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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具体办法是民运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兑，然后由漕军运至通州。每正粮一石民运至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淮安，加耗粮五斗，运至瓜洲，加耗五斗五升。江南卫所官军就附近仓廒直接运输，另加给过江米二斗，铺垫芦席费五合。这个办法，农民既省费用又便利，漕军也得到了实惠。
运输要加耗，鼠雀吃食、水中漂没、腐烂等都会有消耗。所以田粮正项之外，耗米征收是一大负担，也是一大漏卮。最大的问题是“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宣德八年（433），周忱创“平米法”。平米，指正额与耗米两项而言。其办法是“官民田皆画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计输将远近之费为支拨。支拨之余者存积县仓，曰余米。次年余米多，正米一石，减加耗为六斗。又次年益多，减加耗为五斗。”②在平米法的基础上，又建立“济农仓”。济农仓米的来源，其一就是平米支拨后存留的余米，此外，还有丰收年发官钞所籴储存的粮米，以及奏定“京俸就支法”所节省的耗米。据周忱于宣德七年所奏“先是，苏、松、常三府岁远南京仓米一百万石，以为北京武职之俸。每石外加盘用耗米六斗。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独不可以三府就取乎？是岁，减耗米六十万石。”③又据《明史·周忱传》，这个就支办法规定，给予就地支取者每俸米一石船价米一斗。所节余部分是耗米每石五斗。另外，在某些县份还有向富人劝借米，清理豪右侵占绝户田租等。济农仓除去用于赈贷贫民耕作食用之外，“凡陂塘堰圩之役，计口而给食者，于是取之；江河之运不幸遭风涛亡失者，得以假借”。“买办纳官丝绢，修理舍、廨、庙、学，攒造文册及水旱祈祷”等都随时支用。这种把田赋的征收与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办法，实际上开了赋役合征的先河。在明代赋役制度的改革中具有开创意义。周忱亦以善理财赋著称，如《明史·周忱传》指出“终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忱之力也。”
正统初年，由于宝钞的贬值和铜币的窳败，银货币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流通开来。连国家与皇帝的权威也不得不屈服于它的势炎。于是江南四百万石漕粮也折征为一百万两白银。这就是金花银的出现。田赋实物税粮改折为白银，对纳税者免除了运输等盘费与麻烦，就是改折为布、绢等“折色”物品，也比缴纳“本色”粮米合算。周忱向朝廷尽可能争取缴纳“折色”，同时，利用米粮、布绢、白银作为调节赋税负担的杠杆。“忱请检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②松江为明代棉纺织中心。洪武时已有以布折赋的先例。周忱再次奏请恢复松江、常州部分秋粮折布缴纳。
明代有按田粮随征马草的税目。马草运输比粮食尤难。周忱奏请每束折银三分，缴付南京，由南京就近购买。公私皆便。洪武间，因为北方地旷人稀，便于江浙苏、松等处按田粮佥派人夫到凤阳等地养马走递，充当驿夫。正统间，周忱奏请以秋粮带征耗米，易银交付北方有关地区，从而减轻了江南马夫的负担。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② 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武进县志》。
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正统初年，周忱被任命巡视淮安、扬州盐务，以整理那里的盐课拖欠。
周忱命苏州等府拨余米一二万石至扬州盐场，抵作田赋，而令灶丁纳盐支米。当时米贵盐贱，饶足，施及外郡。
周忱的改革触及了地方豪强的利益，在朝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正统七年（442），豪强尹崇礼攻击他“多征耗米”。九年给事中李素等弹劾周忱“妄意变革，专擅科敛”。景泰元年（450），当国难当头之际，应天府豪民彭守学又攻击周忱“多收耗米”，甚至攻击他“变卖银两，假公花销，任其所为，不可胜计”。户部竟奏请“分往各处查究追征”。景泰二年八月，周忱被迫致仕。
“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然自是户部括所积余米为公赋，储备萧然。其后吴大饥，道馑相望，课逋如故矣。
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处处祀之。”②景泰四年（453）十月卒。终年七十三。卒谥文襄。著作有《双崖集》。
《明英宗实录》景泰“附录”九。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第二节况钟在有明一代的名宦中，未经科举，由吏员升任官员而成政绩者，况钟可谓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况钟（384—443），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家境贫寒，其父仲谦为生活计，送给黄氏收为养子。七岁时，母亲去世，无限悲痛。于是，刻志于学。由于他资性颖异，且勤于学，“长而淹贯经史，其为文简要不烦，兼工行楷诸书，器局端凝，言笑不苟，视势利声华澹如也”。而且“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理义，处事明敏”。在靖安县衙任掾时，职内事务，处理快捷，深得知县俞益的赏识，称赞他干练通敏，廉介无私。
明太祖为保证封建官吏的铨选与任用，推行三途并用之策，明成祖遵行不悖。永乐十二年（44），况钟吏期已满九年，按例应允给赴京考职。其时礼部尚书吕震与俞益相友善，俞益竭力推荐，历陈况钟的贤能。恰巧，吕震将扈从朱棣北巡，需简选属员，与况钟交谈，大为器重。次年春，以其才识优长，录为六品礼部仪制司主事，且打破常例，得到了皇帝朱棣的召见。从此况钟更加勤于职守，凡册立后妃、东宫、藩王、帝女下嫁、朝觐贡举等重大典礼，皆动无遗漏，得到朝官的赏识。永乐十五年（47），朱棣再次北巡，况钟以礼部属员扈从。由于北京初建，四夷朝贡、会试、北征诸事项，都在北京举行。其中诸如祭告、庆赏、封策礼文等，均属仪制司的职掌，况钟筹划安排得当，深受赏识，“简繁轻重，悉中事宜。”（《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二十一年（423）况钟九年考满，例升员外郎，又因其贤劳著称加一等，超升礼部仪制司郎中。宣德四年（429），况钟向皇帝陈明因由，请求恢复况姓，得到允准，颁给改姓诰命。
宣德五年（430），延臣会议，提出江南赋税征收困难问题，谈及“天下九大郡，繁难治，苏州尤甚，税粮甲于他省，民困吏奸。每差京官督催，累岁不能如额数，而流亡倍多。”于是，皇帝朱瞻基诏令六部、都察院，各保举“廉能有为，才堪牧民”的郎中、御史出任九郡知府。礼部尚书胡■、吏部尚书蹇义交章推荐况钟，其时首辅杨士奇“尤秉知人鉴，凡所识拔，悉为名臣，然性严不轻于接物，公受知最深。”遂奏擢况钟为苏州知府，“赐敕书，假便宜从事，章奏得径达御前。”享受一般知府享受不到的待遇。（《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
况钟出身于吏员，深知吏治中的积弊，认为法不立则吏奸难除；亦知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为难治。况钟到任初理政事，群吏环立请判牒，况钟假装木讷，不懂诸务，随群吏之意。群吏异常高兴，认为太守糊涂可欺。三天之后，况钟召群吏责问“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即捶杀数人，将贪虐庸懦的僚属全部斥退。从此，一府大震，人人奉法，人称况钟为“况青天”。
苏州因元末为张士诚之地，为张氏据守，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为泄其愤，而将苏州租赋加重，致使百姓难以承受。至仁、宣时逋赋数额巨大，赋税旧制难行。宣德五年（430）春，曾下宽恤诏，减免租税。尽管如此，至况钟到任，苏州一府拖欠赋税已达四年。况钟请求“量折以钞，为部议所格”。于是又上书指出“近奉诏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③ 本文主要依据《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以及《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卷二《太守列传编年卷中》、卷四《张太史赠太守况钟前传》，凡引上文，不另作注。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赋额犹存，宜皆如诏书从事。臣所领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粮止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粮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亩征至三石者，轻重不均如此。洪、永间，令出马役于北方诸驿，前后四百余匹，期三岁遣还，今已三十余岁矣。马死则补，未有休时。工部征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苏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处置。”几经曲折和努力，终于得到皇帝的批准，按照况钟所奏，予以免除。
况钟在苏州知府任上，多次请求减免苏松重赋，都与巡抚周忱的支持分不开。其时，二人悉心计划，奏免七十余万石。凡周忱所行的善政，况钟在苏州都悉心玉成。他所积济农仓粟每年多达数十万石，除赈济灾荒外，还代民间支付杂办徭役及拖欠的租粮。曾置善恶二簿，以行惩劝；又置通关勘合簿，防出入为奸；置纲运簿，防止运夫侵盗；置馆夫簿，防止非理需求。总之，其为官理事，纤悉周密；兴利除害，不遗余力。以致“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苏州以富丽闻名，宫中宦官购买花木、禽鱼、器玩等，受工部委派，纷纷前来。郡佐以下，稍有异词，辄遭辱骂，甚至被绑被打。一些高官大僚，恣意需索。而况钟对此，待之以礼，从不屈膝；且戒属僚，勿赂一钱。致使往来苏州的京官宦竖，惧怕敬畏，不敢胡作非为。
况钟虽是吏员出身，但对教育特别重视，对文儒皆予厚待。凡单门寒士，多有赈济。其中有一个叫邹亮的书生，曾递诗给况钟，况钟很为赏识，准备推荐为官，同时却收到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说“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即保举，上奏朝廷，授予吏、刑二部司务，后迁御史，“整饬举劾，俱得其当”，著声于朝。
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之习，无论大小事件，都动辄赴京告状。由于苏州属直隶府，上无布政司、按察司的设置，一旦准予差提，每一家牵引多件，株连数十数百。无辜之人受诬解送，农耕经年抛荒。对此，况钟上书奏请，遇有告状之事，由巡抚审理判处。于是，“刁风顿息，而越控解京之弊始除”。另外，每当御史巡按到府，府官过于卑屈，御史肆其贪侮。况钟奏定“相见礼仪，而宪纲始肃”。
况钟任苏州知府，事事根据朝廷法令办事，又处处照顾到百姓的艰难困苦，深得百姓爱戴和拥护。宣德六年（43）三月，继母去世，况钟奏闻朝廷，回家守孝。百姓挽留，不得遂愿。时过不久，“秋粮应减者，倍加收敛，奸吏舞法，故弊丛生”。百姓更加思念况钟，作歌唱道“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还有一歌唱道“郡中齐说使君贤，只剪轻蒲为作鞭。兵杖不烦森画戟，歌谣曾唱是青天。”吁嗟之声，溢于衢巷。于是，御史、府同知等，据县民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余名告词，奏请夺情起复。于是奉皇帝圣旨，召况钟由家乡径回苏州知府任上。正统五年（440），况钟九年职满。同年十月循例备由赴部候升，而“饯送者数百里不绝，况钟作诗慰劳。入京召见，奖励倍至。”苏州耆民张翰等一万八千人联名上疏挽留，其中说“尹苏仍非公不可”。最后皇帝下达圣旨“既有军民人等保留，着复任，吏部奏升正三品，署知府事。”次年正月，又降圣旨“升按察使正三品职俸，署苏州府事。”（《况太守集》卷二《太守列传编年卷中》）这是自明皇朝建国以来七十余年所没有的规格和礼遇。由此可见况钟政绩的卓著和品德的高尚。
正统七年（44）十二月，况钟卒于苏州知府任上，年六十。况钟去世之日，郡民罢市，如哭私亲，苏州七县绅耆人等，俱奔赴哭奠，就连邻近的松、常、嘉、湖的百姓都络绎不绝地前来吊丧。次年春的归柩之日，倾城出送，白衣白帽，两岸夹舟，奠别出苏州之境，还有奔程路祭的，略不断绝。朝廷赠正议大夫资治卿。祀名宦祠，准许城邑建祠以祀，春秋官为致祭。第十三章杨士奇杨荣杨溥杨士奇与杨荣、杨溥，均是明代入阁的政治人物，并称“三杨”。
第一节杨士奇杨士奇（35—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据《明史·艺文志》记载，其著作主要有《周易直指》十卷，《三朝圣谕录》三卷，《西巡扈从纪行录》一卷，《北京纪行录》二卷，《东里集》二十五卷，诗三卷。明人王世贞对其诗评论说“少师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复酬作驯雅，无复生气。”大致概括了他的诗文特征。
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杨士奇随继父曾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曾在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给。建文元年（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因学行出众，杨士奇属于应征之列。由此契机，杨士奇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永乐二年（404），机遇再次光顾了杨士奇，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朱棣由于对《周易》情有独钟，所以对杨士奇格外尊宠，杨士奇的仕途充满了阳光与鲜花。
天有不测风云，杨士奇的仕途一度出现坎坷。朱棣即位之初，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争夺皇太子之位，后来几经周折，才确定长子为皇太子。朱棣却偏偏对其颇有微词，宠爱悍勇好斗的朱高煦，这样朱高煦和朱高燧公开表示不满。在这场争斗中，杨士奇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永乐九年朱棣北征回师，由于次子的谗言，有意找寻皇太子的过失，向杨士奇询问朱高炽的情况。杨士奇并不执意为皇太子辩解，只是说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并举例说“去年将时享，头风作，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同时还总结说“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②无意中表彰了朱高炽宽厚仁爱的个性。结果在卷入争夺太子位的大臣中，处境较好，虽被牵连下狱，但很快被释放，不像解缙因之送了自己的性命，从而顺利地度过了自己从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永乐二十二年（424），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按照封建礼仪，新皇帝应为过世的皇 《纪录汇编》卷一二○《明诗评》。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帝服丧二十七天。期满的第二天，只有皇帝和张辅、杨士奇三人仍着丧服上朝，满朝文武皆更换服装，由此朱高炽对杨士奇更加敬爱，逐步提拔他为少保、少傅，后又命他兼任兵部尚书，开启了内阁直接插手六部具体行政事务的先例。不久，杨士奇成为内阁首辅，位次列于内阁其他同僚之上，逐渐填补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后留下的巨大的权力真空。
杨士奇与仁宗皇帝关系极为融洽。朱高炽特地赐给杨士奇及杨荣、金幼孜和夏原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杨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拥有了皇帝赐予的特权，对于及时有效地揭露贪污腐化、改善政治风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李庆建议朝廷将军队所属多余军马给予地方官吏，杨士奇上疏反对，朱高炽为了不使他过多树敌，故意没有批准杨士奇的奏折，而借陕西按察使陈智上奏的机会驳回李庆的建议，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见一斑。
杨士奇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极力促使朱高炽变成一个开明有为的君主。
朱高炽监国时，御史舒仲成曾得罪过他，他即位后便想将其治罪。杨士奇认为这样做，将使言官不敢说话，朱高炽于是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大理卿虞谦、大理少卿弋谦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炽，由于杨士奇的调解才没有获罪。言路因此得以畅通，下情得以上达。朱高炽即位后，许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杨士奇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的社会现实。朱高炽甚为感激，特地创制了“杨贞一印”赏赐给他。朱高炽去世，杨士奇成为当然的首席顾命大臣。
洪熙元年（425），朱瞻基继承皇位，是为宣宗，他既具备父亲的文才，又具备祖父的武略。“三杨”继续留任内阁，他们定期上朝觐见皇帝，讨论较为迫切的具体事务。他们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递密封的奏议，并对官员呈递的奏议提出适当的答复，供皇帝御批，内阁由此成为皇帝与六部的桥梁，控制了决策权。
“三杨”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曾随朱棣远征蒙古，但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朱瞻基知道后，私下召见杨士奇，问他对此有何看法。杨士奇认为对于边防事务，杨荣比自己精通，所以不要因小过怪罪他。朱瞻基微笑着反驳说，你还为他辩解，他可是经常在我面前指责你的短处。杨士奇马上说“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②明确恳求皇帝以对待自己的宽厚态度对待杨荣。不久杨荣得知了这一消息，非常惭愧，自此两人便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关系甚为融洽。
朱瞻基登基不久，他的叔父汉王朱高煦发动了武装叛乱。朱瞻基在杨荣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御驾亲征，叛乱很快被平定，朱高煦被处以酷刑。种种迹象表明，朱瞻基的又一叔父赵王朱高燧也与汉王的阴谋有所牵连，杨荣等人主张同加严惩。针对这种纷纭复杂的形势，朱瞻基举棋不定。杨士奇一方面摸透了皇帝的心理，另一方面考虑到政局的稳定，与杨荣针锋相对，指出“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两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无罪者宜厚待之，疑则防之，使无虞而已，何遽加兵，伤皇祖在天之意乎？”朱瞻基最终采纳了杨士奇的建议，没有追究赵王的责任。赵王主动献出护卫人马，保全了性命，朝廷政局趋向了稳定。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朱瞻基即位后，还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交阯继续抵制明皇朝的统治。是继续施加军事压力还是撤军，明皇朝左右徘徊。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原吉与将领们主张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杨士奇看到连年的征战造成了国家财政的紧张、百姓的怨恨，于是和杨荣一道力主讲和，认为可以让交阯拥有更大的自治权。他们的主张正中朱瞻基下怀，于是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交阯的叛乱问题。后来几经周折，朱瞻基勉强授予交阯的实际统治者黎利委任诏书和印玺，让他“权署安南国事”，这样既赢得了南部边疆的安定，又为国家节约了大笔军事开支，再次显示了杨士奇的战略眼光。
杨士奇在宣宗朝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内政建设上。长江下游是国家的财赋重心所在，沉重的赋税导致了大量人口的出逃和农民的贫困，成为朝廷非常关心的问题。周干奉朱瞻基之命进行实地调查后，建议减少官田税赋份额，打击税吏的贪污**行为，杨士奇大力支持。户部官员由于担心减税会造成国家财源的枯竭，因此极力反对。如何兼顾朝廷与农民的利益，杨士奇选拔了两个干练的行政官员和财政专家周忱与况钟去解决这一难题，周忱受权管理南直隶府，况钟出任苏州知府，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
其一，设立以“金花银”或棉布交纳税粮的制度，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另外特定的折换率的定期调整也保证了国家财源的稳定。其二，征粮的衡量单位标准化，防止了税吏的营私舞弊。其三，每个县设粮仓贮藏征收的税粮，防止粮长在自己的私宅内囤积粮食。其四，征收特定的附加税，用于运输通过运河直达京师的粮食。其五，在每个县设济农仓，储藏地方官在丰年通过平籴法收集余粮，以便在遇到自然灾害和歉收时分发。所有这些措施，基本上体现了藏富于地方、藏富于民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朝廷的财源。
杨士奇还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和政治的清明。他向朱瞻基积极建议，纠察贪官污吏，举荐具备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属于刑家子孙也不例外，并且规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积极为朝廷推荐人才，以便巩固朝廷的根基。杨士奇还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如前述周忱和况钟以及后来赫赫有名的于谦皆得力于他的引荐。在杨士奇等人的努力下，明皇朝一片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朱瞻基自然高兴，每年岁首，他让百官休息十天，自己和杨士奇等大学士赋诗唱和，几乎可以称得上国泰民安了。
宣德十年（435），朱瞻基去世，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张太皇太后行使摄政之权，极力倚重“三杨”，凡军国大事皆请他们参决。同时她的同乡宦官王振开始控制司礼监，与“三杨”相抗衡。年迈的杨士奇极力支撑危局，施展自己的才能，建议朝廷训练士兵，巩固边防，设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派文武镇抚到各地考察民情，罢除派往各地的特务，减轻百姓的赋税，放宽刑罚，加紧吏治的整顿，使明英宗统治初年继续保持政治清明的局面。王振，少年时自阉进宫，是最早在内书堂受过严格的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太监之一。朱祁镇做太子时，他被派往东宫，成为太子的启蒙老师，他为人狡黠，善于逢迎，赢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即位后，王振成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之一，被亲切地称为“先生”。司礼监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替皇帝管理内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王振通过对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个人控制及司礼监的独特权力开始干预朝政，给杨士奇为首的内阁造成极大的威胁。
王振还很快争取到一批政治盟友，其中包括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锦衣卫因从事军事以及情报和司法工作，成为皇帝手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一，是皇权运作过程中的枢纽所在。此外，王振还赢得了兵部尚书徐晞和王冀的追随，控制了明皇朝的军事力量，开始向杨士奇等人进行挑战。
王振首先攻击杨士奇的盟友杨荣。杨荣好收受贿赂，使王振找到了借口。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侦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才避免了灾难。正统五年（440），杨荣去世，杨士奇更感势单力薄。
其次，王振又把攻击矛头直指杨士奇。杨士奇的儿子杨稷犯了杀人之罪，王振指使言官上奏皇帝，要求绳之以法。大臣们讨论后将情况通报给杨士奇，杨士奇深感责任重大，请求皇帝准许自己辞职，朱祁镇对他加以劝慰。
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杨士奇更失去了最坚强的后盾，面对王振势力的膨胀，他忧心如焚，积郁成疾。翌年，杨士奇撒手人寰。卒后谥号文贞。
第二节杨荣杨荣（37—440），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因居地所处，时人称为“东杨”。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然而由于其恃才自傲，难容他人之过，与同事常有过节，并且还经常接受边将的馈赠，因此往往遭人议论。杨荣既以武略见重，又有些文才，据《明史·艺文志》载，其著作有《训子编》一卷、《北征记》一卷、《两京类稿》三十卷、《玉堂遗稿》十二卷。
建文二年（400），杨荣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朱棣进入南京，杨荣和解缙、杨士奇等一同迎附。杨荣建议朱棣先谒埋葬朱元璋的孝陵而后即位，朱棣欣然采纳。朱棣即位后，从翰林院中选用杨士奇、解缙等人与杨荣一起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杨荣最为年轻且聪明伶俐，朱棣自然对其格外宠爱，亲自将其名由杨子荣改为杨荣。朱棣不苟言笑，与大臣们讨论事情，议而不决之时，脸色更是难看，大臣们战战兢兢，无所适从。每当此时，杨荣便大显身手，三言两语便令“龙颜”大悦了。
杨荣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在于谋划边防，尤其是在明成祖时最为突出。朱棣即位后，蒙古三部虽然处在分裂仇杀之中，却并未归附明朝。为了解决蒙古问题，朱棣一方面直接针对蒙古三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另一方面着力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营，形成控制蒙古地区的一把钳子。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杨荣先后被派往甘肃和宁夏。杨荣克尽职守，详细地了解山川形势、军事配备、军民士气、城堡建设，然后提出自己的设想及对策，朱棣予以充分的鼓励并加以采纳。
永乐八年（40）二月初十日，朱棣率军开始了即位后的第一次北征，杨荣作为贴身大臣随行。不久，明军进抵胪朐河，朱棣赐名为饮马河。由于侦知了鞑靼军队的行踪，朱棣亲选精锐进行长途奔袭，轻装前进，每人只带二十日粮，命杨荣率勇士三百人作为亲兵跟随。明军追至斡难河，与本雅失里率领的鞑靼主力相遇，经过激战，明军大获全胜，本雅失里只率少数轻骑逃走，朱棣下令班师回朝。由于轻装前进，在回师途中，明军的粮草供应紧张起来，士兵几乎断粮。杨荣建议朱棣将御用的储粮散发给将士，并且让军队中粮多与粮少者借贷互济，还京后加倍偿还。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使明军顺利地度过粮荒，胜利班师回朝。
永乐十二年，朱棣带着皇太孙朱瞻基，率领五十万大军开始了第二次北征蒙古的战争，杨荣再次随行。杨荣承担了两项基本任务，其一，向朱瞻基讲说经史。其二，掌管皇帝的玉玺，充当朱棣的机要秘书。行军期间，有一天晚上，朱棣在自己的大帐中召见杨荣，同他讨论军队粮饷的问题，杨荣认为“择将屯田，训练有方，耕耨有时，即兵食足矣。”提出一套实行军屯以解决粮草问题的计划，得到朱棣的首肯。虽然朱棣的第二次亲征，明军损失不小，但也使瓦剌大伤元气，此后大约七年多的时间里，北方基本保持了稳定。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北部的边患，朱棣决定迁都北京。明朝官吏大多生在 《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
江南，要他们远离故土，远赴塞下，困难重重。一些官吏便利用这种情绪，反对迁都。杨荣看到迁都北京对于解除蒙古部的威胁有不可低估的战略作用，与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尚书蹇义等坚决支持迁都，并且在《题北京八景卷后》指出“迨我皇上继承大统，又以蓟燕左环苍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乃诏建北京焉。”永乐十九年（42）朱棣正式迁都北京，这一年的四月初八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杨荣指挥卫士进行抢救，只抢出一些重要图籍，三大殿均未保住，由此又引发了一场反对迁都的**。杨荣等人极力支持朱棣，使风波很快平息下去。迁都北京，对北部边防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永乐二十年，朱棣进行第三次北征，杨荣与金幼孜再次随行，明军无功而返。为了鼓舞士气，朱棣大开庆功宴会，有功无过者坐前列，食上肴，杨荣与金幼孜被特命坐在前列。次年，朱棣进行第四次亲征。有关军务皆让杨荣参与，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朱棣经常召见杨荣，并且亲昵地称之为“杨学士”而不直呼其名，对他的信任和依赖不言自明。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开始了第五次北征。明军到达开平时，朱棣做梦，梦见一位天神向他说“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便有些犹豫，杨荣乘机加以劝谏“此举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冈，玉石俱毁，惟陛下留意。”②朱棣领悟了杨荣的意思，便说“卿言合朕意，岂以一人有罪，罚及无辜？”当即下令杨荣等人草敕，诏谕各部落人等，罪止阿鲁台一人，余皆不问。又命令军士们收拾死于兵火的遗骸，葬为丛冢，朱棣亲自撰写了祭文。明朝大军进至翠云屯时，仍未发现阿鲁台踪影，在杨荣等人的劝说下，朱棣决定班师回朝。
同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随从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与杨荣、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杨荣指挥若定，与金幼孜商议，认为离北京尚远，为防止军心涣散，应秘不发丧。他们用锡铸椑将朱棣尸体收殓起来放在车中，每到一地进膳和平时一样，明军浑然不觉。杨荣和海寿先回京师，向太子报告情况，决定处理方法。结果，朱高炽顺利地即位，国家政局未发生丝毫的骚动。杨荣因贡献突出，被晋升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杨荣请求辞去尚书俸禄，未得批准。
朱瞻基在洪熙元年（425）继承了皇位，汉王朱高煦发动了叛乱。年轻的皇帝有些犹豫不决，召见杨荣商讨对策，杨荣极力主张趁朱高煦尚未切实准备之际，出其不意，御驾亲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朱瞻基接受了杨荣的建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乐安，朱高煦被迫投降，叛乱很快被平定。朱瞻基还面临另一个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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