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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
书法上的卓越成就颜真卿以造诣超群的书法艺术名高天下，他善写正书、行书，“自篆籀分隶而下同为一律号书之大雅”。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吸取了前代和同时著名书家的长处，陆羽称他的字体得王羲之之筋骨心肺，他的笔法还师承了唐代书法家张旭，并请教过僧人怀素。他对笔法很有研究，《广川书跋》称“其过人处正在法度备存而端劲庄特”。曾作笔法十二意。他以善写正书而名垂后世。字形具有蚕头燕尾的特点。“论者谓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此其大概也，至其千变万化，各具一体。若《中兴颂》之宏伟，《家庙碑》之庄重，《仙坛记》之秀颖，《元鲁山铭》之深厚，又种种有不同者，盖自有早年书《千佛寺碑》已与欧、虞、徐、沈暮年之笔相上下，及中兴以后笔力迥与前异，亦其所得者愈老也。”他的书法遗迹一直为人们所珍爱，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宋代欧阳修得其断碑题跋说“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虽其残阙不忍弃也。”又说颜真卿“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自可以先后传世无穷，不待其书，然后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遗迹，故今处处有之，唐人笔迹见于今者，惟公为最多。”明代学者陈继儒得到颜真卿所写的朱巨川告身墨迹，就将其书房命名为“宝颜堂”。总之，他的高超书法和他的高尚品格一样，可以并传而不朽。
佚名《宣和书谱》。
欧阳修《六一题跋》。
第二节柳公权柳公权（778—8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为唐朝名臣柳公绰之弟。少年时好学，十二岁时能写辞赋，他博通经书，元和初年，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守夏州时，征召他为掌书记。他通晓音律，擅长书法，精于正楷，初学王羲之，后又遍阅近代各家笔法，而主要得力于欧阳询、颜真卿两大书家，笔力遒劲刚健，结构谨严，自成一家，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说，是对后来影响很大的书法家。穆宗即位时，柳公权入朝上奏，穆宗召见他说“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当天就任命他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后又提升为右补阙、司封员外郎。当时穆宗荒淫、放纵，不务政事，曾问柳公权用笔之法，柳公权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后，脸色为之一变，知道柳公权是以笔法为喻进行劝谏。
柳公权经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在宫廷之中作为侍书。他的哥哥柳公绰在太原任官，就写信给宰相李宗闵，说明家弟本来有志于专研儒学，却以侍书之职为朝廷所用，和卜筮之官颇为相近，心里感到耻辱，请求更换一散官。于是改任为右司郎中，后又改任为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等职。
但文宗对他很思念，又重新召他为侍书，并提升为谏议大夫，不久又改任为中书舍人，担任翰林书诏学士，文宗曾夜间召对柳公权，蜡烛已经燃烧尽而话没有说完，宫人就把蜡液粘在纸上继续用来照明。一次从幸到未央宫，停下车驾，文宗对柳公权说“我有一喜事，边上衣赐，久不及时，今年二月给春衣纥。”柳公权上前表示祝贺。文宗说“单贺未了，卿可贺以诗。”柳公权随即应声说“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文宗非常高兴，称赞道“子建七步，尔乃三焉。”
还有一次与其他六位学士在便殿问对，文宗谈及汉文帝节俭，随即举起自己的衣袖说“此澣濯者三矣。”学士们都赞誉文宗节俭的美德，唯独柳公权默然不语，文宗就把他留下问他为何不语。柳公权说“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澣濯之衣，乃小节耳。非有益治道者。”文宗对柳公权说“极知舍人不合作谏议，以卿言事有诤臣风采，却授谏议大夫。”第二天，下诏任命他为谏议知制诰，学士之职依然。
开成三年（838），柳公权被任为工部侍郎。一次，文宗召见他询问政治得失，柳公权回答说“自郭旼除授邠宁，物议颇有臧否。”文宗说“旼是尚父（郭子仪）之从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无过。自金吾大将授邠宁小镇，何事议论耶？”柳公权说“以旼勋德，除镇攸宜。人情论议者，言旼进二女入宫，致此除拜，此信乎？”文宗说“二女入宫参太后，非献也。”柳公权说“瓜李之嫌，何以户晓？”并引用王珪谏太宗出庐江王妃故事，使文宗随即将二女送还郭旼。柳公权以忠言来匡正当时的弊政，大多类此。以后又晋升为学士承旨。
武宗即位后，柳公权被罢学士承旨之职，任为右散骑常侍，后宰相崔珙引荐为集贤殿学士，掌管院事。李德裕平时对柳公权很优厚，但因为崔珙所引荐，心中很不高兴，将其降职为太子詹事，改任为太子宾客。后又接连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等官爵，食邑二千户。后又重新② 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注出。
任命为左常侍。有一次，武宗重新召见一失宠的宫嫔，对柳公权说“朕怪此人，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矣。”就把面前的数十张蜀笺给了他，柳公权略加思考，而成一绝曰“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武宗看后极为高兴，命令宫嫔上前拜谢柳公权。以后又先后担任国子祭酒，工部尚书等职。咸通初年，为太子少师，咸通六年（85）柳公权去世，终年八十八岁。追赠为太子太师。
柳公权在当时以书法名扬天下，上自皇帝以至公卿、大夫及来入贡的外国人无不喜爱他的墨迹。一次，文宗在夏天与学士联句。文宗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接着说“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其他几位学士也都相继联句，文宗唯独吟咏柳公权所续两句，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就让柳公权题写在殿阁的墙壁上。字方圆五寸，文宗看后赞叹地说“钟（繇）、王（羲之）复生，无以加焉！”宣宗尤为珍爱柳公权的墨宝，曾召柳公权到殿前，由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着砚台，枢密使崔巨源拿着笔，柳公权用真书在一张纸上写了“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十字；用行书在一张纸上写了“永禅寺真草千字文得家法”十一字；用草书在一张纸上写了“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八字。宣宗赏给他锦彩及瓶盘等银器。又让他自写谢状，不拘真书、草书。当时公卿大臣之家的碑志，不是出自柳公权的手笔，别人就会认为子孙不孝。外国人入贡专门准备钱财来购买柳公权写的字。柳公权曾写京兆西明寺《金刚经》，具有钟、王、欧、虞、褚、陆各家的笔法，为其得意之作。其流传的书碑很多，以《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为最著名，书迹有《送梨帖题跋》。
《唐诗纪事》。
第三节怀素怀素（725—785），字藏真，本姓钱，长沙（今属湖南）人，后为京兆（长安）僧人，法号怀素。早年致力研究佛法，性格粗放，不拘小节，酷爱书法，据唐人陆羽《怀素传》所载怀素“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由于家贫无纸练字，曾在家乡种芭蕉以供挥笔练字，所居号称“绿天庵”。但仍然满足不了他练字的需要，就漆一盘练习写字，又漆一木板练习写字，因为用力勤奋，不断摹写，使盘板都被磨破。“然恨未能远睹古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到长安后，吏部尚书韦陟看到他的书法极为赞赏，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说“此沙门札翰，当震宇宙大名。”怀素感到“学无师授，如不由户而出。”于是拜金吾兵曹邬彤为师，学习笔法。邬彤对怀素说“草书古势多矣。惟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寒寂劲硬，不置枝叶。张旭长史又尝私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怀素连声说“得之矣！”经过了一年多，怀素告辞而去。邬彤在他临行之前对他说“万里之别，无以为赠，吾有一宝，割而相与。先时人传彤有右军恶溪小王骚劳三帖，拟此书课，以一本相付。”这些对于怀素书法的进步是很有益的。怀素还与书法大家颜真卿多有来往，两人切磋琢磨，相互探讨，对笔法的理解更深刻了。怀素潜心于书法，颇有悟性。一天晚上观看夏天的云彩随风而动，变化无常，“顿悟笔法，自谓得草书三昧”。他练字下了很大功夫，以致秃笔成塚，他以擅长草书而闻名，尤其狂草最为人们所赞叹，论者称他的狂草如“惊蛇走虺，骤雨狂风”。当时的文士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等人都曾写诗赞美他的狂草。李白的《草书歌行》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说他的字“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如楚汉相交战。”在此之前，唐人张旭的草书享有盛名，号称“张颠”；而怀素的草书则称为狂，说他是“以狂继颠”②。
怀素晚年的字更臻化境，字字如同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传世的字帖有《自叙帖》、《苦笋帖》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在《山高水深帖》题跋中称“怀素书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后人作草，皆随俗缴绕不合古法，不识者以为奇，不满识者一笑。此卷是素师肺腑中流出，寻常所见，皆不能及之也。”这不仅是对《山高水深帖》的评价，也是对怀素书法的高度评价。
《唐文拾遗》怀素《自叙帖》。
陆羽《怀素传》。
② 佚名《宣和书谱》。
《三希堂法帖》第五册。
第三十三章刘晏杨炎第一节刘晏幼有神童之誉刘晏（75—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东封泰山，十岁的刘晏献上《东封书》，玄宗读后十分欣赏他的才华，遂命宰相张说试其才能。张说测试后，大为称奇，对玄宗说“国瑞也。”即授任秘书省正字，从此号为神童，“名震一时”。
一次，玄宗于勤政楼前盛设乐舞和百伎杂耍。时教坊有个叫王大娘的女妓，善戴百尺高竿，竿上装有木山，状似瀛洲、方丈等仙山，还有一小童在上面钻来钻去，歌舞不停。玄宗把小小的刘晏召到楼上帘下，贵妃很喜欢他，让他坐在自己膝上。玄宗问他“卿为正字，正得几字？”刘晏回答说“天下字皆正得，唯有‘朋’字未正得。”贵妃让他咏王大娘戴竿，刘晏才思敏捷，应声而出，诗云“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贵妃与诸嫔妃乐得哈哈大笑，遂赐给他牙笏及黄纹袍。行政干才天宝年间（742—755），刘晏累授夏县（今属山西）令，以干练闻名，虽未曾督责赋税，却“输无逋期”。又举贤良方正科，补为温县（今属河南）令。政绩卓著，“民皆刻石以传”。不久又升为殿中侍御史。
安禄山叛乱后，刘晏避难于襄阳（今湖北襄樊）。永王李璘欲任他为官，他坚决推辞。时肃宗在灵武组建朝廷，刘晏致书宰相房琯，论今日的分封与古制不同，认为“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齐桓公）、文（晋文公）功，不可致”。主张加强皇权。肃宗诏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刘晏赴任至吴郡，正遇永王李璘起兵叛乱，沿江东下，刘晏遂与采访使李希言计议抗拒。刘晏守余杭（今浙江杭州西），李希言交战失利，败归刘晏。刘晏乃调发义兵坚守壁垒。永王兵败后，欲转而攻略州县，听说刘晏早有防备，遂从他道逃去。不久，肃宗诏拜他为彭原（今陕西镇原东）太守，转任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进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不久又兼京兆尹。他“总大体不苛，号称职。”后遭司农卿敬羽诬劾他泄漏禁中事，宰相萧华又忌其才干，遂贬为通州刺史。
代宗即位后，于宝应元年（72）六月，刘晏再次入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饯、租庸使。时颜真卿以文学正直出为利州刺史，刘晏举荐他代己为户部侍郎，改国子祭酒，又将京兆尹一职让于严武。翌年正月，擢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然兼任诸使职。广德二年（74）正月，因与宦官程元振交通的罪名，仅做了一年宰相的刘晏被贬为太子宾客，罢知政事。
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明皇杂录》卷上。按此贵妃非杨贵妃。
改革漕运自安、史之乱以来，潼关、洛阳一带受阻，江、淮财赋溯长江入汉水，抵达梁州、洋州，迂险劳费，汴渠也堙废不治。广德二年三月，关中米每斗涨至千钱，“百姓挼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在这种情况下，代宗又擢刘晏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以发展漕运，增加财赋收入。
刘晏受命以后，以转运为己任，为了弄清多年漕运的利弊，或坐船，或乘马，亲自对过去漕运沿线进行实地考察。他坐船由淮水经泗水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黄河。他到过河阴、巩县和洛阳，考察了宇文恺建造的梁公堰，分黄河水流入通济渠，又视察了大夫李杰新堤。他驱马陕郡城郊，右循砥柱、硖石，察看了三门渠津遗迹。经过他长途跋山涉水，实地调查研究漕运情况，“尽得其病利”。他要治理漕运，又担心受别人牵制，其治理方案难以推行，为了得到当政宰相的有力支持，他致书元载，具体陈述了漕运中的“四利”“四病”。其四利为一是京师三辅之民徭赋繁重，江、淮粟至，可减少其一半徭赋；二是东都凋残，人口流亡，漕路流通，村落人口从此滋多；三是在边诸将，外虏入侵，听说江、淮贡赋增至，军食丰足，可以震耀夷夏；四是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云集，可追复贞观、永徽之盛。其四病为一是从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人烟稀少，百姓穷困，转车挽漕，功且难就；二是黄河、汴水自天下乱离以来，河岸崩塌，所在淤塞，“涉泗千里，如网水行舟”；三是东垣、砥柱、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戍逻久绝，夺攘奸宄”，多不安全；四是从淮阴至蒲坂，长达三千里，屯戍相望，常言衣食不足，挽漕所至，船到便留，“非单车使者折简书所能制”。刘晏所陈述的四利四弊，既指出了开通漕运利国利民，可以振兴经济，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困难，如不解决这些难题，漕运仍然是纸上谈兵。元载正独揽朝政，看了刘晏的书信，极力赞成其事，因此刘晏“得尽其才”。从此，江、淮财赋才得以运至关中，代宗很高兴，派卫士备鼓吹于东渭桥迎接刘晏，还派使者慰劳他说“卿，朕酂侯（萧何）也”。大凡每年运至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刘晏恢复了旷废日久的漕运事业，使江、淮财赋源源运进关中，缓解了关中财政紧张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他改革漕运的结果。他从漕船的制造，水手的雇用与训练，到督航、护航等环节都改变了旧法，漕运由朝廷直接经管。
为使船坚固耐用，保证运输途中安全无损，刘晏于扬子设十场造船，每艘船给千缯钱，要比一般的船价高出一倍多。有人不太理解，认为“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刘晏则解释说“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刘晏洞察了官场之弊，多给船费，宁可给“执事者”以“私用”之钱，以求免得官吏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影响船的质量。后至唐末，有司计费付钱，无有富余，因此“船益脆薄易坏，漕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
运遂废矣”。实践证明了刘晏的做法还是正确的。
在漕运中，刘晏也改变了旧法。旧时转运船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刘晏改用口袋装米而以舟运送，可减费钱十五；由扬州至河阴，斗米费钱一百二十，刘晏做“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载一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派军将部送至河阴、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每斗减钱九十。他调来巴、蜀、襄、汉地麻竹筱作绹挽舟，以朽索府材代薪，“物无弃者”。他还采用分段漕运，“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把江南漕运的货物存放在扬州，汴河漕运的存放在河阴，黄河漕运之物存放在渭口，渭船漕运之物进入太仓。②过去漕运关东之谷进入长安，因河流湍急，一斛能运至八斗的“则为成劳，受优赏”。刘晏因地制宜，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训练漕卒，使其识水性，分段漕运，“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石，无斗升沉覆者”③。大大提高了漕运能力和减少了损失。刘晏所用篙工，也改变了旧法。过去，州县多取富人督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自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刘晏改用“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他从经营的盐业中出钱雇用船工，从江淮至渭桥，大抵漕运十万斛用傭钱七千缗，并补纲吏督运。因此，他主管的漕运“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
改革榷盐法刘晏还改革了榷盐法，用盐税以充军国之用。当时，许、汝、郑、邓州以西之民，皆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掌管；汴、滑、唐、蔡州以东，皆食用海盐，由刘晏掌管。在他掌管的食海盐区，坚持了原先第五琦的官营原则，同时又在官营与私商、盐户的关系方面作了调整，改为官督、民产、商销较灵活的形式。刘晏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因此，他只在产盐之乡“因旧监置吏”，负责收盐户所煮之盐；转卖给商人，对盐商则“纵其所之”，其余州县不再设官。在距产盐区较远的江、岭地区，则设置“常平盐”，如盐商不至，则官府把盐减价卖给百姓，结果“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刘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于是他“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因此，在吴、越、扬、楚州等地“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在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和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监，每年得盐税为百余万缗，约等于百余州的赋税收入。为了保障销售官盐的商人获利，从而确保官盐营利，刘晏奏罢诸道对盐船过境，州县收税的做法，“禁堰棣邀以利者”，使盐船所行畅通无阻。同时，又于淮北十三处如扬州、汴州、宋州、淮西等地置巡院，以“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刘晏这种“官督民产商销”的政策，是以官商分利的榷盐法代替了过去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促进了盐业的发展，因而也大大增加了盐税的收入。刘晏开始榷盐时，盐利每年收入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年，竟达到六百万缗，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中举足轻重，“天下之赋，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②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
盐利过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刘晏改革榷盐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河北魏博藩帅田承嗣兴兵作乱，吐蕃等也不时侵扰，兵革连年，军费支出庞杂，第五琦始榷盐以助军旅，刘晏代之以后，“法益密，利无遗入”。汴宋都虞候李灵曜北连田承嗣反叛后，河南藩帅有的也不奉行朝廷法令，擅自征收赋税，州县税收减少，刘晏却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调，而所入自如”，人们无不称赞其能。大历末年，每岁赋税收入一千二百万缗，而榷盐收入占其大半，而“民不告勤”。一次京师盐价暴贵，诏令刘晏漕运三万斛盐以济关中，盐船从扬州出发，四十天即迅速运至京师，“人以为神”。改革常平法刘晏对常平法也进行了改革。广德二年（74），他兼领常平使。大历元年（7）他与第五琦分掌天下财赋，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等地的铸钱、常平、转运、盐铁使由刘晏兼领。他利用这一地区商品经济比较活跃这一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了常平的营利效能。此前，常平业务由各州自办，由于政局的动荡，各州常平营利不多，现改由朝廷直接经营常平业务。刘晏于诸道设巡院，设专官专理各州常平仓。为便于掌握各地市场行情，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这样四方物价的高低、商品的盈余与短缺，虽极远不过四五日即能知悉，故“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见钱流地上”。
举贤任能，廉洁奉公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的用人之道是“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之所以如此，他觉得“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其所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他所任用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选用有能力的人，并能人尽其才。“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干能者。其所总领，务乎急促，趋利者化之，遂以成风。”对于一些权贵豪门如以亲戚相请托，刘晏虽也给予安排闲散职务，俸禄给多少，任官的快慢，都满足其要求，“然未尝得亲职事”。其所领要务，“必一时之选”。故刘晏卒后二十余年，掌管国家财赋的大臣如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等都是他的故吏。
刘晏本人也十分勤奋，孜孜不倦。每次早朝，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挥动马鞭计算财赋收入情况。每天天刚亮即开始料理事务，夜半方止，“虽休澣不废”。而且处理事务迅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晏虽掌管天下财赋，位高势盛，经手的钱物数不胜数，却为官廉洁，不谋私利。他治家以俭约著称，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他常说“居屋安便，不务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多品；马取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稳便，不务毛色。”人们无不钦佩他的廉洁简朴。
刘晏理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以爱民为先”。他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基础之上的。他的做法是每月把各州县雨雪丰歉的情况报告给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祟”，使老百姓不至挨饿流散。各知院官见到歉收的迹象，也先将情况上报，某月须蠲免赋税多少，某月须救济多少。到期以后，刘晏不待州县申请即上奏朝廷，因此往往能应民之急，未曾失时，不等农民困弊、流亡，即及时赈济，“由是民得安其居，户口蕃息”。刘晏初兼转运使时，天下户口不过二百万，其末年乃增至三百余万。故史称“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
被诬致死，“天下以为冤”
大历四年（79）三月，刘晏再次擢任吏部尚书，知三铨事。他明于吏治，有识鉴能力，故“推处最殿分明，下皆慑伏”②。大历十二年（777 年）三月，代宗以宰相元载专横，多纳贿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依附元载，也贪赃枉法，遂命刘晏审理。刘晏以元载“居任树党，布于天下，不敢专断”，经奏请代宗，又命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礼部侍郎常衮、谏议大夫杜亚与刘晏同治此案。经过审查，元载与王缙伏罪。在处死元载以后，刘晏认为王缙与元载有主从之别，罪恶轻重不同，欲复奏朝廷，区别处理。遂对李涵等人说“重刑再复，国之常典，况诛大臣，得不复奏？又法有首从，二人同刑，亦宜重取进止。”李涵等依从其议，遂复奏朝廷，代宗乃免王缙死罪，贬为栝州刺史，“缙之生，晏平反之力也”。
大历十三年（778）十二月，宰臣常衮专政，以刘晏“久掌铨衡，时议平允，兼司储蓄，职举功深”，担忧他的“公望日崇，上心有属”。因而妒嫉他，奏称刘晏为“朝廷旧德，宜为百吏师长”，应擢任左仆射。表面上尊崇他，而实际上剥夺他的实权。代宗以刘晏“使务方理”，又难以找到代替其职务的合适人选，故虽擢任左仆射之后，仍使他兼领使务，知三铨事。
当时，江淮特产茶与柑桔，刘晏常与本道分别入贡，而刘晏所贡往往早于地方州府，招致了他们的不满。另外，刘晏常馈送四方名士，对一些爱说长论短的人“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人们议论刘晏有意固宠保位。在大历年间，军国费用皆依赖刘晏，故未曾对此检查。德宗即位后，一些人屡次上言请罢其使职，刘晏也一再推辞，德宗不但不允许，反又加授关内、河东、三川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
不久，道州司马杨炎入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此前元载为宰相时，杨炎为吏部侍郎，因文学才望颇受元载亲重，但与吏部尚书刘晏关系不洽。刘晏奉命治罪元载，杨炎也遭外贬。这时杨炎为当政宰相，衔恨旧怨，并欲为元载报仇。当时传言代宗宠爱独孤妃，又喜爱其子韩王李迥，刘晏曾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尽管并无确凿根据，杨炎却如获至宝，上奏德宗说“赖祖宗福祐，先皇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幹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于以伏罪，晏犹领权，臣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他涕泗交流，煞有介事。另一宰相崔祐甫表示反对，他说“此事暧 《唐语林》卷二。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当究寻虚语。”带有宰相职衔的朱泚、崔宁也从旁救解，当时，虽未对刘晏治罪，但德宗对刘晏遂生嫌隙，终于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罢免了其转运、租庸、盐铁等使。二月，又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
刘晏虽已外贬，杨炎仍不肯善罢甘休，他得知庾准往日与刘晏有私怨，把他擢任荆南节度使。庾准按照杨炎的意图，诬奏刘晏曾致书朱泚，语言怨望，并召集士卒，擅取官物，胁迫诏使，阴谋作乱，杨炎还出庭作证。德宗并未详察，遂于其年七月遣使者就忠州缢杀刘晏。时年六十六岁。过了十九天，德宗才颁下赐死诏书，公布其所谓罪恶。家属发配岭南，受株连者数十人，“天下以为冤”。时杨炎兼删定使，提议要籍没其家，但遭到群臣的反对，被迫停止。当时簿录其家财产，仅有书两乘，米麦数斛，“人服其廉”。刘晏的无辜被杀，天下人都以为冤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朝廷，以为“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请求召还其远流的妻子。但德宗尚不悔悟，见表未有表示。直到兴元（784）初，德宗才渐渐悔悟，允许归葬。贞元五年（789），德宗还擢任刘晏一子执经为太常博士，另一子宗经为秘书郎。刘执经以其父冤死，无所赠谥，请求退还己官，求追命其父，于是才诏赠郑州刺史，又加司徒。
刘晏是中唐时期著名的理财家。时承安、史之乱，经济凋敝，财政拮据，民生窘迫。他掌管财赋以后，革故鼎新，兴利除弊，“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他的“民不加赋，而国丰饶”的经济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誉为“管（仲）、萧（何）之亚”，表现了他治理财赋方面的卓越才干。
第二节杨炎才能和缺点杨炎（72—78）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擅长文学，文章词藻华美，在汧州、陇州一带很有名气。刚入仕途，被任为河西节度掌书记。杨炎的报复心很强，神乌令李太简曾因醉酒侮辱过杨炎，杨炎后借机报复，令人将李太简反绑，用铁棒拷打几乎致死。当时，因节度使吕崇贲爱惜杨炎的才干，才没有处他罪。李光弼奏请杨炎为判官，他没有接受。朝廷征召他为起居舍人，他也坚决推辞。服丧满后，被任为司勋员外郎，又改任为礼部郎中，知制诰，后又为中书舍人。他与常■共同掌管起草诏书，常衮擅长起草授官诏令，杨炎善于起草恩诏。由于他们两人起草的诏书文字优美，时并称为“常、杨”。
杨炎以荐举贤能为己任，所以许多士人都愿意归附他。代宗时，元载为宰相，因杨炎与元载是同乡，且有才干，元载就引荐他作为自己的亲信。由于元载结党营私、贿赂公行、侈僭无度、专横跋扈、多为不法，因而被代宗处死，杨炎也受到牵连，贬职为道州司马。
革除弊政，倡行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德宗即位，商议任用宰相，崔祐甫推荐杨炎有文学才干。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也曾听说过杨炎名声，于是就起用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他上任不久，就在经济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按照旧制，凡天下的钱帛均贮存于“左藏”（国库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报数额，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实钱帛的收支情况。第五琦担任度支使、盐铁使时，京城中豪绅很多，索取赏赐不加节制，第五琦无法制止。他就上奏朝廷，请将左藏所贮全部贮藏归大盈内库，由宦官来掌管，皇帝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由此“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这样，宦官中掌管内库者有三百多人，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内库。杨炎任宰相后，决心革除积弊，就向德宗奏告说“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库，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杨炎的奏请政见，得以革除弊政，天下的人都很称赞他。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户籍制度废弛，居民转移死亡，土地买卖，财产变化，久未调查，也未重新登记造册。这时，均田制已遭到破坏，但征税时，官府不管实际情况，只凭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至此，租庸调制积弊 本节材料依据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甚久，“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到至德年间，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逼迫催促索求，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没有限度。“民富者，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而征收赋税的官吏借机对百姓进行侵夺，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姓百无四五。
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建中元年（780），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变，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可是掌管赋税的官吏反对推行。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德宗坚信不疑，使之得以贯彻实施。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报恩复仇，终罹杀身之祸杨炎作为一个被贬之官，起用为相后，仅几个月，以自己的政见开导德宗，给予有力的辅佐，很有政绩，一时受到朝廷内外赞誉为“贤相”，寄予很大希望。不久，因崔祐甫患有疾病，不能处理政事，另一宰相乔琳也被免职，使杨炎得以独揽大权。杨炎心胸狭隘，专权不久，便开始专意报恩复仇。杨炎由于对元载感恩戴德，总想有所报答。建中二年（78）二月，他先奏请实施元载生前提出的在原州修筑城堡的规划。德宗就派遣中使询问泾原节度使段秀实此举的利弊。段秀实是一个正直不阿的人，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凡安边却敌之长策，宜缓以计图之，无宜草草兴功也。又春事方作，请待农隙而缉其事。”杨炎听说后大怒，认为段秀实是在遏制自己。于是解除了段秀实节度使的职务，征召为司农卿。任命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让他率军转移到原州驻扎，派遣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崔宁各统领士兵万人作为他的羽翼，同时下诏命令泾州将士准备筑城工具。泾州将士愤怒地说“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陆宣公集》卷二二。
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为朔方军帅，法令严苛，接连杀死大将，泾州副将刘文喜就利用人们怨恨的心情，拒不接受朝命，上奏疏要求段秀实重新担任主帅，如不用段秀实就请用朱泚为帅，于是朝廷任命朱泚代替李怀光。可是刘文喜又不接受诏命。泾州有强兵二万，刘文喜以此拥兵自守，并请求吐蕃援助，当时天热干旱，人心不安，许多朝臣请求赦免刘文喜，德宗不听，命令朱泚、李怀光等军进攻。幸好泾州别将刘海宾斩杀了刘文喜，否则必然会产生边患。这些都是由于杨炎以个人喜怒撤换主帅所造成的后果。
杨炎还构陷了著名理财家刘晏的冤案。早先，左仆射刘晏任吏部尚书时，杨炎担任侍郎，二人已有不和。后元载之案，主要由刘晏审理，元载被杀，作为其余党，杨炎也受到连累被贬，因此他对刘晏深加怨恨。德宗即位后，由于刘晏长期掌管财政大权，许多朝臣都很妒忌他，就上奏书说转运使可以罢免，德宗又风闻刘晏秘密上奏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任宰相后，一心想要为元载报仇，就在德宗面前，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幹、刘忠翼同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又建议“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以便剥夺刘晏的财权。于是德宗罢免了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建中元年（780）初，杨炎又以刘晏奏事不实为由，贬其为忠州刺史。当时司农卿庾准也与刘晏不和，杨炎就任命庾准为荆南节度使。不久，庾准迎合杨炎的意图，诬告忠州刺史刘晏写信给朱泚请求营救，言语多有不满，又诬告刘晏召补州兵，想要抗拒朝命。杨炎作证说明确有其事，德宗信以为真。七月就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杀死刘晏，然后下诏赐死。朝野上下都认为刘晏冤枉。
节度使李正己多次上表朝廷，询问刘晏何罪被杀，讥讽斥责朝廷。杨炎“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遂派遣使者前往各镇，将过错推给德宗。德宗知道后，派宦官到李正己那里核实情况，果然如此，自此产生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当时隐而未发。就提升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改任杨炎为中书侍郎，仍为平章事，但不再专任杨炎了。
杨炎与卢杞二人同时执政，卢杞相貌丑陋，又无文学才干，杨炎对他很轻视，往往假托有病不和他在一起共事，议事又多有不合，卢杞因此怀恨在心。卢杞为人狡诈，为了发展自己个人的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对于不依附自己的人必欲置之于死地。于是荐引太常博士裴延令为集贤殿学士作为自己的羽翼，来图谋异己势力。
梁崇义自代宗即位以来，就据有襄、汉七州之地，拥兵自守。德宗即位后，对他进行招抚，但他态度顽固，抗拒朝命。建中二年（78）六月，德宗任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统领各军讨伐梁崇义。杨炎劝谏说“希烈为董秦（即李忠臣）养子，亲任无比，卒逐秦而夺其位。为人狼戾无亲，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杨炎坚持己见，争议再三，德宗不听。在此之前，杨炎回归朝廷时，路经襄、汉，努力劝说梁崇义入朝，梁崇义没有听从，已经图谋反叛。不久，杨炎又派自己的党羽李舟去劝说梁崇义，梁崇义顽固不听，最后终于反叛。议论的人都归罪于杨炎，认为是他促成梁崇义反叛的。此时，杨炎劝德宗不用李希烈，德宗对他更加不满。德宗又曾询问宰相，大臣之中谁可担当大任，卢杞推荐张镒、严郢，而杨炎推荐崔昭、赵惠伯，德宗认为杨炎议论疏阔，于是罢免杨炎宰相之职，为左仆射。过了几天，杨炎入朝谢恩，在延英殿问对后，急弛而归，没有到中书省与卢杞见面，卢杞对杨炎更加怒恨。不久卢杞引荐严郢为御史大夫。以前严郢担任京兆尹时，不依附杨炎，杨炎对他很不满，就指使御史张著弹劾严郢，罢免严郢京兆尹之职为御史中丞。杨炎又提拔了与严郢有矛盾的源休为京兆尹。严郢后来又因犯有度田不实之罪，改任为大理卿，当时人们感到惋惜。此时，卢杞则迎合众人的要求，又利用严郢与杨炎有积怨，故意引荐他为御史大夫。杨炎的儿子杨弘业很不成才，常违法犯禁，又接受别人的贿赂和请托，后严郢审理此案，便不遗余力，并查出了杨炎的其他罪行。
先前杨炎为修建家庙，就请河南尹赵惠伯为他出卖东都的私宅，赵惠伯就把此宅买来作为官署。严郢审理后，认为赵惠伯是“贵估其宅”，杨炎得到不少余利。卢杞召请大理正田晋处理此案。田晋认为获取余利，以索取论罪，应该剥夺他的官职。卢杞对这样判处很不满意，就将田晋贬为衡州司马，而召请其他官吏重新议罪，后判为“监主自盗，罪绞。”此外，又有流言蜚语说杨炎在曲江南修建的家庙，“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德宗听说后更加愤怒，等到台司把审讯结果呈上，下诏三司重加覆按。于是在建中二年（78）十月下诏宣布尚书左仆射杨炎凭借他文学才艺多次位居要职，但“不思竭诚，敢为奸蠢，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询其事迹，本末乖谬，蔑恩弃德，负我何深！考状议刑，罪在难宥。”为顾全大局，特加宽宥，贬为崖州司马。诏书下达后，杨炎踏上了流放的路途，途经鬼门关，他似乎已预感到前景不妙，写诗感叹“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在走到离崖州百里的地方，德宗又下诏赐死，终年五十五岁。
杨炎追随元载，被贬起用为相后从个人恩怨出发，打击报复，并陷害刘晏，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遂使卢杞得以施展奸计而罹杀身之祸。
第三十四章李晟第一节勇猛善战，名闻河西李晟（727—792）字良器，洮州临潭（今属甘肃）人。祖父李思恭、父亲李钦，都是陇右的裨将。李晟性强劲刚烈，善于骑射，喜欢读孙子兵书。十八岁从军，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部下。他勇敢超群，名闻河西，一次随军攻打吐蕃，有一吐蕃猛将守城抵抗，使唐军伤亡很大，王忠嗣大怒，召军中善射的人射他。李晟应召，引弓而射，一发而将蕃将射死，三军为之欢呼、振奋。王忠嗣抚摸着他的后背称他为“万人敌”。后又跟随凤翔节度使攻打反叛的羌人，取得了胜利，提升为左羽林大将军。在代宗广德初年，因攻打党项有功，授予特进、试太常卿。
李晟作战勇敢，很有谋略，在征战中常常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大历四年（79），吐蕃进犯灵州，当时李抱玉镇守凤翔，任命李晟为右军都将，李抱玉让他率领五千士兵抵抗吐蕃。李晟说“以众则不足，以谋则太多。”于是请率领一千士兵，迅速从大震关出击，直奔临洮，扫平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钟而还”。吐蕃军解除对灵州的包围而去。李晟因战功卓著，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官位，兼右金吾大将军，泾原、四镇、北庭都知兵马使。
李晟不但勇猛善战，而且敢于除暴安良，公正廉洁。据《金石萃编》录《李晟碑》所载，他客居武都时，有一不法豪酋作乱，杀掠平民百姓，李晟见义勇为，“与所从十数驰而射之，殪其为魁者，余党遂遁，寇所虏获积如丘山”。李晟一无所取，“椎椎牛酾酒享士而去”。不久，节度使马璘在盐仓与吐蕃军交战失败，李晟率领所属士兵，救出马璘，因有功被封为合川郡王。
李晟的早年军事生涯主要在河西、凤翔一带，他为抵御吐蕃的进犯，保卫唐朝的西北边防作出了贡献。
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第二节入神策军，讨伐河北叛军大历年间，李晟入京朝见，代宗把他留在京城宿卫，任为右神策军都将。神策军是一支朝廷禁军，创立于天宝年间。此军原为陇右的一支边军，广德元年（73），吐蕃攻陷京城长安，代宗逃到陕州，神策军由陕州护驾入京，驻守京城，才成为禁军。后又经过扩充，吸收了西北和其他军镇的地方武装，成为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神策军为保卫唐皇朝，镇压各地叛乱发挥了很大作用。李晟进入神策军后军事才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并扩大了他的政治影响。
德宗即位时，吐蕃进犯剑南，蜀中大为震惊。德宗下诏命令李晟率领神策军前往援救，李晟“逾漏天，拔飞越，廓清肃宁三城，绝大渡河，获首虏千余级”。击退吐蕃，保卫了唐的西南边防、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建中二年（78）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由于德宗决心要扫平藩镇，没有对他的儿子李惟岳的继任给予承认，而导致了对河北三镇的战争。当时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与成德李惟岳相互勾结，抗拒朝廷。田悦率军包围了临洺和邢州，德宗下令任命李晟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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