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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沈起元《治台湾私议》，《皇朝经世文编》卷34。
蓝鼎元《平台纪略总论》，《皇朝经世文编》卷84。
《台湾县志》卷《舆地》。
② 蓝鼎元《平台纪略·经理台湾第二畴》。
在广大移民筚路蓝缕、艰苦努力下，台湾土地相继开发，进展极为迅速。清朝设治初期，北路“流移开垦之众，极远不过斗六门”，康熙四十三年（704），“已渐至斗六门以北矣”，康熙四十九年（70），“又渐过半线（今彰化）、大肚溪以北矣。此后流移日多，乃至日南、后垄、竹堑（今新竹）、南嵌，所在而有”③。
半线初辟时，还是一片荒原。康熙五十八年（79），施世榜集流民开垦东螺之野，所筑施厝圳，彰邑十三堡半之田，此圳足灌八堡（一万九千甲），故又名“八堡圳”。同时有杨志申来到这里，招募佃农数千人，辟田凿圳，线东西两堡之田，皆为杨氏所有。半线自此日兴，雍正元年（723）乃有彰化县之设。乾隆年间，泉州人吴洛和广东人张振万又来此开发未垦之土，规模皆与施、杨相埒。张振万所居葫芦墩所产的葫芦墩米，日后甘美冠全台。竹堑宽长百里，旷野荒埔，仅有少数山胞。康熙三十年（9），泉州人王世杰募集同乡百数十人至台，先垦竹堑社地，治田渐至数百甲。康熙五十八年，复垦滨海之地，凡二十四社，为田数千甲；又垦以南之地，凡十三社。竹堑一带开垦事业，儿握于世杰之手。
台北原是一片沼泽密林，初名大佳纳，一名艋舺。康熙三十六年（97）郁永河经此时，辟土不过千分之一。康熙四十八年（709），泉州人陈赖章开始在这里建立村庄。雍正九年（73），平原土地已经全部开垦，大佳纳堡已成为繁华的市街。淡水“夙号烟瘴，近台北之极边”，康熙二十五年（8）左右有广东嘉应州人移住，同籍者闻讯来集，康熙末年已俨然形成一大部落。雍正、乾隆年间，杨道宏、林成祖、胡焯猷等人渡台，继续向北进至兴直之野，开发了淡北平原。
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是移民开垦的极盛时期，广阔肥沃的北部平原和南部下淡水溪流域已经大部开发。乾隆中叶以后，土地的拓垦已渐及东部的噶玛兰平原、花莲港流域以及中部的埔里社盆地等土著地区。
噶玛兰初名蛤仔难，三面负山，东临大海，土地广漠，溪流交错，三十六社番散居其间。乾隆五十二年（787），漳州人吴沙募漳、泉、粤三籍流民入垦其地，嘉庆元年（79）进据乌石港，筑头围。二年（797），又进筑二围、三围。其后沙死，沙侄吴化代领其众进至五围（今宜兰市），前后辟地数百里，奠定了汉人开兰的基础。嘉庆十五年（80），闽浙总督方维甸勘查噶玛兰地，据总兵武隆阿、知府杨廷理奏报噶玛兰南北长约六、七十里，东西宽约二、三十里不等，有漳人四万二千五百余丁，泉人二百五十余丁，粤人一百四十余丁；归化生番三十三社，四千五百五十余丁；熟番五社，九百九十余丁。十七年（82），清政府在这里经划地界，设置了噶玛兰厅。
③ 《诸罗县志》。
《北路参将阮蔡文祭淡水将士文》。
奇莱（花莲港），仅每年三、四月间有汉人前来贸易。咸丰元年（85），淡水人黄阿凤集资数万元，募穷民二千二百余人往垦其野。后垦区移于秀姑峦之麓的璞石阁。居者千家，遂成一大都聚。
卑南地处台东之中。咸丰五年（855），凤山人郑尚至此与土番贸易，且传授耕耘的方法，很受番人的欢迎与尊重。郑尚致富以后，募佃入垦，土地日辟。
埔里社为台湾中部万山丛中的一小平原，延袤十数里，二十四番社生活其间。嘉庆十九年（84），黄林旺、陈大用、郭百年等入垦其地，辟田数千里。咸丰间，泉州人郑勒先居此与番贸易，始建市廛，即后来的大埔城。光绪元年（875），清政府在此设埔里社厅。
第二节经济的发展广大移民挣脱了大陆层累了两千年的**制度的束缚，来到行政控制粗疏的台湾，面对广阔的从未开垦的沃土，表现了极大的生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台湾二百年间的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出现了较之大陆远为迅速和活跃的发展局面。
台湾的土地分为田、园两种，“有陂圹贮水者为田，旱种者为园”，以田育稻，以园植蔗。土地的计算单位是“甲”，“每甲东西、南北各二十五戈，每戈长一丈二尺五寸。计一甲约内地十一亩三分一厘零”。康熙二十三年（84），清朝宣布郑氏的官私田园悉为民业，其时在册的有田7534甲5 分7 厘、园099 甲2 分8 厘，合计8453 甲8 分 厘；乾隆九年（744），在册的有田7874 甲8 分 厘，园3830 甲 分5 厘，合计5384 甲9 分厘；光绪二十四年（898，时在台湾沦陷后三年）的统计为水田（田）2322顷（2088523 甲4 分），旱田（园）527 顷（44429 甲7 分），合计40839顷（3552953 甲 分）。如以康熙时期实际耕地面积为册载数字的二倍计算，清代二百年间的耕地面积也增加了将近百倍。
台湾的稻种，有土著居民一向种植的，有荷兰引自海外的，也有汉人从大陆带来的。仅连横《台湾通史》所记载，就有粳稻27 个品种、糯稻5 个品种。康熙之时，“三县皆称沃壤..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居民只知逐利，肩贩舟载，不尽不休”②。雍正九年（73），“部定台湾征收正供之谷十六万九千二百六十六石余，又运福、兴、漳、泉四府平粜之米十二万二百八十七石”。乾隆七年（742），“兵米、眷米及拨运福、兴、漳、泉平粜之谷，以及商船定例所带之米，则通计不下八、九十万石”③，成为福建兵民粮米的重要供给地，堪称中国南部的一大谷仓。
台湾的主要水利工程是陂、圳。陂是水库，圳是水渠，“凡筑堤潴水灌田谓之陂，或决山泉，或导溪流，远数十里，近亦数里。不用筑堤，疏凿溪泉，引以灌田谓之圳，远七、八里，近亦三、四里。”④据《台湾通史》记载，清代除了维修和使用荷兰、郑氏时期所开凿的5 个陂以外，还创修了80 陂、32 圳。其中，施琅私筑 陂，知县宗永清、周钟瑄、曹瑾募民筑成4 陂、二圳，其余都是民间业户和佃户自行集资筹策、自行组织劳力修凿的。大致以横贯台湾中部的浊水溪为界，其北以稻作居优势，其南以蔗作居优势。康熙时期，台南平原已是“蔗田万顷碧萋萋，一望葱茏路欲迷”的景象。台糖的产量早岁缺乏准确的记载。《裨海纪游》谓“台人植蔗为糖，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赋饷》。
② 连横《台湾通史》卷27《农业志》。
③ 连横《台湾通史》卷27《农业志》。
郁永河《裨海纪游》。
岁产二、三十万”，当是指担而言。《台海使槎录》谓台湾“三县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则年产在百万担以上。二说相去甚远，似乎后者有些夸大，前者较为接近事实。清朝后期蔗糖产量又有大幅度增长，据统计，同治九——十三年（870—874），全台年均产糖78万担；光绪元——十年（875—884），年均产糖95 万担；光绪十一——二十年（885—894），年均产糖7 万担。其中，光绪二年（87）、六年（880）、九年（883）、十年（884）都超过了一百万担，分别为4万担、38 万担、00 万担和25 万担。
台湾四面临海，天然港湾环布。随着生产的日益发展，台湾的商业以及与祖国内地、日本、南洋、欧美各国的海上贸易也日益繁荣起来。
康熙二十四年（85），清廷规定以安平为全台的唯一出口，对渡厦门，一切商船均须由此航线行驶，因此康熙雍正乾隆之世，安平乃为全台唯一的商业贸易中心。雍正三年（725），台南出现了北郊、南郊、港郊三大商业集团，北郊以苏万利为首，有二十余号营商；南郊以金永顺为首，有三十余号营商；港郊以李胜兴为首，有五十余号营商。他们“各拥巨资，以操胜算，南至南洋，北及天津、牛庄、烟台、上海，舳舻相望，络绎于途，皆以安平为往来之港”。据计，嘉庆元年（79）安平有往来商船一千余艘。
随着北部地区的开发，日益增长着的北路之米如仍南运至安平由鹿耳门出洋，已经越来越感到不便。乾隆四十九年（784），清政府增开彰化县的鹿港与泉州府晋江县的蚶江口对渡，五十五年（790）又开淡水厅的八里岔与福州的五虎门对渡。于是，鹿港和地处淡水河航运孔道的艋舺遂渐次兴盛，成为新的两大通商贸易中心。
嘉庆道光时期，鹿港已有泉、厦、南、布、染、油、糖等七郊，“正对渡于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对渡于厦门者，曰厦郊。间有糖船，直透天津、上海等处者”。“鹿港大街，街衢纵横，长三里许，泉、厦郊商居多。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台自郡城而外，各处货市，当以鹿港为最。”②八里岔开港而淡水河成为北路通航要冲。商船直航台北艋舺街，艋舺乃盛极一时。“估客辏集，以淡为台郡第一”，“商人择地所宜，雇船装贩，近则福州、漳泉、厦门，远则宁波、上海、乍浦、天津以及广东，凡港路可通，争相贸易”。“赴福州、江浙者，曰北郊；赴泉州者，曰泉郊，亦称顶郊；赴厦门者，曰厦郊；——统称为三郊。”北郊之中，“往天津、锦州、盖州的又称大北；上海、宁波又称小北。”③其后又有香港郊（一名南郊）与鹿郊，成为五郊。淡水厅的艋舺与府治安平的彰化县的鹿港鼎足而三，时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称。
连横《台湾通史》卷25《商务志》。
② 李廷璧《彰化县志》。
③ 陈培桂《淡水厅志》。
咸丰八年（858），《天津条约》开台湾府（安平）为通商口岸；咸丰十年（80），《北京条约》增开淡水为口岸；同治二年（83），又开打狗（今高雄）、鸡笼分别作为台湾府和淡水的附属口岸。此后，外商云集台湾，纷纷设立洋行，通商贸易之权渐渐转入外人手中。原来台湾商人依据贸易地相同或贸易品相同而组织起来的商业行会性质的团体——郊，也就很快解体。台湾的经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性质，台湾的物产开始大量输往殖民者的故乡欧美、日本；同时，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刺激下，生产和流通又比在**制度下有了更快的发展速度。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莫过于糖、茶、樟脑等业。
台湾的糖业向来商品化程度很高。台湾开港以后，砂糖贸易很快为外人所操纵，输出额大增，甘蔗的种植面积也迅速扩大。同治二年（83）以前，台糖输出总额从未超过30 万担；同治九至十三年（870—874），平均每年输出总额激增至 万担；光绪元年至十年（875—884），年均输出达73 万3 千担。
台湾生长茶叶，由来很久。但直到康熙后期，仍然“不谙制茶之法”
。嘉庆时，福建人柯朝把二斗武夷茶籽从福建带到台北，辗转传种，这才开始了茶叶在台湾的人工培植。对外通商以后，外商竞购粗茶，茶业随之大盛。同治五年（8）输出3 万斤，光绪六年（875）输出4 万斤，光绪十九年（893）达到795 万斤。茶叶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同治五年每担0 元（银元），光绪十三年（874）每担34 元，光绪二十年（894）每担44.74 元。乌龙茶的主要买主是美国，其次是欧洲。运往欧美的茶叶，经常约占台茶输出总额的95％左右，最少时也不低于80％。
樟脑为台湾重要特产之一，约占世界总产量的70—80％。康熙时封禁番地，私熬樟脑者洽罪。雍正三年（725），清廷在台湾设厂修造战船，南北二路各设军工料馆，采伐樟木为船料，许承办军工的匠首私煎樟脑取利，台湾的樟脑业自此兴起。咸丰五年（855），香港美商布宾纳特至打狗，经营樟脑的出口贸易，引起世界对台湾樟脑的注意。咸丰十一年（8），英国怡和、邓特两洋行也到台湾经营樟脑贸易，并且很快取得了垄断地位。同治二年（83），台湾道陈懋烈鉴于利权外溢，宣布樟脑官营，由官办脑馆统一向制脑业者收购，而后转售给洋行。当时官府收购价格约每担 元，卖给外商约每担 元，而外商在香港的售价为每担8 元，这就引起了外商的很大不满，以至同治七年（88）英国出动兵舰，占领安平，用武力胁迫清廷于次年制定樟脑章程，废止官营，允许外商领照进入内地自由采购。这时，外商不仅控制了樟脑的贸易，而且通过借资金给台民，由台民制造，然后全部包购，从而控制了整个樟脑业。樟脑的输出，从同治四至六年（85—87）的年约7 千担，增至七至九年（88—870）的年约 万4 千担。光 《诸罗县志》卷2《杂记·外纪》。
绪八年（882）以后的数年中，由于内山械斗严重，樟木不能砍伐，以致樟脑无出，输出锐减，光绪十一年（885）输出仅为3 担。光绪十二年（88），刘铭传复行官营，次年于台北设脑务总局，又于各主要产地设置分局，制出之脑悉归官局，购价每担8 两，官局转售包商，售价每担2 两。当时揽办樟脑贸易的是台北德商公泰洋行，配运至香港，其价又在20 两以上，光绪十六年（890）在外商干涉下，清政府再度废除官营，当年输出8 千担。十七、十八年（89、892）均为2 万 千担，十九年（893）增至4 万担，二十年（894）达到5 万 千担。当时日新月异的化学工业对樟脑的需求激增，欧美市场销用日巨，脑价随之而涨。十六年（890）每石30 元，十八至二十年每担4—44 元以上。外商运至香港，已至每担70 元以上，运至上海，更达每担百元以上。
台湾开发以来的富庶以及海上交通的重要战略地位，日益成为东西方殖民主义者觊觎的目标。鸦片战争以后，英、美、日、俄更加暴露出夺取台湾的野心。
第十章中俄关系第一节起源和冲突中俄两国关系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向东方扩张和对中国的侵略。原来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自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起，开始派商人、冒险家叶尔马克等人越过乌拉尔征服西伯利亚，进而闯入中国的边疆。至十七世纪后期，沙俄在西伯利亚已站稳脚跟并建立了数十个城寨，其中有32年在勒拿河上建成的雅库次克，54 年在中国的尼布楚城址兴建了涅尔琴斯克，在黑龙江咽喉所建的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城址。
清朝兴起后所辖治的地区，早在元朝已归入中国版图。经过明朝的都司卫所统治，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以前，对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进行了征剿和招抚。皇太极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对黑龙江中上游及以远地区的经营。天聪八年（34）首次征伐黑龙江上游，就向率兵的霸奇兰与萨穆什喀晓谕此行之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攻略时应对他们说“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这一年，居住在精奇里江的达呼尔部首领巴尔达齐率众归服，皇太极把宗室之女嫁他，成为显赫一时的额驸。崇德二年（37），索伦部首领博穆博果尔也向清朝进贡，两年后叛清，皇太极于崇德四年（39）发兵将其生擒，攻取了叛军赖以集结的雅克萨、铎陈、阿撒津、多金、兀库尔等城②。崇德七年，皇太极踌躇满志地宣称“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③其实这也是故土重归一统。
中俄冲突随着沙俄的入侵而日益激烈。43 年波雅科夫率领沙俄侵略军到了精奇里江（结雅河）支流勃良塔河，比皇太极统一这一地区晚来十年。波雅科夫等人从当地达呼尔人那里了解到达呼尔人是满族的一支，和通古斯人有亲属关系，这些人居住的地区早已从属满族王公和中国皇帝。中国官员经常到此巡视和征税，而沙俄侵略者不顾所到之处人民的反抗和中国的领土主权，仍然艰难地向内地入侵。正是这伙强盗在缺少粮食时，屠杀当地居民，以尸体充饥。4 年他们返回雅库次克，向沙皇报告，大肆宣扬黑龙江地区盛产谷物和貂皮等，“力主占领阿穆尔（黑龙江）地区”④。
[苏]普·李·雅科夫列娃《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清太宗实录》卷2，页4。
② 《清太宗实录》卷5，页8—9。
③ 《清太宗实录》卷，页3。
④ [苏]·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25 页。
从中国边境少数民族的反抗到中俄两国政府间的正面冲突，最典型的是哈巴罗夫的行径。西伯利亚富商哈巴罗夫，带领自己出钱召募的一百五十人左右的队伍，在雅库次克长官的支持下，于49 年侵入到黑龙江，窥探并向当地居民征税。可是恐惧哥萨克的居民逃之一空，留下的少数人又极力反抗，他们不得不撤回到雅库次克。但是沙皇见到他们呈交的皮毛与谷物，却给了他们更大的支持和鼓励，补充了供给与大炮。50 年夏，这伙人再次侵入黑龙江，突袭雅克萨，以为扩大侵略的据点。哈巴罗夫一伙到处烧杀抢掠，当地人民向清廷控诉俄国侵略者“彻底破坏了我们的土地，把庄稼割掉了，把我们的妻子和孩子抢走了！”请求清政府给予保护。驻守宁古塔（今宁安）章京海色奉命出击，派捕牲翼长希福等率领清军在顺治九年（52）二月十五日同哈巴罗夫俄军激战于乌扎拉村。清军本来取得了很大胜利，而在攻打俄军据点的关键时刻，海色下令捉活的，不要打死人，结果敌人得到喘息之机，反败为胜，海色因此被处死，希福革职。俄军听说清朝将派来重兵，吓得狼狈而逃。后来沙皇因哈巴罗夫侵华有功，封其为贵族，过了二百年把他侵略据点的一个城堡又命名为哈巴罗夫斯克。
54 年，斯捷潘诺夫接替哈巴罗夫指挥沙俄侵略军，继续窜犯黑龙江及深入至松花江流域之地。这时既有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也有训练有素的清军作战。斯捷潘诺夫在呼玛河与黑龙江会流的地方建呼玛城，负隅顽抗。清政府命令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统率官兵对其征讨，55 年从三月底到四月初，连续发动水陆进攻，击毙数十名俄军后，以粮饷不继撤回。②侵略者劫掠不止，57 年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在松花江与牡丹江会流处包围了俄军，经过交战，打死和活捉二百七十多名匪徒，当场击毙斯捷潘诺夫。到0年，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肃清。
参见[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又《清世祖实录》卷8，页24。② 《平定罗刹方略》卷—2。
《清世祖实录》卷9，页4—5。
第二节早期俄使来华俄国使臣来华，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据说伊凡四世曾派哥萨克头目彼特罗甫和雅鲁契甫来北京探察。明穆宗因其没有进贡方物，不予接见。万历四十七年（9）又有斐德林和曼多夫来华，明神宗谕准通商并希望派遣使者②。迄今尚存明朝致俄国的两封国书③。
清代俄使最早来华的是巴伊科夫使团。顺治十一年（54）三月二十日，使团在托博尔斯克接到沙皇训令和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训令要求他们了解中国人的信仰，国家的财力、兵力，对外战争，城市，贵重首饰、宝石，同中国人通商的可能性及到中国的道路等等情况。五月下旬出发，经过蒙古，至顺治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到达北京。其先遣之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与之左路，头一年到达北京之后已返回。一个俄国使团分成两伙。巴伊科夫因纠缠接待礼节及在京行为不端，顺治帝没有接见，当年九月即被打发回去。阿勃林则不但受到顺治帝接见，还得到了丰厚的赠礼④。
但是沙皇没有因巴伊科夫出使失败而受影响，继续主动于58 年0 月派伊凡·佩菲利耶夫与阿勃林来华，途经三载到北京。此次为沟通贸易而来，以所带国书“语多不逊”，虽然接受了国书和礼物，但顺治帝没有接见，也没有给沙皇带回清朝的国书。清朝最不满意的是“俄察罕汗两附贸易人至京奏书，然不言边界事”。
俄国极力追求贸易利益，继续遣使。8 年派阿勃林来华，这是此人第三次衔命，携带毛皮、呢绒、红珊瑚珠、望远镜、自鸣钟等价值四千五百卢布的商品。9 年 月到达北京。康熙帝接见了他们，给予的馈赠和他们自己购买的货物，获四倍以上厚利②。
清朝的注意力是关心边境安全和主权不受侵犯，特别是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俄国在东方的势力有所增强，清朝忧虑很多一是波兰逃犯切尔尼戈夫于5 年占据雅克萨，被沙皇任为该城长官，与占据尼布楚的总管阿尔申斯基互为犄角，构成威胁；二是向贝加尔湖以南扩张，5 年派瓦西列夫和洛夫佐夫强占了中国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所属的楚库柏兴，即色椤格斯克；三是7 年索伦部首领根特木尔率家属及部众叛逃，为沙皇效劳，影响边境安定。尤其是康熙帝，对根特木尔叛逃极为愤怒，特遣使至尼布楚追索其人，还要求俄方派人到北京谈判。70 年尼布楚总管派部下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等人来华，但奉沙皇密谕不谈根特木尔之事。康熙帝接见了来使，②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上册，第 页。
③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第20 页。④ 《清世祖实录》卷9，页20—2。
《清史稿》卷53《邦交志一》。
② [苏]普·季·雅科夫列娃《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回程时派人护送到尼布楚，带去致沙皇的信，又提出归还逃人。
继之来华的俄国高级使臣是外交事务衙门翻译官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75 年3 月从莫斯科出发，带领一千五百人的代表团来华。沙皇给他的训令列出十余项任务，主要是寻求扩大贸易。他们绕行西伯利亚，经过伊尔库次克，斯帕法里会见了根特木尔。再至尼布楚，南下嫩江、齐齐哈尔，7 年5 月到北京。清朝对他们很重视，想借此解决边境与逃人问题，特命礼部侍郎马喇出迎，但是这个代表团态度傲慢，为礼仪细节，争论不休。尽管如此，康熙帝还是两次接见斯帕法里，向他提出交还根特木尔，而他诡称不知其人。不得已，康熙通过他致书沙皇，“令管束罗刹，毋扰边陲”②。清朝坚持把逃人根特木尔送回，才能与其谈贸易，否则让俄国使臣不必再来③。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8 页。
② 《清史稿》卷53《邦交志一》。
③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4 页。
第三节雅克萨之战雅克萨，满语为河湾之意。中俄关系史上提到的雅克萨城，位于黑龙江上游与讷穆尔河会流的弯曲之处。这里北逾外兴安岭可通雅库次克，东向通黑龙江下游，西向越石勒喀河，近至尼布楚，远达贝加尔湖以南的色楞格斯克，南向一可通额尔古纳河，一可通嫩江，是四面八方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中俄为争夺雅克萨而战有深刻的领土要求背景，这座名城最早是中国所属达呼尔人的故乡，“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5 年，切尔尼戈夫强占之后，一面假意谈判，一面利用雅克萨深入侵略，建立结雅斯克堡（78）、西林穆宾斯克和多伦斯克堡（79）、额尔古纳堡（8）。康熙帝深刻指出，沙俄侵略者“恃雅克萨城为巢穴，于其四近，耕种渔猎，数扰索伦、赫其、斐雅喀、奇勒尔居民，掠夺人口，俾不得宁外”②。为使这种侵略合法和持久，沙俄公然于80 年将尼布楚变为西伯利亚一个单独督军区，三年以后又成立了雅克萨督军区，加固其工事，召募哥萨克为军，设立农庄，“耕田自给”③。
清朝决心以武力驱逐占据雅克萨沙俄侵略者。康熙帝十三岁（7）亲政时起就留心于此，研究边疆的山川形胜。康熙二十年平定吴三桂叛乱以后，内地大局稳定，便派理藩院侍郎明爱等向占据雅克萨的俄**官提出退还所侵多伦禅等地，并调查雅克萨的俄军防务。翌年二月至五月，康熙帝进行第二次东巡，“巡视边疆，远览形胜”，直到宁古塔将军所在地大乌喇（今吉林永吉），泛舟松花江，检阅驻军。秋天下令派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率兵往达呼尔地区，以捕鹿为名，“径迫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形势”，回程则详视黑龙江城至额苏里舟行水路及派人往视额苏里通宁古塔的陆路。郎谈等回京说，俄军在雅克萨仅恃木城，发兵三千即可攻取，康熙帝认为此议不妥，又继续调兵、运粮、设驿站等，尤为强调永戍黑龙江，建城驻扎。否则“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④。
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军打响了雅克萨之战。先是清朝领兵大将都统公彭春向盘踞雅克萨的俄军宣布“谕旨”，提出“今尔等若撤至雅库地方，以雅库为界，于该地捕貂纳税，不入我界，悉行送还我逃人，我亦将尔属降人送回。”继而警告“若执迷不悟，仍行顽抗，则大军进剿，定将毁灭雅克萨城，尽除尔众，彼时追悔莫及矣。”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彭春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8，页4。
② 《平定罗刹方略》卷。
③ 《清圣祖实录》卷5，页20。
④ 《清圣祖实录》卷9，页7—9。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50—5 页。
致书俄军，“罗刹恃巢穴坚固，不肯迁归”。于是三千名清军于二十三日分水陆两路夹营而立，二十四日将神威大将军炮等火器移入前沿阵地。二十五日黎明各路清军发起猛攻，城中俄军一片混乱。俄军头目额里克舍·托尔布津被迫出城投降。清军将其所部官兵及妇女儿童六百余人从雅克萨遣返俄国，把愿意留在中国的巴什里等并妻子及属于中国的逃人共百余人收回。这是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以清军胜利告终。康熙帝在出巡古北口途中闻讯，不胜欣喜②。
清军将雅克萨城付之一炬，然后撤到黑龙江城（瑷珲）。第二年俄军又在托尔布津率领下返回到雅克萨，依旧址筑城，并获得足够两年用的粮食。萨布素正在墨尔根（嫩江）筑城，康熙帝命他停止筑城，统领乌喇宁古塔兵驰赴黑龙江。二月十三日，帝谕“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捕剿，势必积粮固守，图之不易。”③为了取得新的胜利，康熙帝除让萨布素带去二千四百余官兵外，又调熟悉地形的副都统郎谈、及班达尔善、马喇参赞军务。康熙要求郎谈如前晓谕俄军“尔罗刹外国人，贪利弃命，扰我边疆，今大兵复至，当速降，如不降则尽诛之。”清军从黑龙江城出发，六月迫近雅克萨城，采取“凿壕筑垒，四面包围”的战略战术。城内八百余名俄军负隅顽抗，屡次突围，均被击退，伤亡惨重，布尔巴津本人也被击毙。经过五个月的包围，俄军只有一百多人生存，城旦夕可下。这时沙皇派尼基弗尔·文纽科夫和伊万·法沃罗夫星驰来华，“乞撤雅克萨之围”，还说明将有后使来谈判边界问题。康熙帝传令前线萨布素等撤围雅克萨之兵，允许城内俄军任其出入。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以清军解围而结束。这次战争为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创造了条件。
② 《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334 页。《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卷53。③ 《清圣祖实录》卷24，页。
《清圣祖实录》卷27，页24。
第四节中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雅克萨之战以前，清朝多次提出逃人、边界和贸易问题一并解决，而俄国一直反应冷淡。文纽科夫率代表团来华后，清朝内阁大学士明珠等与其交涉，又提出解决边界等问题。他们虽故意回避，却已表示等后使来解决。8 年 月30 日沙皇正式任命勃良斯克总督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为俄国边界谈判全权大使，尼布楚督军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为副使，并派随行军队一千九百三十八人。沙皇政府给戈洛文的训令提出谈判的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其次以牛满河、精奇里江为界最低也要以雅克萨为界。2 月5 日戈洛文从莫斯科出发，一度杳无音讯，至第二年7 月25 日，喀尔喀土谢图汗向康熙帝奏报俄使一行始到其境。
康熙二十七年3 月3 日，清朝组成谈判代表团，为首的是领侍卫内大臣素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成员有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及汉官张鹏翮、陈世安。传教士徐日升与张诚为译员。也调动了八旗前锋、护军、火器营兵等八百人随行。行前康熙发表“上谕”，首先回顾沙俄入侵，占地，收纳逃人，引起雅克萨之战；其次指出黑龙江之地扼要，不可不尽取之，逃人悉应向彼索还；最后表示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可与之画定疆界，否则不便与彼议和。
清朝代表团遵旨于5 月2 日前往色楞格斯克就议，行至喀尔喀遇到噶尔丹叛乱，返回北京。经与俄方商议，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为此清朝第二次组成谈判代表团，成员为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温达及译员徐日升、张诚等。索额图向康熙帝请示“尼布潮、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为界。此内诸地皆归我朝。”康熙帝认为可以通融“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继之为他们调配了二千五百多名官兵同往。清朝这个谈判代表团于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抵达尼布楚，俄使戈洛文因忙于镇压贝加尔湖以东蒙古人民的抗俄斗争，拖延至七月初四日才到。
中俄代表团正式谈判是从七月初八日至二十四日（公历8 月22 日至9月7 日）举行。十六天中，双方代表坐在一起谈判只有前两天和最后一天，其余都是会下个别商议。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由于俄方坚持维护其既得利益，设置了一个个障碍，有时几乎陷入破裂。先是会谈一开始，戈洛文就指责清军侵犯了沙皇陛下的国界，既而宣称贝加尔湖周围和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所领有。索额图通过追溯沙皇对华挑衅与入侵，有力地驳斥了对方的无理指责，说明黑龙江一带，沙皇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这面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如鄂嫩河、尼布楚皆为我蒙古喀尔喀茂明安等部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猎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这些土地上的居民一直 《清圣祖实录》卷35，页4—。
向中国政府纳税。经过这番交锋都感到只谈过去无济于事，便转到划界标准上了。戈洛文首先提出以黑龙江一直到海为界。索额图认为这把中国领土划了过去，加以拒绝，另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作为国界。戈洛文对此极力反对和诋毁。争来争去，戈洛文仅表示愿把边界划到牛满河，索额图就急于说出应以尼布楚为界，让一大步。而对方仍不接受，谈判陷入危机。为打破僵局，戈洛文以放弃雅克萨为诱饵，清朝谈判代表没有经验，便以最大限度的让步提出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这一方案为俄方接受，从而奠定了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十五日，俄方就此拟定了一个七点条约草案，两天后清朝代表也抛出一个六点条约草案。两者虽大的方面一致，差异仍存在。清朝代表提出“以格尔必齐河及该河河源之高山绵延向东，至诺斯山为两国国界”，俄方对诺斯山的存在和位置提出疑问，不予承认；俄方同意拆毁雅克萨城，却又要求在此地方不受干扰的进行渔猎，等等，又继续谈判和解决。终于在二十四日（89 年9 月7 日）中俄双方一致同意签订第一个条约，即《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
《尼布楚条约》的内容，各种文本不完全相同。按正式签字的拉丁文本，主要部分有六条即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外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数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四、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清朝首席谈判大使索额图在签约后很快就用满文给理藩院和康熙帝发了咨文和题本，报告了《尼布楚条约》的基本内容。所述和满文本条约原文大致相同，而与俄文本出入多些。
总之，《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在平等的谈判基础上所订的第一个条约，其内容基本上体现了两国政府规定的原则，尤其是对俄国更有利，不仅因此得以牢固占有西伯利亚，而且获得了同中国通商的权利。当然由于划分了中俄东段国界，从法律上肯定了中国对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主权，在遏制沙俄侵略上也是有深远意义的。
第五节俄商来华与《布连斯奇条约》及《恰克图条约》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利用其所带来的和平时期，大力发展了对华商业贸易。那时经常有俄国商队来华，每个商队有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他们携带毛皮之类的货物，到中国换取金、银、锦缎、棉布等，获得巨大利益。9 年以普洛特尼科夫为首的俄国商队来华，售出货物总值七千五百六十二卢布，带回去的中国货物总值达二万三千五百九十一卢布。后来莫洛多伊为首的商队，也以价值五千五百九十二卢布的货物，换回了价值一万二千七百四十五卢布的中国货物。
沙俄政府以对华商业贸易有利可图，实行垄断制度，派官方代表或地方官员组织商队。98 至78 年，就有十个国家商队到过北京②。沙皇本人有时给商队下达训令，还规定西伯利亚地方当局不得阻挠来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以此鼓励和推动对华商业贸易，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97 年俄国对华输出货物总值为二十四万卢布，超过俄国对中亚贸易的总值，而所得利润竟高达百分之四十八。705 至709 年彼得·库狄雅柯夫率领的商队，获利多至二十七万卢布。
但是清廷对与沙俄贸易并不感到兴趣一是俄商带来的毛皮等货物，清朝并不太缺乏和需要；二是俄商在华无礼和行为不端，引起清朝不满；三是清朝更关心的是边界与逃人问题，俄国不愿解决，使清朝降低了与其贸易的主动精神。然而清朝多数时候不是根本断绝与俄国的商业贸易，而是提出一些限制。如康熙三十二年（93）规定，俄商来华贸易三年一次，每次不得超过二百人，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后住俄罗斯馆，限八十日回国，等等。五十一年清理藩院致俄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咨文，不准俄“商务专员”要求由他处理中俄两国商人之间的争端，也不同意破例为其提供沿路食物、栈院等条件，只准许其商队由二百人增至二百二十人，在蒙古境内可走一条近路等②。后来俄国企图使来华商队增至四百人，清朝也未批准。和俄国强烈追求商业利益形成明显对照，清朝把维持商业关系作为解决边界、逃人及安全问题的一项辅助措施。
清朝的愿望在俄国方面也不是绝对没有反响。康熙三十二年（93）伊兹勃兰德·义杰斯带着沙皇交给的扩大与中国贸易的使命来华，由于回避谈判沙俄对中国西北和蒙古的侵略问题，清朝也拒绝了他提出中国向俄国出口贸易等的要求，这对俄国起了一定的触动作用。后来康熙帝派遣内阁中书 [苏]卡希克《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东西伯利亚的商业》。载《西伯利亚和远东历史问题论文集》。② [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47 页，商务印书馆9 年出版中译本。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2，《俄罗斯馆考》。
② 原文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309—33 页。 参见《早期中俄关系史》，第42 页。
图理琛等出使俄国，进一步增强了俄国对清朝关切边界问题的理解。因为康熙帝先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继之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又反清，他们都得到俄国的援助，策妄甚至与俄国结盟，允许沙俄在其境内开矿，沙俄也向其提出领土要求，清朝为孤立策妄，特遣图理琛等至明末从准噶尔原居地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联络与策妄有深刻矛盾的该部首领阿玉奇汗。自康熙五十一年（72）五月出发，五十四年三月返回，图理琛不但见到了阿玉奇汗，向他宣读了康熙帝的敕谕，而且来回受到俄国地方官的殷勤款待，也引起他们的警觉②。土尔扈特部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77）回归祖国。俄国拖延解决边界问题是认为这更有利。但是由于商业活动受阻，又不能长久拖下去。79 年列夫·伊兹玛依洛夫被沙皇任为“特命大使”寻求组织对华商务关系，清朝提出中俄两国在蒙古方面的边界从未确定过，现在有必要确定这一边界，同时要求由他派代表同清朝使节到西伯利亚总督处交还新近被诱逃到那里的蒙古居民七百余人。他只说把这些问题带回去向沙皇报告。72 年伊兹玛依洛夫的使命失败回国，留下郎克作为商务代办继续谈判。七个月后因俄国迟迟不交还逃人，商务关系中断，他也回国了。继之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于725 年8 月 日被叶卡捷琳娜任命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来华谈判商务和边界问题。此时中俄两国都认为谈判边界问题时机已成熟，除了俄国以此推动商业发展外，中国早就希望制止沙俄新的侵略和维护边境安定，还有两国对准噶尔叛乱的各自想法也是一个因素，即清朝想免除沙俄与叛乱分子结盟，急于希望划定边界，俄国想借清朝的急切愿望趁机为自己谋得更大利益。俄使代表团包括熟悉中国的郎克及地理、植物、数学等方面的专家、医生、教士、军官等人，共有工作人员一百人，护送兵士一千五百人。外交部给萨瓦的训令四十五条，商务部给他训令及秘密条款二十条。总括为四点一，与中国缔结商约，如中国坚持要先解决边界问题，也应为了重要的商业利益而让步；二，与中国划分边界，应以他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为依据，俄国不能放弃贝加尔区、乌丁斯克、色楞格斯克以及尼布楚等地，在东部《尼布楚条约》已划定额尔古纳河为边界，在西部不能同意中国提出的让他们在额尔齐斯河上建筑一个城市，此外，还不应把矿区、特别有价值的土地和战略地点让给中国；三，私逃者及非法逃离中国的人，有的已经送回和正安排送回；四，为传教士要求在北京的居住权利。25 年0 月23 日，俄国代表团从彼得堡出发，经过一年的周转到达北京。在北京停留六个月，清雍正帝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为代表，与俄使进行了三十多次会谈，就基本问题达成了协议。这就是第一阶段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