘计划地主土地上的各种农活，指挥长、短工进行生产，是地主家中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地位十分重要。“作伙计”的工资高于其他雇工，生活待遇也往往比其他雇工优厚。
“作伙计”以下的其他雇工，也常常根据生产能力高低，按次分为“二作”、“三作”，或称“二伙计”、“三伙计”以及“小伙计”等等。
农忙季节，“头作”或“二作”常常根据田中耕作情况，到短工市上挑选和领取短工，确定短工的工价和短工的去留。经营规模较小的经营地主， 雍正六年四月十六日，重囚招册。
② “刑科题本”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署四川总督黄廷桂题。
李殿图《敬陈病农之弊端疏》，转见李文治等《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 页。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55，《东昌府部》。
也常常亲自到市场上领取短工。
“头作”、“二作”的出现，表明在同一雇主指挥下，同时雇佣较多的雇工进行生产，不仅使劳动者与生产组织者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在雇工中也形成了一些差别，使多数雇工能够协作生产，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一般说来，丘陵或平原地区地主占有土地0 市亩以上者，需长工二、三人，80—20 市亩需长工五人，20—200 市亩者需长工六、七人，200—320 市亩者需长工七、八人，400 亩左右者则需长工十一、二人。长工之外，农忙期间都需雇佣大批短工。
山东章丘县东矾硫村经营地主太和堂李家，乾隆年间李可式分家时占有土地75 亩，至光绪十二年（88）土地扩展至55 亩，其中472 亩雇工经营，光绪三十年前后，太和堂李家常年雇佣长工十三人，农忙时雇佣月工三至五名，短工二十至四十名。平均3 亩雇长工一人。
山东淄博市栗家庄经营地主树荆堂毕家，雍正年间开始发迹，乾隆年间毕丰涟当家时，占有土地一百多亩，嘉庆年间毕宁玠当家，扩至土地三百多亩，光绪年间成为拥有900 亩土地的经营地主。其中，外村300 亩，采用租佃方式经营，本村00 亩，采用雇工经营。光绪二十年前后，雇佣长工三十多人（内大伙计一名，二伙计二十多名，羊倌、牛倌、猪倌各一名，女做饭三名），夏秋农忙时间，经常雇短工五十余人，宜收宜种抢节令时雇短工常达一百二十多人。平均20 亩地雇长工一人。《刑科题本》等文献中所见雇工三人以上的业主 户，其中雇工多人和雇工三至四人者49 户，占总户数的74.2％，雇工五至六人者0 户，占总户数的5.％，雇工八人以上者7 户占总户数的0.％。其中大部分是经营地主。
由于是刑档命案中所见材料，社会实际情况当然要比这多得多，所以它所反映的只是清前期农村结构的一个侧面。就这个材料看，雇工三人以上的业主在全国各省都已广泛存在。但其中大多数中小业主，按雇工人数推算，大多数经营土地在0—00 市亩之间，少数占有土地200—400 亩。因此和占据优势的封建租佃地主相比，经营地主还是极少数。
经营经济作物是富农、佃富农、经营地主谋取利益、发家致富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们以广大农村为市场，为自己的农业生产寻找出路。
其中许多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租山，雇工种植经济作物。据《刑科题本》记载雍正末年，浙江泰顺县谢起恒雇林恒山帮种蓝靛。乾隆十五年（750），广东阳春县颜文泽雇颜亚生、杨孔智、黄亚尾种蔗榨糖。乾隆十六年（75），福建人谢起常在浙江汤溪租山，“曾雇林乔嵩种靛三年，言定每年辛力银八两二钱，并无工契”。乾隆二十一年（公元75），徐州郭 以上两例均见景甦、罗仑合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二章。方如雇徐恒割靛。乾隆二十四年（公元759），贵州怀仁县刘希文兄弟雇佣四个长工租山种笋。嘉庆六年（公元80），江西崇义县黎林养雇叶秀兴、叶贱狗、李仕才三人帮摘茶子。嘉庆二十三年（公元88），福建人张庭美、张义孝父子租种族人小山树林“栽种香菰，并雇吴夏进佣工”。嘉庆二十五年（820），吉林三姓地方邢隆海种烟，“雇四个人捆烟，言定每包工钱七百五十文”。道光三年（823），四川重庆府巴县喻鸿彩雇万潮受并严添福二人搭棚看守李子园，“平日同坐共食，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道光十五年（835），浙江金华府东阳县单云春“同短工单仍宇、单帼富、单中有、单俞民一共五人到山采茶”。四川叙州李步恒雇陈老戍、周世明、李老六等三个长工“栽造竹林，出卖竹子和笋子”等等。这些被雇去种靛、割靛、种蔗榨糖、采茶、摘茶子、种烟、捆烟、种香菰、看李子、造竹林、卖竹子和笋子的雇工，他们都是为生产商品而被雇佣的农业长工和短工，他们和雇主一般都同坐共食，没有主仆名分，没有人身隶属关系，列宁认为自由雇佣劳动首先应用在种植商业性作物，然后逐渐推广至其他农业作业。这些雇工是我国早期的自由雇佣劳动者。清朝前期农业雇佣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增长。
第四节台湾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台湾的土地制度一、土地所有制形式清统一台湾后，从土地所有制形式来看，台湾的土地可以分为官地、民地和“番地”三大类。
官地，是为封建官府所有、经营和获得收益的土地，包括官庄、隆恩、叛产、抄封、屯田等名目，属于封建国有土地。
官庄，有时也叫官田，大体上有以下四个来源“有遗自郑氏者，有无人田业而由官垦设者，有绅民请归者，有缘事充公者”。所谓“遗自郑氏者”，系郑成功祖孙三代时的田地。早在荷兰殖民政权时，实行了王田制，逼令垦地的汉民充当佃户，不允许土地私有。据史籍记载“自红夷至台，就中土遗民，令之耕田输租，以受种十亩之地，名为一甲，分别上、中、下则征粟。其坡圳修筑之费，耕牛农具种籽之资，皆红夷资给，故名曰王田。亦犹中土之田，受田耕种，而纳税于田主之义，非民自世其业，而按亩输税也。”②郑成功驱走荷兰殖民者以后，“向之王田，皆为官田，耕田之人，皆为官佃，输租之法，一如其旧”。这些官田，入清以后仍为官地。
官庄在台、凤、漳、淡各处皆有，面积不断扩大，官庄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封建官府，官租列入官府财政收入。“雍正元、二年将此题报归公，现在岁征银三万零五百六十余两，以充内地各官养廉之项”②。
隆恩田，也是官地的一种，原为恤赏台湾驻兵而设。乾隆五十三年（788）钦差大臣福康安镇压了林爽文起义后，将所余兵饷五十余万两，“奏设隆恩官庄，募佃耕之，或购大租，岁收其益，以充赈恤班兵之款。..其田多在彰、淡两属，其租制与官庄同，岁征谷三千七百余石”③。
抄封地又称叛产，也是官地形式之一，源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起义，清政府籍没起义者的田产，归官收租，“多在嘉、漳两属”④。“自是每有乱事，援例以行，为官府岁入之款”⑤。所以抄封田陆续增加，“道光间年应征番银八万余元，合银五万六千余两”。
康熙《诸罗县志》卷《赋役志》。
② 黄叔璥《台湾使槎录》，引《诸罗杂识》。
黄叔儆《台湾使槎录》，引《诸罗杂识》。
② 董天工《台海见闻录》卷。
③ 连横《台湾通史》卷8《田赋志》。
④ 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卷5。
⑤ 《台湾通史》卷8《田赋考》。
唐赞袞《台阳见闻录》《叛产》。
屯田出现于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起义之后，由于部分“熟番”曾被用来镇压起义，福康安于事平之后奏设屯丁，“于该处熟番内挑选四千名，作为屯丁。为十二屯，大屯四处，每处四百人，小屯八处，每处三百人。..每名拨埔地一甲，千总十甲，把总每员五甲，外委每员三甲，令其自行耕种”。
清代台湾官地主要有上述几种形式。在台湾全部耕地中，官地所占的比例不大，而且，由于佃户的斗争及势豪的侵占，官地逐渐向民田转化。
台湾高山族在清朝被称为“番人”，他们的土地称为“番地”，是台湾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一种，清政府对此采取特殊的政策。
清廷将高山族分为“生番”和“熟番”，“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②。“生番”居于山林之中，“熟番”主要居于平原地区，与汉民接触较多。“生番”社多，因此“番地”大部分是荒地。长期以来，“番地”属于“番社”公有。清政府设立土牛、红线等为界，禁止汉民入内垦种，但汉民仍然越垦私垦，不可阻遏，“生番”地逐渐变为熟田。史籍载称“土牛之界在乾隆年间业已全无，私垦升科早已深入番地之内。”③“熟番”之地，如系其自行垦种，清政府予以免赋的优待，只征人丁税“番饷”。若是招汉民佃种，或典卖与汉农，则规定“民人租赁之地，同番社地亩，免其升科。其卖断于民者，照同安下沙科则，按亩计甲征租”④。久而久之，“熟番”地在性质上与民地相近，难以区别，典卖出售，土地社有的古老传统已被破坏，私有土地的典卖相当盛行。比如，嘉庆四年的一张典契载称立典契人新港社番卓罗丝、卓罗力等，有承祖父自垦沙园一所，年带番饷银一大元..今因乏银费用，先尽问番亲叔兄弟侄，无力承受外，托中引就新港社内郑伯教、郑明显出头承典，三面言议，着下时价佛头二百八十大元正。其银即日同中交讫，其园随付银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当。限至六年终，听罗力等备足契面银取赎原契。如是至期无银取赎原契，将园仍付银主掌管耕作，不敢阻当刁难，亦不敢异言生端。保此园系是罗力等承父自垦之业，与番亲人等无干。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后，鼓励文武百官和士民开垦田地，让他们成为土地所有者。因此，“文武百官，随意选择，创置庄屋，尽其力量，永为世业”。这种私田，也叫“文武官田”。一些“士庶之有力者，如徐远等人，也纷纷招佃开垦”。②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第十五章《屯租》。
② 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
③ 《斯未信斋文编》卷4。
④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
杨英《先王实录》。
② 参见曹永和《郑氏时代的台湾垦殖》，载《台湾早期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