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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备。然而，天启五年（25，天命十年）十月，孙承宗因阉党攻击辞职还乡，明朝以高第为辽东经略，局势发生了急剧逆转。高第到任后，认为关外不足守，尽反孙承宗所为，撤锦州、右屯守备，移将士于关内。袁崇焕力争不听，仍坚守宁远孤城。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大军十三万西渡辽河，长驱直入，进抵宁远，将宁远城团团围住。袁崇焕激励将士，誓死守城。宁远城防守坚固，后金兵强攻不克。努尔哈赤决心要攻④ 《明史》卷二五九《王化贞传》。
⑤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广宁溃》。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②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下宁远城，但经三天急攻未下，伤亡众多，“大挫而退”。宁远大捷是明与后金交锋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它打破了后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努尔哈赤在宁远败后，遂惭恨而归，不久病死。朝廷闻讯，立即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专理军务，三月加辽东巡抚。
宁远战役后，袁崇焕一面在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块构筑防线，一面派人与后金议和，以争取时间。而后金方面，在努尔哈赤死后，汗位之争十分激烈。皇太极上台后，虽雄心勃勃，决意承袭父志入主中原，但后金尚处在“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动荡之中。军事上又要解决东部朝鲜和西部蒙古问题，以避免三面受敌。这样，双方书信往还不断，但因双方都无议和诚意，仅以此作为缓兵之计，所以始终达不成协议。
天启七年（27，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出征朝鲜，回师沈阳后，立即调兵西进，攻打锦州、宁远。锦州久攻不下，皇太极便亲率大军进攻宁远，宁远有袁崇焕驻守，城防坚固，也未能攻克，后金军遂弃宁远，全力攻锦州。皇太极亲自督战，但锦州城池坚固，后金兵死伤累累，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回师沈阳。这场战役被称为宁锦大捷。袁崇焕在宁远先后两次击败后金的进攻，挽回了明朝在关外的危局。但事后因专权的魏忠贤不喜袁崇焕，命其党羽论袁崇焕不救锦州之罪，袁崇焕只得乞休回乡。直到崇祯初，袁崇焕复被召还，督师蓟辽。此时皇太极的军事力量正处于上升时期，志在中原，表面上和袁崇焕书信往还议和，暗中却积极备战。
崇祯二年（29，后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避开袁崇焕防区，取道蒙古，从喜峰口入关，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从山海关外率兵入援。京师纷传袁崇焕积极议和，欲引敌作城下之盟。皇太极感到有机可乘，施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了袁崇焕。十二月，皇太极从北京撤兵，沿途攻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派兵驻守，返回沈阳。袁崇焕被杀后，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之职，督关内外军事，很快收复了遵化四城，并率兵出关，重筑大凌河城。崇祯四年，皇太极出兵围困大凌河四个月，守将祖大寿力尽投降，孙承宗被劾归乡。崇祯七年，皇太极再次入关，远袭宣府、大同，饱掠而归。崇祯九年（3）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皇太极称帝前后，数次入关侵扰。在他称帝这一年秋，清兵从独石口入关，在畿内攻城略地，一个多月后退回。崇祯十一年（38，清崇德三年），清军第四次进入畿内，并攻入河北、山东达六个月之久。尽管如此，但明军仍然控制着山海关以及关外锦州等地，所以清军不敢在内地多停留。山海关是屏蔽北京的要塞，而锦州乃是山海关的门户，清朝欲夺取北京，必须先攻下锦州。
崇祯十三年（40，清崇德五年），清军攻打锦州，锦州明军守将祖大 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卷十二。
寿进行抵抗，结果清军大败。次年一月，皇太极又派多尔衮率兵围攻锦州，亦失利。四月，皇太极派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为左右翼元帅，对锦州进行长期围困。锦州外城的蒙古兵投降，清军占领了外城。但外城虽破，守将祖大寿仍率明军坚守内城。祖大寿向明廷告急，七月，明廷派洪承畴率兵十三万赴援。但朝中是战是守，计议不定。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战，冒险轻进，终招失败。皇太极对松山仍采取围而不攻之策。松山处于锦州、杏山之间，为宁远、锦州的咽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洪承畴五次突围，均被堵回。次年二月，洪承畴被俘。这时，久被围困的锦州也军心瓦解，被围一年多，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于是祖大寿举城投降。四月，杏山明军降。至此，明朝在关外，除了宁远一座孤城外，全部落入清军之手。松锦之役后，明朝元气大伤，败局已定。
第二节明与蒙古的关系明朝自洪武时起便存在着来自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蒙古贵族的侵扰，几乎与明朝相始终。明初，主要是对北元的征讨，明中期以后，由于国力衰退，军备废弛，明朝廷处于全面防御态势。与此同时，在北方，明廷还建立了一整套防御体系，并以封王、通贡、互市等手段，牵制蒙古诸部。
北征蒙古建文三年（40），鬼力赤杀坤帖木儿自称可汗，废北元国号，称鞑靼，蒙古分裂为三部分。永乐初，蒙古三部不断发生战争，尤以鞑靼为盛。永乐元年（403），阿鲁台杀鬼力赤，与本雅失里称雄鞑靼。永乐六年、七年成祖连续派人去鞑靼，但本雅失里无意通好，并杀了使臣郭骥。七年七月，成祖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率精骑十万北征鞑靼。由于丘福孤军轻进，明军在胪朐河（今克鲁伦河）遭到鞑靼骑兵的包围袭击，丘福及诸将被执遇害，“一军皆没”。永乐八年二月，成祖亲率五十万众出塞北征。明军大败本雅失里于斡难河（今鄂嫩河）上，“本雅失里弃辎重孳畜，以七骑遁”②。明军旋回师东击阿鲁台部于飞云壑（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部），阿鲁台部大败，于是年冬遣使贡马，表示内附。之后，成祖又于永乐十四年（4）、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进行了四次亲征，除十四年是打击瓦刺势力以外，其余皆是征讨鞑靼部。
明朝前期对蒙古的北征，虽然未能达到统一漠北的目的，但对巩固明朝统治、稳定北部边疆有一定积极意义。明兵攻下大都后，各地还有割据势力的存在。面对这种割据势力，朱元璋建国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完成全国的统一事业。洪武年间延续二十年之久对蒙古的征伐，可以说正是朱元璋为了消除北元对明朝统治的威胁，实现这一事业的重要内容。到永乐年间，形势已有很大变化。由于明军的一再打击，由于明朝政府的怀柔政策，对来降的蒙古贵族、官员和头领，分别封以官职；对其首领封王，如永乐七年（409），成祖封瓦刺部的三个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永乐十一年（43）又封鞑靼部首领阿鲁台为和宁王。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内部的分裂、纷争，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对明朝所造成的威胁程度也已大大降低。但成祖为了实现他做“天下共主”的雄心，多次大规模亲征，其目的就是使蒙古臣服。这种大规模用兵，固然有其利益所在，却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战争不仅割裂了蒙古与内地的联系，影响了双方经济的 《明史》卷一四五《丘福传》。
②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一《亲征漠北》。 参见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下篇第四章，辽宁教育出版社994 年版。发展，而且由于连年征战，征需频繁，民力凋敝，也使明朝的财力因之“大窘”②。这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成祖的北征，不免失策。
北疆的防御明朝边防的重点是对付北方蒙古势力的威胁。从洪武初年开始，太祖就着力经营北方，派重臣加以镇守，以致“重兵之镇，惟在北边”③。但当时明朝的国都在南京，太祖对远离京师的北方，又放心不下，于是就“酌周、汉，启诸王之封”④，实行分封诸王的宗藩制度。从洪武三年（370）开始，太祖陆续将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地。洪武三年四月，首封秦、晋、燕、吴、楚等十王。十一年（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燕王“之国北平”⑤。以后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分列在各个军事重地。
从当时全国的军事形势来看，边防的重点是蒙古势力，因此太祖沿长城内外，择其险要地区分封了九王北平的燕王、大宁的宁王、广宁的辽王、宣府的谷王、大同的代王、太原的晋王、宁夏的庆王、西安的秦王、甘州的肃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 、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在长城沿线形成一道严密的军事边墙。而在各王的辖区，即成为明军北上的重要基地。以诸王守边，有利于加强北部边防，捍御蒙古的南下，同时，“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②，也有利于明朝的久安长治。然而，到永乐时，这种诸王守边的局面因为成祖的削藩而遭到破坏。永乐年间，成祖还有足够的能力和才智数征漠北，但仁、宣以后诸帝，从各方面而言，都逊于太祖和成祖，因此除了宣德三年（428）宣宗曾虚张声势巡边一次外，都不敢轻易巡边。尤其是中期以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微，北部边防更是陷于全面防御和退缩。尽管如此。明朝对北部边防并不敢掉以轻心。
成祖以藩王即帝位后，首先把拥兵镇抚北方边境的藩王内迁。建文四年（402）把驻宣府的谷王徙往湖广长沙。永乐元年（403），徙宁王于江西南昌。另外，又削弱代王、辽王等藩王的军事力量，减其护卫。这样，从总体上看，削藩有利于皇权的巩固。但另一方面，却造成北部边防的空虚。如洪武时，曾在长城以北设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等，② 郑文彬《筹边纂议》卷一。
③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
④ 李日华《官制备考·分封》。
⑤ 《明史》卷二《太祖纪二》。
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六《分藩记》。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
使辽东和宣府、大同互相沟通。永乐元年后，由于藩王及卫所内徙，“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与此同时，出于对蒙古用兵的需要，成祖又将靖难有功的将领派往边塞要地，直接统率节制军队。因此《明史》亦言“帝（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②到弘治时，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长城沿线，逐渐形成了九个军事重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号称“九边”。并且每镇设巡抚都御史一人，总兵官一人，根据需要下设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等，分守辖区诸要地。
除此之外，从洪武时起，明朝还在边地设置都司和行都司，如万全都司、辽东都司、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山西行都司等，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下设卫所。这些都司和行都司与内地其他都司不同，它们除了具有军事性质外，还兼理民政，负责屯田、征收赋税等事宜，以加强对边地的管辖。另在蒙古的兀良哈部，洪武二十二年（389）设立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在西北地区，也设置哈密卫、安定卫、沙州卫等。这些卫所皆为羁縻卫所，使在东北与西北构成两道屏障，以扞蔽蒙古的进犯和骚扰。
总之，永乐迁都以后，“明朝以北京为中心，以九镇为重要军防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为屏障和阵地，形成北部的严密防线”③。
瓦剌的兴起正统年间，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崛起。宣宗时，蒙古诸部战争频仍。宣德九年（434），顺宁王马哈木之子脱欢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悉收其部”。正统初，脱欢又杀瓦剌部的“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②。于是蒙古的瓦剌、鞑靼各部皆归脱欢统率。脱欢“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③，脱欢自为丞相。正统四年（439）脱欢死，子也先嗣位，称太师淮王，瓦剌军政大权均由也先执掌，不听脱脱不花号令，脱脱不花与也先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朝也都予以接纳，分别赏赐。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贡的同时，逐渐扩张其势力。正统十年（445）也先进攻哈密卫，次年攻入兀良哈三卫，瓦剌的势力自哈密向辽东发展，日益形成对明朝的威胁。当时许多官吏都认识到这一问题，力主警惕戒备，但当时王振擅权，也先阴与王振结纳，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②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③ 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 《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③ 《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王振对北部边防不作任何战备措施，甚至还不断指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也，也先每岁以良马等物赂振及敬以报之”④。
正统十四年（449）十月，也先借口贡马减其值而分兵四路大举进犯，其主力由知院阿剌和也先率领，分攻宣府、大同，“塞上诸城堡多陷没”⑤。大同参将吴浩战死。
大同败报传到北京，英宗在王振的鼓惑和挟持下，决意亲征。命太监金英辅佐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和张益等扈驾从征。随征的文武臣僚虽有数百人，但却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一切行动皆由王振专断。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既没有认真的战前准备，又没有周密的军事部署，诏下两日，英宗统率的五十万大军便匆匆出发了。大军“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寇亦佯避，诱师深入”。王振不管实际情况，盲目催促进军。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到大同，王振又欲进兵北行，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见形势不利，力请回师，王振不听，仍坚持北进。会前军败报踵至，“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出御，全军皆覆没”②，同时郭敬也密告王振，如果继续北进，“正中虏计，振始惧”③。八月三日，匆匆下令班师。初十日，明军退至宣府，瓦刺大军追袭而来。十三日英宗率军到达离怀来城仅二十里的土木堡（今怀来县西南）。随从的文武官员主张“入保怀来”，而王振却以“辎重千余辆尚在后未至”④，主张留待。瓦刺大军紧紧围困土木堡，明军无法移动。十五日，瓦刺军四面围攻，“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明军全线大溃。混战中，英宗被俘，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和张益等“数百人皆死”⑤，王振则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明朝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土木堡之战，明军仓促出师，京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明朝“遭遇到建国以来所未曾有的严重危机”。
土木堡丧师，英宗被俘，朝廷震动，一片混乱。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④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丙戌。
⑤ 郑晓《皇明北虏考》（《吾学编》本）。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②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③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己酉。
④ 《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993 年版，第58 页。国，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群臣聚哭于朝”②，不知所为。翰林侍讲徐珵（后改名徐有贞）主张南迁逃跑，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的反对，主张坚决抗御。朱祁钰以太后命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刷新内政，加强战备。
是年九月，郕王正式登皇帝位（景泰帝），明朝更显稳定。同时，于谦又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下令调集河南、山东、南京等地军队入卫，部署京城九门守军及城外防务等。十月初，瓦剌军又大举进犯。也先率主力骑兵三万掠大同，直冲紫荆关，知院阿剌率二万骑突入古北口。十月九日，也先破紫荆关，阿剌等军从赤城南下，两路向北京合围。于谦“身先士卒，躬擐甲胄”，出德胜门亲自督战，特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③，于是“人人感奋，勇气百倍”④。十一日，瓦剌军列阵西直门外，也先的本营设在土城。当夜，明军进击瓦剌军先锋于彰义门，杀敌数百人。次日，明军在各门外略有斩获。十三日，瓦剌军与明军战于德胜门外。于谦令大将石亨“设伏空舍，遣数骑诱敌。敌以万骑来薄，副总兵范广发火器，伏起齐击之，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死”⑤，明军奋勇砍杀，“亨挺刀单马进，独杀数十人”，瓦剌军大败，只好退兵营守。相持五日，瓦剌军“战又不利”②，又怕四方勤王兵至，断其后路，遂挟持英宗北撤，退出紫荆关，京师解严。景泰元年（450）八月，也先送还英宗，恢复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依旧例派遣贡使。
鞑靼的复兴土木之变后不久，蒙古瓦剌部内部发生矛盾。景泰二年（453）春，也先追杀脱脱不花，四年自立为可汗。六年（455），也先又被阿剌知院杀死，致使内部分裂，瓦剌部势力逐渐衰落。鞑靼部却从此强盛起来。当时鞑靼各部以孛来最强。成化元年（45），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驻扎下来。成化六年（470），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等部也入据河套，河套成为其骚扰内地的一个主要基地，当时被称之为“套寇”。明廷虽派兵对其进行打击，但“去辄复来，迄成化末无宁岁”③。弘治年间，鞑靼部的达延汗（明朝称之为小王子）统一了蒙古各部，势力大增，“渐往②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景帝登极守御》。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景帝登极守御》。
⑤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②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③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来河套，出没为寇”④。正德末年，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一度分崩离析，但到嘉靖中期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时，势力又兴盛起来，不断率其部众骚扰延绥诸边。嘉靖二十五年（54），三边总督曾铣上疏请复河套，加强北方防务，这个建议得到首辅夏言的支持，但严嵩为了扳倒夏言，他把计划收复河套的曾铣说成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而为穷兵黩武之举”，借此杀了曾铣和夏言。从此，明朝廷内再无一人敢言收复河套事，俺答入犯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嘉靖二十九年（550）六月，俺答再次举兵大举南下，攻掠大同，明军一触即溃，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八月，俺答移兵东去，由蓟镇从间道攻古北口入犯，长驱直入，掠怀柔，围顺义，到通州，直抵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②，京师大震。兵部尚书丁汝夔急忙部署防守京城事宜，然而当点阅京军册籍时，发现“是时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③，于是只得急调宣府、大同、辽阳、蓟州诸镇兵入辕，“大同总兵咸宁侯仇鸾、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等，各以勤王兵至”④。当时明朝集合了五万援军，但却未及储备粮秣，以致军粮缺乏，当援军会集京畿时，“制下犒师，牛酒诸费皆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⑤。仇鸾虽率大同兵二万入京，世宗又以他为平虏大将军，统率各地援军，但却不敢出战。兵部尚书丁汝夔也“恇扰不知所为”，束手无策，只好闭门坚守，城外任俺答部焚掠。当政的严嵩认为俺答是抢食贼，不足患，“饱将自去”，暗示将官“惟坚壁为上策”⑦，世宗也准备以“皮币珠玉”去向俺答求和。这样，明廷任凭俺答的军队在城外肆意掳掠达八日之久，最后俺答仍由古北口故道退去。因为这年是庚戌年，故史称“庚戌之变”，明朝又经过一场惊恐，度过一次危机。
俺答退兵后，于这年十二月遣使到宣府、大同，请求通贡，次年三月又遣使至宣府求通贡市。世宗准许先在大同开设马市，后宣府、延绥、宁夏诸镇也准许开市，每年两次。但一年之后，嘉靖三十一年（552）初，俺答部又在大同边境骚扰，于是世宗下诏停罢马市，以致边境战事又起，明朝京师多次戒严。如嘉靖三十三年秋天，俺答部“攻蓟镇墙，百道并进，警报日数④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癸未。
② 《明史》卷二○四《丁汝夔》。
③ 《明史》卷二○四《丁汝夔》。
④ 高岱《鸿猷录》卷十六《追杀仇鸾》。
⑤ 高岱《鸿猷录》卷十六《追杀仇鸾》。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⑦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十至，京师戒严”。四十二年冬，大掠顺义、三河，京师戒严。
直到隆庆初年，形势才有所好转。随着明朝改革活动的展开，对九边的建设日益重视，边防因之得到加强。另一方面，蒙古贵族的入犯明朝，又往往遇到坚决抵抗，损伤颇多，再加上蒙古草原在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关系增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蒙汉人生活的需要，都更加迫切要求互市贸易，以换取布帛粮米和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遂出现了“俺答封贡”。
隆庆四年（570），鞑靼内部再次发生矛盾，俺答汗与其孙把汉那吉因争夺“三娘子”为妻而翻脸。三娘子原为把汉那吉之妻，俺答见其貌美，夺为己妻。把汉那吉恚恨，遂于是年十月率妻子等十余人降明。大同巡抚方逢时接受其投降，并报告宣大总督王崇古。他们共同上疏极力主张乘此机会优待把汉那吉，“因与互市”②，采取安抚政策。王崇古的建议在明朝大臣中意见很不一致，“朝议纷纷”③，但是得到了内阁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的支持，王崇古的主张遂获批准，诏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赐绯衣一袭。时俺答势孤，又看到把那汉吉受到明朝的优待，于是遣使向明朝请开互市。
隆庆五年（57）二月，王崇古上《确议封贡事宜疏》，提出了具体处理封贡、互市事宜的八条建议。“封贡互市”主张提出后，“朝议复哗”，张居正毫不犹豫，仍全力支持王崇古的主张，明确指出封贡通市有互利，在他的坚持下，封贡互市的主张“才获通过”②。于是，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余蒙古诸首领也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千户、百户等职。又根据王崇古的建议，恢复贡市，蒙古与内地经济交往得以正常往来。从此，四五十年以来不断南犯的俺答，“事朝廷唯谨。部下卒有掠夺边氓者，必罚治之”③。
万历十年（582）俺答死，由其子黄台吉袭封顺义王。万历十四年黄台吉死，其子撦力克袭封。俺答妻三娘子，在俺答祖孙三世中，“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④，明朝政府封他为“忠顺夫人”。在“俺答封贡”到三娘子掌权的数十年间，明朝与蒙古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
明朝从建国以来，就不断受到蒙古的骚扰，延续了二百余年。明政府虽把对付蒙古势力作为边防的重点，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无论是进取，还是防御，却都一直未能消除明朝北方的祸患。然而，俺答封贡后，北部边疆各民族却友好相处，“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 《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
③ 《张居正集》卷四七附录一《张文忠公行实》，湖北人民出版社994 年版。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③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④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⑤。明朝北方形势的安定和这种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人魏源曾对此作过较为公允的评论“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论述极为深刻。
⑤ 《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
魏源《圣武记》卷十二《武事余记》。
第三节明代的西域和西藏明代的西域明朝对西北地区的经营，是明朝对北部边境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明初，每次派兵出征蒙古，其西路军的进军方向就是西北地区。明军攻克一地后，为加强对这里的管辖，往往设置羁縻卫所，招抚当地各族首领，命将屯兵据守。
从洪武初年到永乐时期，曾先后设置了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宁、岷州（今甘肃岷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卫。在其西境撒里畏兀儿安定王领地，设置了安定、阿端、曲先三卫（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在嘉峪关以西设置了罕东（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北缘）、赤斤蒙古（今甘肃玉门市西北）等卫。沙州（今甘肃敦煌）蒙古部众降明，永乐初置沙州卫。在明朝通往西域的要道，又设置了哈密卫。
哈密“东接甘肃，西距土鲁番，为西域诸国之喉咽”②。明朝对其地非常重视。朱棣即位后，即遣使至其地招谕。永乐元年（403）安克帖木儿遣使向明朝进贡，次年，明封其为忠顺王。四年设卫，封授当地畏兀儿、哈剌灰等族首领为指挥、千户、百户等职，又派汉人官员为府长史、纪善（官名，王府辅导），协同理事，“以通诸番之消息。凡有入贡夷使方物，悉领至彼译表以上”。其目的是“欲其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②。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明朝政府所预期的作用。
明政府加强对这一广大地区的管理，其经济联系也是很密切的。明代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畏兀儿族、蒙古族、藏族以及回族等。其中安定、阿端、曲先等地过着游牧生活外，其他地区则兼营耕牧。他们和明朝的经济往来主要通过朝贡、马市等方式。他们不时派遣庞大的使团向明朝进贡物品，人数达几百人。对此，明廷要给予“回赐”，如绢疋、彩缎等物，有时也给银、钱。因此，朝贡实际上也带有贸易性质。另外，明朝政府还准许他们利用朝贡时机，“听其量带方物来京贸易”③，换取各种生活必需品。有时允许他们在河州等地进行茶马贸易。如洪武二十五年（392），明政府派遣中官而聂到河州，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得马万三百余匹，给茶三十余万斤④。哈密、土鲁番用来进贡和马市的物品有马匹、玉石、回回青、刀锉、硇砂、兽皮等，他们需要的物品主要有纱罗绫缎、瓷器、茶叶、铁器、药材等，都是难得而②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八《哈密志》。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二《哈密》。
② 《明史》卷三二九《哈密卫传》。
③ 《明武宗实录》卷四三，正德三年十月甲戌。
④ 《明史》卷三三○《西番诸卫传》。
又不可缺的，因此他们对通贡十分重视，不断要求增加进贡次数和人数，开展马市贸易。这说明西北边疆在经济上已与中原密不可分。
明代的西藏西藏，明代称乌斯藏。明太祖立国后，随即遣使向该区招谕，并在这里建立了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等机构。明成祖封授各地藏族政教首领，确立了藏族地区的统治秩序。
西藏盛行喇嘛教。元世祖尊奉萨迦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封大宝法王，统领十三万户，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其后元朝历代帝师，都由萨迦寺喇嘛袭封，但到元朝衰亡时，由于喇嘛教派间争权，使这一地区陷于混乱。明太祖即位后，洪武二年（39）即遣使去西藏告谕明朝建国，又派遣陕西行省官员前往各部落，招谕元朝旧封官员来朝受职。洪武六年萨迦派摄（代）帝师喃加巴藏卜来京，封授“炽盛佛宝国师”，所举元旧封官员六十人，分别授予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等职。从洪武四年到六年，明廷陆续设置了乌斯藏、朵甘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行政机构，完善了明朝中央在西藏地区的行政建置，依明朝制度建立起军政统治秩序。
在这一秩序之下，明廷不再把藏区封给任何地方“王侯”，而是作为相当于省的行政区直辖于中央。行政机构的任务是“绥镇一方，安辑众庶”②，而且不干预宗教事务，所设官吏，近于内地“流官”③。洪武七年（374），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总管河州、乌斯藏及朵甘。原设乌斯藏卫和朵甘卫指挥使司也升为行都指挥使司。
与此同时，随着萨迦派逐渐衰落，噶举派、格鲁派等教派的相继兴起，明成祖即位后，改变元朝独尊萨迦的旧制度，实行“众封多建”的宗教政策，对各地宗教首领分别封王。帕木竹巴喇嘛章阳沙加监藏曾受元封为灌顶国师。明初袭封。章阳沙加死后，由其徒承袭国师。永乐年间先后封授五王，即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他们是宗教领袖，但各有份地，每三年向朝廷朝贡一次。此外，明廷还先后封授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宗教领袖为“法王”，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统领本教派僧众，地位很高。明朝历代相承，三教分别向明廷遣使进贡，明廷也各有回赐。明政府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僧官分为法王、大国师、国师、都纲、喇嘛等，法王以下的各级僧官的任免或继封，都由明朝中央政府决定。明廷规定，凡袭封受赐者，必须经“敕书勘合”。但由于封赐过滥，明英宗、孝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993 年版，第72 页。② 《明太祖实录》卷九五，洪武七年十二月壬辰朔。
③ 傅崇兰主编《拉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4 年版，第25 页。宗和世宗时多次采取递降、落职、追夺诰敕等措施，裁减了一些僧人的封号。明代西藏的喇嘛教随着萨迦派独尊地位的改变，格鲁派地位日渐上升。
格鲁派是明初新创的教派。创始人是罗桑扎巴，因出生于宗喀巴（青海湟中一带），故称宗喀巴大师。早年入藏学习各派佛法，鉴于各派僧官兼为领主，戒律废弛，因创新派，弘扬戒律，整饬寺院，并要求入教喇嘛穿黄衣戴黄帽，因此又称为黄教。永乐七年（409）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得帕木竹巴阐化王之助，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祈愿法会，获得僧众的拥戴，宗喀巴成为西藏喇嘛教界最有地位的人。宗喀巴刚建立黄教时，在西藏的影响并不大，但他和明朝廷建立了密切联系。永乐十二年（44）十二月，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见，次年明朝廷封授他为“大慈法王”。到万历时，黄教势力日益扩大，得到明政府的有力支持。
明朝廷与西藏的经济交流也日益频繁。西藏的僧俗官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明廷朝贡，他们随带马匹和其他地方特产，明朝廷也以绸缎、布帛、茶、钞等回赐，往往回赐品的价值数倍于入贡品。另外，为了便于通贡，明廷还多次下令恢复或新修西藏至内地的驿站，在四夷馆中设“西番馆”，任用藏族官员翻译贡表和其他文书。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入贡人数不断增加，明中期以后，“虽屡申约束，而来者日增”。
除了朝贡贸易之外，西藏和内地还存在茶马互市贸易。从洪武五年（372）起，明廷先后在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甘肃雅安）等地设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市易，“行茶之地五千余里”②。明廷为了以茶叶换取足够的马匹，禁贩私茶，但在有明一代，明朝廷虽一再明令严禁，可民间私茶贸易却一直与官茶贸易并存。
《明史》卷三三一《阐化王传》。
②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第四节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明代云南、贵州、两广、湖广以及四川等地，自然条件差别甚大，民族众多。除居有汉族之外，还有苗、瑶、彝、傣等少数民族，他们的社会发展也极不平衡。元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土司制度进行管理。土司的官职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职。这些土司官职，大多由各族的首领世袭。
明初，太祖以数十万兵力平定西南各省后，为控制这些地区，遂承袭元朝的统治制度。洪武初年，“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
关于土司的选任和袭替，“原俱属验封司掌行。洪武末年，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官皆领土兵，改隶兵部，其余守土者，仍隶验封司”②。但明朝政府的这一规定，并没有贯彻始终。从天顺末年起，朝廷“威柄渐弛”。到嘉靖九年（530）始复旧制，“以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于是，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矣”③。
土司必须定期向明朝朝贡，明朝也回报以丰厚的赏赐。各地土司朝贡分一年一贡、二年一贡或三年一贡。贡使人数只许五六十人，多不过百人，限每年十二月底前到京，按期到达者给全赏，逾期者给半赏。关于土官的考核，由土官本衙门将土官的事迹验实后，申报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进行④。
另外，明政府在西南地区也建立了军事卫所，隶属各省都指挥使司。都司以下设都司土官，将诸土司的土兵纳入都司的管辖之下，都司和卫所的官员均由朝廷任命，土官可以世袭。土司的土兵听从朝廷和都司的调发。
改土归流明代推行的土司制度，对稳定南疆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土司的世袭性造成割据势力的事实存在，土司间为争夺领地、承袭权而仇杀、内江，于是明朝廷在一些矛盾比较突出 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吏部五·验封清吏司》。
② 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吏部五·验封清吏司》。
③ 《明史》卷三一○《土司序》。
④ 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
的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主要内容是改土司为府、州、县，由中央派官员治理，或废府、州、县中的土官，全部由流官统治。同时丈量土地，额定赋税，设兵防守等。
如永乐十一年（43），思州宣慰使思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因争地而仇杀，明成祖遣使臣蒋廷瓒前往勘查，田琛及田宗鼎被密捕来京斩首。于是裁撤土司，“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蒋廷瓒为左布政使。宣德初年，贵州永从蛮夷长官李瑛卒后，无人继嗣，改设流官。嘉靖末广西龙州土知州与副使仇杀被改土归流。万历年间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后，在该地设遵义、平越二府，分隶四川、贵州。其他有的地区也先后以各种原因被改土归流。但明朝在推行这一政策时，由于受到土官的抵制而不断反复。如马湖府在弘治时设流官，然而到嘉靖初，虽已有两次改流，但结果仍是“流官再设而土夷随叛，杀人夺地比昔更甚”。改土归流比较彻底和大规模的推行，则是到清代才得以完成的。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九《四川》。
第十章明朝的对外关系与中西文化交流明朝的对外政策确立于洪武、永乐两朝，以后被长期沿袭下来。在明朝存在的二百七十多年间，虽然不同时期在具体内容上有些变化，但其指导思想和主要方针并无多大变化。
明太祖在位期间，对周围邻国采取睦邻友好政策，不断派遣使臣，广加招徕，力图建立起正常的友好关系。但出于巩固内部统治和防御北元再起的考虑，又厉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也禁止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长期保持不变。因此，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明朝的对外政策又趋于保守和内向，在与外国的联系方面，又多处于被动的地位②。永乐时，一方面继续实行海禁，另一方面又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明中期以后，海禁时紧时松，中国海商和倭寇相勾结，出现了嘉靖年间的倭患。隆庆以后，部分地开放海禁，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明初制定的禁海政策至此基本瓦解。与此同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中国沿海，这给中国带来了机会，使中国有可能融入世界潮流，“走上与西方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但也蕴藏着危机。
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993 年版，第270 页。②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993 年版，第78 页。 毛佩琦等《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994 年版，第0 页。
第一节与朝鲜的关系明朝与朝鲜基本上保持着往来聘使的关系，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明军两次出兵，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也在两国关系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明末，随着女真族在东北的崛起，两国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明初的交往明初朝鲜称高丽，国王为王颛。洪武元年（38）明太祖即位，朱元璋即遣使持书前往高丽谕告。次年，高丽国王颛也遣使上表庆贺明朝开国，井请封号。朱元璋应其之请，于洪武三年遣使持金印文诰，封王颛为高丽国王，从而确立了两国的宗藩关系，“自是贡献数至，元旦及圣节皆遣使朝贺，岁以为常”②。是年，明朝开科取士，诏准高丽等国“行修经明之士，..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③。这一年，高丽参加会试的有三人，其中金涛及第，授东昌府安丘县丞，后因不通汉语，回到高丽。洪武五年高丽派一百五十多人前往南京国子监留学，途中因遇海难，溺死三十九人。“帝悯之，遣元枢密使延安答里往谕入贡毋数”④。
洪武七年（374）高丽国王颛为权相李仁人所弑，李仁人拥立权臣辛肫之子辛禑为王，遣使来明入贡，明太祖却而不受。直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见辛禑地位日益稳固，才不得不正视既成事实，加给辛禑高丽国王封号，并追谥王颛为恭愍王。
洪武二十一年（388）四月，高丽东北面都指挥使李成桂发动兵变，除李仁人，囚禁了国王辛禑，十月辛禑让位于子昌。次年，李成桂废辛昌，拥立王颛之后王瑶（恭让王）。洪武二十四年王瑶让位于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王氏自五代传国数百年，至是绝”。二十六年，李成桂遣使来明，贡马九千八百余匹，明太祖回赐纻丝绵布等近二万匹。建文初，李成桂因年老体弱，逊位于次子芳果（定宗），两年后芳果亦因病让位于五子芳远（太宗）。
明成祖即位，朝鲜太宗遣使朝贡。永乐五年（407）朝鲜十四岁的世子提得到明朝允准，作为进表使率各级官员五十余人，至明京师南京。次年正月到达南京，进贡马匹金银器物。成祖数次召见，厚加赏赐，“赐织金文绮。②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
③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
④ 《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及归，帝亲制诗赐之”②。永乐十六年朝鲜太宗李芳远以年老逊位，废世子禔，传位于第三子祹。明成祖遣使赴朝，封为朝鲜国王。时明“已迁北都，朝鲜益近，而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③。
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日本战国群雄，经过近百年的战争，到十六世纪末期，丰臣秀吉陆续削平了其他封建诸侯，统一了日本。万历十三年（585），日本天皇任命他为“关白”（摄政），又兼太政大臣。这时日本社会随着庄园经济的瓦解，商业资本发展迅速。统一后的日本商人积极要求开辟海外市场，丰臣秀吉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策划侵略邻国朝鲜。
万历二十年（592）初，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出征朝鲜。侵朝日军共计十八万余人，舟师数百艘，分为九军，四月十二日在朝鲜釜山登陆，分兵北犯。“时朝鲜承平久，怯不谙战，皆望风溃”。日军迅速占领王京（汉城），进而攻占平壤。在三个月时间里，日军几乎占领了朝鲜全国。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今辽宁义县），遣使向明朝告急，请求出兵援助。
明朝得报，遂派副总兵祖承训、辽东游击史儒率军三千余去朝鲜作战，结果明军全军覆没，史儒战死，祖承训只身逃回。败报传来，明朝大为震动。神宗即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以提督陕西总兵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部署军事，前往支援。次年一月，抵达平壤城外。平壤东南临江，西枕山陡立，迤北牡丹台高耸，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筑设炮台。李如松指挥攻城，城上日军炮矢如雨。李如松坐骑被击毙，仍换马再战。部将吴惟中被铅丸击中，也仍奋呼督战。经过激烈战斗，明军大败日军，史称“平壤大捷”。收复平壤后，明军与朝军乘胜追击，相继收复了开城、汉城等地。日军连战皆败，伤亡惨重，退到釜山一带。于是汉江以南千有余里的朝鲜故土都被收复。然而在援朝抗倭战争即将取得完全胜利之际，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却力主与日和议罢兵，丰臣秀吉以和议为缓兵之计，不仅留驻釜山的日军始终未撤，而且暗中加紧准备，企图卷土重来。万历二十五年（597）二月，丰臣秀吉又调集十四万大军，再次侵入朝鲜。
明朝以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再次赴朝抗倭。在朝鲜军队的密切配合下，连败日军。次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去，日军人心动摇。明军乘势加紧发动进攻。日军企图从海上逃走，副总兵邓子龙和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统率水军邀击于釜山南海，大败日军。邓子龙年逾七十，意气风发，直前奋击，日军死伤无算。朝鲜李舜臣也曾在日军第一次② 《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③ 《明史》卷三二○《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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