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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朱■对植物的直接观察，他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叙述这些植物的产地形态、生境及食用部位和用法。每描述一种植物，都附有精美插图，图的精确程度远胜于以往的本草著作。朱■在封地河南开封府拥有自己的园圃，这实际上是一座实验植物园。他经常在园子里进行观察和研究，以掌握植物的主要特征，如花的结构、颜色，生长部位，以及果实形态等，并以之作为识别植物的依据。可以说《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此外，书中还记载了一些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也很有实际价值。《救荒本草》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著作之一，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在朱■的影响下，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周履靖《茹草编》、王磐《野菜谱》、鲍山《野菜博录》等同类著作。
在动物方面，屠本畯著《闽中海错疏》是很有名的。此书写于明万历二十四年（59）。书中主要记载福建沿海一带水产动物（包括少数淡水种类）二百多种，以海产经济鱼类为主，计有八十多种，其中包括著名的海产品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对虾和蟹等，分属于二十目四十科。此外，还有腔肠动物、节肢动物、两栖动物和少数海洋哺乳动物。这部著作根据动物生物学特性，将它们分成许多群，在大群中还有小群，从而体现了彼此的亲缘关系，发展了自然分类体系。此书描述动物的重点是命名、形态、生境、生活习性和经济价值等。这与现在动物志的编写体例十分相似。《闽中海错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区性水产动物志。
万历二十四年（59）张丑（字谦德）著《硃砂鱼谱》。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从十个方面叙述金鱼的形态品种、遗传变异和人工选择；下篇，也从十个方面记载了金鱼的生态习性、繁殖及饲养方法。书中正确指出金鱼的尾、颜色、花纹、躯干，各部形色都不同于普通的鱼，特别是其具有躯干粗短肥壮的特点，并首次记述应用混合选择法培育金鱼新品种。《硃砂鱼谱》是中国古代较早一部阐述观赏金鱼的专著。
第六十一章医药学明代，医药学的发展更趋向于全面展开，基础学科、临床分科与治疗经验总结、卫生保健与卫生事业管理等都步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尤其是医学发展的革新倾向和求实思想的兴起及其获得的成就更为突出。
第一节医学基础学科的进步在基础学科的研究上，除了更注重诊断学的研究外，仍然很注意医学古籍的整理和研究，这在《内经》、《难经》的研究上看得更为清楚。
古典医学理论著作的考注在中国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历代对古典医学理论著作的考证、注释研究均甚重视。明代医学虽出现了一些革新和求实倾向，但在注释《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著作的发挥研究上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其代表著作有马萌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58），张景岳的《类经》（24）等。马萌的发微，将《内经》重新分卷并按作者的理解加以注释训解，为明清医学家学习研究和正确理解《内经》的理论和经验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尤其首注《灵枢》，汪昂评“其疏经络穴道，颇为详明，可谓有功于后学。”张景岳将《内经》理论内容，按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分为十二大类，为后世分类学习和专题研究《内经》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条理井然，易于寻览”，其注亦颇有发明。
中药与方剂空前丰富李时珍《本草纲目》是中国药物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李时珍的成功则借助于宋代官方多次组织全国学者对药物的征集和修定刊印；明初本草学家的努力和资料积累对其成功也不无助益。例如朱■编撰《救荒本草》（40），以其政治地位和权势并经采访、调查、种植观察，选可供救灾食用的植物四百十四种，各述其品名、产地、形态、性味，加工烹调等，并插图以便辨认。李时珍从中采用三种以增加《本草纲目》的学术价值，并给予朱■以肯定的评价。又如陈嘉谟《本草蒙荃》（55），收药七百四十二种，既继承前人成就，又吸收当代及个人在学理和药物加工、贮藏等方面的宝贵经验；既富有学术价值，又以韵语对仗写成，颇便于初学诵记，是一部较好的入门书。李时珍从中汲取药物两种以充实自己的著作，并予“颇有发明，便于初学..诚称其实”的高誉。汪颖撰《食物本草》二卷，取材于卢和之书稿而成书，分水、谷、菜、果、禽、兽、鱼、味八类，颇多影响，惜其书已佚。李时珍从中竟选取十七味以充《本草纲目》之内容。此外，对本草学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著作，如兰茂撰《滇南本草》，收药四百余种，是一部很有特色和学术价值的地方性本草学专著；又如明太医院院判刘文泰编撰的《本草品汇精要》（505），共收药物一千八百十五种，更有由王世昌等八名画师五彩工笔绘制的药图一千三百五十八幅，十分精美，有着较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上两种书由于一位作者在云南，一位作者因医疗事故而搁置内府，故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时，未能以之参考。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称为集明代 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卷五，人民卫生出版社983 年版，第4 页。 参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982 年版。
以前本草学著作之大成。
在方剂学方面，最为突出者是朱■的《普济方》（40）。该书以明太祖第五子朱■之权势，以医学教授滕硕、刘醇之技术合作而成，其内容广博丰富，集明以前医方之大成。该书共收医疗方剂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首，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采摭繁富，编次详析②。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在我国方剂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如《医方考》（584），作者吴琨选方七百以考其方药、见证、名义、事迹、变通、得失、所以然等，使医疗处方之理论和方法达到新的高度，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诊断技术的进步疾病之诊断能否正确是衡量医学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诊断能否正确则取决于诊断技术是否全面、科学。明代诊断技术的进步是明显的，首先是医家们十分强调询问病情，“四诊”检查和书写完整的病案（病历）。例如李梴《医学入门》（575）强调了五十五个应该询问的事项，张介宾编成“十问歌”要求医家熟诵。在望、闻、问、切“四诊”技术方面，历代一些医家有将切脉神秘化倾向，而李时珍指出“世之医、病两家，咸以脉为首务，不知脉乃四诊之末。”他的《脉诀汇辨》更强调“设不能以四诊相参..未有不复人于反掌间者。”要求临床治疗医学家全面重视病历的书写，并将病历书写必须包括的内容——“六法兼施”一一条列，令医家有所准绳，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六法是望形色、闻声音、问情状、切脉理、论病原、治方术等，在六法之中，又有三十余项必须书写的内容要求。医者若能遵循这一书写病历的格式，一一询问、检查，并作全面记录，分析研究，其诊断水平必可提高。与此同时，汇集明代以前历代医家病历的《名医类案》（552）所收医案数以千计，“可为法式者固十之**，亦医家之法律矣”②。② 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78），中华书局95 年版，第872 页。 李时珍《濒湖脉学》（54），人民卫生出版社95 年版。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中华书局95 年版，第874 页。第二节临床医学进一步丰富发展明代，临床医学分科按太医局已达十三科，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有不少以专门医治某种或某几种疾病的医生的出现，所以临床医学的分科已不那么严格，且明显超过了这种科别。此期更为突出的特点，是由于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诊断技术的进步，在医疗技术水平上有了许多创造发明。例如在内科传染病方面，对鼠疫之传染性和极高的病死率已有了十分正确的认识。当时虽然还未能总结出理想的治疗方法，但由于已观察到该病与其他传染病的传染流行与病人的衣物等有关，故著书立说“凡患瘟疫之家，将初病人衣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传染。”又如对烈性传染病天花的预防，已在广泛探索的基础上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详后），使天花在我国逐渐得到预防和一定程度的控制。又如对肺结核病已有多种专门著作出现，并出色地提出日光、空气、环境、休养等在治疗上的重要性。徐春甫在其所著的《古今医统》中更提出不与病人接触，不去病人家问疾吊丧，不可接触病人衣物等预防传染的方法。其他如精神病、心脏病、消化道疾病、中毒等，也都有了新的进展②。
在外科方面，除了更重视学科理论研究以改变其社会地位而取得不少提高外，外科手术、麻醉术、医疗新技术也取得明显的进步。外科学家汪机、王肯堂、陈实功、申斗垣、赵宜真、薛己等在外科学理和新手术新技术开拓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强调“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的思想，指导外科学理研究获得新进展。由于强调手术器械煮沸消毒和使用药物麻醉、烧烙、止血等技术，外科手术如肿瘤切除术、复杂骨折手术整复、鼻息肉摘除术、截指（趾）术、死骨剔除术、先天性唇裂修补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以及肛门闭锁和**闭锁等扩张术等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皮肤性病方面，以麻风、梅毒之防治所取得的成就为最明显。此期有两部麻风专书出现，即薛己《疠疡机要》（554）与沈之问《解围元薮》（550）几乎同时编成刊印，对于推广用大风子肉治疗大麻风等起了积极的作用。梅毒约在十三世纪由口岸（广州）传入我国，故有“广疮”之称。此后到明代，我国医学家相继发表了不少论著，总结出“梅毒可由男女同床同厕传染”②，“**传染”和遗传③。由于认识到传染途径并总结出比较有效的疗法如汞制剂涂布、薰法及土茯苓内服等，所以在防治上均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针灸科、小儿科以及妇产科学等等也都取得了一些进步。医家们对封建礼教日益束缚医学的进步开始提出尖锐的批评。例如，明末闵齐伋提到“盖医之候病，止于四术，而切脉为下。然望、闻、问可施诸丈夫婴儿，而每穷于妇女。彼朱门艳质”，“而其受病..非关经产，即属带淋，可云某事曾否有无？某处如何痛痒？某物若为色状？问之则 胡正心《万病验方》（3），一名《（订补）简易备验方》，十竹斋刊本。② 李涛《明代医学的成就》，《医学史与保健组织》957 年 期。
李经纬《中国古代外科学成就》，《科学史集刊》94 年第5 期。② 程之范《我国皮肤性病科的历史》，《中华医史杂志》955 年第 期。③ 陈司成《霉疮秘录》（32），90 年石印本。
医危，不问则病危”④。诊治贵夫人、少女疾病之难，很能反映封建礼教对医学发展的束缚，闵氏对此的不满和讽刺批判，既是医学发展谋求革新的行动，也是思想革新的启迪与发萌。在这种种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明代医学确曾出现过不小的革新，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④ 齐仲甫《女科百问》40 年刻本闵氏序。
第三节医学革新与求实思想的兴起与成就传染病病因学说的革新传染病的病因历代多认为是风、寒、温等邪气所致，故有“伤寒”“温病”之论，形成了传统。吴又可的研究，大胆否定传统，而且公然提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乃天地间别有一种疠气（一称戾气）”，并指出这种戾气“自口鼻而入”，引致传染病的发作。令人叹服的是他还明确指出这种戾气在致病上的特异性，即能使人病的戾气，牛羊可以不病；能使牛羊病的戾气并不引起鸡鸭病；能使鸡瘟的戾气，鸭可以不病。如此卓识，已为传染病致病菌的发现创造了极佳的条件，而且对传染病传染途径，致病菌的特异性都作出了科学的论断，足见其洞察力的透彻和周密。
人痘接种术的成功天花约在公元二世纪传入我国后，由于其危害力大而引起我国历代医家的关注，并在无数次治疗和试图预防的实践中，终于创造发明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技术。据传说远在十一世纪一位峨嵋山人已为宰相王旦之子王素接种人痘而获得天花的免疫。这一传说虽然尚不能得到充分证据，但按唐代已知接种脓汁以防治疖病等也可说明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人痘接种术发展到十六世纪中已在我国得到一定的推广。“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间，宁国府太平县..由此蔓延天下”。近代学者多据此认为我国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始于十六世纪中。人痘接种术发明后，又经许多痘医的改进，使毒性不断降低，逐渐趋于安全可靠。人痘接种术，十七世纪开始在全国推广，俄国也派医师来北京学习，十八世纪初再传土耳其、英国、法国、美国、印度、日本以及欧洲、非洲许多国家，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免疫法获得预防天花的抵抗力。直至英国人痘接种医师琴那氏79 年改进为牛痘接种后，中国人痘接种仍在许多国家继续使用。中国人痘接种术开了人类免疫学的先河②。这是中国医学家对人类卫生保健的一项杰出的贡献。
李时珍《本草纲目》的杰出成就李时珍于578 年撰成《本草纲目》五十二卷。收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附图一千一百零九幅，集明代以前我国药物学研究之大成。由于李时珍重视实地考察，并运用了比较解剖学、比较生物学的研究和创造性进行实验观察，甚至做动物实验，他对许多药物的认识和结论有着较高的科学价值，许多内容都反映了当时人类科学研究的先进水平。该书把四百四十四种动物药按虫、鳞、介、禽、兽、人次第分类叙述，反映了他“从贱至贵”的生物进化 史常永《试论传染病学家吴又可及其戾气学说》，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957 年3 期。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人民卫生出版社954 年版。
② 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发明举隅》；《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集》，中医古籍出版社98年版。
观；所叙述的“鸟产于林，故羽似叶”，“乌骨鸡但验舌黑”等，反映了在动物适应环境，相关变异以及遗传特征等方面的新认识；他对植物药的分类等也是划时代的，反映了当时生物学分类的先进水平，其蒸馏、蒸发、升华以及制取没食子酸白色结晶实验研究方法和生产技术，更证明他在制药化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尤其可贵的是李氏记述用瓦瓶精确称量空气中含水蒸气的多少，并用以预测晴雨，也足以证明他对实验研究的重视和思想方法上的开拓精神；李时珍不但在医药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自然科学其他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英国著名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誉之为博物学家②，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本草纲目》一书已流传世界许多国家，并被全译或节译为日、英、德、法、拉丁、俄等文字，在世界上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③。《本草纲目》至今仍是许多国家学者研究中国医药学的重要参考书。医学学术团体与学术交流明代医学的进步还与学术团体的创办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约创办于58 年的“一体堂宅仁医会”，是我国医学史上由医家私人创办的最早的学术团体。这所医会是当时客居顺天府（今北京）的外地医家联合组织的，十分可贵的是他们的宗旨在于探讨历代医家学术，切磋提高医疗技术，讲求医疗道德修养，促进会员“善相助，过相规，患难相济”。他们把学术交流放在重要地位，把维护会员利益置于次要地位。医会对其成员有二十二项严格要求。当时入会者共四十六人，多为著名之士，如徐春甫、支秉中等，均有医学著作流传后世。
蔡景峰《试论李时珍及其在科学上的成就》，载《科学史集刊》94 年7 期。② 鲁桂珍《中国伟大的博物学家李时珍》，载《国外医学》979 年 期。③ 潘吉星《本草纲目之东被及西渐》，《李时珍研究文集》，湖北科技出版社985 年版，第225—273页。
第四节卫生保健管理制度与中外交流卫生保健管理制度明代医学的最高管理和医疗教学机构是太医院，其下分设大方脉、伤寒、妇人、小方脉、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金镞、针灸、按摩和祝由十三科。太医院设院使（正五品）一人，院判（正六品）二人，其属御医四人（后增至十八人），全面掌管医疗之法与卫生保健和教育等事业。例如凡医家子弟，择师而教之；凡药辨其土宜，择其良楛，慎其条制而用之；珍视御脉，烹调御药；王府请医，奉旨遣官或医士往；外府州县置惠民药局，边关卫所及人聚处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俱由试遣，岁终会察其功过。这些都是太医院的职责。明代与以前不同，因明初定都南京，后迁北京，太医院北迁后，原设南京的太医院并未撤，故在卫生保建事业和管理上设有两个太医院。两太医院以北京为主，有院使、判、吏目、御医、医士，惠民局大使、副使，生药库大使、副使等百余人。
太医院既有为帝王、宫廷、臣僚服务的职责，也兼有管理和派员四处防治臣民疾疫的责任，尽管后者是很次要的，但在皇帝诏令下，往往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至于尚药局、御药房、药藏局、典医监、良医所等，均纯属为皇帝、皇太子和地方皇室人员服务的医疗机构。洪武三年（370）所设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等，才真正有为贫病民众医治疾病的目的，可惜这一制度并未普遍实施，已设者也往往有医无药，或流于有名无实。在收养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之人等方面，令设养济院等以收养治疗，这一制度曾于十五世纪初在各府、州、县普遍实行过。
中外医学交流中国医药学术与国外之交流在明代虽不及元代广泛，但在医药传出方面更有发展。日本田代三喜487 年来中国学医，498 年学成回国，积极宣扬“金元四大家”之李（东垣）朱（丹溪）学说。他的学生曲直濑道三于京都创“启迪院”，著《启迪集》，发挥李朱学说，成为日本“后世派”骨干，继之者甚众，影响遍及日本。日本坂净远于492 年来中国学医，500 年学成回国，大力宣扬中国东汉张仲景学说，永田德本继之，反对田代喜三、曲直濑道三所倡的李朱学说，日本称之为古方派。古方派影响在十六世纪前后虽不如后世派广泛深入，但直到十九世纪甚至明治维新取缔汉医时仍存在至今。中医学在朝鲜，其发展较日本尤为普及，大型著作如《乡药济生集成方》（398）三十卷，《乡药集成方》（433）八十五卷，《医方类聚》（445）三百六十卷，《东医宝鉴》（0）等，均完成于这一时期，不但在朝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且对日本、中国等的医学发展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医学与越南、印度以及东南亚等也由于郑和之出访等而逐渐密切。明代已有 参见张廷玉等《二十五史·明史·职官志》，上海古籍出版社98 年版。 参见［日］矢薮道明《近世汉方医学史》“中国医学的日本化”，名著出版发行所株式会社982 年版，第8—0 页；［日］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决定发行版），形成社979 年版，第28—298 页。西方一些通晓医学的传教士来我国，例如耶稣会士利玛窦583 年来华，一面传教，一面行医治病，在华近三十年，与中国医家王肯堂、程■等曾有过不少接触，讨论医学学术问题。58 年教皇庇护第五任命卡内罗为澳门主教，先后创办医院与麻风病院，并设医科实习班，培养医生。其他如庞迪我、邓玉函、汤若望等十余人在中国从事传教、医疗、翻译介绍西医之理论和医疗技术等。
张慰丰《早期西洋医学传入史略》，载《中华医史杂志》98 年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