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18 (第1/3页)

史坛骁将吴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的，年纪三十左右。

    《唐会要·史馆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时吴兢在集贤院和史馆修史的记载，这时他六十八岁。他担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 本节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二《吴兢传》，《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唐会要》，《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八、二○九。

    吴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修史事业，可是在史馆修史工作并不顺利，史料记载中有他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奏表。

    刘知幾和吴兢所在的史馆，已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史馆大不相同。贞观时史官位尊权重，甄选严格，通籍禁门，优礼有加，“得厕其流者，为一时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然而其后每况愈下。史馆或因政争而动荡，或因庸才充斥、监修弄权而混乱。刘知幾在阐述辞职理由时说“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吴兢的辞职表中也有类似语言“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罢今职。”此时史官俸禄的确不高。吴兢自父亲退休之后，顿感经济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请求，“又兢父致仕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

    吴兢这一次请辞职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后提出的，时间是开元初年，没有被批准。后吴兢又以居丧为由，上三次表文，坚拒起复史职。但是，吴兢请求辞职并不说明他不重视或不热爱史官工作。从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对史官一职的宗旨及职能有相当透彻认识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说“史官之任，为代准的，..树终古之风声”，“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认识。正由于吴兢对于史官一职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作为一种抗议，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

    吴兢的另一种抗议手段是自己别撰本朝国史。既然自己的史学主张无法在史馆中实现，既然史馆中所修国史有种种歪曲、不实之处，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须自己动手别撰一套国史了。他在开元十四年（72）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从奏表中可以了解有关此事与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几年来，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已成28 卷。《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吴兢在公余时间，以个人之力撰写，该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

    第二，吴兢对自撰国史的质量是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此亦可佐证他辞史职时自述个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贬。

    第三，吴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将撰成，接近定稿，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缮写困难，因卷帙较大，个人之能力、财力均不足以承担，不得不请求官方帮助。

    身处乌烟瘴气的史馆，吴兢除了辞职以抗议、私撰以抵制外，还尽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学特色，为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特色之一尚简。

    吴兢撰史，简明扼要。他撰的史书今日所能见到只有一部《贞观政要》。这部书分专题记述贞观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礼仪、教育..等方面状况，有对话、诏诰、奏表，有事件描写，有经验总结，较系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施政方针和实践效果，是历史上对贞观之治记载最为周详扼要的著作，后人了解贞观之治必须借助此书。然而，这样一部书仅八万字左右。《旧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新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核，号良史”。可见，吴兢史笔简明这个特点，是为当时人们所公认和赞赏的。

    特色之二直笔。

    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他私撰本朝国史，就是为保留历史真相。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也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可见，吴兢最为关注、突出强调的史学特质就是“直笔”二字。

    吴兢所撰的本朝国史，实质就是当代史。他奏表上说所撰国史上限为隋大业十三年（7），一直写到他上奏表的开元十四年（72）。显然，这部当代史中的人物与现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家眷子孙在世，或是至友下属当政，甚至本人也还活着。吴兢以“善恶必书”的直笔进行褒贬，判定每个人物的是非功过，一方面固然可以展示某些人的功绩，但另一方面也会揭开某些人的疮疤，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坐立不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是秉笔直书，就必然会得罪一些人，甚至是权贵。但是吴兢坦然处之，表现出铮铮铁骨。

    可是，吴兢的秉笔直书使他遭致不少排挤和报复。吴兢自开元十四年公开披露私撰国史，并请求朝廷派楷书手缮写之后，私撰之史就成公开之史，私室之贬斥就变成公开之揭露。不久，开元十七年，吴兢“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究竟吴兢因记述何事而闯下大祸，今天已无从知晓。但从逐吴兢出史馆，将他由京官贬为地方小官来看，处分是严重的。所谓“书事不当”，即“书”了“不当”“书”之“事”，换言之，记载了权势者不愿被如此记载的事。

    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两《唐书》中《吴兢传》、《唐会要》、《宋史·艺文志》等典籍的检索，吴兢著述独撰有种，计2 卷，与人合撰有8 种，计725 卷。

    独撰有《梁史》0 卷，《齐史》0 卷，《周史》0 卷，《陈史》5 卷，《隋史》20 卷。《唐书》00 卷（或作98 卷），《唐书备阙记》0 卷，《唐春秋》30 卷，《贞观政要》0 卷，《太宗勋史》 卷，《开元升平源》 卷，《开元名臣奏》3 卷，《吴氏西斋书目》 卷，《乐府古题要解》 卷（或作2 卷），《保圣长生纂要坐隅障》3 卷，《五藏论应象》 卷。

    合撰有《唐书》30 卷（与韦述、柳芳、令狐垣、于休烈等合撰），《国史》0 卷，《唐高宗实录》9 卷，《睿宗实录》20 卷，《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 卷，《姓族系录》200 卷（与柳冲、徐坚、魏知古、刘知幾等合撰），《群书四部录》200 卷（与马怀素、元行冲、韦述等编）。千古名著《贞观政要》一部《贞观政要》，足以使吴兢千古留名。

    吴兢在《<贞观政要>序》和《上<贞观政要>表》都对写此书的背景有说明。在序中介绍说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是大唐立国以来的良相，“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对贞观之治极为景仰，深感“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于是授意他编撰本书，为的是继承祖宗的优良传统和致治方略。

    封建社会到唐代已进入繁盛期，统治阶级有了全面总结施政经验的自觉意识，并在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对统治制度、方针和政策进行系统反思了。贞观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徵、虞世南等大臣编撰《群书政要》。编撰者从历代经史子集等文献中抉摘资料，总结的是从上古至晋代的历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亲自撰写这类著作。他在辞世前终于将《帝范》3 篇完成，于贞观二十三年（49）正式赐予皇太子李治，并语重心长地对左右大臣说“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唐太宗此举自然会启发后来者。《帝范》和《贞观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书对照（《帝范》在前，《贞观政要》在后）如下《君体》——《君道》、《政体》；《建亲》——《封建》；《求贤》——《任贤》；《审官》——《择官》；《纳谏》——《纳谏》；《去谗》——《杜谗邪》；《戒盈》——《谦让》；《崇俭》——《俭约》；《赏罚》——《刑法》；《务农》——《务农》；《阅武》——《征伐》、《安边》；《崇文》——《崇儒学》、《文史》。可见，《帝范》2 篇均为吴兢所参照吸取。唐玄宗也为总结前代得失兴亡之事，撰成《开元训诫》，说明《贞观政要》的出现并非偶然。

    《贞观政要》共0 卷，分为40 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该篇的基本内容，内容相近的若干篇合为一卷，每卷大体反映一类问题。由于此书内容是分门别类编排，因而非常便于查阅和应用。

    此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对话（类于记言之书）；有诏书和奏表的原文或节录（类于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经过（类于纪事本末体）；有人物的传记（类于纪传体）；在同一篇中所记内容基本依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顺序（类于编年体）。尽管所记内容丰富、事项繁杂，所运用的体裁也相当灵活，但不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宣传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总结能够使封建皇朝长治久安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卷有《君道》、《政体》2 篇，反映的是封建“大统”问题，事涉要害，所以居全书之首。《君道》是全书的纲，各篇无论反映哪方面内容，都要归结到君王之意向指归。吴兢记载了唐太宗与诸臣论为君之道，诸如“必须先存百姓”，“必须先正其身”，“兼听”，“慎守成”等原则。《政体》篇则对朝廷机构（中书、门下等机要之司）的运转程序和政坛规范进行载录。第二卷有《任贤》、《求谏》、《纳谏》3 篇，反映的是君王对臣下应有的态度。论证了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观点。对于共同促成贞观之治的主要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均立个人小传，揭示出君臣契合才能致治的道理，揭示出“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过”的客观必然性。第三卷有《君臣鉴戒》、《择官》、《封建》3 篇，反映的是君王与臣下的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依存关系。指出了君与臣各自应有的责任与义务，阐说“君为元首，臣作股肱，..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任官惟贤才”，“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道理。

    第四卷，有《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4 篇，关注的是皇朝继承人问题。吴兢特立四篇从不同侧面细致地论证接班人问题。强调对太子、诸王要“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尊嫡卑庶”，“陈君臣父子之道”，“授以良书，娱以嘉客。朝披经史，观成败于前踪；晚接宾游，访得失于当代”。“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

    第五卷，有《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5 篇，讲的是伦理道德在求治中的作用问题，记录了太宗非常重视仁义忠孝观念的实用价值。

    第六卷，有《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9 篇，揭示统治者的个性修养对于致治的影响。吴兢特别称颂贞观年间“风俗简朴”，记录了唐太宗改变厚葬陋俗的诏书，提出“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指责此陋俗使“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宜为惩革”。第七卷有《崇儒学》、《文史》、《礼乐》3 篇，讲的是文化建设及礼乐教化问题。贞观君臣的有关议论很多，如，选拔人才“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

    第八卷有《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5 篇，反映的是治国的几条大政方针。唐太宗以重农为基本国策的认识很明确“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并指出“人君”对保证农民依时劳作负有特殊责任“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就是要求清静无为，不穷兵黩武，不徭役无度。

    关于刑法，吴兢主张“用法务在宽简”，对于死刑判决，要建立“覆奏”制度。同时，必须坚持法律的严肃性，功臣犯法当与百姓同罪。量刑之轻重亦当以法为标准，不依执法者的喜怒好恶而变化。

    第九卷有《征伐》、《安边》2 篇，关注的是军事问题，也含有如何处理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问题。吴兢记录唐太宗认真总结借鉴前代对外用兵之经验，“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

    第十卷有《行幸》、《畋猎》、《灾祥》、《慎终》4 篇。反映的是君王通常进行的两项活动和需要正确看待的灾祥和晚年问题。从吴兢选择的史料来看，他的观点是君王行幸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是看行幸的目的和内容。祥瑞灾异历来是帝王和侍臣津津乐道、百般揣摩的话题。吴兢看来是不迷信祥瑞的，他在《灾祥》篇首录唐太宗之语“朕比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但吴兢显然很欣赏灾异对君主的示警作用，如录唐太宗所云“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所以，如果对灾变能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未尝不是件好事，如魏徵所说“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全书40 篇，以《慎终》居末，与开篇《君道》呼应，颇具匠心，饶有深意。篇中录魏徵谏唐太宗《十渐疏》，语重心长，掷地有声。指出唐太宗“顷年已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故强调“战胜易，守胜难”，“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之理。《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由开元初而至开元末，其时也正是唐玄宗由励精图治渐趋安逸奢侈之时。因而《慎终》篇又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吴兢虽然对唐太宗推崇备至，但本着“直笔”准则，依然做到了“爱而知其丑”，在书中也如实记录了一些唐太宗的过失和缺点。如《纳谏》篇记他为一马暴死而盛怒，欲杀养马人。又记他曾宠信过小人权万纪、李仁发。《封建》篇记他大封皇室诸王和功臣数十人为世袭刺史。特别是《慎终》篇照录魏徵《十渐疏》，疏中将太宗在贞观初期和贞观中期的不同表现一一对照列举，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的现实毛病。当然，吴兢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撰述此书，书中提倡的“爱民”、“保民”思想，也并非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实质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

    《贞观政要》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本很及时的书，被以后的皇帝当作座右铭，“书之屏帷，铭之几案”（戈直《贞观政要序》），还被当作皇家子弟的学习教材。

    唐宪宗李纯、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都注重研习《贞观政要》，从中汲取施政经验。元和四年（809），宪宗仿《贞观政要》体例又编撰《君臣事迹》4 篇，记上古以降历代圣君贤相之事。唐宣宗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唐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很推崇这部书籍。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书，并请当代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朗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教授《政要》。明宪宗朱见深特别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内容，并且十分仰慕“贞观之治”。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贞观政要》在国外也很有影响。约在九世纪前后，这部书就传到了日本，并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注意。镰仓时代， 205 年博士菅原为长专任讲官，为幕府讲解《政要》，对当时日本政局影响很大。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5 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此后，《政要》一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流传。

    第二十四章王维吴道子周昉第一节王维王维（70—7）字摩诘，祖籍太原祈（今属山西）人。因父处廉终官汾州司马，徙家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南），遂为河东人。从小天资聪明，九岁时即能写文章，十七岁时写了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脍炙人口，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②这首诗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显示了王维超群的才华。

    青少年时的王维不仅以文章知名，还擅长音乐，尤善弹琵琶。据传开元九年（72）春，岐王把他引荐到公主家，在公主面前用琵琶弹奏一曲，名《郁轮袍》，“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大受公主称赏。又进诗若干首，都是人们素所诵读的诗篇，更令公主称奇。公主遂召试官至第，举荐他为解头，一举进士登第。③王维同唐室亲王交往较多，并很被看重。宁王李宪乃玄宗长兄，曾让太子位给玄宗，倍受玄宗尊宠，一时贵盛。一次宁王见一卖饼者之妇，长得“纤白明媚”，十分喜欢她，便给饼师很多钱，把她纳为妾，宠爱无比。过了一年多，宁王问她还想念饼师吗？并接来了饼师。她见了饼师后，“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在座的十几个宾客，皆是有名文士，见此“无不凄异”。宁王让大家赋诗，王维才思敏捷，最先赋成，诗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诗以春秋时代息夫人的故事来讽咏眼前这位无人身自由的妇女的遭遇，于是宁王乃将她归还饼师，“使终其志”。王维通过吏部释褐试，授官太乐丞，正是用其所长。后因擅自令舞黄狮子而被出。黄狮子舞是天子所用乐舞，王维擅自令舞是越格，被出为济州司仓参军。

    开元十四年（72 年）春，王维离开济州，来到洛阳候选。时韦抗知选事，见王维才学过人，遂辟举他到朝廷任职。②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张九龄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维献诗《上张令公》、《献始公》二首，受张九龄汲引，拜官右拾遗。开元二十五年（737）转为监察御史，出使河西。翌年秋，回到长安。开元二十八年（740）曾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事。天宝三至四载（744—745）任左补阙，迁库部郎中。这时，其母崔氏病故。王维平时以孝闻名，在居丧期间，他“柴毁骨立，殆不胜丧”。除服后，拜吏部郎中。天宝末年，为给事中。③至德元载（75）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王维扈从不及，为叛军所俘获。他故意服下泻药，并假装喑哑。安禄山素知其才，把他迎置洛阳，拘留在普施寺中，强授伪给事中。一次安禄山于凝碧宫宴会群伪官，召梨园弟子奏乐。时国破沦丧，梨园弟子个个哀叹流泪不止，无心奏乐。乐工雷海清更是不胜悲愤，扔下乐器，向西恸哭。安禄山恼怒， 本节材料凡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作注。

    ② 《唐诗纪事》卷十六。

    ③ 《太平广记》卷一七九。

    《唐诗纪事》卷十六。

    ② 参见王勋成《王维谪济州参军年月及行踪考》，《兰州大学学报》989 年第2 期。③ 参见杨军《王维生平的若干问题》，《西北师范学院报》，98 年第 期。把他绑在戏马殿前支解而死。王维听到此事后很悲恻，便写诗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表达了他对唐廷的眷念之意。

    至德二载（757）十月，官军收复了东都。王维以受伪官与郑虔等皆被囚禁于宣阳里杨国忠旧宅。宰相崔圆知王维等三人善画，遂召王维等三人于其私第作壁画数幅。当时崔圆功勋很大，王维等人望其救解，故“运思精巧，颇绝其能”②。后肃宗返回长安，凡朝官受安禄山伪官者，据情节不同，分六等治罪，王维被定为三等罪。因肃宗曾读过他的《凝碧诗》，嘉奖他的忠诚。其弟王缙时任刑部侍郎，又请求以己官为兄赎罪，肃宗特加宥免，贬为太子中允。乾元中（758—759）迁任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不久再迁给事中，转尚书右丞。③王维以弟王缙久任蜀州刺史，不能入为京官，于是上表朝廷说“己有五短，缙有五长，臣在省户，愿归所任官，放田里，使缙得还京师。”朝廷没有怪罪他，过了很久，才召王缙为左散骑常侍。

    王维兄弟都奉事佛道，平时常吃蔬食，不吃荤腥。到了晚年，则长年吃素食，不穿文彩锦绣衣服。他曾得宋之问的蓝田别墅，在辋口（在今陕西蓝田县境），绿树环绕房舍，为风景胜地，有华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辛夷坞诸景点，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又将诸友聚集在其田园所作的诗搜集成编，号《辋川集》。王维在京师多与名僧来往，每日施舍给几个名僧饭食，“以玄谈为乐”。他在京师的居第，只有茶铛（煮茶器皿）、药臼、经案、绳床而已。每当退朝之后，则点起香，独自一人静坐，以诵读经书为事。妻亡三十多年，也不再续娶，又无子女，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上元二年（7），王维病卒。终年六十一岁。在临终之时，王维忽然索求笔墨，写信与在凤翔的王缙诀别，还与平生亲故写了数张诀别书信，其中内容“多敦励朋友奉佛修心之旨”，写完搁笔而死。

    王维卒后不久，唐代宗因爱好文学，对宰相王缙说“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王缙上奏说“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于是将王维诗篇上奏。

    王维多才多艺，又工草隶书法，尤其以诗画著称。他是盛唐诗人的代表。王维长年在京师做官，又多与亲王贵主交接往来，文名盛极一时，被公认为开元、天宝时期的文宗。他擅长五言诗，又因他精通音乐，故其所作五言诗容易合乐，传播既广，声名亦高。王维写的近体诗，严守声律，意态豪放，他写的风景诗多是情景并胜。殷璠评价他的诗说“维诗辞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②王维在写诗的技巧上有着很高的成就，但由于他有消极遁世的思想，在其不少诗篇中，含有逃避现 《明皇杂录·补遗》。

    ② 《新唐书》卷二○二《郑虔传》；《太平广记》卷一七九。

    ③ 《旧唐书》卷一九○下《王维传》。两《唐书》本传皆云迁太子中庶子，按唐制分左、右庶子，无中庶子之官名。中疑为左或右之误。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87 页。

    ② 《唐诗纪事》卷十六。

    实的消极因素。因此，在文学史上称他与孟浩然同为“隐逸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爱慕他人诗文中的佳句，往往直接引入自己的诗文中，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文苑英华》集中的诗句；“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又是李嘉之祐诗句，故有人称“王维好取人嘉句”。唐代宗对王维的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答王缙进集表手敕》中说“卿之伯氏，天下文宗，经历先朝，名高希代..时论归美，诵于人口。”到了唐朝末年，梨园弟子仍相沿唱王维绝句，足见其影响之深。

    王维在绘画上也很有成就。他首创破墨山水画之体，务求淡雅。其画的山水松石“■似吴生，而风标特出”。他在长安千福寺西塔院的掩障上作了两幅画，一画枫戍，二图辋川，画的“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栩栩如生，妙笔传神。他对自己的绘画非常自负，常自题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又在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郑广文各作一壁画，时号“三绝”。他还在庾右丞住宅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山水画兼题记，“其山水松石，妙上上品”②。王维所创作的富有诗意的“文人画”，以后从者渐多，对他的评价也更高。宋代名家苏轼说“吴生（道子）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像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称为南宗（文人画）之祖。

    王维不仅有丰富的绘画知识，还精通乐律。有人在长安照国坊庾敬休的屋壁上画了一幅奏乐图，王维仔细看完之后，不觉笑了起来。有人问他为何发笑，他说“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迭第一拍。”人们还不尽相信，好事者召集乐工验证，“一无差谬”。

    苏轼在《书摩诘蓝田风雨图》中对王维的诗与画评论说“观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②这确实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王维诗画的艺术成就和造诣。

    李肇《国史补》卷上。

    ② 《太平广记》卷二一一引《唐画断》。

    《唐国史补》卷上。

    ② 《东坡题跋》卷五。

    第二节吴道子吴道子，又名道玄（玄宗召入禁中后所改），东京阳翟（今河南禹县）

    人。盛唐时期的杰出画家，生卒年不详。少年时孤苦穷困，起初曾从书法大家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未能成功，后遂发愤改攻绘画，渐渐掌握了绘画的妙法。③由于他的刻苦好学，年未弱冠之时，已“穷丹青之妙”④。

    景龙三年（709），韦嗣立擢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逍遥公。

    这时吴道子在其属下任小吏。他“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⑤。后来，又任瑕丘（今山东兖州）县尉。约在开元初年，吴道子不再做官，开始“浪迹东洛”。由于他能“穷丹青之妙”，在画坛上有些名气，不久即被唐玄宗召到京都长安，入内供奉，充任内教博士，并命他“非有诏不得画”。后官至“宁王友”。

    吴道子入内供奉之后，多在宫中作画，有时也随从玄宗巡游各地。一次，他随驾去东都洛阳，会见了将军裴旻和书法家张旭，三人各自表演了自己的绝技裴旻善于舞剑，当即舞剑一曲；张旭长于草书，挥毫泼墨，作书一壁；吴道子也奋笔作画，“俄顷而就，有若神助”。洛阳士庶，一时大饱眼福，人们都高兴地说“一日之中，获睹三绝”②。后来，裴旻将军居母丧，请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像数壁，“以资冥助”。吴道子回答说“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获通幽灵。”裴旻听了，遂脱去缞服，如平时装束，走马如飞，剑在手中“左旋右抽”，忽地将剑抛向高空，距地面有数十丈，落地如电光下射。裴旻举起剑鞘，不左不右，正好插入鞘内。观者数千人，齐声喝彩。吴道子看了裴旻的舞剑英姿，一时灵感大兴，遂挥毫作画，“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这是吴道子一生的杰作，“得意无出于此”③。

    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东封泰山，吴道子陪同前往。事后还至潞州（今山西长治），车驾过金桥，御路“曲折萦转”。玄宗见数千里间“旗■鲜洁，羽卫整肃”，心中非常兴奋，对左右侍从说“张说言‘勒兵三十万，旌旗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呼万岁。于是召来吴道子、韦无忝、陈闳等，命他们三人共同绘制《金桥图》。陈闳主画玄宗真容及所乘照夜白马，韦无忝主画狗马、骡驴、牛羊等动物之类，而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雁鸟、器仗、帷幕等主题部分则由吴道子主画。《金桥图》绘成后，“时谓三绝”。

    天宝年间（742—755），一天唐玄宗忽然想起蜀中嘉陵江山清水秀，妙趣横生，遂命吴道子乘驿传赴嘉陵江去写生。到了嘉陵江，吴道子漫游江上，纵目远眺，此地好山好水，一幕一景地掠过，当时的体会与感受，便深深铭记在心上，并没有绘制一张草图。当吴道子游览了嘉陵江的山山水水之后回③ 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十二。

    ④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⑤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图绘宝鉴》卷十二。

    ② 《唐朝名画录》。

    ③ 《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郑棨《开天传信记》。

    到长安，玄宗问他绘画的情况时，他回答说“臣无粉本，并记在心。”玄宗命他在大同殿壁上绘画。吴道子不是将嘉陵江山水表面罗列一番，而是把握住嘉陵江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引人入胜的境界，即把这一带的山川壮丽优美与自然特色作了高度的概括，凝神挥笔一日而成，嘉陵江三百里的旖旎风光跃然纸上，玄宗看了啧啧称赞。在此之前，大画家李将军（思训）擅长山水画，也曾在大同殿壁上画嘉陵江山水，虽然画得也十分奇妙，但却“数月方毕”，不如吴道玄画得又快又好。因此，玄宗颇为感慨地说“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②可见吴道子画技高超，笔法娴熟。吴道子不仅善于画山水画，画动物也颇能传神。他在大同殿上曾画了五条龙，“麟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真是生龙活现。《卢氏杂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吴道子去访问某僧人，欲讨杯茶喝，但此僧对他不太礼貌。他很气愤，即请来笔砚，迅即在僧房墙壁上画了一头驴，然后离去。不料一天晚上，他画的驴变成了真驴，恼怒异常，满屋地尥蹶子，把僧房的家具等物都给践踏得乱七八糟，十分狼藉。这僧人知道是吴道子所画的驴在作怪，只好去恳求他，请他把壁上画涂抹掉。以后则相安无事了。画上的驴变成了真的，固然是一种神奇的传说，但却反映了吴道子画动物具有传神之笔。

    乾元年间（758—759），吴道子尚健在。卢稜伽是吴道子的门生，“乾元初，于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后又在庄严寺三门绘画，“锐思张开，颇臻其妙”。一天吴道子见了卢稜伽的绘画，觉得他有很大的长进，酷似自己的笔法，于是惊叹说“此子笔力，当时不及我，今乃类我。是子也，精爽尽于此矣。”②由于卢稜伽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地绘画，过了一个来月，即离开了人世。由此可知，乾元年间，吴道子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至于以后吴道子的生平仕履，因史籍失载，也就无从考证了。

    吴道子长于山水画，他主画的《金桥图》令人拍手称绝。在他独自画《嘉陵江山水三百里图》的过程中，其绘画技艺更有所创新。唐人张彦远高度评价说“因写蜀道山水，始创山水之体，自为一家，其书迹似薛少保（稷）。”③陈怀瓘也称赞“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神妙也，国朝第一”④。

    吴道子酷爱绘画，具有巨大的创作热情，一生所作的壁画，仅在长安和洛阳就有三百余间，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段成式的《京洛寺塔记》等记载统计，总数也有百壁以上。在卷轴画方面，见于历代著录的有《明皇教授箓图》、《十指钟馗图》、《金桥图》、《朱云析槛图》、《群驴图》、《天王送子图》等一百五十多幅，真可谓洋洋大观了。

    唐代佛教、道教都十分流行，宗教艺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因此，吴道子的佛画艺术有很高的成就。他在东、西两京寺观作壁画四十（一作四百）余间，而且“人相诡状，无一同者”。西京兴唐寺御注金刚经院、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贤及西面降魔盘龙、小殿前面菩萨，景公寺地狱帝释龙神，永寿寺② 《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② 《益州名画录》。

    ③ 《历代名画记》。

    ④ 《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中三门两神等，“皆妙绝当时”。吴道子画中门内神，圆光最在后，一笔而成。坊市老幼，每日有数百人“竞候观之”；及其下笔之时，“望者如堵”，只见他“风落电转，规成月圆”，围观的人群见他画技如此高明，“喧呼之声，惊动坊邑，或谓之神”。他画的人物，使人感到“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②。可见，他画的人物形象鲜明，真切感人。他画人物，人体各部分比例十分精确。

    吴道子所画的《地狱变相》是其代表之作。《东观余论》记吴道子在景云寺所画《地狱变相》时说“视今寺刹所图，殊弗同。了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房之像，而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慄。”既然画中无“刀林、沸镬”的恐怖的直觉形象来辅助画面的“阴惨”，那么作品中当然要有比神灵鬼怪等更能强烈地感动人心的力量。据景云寺的老僧玄纵说“吴生（道子）画此地狱变成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③其艺术效果如此惊人，足见吴道子在佛画艺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吴道子在绘画艺术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卓然超群的成就，是由于他刻意求新，勇于创作。《历代名画记》记载了他这样两句话“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众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由此可见他在绘画艺术上不落俗套，大胆创新的精神。因此他的作品成为画师们所学习的楷模，绘画作品称为“吴家样”。故唐人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序》中品评了唐朝诸画家“近代画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惟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可齐踪于陆（探微）、顾（恺之）。”吴道子还弘扬绘画艺术，悉心教授弟子，把自己高超的技艺传给下一代，使绘画艺术后继有人。据《图绘宝鉴》和《历代名画记》记载，他的弟子很多，其中较知名的有卢稜伽、李生、张藏、韩虬、朱繇、翟琰等。韩虬“以丹青自污，学吴道玄，尤长于道释”。朱繇从师于吴道玄，也“妙得道玄笔意”。吴道子对弟子言传身带，不是让弟子们背诵口诀、研色等，就是让弟子们临摹他的画稿，或者依照他的吩咐去填染色彩。《历代名画记》便有这样的记载“吴生（道子）每画，落笔便去，多使琰（翟琰）与张藏布色。”有时，吴道子作壁画时只描一个大概，其余便让弟子来完成，在洛阳敬爱寺中，吴道子所描的“日藏月藏经变”即由翟琰完成的。吴道子的绘画艺术对唐代的绘画有着深刻影响，他被画工尊为“师祖”、“画圣”。

    《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② 《历代名画记》。

    ③ 《太平广记》卷二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