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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杨国忠与安禄山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互相倾轧，都想压倒对方，抬高自己的地位。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吏部侍郎韦见素与杨国忠坚决反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行贿，辅璆琳回京对玄宗盛言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这时，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使杨国忠颇感不安。于是，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把三镇节度使由三人分担，以便削弱安禄山的兵权，玄宗也未采纳。
安禄山为杂种胡人，由于他懂六种民族语言，初为互市牙郎，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他抓紧一切机会，厚赂朝廷来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当杨国忠在想方设法除掉他时，他也针锋相对，准备造反。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的住宅，逮捕安禄山客人李超杀之。安禄山子安庆宗因尚荣阳郡主在京师为太仆卿，他将京师情况密报其父，更加速了安禄山造反的准备。天宝十四载（755）六月、七月，玄宗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他均置之不理。十一月，安禄山伪称“奉命讨伐杨国忠”，率十五万众，号二十万，造反于范阳。
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④。这些事实，迫使玄宗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派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即赴洛阳募兵。封常清很快就募兵六万人，又断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县），加强洛阳的守备。同时，以荣王琬（玄宗第六子）为征讨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在京师募兵十一万，准备东征，十二月，高仙芝率军进至陕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两京陷落安禄山自灵昌（今河南卫辉东）渡过黄河，攻陷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继又攻下荥阳（今河南荥阳）。封常清在东都所招募的军队，未经训练，在武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一战，溃败退回洛阳，在洛阳又遭失败，安禄山进占唐东京。高仙芝帅众至陕州，看到叛军来势迅猛，遂退守潼关。安禄山占据洛阳后，打算称帝，暂缓向西进兵，玄宗才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时，唐朝廷本来应该整顿军备，加强潼关的防御力量，但玄宗的措施却适得其反。
封常清从洛阳退至潼关，高仙芝从陕州退至潼关。这是两支临时凑合起来的军队战斗力太差的结果。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却认为，封常清以叛军的声势动摇军心，高仙芝不仅放弃潼关以东数百里的土地，还盗减军士粮饷。玄宗相信边令诚，杀了封常清与高仙芝，另派因病在家的哥舒翰去守潼关。其实，封常清三次向玄宗报告战况的表文，玄宗根本没有看到。由此可见，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是战局难以扭转的重要原因。
当安禄山帅军南进的时候，他的后方也发生了危机。平原太守颜真卿在④ 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985 年版，第25 页。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举兵抗击安禄山叛军，常山太守颜杲卿在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举兵，威胁叛军的后方。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奉命东征，静边军（驻地在今山西右玉）一战，消灭叛军七千人，继又攻下云中（郡治在今山西大同）、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州东），打通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这时，颜真卿联络颜杲卿，切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还声言朔方军即将进驻河北，“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这些情况，必然是安禄山的后顾之忧。
至德元年（75）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这时，在饶阳（治所在今河北深州）一带的叛军将领史思明，为了改变对叛军的不利形势，攻陷常山，颜杲卿被俘。二月，唐新任命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军一万多人，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东），攻下常山。已经离去的史思明又卷土重来，企图夺回常山。双方相持四十余日，不分胜负。后因郭子仪援助李光弼，在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大败史思明；继又战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内），叛军全线溃败，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军守将而降唐。这时，郭子仪曾建议北取范阳，以减轻潼关的压力，但没有得到玄宗的许可。
至德元年（75）六月，玄宗急于打败叛军，收复洛阳，遂命哥舒翰出关东进。叛军将领崔乾祐于灵宝（今河南灵宝东北）西原把主力埋伏在险要之处，另以老弱兵引诱唐军东进。结果唐军中伏大败，哥舒翰投降叛军，叛军夺关西进，长安危急万分。
玄宗无可奈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卫队，离京逃命。在玄宗到达咸阳时，咸阳县令已逃跑，故而逃难的皇帝狼狈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其他随从人员，看见农民送来的粗饭，争相抢食，也未吃饱。晚上到了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随从也不断有人离队，食宿无人安排。夜间无灯，不分贵贱，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又西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北），由于所随将士饥饿疲惫，怨声载道，陈玄礼等乘机发动兵变，杀杨国忠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又迫使玄宗缢杀杨贵妃。虢国夫人虽已远走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也被追上斩首。马嵬事变以后，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肃宗命郭子仪率军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
平定叛乱至德二年（757）二月，郭子仪率部从洛交进攻冯翊县，继又攻取河东。
唐军既达关中，肃宗也移住凤翔。四月，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为皇子李俶），继续讨伐叛军。叛军到了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这就给唐军收复长安提供了机会。
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之众，逼近长安，与叛军十万人相持于长安西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这时，洛阳的叛军统治集团因争权夺利，安禄山已被杀死，其子安庆绪继位称帝。在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唐军继续东进的时候，安庆绪放弃洛阳，北走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洛阳。
乾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动九个节度使的数十万兵力进攻安庆绪。
在这些节度使中，郭子仪、李光弼的战功最多，威信最高，肃宗不愿把军权交给他们，所以不设主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全局。九节度使围邺，并引漳水灌城，安庆绪不仅遭水灾之苦，而且城中极其缺粮，甚至老鼠也成了贵重食物，一只老鼠可卖四千钱。这正是破城良机，但因兵众无主，无人统一指挥，致使史思明能够从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援邺。史思明截劫自江、淮与汾、晋运粮的舟车，断绝唐军的粮源。同时，又不断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袭击唐军，使其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
乾元二年（759）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军展开激战。正当激战之际，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敌我。一场混战，双方均遭重大损失。叛军内部又起内哄，史思明杀安庆绪，引兵还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唐军九节度使各自退回，郭子仪被命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后因鱼朝恩嫁罪于人，把邺郡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郭子仪，致使肃宗召郭子仪还京，以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驻守东京。
九月，史思明再度南下，攻取洛阳。十二月，史思明又派李归仁西攻陕州，被唐军击破。上元二年（7）二月，史思明欲西破潼关，受阻后退回永宁（今河南洛宁）。这时，叛军内部矛盾又突然激化，史思明长子史朝义利用一些将领对史思明的不满情绪，策动兵变，杀史思明，自己继位称帝。同时，又派人到范阳杀了与其争夺帝位的异母弟史朝清，还杀了持不同政见者数十人。这种自相残杀，引起大规模的内哄，致使数月之内，范阳有数千人为此而死。
宝应元年（72）十月，新即位的代宗（四月即位）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继续平定叛军。唐军东进，很快攻下洛阳。帮助唐军平定叛乱的回纥兵到了东都，大肆烧杀抢掠，死者上万人，大火多日不息。宦官鱼朝恩统率的神策军也把东京、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一带视为贼境，任意掳掠。致使这些地方“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十一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唐军追至昌乐，又打败史朝义。于是，叛军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唐，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唐。代宗赐张忠志姓李，名宝臣，并命其为成德节度使，仍统原来五州之地。广德元年（73）正月，史朝义败走莫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南），其部将田承嗣赶走史朝义，自己降唐。史朝义又走范阳，其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已降唐。史朝义部众看到大势已去，都纷纷离去。最后，史朝义带数百胡骑欲北去奚或契丹，李怀仙又穷追不舍，史朝义走投无路，自缢于林中。至此，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才被平定。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年。
第三节藩镇林立与朝廷集权的削弱藩镇林立在安史之乱中，唐朝很快失去洛阳、长安两京，唐朝廷直接控制的两支军队土崩瓦解。肃宗靠朔方军的力量取得皇帝的宝座，进而回到长安。最后，又靠各地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由此可见，唐朝廷的存在，离不开地方势力的支持。但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肃宗、代宗等人总是心有余悸，所以，他们既利用一些节度使平定叛乱，又不相信他们。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是功绩卓著的。但肃宗、代宗都对他很不放心。乾元元年（758），肃宗调动九节度使的兵力围攻安庆绪，郭子仪也在其中，肃宗命宦官鱼朝恩总揽全局，不任命郭子仪为主帅。战后，又相信鱼朝恩对郭子仪的诬陷，免其军职。后来，党项等羌人在京西不断制造事端，威胁长安。肃宗为了借重郭子仪的盛名，命其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但又不准其离开京师，使其有名无实。宝应元年（72），住绛州的朔方军发生兵变，主帅李国贞被杀，肃宗只得命郭子仪出镇绛州。郭子仪解决了粮饷问题，整顿了军纪，稳定了军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久肃宗死，代宗即位，郭子仪又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去了。
平定安史之乱的天下兵马元帅是皇子，实际指挥作战的是副元帅。最初的副元帅是郭子仪，代替郭子仪的是李光弼，后来是仆固怀恩。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阳后，肃宗相信鱼朝恩，迫使李光弼在不利的形势下反攻洛阳，结果兵败，只得辞职。仆固怀恩原是郭子仪部下大将，因其战功卓著继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因受代宗猜疑在驻地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不敢进京，后被迫叛唐，兵败病死。这些为唐朝廷立过汗马功劳的节度使尚且如此，皇帝对其他节度使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对这些节度使既要利用，又不敢相信，所以不得不采用笼络的政策。这样一来，在安史之乱中新设置的节度使以及安史旧部，就都成为拥有一定实力的藩镇了。
朝廷集权削弱在这些藩镇中，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原名张忠志）、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昭义节度使薛嵩，都是安史旧部。当史朝义最后失败时，天下兵马副元帅仆固怀恩怕平叛结束自己失去作用而不受重视，朝廷也因战争持久而感疲惫，同时，吐蕃也在西北形成威胁，都使唐朝廷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故而对安史旧部采用笼络手段，使其仍为节度使。这些藩镇，“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他们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摩而已”。还有一些藩镇，他们有时倾向于朝廷，帮助唐廷讨伐叛乱的藩镇，有时也和朝廷对抗。总之，各地藩镇的林立，严重影响了唐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大大削弱了朝廷集权。所以史家认为“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
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所谓“姑息之政”，正是皇帝对藩镇无能为力的表现。
朝廷集权的削弱，不仅使唐皇朝无力控制地方，同时也失去了边防的防御能力。安史之乱开始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大量内调，吐蕃乘机发展势力，致使西北数十州之地相继沦没。广德元年（73）九月，吐蕃又大举东进，宦官程元振根本不把边将告急的事报告代宗。十月，吐蕃破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过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代宗才有所闻。接着，吐蕃又攻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北），京师震骇，代宗才命其子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这时京师无兵可发，郭子仪赴咸阳仅带二十骑，面对吐蕃二十余万之众，当然无能为力。于是，吐蕃很快逼近长安，代宗不知所措，仓猝出奔陕州。后经郭子仪多方组织力量，才收复长安，使代宗回京。
永泰元年（75）九月，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再次东进，代宗还是无兵可发，遂召郭子仪于河中（府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使其守泾阳（今陕西泾阳），又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守东渭桥，滑濮节度使李光庭（李光进）守云阳（今陕西泾阳北），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守渭河便桥（在今陕西咸阳），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守凤翔，宦官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守盩厔（陕西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守坊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后因郭子仪利用吐蕃与回纥的矛盾，削弱他们进攻的力量，才缓和了这次危机。代宗调动各地节度使的兵力，加强京师的防御，说明唐朝皇帝是离不开藩镇的。
在经济上离不开藩镇也很明显，德宗时长安经济极感困难，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大力支持了德宗。兴元元年（784），关中因为战乱，米价上涨，“斗值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贞元二年（78），“关中仓廪竭”，禁军相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德宗忧而不知所措。不久，韩滉运米三万斛到达陕州。德宗闻讯，喜悦异常，速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六军的“军士皆呼万岁”。
德宗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藩镇的依赖局面，也曾采取过一些强硬措施，但还是无济于事。建中三年（782），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第二年九月，德宗调泾原兵往中原作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路过京师，因赏赐菲薄而发生兵变。德宗召禁兵防卫，竟无一人前往。德宗无可奈何，仓猝出奔奉天。叛军在长安拥曾任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为首，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公开与德宗分庭抗礼。幸有邠宁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兵抗击朱泚，奉天才暂时稳定。后来，李怀光也对德宗不满，与朱泚联合反唐，德宗又南走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德宗重用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他组织驻邠宁（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奉天、昭应（今陕西临潼）、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的唐军，再和从汉中出击的浑瑊部唐军互相配合，才打败朱泚与李怀光。兴元元年（784）七月，德宗回到长安，这次战乱才告结束。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新唐书》卷五○《兵志》。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以上事实，说明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下，朝廷已经没有力量自卫，更无能力消灭藩镇，但又离不开藩镇在军事上、经济上的支持。这就是朝廷既不像玄宗以前那样坚强有力，但又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
第四节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在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难于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皇帝不理政事或难于理政的时候，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染指于政，甚至左右政局。唐代的宦官专政局面也是这样形成的。
太宗的时候，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的作用也不过“守门传命而已”。中宗时，宦官的人数增加，品级也有提高，七品以上的就上千人；但衣绯者（五品以上衣绯，三品以上衣紫）还为数不多。玄宗时，宦官增加到三千多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者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②。开始在政治上有所影响的是高力士。高力士因助玄宗平定韦后之乱有功而受重用，后来直接参预玄宗理政。“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当时许多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慎矜、杨国忠、安禄山等，其所以飞黄腾达，都和他有关。甚至肃宗为太子时也呼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随玄宗逃往成都。再回长安时，已是肃宗执政，他才不能再干预政事。
肃宗时的李辅国（本名静忠），因随肃宗到灵武称帝而成为有名的宦官。肃宗还京后，“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府县政府处理问题，“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太上皇玄宗回到长安，居兴庆宫，后来他对玄宗不满，就私自把玄宗移住太极宫。上元二年（7）八月，他做了兵部尚书还不甘心，又要求做宰相，肃宗没有答应。代宗即位后，他更加专横，他公开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虽然也怒其不逊，但因其掌握禁军，也只好“乃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
接替李辅国掌权的是程元振，他因助代宗即位而掌权。代宗以他为判元帅行军司马，掌握禁军，又加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由于他“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进攻长安，他不及时反映真情，致使代宗狼狈不堪，出奔陕州。代宗“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②。可见宦官专政的程度是日益加深了。
鱼朝恩在安史之乱中即掌握重要军权，九节度使围攻安庆绪，他是最高统帅；代宗逃往陕州，他有救驾之功，因而更受重视。窦文场、霍仙鸣两个宦官，因率宦官随德宗逃往奉天，也逐步掌握了禁军。宪宗虽然是奋发有为的皇帝，但最后也被宦官陈弘惠所害，继位的穆宗也为宦官所立。这更进一步说明宦官在政治上有愈来愈大的作用。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
第五节“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以后，政治**日益严重，到顺宗、宪宗时，他们也想有所作为，进行一些政治改革，这就是顺宗时的“永贞革新”与宪宗时的“元和中兴”。
永贞元年（805）正月，顺宗在病中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第一，罢宫市。宫市是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德宗晚年，宦官在市上购买宫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宫中无用的东西换取高价货物，常以值百钱之物强取数千钱之货，甚至有以驴负柴的农民，驴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钱者。可见宫市对长安市民是一灾害，大大影响市场的繁荣。顺宗罢宫市，无疑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第二，罢五坊小儿。五坊是指宫中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儿经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榨人民的财物。他们到处张网捕鸟，甚至把网张在住户门上，不准其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允人们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钱物求谢才罢。顺宗为太子时就知道这些情况，做了皇帝，罢五坊小儿，也为人民减少一害。
第三，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盐铁专卖是朝廷的重要收入，盐铁使专门经营这项业务。后来，增加了所谓盐铁月进钱，也就是在正课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羡余钱，供皇帝私用。顺宗取消这项额外收入，当然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四，欲剥夺宦官的兵权。安史之乱以来，宦官掌军权的为害相当严重。顺宗命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权。但由于宦官有所准备，未能如愿。
第五，抑制藩镇的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人到长安，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王叔文严词拒绝。
以上改革，虽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七个月），许多政治问题也积重难返，改革派很快失去权力，所以，改革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未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元和中兴”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③的盛况。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
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庄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以上情况，都说明宪宗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元和十四年（89）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閺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这就是说，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广大农民的逃亡，影响生产的发展。所以，他向宪宗指明“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但这些根本问题，宪宗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
《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论》。
第九章唐皇朝的没落（元和末年以后），唐末农民大起义宪宗以后，藩镇林立与宦官专政的问题还在继续发展，另外，又增加了朋党之争和南衙北司的斗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面对各种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统治集团**无能，束手无策，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唐皇朝的灭亡。
第一节唐皇朝的没落朋党之争朋党之争就是官僚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派系斗争。唐朝晚期的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两派之间的对立。元和三年（808），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极力指责时政之失。主持考试的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对牛僧孺、李宗闵大加称赞。但由于宰相李吉甫的反对，韦贯之等人都被贬官。这可以说是朋党之争的开端。元和九年（84）十月李吉甫死，其子李德裕继续与牛僧孺、李宗闵持对立态度，朋党之争也就愈演愈烈了。
朋党之争表现在各个方面，凡有机会，他们就互相攻击。长庆元年（82），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以书要求照顾与自己有关者，结果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极力攻击礼部所取进士都没有才学。李德裕支持他们的攻击。牛党的李宗闵因其婿苏巢被取，也成为被攻击者。
太和五年（83）九月，吐蕃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副使悉怛谋率众奔赴成都，向唐投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接受其降，并派兵占据维州。但宰相牛僧孺却极力反对，迫使李德裕交还维州，送回悉怛谋，致使悉怛谋及所有降唐者均遭吐蕃残杀。
李德裕是因其父李吉甫为宰相的关系而飞黄腾达的。所以，他认为科举取士未必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公卿子弟熟悉朝廷的礼仪制度，有利于从政。反之，他又认为通过科举入仕者，主司与门生之间有“谢恩”、“答拜”等烦琐的礼节，还有曲江会、雁塔题名等各种活动，都没有必要，应该罢去。他明确表示“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勿庸置疑，这是把矛头指向李宗闵、牛僧孺等通过科举入仕者的。
朋党之争，从宪宗到宣宗，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帝，四十年之久。两派之间，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区别，也并非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利害冲突，而是两派政客争权夺利的斗争。李德裕和牛僧孺、李宗闵都曾多次为相，互有胜负，但不管哪一家胜利，都没有改变唐朝每况愈下的局面，反而更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南衙北司的对立南衙是指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北司是指宦官集团。在玄宗以前，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宰相手中。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宦官不仅掌握军政大权，而且还操纵皇帝的废立。这时，稍有作为的皇帝，就想利用宰相压制宦官；宦官也不甘示弱，总是伺机反扑。南衙北司的对立就是这样形成的。
早在顺宗时，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夺取宦官的军权。但由于大宦官俱文珍等竭力反击，致使王叔文等很快失败。王叔文无可奈何，只得吟杜甫的《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 《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
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求自我安慰。
文宗很想有所作为，他“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敬宗时每月视朝一二次，他每逢单日就视朝，以致群臣对他寄托很大希望。这就决定他对宦官专政的局面必然不能容忍。
文宗想利用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的力量，打击宦官。太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于紫宸殿上朝，在百官站定以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报告，左金吾听事后石榴树夜有甘露，宰相李训、舒元舆率百官向文宗祝贺出现了吉祥之兆，并劝文宗亲自前往观看。文宗派宰相前往察看，李训看后向文宗奏道，不一定是真甘露。文宗遂派仇士良、鱼志弘率宦官再去察看。仇士良发现韩约有脸色异常而流汗的表情，还发现有执兵器的伏兵，遂慌忙迎文宗还宫。李训急呼韩约所部左金吾兵上殿，杀宦官十余人，其余宦官在与金吾兵奋战中随文宗进宫。仇士良等立即调动禁军五百人进行报复，对中书、门下官员大肆屠杀，以致“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李训、舒元舆、王涯、贾■等，不管是否参与此事，均遭逮捕被杀。你死我活的所谓“甘露之变”，以宦官的胜利宣告结束了。从此以后，宦官更加专横跋扈，政治也更为**了。
朋党之争、南衙北司的对立、宦官专政等各种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唐末的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在各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时候，唐朝统治集团虽然也有个别人看到问题的严重，想有所作为，但也孤掌难鸣，无济于事。就整体上说，统治集团的**有增无减。政治上的**，又在进一步加深社会危机。
敬宗“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淮南节度使王播为了要求恢复他失去的盐铁转运使职务，向大宦官王守澄送钱十万缗。敬宗很快恢复了他的职务，虽然谏官屡争，但敬宗置之不理。
有些宦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意诱使皇帝骄奢淫逸，不理政事。会昌三年（843）六月，大宦官仇士良年老离职，其同党送其还私第，他向同党传授政治权术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他就是这样“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的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来庸庸碌碌的皇帝自然更加玩物丧志了。
由于佛教的盛行，寺院财产的增加，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武宗曾经灭佛。但宣宗就反其道而行之，又修复寺院，增加僧尼。懿宗更加崇佛，咸通十四年（873）三月，他派人到法门寺迎佛骨，群臣多有谏阻，甚至有人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敬宗宝历二年。
《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敬宗宝历元年。