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第3/3页)
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④，唐及五代皆行其制，北宋初任用后周大臣范质等人为相，仍沿用旧礼，传说当范质等人起立奏呈奏章时，宋太祖密令去座，奏毕回时已无座，宰相“坐而论道”之礼遂废，常朝时宰相立班为后世沿袭。宰相此时之座还不是椅子。椅子起于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47）景延广向出帝进奉“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后周礼部侍郎窦仪“于堂前雕起花倚（椅）子二只，以祗备左丞洎太夫人同坐”。但椅子只有尊长及老人使用，正式场合未使用椅子及与之配套的桌子等。宋太祖时“使相”赴上仪（就职仪）时，于中书都堂（政事堂）“逐位（使相）就牙床、小案子上判案三道”是仪式的一部分②。这说明宋初官员正式场合使用的是“牙床、小案子”。宋太宗大宴群臣时全都就座，都指挥使以上坐于殿上，“宰相、使相坐以绣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参知政事以下用蒲墩，都虞候以上坐于朵殿，其余分坐两廊，“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条席”，席地而坐③。至少直到宋仁宗时，皇帝在正式场合仍未使用椅子，皇帝御座称为“驾头，一名宝床，正衙法坐也，香木为之，四足瑑山，以龙卷之”，实是一矮榻。皇帝出行时以一内侍抱驾头于马上前导，嘉祐六年（0）因内侍坠马，跌坏已传四世的驾头，以后改为四人抬。欧阳修记载当时婚礼，两椅相背置马鞍于其上，说明其时民间已使用椅子。河南禹州白沙宋墓《夫妻对坐宴饮图》壁画，更有了具体的桌椅图像，为矮背无扶手椅子，主人脚下另有“踏脚”。宋徽宗出行时也已改用椅子，称为“金交椅”（金饰或涂金），由御龙直执携，而“御椅子皆黄罗珠蹙背座，则亲从官执之”②。北宋末年著名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店铺内有大量桌子和条凳。只有进城第一家（上侧）一先生（或店主）坐一椅，及“赵太丞家”有一空椅，似都是“交椅”，类似现代的折椅，说明还不普及。南宋理宗时，张端义《贵耳集》记载，交椅“自来只有栲栳样”，说明“交椅”已是圈椅，已有扶手及矮靠背，秦桧时“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作为高靠背添在交椅上，“凡宰执、侍从皆有之”，说明大臣们都坐椅子，时称“太师样”，后世称为“太师椅”。吴渊是宁宗时人，张端义说吴渊所创则有误，但岳珂记载绍兴十五年（45）③ 宋代城市情况的变化，参见本编第五章《城市和镇市》第二节《城市制度》。④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3。
吴自牧《梦粱录》卷3。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
③ 《新五代史》卷29《景延广传》。
丁谓《丁晋公谈录》。
② 李攸《宋朝事实》卷2《仪注》二。
秦桧迁居新第，优伶进行庆贺演出时，有“一伶以荷叶交倚（椅）从之”，“尔但坐太师交倚（椅）”③，可见南宋初确已有此类高靠背的太师椅。南宋皇帝的“平辇”，“赤质，正方，形如一朱龙椅而加长竿二”；孝宗为高宗造的“七宝辇”，“中设香木御坐，引手为转身龙，靠背为龙首”④，御座为有扶手靠背龙椅，与后代相似，已不是驾头。南宋皇帝出行时，不仅有“快行家”“手执御校（交）椅”，御龙直“执黄罗珠子蹙百花背座御椅子并脚踏”等，实际使用的是坐椅；而“驾头用朱红圆兀（杌）子一只，以绣袱盖，閤门捧于马上，二边各有从人扶策”，实际已只是“仪物”而非实用。皇帝设宴时，也已是“殿上坐杌，依品位高低坐，第三、四行黑矮偏凳坐物”，已没有北宋初的席地而坐。说明北宋晚期以后，君臣百姓（主要是男子）都已普遍使用椅子、凳和桌子，这与北宋前期皇帝坐“驾头”矮榻，官员坐墩或坐“席”上，以及“就牙床、小案子判案”，有着根本区别。但在有的“国宴”上，还有一部分人是“就地坐”在紫沿席上，说明“席地而坐”，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陆游记载“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②，说明到南宋初男女都可普遍使用椅子等，这是中国古代在生活起居方面划时代的变化。
服饰赭、黄为皇帝专用色，后汉乾祐三年（950），郭威“澶州兵变”时，将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成为以皇帝专用颜色象征皇帝的事例；而后周显德七年（90）赵匡胤有计划进行“陈桥兵变”时，则已是用事先做好的“黄袍加太祖身”③，“黄袍加身”遂成为夺取帝位的同义词。皇帝也常服绛纱袍、红衫袍等，宋代以黄、红为皇帝专用色。官员公服（常服）的服色以官品（寄禄官、阶官）高低，五代、北宋前期沿唐制分为紫（深紫）、绯（大红）、绿、青四色，元丰元年（078）改为紫、绯、绿三色，紫、绯服分别加佩金、银鱼袋，高官可服低级服色，低官则不得服高出本级的服色。但可按规定服高一或二等服色，称为“借绯”、“借紫”，而按年限及特旨服者称“赐绯”、“赐紫”。五代、宋代的品官还另有朝服、时服、祭服等，服饰上更有许多烦琐的品级区分。
北宋初，庶人只许服白色，“白衣”作为无官职人的代称，太平兴国七年（982）增加了皂（黑）色，皂、白二色成为庶人、不入品的流外官吏、公人等的专用服色。宋代庶人习惯服紫色，端拱二年（989）规定不得服紫色，到至道元年（995），“帝（太宗）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④。宋代的服色禁令只针对男人，且皆指纯色及纯色为底色的“遍地密花”。小儿和妇女不在禁服之列，甚至可以服用“诸僭拟乘舆服用”的“纯以红、黄③ 《宋史》卷48《仪卫志》六《驾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4 嘉祐六年七月壬辰。说明“驾头”是一无靠矮榻，而且不太大。
④ 《东京梦华录》卷。
岳珂《桯史》卷7《优伶诙语》。
② 《宋史》卷49《舆服志》一。
③ 《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卷、3。
④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
为衣”。
宋代君臣都可头戴“幞头”，幞头本是一种头巾，北周创设时“以软帛垂脚”，隋代改为桐木，唐代“惟帝服则脚上曲，人臣下垂。五代渐变平直”。宋朝“君臣通服平脚”，皇帝有时“服上曲（脚）”。“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表而涂以漆。后惟以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②，即是宋代君臣常戴的“官帽”。至于《东京梦华录》所载“天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殿前班顶两脚屈曲向后花装幞头”，“御龙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皆是禁军殿前司所属诸班直，皇帝出行时的导从仪卫，属仪仗队性质，他们所戴幞头脚的形式不同，则与通常所说的官员官职级别无关。百姓所戴幞头高不得过二寸五分，通常都戴帽或抹额（束在额上的头巾）、裹巾。腰带的玉、金、银、犀角为各级官服用，百姓及吏则用铜、铁、角（牛角）、石、墨玉带。各行业有自己特殊的服饰，北宋首都开封“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南宋临安则稍有变化，如质库掌事已加裹巾。但到南宋晚期，“淳祐以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②。
南宋初因战事频繁，军校服紫衫便于行动，士大夫、官员也普遍服用，后来宋高宗一再申严禁止，遂改服白色的凉衫，也称白衫，形制同紫衫；孝宗初年，又禁服白衫，只用于丧服，官员仍服紫衫。北宋时，士大夫交往常服的帽衫，乌纱帽、皂罗衫、角带、系鞋，南宋时只作为冠、婚、祭服，而国子生仍服用。又有以白细布做成的襴衫，“圆领大袖，下施横襴为裳，腰间有辟积”③，进士及国子生、州县学生服用，帽衫、襴衫类似后代的学生服。此外，宋人还有许多常用服饰，如“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绰子，..今俗名搭护”，背子“今又长与裙齐，而袖才宽于衫”；“裤褶”，上服褶下服裤，“近代服之，无定色”；“汗衫”，也称中单④。
婚仪五代时，刘岳《书仪》的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是据“当时流俗之所为”记载的。北宋中叶已变为“当婚之夕，以两倚（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坐’”，是婚礼中的盛礼。
宋代婚礼大体是先经媒人，女方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经过问卜等认为吉利才回草帖子，然后过“细帖”也称定帖。写明三代、父母存亡及男方生辰、官职等，如果是“入赘”，则要在细帖中写明，并列出随带的房地产及金银等。女方回的细帖要列出嫁妆及随嫁的房地产等。其后进行“相 《旧五代史》卷0，后周《太祖纪》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建隆元年正月癸卯。② 《宋会要辑稿》舆服4 之5。
《庆元条法事类》卷3《服饰器物》。又，此前论著似未论及男女服色的区别等。② 《宋史》卷53《舆服志·幞头》。
③ 《东京梦华录》卷。有些论著认为天武官等幞头脚形式不同显示官职级别的差异，欠妥。④ 《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8《民俗》。
《宋史》卷53《舆服志·士庶人车服之制》。
亲”，由男方亲人到女方进行，相中即以钗插髻中，称为“插钗”；如不中意则送一二匹彩缎，称为“压惊”。插钗以后，男方下定礼，女方回定礼，以男方所送酒的一半回送，并以空酒瓶（樽）两只盛清水放入活鱼三五条，箸（筷）一双放入瓶内，称为“回鱼箸”；南宋时为金鱼四条、箸一双、葱二株，富户以金银打造鱼、箸各一双放入空酒樽内，外加彩帛二卷以表示为生葱。其后节庆时送礼，称为“追节”。定下婚期后要“下财礼”，女方无力自办嫁妆，则男方除送首饰衣帛外还须送钱，称为“兜裹”。婚前一日女方先到男家铺设新房，称为“铺房”。娶亲日男方备车、花檐子或轿迎亲，女方给“利市钱”，称为“起檐子”，才出行。到男方门前，从人及办喜事人又要利市钱，称为“栏门”。又有人执花斗，内盛五谷、钱、果，望门而撒以压煞神，称为“撒谷豆”。新娘下车、轿后踏青布条或青锦褥而行，前有一人持镜面对新娘倒行，先跨马鞍及秤，进门后至一室中少歇，当中悬帐，称为“坐虚帐”；或直接进入新房内坐于床上，称为“坐床富贵”。女方的送客饮三杯五盏而回，称为“走送”。北宋末及南宋初，还于中堂设榻，上置椅子（无马鞍）称为“高坐”，新郎坐上后三请后下坐，后废此礼。新房的门挂下端碎裂的彩帛，新郎入门，众人争扯彩帛小片而去，称为“利市缴门”。又用红绿彩缎二端各做一“同心结”，男挂于笏（或槐筒）倒行，女牵于手相向而行，称为“牵巾”；南宋又请男家双全女亲用秤或机杼挑去新娘盖头，出拜家庙、参礼诸亲，再由女倒行牵回房，行对拜（交拜）礼后坐床，礼官以金银钱、彩钱、杂果撒掷，称“撒帐”。男左女右各留少些头发“结发”，称为“合髻”。又用两盏以彩结（同心结）连结，互饮一盏，称为“交杯酒”，也称“交卺礼”。以盏一仰一覆压在同心结上放于床下，俗称“大吉”，大家贺喜后掩帐。新人换妆后再到中堂参谢亲人、舅姑后，再入礼筵饮酒，婚礼结束。北宋时，次日五更向桌上镜台的镜子展拜，称为“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献上鞋、枕等称“赏贺”，尊长回赠称“答贺”。女婿往参妇家称“拜门”，次日即行的称“复面拜门”。第三日，北宋时女家送彩缎油蜜蒸饼，称“蜜和油蒸饼”；南宋时送茶饼、鹅、羊等，称“送三朝礼”。女家往男家作会致酒，称“暖女会”；迎女回家，并以礼品送回婿家，称“洗头”。一月，婿家开筵相庆，称“满月”，南宋称“贺满月会亲”，整个婚仪结束②。
丧俗五代后唐时，京城洛阳凡是死亡之家都需经官府或军方巡察，如有非正常死亡，事涉冤诬即行追勘，并对各级官员、百姓的丧葬仪制，包括明器（随葬品）数量等都有规定。如唐李德裕所说“生无孝养可纪，没以厚葬相矜”，丧葬之家“生产储蓄为之皆空”，故明令禁止厚葬③。北宋依据五代制度制定丧制。
北宋时，河东地区流行火葬，皇祐五年（053）韩琦任并州知州后曾禁止火葬。南宋时，东南地区也流行火葬，“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燔爇而弃捐之”，“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而且“日益② 高承《事物纪原》卷3《衣裘带服部》。
③ 欧阳修《归田录》卷2。椅本作倚，后才改从木旁，倚并非误字。
炽甚”。绍兴二十七年（57），高宗曾下诏以荒地作为贫民的墓地以抑制火葬。但是，“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因而于次年改为只禁止富户士族进行火葬，其他人户从便。
宋代丧葬习俗中，还有人死“以方帛覆面”，以新衣作为“明衣”，而称“赠死者”的衣服为燧，俗称“搭衣架”。在墓圹中置“桐人”，而称随葬的俑为“明器”，在棺中还放有盛有粮食的罂。也沿唐俗丧祭时焚烧纸钱，称为“楮镪”。送葬时“挽郎”手执盖在丧车前后的“翣”，还有人唱“挽歌”等②。子弟守孝三年，官员守孝称“丁忧”，期满后才能再做官。
节庆元旦正月初一，俗称“新年”，也称“年节”、“岁节”、“元正”、“元日”，是第一个重大节日，皇帝进行大朝会以庆贺，接受邻国使者的朝贺；百姓穿新衣，互相庆贺，家家宴饮，吃■（汤饼），夜晚赏灯，南方还放爆竹，南宋时首都临安还放烟火。
立春从首都到各州县都要造土春牛，南方兼造土耕夫（牧牛人、芒儿），在府、县衙前以彩杖鞭“春牛”；还制作小春牛出卖、赠送以示丰收之兆。南宋百姓争夺土牛肉（碎土），称宜蚕、宜田兼治病，土耕夫则移入土地庙。元宵正月十五日，亦称上元、元夕、元夜。元宵点灯，唐代、五代不常举行。后梁开平三年（909），梁太祖在西都洛阳诏“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乾化二年（92），首都开封首次于“上元夜，任诸寺及坊市各点彩灯”，则只是一夜；而且是“近年以来，以都下聚兵太广，未尝令坊、市点灯故也”②。宋建隆二年（9）元宵，首次点灯，后通常为三夜。乾德五年（97），首都开封增为五夜（十四至十八日），各地方仍为三夜。宋太宗时张詠任益州知州，暗增十三日夜灯，称为挂塔。以后杭州、益州首先增为五夜，其他财力富裕的也多增为五夜；南宋时则都为三夜。南宋灯品以苏州、福州为最好，新安（今安徽歙县）虽晚出，精妙绝伦。
清明节、寒食节寒食节的第三天为清明节，寒食节前做好饭食，这三天不生火煮饭而“寒食”，也称“禁烟节”、“冷烟节”，是第二个重大节日。寒食节是百姓“野祭”扫墓的节日，后唐同光三年（925），庄宗出洛阳西郊望帝陵方向进行“望祭”，是仿民俗进行的，称为“破散”，为其后帝王所沿袭，并烧衣服、纸钱。北宋时放假七日，南宋则放假五日，纸马铺还有纸制楼阁出售。帝王发宫人及宗室朝陵祭祀，百姓扫墓郊游，南宋首都临安市民还乘船游西湖及看龙舟。北方“俗有寒食一月节之谚”，而“绍圣以来，江淮之南寂无此风（寒食）”。
端午节亦称端五，五月初一为端一等，初五为端五。也称重午节、浴兰令节，古有“蓄兰为沐浴”，及于午时取井水沐浴以避疫气；北宋首都开封则以桃柳心之类烧汤沐浴。节日食品有粽子、枣糕、菖华（菖蒲）酒，以 参见《东京梦华录》卷5《娶妇》；《梦粱录》卷20《嫁娶》。
② 《五代会要》卷8《丧葬》上。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2《禁焚尸》；《宋史》卷25《礼志·士庶人丧礼》。② 参见《事物纪原》卷9《吉凶典制部》。
及香糖果子、糖蜜韵果、水团等。粽子有角粽、锥粽、筒粽、秤锤粽、九子粽，除黏米外，有的加枣或糖，以及松栗、胡桃（核桃）、姜桂、麝香之类。以艾人钉在门上，买张天师像，用泥和草做张天师，以艾为头、蒜为拳，置于门户上。或买用采帛制成的小符戴发髻上，称为“钗头符”等，皆用以辟邪，楚地还有龙舟竞渡。
中秋八月十五日，也称“月夕”。北宋首都开封“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螃蟹、石榴、梨、枣、栗等新上市，家家团圆欢宴赏月，直至深夜，有的通宵达旦。南宋首都临安自八月十一日开始观看浙江潮，直至二十日，以十八日最盛；中秋夜还在浙江上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烂如繁星。
重阳节九月初九日，也称“重九”，九为阳数，故称重阳。人们赏菊和出外登高，以茱萸插头以辟邪，以粉面蒸糕，加枣、栗，也有加肉的，有面糕、黄米糕、花糕，上插小彩旗以赠送。天明时以片糕搭小孩头上称“百事糕”，祝“百事皆高”；又于糕上放“小鹿”数枚，称为“食禄糕”（意为预祝做官）。
冬至节与寒食、元旦为北宋三大节日，南宋则与元旦（年节、岁节）
为两大节日，号称“亚岁”，冬至前夜为“冬除”，也称“二除夜”。“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南宋时，“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元旦）仪，而都（临安）人最重一阳贺冬”，商店停业三天以庆贺，称为“做节”；人们互相送礼，因离年节较近，以致有的到元旦时相互送礼还不如冬至，有“肥冬瘦年”之谚。冬至有吃馄饨的习俗，有的一碗有十多种，称为“百味馄饨”，有“冬馄饨，年■饦（汤饼）”之说。
除夕、交年节十二月三十日，也称除日、除夜、岁除，也称为大节夜；而称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也称交年节。交年节为“新旧更易”，送故迎新，“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抹涂灶门，谓之醉司命”。商店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等以备民户除夕之用。这天要打扫房屋，有“交年日扫屋，不生尘埃”之谚。晚上在门后、床下、厕所点灯（除夕相同），称为“照虚耗”。南宋于二十五日煮赤豆粥祭食神，称为“人口粥”。
除夕，五代后蜀各宫门也钉桃符；宋代进行扫除，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备香花供物迎神，皇宫还有装扮钟馗、灶神、土地、门神之类，驱祟出宫城外，称为“埋祟”。节日食品有各种果品、十般糖、澄沙团等。燃放爆竹，声震如雷；南宋还放烟火，家家围炉团坐，通宵达旦，称为“守岁”。
其他节日二月初一日“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南宋民间还以青囊盛百谷、果相赠。二月十五日，两浙有“花朝节”，南宋首都临安人纷纷出城赏花。四月初八日“浴佛”节，也称佛生日，各地寺院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称为浴佛水，以铜佛像浸在小盆内糖水中。七月初七日“七夕节”，儿童女子皆穿新衣，于庭院列香案、酒果，令女郎列拜，称为“乞巧”。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僧寺作盂兰盆斋会，焚烧衣服纸钱；家家祭祀祖先，人们大多吃素，屠户亦停业。此外，还有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皇帝生日等不少小节日。
第二节五代、宋的宗教佛教自唐会昌五年（845）“禁佛”以后，虽自大中元年（947）起，大力恢复佛教，但佛教已元气大伤，加上唐末农民战争，佛教寺院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自五代开始，战乱频繁，官府管理僧寺的制度松弛，不少僧尼戒律荡然，到后唐时，“僧尼寺院多有故违条法，衷私度人（为僧尼）”，“妄称圣（佛）教，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因而于天成二年（927）规定，志愿出家为僧尼者必须经官府准允，还要考试念经文，“不得私受戒法”，否则处罪。僧尼除规定的“官中斋会行香”等外，“僧尼不得辄有相过，如敢故违”，“画时擒捉，并准奸非例处断”。僧侣不能在尼寺开讲，除斋月开讲时外，“坊界及诸营士女”，“不得过僧舍”，僧侣也不能公然住在民户家中。后晋天福二年（937），也严申出家为僧尼的规定，如果“州府不遵敕命，衷私剃度（僧尼）”，也要受到惩处。但是，五代时不仅朝代更迭频繁，而且常常是政令不畅，到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而“缁徒（僧侣）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不仅有碍社会治安，加上僧尼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后周的赋税与兵役。世宗决心对佛教进行整治并加以限制，显德二年（955）下诏，凡是无“敕额寺院”，全部停废；边远州郡而无敕额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县城及常住居民200 户以上的军、镇，又没有敕额寺院的，允许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无尼则只保留僧寺一所。凡志愿出家，不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如已丧则由同居伯、叔、兄）同意，男5 岁以上，女3 岁以上，还须念读经文考试合格，只在首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设立戒坛进行剃度③。共废寺院3033 所；保留294 所，系籍的僧尼.2 万人。同年九月，为了解决钱荒，世宗决定除保留必需的铜器及存留寺院的铜佛像外，所有“民间铜器、佛像”全部用于铸铜钱，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指出铜像并不是佛，“佛在利人”，“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表明限制佛教发展的决心，此举受到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高度赞扬“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北方的佛教发展受到限制，周世宗此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代武帝一起被列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禁佛”，也称“三武一宗法难”。
佛教在“十国”则并未受到打击，吴僧祖肩以阴阳五行之术佐吴王杨行密，权臣徐温之礼遇石头大师；前蜀王建为诗僧贯休建龙华道场；荆南高季兴之慰留诗僧齐己，可见“十国”帝王礼敬佛教之一斑，而吴越、闽、南唐、南汉的佛教因得到帝王的倡导而尤为兴盛。
吴越王钱镠、钱镠（弘俶）先后尊僧昭、德韶为国师。德韶为法眼宗第二代法嗣，法眼宗遂大盛。法眼宗僧人延寿后修净土宗成为净土宗大师。天③ 参据《东京梦华录》卷 至0；《梦梁录》卷 至；陈元靓《岁时广记》。 《五代会要》卷2《燃灯》。
《五代会要》卷2《寺》、《杂录》。
台宗义寂向吴越王钱镠提出天台宗佛经因“安史之乱”及会昌禁佛时焚毁，向高丽取经，钱俶即遣使求取，“高丽君乃命国僧谛观报聘，以天台教部还归于我”（《宋高僧传》作通过德韶“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通过义寂的传法，天台宗遂复盛②。佛教其他各宗也都得到发展。
唐末王潮、王审知据福建，提倡佛教。禅宗雪峰义存禅师，王审知“时则迎而馆之于府之东西甲第，每将俨油幢聆法论，未尝不移时”，义存死时已是后梁开平二年（908），义“存之行化四十余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③，闽国佛教由是大盛。闽国末年，大将李仁达曾一度拥立僧卓岩明为帝。
佛教禅宗至唐代晚期，神秀北宗已衰亡，慧能南宗独盛，弟子南岳怀让门下已形成沩山灵祐及弟子仰山慧寂的“沩仰宗”、临济义玄的“临济宗”；慧能另一弟子青原行思门下也形成洞山良山与弟子曹山本寂的“曹洞宗”。僧文益是青原行思门下七世（义存系）漳州罗汉院桂深的弟子，南唐诸帝崇尚佛教，文益被迎住金陵报恩禅院，号净慧禅师，后迁往清凉寺，弘扬禅宗，死后谥**眼禅师，其所创宗派，号称“法眼宗”。
南汉前主刘隐、中主刘岩敬重韶州灵树院僧如敏，“署为知圣大师”，僧文偃受知于禅宗青原行思门下五世闽雪峰义存，义存禅师“密以宗印授焉”，文偃后到灵树院为首座，南汉中主“大加欣赏，文偃倡导灵树、云门凡三十年”，创云门宗，云门宗首先盛行于南汉。
宋朝建立，宋太祖崇佛而有所节制，停止了周世宗的毁寺打击佛教的活动，但“建隆初，诏佛寺已废（者），不得再兴”②。“岁度千人”为僧，在平定诸国前共有僧尼六万七千多人，略多于后周时。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现）在佛不拜过去佛。’..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以为定制。”赞宁是太宗时随吴越王钱镠归宋，故此僧可能并非赞宁。太祖“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③，宋太祖对于佛教态度于此二者可见。宋“太宗崇尚释教”，于宋代诸帝中为最甚。太平兴国五年（980），宣召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译经的法天来京，于太平兴国寺西侧兴建译经院，太宗亲为译经作序。真宗、仁宗时续有译经，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宋代重视佛经的刻印，益州官刻本自开宝四年（97）起到太平兴国四年刻成，称《开宝藏》。以后由寺院刊刻的有福州东禅寺觉院版，崇宁三年（04）刻成，称《崇宁藏》；两宋之际的开元寺版，称《毗卢藏》；南宋时，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思溪藏》、《圆觉藏》）、安吉县（今安吉北）资福禅寺（《资福藏》）、平江府碛沙延圣禅寺（《碛沙藏》），也陆续刊刻《大藏经》，促进了宋代佛教的传播。
宋真宗以后，道教高于佛教，宋徽宗于宣和元年（9）废佛入道，改寺院为道观，改佛、菩萨为金仙、仙人、大士，和尚为德士、尼为女德等，② 《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九月。
③ 《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980 年版。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9《僧义寂传》；赞宁《宋高僧传》卷7《义寂传》。② 《宋高僧传》卷2《义存传》。
③ 《十国春秋》卷《僧如敏传》、《僧文偃传》。
《宋会要辑稿》道释 之5。
但次年即恢复佛教。五代北宋初，“东南之俗，连村跨邑去为僧者，盖慵稼穑而避徭役耳”②。雍熙二年（985），“诏自今经业精熟者，方许系籍”③，“系籍”即有“度牒”，以控制僧侣的数量。僧尼数量才逐步减少，天禧五年（02）为近4 万，景祐元年（034）为43 万多，庆历二年（042）为39 万多，熙宁元年（08）为25 万、十年为23 万人，主要是自然减员，每年死 万人左右。
宋代对佛道二教实行“度牒”制度，由朝廷每年限量颁发以控制僧、道的数量，宋神宗时开始出卖空名度牒。度牒是僧、道的身份证明，如丢失须取保经官府验证后出给“公凭”，否则还俗。出家者须经父母等同意，无过犯、文身，男9 岁以下、女4 岁以下，佛教男称“行者”、女称“尼童”（道教称“道童”，男为道士童子，女为女冠童子），“童行”是道佛两教出家者未剃（披）度前道童与行者的合称。行者（8 岁）、尼童（5 岁）经考试读经等方可“剃度”（道童须经“披度”，合称“披剃”）受戒才给度牒，才能享受免赋役的特权。宋朝廷发放“度牒”的数量，自“嘉祐（元年，05）至治平（四年，07）总十三（二）年，给七万八千余道，熙宁（元年，08）至今（八年，075）八年，给八万九千余道”，前期每年为500多道，后期为00 多道。通常“行童”十人中每年许一人“剃（披）度”，有时采取每僧百人、尼五十人、道士·女冠二十人“披剃”“童行一人”，由于数量限制，以致有的已三四十岁但仍为“童行”②。
宋代佛教禅宗、净土宗最为流行，其次为天台宗、华严宗、律宗。禅宗自唐末五代分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到宋初，已只有临济、云门二宗盛行，其他各宗逐渐衰落。云门宗怀澄门人慧南，后师临济宗潭州石霜崇胜寺楚圆（慈明）禅师，北宋景祐三年（03），在洪州黄龙山宣扬禅宗，创“黄龙派”，亦称“黄龙宗”，禅法兴盛。慧南的同门方会禅师“辞（楚圆）归九峰，后道俗迎居杨岐（属袁州，今江西宜春）”山，宣扬禅宗，也称杨岐禅师，创“杨岐派”，亦称杨岐宗，庆历六年（04）移住潭州云山海会寺。杨岐、黄龙合前五宗，合称“五家七宗”，也称“五宗七家”。南宋时，禅宗只有临济宗兴盛，黄龙派于淳熙十四年（87）后由日僧荣西传往日本，此后黄龙派日渐衰落；杨岐派也于庆元五年（99）后由日僧俊芿、辨圆先后传往日本，南宋后期的临济宗实即是杨岐宗。宋代禅宗最盛，其徒先后撰有《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南宋末淳祐十二年（252）释普济对五书删繁就简，编为《五灯会元》，为唐宋禅宗史与语录集。
净土宗，五代末吴越禅宗法眼宗延寿禅师，后住杭州永明寺，创禅宗、净土宗合行说，著《万善同归集》，前后度弟子700 人。宋开宝七年（974，时吴越尚未归宋）入天台山，度戒约万余人。杭州昭庆寺净土宗省常于宋太宗末年在西湖边结莲社（后改易行社），入社的信众百余人、僧众达千余人；此后佛教结社念佛遂成风气。宋代净土宗常依附于禅宗、天台宗、律宗。天台宗自五代时吴越义寂再兴后，义寂同门杭州慈光院志因的弟子晤② 《宋朝事实类苑》卷。
③ 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3《财用门·鬻僧类》。
《宋朝事实》卷7《道释》。
② 《宋会要辑稿》道释 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