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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提出较详细的论证第一，用比较充分的史料证明西夏王族拓跋氏源于鲜卑拓跋，虽然还无材料确证西夏拓跋氏即元魏王室之后裔，但西夏拓跋氏与元魏拓跋氏同出一族似无疑义。第二，原居于我国东北大鲜卑山一带的拓跋鲜卑一支，大约在公元3 世纪中期进入了河西，并有一部分归附或进入吐谷浑部族，成为其中的一个部落。到隋末即脱离吐谷浑统治，形成一个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部落联盟，即党项八部。第三，拓跋鲜卑流入羌部形成党项拓跋氏，史书所称“党项羌”，表明了鲜卑人与羌人的融合，表明了历史上统驭诸羌的鲜卑人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党项羌的统治者，也表明了不可避免地反被“羌化”的历史命运。有的论著还从历史记载中党项拓跋氏与被统治的羌族在称谓上表现的对立性，多沿“北俗”而非羌俗的西夏风俗，以及族称、语言系属等方面来论证西夏王族拓跋氏与被统治的“党项人民”分属于不同族属②。
二、西夏的社会性质及其分期。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党项内迁使党项社会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即由部落社会向部落联盟过渡。从宋初李继迁到李元昊建国，党项社会完成了由氏族公社所有制向封建所有制的转化时期。李元昊建立了宗法封建制国家③。第二种意见认为，党项内迁后，进入宋朝统治时期，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了奴隶制，进而建立了党项奴隶主国家。元昊建立了“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主的国家”，“西夏在崇宗到仁宗时期，..逐步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 册）。第三种意见认为，党项羌从公元 世纪左右已处于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会末期，从7 世纪末内迁后，在定居内地二三百年的过程中，党项社会跨入以家长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同时也积累了封建制因素。从五代宋初起特别是从李继迁时期开始，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元昊建国标志着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领主制，乾顺以后，进入封建地主制（吴天墀《西夏史稿》）。三种意见归结为两点，一是对西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认识，一是西夏社会的发展是否经过奴隶制问题。对后一点持否定看法者，主要是分析西夏社会“奴隶”的存在与否及其身份问题。他们认为，如果说建国前党项社会存在着有奴隶身份的“奴隶”的话，② 《旧唐书》卷98《党项羌传》“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党项》“党项，西羌之遗种。”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98 年第4 期。② 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955 年第2 期；又《论西夏拓跋氏、嘉戎、吐蕃和羌人的族源关系》（98 年宁夏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吴天墀《西夏史稿》。③ 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959 年第5 期。也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负者。有奴隶存在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奴隶社会。西夏建国后，靠对外战争俘虏奴隶而建立的奴隶社会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西夏对外掳掠战争直至西夏灭国前夕都在发生。奴隶制的存在要靠对外掳掠以补充奴隶来源，但不能反过来说，对外掳掠必须以奴隶制为其归宿。
三、西夏的官制问题。今人的西夏史论著在谈到西夏官制时，都认为存在着“蕃官”与“汉官”两套官制，两个系统②。对“蕃官制度”的产生也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是西夏官制“除仿宋外，更保留原有之蕃官制度”（林旅芝《西夏史》）。一种意见认为两套官制之设始于元昊建国，“元昊一面采择宋制建立官职，一面又设党项官，两个系统并立”（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 册）。两套官制论者认为，其目的在于既保持党项贵族在政府里的主导地位，同时又适应汉族地主阶级建功立业的要求，以便更有效地实行统治，就像辽王朝设南北面朝官一样（吴天墀《西夏史稿》）。
两套官制之说本于吴广成《西夏书事》，有关记载说，元昊建国“始立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其制多与宋同。自中书、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汉人分为之，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努、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卷）。至毅宗时“备官制”，又有“汉设..等官；蕃增..诸号”（卷20）云云。争论的关键是对吴广成的记述有不同理解“蕃号”是否就是“蕃官系统”的判定。
否定西夏另设有蕃官系统者，首先考察所谓“蕃官”名称的“蕃号”出现的特定环境与历史背景，认为所谓“蕃号”，不过是西夏官制名称的西夏文字译名，它仅出现于出使宋朝的夏国使臣的本官称谓中，这是由于宋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所造成的奇怪现象，因而留载于史籍。我们在西夏同辽、金两国的交往中还找不到这种例子。这种职官名称与“蕃号”的对译，在今存的西夏文字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此外，从今天可以看到的西夏文和汉文有关官制的史料中，都不曾有两套官制的记载②。更多的事例说明，西夏官制中，上至国相，下至普通官吏是“皆分命蕃汉人为之”的，因此两套官制之说，其中有一“蕃官系统”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四、人物评价。对西夏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李继迁、李元昊和李仁孝的评价上。李继迁是西夏国的奠基者，史学界着重强调他在反对民族压迫、统一党项各部所起的作用。其次是他在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封建文化，加速党项族的发展，促进党项社会进步方面的贡献。李继迁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突出的军事才能与过人的勇敢精神，因而成为党项族的杰出领袖②。对夏国创建人李元昊的评价，着重强调他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军 张广志《党项与奴隶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984 年第3 期。②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 册；钟侃等著《西夏简史》；吴天墀著《西夏史稿》。 《西夏书事》卷2“初，夏使入贡，移文延州，称使者官曰枢密，鄜延安抚使程戡奏令称使副不以官，或称领卢。领卢，蕃枢密号也。”据西夏人骨勒茂才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枢密”西夏文”，音“领卢”。
② 汉文资料如《宋史·夏国传》；西夏文资料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官阶封号表》等。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突出的例子如宋仁宗景祐四年（037），宋朝不第举人张元投奔元昊，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04）官至国相、太师、中书令。
② 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宁夏大学学报》98 年第4 期；徐庄、李萌《西夏的奠基人李事家，在创建夏国过程中的丰功伟业。征服回鹘、吐蕃，统一河西的战争，建国后对北宋与辽的战争，都显示了他作为军事家的才能；建国前后在政治制度、文化事业上的建设，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眼光与手段。在党项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元昊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本族独立自主的大业。元昊的私生活与家族矛盾，使他不幸中道而殂，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党项族的民族英雄称号③。对西夏“中兴”之主李仁孝的评价，着重强调他在吸收和推行汉族封建文化，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进步措施，对西夏后期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消极作用是，崇儒尚文导致了党项族固有的崇实尚武精神的削弱，使西夏进入了由盛而衰的时期。任得敬分国阴谋的败露，反映了西夏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