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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吴道玄》条。

    《全唐文》卷七六三。

    第三节周昉周昉字景玄(一字仲朗),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月不详。他生活于中唐时期。出身于“传家阀阅”之门,父祖曾任藩镇节制。长兄周皓受家庭尚武风气的影响,善于骑马射箭,随从名将哥舒翰西征吐蕃,在攻取石堡城的战役中,骁勇善战立了军功,因授任执金吾。哥舒翰攻克石堡城事件发生在天宝八载(749 年)六月,这时周皓的年龄当在二十岁以上。周皓是周昉的长兄,若以此来推测,周昉约生于开元(73—74)末年。

    周昉自幼不尚武功,性好属文,尤其酷爱绘画。他孜孜不倦,刻苦钻研,“穷丹青之妙”。张萱是唐代著名的人物画家,以画贵妇人见称,而周昉“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②。可见,他学绘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临摹,而是在绘画实践中有所变化。

    周昉何时进入仕宦生涯,尚不清楚。据史载,大历(7—779)中,他任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市)长史,郭子仪听说周昉善于写真,请他为其女婿赵纵侍郎画肖像。赵纵于大历元年十二月任工部侍郎,由此看来,大历初年周昉已官至越州长史了。③之后,周昉又任宣州别驾。据《新唐书·百官志》四载,上州别驾于肃宗上元二年(7)复置,德宗在位时(780—804)再次省去。可见,周昉任宣州别驾的时间是在上元二年至建中元年(780)之间。

    唐德宗修造章敬寺,闻知周昉善画,命周皓再次召请周昉画章敬寺神像。时间大概是贞元年间(785—803)④。

    至于以后的仕履情况,也就不得而知了。

    周昉的绘画艺术造诣很深,技法精湛。他以善画仕女著称,又以画佛像见长。朱景玄曾给他以高度的评价,说他“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品”。

    周昉创作的仕女画,被人誉为“古今冠绝”。北宋宣和年间(9—25),御府共收藏了周昉的七十二幅作品,仕女画计二十八件,约占百分之四十。其中有《写武后真》、《明皇斗鸡射鸟图》、《杨妃出浴图》、《妃子教鹦鹉图》、《纨扇仕女图》、《烹茶仕女图》、《吹箫仕女图》等,既描绘了统治阶级上层如唐明皇、杨贵妃等生活情趣,也反映了下层侍女的生活情景,这些题材都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饱食终日,闲散无聊的生活本质。他的这些绘画作品,都有鲜明的时代感,而且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高超的技巧。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终于成为一个卓越的仕女画家。宋代诗人黄庭坚看了他所画的《美人图》后题诗云丹青有神艺,周郎能独兼。

    图画绝世人,真态不可添。

    这可以说是恰切真实的赞美了。② 《图绘宝鉴》卷二、《太平广记》卷二一三。

    ② 《历代名画记》卷二。

    ③ 《唐朝名画录》、《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④ 参见金维诺《周昉》,《文物参考资料》957 年第 期。

    《唐朝名画录》。

    ② 参见冯立《唐代长安卓越的仕女画家周昉》,《人文杂志》982 年第 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纨扇仕女图》是周昉的仕女画代表作。在这幅仕女画长卷里,通过几组人物的活动,刻画了宫廷生活的某些侧面。

    其中有一组为四人,坐着的妃子现出了日长慵困的情景,一女侍轻轻摇扇,二女侍已为她准备好了梳洗妆具。这里所表现的是那妃子午睡初醒的一刹那情景,似乎妃子还在追忆着梦幻里的情景。那情态会使你浮想联翩华贵的服饰,娇柔艳丽的风采,显示出她的恩宠;森严的宫禁消磨着她的青春,这只能使她依靠回忆、睡梦来消蚀她心头的郁闷。周昉不是简单地用愁苦的面孔来表现她的内心世界,而是用初醒犹凝神深思的一刹那,表现了妃子的郁闷心情,耐人寻味,这正是他颇具匠心的艺术手法所在。

    周昉所画的仕女,是以体态丰厚,装束艳丽为特征的。张彦远说他的绘画“颇极风姿,全法衣冠,不近闾里,衣裳劲简,采色柔丽”。元人汤垕说“周昉善画贵游人物,又善写真;作仕女多秾丽丰肥,有富贵气。”这种艺术风格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至为相关的。

    周昉出生于开元末年,成长于天宝年间,出身于世代官宦人家的贵游子弟,经常出入于卿相之门,所接触的大都是贵族中的上层人物,很少接触闾里下层人物,这对他的艺术风格势必产生极大的影响,遂使他的艺术作品形成了一种健壮丰肥的时代风格。宋代人也作过这样的分析“世谓(周)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亦是一弊。此无他,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人纤弱者为少,至其意秾态远,宜览者得之也。此与韩不画瘦马同意。”②这种评论无疑是很中肯的。

    画佛像,也尤为周幹所长。自魏晋、南北朝以降,佛教日益兴盛,道教也很流行。寺观遍及各地,故唐代的绘画艺术以反映宗教的内容居多。但这时候的绘画与过去的明显区别是,把佛典仪范宗教画,与以现实生活为范本的人物统一起来了,使作品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吸取新的素材,因而赋予它们以蓬勃的生命力,周昉在这方面的艺术创造更为典型。据记载,周昉曾在很多寺观挥笔作画。章敬寺、广福寺、胜光寺、禅定寺、上都水月观等寺观都有他的笔迹。宣和御府收藏了他的七十二幅画卷中,其中各种天王像、老君等神像计三十二幅,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唐人张怀瓘说“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又说“其画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也。”②在画佛像中,周昉发挥了高度的艺术创造能力。《清河书画坊》记载,传闻他画的妇女像“目波澄鲜,眉无连卷,朱唇皓齿,修耳悬鼻”,不作纤弱娉婷的姿态。显然是周昉把宗教美术世俗化了。这也无疑促使绘画艺术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这方面,周昉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水月体。这种水月体是在上都有观自在菩萨画像中表现出来的,以笔法柔丽、形象端严而闻名,故后人称作水月观。张彦远说“衣裳劲简,采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③ 《历代名画记》卷十。

    ② 《宣和画谱》。

    参见冯立《唐代长安卓越的仕女画家周昉》。

    ② 《太平广记》卷二一二。

    ③ 《历代名画记》卷十。

    周昉的人物画也十分出色,写实技巧相当高。他的作品气韵生动,妙于以形传神,着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大历(7—779)初年,尚书令郭子仪请人为他的女婿赵纵侍郎画像,先请著名画师韩幹,画完之后,大家都以为形象逼真,赞不绝口。又请长史周昉画了一张,大家又齐声称妙。二人当时都颇有名气,郭令公将两张画像并挂于墙壁上,反复比较,一时难以决定二者的优劣。这时正好赵夫人回家探亲,令公问她此画何人,她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是赵郎。再问她哪一幅画得逼真,她说两画都相似,后画者为佳。又问其所以,赵夫人说“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由此,郭子仪才决定了以周昉画为优,当日送给锦彩数百匹。这个故事说明,在人物写真上,韩幹只得其形似,而周昉却能得其精神姿质,画技更高一筹。它反映了周昉能够入微地揭示出人物的心灵世界,达到以形传神的境地,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周昉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一丝不苟的。在创作时,他反复琢磨,冥思苦想,“精意至于感通梦寐,示现相仪,传诸心匠,殆非积习所能致。故俗画摹临莫克仿佛”②。传说他任宣州别驾时,在禅定寺画北方天王,连日凝思,“常于梦中见其形象”,他的功力很深,故能达到以形传神的境地。也正因为他的人物画独具匠心,其他画师临摹他的作品,都难以相仿。

    周昉虽然画技超群,名气很大,但他并不自以为是,而是虚怀若谷、认真地听取别人的意见。贞元年间(785—804),唐德宗召请他画章敬寺神。周昉初落笔时,撤去帷幕,任凭过往行人观看。章敬寺在长安都城通化门外,行人颇多,贤愚混杂。观众有的称赞他的妙处,有的指摘某处还似欠缺,七嘴八舌地评论其得失。周昉严肃地对待群众的评议,“随所闻改定,月余,是非语绝,遂下笔成之,无复瑕类,当时推为第一”③。章敬寺神像臻于尽善尽美的境地,这和他谦逊诚恳地对待群众的意见是密不可分的。

    周昉还教授了一批弟子,传授自己的绘画技艺,培养和造就了一些造诣较深的绘画人才。太原人王朏,官至荆州刺史,从小喜欢绘画,师从周昉学画,与赵博文都是周昉的高才弟子。程修己也是周昉的得意门生。周昉任越州长史时,程即拜他为师,从周昉学了二十年。周昉呕心沥血,悉心传授绘画技巧,“凡画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传其妙”。终于使他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师。唐文宗好古,召程修己于文思殿画竹障。他画的竹子栩栩如生,跃然障上,文宗啧啧赞叹,赐诗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乍睹繁阴合,再盼真假殊未分。程修己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正是周昉心血的结晶。

    周昉的绘画作品不仅在国内颇负盛名,而且蜚声国外,对东方某些国家也产生了较深的影响,特别受到了新罗人的喜爱。贞元末年,新罗国有人于江淮,“尽以善价收市数十卷,将去”。据说,至今日本还保留有周昉风格的仕女画。可见周昉的绘画艺术在国外影响之大。

    周昉的绘画对后世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来绘画者学习的楷模。后来善于画佛画的吴筠,“天王笔法师周昉,颇臻其妙”,因其天 《太平广记》卷二一三、《宣和画谱》② ③《宣和画谱》卷六。

    《太平广记》卷二一三。

    王画能传神,到了元代,他的绘画别的已湮没不闻,“独天王传于世”②。善画仕女画的杜霄,也“得周昉笔法为多,尤工蜂蜨及曲眉丰脸之态,非风流蕴藉,有王孙贵公子之思致者未易得之”③。他也承继了周昉画仕女健壮丰肥的绘画风格。

    周昉在绘画史上盛誉流播,往往见于名士诗篇中。晚唐诗人杜牧的《屏风绝句》云屏风周昉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

    斜倚玉窗鸾发女,拂尘犹自妒娇饶。周昉的绘画艺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宋代米芾在其《画史》中把他与晋代的名家顾恺之、南朝的陆探微、唐代的吴道子三人并称为人物画的四大家。

    ② ③《图绘宝鉴》卷二。

    《樊川文集》卷三。

    第二十五章李白杜甫第一节李白好任侠,喜纵横李白(70—72),字太白。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记述“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居绵州昌隆(今属四川江油)青廉乡。白父李客,不曾入仕,亦无文名。李白自幼读书,成绩卓著。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这话虽未免夸大,但《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十岁通诗书”;《唐才子传》亦称“十岁通五经”。李白少时,好任侠,且喜纵横。魏颢撰《李翰林集序》、刘全白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都称其“少任侠”。《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从这些记载看来,李白自幼为学,便异于常人。此后交游,也多豪侠之士。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沿江而下,到达江陵,结识司马承祯,甚被赏识。此后从江陵东下,历洞庭、庐山,到金陵,抵扬州。在安陆与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湖北滞留较久。在这期间,李白也与当时的一般宦游士子一样,曾经多次投书长吏,干谒求仕。其后又西入长安,小隐终南。谋官不成,复返安陆。开元二十二年,到襄阳,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此后数年之间,又与洛阳、太原、东鲁等地的道士、隐士交游,远近闻名。

    天宝元年(742),李白奉诏入京,于翰林院中待诏供奉。这时李白结束了漫游生涯,暂作宫廷侍从。此后未见重用,又遭谗毁,于是一年以后,便上疏求去。天宝三载,又离京远游。

    在这次远游中,李白结识了杜甫和高适,三人曾经周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同时,李白又从北海高天师,求仙学道。

    在这期间,李白前妻亡故,又再婚许氏,许氏亡后,又娶宗氏。这时身家多故,国家多事。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企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安危,颇多关切,虽然仍事漫游,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发生,李白避居庐山。这时永王李璘出师东巡,邀李白入幕。至德二载,永王兵败被杀,李白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又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附近)。乾元二年(759)于途中遇赦,乃沿江东还。至当涂,依李阳冰。宝应元年(72),病逝于当涂。《旧唐书·文苑传下》、《新唐书·文艺传中》均有传。

    综观李白一生,正当唐皇朝由盛转衰之时,由于初唐、盛唐出现了“贞观”、“开元”之治,朝政相当开明,一般文人学者,多半积极用世。李白年少之时,也曾抱有建功立业之志,但时值开元之末,朝政已经大坏,张九龄被黜,李林甫擅权,是由盛转衰的开始。崔群《论开元天宝讽上皇甫鎛书》 本节材料主要参考书为新旧唐书本传,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本) 和《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本),文中凡引上述资料,不再一一作注。

    云“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当安史之乱前夕,有些文人学者,对于时局,已甚不满,忧时念乱,已经形诸文字。但李白这时年轻气盛,尚多幻想,好任侠,喜纵横,误将开元季世当作晚周战国。其实,时与世异,任侠、纵横,都是行不通的。

    李白这时又希望建功之后,退隐归山,排难解纷而不受赏,颇慕战国鲁连之风。但待诏翰林不久,便不为权臣所容,“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任华《杂言寄李白》)。这时李白对于现实的认识,才稍微清醒。

    但李白在朝,为时甚短,对于朝廷、官场,虽粗知大概,而阅历尚浅,因此,他这时虽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却不似萧颖士、元结等人之忧时念乱。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隐居、出仕,在李白胸中,一直是矛盾的。永王东巡,他应征入幕,完全出于用世、报国之诚。至于最高统治者的内部斗争,他根本不懂。由此而身陷囹圄,以至流放,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李白一生的政治抱负极大,但他的实际成就只在文学,诗与杜甫并称。

    文名虽为诗名所掩,但有些文章,亦颇为世传诵。

    积极用世,不恋荣名李白早年漫游期间,所作诗文,都充分表达了布衣文人的追求仕进之心。《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都是此时有代表性的文章。《与韩荆州书》有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即其人焉。

    这是一封干谒之书,也等于“毛遂自荐”。李白年少气豪,积极求仕,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与此篇类似之文,是《上安州裴长史书》,此文有云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这篇文章,不仅年少气盛,而且吐辞命意,颇似战国纵横家言。唐代的布衣文人,写过许多投书干谒的文字,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者的笔下,其内容和风格都有所不同。李白的这类文章,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既不同于王勃等人的“怀才不遇”,也不同于韩愈等人的“不平之鸣”,而是充分地体现着一种狂放不羁的个性。

    李白写于这时之诗,与其干谒之文同一格调。例如《古风》之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鲁连之在战国,号称高士,为人排难解纷,而不受封赏。李白景仰其人,引为同调,这是他的生活理想积极用世,却不恋荣名。

    但李白这样的生活理想是不现实的,在他这段生涯中,虽然诗名大振,而投书干谒,并未见用。杜甫所谓“醉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恰可作为对他此时生活的写照。李白这时写的另外一些诗篇如《将进酒》、《襄阳歌》、《江上吟》、《梁园吟》等,也都倾泻了他的满腔愤闷之情。《将进酒》中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自是材不见用而发的牢骚;《襄阳歌》中所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罍”。也是借酒销愁的愤辞。

    “醉饮狂歌”,放浪江湖李白待诏翰林之时,处于宫廷侍从的地位,又写过一些应制供奉之诗。

    《宫中行乐词》数首,据《本事诗》所载,即应玄宗诏命之作。其遣词造语,显与前此之作不同。例如其三卢桔为秦树,蒲桃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吟水,萧鸣凤下空。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时当开元之末,朝政正在由盛转衰,玄宗本人,也由一代明君,渐变为末代庸主。此时有识者已在忧时念乱,但李白初进宫廷,所见尚浅,应诏随笔,便写出了这类歌咏升平的诗篇。还有《清平调》三首,也是同样的作品。当然,李白虽处宫廷侍从的地位,他毕竟不同于“柔媚的词臣”。尽管写了这类歌咏升平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也抒发了不同于一般侍从的情感。例如《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诗,便表白了自己一贯的思想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隐而求仕,仕而后隐,这是李白选择的一条道路。虽在“幸陪鸾辇”、“身骑飞龙”、“直上青云”之时,他也没有忘怀归隐。

    李白离开长安,再度漫游时期,由于对朝廷和官场有了一些认识,思想便发生了变化,作品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这时阅历仍浅,却已看到世事之艰难。《古风》和《行路难》中的许多篇章,都比较深沉地表达了这个时期的情感,诗风也有所转变。例如《古风》第24 首云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像这样的内容,在李白过去的诗中不曾有过。他不仅揭露了中贵人、斗鸡者之飞扬跋扈、横行霸道,而且指斥了当朝天子。“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锋芒所向,显然在最高统治者,这样的语言,是很有深度的。

    与此篇相似的作品,是《古风》第二首。其中有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上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

    这样的诗中充溢着不平和失望,与前期某些抱着幻想的作品大不相同。

    李白此时写得更为慷慨激昂的诗,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其中有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这诗不仅更充分地抒发了对于自身遭遇的愤激和不平,而且讲到李北海、裴尚书之含冤被害,最后表达了决心与官方决裂的态度。“董龙更是何鸡狗”,“见此弥将钟鼎疏”,如此云云,说明李白此时对于朝廷、世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样的作品,比从前所作,显然也更有深度了。李白在此后漫游的过程中,写出了大量的“醉饮狂歌”的作品。这些作品,和前期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也更有深度。如《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在这里,“昨日之日”的豪情壮志,“今日之日”的愤激忧愁,对比之下,已无法排遣,于是放浪江湖,也就成为必然的出路了。在他过去的诗中,虽然也曾讲过“功成身退”的话,那是以“高士”自居,功成而不受赏;而此时此刻,则是功未成而志不遂,心烦意乱,愤而远游了。

    李白退居庐山之时,又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求仙学道,在过去的作品中,曾经不断出现;而在这首诗中,也比过去更为现实,成了解脱苦闷的唯一的出路。从“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来看,李白此时颇似真有遗世不顾之意了,但可惜的是他终于受命永王李璘,以致成为终身之憾。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李白入幕永王,曾经抱有幻想,这时他又以谢安自比,以鲁连自期。《永王东巡歌》之二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里以谢安自比,虽然拟非其伦,但李白的“大济苍生”之志,始终不渝,亦于此可见。

    更能表明李白此时思想的,是《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一诗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旂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这里称永王李璘之受诏出师为“英王受庙略”,说自己之被征入幕为“如登黄金台”,篇末且有“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之语,李白一心报国的思想情感在这里表露无余了。当然,“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而身退,这也是他一贯的思想。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未能实现。他对于当时统治上层的矛盾似乎一无所知,对于前途的估计过于乐观。

    但为时不久,李璘兵败,李白入狱,随后又被流谪夜郎。他这时有《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首长诗,叙事抒怀,沉痛之至。其中有云仆卧香炉顶,飡霞嗽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这里说的“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似与前面讲的“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云云,有些矛盾;但“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当是事实。“辞官不受赏”的思想,也是始终如一的。此诗最后又云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被赦放还,李白自然是高兴的。但他此时不仅庆幸自身遇赦,而且仍在关怀国家安危。“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他的忧虑还是很深的。

    李白被赦放还之日,还写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一诗,其中说到“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这话似较为清醒。其中又说到“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云云,似乎更有所醒悟。对于进用不抱希望,对于仕途亦有戒心,则弃剑而学丹砂,也就是唯一的出路了。诗中不再讲功成身退的话,此亦李白诗歌内容的新的变化。

    对于李白晚年的遭遇及其作品,前人多所评论,与李白同时的杜甫,对他的遭遇是最同情的。其《梦李白二首》之二有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无辜受累,而名传千秋万岁,这话不仅出自友情,而且是至公至当的。

    宋人诗话之评李白者,于其晚年,毁誉参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蔡宽夫诗话》所论,较为持平。其言曰太白之从永王璘,世颇疑之,《唐书》载其事甚略,亦不为明辨其是否,独其诗自序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这里对于李白晚年入幕永王以致被罪一事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李白一生所作诗文甚富,丧失亦多,在他生前,曾以所作嘱托王屋山人魏万(又名颢)编集,“尽出其文,命颢为集”(魏万《李翰林集序》)。其后李白流放夜郎、遇赦而还之时,遇到江夏倩公,又曾将他“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最后,李白将终之日,又托李阳冰编辑其集,李阳冰《草堂集序》有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殛,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称“李阳冰录”,当即根据李阳冰所编之本。李白的“千秋万岁”亦赖此而得传。

    第二节杜甫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上,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另一伟大诗人。

    家世和早年壮游杜甫(7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河北),曾祖父杜依艺为巩县令,遂居巩县(今属河南),杜甫于玄宗先天元年(72)生于巩县。远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又是注释《春秋左氏传》的学者。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膳部员外郎,与沈佺期、宋之问齐名的诗人。父亲闲曾任兖州司马,终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杜甫对这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又有诗歌创作传统的家庭,是很引为骄傲的。母亲崔氏,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所谓“舅氏多人物”,“吾舅尽知名”,他一生中曾多次和亲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自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到十四五岁,就“出游翰墨场”。杜甫少年时期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他五六岁时在河南郾城看过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后在洛阳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宠臣崔涤堂前,听过李龟年的歌声;在洛阳北邙山顶玄元皇帝庙里欣赏过画圣吴道子画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这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当时社会名流崔尚、魏启心看到他习作的词赋,夸奖他有班固、扬雄之风。还有李邕、王翰这样的长辈也屈尊来访问他。看来他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不是吹牛。

    杜甫生当“开元全盛日”,当时农村经济繁荣,交通也很发达,所谓“九州道路无豹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许多积极追求功名的青壮年读书人中,盛行着全国漫游的风气。杜甫从二十岁左右到三十五以前,也曾经三次出游。第一次是南游吴越,江浙的山水人物,引发他无限想象。开元二十四年(73),他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失败了,于是他又带着蔑视考功郎的傲气,与苏源明等一起,到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大概这时他父亲正在兖州做司马,他在齐赵一带过了四五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几首诗《登兖州城楼》,是省侍父亲于兖州时的作品;还有《画鹰》、《房兵曹胡马》两首,以青年人的热情歌颂了雄鹰和骏马;还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诗人少年时代不平凡的抱负。

    天宝三载,杜甫在东都遇到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一带),会见了诗人高適。这是第三次漫游。他的《遣怀》诗说“忆与高李辈,论交入滔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天宝四载,他在齐鲁又与李白相见,在饮酒赋诗之外,又讨论了炼丹求仙,而且共同访问了兖州城北的隐士范野人。两人还互赠了诗篇。杜赠李的诗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赠杜的诗说“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两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杜甫一生引为“快意”的读书游历时期,到三十四岁就结束了。

    困守长安的十年天宝五载(74),杜甫“西归到咸阳”了。这时长安浪漫游乐风气尚未过去,汉中王府、郑驸马宅等贵族达官第宅都向他开过门。但他来长安的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官职。这时当权的宰相,正是以妒贤忌能、阴险奸诈著名的李林甫。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以为草野之士猥多,恐有俚言,污浊圣听。结果,这一年的科试中,布衣之士,无有第者,李林甫为了掩盖自己的恶劣行径,又表贺皇帝“野无遗贤”。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当然也无由仕进了。

    此后,杜甫生活日渐贫困。“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也难免饥寒交迫。明知干谒可耻,也不得不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乞怜。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他一面陈述致君尧舜的抱负,同时也倾诉了干谒权贵的悲愤与辛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天宝十载(75),玄宗在正月内连续三天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天地三个盛典,杜甫觉得这是展现他诗赋才华的机会,献了《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宰相出题,在集贤院考试他的文章。哪知召试的结果,只是说他“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只给了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到天宝十四载(755),才补了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他不乐就职,又赐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

    十年困守长安的生活,虽然备受饥寒疾病之折磨,却使他认清了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贵族的腐化面目,对广大的士卒人民的苦难,对国运的危机,也有了越来越深广的感受和认识,在揭露穷兵黩武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兵车行》里,他愤怒地指责“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在讽刺杨氏兄妹奢侈荒淫生活的《丽人行》里,他鲜明地点出“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最后,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长诗里,他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思想生活道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一生的政治抱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他一生忧乐爱憎的基本倾向。所以当他中夜离京城,凌晨过骊山,听见君臣们通宵达旦的歌舞的声音,便向那些享有“赐浴”、“与宴”特权的达官贵族们,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向那些享受着轻歌曼舞、珍肴美味的“神仙”们,大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最后他自己的那个“十口隔风雪”的家庭也发生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的悲剧。这时他还不知安禄山已经起兵范阳的消息,却给大唐皇朝的政局画出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从陷贼、脱险到为官、弃官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十二月攻下东京洛阳,次年六月,攻下潼关,玄宗匆匆奔蜀,长安沦陷。这个时候,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先北上三川,到了鄜州(今陕北富县),听到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及时安顿了家属,就“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被驱赶回长安。他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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